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雪红是20世纪初台湾革命运动内的关键人物。尽管她出身于一个文盲贫农家庭，并且要面对极度落后父权社会为她树立的种种限制，她仍然得以建立和领导台湾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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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她从共产国际中受到的政治训练带有斯大林主义的严重扭曲，但她的革命热忱帮助她自行得出了接近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建党策略。这最终使她与台共其他盲目追随斯大林主义教条的台共领导人们发生冲突。
在世界革命历史中，类似于谢雪红这样没有完全理解布尔什维克理论，却本能性地朝向这些理念前进的革命领袖，其实不在少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谢式与南美革命领袖切·格瓦拉（Che Guevarra)，几内亚比索革命领袖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和美国黑豹党领袖佛莱德·汉普顿（Fred Hampton）这样的人物相似。这些革命家们虽然诚恳且具有正确直觉，却很不幸地从未得出所有必要的结论。因此，即便这些领袖们有时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并且偶然发觉出正确的策略，由于他们没有受过全面性的马克思主义培训，因而最终犯了一些根本性的错误，导致他们在关键时刻遭到最不幸的挫败。
谢雪红的革命政治经验也是如此，因此世界各地的革命家除了以研习她的经历来认识台湾革命历史之外，更应该从中汲取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应用到的教训。从她的政治生涯中，我们可以得到关于革命方法，战术和战略的重要教训，完全适用于今日世界的情势。
台湾群众在日本殖民时代下的激进化
要理解谢雪红的政治生涯，我们首先要认识当时台湾社会的具体情况。这个居于中国和日本两个大国之间的岛屿，受到邻国内的大规模社会演变的影响，但这些演变在岛内却以极其集中的形式呈现。外部势力的入侵浪潮-历代中国朝代，西班牙，荷兰，最后是日本帝国主义-意味着台湾经历了一个不平衡却组合性的社会发展。也就是说，虽然其总体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但外国势力也为该岛部分经济注入了一些最先进的生产方法。
在人口组成和文化方面，台湾也非常多元化。 台湾最早是由南岛民族的原住民族定居，后有来自中国南方，特别是福建和广东的汉族移民浪潮。这些移民大多数是贫困农民，其中许多是为了逃离中国皇朝法制。汉族移民也进口了中国传统的农民社会架构。 1894年甲午战争后， 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台湾岛上的主导力量，决定性地塑造了台湾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形式。了解这些历史因素如何淬炼了台湾的新兴工人阶级并赋予其组织上的各个特色，是至关重要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日本向台湾出口垄断农业公司或财阀。这种发展导致了仍然是以农民为绝大多数人口的资本主义经济。 1920年，农民占全台人口的70％， 而工业工人只占8.9％，这与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比较起来是相对落后的。[1]
日本帝国主义设立了一个独裁的殖民政府，另台湾人在自己的家乡沦为二等公民。日本殖民政府得到了台湾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支持，后者甚至领先为日本政府在台湾组织了监管民众的保甲系统。任何发现有反日活动的社区都会遭到连坐惩罚。山区内的原住民进一步遭受严酷和危险的强迫劳动。
在这种情况下，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启发了一整世代的工人和青年，他们将社会主义视为解放自己的手段。美国总统威尔逊对民族自决权的支持，虽然只是口头说词且不包括亚洲人民，但也鼓励了一群自由主义的台湾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开始组织政治活动，以请求日本政府授予台湾人更多的权利为主要路线。
许多政治社团相继在台湾成立，最初起源于典型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组织。然而，面对帝国主义者和国内主流资本家的蛮横反对，他们后来迅速激进化，并超越他们最初的自由主义愿景，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他们的阶级基础和政治纲领。 其中一个例子是台湾文化协会。它成立于1921年，由1,031名成员组成，规模可观。台湾文协主要是由台湾自由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旨在透过合法，非暴力手段来促进和捍卫台湾民族意识，防止台湾社会全面日本化。
台湾文化协会的第一届领导委员会，由左翼和右翼运动的未来领导人组成。 //图片：公共领域
这个意识形态错综复杂的社团包含了不同的政治倾向，从一开始的大杂烩开始渐渐产生了政治分野。最右翼的派系以大地主林献堂为首。后来则有以劳工运动为主的社会民主改良派在蒋渭水医师周围成形，也有未来的台共成员，更为激进的劳运领袖李应章（又名李伟光）[2]。虽然右派林献堂起初被推举为文协的领导者，但后来以高中和大学生运动开始的台湾社会激进化的发展，迅速将整个组织推向了左翼。后来右翼派系的脱离，也决定性地改变文协的阶级本质。
谢雪红从童养媳到共产主义斗士的演变
谢雪红正是从这种社会激进化的背景下步入革命政治。谢氏的早年生活是由两个斗争来定义的：她脱离于贫困环境的挑战，以及她为了保护自己而反对“更文明”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维持的野蛮父权习俗的抗争。 她出生于今天的台湾中部彰化市附近的一个非常贫穷的文盲家庭。过度劳累和疾病使她的父母英年早逝。父母的丧亡迫使年仅13岁的谢雪红被卖到一个小康家庭做童养媳来贴补丧费。而后她则会被旅商张树敏再次“购买”为妾。
谢雪红在这个人生阶段中的社会地位与一名奴隶相去不远。她被娘家人强迫负担艰辛的劳动工作。再嫁于张树敏后，情况也没有好转。然而，虽然张氏低俗无能，却也带着谢雪红出差到日本和中国，为她提供了塑造她革命意识的宝贵经验。
于1918年爆发在日本神户的米騒动是第一次激化谢雪红的历史事件。当时，日本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危机。大米商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农作物，却不顾造成粮荒而企图以高价转售来赚进暴利。最后，这些行为造成的社会问题导致了一场社会爆炸。农民集体反抗大米商和政府，而工人发动多次罢工。结果，日本首相寺内正毅被迫下台以平息群众运动。目睹着这起宏伟斗争的谢雪红，改变了她以前认为压迫是生命中永恒的事实，并认识到强权是可以且必须反抗的。
谢雪红的第二次也是最具变革性的经历很快就在中国青岛实现。当时，五四运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工人，农民和青年站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势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在青岛，谢雪红遇到了一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激进学生。他们也同时争取中国群众支持深陷俄国内战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这些学生对十月革命的叙述深深地打动了谢雪红，令她向往俄国工人阶级如何掌握权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五四运动激化了中国的青年和工人，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走向了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从而为谢雪红与十月革命思想的相遇创造了条件。 //图片：公共领域
此刻，她决定给自己一个新的名字：雪红。取自中国学生们展示给她描绘受伤的俄国革命者在雪原上淌血的图片[3]。这个新名字是她立志毕生为革命奉献的见证，是她摆脱封建父权制枷锁的象征。比起伴随着她成长的“假女”和“阿女”等非人名称，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的真正姓名。
后来，谢雪红在台湾和上海之间的旅行中，结识了她未来的情人和台共创办人之一林木顺。 他们两人一起从一般的左翼民族主义走向一个更有见解的共产主义，最后加入了中国杭州的中共共青团。中共当时在政治和组织上溶解于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利益的国民党[4]，但谢式可以看到共产党人的政治理念优越于国民党。她贫困的人生经验，以及她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极限的理解，使她确信了阶级观点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她与张树敏离婚，开始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
谢雪红的政治教育和她在历史上的角色
谢雪红将在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个人作用。但在她的一生中，我们也看到她的演变是如何体现了她周围世界更大的社会变动。从贫困环境出身的谢雪红，与大多来自富裕，受教育背景的共产党员形成鲜明对比。谢式在20余岁后才开始识字，尽管她有出色的阶级直觉，但她对自己的表达能力缺乏信心。 她自己形容这是她一生中的枷锁[5]。尽管她迅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公众动员和在台湾文化协会内的重要组织者，但她没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台共运动的最初阶段，她宁愿让其他人起草理论文件，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组织任务上。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的斯大林主义腐化增加了世界共产运动内部性别歧视和沙文主义的恶习。列宁去世后，苏共开始要求怀孕或带着孩子的女性党员只能变成家庭主妇，这个做法也在莫斯科留学的外国共产党学生中传播[6]。俄国革命以前曾极力反对的这些反动思想，现在正在被为自肥的官僚机构积极推动。当她后来在台共取得领导地位时，党内其他一些领导人，如苏新，也对于自己要被一名女性领导的情况相当诟病[7]。这也为后来党内对谢雪红的恶毒斗争埋下伏笔。
谢雪红和她的同志们在前往莫斯科前合影留念。谢坐在前排右二。 //图片：公共领域
然而，对谢雪红政治发展的最大限制是她从共产国际收到的斯大林主义政治教育和领导。当她于1925年抵达莫斯科时，俄国革命被孤立于一个大而落后的国家中，经历了多年的外国入侵和血腥的内战。西方革命的失败迫使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孤军奋战，这也导致了一群使用其社会优势而获得社会特权的官僚得以滋长。这个阶层推举斯大林为他们的最佳代表，开始在国内和国际上推行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来维持他们的特权。如托洛茨基这样代表布尔什维克主义真正传统的政治领袖则遭到攻击，边缘化和抹黑。
共产国际成为了控制世界各地缺乏经验共产党的官僚任务主管，命令他们犯下接二连三的错误。在中国，共产国际采用阶级合作主义的方式面对资产阶级国民党，并命令中国共产党进入国民党，并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这让蒋介石得以在1926年开始发动他的血腥政变对中共和中国工人阶级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在莫斯科与谢雪红一起受训的日本共产党人，也看到了他们的政党被共产国际鞭策成一个唯命是从的组织，严格遵循共产国际的路线。谢式在莫斯科就学时，她和她的同学们目睹了日共内部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的斗争。一开始，主张脱离群众工作的极左福本派在日共内部占多数，而主张右倾取消主义，要求解散日共，共产党人各自活动于群众之间的山川派则占少数。
对此争议，共产国际以布哈林的“27年论文”对日共内这两种政治倾向作出批评。布哈林的批评总体上是正确的：共产党人不应该孤立于群众之外工作，但当他们在群众组织内工作时，他们也不应该失去他们的政治原则和组织独立性。然而，一个健康的布尔什维克国际领导团队应当致力于与持不同意见的基层党员举办民主性的讨论。共产国际的作法则恰恰相反。他们采用了季诺维耶夫式的官僚手段，在布哈林论文发表后径自宣布辩论结束，并强行重组了日共的中央委员会，也从中排除了仍然受多数日共基层党员拥护的福本和夫。
这种从高层发号施令，不参与辩论，以及以官僚手段强行改组在地领导人的方法，导致最有意识的党员灰心丧志，并成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斯大林化演变的一部分。当然，福本和夫也被诬蔑为一介“托派”，尽管他并不支持托洛茨基[8]。这种官僚性的行事手段，再加上“一国社会主义”和阶级合作“人民阵线”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是谢雪红所受到的教育，而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培训。
总体来说，谢雪红的政治教育是由于她接触到的共产国际内部两大思想斗争所塑造的：一方面是如上述的日共内部辩论，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斗争。后者也塑造了大多数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家的思想。
她对托洛茨基-斯大林斗争的反响很遗憾地被限制于她无法接触主要资讯来源的生活情况。斯大林主义官僚故意禁止她学习托洛茨基的真实论点。因此，她的立场似乎表面上是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然而，正如我们会看到她在实践上将会一次又一次地与斯大林主义路线发生冲突。
我们可以确信她拥护斯大林并反对托洛茨基，否则她不可能被允许在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党中获得领导地位。 在她晚年于北京在被文化大革命迫害的情况下撰写的口述回忆录中，谢雪红对左翼反对派“反党”活动的描述很明显地表现她并不理解实际情况。她将托洛茨基描述为“反中央”派系的领导人，但却将托式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拉迪克，索科利尼科夫和布哈林这些在不同时期具不同立场的人物混为一谈，很显然地完全接受了斯大林官方的说辞。
谢雪红当时还面临了另一个障碍。她在学时主要是和日本学生一起接受训练，且不谙俄语，因此，她几乎没有机会与托洛茨基的俄国支持者们交流。另一方面，后来主要聚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左翼反对派，此时还尚未成形。
谢雪红在莫斯科完成学业后，带着自己的所有优缺点，前往上海，与各国共产党内的台湾人一道为创党大会作准备。
反对打压的抗争
当时，亚洲各国新兴的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情势。恶劣的经济条件加上残酷的政府打压给他们的政治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障碍。许多人遭牢狱之灾，而其他人则在压力下屈服。然而，与此同时，镇压却也使一些最坚强，执着的革命家们脱颖而出。对谢雪红来说，她并没有想到自己日后必须担负领导台共的责任。但这个地位却因为早其台共领导人们的窜逃或脱离而迫使谢式扛下带领全党前进的大任。
共产国际一开始指示台湾共产党以日本共产党的民族支部形式成立。台共的创党大会遂于1928年在上海的一间照相馆楼上召开。与会者除了来自不同国家共产党内受过训练共产党内的台湾籍籍共产党人外，还有来自日本，中国，韩国和美国共产党的代表。创始大会选出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并通过了一些组织决议案和政治综观性组织决议案理论观点文件。根据斯大林主义的“革命二段论”，台共创党的理论文件认为，台湾的工人阶级仍然太弱，革命者应该努力从台湾社会中清除封建主义的残余，并将自己局限于民主斗争，而不是鼓舞工人阶级承担，领导社会主义任务。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斯大林主义共产国际的思想和手段深深地影响了新成立的台湾共产党。
起初，谢雪红在台共党内扮演着次要的角色。在创党大会上，她被分配了在台湾组织国际赤色济难会的行政工作。 然而，在大会召开十天之后，台共在上海组织的一个地下读书会遭到了国民党特工和日本上海租界区警察的袭击。虽然谢雪红跟同伙们没有被揭发为共产党员，但是日本政府仍然将谢雪红强行引渡回台湾。
政府的打压惊吓了台湾内外的台共领导人。一大群在闯荡大会上当选的领导人们因害怕被捕而逃离台湾，让谢雪红和其他两位同志人承担了所有工作。被视为领导行人物的台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蔡孝干径自逃亡至厦门，迫使谢雪红承担起领导全党的责任。还好，此时谢雪红还不必孤军抗战。她身旁在有忠诚的同志们林日高，庄春火和新党员杨克培在早起与她一起在台湾建构台共组织。
1928年下旬， 日本政府对日本共产党的镇压日益加剧，这也加深了台湾内部的困境。尽管谢雪红没有被定罪为共产党人，但警方仍然将其列在监视名单上。日警经常搜查她的住所和办公室，迫使她不得不反覆将重要文件隐藏在粪坑内。有时候谢式甚至要直接销毁证物，以防止警方获取重要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内部会议和读书会当然很难安全地举行。
台共的东京支部在全党成立仅四个月后即被警方拘提。随后，日共派遣中央委员会主席渡边政之辅携带大笔资金和文件亲自访问台湾以便协助年轻的台共，但他于同年10月在基隆被警方揭发，因而当场举枪自尽。没有经验丰富的日共的指导和经济援助，台共必须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下自力更生。此时的台共仅有一个弱小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其中只有三名成员，包括谢雪红本人。在这些条件下，谢雪红得以维持台共的生存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
然而，严峻的物质环境确实限制了台共的活动。尽管谢雪红自行制定了一个平衡于合法与地下工作，以招募和培训新党员为主轴的策略，但是要将台共打造成一支娴熟政治理论和组织技巧的干部政党，却需要耐心，细心的长期工作。在此过程中累积起来的胜利也不免遭到挫败。例如台共后来得以领导的台湾农民组合（农组）在1929年初遭到日警大规模搜捕领导人，而这个具全国规模的农民群众组织也被迫地下化。
来自客观条件的剧烈压力有时也会使革命党内一些不健康的现象浮上台面，这对台共来说尤其如此。 林日高和庄春火这两位早期与谢雪红一起建构台共的中央委员，后来也招架不住疲劳而黯然退党。
政府打压不仅惊动了部分台共党员，它还加剧了年轻成员的不耐烦和冒险，极左倾向。然而，正是在这种时候革命家们不应该失去理智并开始从事冒险活动。不幸的是，面对受斯大林共产国际支持的台共恶毒极左派系，谢雪红也无法将台共发展维持在正确的道路上。
谢雪红的群众工作策略
谢雪红在执掌领导责任后所沿用的种种策略，证明了她尽管受到堕落共产国际的训练和领导，却能够独立地得出布尔什维克式的结论。此时，共产国际在斯大林的指导下采用了极左的“第三时期”理论，认为如果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公开敌对于既成的改良主义工人群众组织，并设立独立于主流工运以外的工会和运动的话，他们将迅速吸收诉求革命的工人群众。这种策略完全无视列宁主义“耐心地解释”的准则，不了解新投入政治的工人们不免会选择支持改良主义领袖和既成的群众组织。 “第三时期”的政策不仅无法让革命家们有门路与广大工人群众接触，反而让主流工运的基层敌视了革命派，并让更激进的工人被孤立在主流运动之外，无法参与。
台共多数党员从创党大会开始就受到共产国际的冒险主义策略和缺乏任何分寸感的思考方式之影响，因而让台共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宗派（Sectarian）团体。然而，谢雪红的思路却不断与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互相冲突。在她的领导的初期，她将党事务的重心放在招募和训练革命干部上，而不是认为零星的几个共产党人可以迅速带领群众运动。她还寻求在可以维持各方政治原则的前提下，与台湾各地新兴的大型工会组成统一战线。此时这些工会的基层群众正在从改良主义意识走向战斗意识。
然而，台共起初最大的成功莫属于其在文化协会内的工作。当时的文协正在快速朝左翼激进化，谢雪红也利用她先前与许多青年和学生领袖所建立的关系，逐渐招募新党员。在这个环境中，谢式得以招募全国知名的农组领导人简吉、赵港等人。
后来加入台湾共产党的农民领袖简吉。 //图片：公共领域
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农组于1927年在台湾各地膨胀到23,400余名成员。但两年前只有13名成员[9]的农组，虽然有大批新成员加入，仍然还尚未定性。要有效地将革命思想传递给基层农组会员，首先必须要教育和培训农组的中间领导层和有天份的组织者们，并招揽他们加入台共，以便日后再把革命理念传递给更广大的群众。在日本殖民政府的监视下，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谢雪红清楚理解这一点。她的第一步是在农组总部设立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会”，而不是诉求立即动员农组的群众基础来进行运动。在研究会内，与会者们研讨如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著作《共产主义ABC》。谢雪红和其他台共党员也对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和1915年台湾西来庵起义经验等话题举办讲座。这个读书会在举行过十三次会议后，搬到了谢雪红和杨克培开办的国际书局。这个书局成为了台共宣传组织工作的合法掩护[10]。
台共在农组内的工作不仅限于主要组织者的教育。台共也积极参与指导农组如何进一步巩固成一个国家规模的组织，并指导农组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呈上大会的各个决议案内容有很大影响。
谢雪红也将农组视为接触更广泛青年和妇女，并将他们吸引到革命社会主义政治的途径。谢氏说服了农组领导人们开始积极招募和教育农村青年和妇女。前者可能成为未来的工人，而后者则被台湾以小资产阶级为主的女权主义运动排除在外。这两个群体都需要融入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11]。这些举措清楚地显示了谢雪红认真为革命党建立坚实的基础的长远思考方式。
由于台共的活动必须地下化，谢雪红还试图藉由农组为与工人组织联系的基础。为实现这一目标，她召集了农组，文化协会，多个改良派工会和台湾民众党代表[12]，致力与这些组织形成“统一战线”。
台湾民众党是一个由台湾资产阶级建立的合法自由派政党，起初诉求通过非激进的手段来与日本帝国主义协商以求得渐进性的社会改革。但在1928年7月，民众党经历了以阶级为分界线的分裂。同年上旬，民众党的创党元老之一蒋渭水在阶级斗争的压力下开始激进化，他主张民众党应是工人和农民的政党，并进一步成立了台湾工友总联盟，由29个大型工会和7,000名成员组成[13]。这导致如林献堂和蔡培火的右翼民众党大老宣布退党，径自成立了资产阶级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公开反对阶级斗争。实际上，民众党在由下而上的激进化过程中从一个资产阶级正当转变成了工人群众的政治组织，尽管大部分的领导和党员仍然对改良主义把持幻想。
谢雪红将这些发展视为一个契机。在她与民众党和改良派工会召开的会议上，她提议与会的组织应该共同协调抗议行动和抵制警察镇压[14]，但她的目标是与具先进意识的工人阶层联系，并向他们展示共产党人政治行动的优越性。虽然最终这个联合阵线后来没有实现，谢雪红的尝试表示了她试图采用真正的列宁主义方式来进行群众工作。
台湾工友总联盟会议成为台湾民众党群众基础的一部分。 //图片：公共领域
然而，共产国际并不赞同谢雪红的思想和策略。相反，它将支持台共内诉求灾难性冒险主义的极左派。
台共内的恶斗和分裂
在台共创党的同时，党内就已经迅速形成了一个反对派，以在上海活动的翁泽生为首。在台共成立之前，翁泽生就已经被认为是在中共内部工作的台籍共产党人中的领军人物。虽然谢雪红最初也是被中共招募的，但她入党后很快就被派往上海，然后被送到莫斯科接受训练，因此没有像翁泽生一样在中共党内能聚集一批长期支持者。
翁泽生更是曾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瞿秋白的学生。后者将利用他的权力亲自为翁泽生介入台共未来事务。此外，人在上海的翁泽生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Pavel Mif）旗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保持密切联系，借此成为了台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他后来开始利用这个职位向远东局提交修改过的台共事务报告，并以共产国际之名向台共发出自己的命令[15]。
翁泽生与其党羽开始以极左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视角来批判谢雪红的领导。虽然他们的提案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毫无关联，却吻合于斯大林主义在国际上采用的路线。极左派对谢雪红的批判可以用一封署名于日共致台共的信函总结。学者白安娜（Anna Belogurova）表示这封信很可能是由翁泽生派系起草的，内容包括了以下对谢雪红的指控：
“党内因缺乏工人和农民（以及缺乏让他们参与的努力）而与群众分离；群众普遍不知道党的存在;台共倾向机会主义，而逮捕后知识分子党员也被官方动摇;成立大规模合法工人政党是错误的目标;缺乏党小组和党报;透过知识份子读书会来领导农民运动显然是完全不够的。”[16]
值得注意的是，台共在1930年只有25名正式党员[17]。要立即期望群众“意识到党的存在”并迅速招募，完全不了解谨慎的地下工作的必要性。对“农民运动领导力不足”的批评透露了翁泽生派希望台共立即引领大规模抗争，而不是先做好必要的干部整合工作。
然而，在台共成员内，不耐烦的情绪导致许多人开始支持翁泽生。翁派不仅说服了农民领袖赵港，也招募了从日本抵达不久，并立即对谢雪红的领导感到不满的苏新。这恰逢谢雪红派系处于士气低落的状态，而谢式的坏脾气更加剧了台共内的紧张气氛[18]。林日高和庄春火宣布退党后，谢雪红称为党内仅存的中央委员，并且必须独自面对反对派的攻势[19]。
谢雪红最初试图透过在松山召开一次党内会议来处理中央委员会的崩溃，但是反对派正是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宣布他们的存在。翁派直接向谢雪红提出他们的要求，包括加速建立红色工会的工作，解散文化协会以便让台共能够更直接，公开地招募党员。他们也向谢雪红表达他们对党领导的种种不满。谢式虽然承认自己的一些错误，但仍然坚持不同意翁派提出的冒险主义路线[20]。
在松山会议之后，翁派继续打者正统斯大林主义旗帜对抗谢雪红。翁泽生除了反覆向共产国际抱怨台共的疏失外，更说服瞿秋白撰文批评台共，并建议台共修改党纲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翁派遂将这些批评描述为共产国际的正式命令。在松山会议后，翁派自行成立了一个名为“改革同盟”的派系，并选举了自己的中央委员会[21]。
谢雪红在此时不仅沦为党内少数派，她的政治观点相悖于改革同盟所拥护的共产国际路线。翁泽生最终获得了远东局的支持。他的集团在没有邀请谢派参与的情况下径自于1931年召开了“党大会”，并宣布开除谢雪红和她的两名追随者的党籍。
斯大林主义付诸实践与台共的瓦解
谢雪红所倡导的稳扎稳打训练干部和统一战线策略一夜之间与谢雪红一起被抛出党外。取而代之的是冒险主义和建立红色工会的企图。翁泽生集团认为这些手段可以迅速团结所有台湾工人接受台共领导。
与此同时，经济危机的爆发和严重的减薪和失业浪潮，以及1931年赛德克族英勇的自发武装起义（即雾社事件），加深了台共的错觉。他们确信一个全国性起义迫在眉睫，而光靠一小群台共党员就能领导它。
在雾社起义期间，日本士兵残酷地轰炸了赛德克战士。 //图片：王仲立，公共领域
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者明白，即使在最有利的社会条件下，革命政党的作用永远不会替代群众的角色。相反，它必须经历与群众一起奋斗，一起得到必要的经验和觉悟，并耐心地向群众解释采取革命性的方案的必要，以说服群众自愿性地支持发动革命。
新台共领导们遵循着真正的斯大林主义的手段，驱逐了党内任何反对路线改变，或是不了解新路向的党员。任何持不同意见的党员皆被被贬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并被开除党籍，尽管当时少有台湾人知悉托洛茨基其人。
台共开始领导了一些小型罢工，结果好坏参半。有时，台共甚至试图将自发的小罢工塑造成反对台湾民众党运动，完全不顾于罢工工人们的意愿[22]。在这个过程中，台共获得的不是台湾群众的支持，而是日本警方的注意。
最后，在1931年，日本政府对任何疑似台共党员的人士发起了大规模逮捕。由于他们收集了大量的信息，台共所有的高层领导人相继落网，其中包括谢雪红和她的追随者们。日本政府同时打击了整个台湾左派。台湾民众党和农组都被勒令解散并遭非法化。
新加入台共的党员们听信了高层的说词，以为革命已经近在眼前。这种幻想导致了更多的冒险主义策略。在台共领导人们被搜捕后，少数年轻的党员遂计划在大湖和竹南以40名农民的兵力进行起义。但他们在起义能够发动之前就遭逮捕[23]。
这些发展在台湾基层群众之间造就了长达十多年的低迷士气，所有激进社会运动都必须要等到二战后才得以复苏。
有鉴于台湾共产党人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奉献，台共下场的悲剧性不言自明。归根结底，只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旗帜，方法和传统才能引导一个小党逐渐茁壮，并在工人阶级夺下政权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如果缺乏了这个政治观点，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任何努力都会付之一炬，正如来自世界各地的无数例子所见。
台共所有党员为反抗压迫和推翻旧世界的决心，是台湾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所捍卫的革命遗产。但是，我们也有义务学习和吸收他们用生命所换来的政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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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翁佳音编，“台湾社会运动史” -劳工运动，右派运动，稻乡出版社，台北，1992，p15
[2]连温卿，“台湾政治运动史”，稻乡出版社，台北，2003，p50
[3]谢雪红口述，杨克煌笔录，“我的半生记”，杨翠华，国家图书馆出版，台北，2004，第23页
[4]John Peter Roberts， 中国：从永久革命到反革命， Wellred Books ，伦敦，2016，p31
[5]谢雪红，p229
[6]John Peter Roberts，p65
[7]林琼华，“从遗忘到现在：谢雪红的历史在台湾与中国的影响与遗绪”，台湾史学杂志，第15期，2013年12月，p4
[8]谢雪红，p247
[9]蔡石山，《台湾农民运动与土地改革》，1924-1951，中文版，台北，2017，p192
[10]陈芳明， “谢雪红评传”，城邦文化出版，台北，2009，p73
[11]同上，p78
[12]翁佳音编，“台湾社会运动史” -劳工运动，右派运动，稻乡出版社，台北，1992，p72
[13]陈芳明，第76-77页
[14]警察沿志出版委员会，“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https：//archive.org/stream/b614103080_tmu/%E5%8F%B0%E7% 81％A3％E7 ％A4％BE％E6％9C％83％E9％81％8B％E5％8B％95％E5％8F％B2％EF％BC％88％E7％AC％AC％E4％B8％ 89％E5％86 ％8A％EF％BC％89_djvu.txt
[15]Anna Belogurova，“国际共产主义公民世界：台湾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1921-1931）”。现代亚洲研究，可在CJO doi：10.1017 / S0026749X12000327，p16
[16]同上，第15页，作者自英文原文译
[17]同上，第17页
[18]林琼华，第14页
[19]杨克煌，“我的回忆”，杨翠华，国家图书馆出版，台北，2005，p82-83
[20]陈芳明，p128-130
[21]Belogurova，p19
[22]翁佳音，p192-p202
[23]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 ，前卫出版史，台北，1990，P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