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的莫斯利和工人的反法西斯斗争
资本主义体制的衰落规律在英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特别是劳动运动领导人刻意传播的神话，声称英国是“不同寻常”的，这毫无事实依据。这在资本主义英国的历史上已经多次证明过。法西斯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衰落的表现，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在英国成为与资本主义德国和意大利一样真正的威胁。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使莫斯利法西斯主义运动首次在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严重的力量。英国资产阶级认识到莫斯利运动是他们可以在社会动荡、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期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一种激进的、非议会的武器。当时，唯一决定了他们那时对法西斯分子的有限使用的原因，是英国资本家成功地在那些关键年份里摆脱了对工人采取直接行动的需要。尽管如此，他们保持了法西斯运动的存在，作为未来的“保险”。
资产阶级传播的神话声称所有问题都可以并应该通过议会解决，但事实上，当工人阶级似乎可能走上斗争之路时，资产阶级自己采取的准备措施就打破了这个神话。面临战争前即将来临的经济衰退威胁，英国资本家正在准备采取非议会的步骤对抗工人阶级。
1939-1945年战争爆发前的几年，英国的军事演习是以内战战术为基础进行的。政府的战略建筑物被准备用于防御。民防部队成立为一支特殊的镇压罢工力量，由统治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招募的人员组成，并接受机枪、步枪和坦克的训练。他们被教导驾驶火车、重型运输卡车，并在飞机场从事地勤工作。民防部队在与工人发生严重纠纷时将构成任何集会镇压力量的骨干。
一个重要的预兆是，与大银行一起被视为英国决策者的大保险公司拒绝承保因内乱和内战风险而产生的损失。资本家明白，不论是英国还是意大利、法国、德国或西班牙，都无法逃避病态和崩溃的资本主义体系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干预，即将来临的经济衰退将对英国造成比1929年更严重的影响。
在当时，法西斯主义者得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英国工业家的支持。1936年底，莫斯利在接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报纸《意大利日报》采访时夸耀他“得到了来自英国工业家的支持”，还说“一些此前只给予他秘密支持的北方工业家，由于害怕商业抵制，现在公开表示他们站在法西斯一边”。（《新闻纪事报》，1936年10月19日）莫斯利得到了《每日邮报》、《晚间新闻》和《星期日报》这些实力雄厚的报纸支持。
那时就像现在一样，黑衫运动在国家的保护下进行反工人阶级和反犹太的挑衅。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很快证明，在残暴和手段上，他们与希特勒的突击队或墨索里尼的民兵队几乎没有什么区别。1934年6月7日，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在奥林匹亚举行的一次大型集会上，向英国工人阶级展示了如果法西斯主义取得胜利将面临什么样的情景。专门训练的法西斯暴徒向着敢于对莫斯利演讲提出最温和反对意见的听众进行了野蛮和有计划的残酷行为，这激怒了全体社会人士。有组织的一群法西斯分子袭击扰乱者，无论男女，将他们打昏，甚至在地上踢打。
在当局和警方的培养和援助下，法西斯分子大胆地组织挑衅性的游行，模仿纳粹党在德国运动初期的战术，在工人阶级和犹太区进行。英国工人阶级给予了黑衫党他们的回应。每次法西斯分子召集的示威都会得到工人和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巨大反对示威。在特拉法尔加广场、海德公园、利物浦、默瑟、纽卡斯尔等地，工人们聚集起来反对法西斯分子。在红色的格拉斯哥，法西斯分子无法举行会议。在伦敦的工人阶级区贝蒙德西，由数万名工人筑起和守卫的路障成功阻止了莫斯利法西斯分子的游行。
在工人对抗法西斯分子的斗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36年莫斯利计划的穿越伦敦东区的游行失败。尽管得到了工人运动各派别的呼吁，包括劳工领导人在内，当时的内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拒绝禁止这次游行。相反，他设法以各种方式促成了这次游行。从伦敦和外省调集了一万名步行和骑兵警察，保护莫斯利和他的2500名法西斯主义者，确保他们能够穿越东区进行游行。这种警方保护被彻底组织起来，甚至包括无线电设备和悬停在头顶上的自转旋翼飞机。国家权力全力保护黑衫党，傲慢地枉顾伦敦工人阶级的反对。警方当局为莫斯利的保护计划制定了如同军事项目一般的安排。
尽管国家采取了这些措施，法西斯游行还是被击败了。有五十万工人走上街头。工人们团结在口号“他们不得通过”周围，在莫斯利准备游行的路线上形成了一个人体壁垒。从早上开始，骑警进行了多次警棍冲锋，试图为法西斯分子开辟道路。但是工人们坚决的反对使得这变得不可能。警方试图通过清理卡布尔街来制造一个分散的场面。但在这里，伦敦的工人们用家具、木材、栏杆、从附近的房屋拆下的门以及任何可以帮助阻挡令人憎恶的法西斯分子前进的东西筑起了新的路障。这场宏伟的群众行动代表了工人阶级所有不同意见和组织的力量，包括工党、共产党、独立工党、托洛茨基主义者、青年联盟和英共共青团，迫使时任警察局长菲利普·盖姆爵士下令莫斯利及其暴徒放弃原定路线。工人们的团结行动击败了莫斯利！
1936年在卡布尔街的失败给莫斯利以致命一击。面对工人阶级如此坚决地组织起来的力量，东区法西斯运动走向衰败。工人们的行动使得法西斯分子不得不停下来。这引发了他们内部广泛的沮丧和士气低落；而工人阶级对法西斯主义者的胜利则让他们充满信心。工人们在卡布尔街的团结行动再次证明了一个教训：只有积极的反击行动才能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的增长。
那个时候，共产党主要负责号召激进工人参加反法西斯的示威活动。共青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1936年之后，共产党的激进政策发生了变化，他们避免在广泛和激进的规模上采取任何反击行动抵制法西斯主义。随着希特勒上台，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已经堕落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工具，他们的活动也反映了这一点。当斯大林发现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变得不可能时，当时的共产国际进行了一个明显的转变。
从拒绝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团结起来对抗法西斯主义，共产国际开始实行人民阵线政策。他们顺应斯大林与“民主”资产阶级建立协议和联盟的努力，提倡工人与“好”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合作。这种斯大林主义者的外交政策在英国共产党中得以体现，甚至达到了提倡丘吉尔、艾德礼和辛克莱的“国家政府”的程度[2]。将工人党派联合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称为“反革命”后，斯大林主义者现在拒绝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并提倡与保守党和自由党结成统一战线。
为了安抚那些支持与斯大林结盟的保守党和自由党，共产党尽一切努力把自己描绘成另一个受人尊敬、遵纪守法的公民政党。为此，工人阶级团结的镰刀锤标志从《工人日报》的报头上撤了下来；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被郊区中产阶级的语言所取代。更重要的是，激进的阶级斗争政策被抛弃了，这反映在对法西斯运动的新“鸵鸟”态度上。对法西斯分子采取激进行动会得罪新成立的托利党和自由党的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朋友”。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和挑衅现在无人理会；工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反示威和行动不再有组织。以前的军事行动政策被呼吁和恳求国家采取措施对付法西斯分子所取代。斯大林主义者从依靠工人阶级来对付法西斯主义，转向依靠国家机器的政策，而国家机器在最近的过去表现出对黑衫军的偏袒！
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的这项新政策在实践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可以从许多类似的例子中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就在战争前夕，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黑衫军聚集在伯爵府，聆听莫斯利的演讲。那天，伦敦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了一次乡村漫步!
在伯爵府外示威反对黑衫军集会的只有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少数反法西斯武装分子。没有共产党的影子。斯大林主义党的这一新政策助长了工人阶级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冷漠态度，并鼓励了黑衫军。在工人组织缺乏组织性和战斗性行动的情况下，法西斯运动似乎将获得新的力量。但战争打断了这些发展，给了他们一个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