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情况如何？
纳粹党进行了仇视犹太人、托拉斯和联合企业的煽动。他们甚至提出要解散大工业并将其分配给小企业家，解散大百货商店并将其分配给单店经营者。当然，他们并没有打算执行这些煽动性的提议，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实施。但是，他们由此在中产阶级群众中获得了支持。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
讽刺的是，纳粹主义的中产阶级追随者是在纳粹上台后遭受最严重痛苦的社会阶层。纳粹党对于中小资本被巨型垄断和联合企业所击垮表示悲鸣。统计数据清楚地反映了小资本在这场危机中的崩溃情况，而这场危机恰好是在纳粹上台时发生的。施特恩贝格在他的书《即将到来的危机》中指出，1925年德国的业主和他们的家属总数约为12027,000人，占总人口的20.9%。由于危机的破坏，到1933年纳粹上台时，这一数字降至11247,000人，占总人口的19.8%。在纳粹统治的头6年中，在战时经济时期，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到9612000人，占总人口的16.2%。
1940年的德国经济刊物《WirtschaftundStatistik》（第336页）对这一现象残酷地评论道：
“业主及其家属人数的减少——他们的总数从1933年开始减少了170万人左右，约占人数的15%——符合了长期稳定发展的趋势。自1895年以来，他们的人数从每次人口普查到下一次都有所减少，尽管自1933年以来的下降当然是最为严重的。”
《德国基本手册》还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指出：
“资本的集中正在迅速进行。许多中小型企业已被大公司吞并。从1937年到1942年底，股份公司投资的资本增加了10%以上。与此同时，这些公司的总数减少。因此，到1942年底，1%的公司拥有了股份公司投资资本的60%。正如《德意志全般报》，1944年1月6日所指出的：‘在总共30亿马克的德国股份公司中，大约四分之三至五分之四由大股东或联合企业拥有。’”
总的来说，在纳粹统治下，中小资本被巨头垄断并压迫，使得财富更加集中。这对于小人物来说是毫无抵抗手段的，而纳粹党也有意识地推动了这个过程。
大企业的代表们获得了经济领域的所有关键职位。与此同时，存在着“相互渗透”：一方面，领导工业家、银行家作为战时经济的领导者、帝国协会的地区商会经济团体的领导者等，成为国家的仆人，并被任命到高级行政职位；另一方面，高级官员、纳粹化的国家部门官僚致力于在私营企业领域获取高薪职位。最终，出现了一些半国有半私有的公司，可以称之为工业部门的公共事业公司。其中最知名的是赫尔曼·戈林集团（Hermann Goring-Concern）。
“很明显，这种发展为纳粹精英成为新纳粹工业家和暴利者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因此我们看到这些新名字与德国和奥地利各个行业的老字号知名公司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戈林集团各个分支的管理层和董事会的重要职位上。”
“在这方面，可以补充几句关于典型的党派企业——古斯特洛夫基金会。该基金会是在‘雅利安化’财产的基础上成立的，其总部位于图林根的苏尔枪械厂，以纪念威廉·古斯特洛夫（WilhelmGustloff），他是一名纳粹间谍，于1934年被枪杀。不久之后，该企业发展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机床和军火集团，包括六家公司，其中就有著名的奥地利希尔登堡军火厂。这个企业集团完全由党控制，也就是由图林根地区教育长官索克尔（Sauckel）掌管。关于该基金会的财务情况几乎没有任何信息，因为与赫尔曼·戈林工厂一样，它不公开发表资产负债表或损益报表。”
“党的大企业部门的发展并不构成国有化，也不是否定资本主义或寡头统治。相反，它保留了一切使党员能够为自己建立工业帝国和开发新的收入来源的机会。”
“因此，可以看到，工商界的旧统治者在某种妥协下，只要与党的精英和官僚阶层结盟所带来的利益（例如共同掠夺小企业和“小人物”阶层），超过了群体所做出的一切牺牲，他们就会支持这种局面。”
在1934年6月30日的大清洗中，希特勒打击了法西斯分子中那些蛊惑人心地利用中产阶级愿望的人，也打击了那些真正被纳粹的宣传谎言所欺骗的人。达到这个目的后，希特勒将他的独裁统治转变为代表工业家和地主利益的军事警察国家。与其承诺将贵族地产分割并分配给农民不同，贵族的权力被加强了。没有分割大型百货商店并将其分配给小商店主，没有废除集团和垄断，而是千千万万家小商店关门，经济进一步集中到垄断企业手中。
由此可见，唯一实现的承诺就是迫害不幸的犹太人。中产阶级被掠夺，工人组织被镇压，只有高级纳粹官员和大企业从希特勒的统治中获益。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最严重的过度表现都得以显露，因为任何反对意见或公众舆论的监督都是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