本文是在2016年夏季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的世界大会上讨论的文章第一部分的初稿。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梳理当今世界主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趋势，并为接下来的历史时期提供一个阶级斗争的分析视角。本文起草于2015年10月。
本文发布于RCI（革命共产国际）官方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
2016年的到来伴随着中国股市的暴跌，全球投资者为之恐慌不已。这种紧张形势折射出资产阶级对世界经济陷入新一轮衰退的担忧。资本主义是一部繁荣与衰退交替上演的历史。这种循环将持续到资本主义终结的那一天，就像一个人在死亡之前仍然呼气和吸气一样。不过，在此之外，我们需要辨认出较长的历史阶段内发展或衰退的大趋势。每一阶段都有各自的不同特征，这些特征会对阶级斗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v）及其当代的模仿者们试图通过一种较为机械的方式来诠释资本主义的发展 。当下，康氏的理论正变得流行起来，因为该理论预测每一次经济衰退之后必然伴随的是一段长期的复苏过程。这样的预测对那些拍破了脑袋想要理解危机的本质并且寻求解决之道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可谓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当今世界正处在经济、金融、社会、政治、外交以及军事等等全方位的危机之中。危机的主要原因资本主义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生产力。经合组织（OECD）预测未来五十年之内世界经济不会有快速的增长。OECD）预测未来五十年之内世界经济不会有快速的增长。繁荣与衰退的循环将会继续，但是经济发展总的趋势是不断下行的。在这种大环境下，人民群众将不得不面对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情况将会更糟——阶级斗争的火焰将因此燃遍世界。
新一轮经济衰退
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的虔诚策士都得出了和马克思主义者相同的结论，尽管他们慢了几拍，并且视角仍然被自身阶级所局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悲观情绪从他们自己预测的经济“长期停滞”这点上看就可见一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说，全球的经济危机将比之前出现的间歇性混乱更为严重，大多数主要的经济体应该做经济长期处于低增长状态的准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道确实令人沮丧。他们已经数次降低了对经济发展的预期。在有关2012年的经济预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评估了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到202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将下降6%，欧洲下降3%，中国下降14%；新兴市场也会下降10%，世界经济整体将下滑6%。在过去的四年里，工业国家的增长率也没有超过2%。
相比于从2001年到2007年发达国家2.2%的长期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从2015年到2020年，这一增长率平均下来将下降到仅仅1.6%。当然，这是假定了在此阶段内不会出现大的滑坡，但是这种假定恰恰是很难成立的。无数种迹象表明，世界范围内将会出现新一轮剧烈的经济衰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说：“雪上加霜的是，中期增长前景也变得更为艰难。我在一年前确切提到了‘新型平庸化’这个趋势，即长期的低增长的风险正日益逼近。高负债，低投资和脆弱的银行将继续给发达经济体增加负担，尤其是在欧洲。并且许多新兴经济体在危机后的信用和投资繁荣后，也将持续面临产业结构的调整。
拉加德警告，中国经济的放缓将对那些严重依赖中国对他们原材料需求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她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可能会出现商品价格走低情况，尤其是大量出口的生活日用品。她很怨念低迷的生产率阻碍了经济的增长。但是这样的解释却也什么都解释不了。
拉加德还警告说，“危机正在日趋严重，我们需要新的策略。”不幸的是，她也无法告诉大家新的策略究竟是什么。但是国际货币基金仍然只能拿出他们旧时的策略老调重弹：呼吁新兴市场的政客们“实施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通过外国资本家的掠夺打开他们的市场，使国有财产私有化，劳动力市场更加的“灵活”：即拿工作，工资和工作环境开刀。
危机的本质是生产性投资——这是任何繁荣的关键——在不断萎缩。尽管不景气的经济正处于缓慢恢复之中，但是投资支出估计比危机前的水平还要低。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达到它所能承受的极限，或者说其实早就超出了。这从上一阶段遗留下的堆积如山的债务可见一斑。多少年来，跨国公司往“新兴经济体”大把砸钱，但鉴于生产过剩对经济的影响，最近也放缓了速度。
资本家已经对制度失去了信心。他们坐在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堆上盘算着怎么把钱用出去。不过，当他们连现有的生产力都消耗不完的时候，再大笔投资去促进生产又有什么意义呢？投资的减少同时也意味着劳动生产力的停滞不前。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仅为0.6％。资本家的投资只是为了获取利润，但那必须建立在他们出售的商品拥有市场的前提下 。而他们不愿投入足够的资金来发展生产的根本原因，就是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过剩危机。
资本家们正竞相在世界各地最大限度地降低劳工实际工资，以此来促进生产，而不是向新工厂，机器和技术投入资金。然而一味减少需求只会加剧矛盾，反过来导致投资的进一步萎缩。
根据国际货币组织的预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15至2020的年均潜在产出增长率在1.6％左右。这比过去七年的发展速度略有提高，但比起萧条期前潜在产出每年2.25％的增速，也还是差得远了。而即使是这个数据，相比现代工业，科技和技术的巨大潜能，也是少得可怜的。反观当下，经济在龟速前进，发展前景不甚明了。
下跌的物价和低利率，这在平时是喜闻乐见的，现在却成了致命的危险。它们是经济停滞和需求萎缩的反映。利率在过去的十年里不断下降，已经跌到谷底，甚至变为负值。据英格兰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霍尔丹（Andy Haldane）所说，这已经是5000年来所达到的最低利率了。
低增长，低通胀和零利率构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长期经济停滞的基本特征。工业化经济体的经济引擎很难在这样缓慢的速度下运转下去，那样不可能维持太久。一些资本家的谋士们认为，当今全球经济面临的危机要比自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来得严峻。
霍尔丹于2015年9月的所做的讲话很准确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担忧。他警告说，“近年的动荡说明我们陷入了危机三部曲之中：其一是2008-2009的盎格鲁-萨克森（意指以北美为主的）危机，其二是2011-2012的欧元区危机，其三便是我们当前正在经历的新兴市场危机。”
资产阶级的问题在于，他们对如何走出衰退或者减弱其影响已然是黔驴技穷。当下一轮衰退来临（不是来不来，而是何时来）的时候，他们是真心缺乏应对的手段。因为利率已经很低很低了，而不断上涨的债务必然导致货币大水漫灌停不下来。马丁·沃夫（Martin Wolf） 不情愿地承认，“我们找不到能够应对当前形势的手段。”
全球债务与金砖四国
危机以来全球债务不断攀升。目前只有少数地方得到了金融救助。债务水平可谓是史无前例的。政府债达到了和平时期（战争除外）的最高点，家庭债和企业债则达到历史新高。危机爆发前，各国的债务均处在上升状态。2007年美国的债务达到了GDP的 160%，英国则为200%。葡萄牙2009年的数据为226.7%，2013年仍高达220.4%。目前美国的总债务达到了GDP的269%，历史上只有一次达到过这么高的水平——处于大萧条的1933年左右的数据为258%，之后迅速跌落到180%。
撙节政策的全部目的就是要降低债务水平，特别是国家债务。然而现实的情况差之千里。2015年2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报告显示，自2007年以来，全球债务增加了57万亿美元，从GDP的269%增加到了286%。世界经济的各个部门的债务都在上涨，政府债增长尤为快速，年均增速为9.3%。每一个国家的国债（或称“杠杆”）都不断攀升。少数几个依赖中国或者石油价格的国家虽然一度降低了自身的债务水平，但是好景不长，近两年来债务下降的势头戛然而止。世界经济被沉重的债务大山压的喘不过气来，陷入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停滞的两难境地。
所谓的金砖四国经济体正面临危机:巴西、印度和俄罗斯都在困难之中。事实上,巴西和俄罗斯经济都在衰退。所谓的新兴市场的经济放缓程度将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剧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这些经济体的潜在经济产出虽然在通往危机的路上仍然会扩张，但其增速将从2008-2014年间的6.5%在未来五年内下降为5.2%。
这些经济体的增长，是阻止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展到让世界经济陷入更加深度衰退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过去的五年里，所谓的新兴市场占了全球经济增长80%的份额。这些市场，尤其是中国，在经济衰退之前和之后都起到了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作用。先前当西方盈利渠道匮乏的时候，他们是一片重要的投资天地。
但是现在形势发生了逆转。新兴市场从支撑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要素，变成了可能会拖累整个世界经济的威胁。不仅仅是传统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大幅上升，新兴市场的债务也膨胀到前所未有的规模。麦肯锡公司的研究表明，新兴市场的债务总额上升到2013年底的49万亿美元，占2007年以来全球债务增长的47%，是2000年到2007年间其占全球债务增长份额的两倍多。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外汇储备(资本流动的关键指标)来看，2014年的新兴市场遭遇了自1995年来的首次年增长下降。这些资本流入市场就好像血液流向一个需要输血的人。没有一个稳定的资本流动，所谓的新兴经济体在投资基础设施和扩大生产时将没有钱来支付他们的债务和财政赤字。
英国广播公司（BBC）还引用来自国际货币和银行业研究中心(ICMBS)的数据称:
“自从08年以来，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推动了债务的上升。以中国为例,其债务上升幅度高居第一。若不包括金融企业，中国的债务已经增加了72个百分点水平，远高于其他新兴经济体。报告还提到，土耳其、阿根廷和泰国的债务也有显著的增加。”
报告的作者对新兴经济体感到非常担忧：“他们也许就是下一次危机的震中。尽管发达市场的杠杆水平较高，最近在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的杠杆化速度也着实令人忧虑”
最重要的一些资本外流来自于快速堆积债务的国家。举例来说，2007到2013年间，韩国债务占GDP比例增加了45%；与此同时，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台湾分别经历了83%，49%，43%和16%的债务增长。
这些经济体增速减缓或者正在经历一个经济衰退期，未来更猛烈的经济衰退正在酝酿。
中国的困境
最严重的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急剧减缓的时期。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减缓一方面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需求的持续衰落，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衰退。这种情况一定会转化为世界贸易的严重萎缩。辩证地看，每件事都是相互联系的(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所以，疲软的需求和市场导致疲软的生产和投资。疲软的投资使得复苏乏力，这反过来使需求更为疲软。
中国工业的爆炸性增长可以从2010到2013年的统计数据中看出来，中国消耗了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都还多的混凝土。但是中国工业巨大的生产能力并没有世界范围内的需求增长来与之相应，因此产能过剩危机就成了命中注定的结果。
2007年之前，全球的需求被信贷和房地产驱动，特别是在美国和西班牙。这种模式破产了，需求被中国所取代，因为它在基础设施建设和银行贷款方面投入了数十亿。超过4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由投资构成，这增进了生产力，拉高了对原材料的需求，但也积累了巨量的过剩产能。
西方泡沫的破裂开始于2008年，中国政府不得不抽出大量资金来刺激经济，这反过来导致了在中国经济的各个层面出现了巨大的投机泡沫和巨大的债务积累。这个泡沫正处在破裂的过程，其影响是深远的。中国正在走日本的老路，即长期经济停滞的道路。中国经济的减缓，反过来意味着商品价格的雪崩，重创了“新兴经济体”。更重要的是，中国代表16%的世界总产值和30%的世界经济增长量，当中国经济减速，世界经济也减速。
中国的产能过剩正在钢铁及其它工业产品中漫延。资本市场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债务累积，人们担心过热的资本市场将会崩溃。超过一千个铁矿矿井正处于崩溃的边缘。《金融时报》预测：“为了尽力平衡经济，使经济增长由投资支撑转向由消费支撑，中国潜在产出的增长可能缩减得尤为厉害。”
中国总理李克强告诉美国大使，他通过三个指标来判断经济增长：电力消费，铁路货运量以及银行贷款。基于此，利用这三部分的经济数据，法托姆咨询公司（Fathom）的经济学家编辑了一个“中国发展指标”。这个指标显示，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可能低至2.4%。铁路货运量急剧下降，电力消费实际上变化平平。增速下滑导致的结果是，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中国已经六次下调利率。同时，中国也在使人民币贬值以刺激出口，这加剧了它和美国的贸易冲突，并且在其它地区制造着不稳定因素。
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已经冲击了所谓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那些严重依赖中国的。对于中国增速放缓的担忧，也在中国国内体现出来了，尤其是股票市场的下跌。当局用2000亿美元介入以稳定市场，但最终也不得不放弃。恐慌情绪已经笼罩了投资者。“如果我们不进行改革，中国经济将缓慢走向崩溃”，北京一所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陶然说道，“我们过去二三十年经济发展的成果将毁于一旦”
日本第二大证券公司——大和公司的研究部门，做了此前无人涉足的研究并发布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它认为全球经济崩溃，是不折不扣地由中国经济灾难引起的，这还是最好的情况。报告还说，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将是“有史以来最严峻的”。
世界贸易
对世界经济最严重的威胁是再次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世界贸易在过去几十年的增长以及国际分工的深化（“全球化”）充当着世界经济的发动机。通过这些方式，资产阶级在局部以及一个短暂的时期克服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但现在所有这些因素都转向了反面。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欧盟，欧洲的资本家（最初被法国和德国领导，现在被德国独自领导）试图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只有一种货币——欧元的市场。马克思主义者者们预测这将会失败，并且第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将会导致旧的民族分裂与敌视冲破统一市场关系的掩盖而沉渣泛起。
欧元相对美元急速贬值的危机反映出了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希腊的经济危机只是欧元瓦解和欧盟分裂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这样的发展将会对全世界的经济产生很严重的影响。这就是奥巴马催促欧洲各国不惜一切代价解决希腊经济危机的原因，他明白欧盟的解体将会导致美国自身的危机。
2015年标志着连续五年的新兴经济体的平均增速的下降，世界经济的发展由此被拖累。在2008年之前，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世界贸易总量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在这之后的３年，增速下降到了２.４%，在2015的前六个月，它经历了自2009年以来最差的表现。
在过去，贸易是促进生产的一个主要因素，但现在不再是了。从2013年开始，每1%的全球经济增长只产生了0.7%的贸易增长。在美国，从2000年起制造业的进口占GDP的份额就再也没升高了，而在这之前的10年里该份额是翻了倍的。
结论是毫无疑问的：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在变慢。经济增长的引擎——世界贸易，正在停转。世界贸易总额在2015年的5月下降了1.2%，在2015年的前五个月下降了4%。多哈回合谈判已经持续了14年并且实际上被放弃了。相反美国正在围绕自身的帝国主义利益建立一个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同盟。相关国家最近在协商签署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参与国共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但是这充满了争议。这需要被众多国家批准，包括美国，能否达成仍未可知[1]。奥巴马面临着议会的强烈反对，该协议可能不能在他在任期间被批准。
不平等
马克思预言的资本集中程度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它已经创造了空前的阶级不平等。庞大的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真正地能够掌握全世界人命运的富人手里。
年轻人、妇女和少数族裔过多地承担了危机的后果。他们是最先被解雇的，也是工资降得最厉害的。危机加重了不平等和性别歧视，在人民中的落后阶层中滋长了对少数族裔的种族主义、仇视和不满情绪。
年轻人正在经历几代人以来最惨淡的经济前景。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承认这一点。年轻人收入和就业率下降得最厉害。年轻人接受的各阶段教育都受到了削弱，为了金融资本的利益，教育事业被无情削弱和私有化了。大学正越来越成为少数特权人群的保护地。
大部分年轻人没有了上升机会，而在过去这些机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引起社会不稳定并引发社会爆炸的主要原因。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中，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世界各地也到处在酝酿着类似的暴乱。
放眼世界，满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反贫穷的慈善机构乐施会发表的报告表明，世界上最富的1%人口占全部财富的比例，从2009年的44%提高到了2014年的48%，然而，最穷的80%的人只拥有5.5%的财富。2015年底，最富的1%所拥有的财富（50.4%）已经超过了剩下99%的人口所拥有财富的总和。
资产阶级中的开明人士深谙贫富分化对其制度的威胁。经合组织指出经济问题之外不能忽视的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乐施会（Oxfam International）执行理事Winnie Byanyima指出，2008-2009大衰退之后的财富集中是“危险的和亟需逆转的”。
善意的改革家敦促各国领导人解决不平等、歧视、社会排斥以及气候变化和其他人类面临的迫切问题。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样的奇迹如何实现却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一个接一个的峰会和会议，一个接一个的演讲，一个接一个的决议。但什么都没有改变。
永久性撙节
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衰退将伴随若干的微弱增长周期，同时经济困境也将愈演愈烈，换句话说，永久性撙节将成为常态。这是战后五十年时间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从未经历过的新景象。其政治后果也将大为不同。
我们已经说过无数次，资产阶级每次维持经济平衡的努力都会破坏社会和政治的平衡——这正是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的状况。持续的经济衰退创造出新的经济困境，并冲击着旧有的平衡。过去被认为一成不变的东西消逝了，现有的社会状况及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遭到了广泛的质疑。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超过61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估计，未来五年失业人数仍将不断攀升，到2019年将超过2.12亿。ILO认为“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特征是低增长率、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混乱”。如果我们把那些在非正式部门的边缘就业人群计算在内，世界失业人口将不少于8.5亿。这个数字本身已经足以证明资本主义已成为社会发展难以容忍的障碍。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通过削减工资和养老金来降低危机期间累积的债务水平。然而撙节政策在大幅降低生活水平的同时，却没有对债务积累如山的情况造成实质性的改观。群众在过去七年所被迫承受的痛苦牺牲并没能消除危机，相反的是，情况却越来越糟。
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正统的货币主义者都黔驴技穷了。已经相当难以承受的债务水平仍在无情地上升，经济增长因此步履维艰。政府和公司正试图把负担转嫁给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来降低自己的债务水平，而这样做必然加剧社会关系的紧张，并促进各阶级的政治觉醒。
经济危机的政治后果
然而，我们面临着乍一看令人费解的矛盾情形。最近，银行家和投资家们在弹冠庆祝他们顺利地度过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躲过了诱发革命的危险。这样出乎意料的结果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愚蠢且不合时宜的沾沾自喜。
资本家们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对辩证法的基本认识——一切事物都迟早会走向它的反面。在表面的平静之下，百姓对包括富人丶高官和特权阶级在内的政治精英的愤怒正不断滋长。现状引发的民怨沸腾中就埋藏着革命运动的火种。
辩证唯物主义一个基本观点是：人的思想意识常常是落后于客观事件的发展的。但是当群众的思想意识迎头赶上时，剧变也随之而至，这就是一切革命的规律。在很多国家，政治意识的革命性变化开始显现了，并且已经冲击着政府机构和政党体制的核心。不可否认的是，往昔的记忆对政治意识的塑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要破除群众头脑中旧的改良主义幻想仍需时间。不过在各种事变的轮番冲击下，群众觉悟是会有一个迅速和明显的提升的。沉浸在早已成为过眼云烟的旧政治意识中只会徒增伤悲，马克思主义者要做是立足当下的社会进程，为未来做好准备，而未来必将是与过往经验迥然不同的崭新篇章。
为了走出危机，群众在一个又一个政党身上寻求出路。这批领导人上台了，旋即下台，这项执政计划出台了，不久又被抛弃。政党被选上台，便很快背弃人民的期望，对竞选时许下的诺言大打折扣，于是很快名声扫地。主流意识形态的根基动摇了。政客们早上名扬天下，晚上就可能遭万人唾骂。剧烈变革的日子不远了。
对现存政治体制的愤恨日益增长，甚至超过了对暂时的经济形势的不满。人民不再相信政客们的讲话和承诺。政治体制和政治党派的根基发生了普遍的动摇，幻想在不断破灭。整个社会中充斥着普遍而深重的怨愤。不过，这种怨愤目前难以得到有效渠道来有组织地集中爆发。
在法国，社会党赢得了最近的议会选举。不过奥朗德总统的支持率跌到了1958年以来历任总统中的最低，并且社会党在最近的地方选举中遭遇了严重挫折。在希腊，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Pasok）下台了，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取而代之。在西班牙，左翼政党Pedmeos崭露头角。苏格兰国民党（SNP）也兴起了。在整个英国，我们见证了科尔宾的异军突起。这些现象无疑显示，社会上的不满积压已久，人民正在寻找突破口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人们担心当下的撙节政策或许并非暂时的应急之策，而是对生活水准的持久性打压。在希腊丶葡萄牙和爱尔兰这些国家，撙节政策已经导致名义工资和养老金大幅下降，然而赤字问题并未因此得到解决——人民在危机中忍受的苦难和贫穷无异于徒劳。
在最近的爱尔兰公投中也发生了相同的事情。几个世纪以来，爱尔兰是欧洲天主教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教会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绝对的掌控。然而同性婚姻在公投中的通过（62%赞同）对罗马天主教廷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击。教会对政治与人民生活的干涉遭遇了普遍的抗议。这显示出爱尔兰社会正在经历根本性的变革。
美国
美国是唯一有些许复苏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这一复苏显得孱弱乏力。去年记录在案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存量（未售出的存货）增加。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增速正在放缓，而日本和欧洲已经进入了增长缓慢期。2015年7月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所有预期都是负面的。因此，被过度吹捧的复苏就根本不剩下什么了。
世界经济特别是所谓新兴经济体的虚弱使美元变得抢手，因为它仍然被视作危机时代的避风港。但是美元的强势对美国来说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会给予对手贸易竞争优势，同时损害美国的出口。去年美国的进出口下降反映了世界经济的总体虚弱。
美国的危机正在加剧社会的分化。奥巴马政府被认为是失败的。事实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反建制的言论在很多美国人中引发共鸣，这反映了千百万美国人民所遭受的忽视和异化。左和右的两极分化正在加剧，世界其他地区也在经历类似的过程。
特朗普的反动言论紧扣那些被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忽视的人们的心弦。他高涨的支持率对于共和党领导层来说是一个打击，这一党派正在面临危机和分裂。
美国总统选举显示了一个极有趣的社会进程。由于美国政局瞬息万变，我们当然不可能对结果做出准确的预测。媒体几乎全部聚焦在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身上。美国统治阶级似乎不可能放心把事务交托给一个反动的小丑和笨蛋，尽管他们过去曾经做过两次类似的事情，如让罗纳德·里根和乔治·W·布什当总统。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希拉里·克林顿当然是一个比较稳妥的赌注。
但是，比特朗普或克林顿的选举远为重要的是，公开宣讲社会主义的伯尼·桑德斯得到了众多支持。伯尼·桑德斯逐渐成为民主党总统提名的一个严重挑战者，这是社会上酝酿的不满和骚乱的征兆。他对亿万富豪阶级的抨击和对“政治革命”的号召与数百万群众发生共鸣，他的政治集会参加者数以万计。
“社会主义”一词现在在主流媒体上正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201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18岁到29岁的人群中有49%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只有47%的人对资本主义持有正面态度。2014年6月的一项最近的调查表明，47%的美国人会投票给社会主义者，其中30岁以下的人69%的人都赞成社会主义。
包括许多年轻人和工会正式会员在内的大量人群，现在急切地想听到伯尼·桑德斯的消息。的确，他的提议很类似于北欧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即便如此，这也是一个显着信号，表明美国社会正在发生某种转向。
伯尼·桑德斯倾听到了人们对建制派丶百万富翁和华尔街银行家的政府的仇恨情绪。世界经济衰退已经动摇了美国的根基。五分之一的美国家庭现在生活在贫困中或贫困边缘上。自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差不多有570万人沦为最低收入阶层。
美国政府夸耀失业率水平已经降低到了5%。但其原因并不是经济增长，而是劳动参与率的降低。如果这些工作的或者致力寻找工作的人所占的比例和2008年一样大的话，那么失业率将超过10%。工人被迫从事低收入的无保障的工作。
伴随着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日本陷入衰退，美国增长率在整个“复苏”期间徘徊在微不足道的2到2.5%之间，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胜任新的繁荣的引擎了。在过去的时间里，发达工业国家依赖于“新兴市场”得以支撑起全球经济，然而现在这一选项已经不复存在。
欧洲
欧洲大陆的人们逐渐意识到这一事实：政府的撙节政策并不只是暂时的应急之策，而是对生活水准的永久性打压。在希腊丶葡萄牙丶爱尔兰等国家，当局政策已经严重削减了名义工资和养老金，然而财政赤字的问题却没能因此解决。因此，人民所受的所有贫穷和折磨都变得毫无意义。
欧洲正在面临长期的低增长与通货紧缩。在这样的环境下，试图降低债务的举措将变得比我们以往经历的更加“艰难和血腥”。作为一个整体，欧盟区的经济仍然没有恢复至2007年经济危机前夕的水平，尽管一系列本应促进增长的因素都已具备：低油价，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本应刺激出口的欧元的疲软态势。
然而，极低的通货膨胀率，并不是经济健康的表现，而是一种慢性疾病；它反映出消费者需求不足的情况——这是巨大的债务积累和收入下降的恶果。它致使经济以螺旋式下行，并将最终导致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因此，他们正在商议进一步削减银行储蓄率，以及加大量化宽松政策的执行力度。
针对这一现状，欧洲央行的主席德拉吉（Mario Draghi）写道：“经过上世纪70至90年代的萧条期，欧元区现在的成员国曾历经5至8个季度才恢复至危机前的实际产出水平。在最近的衰退——被公认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衰退——之中，美国经济整整经过了14个季度才恢复到了危机前的巅峰水平。如果我们的货币评级是正确的，欧元区将等到31个季度后才能回到它在危机之前的产出水平——也就是在2016年。”
就连这都已经是一个过度乐观的评价。在现在衰弱的状态下，欧盟对外部冲击十分敏感。中国经济增速降低以及“新兴市场”所出现的危机，正在对德国产生着全方位的破坏性的影响，因为德国是向中国出口机械制品的国家之一。由于在2014年，出口总额是德国GDP的45.6%，这个唯一可能成为欧洲经济复兴的驱动力的国家，不再有能力胜任这个角色。
增长率越低，债务负担就越重。这是希腊的教训。在这些状况下，债务拖欠和金融损失将接踵而至，破产和倒闭的洪流随之冲垮一个又一个的国家。
这场经济困境已经加深了欧洲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并刺激了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难民危机，以及谁要为此做出补偿的问题，则是激化所有这些矛盾的催化剂。它已经令德国和之前几乎等同于德国殖民地的东欧国家（波兰丶匈牙利）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冲突。
在组建银行业联盟的问题上，法国和德国被困在一个矛盾的处境。法国正在努力推进这一计划，而德国则屡屡阻挠。柏林的人们实际上并不乐于担保其他国家银行的正常工作，他们觉得这就像一个有着良好信用的人将自己的信用卡借给已经破产过好几次的邻居去使用一样。
尽管其总理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已经做出了让步，对于希腊进行经济救援的方案仍未得到表决通过。如果要实行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等人提出的削减政策，他将步履维艰。因为这会导致国内的工人反对工资削减和私有化，使得希腊的阶级斗争渐趋白热化。在某个时间节点，这必将在希腊政府内部掀起一场危机，“三驾马车”（注：欧洲委员会丶欧洲央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会受到新一轮冲击，由此希腊脱离欧元区的隐忧将重新浮现，欧元区将再次陷入危机。
另外，英国对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即将到来。首相卡麦隆（David Cameron）所代表的保守党执意反对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这场谈判必将十分艰难。卡麦隆必须显示出他已经赢得了欧盟方面的某些实质性让步，而默克尔则必须表现出她对他没有丝毫退让。
欧盟的扩张已经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停滞状态，它已经不再吸收新的东欧国家作为成员国。在欧盟向乌克兰开出拉近关系的空头支票之后，不幸的乌克兰现在孤立无援，逐渐衰弱。此外，边境控制再一次被加强，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正在走向它的对立面（离散化的程度甚至要高于我们的预期）。
欧洲的危机正在造就人民意识形态的剧变，2015年12月法国的地方选举说明了这一点。极右翼政党国民前线（National Front）成为了第一轮得票最多的政党，而社会党（Socialist Party）紧随前总理萨科齐（Sarkozy）的保守派共和党排名第三。然而选举中最大的一派竟然是那些没有投票的人（高于50%）。这显示出，法国的一大部分人口与国内所有主流党派都已经同床异梦。
2011年，西班牙的右翼政党人民党（Popular Party, PP）赢得了选举。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之前由工人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PSOE）执政的“左翼”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令人民失望的削减政策，从而导致了人民党的巨大胜利。然而随着左翼政党Podemos党的崛起，我们又看到了相反的进程：它在18个月内从一无所有发展到拥有了数以万计的党员。
在西班牙，骚乱和极端化的进程仍在加剧。12月的普选徒劳无功。人民党已经失去了大多数支持者，政府也陷入了濒临重新选举的境地。Podemos的议会席位从0增长到69位，该党获得的广泛支持已经对统治阶级造成了威胁。
Podemos的蓬勃发展集中反映了人民对整个现有政治秩序的巨大不满。现在，人民也许并不确切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但他们非常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Podemos的领袖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对银行家和富人直言不讳的批判，以及对他称为“一个种姓”(La Casta)（注：这是意大利记者的一本书，该书揭露了意大利当局的贪腐行径）的政治当局的公开谴责，正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愤怒。
确实，Podemos的领袖所提出的政见是模糊和不明确的。这折射出人民现阶段的意识仍然只是刚刚觉醒，逐渐开始参与政治生活，因此Podemos在人民中的发展起码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多少阻力。然而，如果它始终不能明确自己的观点，Podemos最终将步入毁灭。很快，它就必须要确立它的立场，以及它计划要走的路。
以上所述的所有这些过程，都会在全球的经济大衰退推动下得到加速。欧洲将面临的局势将类似上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而非二战结束后的稳定和繁荣的数十年：左翼和右翼的激烈竞争伴随着社会和政治的长期动荡。然而，当今局势与当时也有着显着的差异。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已经截然不同。
这说明，欧洲的资产阶级将要面临一个无从脱身的困境。他们迫切需要废除半个世纪以来工人阶级所赢得的一切改革成果，而工人阶级却一定会反抗到底。正因为如此，在风雨飘摇中，这场危机仍将延续下去。
唐纳德·图斯克的预言
在欧元区的相对贫困国家和相对富有的国家里，失业人群数量如今存在很大的差距。在危机之前，欧洲几个大经济体中的失业率大致相当。
在2016年里，欧盟将会打着“巩固财政”这面蛊惑人心的大旗，试图加速实行削减和紧缩的恶性政策。老资本战略家能看到这种情形下隐藏的危险，他们已经得出与马克思主义者们相同的结论。在2014.6.15日的金融时报中，专栏作者Wolfgang Manchau警告说，欧洲正处于“破产和政治暴动的持续威胁下...最终，危机后的总调整要比20年前日本所面临的情况远为严酷，在这种情形下，我期望政治情况得到实质性的反转。就算去杠杆化（减少债务）可能有效（这事也很难说），它也不一定会对政治造成影响。只有通过减少政治的不稳定，他们才能制止财政不稳定的加剧。
最近，欧洲理事会负责人丶波兰前总理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声称，比起希腊危机的财务后果，他更害怕它所造成的政治传染病。
他说“我真的害怕的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传染病，而非财务上的传染病。在我们欧洲，有史以来最大的几场悲剧都发生在多边极端势力之间组建战术联盟之后。如今，我们肯定会看到相同的政治现象。”
就是这同一个图斯克，曾经伙同默克尔一起强迫齐普拉斯签订残酷的大规模撙节政策条款，包括削减养老金丶增加税收，并对希腊价值500亿的公共资产进行私有化。还是这同一个图斯克，后来抗议道，他无法接受 “齐普拉斯或者希腊受到了惩罚，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希腊”这种说法。
但是图斯克同样提及了他对于左派的担忧。他相信这些左派势力正在提倡在欧盟经济模式外“有可能建立的激进左翼幻想。”他申论，这些左派领袖正在推动放弃如“节俭”这样的欧洲传统价值，以及过去对欧盟有助益的自由派市场经济原则。
如同全世界的年轻人一般，欧洲青年遭受到特别严重的打击，失业率久高不下。今天，在德国这个区域内最大经济体里，青年失业率达到7.1%。在意大利，在所有25岁以下并正寻找工作的人们中，有40%仍然无法找到工作。同样的情况在法国是24%而英国是17%。更有甚者，在西班牙和希腊青年失业率都高达45%。
统治阶级完全了解这个情况对他们系统所造成的威胁。伦敦经济学院学者Reichlin说道：“在意大利有一大批面临永久性事业的年轻人，这将会造成政治上的压力。意大利的反对派虽然目前仍然是松散脆弱的，但是这并不一定会一直持续下去。”
谈及齐普拉斯，图斯克认为左翼领袖的火爆言辞，再加上数个国家内的高青年失业率，是一个极具爆炸性的组合。他说：“在我看来，今天的氛围相似于1968年后的欧洲。我可以感觉到，虽然不是革命性的情绪，但也是某种广泛的焦躁不安。当这种焦躁不安不再是单一个人的，而是一整个社会经验到的感受时，这也是革命的序幕。”
希腊危机所造成的冲击不止是在希腊国境内能感受得到。欧洲一体化的理念已经崩溃。在谈判桌上，德国就如同一位独裁专断的乐团指挥家。默克尔毫不忌讳的表现出自己实际上正在指挥着整场演出。以往幻想着自己与德国共同主宰欧洲的法国资产阶级，如今对自己的各种忧虑也不愿太过着重于自己的考量。这些紧张将会随着危机的深化而加剧。
资产阶级民主作为一场骗局的事实已经毕露于千万大众之前。默克尔清楚的宣布：人民公投和选举一点实际价值都没有，欧洲真正的主宰者们，银行家和资本家们，将会不顾多数民意的继续做出所有决定。同样的，齐普拉斯可鄙的让步也暴露了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局限。
这是一个充满战争丶革命与反革命的时代。但这并不如各个宗派们所想象，是有着法西斯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立即性危险的时代。当然，如果劳动阶级长期无法提出解决出路，那统治阶级将会朝着反动的方向前进。但是由于阶级势力对比的改变，这也不会以过去法西斯政权的姿态表现出来，而是以某种波拿巴主义政府所呈现。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无法在免于触动内战（而且没有把握获胜）的情况下，立刻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权。
统治阶级迟早会确定民主是他们无法继续享受的奢侈品。但是他们目前首先会一步步地小心翼翼的侵蚀民主权利并朝向议会波拿巴主义前进。但是在资本主义危机下，一个反动的波拿巴主义政权将会非常的不稳定。它无法解决任何事，大概也不会持续多久。它只会为更大的革命浪潮铺路，就如同希腊于1967-1974年间的军政府被革命所终结。我们必须对如此的发展做好准备，绝不能让我们被事件的发展所打乱了。
英国
多数群众将科尔宾（Jeremy Corbyn）选为工党领袖，使得英国的局势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事态正朝着苏格兰人民矫首以盼的方向发展，从苏格兰民族党（SNP）的迅猛发展中就可以看出当地人民对政治当局的反抗趋势。这一趋势并非走向右倾而是走向左倾。它所表达的并非民族主义，而是对领导议会的疲弱精英阶层激烈的仇恨。工党之前由于自身在阶级之间扮演着懦弱的和事佬角色,仅仅被视为当局的一个傀儡。
科尔宾的当选本身是是一系列事故巧合的产物。但黑格尔指出，事故巧合恰恰阐发了历史的需求。科尔宾当选一事在哲学上应该归属于事故巧合的范畴——这事可能发生，但也很可能不发生。但它一旦发生,便会改变整个局面。
从他第一次出现在电视辩论时，科尔宾与其他候选人相比就显得与众不同。他所代言的政治立场更新鲜,更诚实丶更激进丶更符合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真实愿望。这些人已经受够了现状，亟需表达他们对当局的抗议。
在大选之前，工党表现出的生命力十分微弱。但科尔宾运动改变了这一形势。这正是大势所需的催化剂，促成了社会不满的集中爆发。此前这种不满积压已久，人民无处求告，完全没法指望右翼主导的工党。
科尔宾的当选揭露了英国社会的缺陷:人民大众没有任何突破口来表达他们积压的不满和挫败。科尔宾的当选是工党重获新生丶走向左倾的开端。这对于统治阶级而言有着致命危险，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摧毁这一趋势。
几十年来,右翼主导的工党是现有体制的顶梁柱之一。如今要抛弃这根顶梁柱，统治阶级不可能不经历激烈的挣扎。议会工党(PLP)本身就构成了资本主义体制的第一道防线。在这场挣扎中，议会工党（PLP）中属于布莱尔派的大多数议员直接代表银行家和资本家们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惜一起代价迫切地想要摆脱科尔宾。分裂工党的战阵蓄势待发,这将造就英国政坛的全新形势。
不仅工党,保守党也遭受着分裂,尤其是在欧盟的问题上。英国全民公投的结果很难预测,但英国退欧会对欧洲和英国造成相当严重的影响。这将加速欧洲离散化的进程,最终可能导致欧盟土崩瓦解。另一方面,如果英国离开欧盟,亲欧盟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将会要求再一次发起独立公投,这可能导致英国的解体。
保守党的裂缝将深化,可能导致反欧洲一体化的右翼分裂出去，与反欧洲一体化且反移民的英国独立党（UKIP）联手，组成一个比保守党更加右倾的波拿巴主义独裁君主党派。在另一个极端,布莱尔主义右翼分子显然在力图分裂工党。尽管他们和资产阶级都担心此举的后果,到了某个阶段，工党右翼可能仍然在所难免地被迫分裂出去，进而联合保守党“左翼”和自民党¬以某种形式参与国家政府的组建。
这似乎是英国统治阶级防止科尔宾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的唯一手段。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策略。它会导致极端的两极分化,推动工党进一步左倾。一次深刻的危机过后,工党将恢复元气，筹备组建工党政府。高级官员们已经威胁说如果科尔宾政变上台，就会立即在英国打开阶级冲突与革命危机的突破口。
从现在的事实看这个危机和工党的分裂,这将为马克思主义倾向提供更大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仍然是赢得青年的支持并且教育他们。这将为我们为提供利用时机壮大力量所需的干部人才。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危机，当下的局势中蕴藏着剧烈而迅猛的转机 。我们只有期待这难以预料的一刻。时局可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随时改变。
所有的这些事件都反映了社会内部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被托洛茨基恰当地描述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分子”积累过程:过程中一系列的微小变化逐渐积累,直到它到达临界点时,量变将促成质变。
资产阶级的幻想
随着苏联解体与冷战的结束，一幅光辉灿烂的前景呈现在欧洲资产阶级的面前：永久的经济繁荣，不断加快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使得欧洲（在德国控制下）的边界一直扩展到乌拉尔地区为止。陶醉在如此壮丽的美梦中，欧洲资产阶级不断地被诱使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在一些敏感地带的国家主权。欧元区的诞生，可能是其中最显着的例子。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没有政治上的联盟，财政上的联盟是不可能的。我们断定，欧元只有在经济环境有利的条件下才能维持，一旦遭遇经济低靡，所有的国家之间的敌对将重新出现，欧元体系将会在相互指责与争吵中崩溃。二十五年后，预言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马克思主义者明确支持废除所有的边界限制，实现欧洲统一。然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欧盟无疑是一个保守反动的乌托邦。布鲁塞尔与柏林施加于希腊的野蛮措施就体现了这保守反动的一面。在银行家与资本家的统治下，欧盟一直推行经济撙节政策。一个非选举产生且不负责任的官僚集团却能够控制民选政府的政策并且驳回其决定，欧盟对希腊左翼激进联盟政府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例子。
与北约和美帝国主义结盟之后，欧盟在世界范围内也扮演了非常反动的角色。它干涉了巴尔干半岛事务，并在南斯拉夫的非正常解体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密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不曾给捷克与斯洛伐克留一点商量余地。它与美帝国主义介入乌克兰地区，导致了当地目前的灾难性的混乱。所有这些都基于德国帝国主义的利益。作为欧盟真正的主人，德国一直力争恢复其在东欧与巴尔干半岛地区的统治地位。
在欧洲其他帝国主义势力中，当初老牌的英国与法国，现在位居德国之下。但是，在非洲丶中东与加勒比海仍然持有帝国主义野心的他们，让然在欧盟旗帜下在这些地区从事帝国主义活动。法国和英国领导了对利比亚的轰炸行动。英国是美国对伊拉克的非法入侵中最活跃的同盟国。而现在，法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扮演了相似的角色。它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人利己，当然是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
与欧元一样，申根协议也是欧盟的奠基石之一。这一协议减少了欧洲国家之间运输货物的时间与花费，因为卡车不必再等很长时间才能通过边界线。它对游客和住在边界线附近的人也有益处，因为护照与签证不再必需。它也省去了浪费在废弃边界的无意义的巡逻费用。这一协议有望成为促成欧洲同盟的关键一步。
1955年，申根协议消除了签约国之间的边界限制，并且达成了26个国家之间的通用签证政策。但是现在，欧洲进一步一体化的进程已经发生了逆转。难民问题尖锐地暴露了欧盟的危机。
欧洲难民危机
2015年11月的巴黎大屠杀表明难民危极最终从中东波及到了欧洲。同时，由于对战争丶饥荒和压迫的恐惧，成千上万的绝望的人逃到了欧洲，使得欧洲各国政府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事实上，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难民危机，而不仅仅是中东问题。在2014年底，全球范围内因战争丶对少数族裔的迫害和人权受侵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数量已接近6000万。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世界危机的形象反映，这种制度无法给人最基本的人权——生存的权利。来自叙利亚丶阿富汗和全球其他战乱和贫困地区的难民潮导致对更加严格的边境控制的诉求。
德国总理默克尔很快就对那些在敲她门的穷苦难民们张开了双臂。在一定程度上，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将人们（很多来自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发自内心的同情资本化的企图。对于普通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不会被那些银行家和资本家冷漠的算计影响，而是始终表现出对穷人和受压迫者的同情和团结。另一方面，大企业是支持开放性政策的，不是出于同情别人的痛苦，而是作为一种确保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手段。
然而，默克尔的善心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德国期望在2015年接收一百万以上的难民。但是对德国移民避难所的袭击在不断增加，同时增加的还有“另一个德国” （Alternativ für Deutschland）之类右翼反移民政党获得的选票。现在，默克尔恳求土耳其不仅要阻止难民潮，还要遣返他们。柏林迫切要求欧盟按比例分配移民，这一建议在伦敦和布达佩斯都没有得到热情响应，在华沙和巴黎也被断然拒绝了。
欧盟成员之间出现了尖锐的矛盾。法国和奥地利当局指责罗马默许（甚至鼓励）寻求庇护的人离开意大利，并威胁要关闭他们与意大利的边境；事实上，法国对这一威胁付诸了行动，在6月下旬短暂的关闭了其边境。德国，欧洲最富有的国家，是一个能够承担大量难民的地方。其他国家没有那么幸运。意大利和希腊的难民比大多数国家都多。他们一再要求欧盟提供更多的资源并且出台移民配额制，但这些呼吁无人理睬，中欧和东欧国家立即拒绝了配额制的提议。
现在的问题是：申根协定究竟是做什么的，它使得移民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通行。即使在巴黎事件之前，欧洲理事会的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说：“毫无疑问，申根的未来岌岌可危而且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收复外部边界的管控权。”巴黎的袭击为政府出台“临时”边境管控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不仅是对法国，还有其他国家包括德国和瑞典。
整个欧洲越来越不安，而且对欧盟的不信任和敌意也在与日俱增。在欧盟残暴的对待希腊之后，越来越多来自欧洲南部国家反对撙节政策的工人和青年政党开始反对布鲁塞尔。在另一个极端，欧盟同时遭受着来自德国，法国，芬兰，丹麦和欧洲北部其他国家的右翼丶反移民和民粹主义政党的反对。
国家维护边境管控或围墙的时间越长，欧洲的开放原则被破坏的就越多。德国丶法国丶芬兰丶丹麦丶瑞典和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和反移民政党的崛起，给欧洲各国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要求关闭边境。申根协定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如果它没有被完全废除，原先在欧洲自由通行的“神圣原则”也会被修改到所剩无几。
在重新引入边界控制的问题上，成员国正在被赋予更多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有或没有申根的改革，机场丶火车站和汽车站都会配备更严格的警方控制。而且这已经在发生了。移民法将收紧，使得移民更难获得福利。像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类尚未加入申根国的国家会想要严格的管理权。波兰和匈牙利（德国帝国主义的附庸国）现在在难民问题上正与柏林发生直接冲突。
申根协议的破坏必将导致人们自由流动的减弱——而这却是欧盟的重要基石之一。一旦一个基本原则被削弱，更改其它原则的大门便开始敞开。人们自由流动的撤除或削弱是弱化商品自由流动的前奏。再加上欧元的崩溃（这完全是可能的），正如我们所知，这将是欧盟的末日。欧洲统一的梦想将会荡然无存，剩下一副空壳。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国界大陆的想法仍将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欧洲一体化是历史的必然和发展的使命，如果要实现它，只有靠欧洲的工人推翻银行和垄断的独裁统治，并且以社会主义欧洲为基础建立起一个符合人民自由意愿的联盟。
国际关系
在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经历的时期没是没有历史先例的。过往总有三四个超级强权在欧洲或全世界范围争夺霸权。因此以往的国际关系多半是由长时期的权力平衡和不时的战争所构成的。
经济上的不稳定，也表现在更剧烈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国际关系正在经历自二战以来最紧张的时期。自苏联瓦解後，美国帝国主义在各地表现极具侵略性的扩张趋势如:巴尔干半岛丶中东丶中亚丶北非丶巴基斯坦，以及近来的非洲，造成了一个混乱局面。
托洛茨基在二战前就预测:美国会成为统治级世界强权。但也加注道其强权的根基同时也混入了炸药。911恐怖攻击就戏剧性验证了这个预测。
美国於1945年确立了自身为世界强权的统治地位。美国崛起的同时也伴随着欧洲帝国主义力量的崩溃。二战摧毁了日本与西欧。尽管受到了来自苏联力量的威胁，美国在经济丶军事丶政治上仍占据统治地位。
如此不安定的平衡被建立起来并持续约半世纪。权力不在伦敦丶巴黎或华沙，而是在莫斯科与华盛顿。这个时期的美国无法介入如:伊拉克丶叙利亚或南斯拉夫这些苏联影响范围内国家的内政，遑论干预乌克兰丶格鲁吉亚等当时还是苏联一部份的地区。
然而苏联在20多年前的瓦解完全改变了整个局势。受制於内部危机与大规模抗议浪潮的压力，莫斯科被迫撤出东欧，苏联主导的华沙条约组织也告终止。然而北约仍然继续存在，持续对俄罗斯造成潜在威胁。
19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曾向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作出口头承诺，保证西方无意将北约往东方扩张到苏联势力范围内。这是个谎言。过去二十年，美国已经有系统地把北约往东方扩张，并把先前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几个国家纳入其阵营之中。
南斯拉夫解体的背後是德国与美帝的计谋。对南斯拉夫人民来说，这是完全反动的发展。对俄罗斯来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就算俄罗斯派遣军队驻扎南斯拉夫，他们也只能无助的旁观丶容忍西方势力进入当地接管。
在过去，我们看到全球性矛盾通常会导向世界级大战。但是这不再是可能的出口。世界上各个力量的势力对比杜绝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但这不代表和平时代的到来。相反的，这些矛盾会通过一系列的无休止的小战争所爆发出来，导致骇人的流血和混乱。
尽管美国仍然保持有强大的力量，但它早已不是所向无敌的。美帝分别在阿富汗丶伊拉克战争中暴露自身的极限。就算是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可能直接干涉世界上无数的冲突。当公众舆论急剧转变反对对於外国的干预时，美国将很快在经济和政治上感到无力。目光短浅的小布什集团对此教训完全无感，但他的继任者则经历了更加痛苦的学习过程。
俄国与美国
在美帝的催促下北约挺进到俄国的边境。巴尔干半岛和波兰先後加入北约。但美国人试图拉拢格鲁吉亚可说是下错了棋。俄罗斯挥军瞬间击毁格鲁吉亚。美国人反过来被羞辱了。俄国人夺走大量华府提供给格鲁吉亚统治集团的武器装备，连马桶座也不放过。
对美国来说这个警告再明白不过了。克里姆林宫怒喝:"到此为止，不准再进一步!"。但美国的统治集团是"三不猴"，即所谓”不见不闻不言”。2013底，当德国准备从乌克兰收兵时，麦坎与共和党同盟却跳出来逼奥巴马介入。他们想对俄罗斯报格鲁吉亚的一箭之仇，让格鲁吉亚加入欧盟与北约。但认为普京会不吭一声接受乌克兰损失的想法是愚蠢至极的。他们更荒唐地指望普京拱手让出克里米亚，这个俄罗斯海军在塞瓦斯托波尔有一个大型军事基地的地区。
在极端国族主义和法西斯份子的奥援下，基辅的右翼政变成功地推翻了亚努科维奇政府，但他们的行为也让乌克兰掉入经济崩溃与内战的深渊。但可预料的是，西方对乌克兰人民的承诺并没有兑现。而尽管他们舞刀弄枪语带威胁，他们也没有挺身而出对抗俄罗斯。
对俄罗斯进行的制裁并没有削弱它的政权，反而是强化了它。普京的地位在乌克兰危机与美国制裁前还算不是强而有力的，但是美国采取的“惩罚俄罗斯”的一系列举措却导致了与预期完全相反的结果。普京得以乘着"爱国主义"浪潮顺势而行，一度享有逼近90%的支持率。
表面上，普京的地位得以在乌克兰与叙利亚危机中收益似乎是十分诡异的。而西方试图孤立普京的努力付诸东流。现在的普京是叙利亚的司令官。纵使美国强硬地对其持续基於克里米亚与乌克兰事态发展的仲裁，我们也能自信地预见，欧洲同盟们会安静的放弃仲裁行动。危机重重的欧洲经济需要俄罗斯的市场与天然气，而欧洲资产阶级也同样需要俄罗斯来收拾叙利亚的残局，结束无止境的难民潮。
但如果深入去看，情况很明显的不像我们看到的那麽稳定。俄罗斯经济因原油价格下跌与西方的仲裁每况愈下。实际工资也开始走低。中产阶级无法再享受在伦敦与巴黎美妙的周末，但它咕哝两句，却毫无作为。受到俄罗斯官方对於乌克兰说辞的影响，俄罗斯工人对乌克兰法西斯与极端国族主义的行动心生反感，让普京能利用他们对东乌克兰兄弟姊妹们的同情，使他的民众支持率飙升。
一时之间普京也许还能咬着权力，但一切事物都有其极限，而历史最後会把帐给结清。经济危机快速地让许多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尤其是在圣彼得和莫斯科之外的地方。群众虽然有耐心，但是他们的耐心也是有极限的。於2015年底发起的长程卡车司机罢工，就能看到这个极限是那麽明显。也许这是个些微的病徵，但俄罗斯工人会用严重抗议和罢工方式来表达不满，也只是早晚的问题。
普京有足够的自信在叙利亚发动军事进攻，打得西方国家措手不及。因此，这位常被西方咒骂的「国际流氓」成为了今天在决定叙利亚命运的实际主宰者。
奥巴马跟克里不久前还气极败坏的怒斥克里姆林宫掌门。然後转眼间普京在联合国亮相成了焦点，甚至公开地与美国总统一起出现，媒体更争相报导了两人一次绝不温馨的握手。
普京在叙利亚的主要目标是巩固阿萨德政权并确定其持续的做为有力盟军，并要阻止伊斯兰主义叛军前进，以防它们靠近西边阿萨德所支援的，俄国军事基地的主要地区。至少我们能说，普京表现了明确丶不含糊的意图。这也产生了他强悍的形象。
奥巴马的情况正好相反。他正面对着一个分歧严重的国会以及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他敏锐地察觉到介入伊拉克战争是多麽危险，而美国人民也厌倦在外国的冒险行为。这不是基於和平及人道主义考量，而是他竭力避免美军力量进入叙利亚的原因。
美国对叙利亚政策存在矛盾的原因不难看出。目前唯一对叙利亚圣战士采取认真军事行动是俄国与叙利亚阿萨德的联军。而唯一在伊拉克对伊斯兰国(ISIS)采取认真军事行动的，除了只在自己领域活动的库德族人外，不是伊拉克军方和美国後援，而是伊朗支援的什叶派民兵和伊朗军方。
事实上，美国人已经被迫承认了这一点，并接受了俄罗斯和伊朗提出的让巴沙尔·阿萨德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当权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奥巴马不得不与伊朗在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以及他们在国会中的共和国朋友们所仇视的核武器方面达成协议。总之，他得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这也让他看起来很软弱。俄罗斯的领导人在启程返回莫斯科前认定了在叙利亚方面美国会像对待乌克兰一样地行事——也就是不会做出任何大动作。他的认知是正确的。
俄罗斯加倍往大马士革运送武器，大量提供输入枪支和装备。他们发动了一系列针对伊斯兰国和其他目标的空袭行动。俄罗斯的空袭有效地改变了战场上的势力平衡。这迫使在此之前三心二意且只寻求遏制却不是击败伊斯兰国的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加紧轰炸行动。因此，俄罗斯一步步地逼退美国外交。在叙利亚，华盛顿不得不丢开面子接受莫斯科的条款。这不仅是在叙利亚，而且是在整个中东地区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
中东
“C’est pire qu’un crime, c’est une faute”（“这比犯罪更糟糕，这是一个错误” ）用这句出自路易斯-安东尼-亨利·德·波旁，昂吉安公爵的名言，来作为近几十年来美国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墓志铭，最贴切不过了。
整个中东地区之所以被战火吞噬，是美国帝国主义非法入侵伊拉克以及对中东的不断干涉直接造成的不幸结果。在破坏伊拉克社会稳定并将其转变为一个遍地硝烟丶受尽战争摧残的废墟后，先前被美国和其盟友们援助的叙利亚反动势力，现在反而严重危胁着帝国主义自身的利益。而这场以反恐之名在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十五年来一无所获。
毫无远见的华盛顿政客们仍然对此毫无理解。讽刺的是，由于摧毁了萨达姆•侯赛因的旧政权机器和伊拉克军队，他们打破了这一地区的势力平衡，并为他们的旧敌伊朗创造了可以介入的权力真空。当美国军队袭卷伊拉克时，基地组织还没有在当地出现。现在整个地区都被伊斯兰圣战的疯狂所影响。这正是美国帝国主义干涉的直接后果。
最近美国终于清醒了过来，认识到他们一手造成的烂摊子现在正反过来威胁他们的利益。目前美国正面临日益严重的伊斯兰圣战暴力，如同一种失控的瘟疫不断扩散。它横跨中东与北非，穿越撒哈拉沙漠并残害布尼日利亚，更卷入了尼日尔丶乍得湖和喀麦隆等邻近国家。
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如何回应这一威胁的？它被迫将自己的行动限制在空袭轰炸。但是，仅仅依靠轰炸无法赢得战争已是公开的秘密，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生的那些战争更不可能仅用空袭来结束。伊斯兰国所在地区已经被美国及其盟军轰炸了一年之久，然而这对伊斯兰国的影响仍然不彰。
的确，这个毫无正当性并对其领土内人民残忍地实施酷刑丶斩首丶石刑并镇压女性和破坏文化丶教育的伊斯兰国，代表着一个反动的扭曲，一个对黑暗原始过去的追溯。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罪行的映射——狂轰滥炸丶严刑拷打和对阿布格莱布与关塔那摩海湾在押囚犯的虐待。自2001年以来，帝国主义对中东地区的干涉已经造成了130万到200万人丧生，并且导致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沦入惨不忍睹的生活环境中。对帝国主义来说，这些都只是军事行动中的“附带损害”罢了。
帝国主义者们需要为他们在中东地区可耻的侵略寻找一个理由，而圣战组织的残忍行为提供了便利的借口。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孜孜不倦地为伊斯兰国树立起一个无比强大的形象。但是未来的事态演变将会显示伊斯兰国并非它看起来那样强大。自从俄罗斯开始介入以来，伊斯兰国和其他圣战组织被迫迅速转入防御状态。
俄罗斯的干涉改变了一切。它迫使美国加强行动。但是为了战胜伊斯兰国，他们不得不派遣士兵直接参战，但是他们也不能排遣美国的士兵。目前一小部分美国特种部队已经加入地面行动，虽然其规模并不明显。
对于奥巴马来说，不幸的是，要战胜伊斯兰国需要的不是少数的特种部队，而是大量的士兵。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一些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将希望寄托在伊拉克军队上。但是这是所有徒劳的幻想中最无用的。当他们在2003年摧毁伊拉克军队时，美国也消灭了这一地区唯一能抗衡伊朗势力的军事力量。现在，剩下的这些残兵败将根本不能胜任与伊斯兰国或任何其他力量作战。去年夏天，当伊拉克军队像受惊的兔子一样逃离，把摩苏尔市拱手让给伊斯兰国的乌合之众时，他们完全缺乏战斗力的事实暴露无遗。
与此同时，叙利亚内的“温和反对派”已经被证明是完全的虚构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几乎所有与阿萨德做斗争的团体都是伊斯兰主义的狂热分子。比起与伊斯兰国的作战，他们对与阿萨德政府的作战更感兴趣。这些“温和派”的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一个让美国提供圣战团体武器的借口。美国人本来宣称他们计划筹组一支由5000名“温和派”组成的军事力量，但是后来却不得不承认目前剩下的这些人非常少（他们现在的活动地点和行动仍然完全是个谜）。其他人不是被从美国的盟友土耳其得知其下落的基地组织杀害，就是已经投靠了基地组织，交出了他们的武器。
如今美国被迫全盘放弃了它在叙利亚的计划。美国对“温和派”叛乱的支持规模大幅减小。与此同时，它不得不将其重心放在志愿库尔德武装组织人民保护部队（YPG）。美国以人民保护部队为轴心，建立起叙利亚民主力量(SDF)和民主叙利亚议会。
在叙利亚，人民保护部队显示出极高的效率，这主要是因为它是基于一个民主丶非宗派的纲领组，所建立起来的民众自己的民兵组织。人民保护部队拥有5万到7万名士兵，它在数量上仅次于阿萨德的政府军队，而且相较之下，后者在训练丶士气和作战动机上都显得逊色。随着民主叙利亚议会的建立，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库尔德小国。
人民保护部队无疑是目前中东地区最进步的运动。然而，它正在被美国利用于在十足反动的用途上。美国帝国主义意图将叙利亚分裂为几个由不同的民兵组织和军阀控制的小国，并以穿梭在这些小国彼此的冲突之间，来维持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弱小国家与民族自治的口号，总是一直都是作为他们反动的欺骗与陷阱。就目前而言，他们不得不利用库尔德作为代表来自己对与伊斯兰国作战。然而，一旦到了某个阶段，帝国主义者将不可避免地试图使用分而治之的手段对付库尔德族人。虽然马克思主义者们支持库尔德运动的进步方面并且捍卫库尔德人民的自决权，我们也必须提出警告，以对抗将库尔德族事业与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的混淆视听，并且批评对库尔德领导阶层的矛盾与缺点提出批判。
美国对库尔德政策的转变化已经加深了华盛顿与它的同盟土耳其之间的分歧，而土耳其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的代理人不得不失去美国直接和间接的支持。土耳其把人民保护部队与它的姊妹组织PKK（库尔德斯坦工人党）视作威胁，而美国的新路线也疏远了土耳其。这十分讽刺地在美国支持下的SDF和沙特阿拉伯与土耳其支持的伊斯兰主义组织之间酿成了一场低强度的战争，而这随时可能激增为大规模的战争。
除了对库尔德的支持外，美国已经意识到它还需要伊朗所支持的势力以及阿萨德政府来稳定叙利亚局势，并且阻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团体的泛滥。每个人都知道伊拉克地区冲突的主要战斗力量，除了只对保卫自己领域有兴趣的库尔德势力外，即是由伊朗资助的什叶派武装团体丶伊朗革命卫队，以及由伊朗指挥训练的伊拉克国军。对于建立基于“温和伊斯兰主义者”的战斗力量的尝试同样注定要失败。各地派系并无意与伊斯兰国为敌，反而更专注于与对抗阿萨德政府和其他派系。基地组织与属于新形成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一个被美国支持的团体，由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及自由叙利亚军内可疑却非圣战性的派系组成）之间的冲突不断增加。
因此，美国很自然地遗忘了所有更换叙利亚政府的主张，并被迫放弃了他们早期同德黑兰的敌意，并且与伊朗达成了关于它的核计划的不可靠的承诺——包括减少制裁的协议。毫无疑问，这对华盛顿外交政策来说是一记耻辱，同时也是德黑兰外交上的重要胜利。伊朗现在实际上控制着伊拉克的南部丶东部和中部地区（伊斯兰国与库尔德控制着西部与北部），并且在叙利亚发挥着主要影响。它同时也透过亲伊朗的强大的真主党势力来影响黎巴嫩的大部分地区。
华盛顿不得不颜面尽失地转向唯一可行的选择：与伊朗和俄罗斯做交易。因此对美国而言，伊朗不再是不久前一直被美国媒体妖魔化为“邪恶轴心国”一部分的那个伊朗。几年前，约翰•凯瑞还成天愤怒地对着德黑兰政府指指点点。现在，在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关系突然变得甜蜜和明亮起来。凯瑞先生面带微笑地发表和解性的演讲，卯力地歌颂伊朗领导人们的智慧和自我节制。
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往来也是如此——甚至更加另人作呕。不久前，普京还被认为在人类文明范围之外，是一个需要封杀和抵制的人。现在，他突然成了叙利亚的救星。这些进展正在引发安卡拉与利雅得的焦虑。美国帝国主义的墙头草行径将他们带入新的丶解决不了的矛盾中。这些外交上的变节进一步显示了美国人在中东地区已经使自己陷入混乱之中。巴格达政府十分依赖伊朗。沙特和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担心，伊拉克正在变为伊朗的总督辖地。这一结果并非华盛顿所愿，但却是美国全部行动所造成的当然后果。
美国对于叙利亚的态度更加的自相矛盾。对外他们继续公开指责阿萨德，并报怨俄罗斯“干涉”叙利亚事务，而实际上却寻求缓和政策。美国埋怨俄罗斯没有提供够多的轰炸叙利亚目标的信息，以致于他们无法协调空袭行动，有发生意外的危险等等。他们大声谴责俄罗斯不仅轰炸了伊斯兰国目标，也轰炸了背后由西方国家支持，正在西部地区攻击叙利亚军队的“温和反对派”势力。但是，俄罗斯仍然毫无顾忌且继续冷酷无情地击毁他们的目标。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
“国与国之间没有朋友关系丶只有利益关系” 是一句古老的外交格言。在中东，美国正试图平衡当地的四大区域势力-伊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土耳其-忙碌地博弈它们之间的关系来寻求平衡。在伊拉克，美军战机配合伊朗地面部队进行轰炸行动，而在也门，美国支持沙特空军轰炸受到伊朗支援的胡塞武装组织（Houthis）。美国一面声称它正加快运送武器到沙乌地阿拉伯，但在同一时间，奥巴马政府正在拼命的示意德黑兰，不希望就也门问题与伊朗发生冲突。
沙特统治集团是整个中东地区的反革命中心。几十年来，西方领导人一直支持反动的沙特王朝，盲目地容忍其所有邪恶的行为，卑鄙地取悦人面兽心的利雅得共主们，正如我们所看到他们在无人哀悼的阿卜杜拉王葬礼上的表现。
这些虔诚的穆斯林“圣地保护者们”，也就是先前美国当地最忠实的盟友，除了乐于实行鞭刑和十字架酷刑之外，一年斩首就有50多人。但腐败的沙特政权现在正站在非常不稳固的基础上。民怨在受压迫的什叶派人口以及很大部分年轻人之间发酵。这可能是未来阶段人民起义的导火线。
但是同时，同情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视沙特王室为非法政权的瓦哈比派反动狂热分子也开始失去耐心。这一矛盾正在破坏着正试图维持权力的王室政府。
这些是决定沙特对也门事件的反应的主要因素。伊朗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加大了华盛顿的难题。这激怒了将伊朗视为主要敌人的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伊朗与以民粹主义纲领席卷也门，并控制了亚丁市，赶走了沙特傀儡的胡塞什叶派民兵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对此，沙特阿拉伯下令空军轰炸这些叛军。
沙特急忙地聚集十个政府试图要血洗也门的反抗行动。尽管他们避免直接参与轰炸，美国和英国勉强的加入了这个军事联盟。他们残酷地轰炸也门，摧毁其基础设施丶学校丶医院和杀害大量平民。高达二千万人急需援助。残忍的轰炸并没有摧毁胡塞组织，反而让普遍大众更加仇视沙特和其盟友。事实上，巴基斯坦军队回绝沙特请求他们加入进攻胡塞组织的行动足以证明，对也门的地面进攻将会是一场灾难。
目前的统治集团正在玩火。前任国王阿卜杜拉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倾向于避免直接参与可能会破坏他政权的冒险。但他的继任者是腐败的新贵，无知，愚蠢和自负。所向无敌的幻想让他们盲目地发动了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沙特阿拉伯对于也门的军事干预很可能动摇了其自身政权的稳定，甚至引发了一场暴动。
沙特阿拉伯故意以挑拨宗派主义的方式来对抗胡塞，并导致了基地组织在也门势力的强化。沙特王室更玩弄司法丶勒令处决德高望重的什叶派谢赫（教长）尼姆尔（Nimr-al-Nimr）。这是蓄意的挑衅，意图煽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教派冲突，并且促使德黑兰政府对沙特阿拉伯采取军事行动，进一步迫使美国的介入。
这立即导致了伊朗民众攻击位于德黑兰的沙特大使馆，以及沙特与伊朗的断交。这一切都是预谋好的计划，事件如一个芭蕾舞者的舞步一般一步步进行。但是沙特跳的这支舞是死亡之舞。这是一个发现自己深陷困境并面临政权颠覆的政权所诉诸的绝望行为。
然而也门的事态发展则不尽沙特流氓们的意。他们激怒了沙特国内饱受压迫丶贫困但是占20%人口的什叶派民众。在沙特个大城市里，群众发动了以 “沙特王室去死”为口号的游行。高傲的沙特统治集团终将自食其果。
土耳其
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一同代表了当地主要的反革命力量。虽然土耳其是北约组织（NATO）的正式成员，但处在埃尔多安的反动政权的统治下，土耳其实际上正在支援伊斯兰国和其他叙利亚内部的伊斯兰主义势力。
埃尔多安的野心人尽皆知。他想重建像奥斯曼帝国一样的政权，将大部分中亚和中东收归土耳其的控制之下。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个野心，他企图利用能说土耳其语族例如土库曼族，来推动他自己的卑鄙博弈，就像过去的俄国沙皇利用南斯拉夫人民作为爪牙一样，实施扩张主义外交政策。
为了推翻阿萨德总统和霸占叙利亚领土，埃尔多安一直在支持伊斯兰国和其他伊斯兰主义帮派，这也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就是他允许大量伊斯兰武装分子越过土耳其边境进入叙利亚的原因，同时他也在阻止叙利亚反伊斯兰国部队的武器供给和志愿者，并且残酷地镇压反抗伊斯兰国的库尔德人。
土耳其试图以击落俄国战机的事件来作为导火线，制造美国与俄国之间的冲突。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并向其盟友寻求帮助。虽然此时北约公开支持土耳其“捍卫自己国家主权的权利”，但是实际上它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普京利用此事为借口，把俄罗斯一个S-400导弹防御系统转移到叙利亚，从而控制了叙利亚领空。
埃尔多安的挑衅一无所获。这并没有阻止法国总统奥朗德访问莫斯科或是减少诉求建立反伊斯兰国国际军事联盟的呼声。事实上，埃尔多安政权很不稳定。2013年遍布土耳其的大规模起义就是对未来土耳其政权的一个警告。
以色列
巴勒斯坦问题依旧未解决，并继续荼毒着中东的政治生活。阿巴斯总统和巴勒斯坦政府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中在外交上孤立以色列的企图是徒劳的。
奥巴马政府和以色列政府的关系，自从去年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共和党的邀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后，现在呈现公开的敌对状态。
在内塔尼亚胡当选之际，白宫方面没有惯例姓的祝贺。内塔尼亚胡并没有接到来自奥巴马的贺电，仅仅接到了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的简短通讯。这个微小的事件本身虽然没多大意义，却象征着美国和以色列政府之间越来越强烈的矛盾。
为了向华盛顿施压，内塔尼亚胡使出了最粗鲁的勒索。以色列情报部门通过美国官员的机密概要以及线人，在欧洲的外交和窃听，获得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核会谈的机密。他们把这个敏感的资料交给美国国会议员。
通过这种卑劣的手段，内塔尼亚胡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的交易。《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以色列互相窥探是一回事。但是以色列窃取我们的机密，并泄露给美国国会议员来破坏美国外交政策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内塔尼亚胡明确拒绝所谓的“两国方案”，也就是华盛顿在当地建构和平的主要目标时，这种寒意就更深了。白宫则警告，奥巴马政府可能“重新考虑”与内塔尼亚胡的沟通模式。
以色列一直保持对约旦河西岸区的铁一般的控制。加沙正慢慢被压制，在占领区的犹太人定居点被毫不留情地扩大。巴勒斯坦领导的无能导致了一部分青年的极端行动，而这这些行动正好对内塔尼亚胡有利。无法找到一个折中解决方案的奥巴马和美帝国主义，再一次的受到了打击。
中国的崛起
在东方，美国面临另一个挑战:中国的崛起。2008年金融危机後，中国靠着吸收惊人的大量过剩资本(生产过剩所致)拯救了世界经济，但如今中国在世界的角色却转变成了它的反面。作为一个崛起中的经济强权，并渴望着能喂养工业的原物料，中国在非洲丶南美洲这些原物料的主要开采地进行渗透。但现在中国却面对了生产过剩的危机。
如同1914年前的德国，中国生产力的累积，让它无法局限在自身国境内，导致与邻近国家和各个帝国主义强权的冲突。一整套刺激经济的大型计划无法持续发挥作用。中国发现自己被迫采取削价竞争，才能把大量的低价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卸货。因而中国在世界经济的角色转换先前的反面。
也如同过去的德国，中国汲汲营营於获取权力，企图在世界事务上取得与其经济影响力等同的地位，并寻求各个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对现存的强权来说，尤其是日本和美国，中国各种猛攻的野心，让它们越发强烈地感受到威胁。美国公开地说:如果中国人能尊重国际惯例，并恰如其分的扮演"多边系统"的一部份，对於中国把地位提升至强权水平，美国乐观其成。但实际上无论何时，只要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有所举动，美国都会试图阻止。
美国有计划地在如国际货币组织（IMF）的国际金融体系内遏制中国。就连一项些微增加对IMF补助（并稍微增加中国持有票数）的法案都长年卡在美国国会内。对中国在世界银行为提升地位所做的努力，美国也是百般阻挠。为了反对中国在亚太区域中不断成长的重要性，就算中国是西太平洋最重要的经济体，美国还是计划与环太平洋地区其他十一个国家签订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夥伴关系协定)，并把中国排除在外。但中国仍持续扩大它在区域中的影响力，使美国头痛不已。
我们看到AII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又称亚投行)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而美国则一如往常采取抵制政策，但实际上也失败了。现在中国有着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用来规划开设一间能够资助在亚洲各地如造桥铺路以及其他必要开发的新银行。
中国统治菁英想要确保其军备实力和政治影响都跟经济实力一样强势，而中国扩张主义的趋势将促使它与美国帝国主义在太平洋地区，这个注定成为历史性关键区域的冲突。害怕(也应该要害怕)亚投行承载了中国影响力，并进入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地区，美国正试图要破坏这个计划。而美国则在背後对没有加入抵制的盟友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共同抵制亚投行。
然而当英国成为第一个申请会员资格的非亚细亚国家时，美国官方的指责道:英国是在"不断的迁就"中国。但这也阻止不了卡麦隆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伦敦进行国事访问，给予他红地毯招待，以及在白金汉宫和英国女皇一同享用国宴。欧洲各国对北京狂现殷勤。在英国之後，德国丶法国丶义大利也都相继表示他们期盼能成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
沪昆客运专线将预计於2016年内完工，加强了中国往东南亚的扩张。而於2015年成立，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主导的跨国金融机构亚投行，让中国有机会利用它的大量资金储备，来达成政治上的各种野心。
过去两年，中国积极的在南中国海上建设人造岛屿的大型竞赛。作为回敬，美国打着“航海自由”的名号，把海军驱逐舰派遣到这些人工岛屿的附近海域。中国海军领导断言这是一起 “隐蔽的威胁”大概不会遭到非议，只不过这个威胁并不是隐蔽的。
中国海军上将吴胜利表示，面对美国在南中国海的种种“挑衅举动“，他旗下的部队已向展现了“高度的自我克制”。在过去，这些紧张关系将会让战争一触即发。但如今各个强权之间的势力对比经过了戏剧性的转变。中国不再是一个可以被日本丶英国丶美国侵犯，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而美国连对不断挑衅的北韩都无法采取军事行动，更遑论向军力可观的现代中国下战帖。就算美国能号召区域内大部份的盟友如越南来对付中国，中国的崛起则会一再地考验强权之间的平衡。之前美国各种对外干涉如乌克兰丶叙利亚的失败，不单单北京，河内丶台北丶首尔也都看在眼里。对这些国家来说，中国是最大的交易夥伴，而他们也无可避免的越发仰赖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在未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角力的影响下，这些矛盾将会导致这些西太平洋国家在政治上的不稳定。
砸下一兆美元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项重点牵涉到巴基斯坦丶阿富汗与中亚这些地区的策略，一部份是基於策略考量(不必经过麻六甲海峡)，还有一部分基是於对生产过剩出口的需要。中国拨给新丝绸之路上各国的贷款之中，有70%是在借款国同意让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条件下达成的。不过这也挑起中国与这些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之间的冲突。
中国以大型的CPEC(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计划企图让巴基斯坦西南方的瓜达尔港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串连起来。这是中国21世纪新丝路的延伸。这表面上将为巴基斯坦在进出口丶基础建设丶电信传播还有能源供给上带来利多。而事实上，这个计划是要让巴基斯坦变成中国的卫星国家。
而中国由於其西边的交易路线开启，以及让中国可以直接通过阿拉伯海进入富含资源的中东地区，货运路线也不必通过麻六甲海峡，因而将会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些建设包括高速公路丶铁路丶连结中国与中东的天然气原油输油管。中国在瓜达尔港的股权，也让其影响力扩张到了印度洋这条大西洋与太平洋的重要原油进出口路线。
中国打算让“一带一路"为中国统治菁英在地缘政治上与策略上的利益所服务。这项政策受到美国帝国主义，以及俾路支（Baloch）国族主义中重要一派的反对。这项政策不会带给在瓜达尔港内贫困的居民和工人们任何好处。相反的，它剥夺了这些居民在这个地区的所有权益。而信德族与其他民族由於这项工程并没有经过他们所在的地区也相当的不满。因此，中国扩张主义政策加深了巴基斯坦与整个区域的各种矛盾。
巴基斯坦丶阿富汗和印度
超过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南亚次大陆上，这里有足够创造一个人间天堂的丰富自然资源。但是经过了将近70年的所谓形式上的独立，这片古老的土地是悲惨丶贫困丶文盲和压迫的代名词。长年以来，这个地区不断的被战争和恐怖的种族团体暴力摧残。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资本阶级已证明了他们完全无法达成任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他们比独立前更倾向于依赖帝国主义。巴基斯坦仍然无法完全消灭封建制度，而印度甚至还没有废除残忍反动的种姓制度。
在巴基斯坦民众的生活处境并没有比印度好一些。政治腐败以及无耻政客丶资本家和军队将领侵占国库的行径，加深了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受到的剥削。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将可以挪用于医疗和教育的经费来浪费在军事开支上。
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授意下资助了阿富汗境内的反革命势力。这项举动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偏激的塔利班和其他伊斯兰原主义团体的行径现在已经完全失控。巴基斯坦塔利班于2014年12月以极其残忍并骇人的攻击白沙瓦的一所军队公共学校。在这里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杀害了132名儿童和9名公职人员，这些都是巴基斯坦军队官员的孩子。这起事件充分展现了整个局势已经失去控制，而巴基斯坦军队军队不得不向之前作为他们的傀儡的塔利班开火。
帝国主义者和他们当地的魁儡要对毁坏亚洲最丰富的文化之一承担责任。先前被这些人扶植的各个反动势力如今俨然成为了不怕反咬主人一口的疯狗。在被帝国主义占领了15年之久的阿富汗，普通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受到提高，而对妇女的压迫也从来没有减弱。西方时评者们所大声鼓吹的的人权情况只变得更加糟糕。
喀布尔的政府正处于绝望的分裂和危机之中。它的无能已经被塔利班一系列对于政府先前认为是安全区域的血腥进攻暴露无遗。结果是，帝国主义者军队被迫继续滞留在当地，无法如他们所愿的撤退。喀布尔政府只能依靠美国军力来维持政权，因为没有的帝国主义的支持它会立马被推翻。
直到最近，在黑暗笼罩的次大陆似乎出现了一道曙光。印度资产阶级吹嘘说经济在增长，畅谈成为“亚洲虎”的可能。但是先前的亚洲四小虎是在全世界的经济都在增长的时期内形成的。就算现在经济成长，任何方面的增长利益都主要优惠于占优势的少数。对于绝大多数人民来说他们的环境并没有提高。现在印度经济正在感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寒风。印度的货币卢比也剧烈地降值。印度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也就意味着它自己无法逃脱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尽管莫迪政府姿态强势丶以极具自信的言辞来鼓动支持，事实上他们正身陷泥淖。他的印度人民党在比哈尔邦（Bihar）的选举遭到挫败。绝大多数投票者抱怨食物价格的膨胀。自从莫迪上台成为总理后，由于石油价格的下跌，通货膨胀占时受到了控制。但是在最近的几个月里，部分食物产品价格的上涨推动了零售食品价格走高。在竞选期间，作为人民日常食物的重要部分的罗汉豆价格一度飙升，使得其成为这场选战的主要议题。
在2015年九月发生的，一场由十个最大工会发起的总罢工，瘫痪了整个印度，这也揭示了这个国家的真正处境。工会领袖和共产党领导人原本的预期是，参与此次总罢工的人数最高会达到1000万人。这个数字本身揭示了在印度无产阶级所具有的庞大潜力。但事实上，当天有超过1500万名工人响应了这场一日总罢工，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运动。
唯有无产阶级和它的自然盟友贫农们才能够将这片古老和极具潜力的土地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造成的噩梦中解放出来。
南非
对于非洲大陆来说，南非是非常重要的。它有着迄今为止在非洲规模最大的经济体和劳动阶级，而且它是一个有着非常自豪的革命传统的国家。1992年种族隔离制度的推翻是由革命群众造就的，而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简称非国大，现为南非执政党）领导们的谈判技巧所达成的。不过，非国大24年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领导，却没有改变大部分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矿产国家人民的生活。
这为日益激进的情绪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那些已经对过去的解放运动丶如今加入资产阶级行列的老领导人们不抱幻想的年轻一代中。马瑞卡那（Marikana）大屠杀中，非国大政府为了保卫矿业主（黑人和白人都有）而武力镇压黑人工人的举动深深地影响了许多人对这个执政党的观感。时至今日，非国大被很多人看作是滋生腐败的温床，除了偷窃还是偷窃。
拥有近40万名成员的激进金属工人工会（NUMSA，南非全国金属工人工会）脱离了由非国大丶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COSATU）所组成的“三方联盟”。NUMSA的领导人目前正在讨论建立一个新的政党。一旦发生，这将是对非国大的严峻挑战。但NUMSA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裹足不前，反而致力于徒劳的官僚斗争和与非国大右翼的法院诉讼。
马莱马（Julius Malema），这个非国大青年联盟的前领导人和他的经济斗士党（EFF）踏上了这一真空阶梯。他们的激进言辞使他们很受欢迎，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这一切都反映出了南非社会发展的巨大革命潜力。
革命也影响了其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去年在多哥丶布隆迪丶以及最重大的布基纳法索相继发生事变。在这些国家，革命运动已经爆发，在布基纳法索，我们再次见证了一起大规模的运动——推翻了一个军事政变的企图。这突显出极其有利的革命条件，甚至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
委内瑞拉与改良主义的极限
在拉丁美洲，情况有所转变。相对稳定的十年的经济成长时期将要终结，这在社会与政治上有着最深刻的隐喻。
巴西的情况随着经济进入严重衰退而急遽变化，在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就下降了4.5%。这个情况随着日益尖锐化的政府引进一系列不得民心丶反对劳动阶级的政策，清楚的暴露了先前执政的劳工党(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正在保护资本主义的利益，而不是工人们利益的事实。劳工党掌握群众大量忠诚的日子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整个社会的激进化，尤其是在年亲人之间。而这个激进化的过程在近来一系列的罢工和抗议示威中表现出来。
在阿根廷，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在总统大选的胜出也终结了基什内尔（Kirchner）民粹主义十二年的执政，以经济危机为其划下句点。逐渐减少的外汇存底丶25%的通货膨胀丶还有高於国内生产总值6%的财政赤字，这些现象都建立了右派胜选的基础。但就算基什内尔主义者丹尼尔·肖利（Daniel Scioli）胜出，他同样必须执行类似的撙节政策。资本主义的危机会让他别无选择。
这些都暴露出所谓民粹主义的各种极限，它试图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却没有完成对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徵收。就是说它试图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就算操着激进和“革命性”的修辞，民粹主义仍然暴露出它的立场不过是左翼改良主义为了符合拉丁美洲传统和民众心理的变种。总的来说，民粹主义都只是哗众取宠的手段。
委内瑞拉的查维斯比任何人都要接近并拥护社会主义革命。但他最终没有把革命坚持到底。在他死後，所有矛盾都浮上台面，伴随着惨痛的代价。
尼古拉斯·马杜洛（Nicolas Maduro）既没有魅力，也没有查维斯雄心壮志的视野。这让人想起罗伯斯庇尔：能对群众一呼百应并一再地要求拯救革命，直到有一天群众不再响应为止。当罗伯斯庇尔向右翼的移动是自毁性的一步。玻利维尔运动的领导们一再的让群众失望丧志，实际上也是为他们自己的毁灭铺路。
2015年12月6号在委内瑞拉选举的挫败，就是拒绝执行对统治阶级进行徵收丶摧毁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最直接的结果。经由管制物价与外汇调节资本主义反而导致重大的经济扭曲。玻利瓦尔运动的领导们之前利用原油的收入来资助各种社会福利政策和大型公共工程计划。世界原油价格的暴跌让他们完全失去的延误革命的空间。
由试图管控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扭曲必然要导致混乱的情况:通膨的恶性循环丶走私丶黑市丶贪污与犯罪。马杜洛政府坚持维持在资本主义的各种限制内因而无法解决任何问题。一大部份的群众对政府失去信心，直接导致了选举上的失利。2013年总统选举到2015年议会选举之间，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Partido Socialista Unido de Venezuela，即玻利瓦尔运动政党)与其联合战线的票数从7,707,422票锐减到5,599,025。换言之玻利瓦尔主义者们失去了近两百万张的选票。而另一方面反革命阵营票数从7,363,264票增加到了7,707,422票，仅仅三十四万四千票。
这些失败不是社会主义或者革命的失败。相反的，是做表面功夫丶腐败且官僚化的改良主义的失败。在国家议会拥有三分之二绝对多数的反革命阵营，将会展开了翻转由革命带来的最进步政策，重新掌握了所有国家机构的决策阶层，私有化原有的国有企业和土地，取消物价与外汇的管制条例，最後推动罢免总统的公投。
这些事件暴露出”原油社会主义”幻影的空洞，就如同希腊齐普拉斯的投降暴露了左翼改良主义的各种极限与矛盾。实际上，这两者都是企图在没有与资本主义激进决裂的前提下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空想。最终这些政策只会打击群众的士气，摧毁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并在任何形式上都为反动势力铺设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马克思曾解释道:反革命可能会做为驱使革命前进的鞭子。经过一阵混乱的时期後，革命性的群众会开始动员并以直接行动来抵抗反革命的各种攻击。选举的失利也会为加速玻利瓦尔阵营内部的分化过程。领导层内部会有向反对派妥协的巨大压力。他们之中最腐败的份子会跳槽到右翼阵线，但基层的革命行动者们将会得到更进步的结论，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会变得更开放。这些都为在玻利瓦尔运动当中强化马克思主义趋势的工作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策略与群众组织
要得出观点是一门科学，但制定策略却是一项技艺。因此要制定正确的策略，我们不能将我们本身立足在对未来发展的硬性框架和期待上。要记得，观点是有前提的，是一种具条件性的假设，而不是摩西取下山的神旨。各种观点必须发展与更新，并时常与活生生的现实做比较。在各种事件的基础上，我们的观点必定会有所修改，如有必要时，都能把它们撕碎了再从头来过。
策略的制定必须要以不断变化的具体环境做为基础。在讨论策略时必须记得，我们不是在探寻一种能与各种事态都合宜套用的公式。在处理上我们必须富有弹性，对情况是如何变化的也要睁大眼睛，并同时蓄积自己的实力，当时机成熟时我们才能投入行动。
制定我们的策略时，对群众组织中正在发展的各种过程必须谨慎的注意。这些过程随着时间而变动，并反映着群众运动的潮汐起伏。经过长时间相对的阶级平静，工人运动伴随着各个外来阶级的压力，群众政党和工会则衍生出厚重的官僚外衣。
若没有工人们的积极参与，这些群众组织的内在活力逐渐僵化。工人们的领导层们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下堕落得更加严重。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们与各个社会民主党派，早在经济危机的数十年前就开始取消之前的改革，如:贸易放宽丶民营化丶删减预算。当2008年危机爆发後，资产阶级在很多方面将权利交给改良派，用伤害工人利益的肮脏手段保护资本（如西班牙丶希腊及其他地区）。在这样的状况下，老牌政党会十分快速地失去他们的群众基础。过往的平衡已经被彻底瓦解。剧变丶危机丶分裂，某些政党不复存在，而新的政治形态发迹，我们已进入一个具有这些徵象的时期。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的堕落促使“激进左翼联盟”在希腊的崛起。同样地，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与西班牙共产党朝向改良主义的败坏也导致 “Podemos”在西班牙的迅速发迹。其实，委内瑞拉查维斯与 “玻利瓦尔运动” 的兴起已经为这种社会现象提供了前例。
这样的运动兴起时，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些团体，并且在其内外开展工作。但这些团体还是有它们的极限。他们往往趋於混乱和组织脆弱。若它们无法在劳动阶级中扎好根基并且采取鲜明的反对资本主义政策，就会像当初崛起时那样快速的分解。
右翼改良主义在过去的工人运动中多半是最主流的趋势。然而在各种资本主义危机情况下，改良主义组织也容易陷入危机。这可能引领向左的转移，进入左翼改良主义的导向，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英国局势，或在左翼尚未发展的地方，这些组织都将溃败。
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国家，具有传统的群众党派不是土崩瓦解就是急遽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的新兴团体。我们必须了解到一点:群众是不会向小型组织靠拢的。各种宗派组织认为光靠大声嚷嚷就能建立革命政党的理论，是极其荒缪且与事实相互矛盾的。当旧有的组织开始背叛其支持者，人民可能会开始往新的团体聚集，但是这些团体必须已经要具备一定的群众规模。这些新兴模式多半趋於左翼改良主义，甚至在各种事件的压力下走向中派主义路线。（编按：在马克思主义术语内，所谓「中派主义」不是指左翼和右翼之间的「中间路线」，而是在革命和改良之间徘徊不当的政治立场。查维斯就算是「中派主义者」）
我们绝不能忘记，左右派改良主义的区别只是相对性的。不论左倾或右倾，改良主义本质上都认为没有必要推翻资本主义的体制，而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逐步的去改善工人们和其它被压迫者的生活情况是可能的。但希腊丶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经验向我们展示，这样的意图根本是不可能的。面对资本的专政，你必须做好要与它拼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打算。
这就是我们说的，背叛是改良主义的必然结果。然而问题不在於这些背叛是不是蓄意的，而在於只要你甘於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下，就必须接受其内在法则的这个事实。在现在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必须执行削减公共支出和撙节政策。在这方面，齐普拉斯的例子可说是格外的具有“教育意义”。
在予以左翼改良主义批判性支持时，我们不能起着任何幻想，或要为他们的行动负任何责任。让我们反思齐普拉斯曾经享有广大支持，直到他的政策面对考验，最後妥协丶降伏於资产阶级的各种施压下。之前对齐普拉斯持有幻想并认为我们的批判过於严苛的人们现在更能够接受我们的理念。
我们必须树立新的典范。当然，我们要避免像一些宗派般夸张谴责的口气。我们要寻求进入对话，保持友善的语气，强调我们所支持的政策改革，但也要解释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废除资本主义的必要性。我们要问:如果他们不将银行和重点工业国有化，那他们如何能够资助他们所提倡的改革？
过去群众组织迅速倾向右翼的趋势，引起许多左翼团体发展出极左的结论，一口气否决所有的群众组织。他们自认为他们可以建立一个替代旧组织的左派组织。各个宗派发起革命政党的尝试都以惨烈的失败而告终。极左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无视所有群众与群众组织的现实动态。极左派也将必然的引出机会主义。为了试图让群众的注意，他们最终通过淡化自身纲领来试图获得大众支持。
这样的机会主义最常用”过渡转型需求”的呼声来掩盖自己，最後走向穷途末路。如果群众寻求的是改良主义纲领，他们已经有足够的改良派领导人们来支持。所谓”过渡时期的纲领”，并不是为了让你可以与改良主义者们打成一片所做出的一系列的个别改良主义诉求。它是一个为了达到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为了工人政权，所制定的完整纲领。
我们在这个阶段的首要任务不是观望未来，而是立即转向在我们可以深耕的社会阶层。一般来说，这个阶层是经常对革命理念持开放态度的年轻世代。当我们招募并训练青年成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时，我们也在为条件成熟时的群众工作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新时期
长时间的经济成长，特别是一战前二十年间，是改良主义第一次落地生根的土壤。这也产生了认为经由民主议会制与工会行动就可以去和平渐进改良资本主义的幻想。而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了这些幻想，并将全世界带入了一个以战争丶革命和反革命构成的新时期。
1914-1945这个时期和以往完全不同。在旧有平衡被打破後，这个时期充斥着不安骚动。透过各种阶级斗争的风暴狂潮，工人们开始做出革命性的结论。社会和经济危机动摇了旧有改良主义组织的根基，工人阶级政党也陷入危机。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群众形成左倾的趋势，在各国产生了大型的共产党。
在这篇综观分析内我们不便去从细节上去看各个过程。仅需指出由各社会民主党与斯大林主义者领袖的背叛而造成的德国与西班牙革命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以相当奇异的，不为托洛茨基预料到的，也不是罗斯福丶斯大林丶邱吉尔，或希特勒所能想像的方式告终。
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也不必重申二战後资本主义得以复苏的各种原因。整个世界经济在之後的数十年进入飞扬时期，同时对欧洲丶北美丶日本等，各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众，在意识上留下深刻的影响，如同在一战前期所导致对改良主义幻想的坚持。数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者们，就在群众与时势抗衡之下被孤立起来，被迫逆流而行。
以上仅是工业化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对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非洲丶亚洲丶拉丁美洲群众来说，整个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丶阿尔及利亚丶中南半岛丶玻利维亚丶古巴丶智利丶阿根廷，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印度次大陆的广大群众来说，这段时期自始至终都持续着动荡。但给数百万民众带来独立的殖民地革命被斯大林主义扭曲了。在许多个案上斯大林主义者们把群众带到惨烈的失败。即便他们在如中国等地成功的夺下政权，他们以斯大林主义苏俄为榜样所建立的政府无法吸引欧洲丶美国，各个工业化国家的工人们。
斯大林主义在这个时期所扮演的负面作用，复杂化了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在俄国和东欧的各个畸形官僚工人国家内，各种革命运动的发展，如1953年的东德丶1956年的匈牙利，以及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所发展的运动，不是被导向与民族主义一路，就是受到俄国官僚的残酷镇压。这使得欧洲和美洲的资产阶级能够对斯大林主义者指指点点，并说对工人们: “想要共产主义？看呀! 那就是‘共产主义’！”。让大多数的工人得出了“认识的魔鬼总比陌生的魔鬼好。”的结论。
欧洲无产阶级无比巨大的革命潜力在1968年的法国展现出来，那时法国还在战後经济起飞的高点，却爆发史上最大丶革命性的总罢工。事实上，1968年的法国工人已经掌握政权，但这个伟大运动还是遭受到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领袖们的背叛。1968年法国的事件预告了1970年代与从1945年以来第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一同横扫欧洲大陆的戏剧性发展。希腊丶葡萄牙丶西班牙相继发生革命。在义大利与其他国家内都看得见革命性运动。
但是再一次的，如1930年代一样，葡萄牙丶西班牙丶希腊丶英国丶法国丶以及义大利出现左翼团体，群众组织内甚至还产生中派主义潮流。但当革命运动被领导层带离正轨时，这股趋势也就嘎然而止。当左翼改良主义的领袖们接近权力核心时，很快的就扔掉左翼的说词并以迅速转入右翼。这是资本主义复苏在政治上的前提。整整三十年，钟摆又回到右翼。工人们又回到了冷漠状态中，进步的阶层则变得士气低落并自我怀疑。这是一个我们所形容的缓性反动的时期。
在这些情况下，资产阶级对劳工运动的领导层们所施加的压力大幅增加。这个过程随着斯大林主义的溃败而变得更加严重。资产阶级开心的手舞足蹈。他们恣意的放送所谓共产主义之终结丶社会主义之终结，甚至是历史之终结。但历史最终对资产阶级及它在劳工运动领导层中的辩护士做出了报复。任何事物，从辩证的角度去看，都会转入它的对立面。
结语
然而，事态演变的过程被拖长了，其根本的原因在於阶级力量对比的转变。1945年後，农民人口仍然在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内占重要的比重。在当时的希腊，农民还是多数。这为波拿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提供了蓄水池。同样的在学生丶白领工人丶教师丶公务人员丶银行雇员......等等的，也是如此。但今日欧洲的农民人口已大致不复存在;白领工人被抛进无产阶级的行列并转为一个非常激进的阶层。而在1945年前就为反动派与法西斯主义提供稳固基础的学生势力，现在绝大多数都站在革命阵营的一方。
因为如此，在最後谢幕前，危机会比过去拖延的更久。这不是说一切事物将更归於平静，恰恰相反，一切变化将更加的剧烈。在政治与经济上会开始有了潮汐起伏。(资本主义的下滑不意味着兴衰循环的停止，也可能有像在美国大萧条期间发生的暂时复苏现象。)
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经济上必然的涨跌回圈，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经过长期的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就算是一个些微的复苏（也就是他们仅能指望的）也会引起产业面上的罢工狂潮，工人们将会试图赢回他们在经济衰退期间被夺走的权益。然而在衰退中，罢工行动中可能会陷入低潮，但也会存在一股在政治上激进化的趋势。
现在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已经蔓延开了令人不安的态势。不久後，人们会开始了解，只要现存的不公与压迫的体制继续存在，他们就永远没有出路。革命的过程还在广泛且深刻的发展中。一波接一波的罢工和示威浪潮将会涌现，群众在其中将得到锻炼。新的社会阶层阶层将会在投入斗争中，如英国的资浅医师丶希腊的农夫和法国航空的空服员。但是在极度严重的经济危机下，仅靠着罢工行动，不管多麽的汹涌，都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只有社会秩序的根本变革，才能解决危机。激进的政治行动是必要的。而既有的政治版图则会在左和右翼之间激烈的摆荡。现存的政党将进入危机并分裂。各式各样的左右政治团体也会浮上台面。劳动阶级会依次将斗争从政治面转移到产业面。新的甚至更严峻的对工人的攻击已经开始准备。阶级斗争将会在街头上展开对决。
现今的危机会持续数年，甚至有可能数十年。原因在於主观因素的缺乏，即没有一个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带领的群众革命政党。不过这个情况不会直线性的延续。爆炸性发展将接二连三的来临，而尖锐且瞬息万变就在隐晦的现在情况之中。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和斗争将降临於世界每一个国家。旧有的组织其根基将被动摇。我们回头看看，Podemos是怎样在一年半载内从无到有的成长到37,600名成员的。
最终各个国家的群众将会呼喊：“我们受够了！”然而没有清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政策和纲领，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要怎麽做为从左翼改良主义中分离的，一股独立的趋势? 成功的先决条件是维护我们革命的本质，并且在把持我们锐利且清晰的理念。任何为了取得短暂的声望而尾随左翼改良主义潮流，必然会以灾难收场。
伟大胜利的征途是由无数的微小成功所铺设的。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先招募人海中那一位个认同我们理念且愿意为社会主义奉献的同志，并教育他们正确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建立起与工人中的进步阶层以及年轻世代的稳固连结，再透过这些人与群众建立起更多连结。群众则会从各种事件发展的经验上学习。数以百万计的人将会热烈的探求现在还鲜为人知的理论，为形成一个具有规模马克思主义者干部的趋势创造更好的条件。而这个趋势，将足以成为塑造一个马克思主义群众潮流的基石，并且有能力为了领导劳动阶级而战。
我们现在还是是少数中的少数，这主要是客观历史因素所得出的结果。过去，在漫长的岁月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微弱且孤立无援的，而我们则在湍急的浪潮中逆流前进。但现在历史的浪潮已经有所转变，而我们将随着浪潮开始前涌。我们的任务是在世界各地重建布尔什维克主义传统，并打造一个注定要改变世界，强而有力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唯一值得为之奋斗和牺牲的远大目标：劳动阶级的最终解放。
[1] 2016年2月4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12个国家在奥克兰正式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协议。（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