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二二八事件，一般聯想到的是中國資產階級獨裁者蔣介石以及其國民黨政權於1947年在台灣進行的血腥屠殺。上千名民眾在連日的政府鎮壓下喪生，而此事件也成為了一大部分台灣社會至今訴求獨立自決的重要分水嶺。
如今，國民黨仍然驕橫地指責任何對二二八的討論會“分裂社會“，而民進黨則僅僅把二二八的重要性侷限在一個受害者的角度，並利用”悲情台灣“這種煽情言論來取得選票。但是，藍綠兩營都避談它所具有的巨大革命潛力。在2月28日起義爆發後，一連串的自發性罷工罷市，大規模群眾示威，以及工廠和政府部門佔領行動接踵而至。這些革命性的運動也迫使蔣介石發動了他在二戰後的第一起反革命。
在二二八起義被鎮壓後，台灣的勞動階級和農民也被迫活在長達38餘年的戒嚴統治之下。任何有左派嫌疑或是關聯者，甚至任何的異議人士，都受到迫害。左翼的政治運動也在一段時期幾乎完全消失。儘管如此，台灣的工人階級，就像他們在全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一樣，終究會站起來對抗資本主義體制來捍衛自己的利益。從80年代末期的自主工會運動，到90年代的野百合學運，都是不畏懼國民黨威權體制而發起的抗爭。2014年巨大的太陽花學運，以及近年來對抗民進黨政府修惡的工人抗爭行動達到了前所未見的規模。
這些事件表示台灣的工人階級正在為對抗資本主義做準備。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們也應該到位參與，提供必須的分析和領導來幫助勞動階級取得勝利。這些分析一大部分必須參考世界各地過去經驗以及台灣階級鬥爭歷史記憶中。本文也從這個角度來再度檢視二二八起義可以提供給我們的重要啟示，為未來的抗爭做準備。
國民黨政權接收後的台灣社會經濟
在1683年清朝將台灣正式劃為其版圖之前，該島先後曾被西班牙人，荷蘭人，明朝殘部鄭成功統治，並長期處於中國，日本和歐洲列強的競爭的交匯處。台灣於1895年在甲午戰爭完結後被清廷割讓給日本。日本帝國主義的治台方針也從主要為經濟殖民地轉變為支援二戰的前進基地。由日本在台灣樹立的資本主義系統也造成了農民階級的激進化和台灣工人階級的誕生。雖然政府壓迫和二戰爆發一時切斷了社會的激進化，但卻沒有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矛盾。二戰期間，日本政府為了有效供給戰事，配合政府調度資源需要，促成了台灣在地的大財閥企業進一步壟斷經濟。日本政府也透過增稅和徵兵等措施繼續壓榨台灣人民來應付戰事。在太平洋戰爭後期，日本開始落居下風時，美軍開始對台灣實行大規模轟炸，造成了台灣內部生產力的嚴重損害。日本投降後，台灣人便是處在這樣的社會情況下等待國民黨的接收 [1]。
一開始，經過日本帝國主義半世紀以來的殘暴統治後，台灣群眾大都對於回歸中國表示支持。許多人認為他們終於可以告別高壓統治的生活，開始過自己想要的生活，並與他們視為在大陸的同胞們一同享有民主權利。眾多當時還不會説於1923年被國民政府制定為國語的台灣人紛紛積極地學習國語。然而，對於他們的熱情，蔣介石則回敬以派遣由陳儀為首的一批官僚來接管台灣。
對國民黨來說，台灣僅僅是一個搜刮財富和榨取資源來對付中國境內革命勢力的地方。陳儀的長官公署指出台灣人民不會寫中文、不會講國語以及不熟悉中華民國法律等藉口，完全將台灣人排除在政府機關中上級職位以外。根據國民黨在戰後頒布的《復員計畫綱要》中，台灣被列為從敵國手中“光復”的地區，戰後必須“著重教育文化工作，去除奴化思想[2]”。日本投降後，台灣民間開始熱絡發展的各種自發性政治活動在1945年11月17日被長官公署開始嚴格管制[3]。同時，政府也不顧日本高壓統治下的情勢，大張旗鼓地以“漢奸”之名逮捕各界人士並搜刮財產，更引進了中國情治系統監控任何台灣的左派和共產黨行動。
雖然台灣人民一開始對回歸中國文化有所憧憬，但是成功的文化整合必須要花上時間和穩健的步伐，以及最重要的是人民自願性地努力才有可能，尤其當時在台灣的通用語是日文，而閩南、客家以及其他原住民族語言也是主要被使用的語言。然而國民黨政府卻下令快速地在所有公共場合移除日文，各個國小也立即實施國語教育，亦禁止日式的服裝、飲食、習慣等。這樣莽撞的文化政策所造成的立即後果就是讓不會說國語的大多數台灣人處於劣勢，而跟著國民黨來台的中國外省人則受惠 [4]。
台灣人民再一次在自己的家鄉成了次等公民。當時上海的一份自由派雜誌精闢地敘述了國民黨對台灣的態度：“國民黨以征服者的姿態回到收復區，這似乎是不可諱言的事實。台灣是從日本人手中奪回來的，這班征服者的感覺是：‘我解放了你們，你們從今以後不再做亡國奴了，應該感謝我。其次是：你們受了五十年日本奴化教育，不免有許多錯誤觀念，現在要重新教育你們，訓練你們怎樣做三民主義新中國的人民。’[5]”。國民黨的沙文主義專制獨裁，也是台灣群眾之後幾十年都要忍受的。
經濟方面，由於陳儀政府的主要考量是快速重建損毀工業，讓台灣可以馬上支援在中國的反共戰事，他們立即國有化所有在台灣的前日本壟斷企業和銀行，迅速地掌握了大部分台灣經濟，囊括了59.7%的國內生產淨值，並控制了全台灣65.4%的受僱勞工[6]。但是大部分國有化後的企業為了得以快速支援中國戰事，都是為得到最大的短期利潤而經營，而非真正滿足社會需求[7]。國民黨的資源委員會甚至急迫到計畫要關閉台灣二十五間糖廠並搬移到中國其他省份，雖然最後在民眾反對下仍然關閉了兩間[8]。即便國有化的運作的確有讓生產力快速成長，卻完全無法解決任何人民生活上所面對的失業和糧食短缺問題。再加上對於生產力的投資多半是以貸款和印鈔進行，通貨膨脹開始迅速地在台灣惡化。
由於國民黨也快速將台灣對外貿易夥伴從日本轉向為以上海市場為主的中國經濟，台灣因而仰賴由上海進口的工業消費產品。當時在上海爆發的通貨膨脹危機以及陳儀不當的貨幣政策鼓勵了貨幣投機。這也惡化了台灣貨幣貶值和銷售到台灣商品價格的上漲[9]。盟軍在二戰末期轟炸了大量農田並造成了糧食生產短缺，但國民黨卻實施以市價三分之二的賤價強制徵購將近70%的糧食[10]，以及其他的錯誤政策助長了糧食市價的上升。在1946年1月和1947年2月之間，米價漲了4.83倍，麵粉價格漲了5.38倍，而白糖價格甚至漲了22.33倍之多[11]。
國民政府也用同樣排擠台灣本省人於公共事務之外的方式，直接讓許多新到的外省人接掌日本人在各個企業裡留下來的高薪職位。不僅如此，由於多數外省人是靠關係得到這些職務，他們因缺乏訓練所造成的低效率也迫使企業增加職員人數。在台糖這樣的工業企業裡，1946年時擁有2,946名員工，在1947年卻增加到5,364名。台糖不僅給外省員工許多本省人得不到的補貼，一般外省員工的薪資也顯著高於本省員工。例如台糖在台中的工廠給予外省員工的平均薪資就比本省工人高出兩倍[12]。不僅如此，各式各樣的貪腐也盛行於國民黨政權之下。
台灣大眾快速地覺悟到他們不僅再度成為一個粗暴外來政府下的二等公民，而且新統治者們的施政正在快速地破壞他們艱苦生活的穩定性。在短短兩年內，對社會極度不滿的情緒在台灣迅速蔓延。美當時駐台的美國外交官葛超智生動地敘述了蓄勢待發的社會氛圍：
“示威、罷工日益增加。當工資未付、短缺或管理單位拒絕改進工作條件的請求時，員工只好憤然罷工。因此在短期內，有幾處重要工廠被迫關門，或因罷工事件而縮短工作時間。公共衛生局員工也開始罷工...
到1947年12月中旬，糧食不足現象再次出現。全臺灣因缺米而起的暴動次數有增無減。這就是革命的火種。[13]”
抗爭的爆發
無可避免的群眾抗爭終於在1947年2月27日爆發。由於國民黨政府強制壟斷多種商品的銷售， 在面臨經濟崩盤的情況下，許多民眾被迫擺路邊攤銷售走私品來餬口。單親婦女林江邁也不例外。那天，當她在路上兜售私菸時被國民黨探員稽查。當她淚流滿面地跪求探員不要沒收她的貨品時，稽查員葉德根用他的步槍敲擊林氏頭部，導致其當場昏倒。大批路過的群眾馬上將探員們團團包圍。稽查員傅學通慌張地試圖開槍警示，卻射殺了路人陳文溪。這一記反動之鞭，促使了一起爆炸性的反國民黨政權群眾運動。
憤怒的群眾追打國民黨探員到警察局。當警察局長拒絕將鑿事稽查員交給群眾處置時，越來越多人加入包圍警察局的行動並拒絕離開。林江邁事件的消息在台北迅速傳開，隔天民眾開始自發地發動罷工罷市，大批的民眾也開始佔領政府部門或將其搗毀。在2月28日晚上，群眾佔領了台北的一間廣播電台，向全台各地訴說事件的經過，並鼓勵全台民眾站起來反抗。
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如雨後春筍般在全台各地出現，尤其是台中、台南和高雄等城市。憤怒的群眾攻擊官方機構並焚燒物品，或是毆打他們認為是官員或權貴的外省人。為了抵抗隨之而來的軍警鎮壓以及維持在地的治安秩序，台灣各地由年輕人和參加過日本軍隊的退伍士兵開始組織自衛隊，並使用從警察局奪來的裝備。在雲林虎尾的民軍甚至攻佔了虎尾機場[14]。許多工廠的管理階層和警衛都在暴動下紛紛逃離，而場內的工人們則開始組織自衛隊掌管工廠，並庇護他們的外省同僚[15]。
3月1日，由台北市參議會的幾位台籍資產階級政治人物對陳儀提出幾項要求，包括解除戒嚴令、釋放被捕民眾、官民共同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以及下令軍警立即停止對民眾開槍等。陳儀雖然應允，但是卻從未公開宣佈禁止對民眾開槍的命令[16]。在群眾運動和參與的壓力下，台灣各地紛紛成立處理委員會。起初，處委會的角色被設定為由台灣本省資產階級與政府主導的衝突調和。但在事件的發展下處委會開始向政府施壓，提出一系列大規模的改革要求。在部分地區，處委會甚至一度扮演政府的角色。台北市的處委會領先主動開始策動糧食調動與採購來化解台北市的糧荒。全省的處委會也開始替代政府來執導鐵路復工、郵政、電信、和調節煤荒等日常業務[17]。在各地自發性組成的各個自衛隊和保安隊也變成了處委會旗下的正式武裝力量。全省處委會於1947年3月7日通過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更提出了“政府在各地支武裝部隊應自動下令暫時解除武裝，武器交由各地處理委員會及（人民）憲兵隊共同保管”。另一條文要求“在政治問題為根本解決之前，政府一切施政，需先與處理委員會直接洽”[18]。這些要求在根本上挑戰了國民黨政權。當然，由於處為會內部的階級矛盾，這些舉動的影響也不應被誇大，而我們也必須檢視一開始在各地抗爭行動發展內部的階級和其他矛盾。
二二八抗爭中各種勢力之間的矛盾
忍無可忍的台灣群眾，透過二二八起義挺身介入政治，並掌握自己的命運。這股巨大的力量不僅具有完全改變台灣社會的潛力，更可能鼓舞在中國和亞洲各地的工人階級跟進，強化在亞洲蓄勢待發的革命進程。當然，整起事件不無重要的客觀性挑戰。如果當時有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幹部，他們就可以向群眾解釋如何克服這些困難並得到勝利。
在國民黨政府和反政府的兩個陣營中，我們都可以看見各種派系之間的矛盾。國民黨政府方面，除了在台灣執政的陳儀和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等官僚之外，更有在國民黨內與陳儀敵對的 “Central Club (CC)“派。由黨內大老陳立夫為首的CC派是完全的反動派，與陳儀所屬的“政學派”有利益衝突。CC派在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內具有很大影響力，二二八事件期間，CC派企圖利用群眾運動來打擊陳儀。一方面，他們極力收編參與處理委員會的台灣資產階級大老，如工運領袖蔣渭水胞弟蔣渭川，來推倒陳儀在台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在群眾之間扮演代理挑釁者的角色，一度鼓勵武裝民眾從事放火等只會弱化運動號召力的行為[19]。
然而在反政府的陣營中，台灣本土的資產階級和統治階級分子不外是整起運動的最大障礙，扮演著反革命的角色。設於台北的全省處理委員會一開始就是台北資產階級與官方談判後產生的機構。雖然各縣市工會和學生有權自行選舉代表參與處委會，而且會議期間通常有大批民眾旁聽，但是主要的領導權還是掌握在本省的政客和資產階級分子手中[20]。處委會的本質比較近似於資產階級民主議會和“臨時政府”之間。不同於自1905年俄國革命問世的“蘇維埃”（工人議會），或是如當今在委內瑞拉還可以見到的“玻利瓦爾社群/公社”等由民眾自發性成立且控制的機構。雖然一開始受群眾壓力迫使處委會向政府提出大幅度改革要求，但資產階級透過處委會來執行反革命的目的也快速暴露。在台中，群眾成立了“市民大會”並推舉共產主義者謝雪紅來領導，謝氏也以這個基礎進一步成立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然而由大地主林獻堂為首的資產階級後來在當地成立了一個處委會，並用其剝奪了謝雪紅的軍權[21]。
在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複雜性。最激進化並把持運動主導權的階層絕大多數是城市裡的學生和退伍軍人。各地的自發組織的武裝力量多半是他們組成的。學生、小資產階級和戰後退伍軍人通常是被資本主義危機嚴重影響的社會階層，他們作為革命性的先導也是預料中的。但是儘管他們手中握有武器，如果無法積極地與工人階級連結幫讓後者發揮其巨大社會力量的話，他們自身並沒有辦法抵禦來自資產階級的攻擊和壓力。
在二二八期間，台灣工人佔總就業總人口的13%，約31萬5千人左右[22]。儘管他們在整體人口作為少數，台灣的工人階級的確在二戰期間得到迅速成長。如果工人階級開始朝向革命前進並領導運動的話，二二八起義的革命潛力就有辦法得到完全的實現。但是，雖然各地都有出現工人佔領並控制工廠的現象，而且這些工人都開始組織武裝保衛隊，但是實際上工人對於由學生和退伍軍人主導的各種反抗行動保持觀望態度[23]。
工人持保守態度的原因甚多，但是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流氓無產階級在群眾運動初始時的影響。當時台灣各縣市都有規模可觀的黑道組織，在群眾運動爆發後對外省人的毆打和搶劫通常是這些流氓份子趁火打劫或在怒火沖天群眾內起哄[24]。部分地區甚至出現暴動人士試圖搶劫工廠的現象[25]。很多工人組織武裝保衛隊其實正是為了抵抗這些攻擊而組織的。事發後不久很多流氓份子反而被國民黨收編成“忠義服務隊”，偽裝成與其他自發性武裝力量相同的組織[26]。這在運動之間所注入的混亂因子，讓工人參與運動的興趣大打折扣。誠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觀察到：“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捲到運動裡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幹反動的勾當。”這個階級在革命浪潮中接受工人階級領導也不是不可能，但是他們必須要完全接受工人階級的紀律才能扮演著正面的角色。如果革命一方還沒佔上風，流氓無產階級通常會接受資產階級的收買，成為反革命的重槌。
工人保守態度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領導群眾的學生和退伍軍人並沒有提出可以改善工人生活的綱領，也沒有訴求工人挺身領導運動。無論是處委會提出的綱領或是當時各地學生群體的口號，主要都著重在於向國民黨政府訴求更多資產階級民主權利、讓台灣人多在政府內任職，或是台灣人自治的口號。就連圍繞在謝雪紅和中共的運動，都將他們的口號限制在訴求民主權利，並沒有解釋只有工人奪下政權才能真正解決嚴重的失業、低薪資和糧食問題等社會問題。由於當時沒有人提出這樣的見解，在其他因素的擾亂下，工人階級疏遠整個運動也就完全可以理解。
就算當時革命運動的發展有眾多的缺陷，但如果有一批深受理論和組織訓練，並且具一定數量的革命幹部組織，他們就可以在群眾之間調和這些缺陷，聯合各進步勢力，幫助群眾認識本外省資產階級的反動本質，促成工人階級領導並導引整個運動發揮最大威力。而當時最有機會扮演如此角色的團體，就是在台中以謝雪紅為首的前台共，以及中共黨員。
謝雪紅、中共和二七部隊所扮演的角色
謝雪紅是二零年代由共產國際策劃創建的台灣共產黨內的重要領導人物。台共在三零年代被日本殖民政府粉碎後，被捕的謝氏在獄中承受了九年的酷刑、強迫勞動和病痛。1940年因肺病而出獄後，謝氏漸漸與一小群前台共黨員重新開始組織工作。
日本戰敗後，謝雪紅和其他出獄的前台共或左翼人士面對著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情勢。共產國際於1943年被斯大林為了向美國和英國帝國主義者示好而自行將其解散。儘管台灣的革命家們失去了與世界革命勢力的連結，但是他們也完全了解他們的任務是推翻國民黨並反抗美國帝國主義。
在日本宣告戰敗但國民黨還尚未登陸台灣之前，台灣群眾便開始熱絡地投入公開政治活動。許多先前被日本政府禁止的政治和工人團體也趁勢重起爐灶。在這個政治熱潮下，謝雪紅迅速成立了全國性的人民協會，並以成為未來先鋒隊政黨為目標[27]。她也成立了台灣人民總工會和台灣農民協會，後者的成立大會大約有130人參加。她更設立了台灣學生聯合會並成為建國工藝學校的校長[28]。同時，中國共產黨也派遣蔡孝乾和張志軍前來台灣成立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並與各方老台共連結。省工委得以在二二八爆發前成長到70名成員。但是由於政治、組織以及個人關係上的分歧，中共並沒有辦法有效地與謝雪紅和許多老台共整合，最後也導致後者在二二八過程中有比較亮眼的角色[29]。由於謝雪紅在台共的組織經歷和自身的幹部訓練，得以讓她在年輕學生間得到較高的威望。青年們都親暱地稱她為“歐巴桑”（老太太），並仰賴她的組織經驗。
在二二八事件於台北爆發翌日，聽到廣播的台中市民迅速地組織市民大會。深受歡迎的謝雪紅也被推選為大會主席。了解國民黨反動本質的謝雪紅更聚集自行武裝的民眾成立“作戰本部”。然而，當地的大地主和仕紳卻透過處委會剝奪了謝氏的軍權。資產階級可以如此霸道的部份原因，是因為中共台灣省工委在抗爭爆發早期不見蹤影了幾天後，聯絡了謝雪紅並要求她將軍權交付給在地的處委會。由於謝氏個人認同了錯誤的斯大林主義“人民陣線”策略因而照辦[30]。也因此她的綱領也被限制在民主的訴求，並將自己置身於處委會的權威之下，解散了市民大會。雖然她的錯誤導致資產階級得以透過處委會來剝奪她的軍權，但是較為激進的武裝鬥士仍然支持謝雪紅，她遂把願意直接對抗國民黨的鬥士們，組成兵力四百的“二七部隊”[31]。
事件發展到此，雖然謝雪紅個人在群眾之間仍然有很大的號召力，但是資產階級仍然繼續透過處委會拉回運動。不僅如此，由於當時的台中是抵抗最為成功的地方，全台各地的抵抗民眾都前來請求支援和領導，但是林獻堂控制的台中處委會一律拒絕[32]，這也完全顯現當地處委會及其領導層已經站在群眾運動的敵對面。當時可以指揮四百人的謝雪紅，應該立即透過這些鬥士來向全市群眾宣傳，訴求再度召開市民大會並宣布其掌握真正實權。同時，他們也應該將綱領從資產階級民主訴求提升到社會訴求來進一步吸引工人和農民的支持。在這個基礎上，各地前來請求支援的鬥士就不僅可以帶回物資，更可以將這些綱領和鼓動群眾的方針帶回，進一步促成各地工人階級和群眾的串連，並向對岸已經開始進入革命狀態的中國工人和農民們呼應，一同剷除國民黨。
群眾的力量來自於他們作為社會的真正運作者和他們的數量，也因此就算是在最艱困的情況下，如一場內戰中，群眾的支持很多時候是勝敗關鍵。在蘇聯政權被21隻外國軍隊和白軍重重包圍時，民眾對新政權的支持正是十月革命得以生存的後盾。列寧和托洛茨基亦在內戰期間以具體的農地歸農民綱領，所有工廠國有化並置於工人控制，以及所有政權歸為蘇維埃等政策，政治性地啟發群眾。托洛茨基也得以建立了紅軍，並在正規戰中擊敗了革命的敵人。在任何反抗反動勢力的情況下，社會主義者的角色應該是向工人和農民解釋戰鬥的必要，將群眾的階級意識最大化。
然而，謝雪紅等人則決定他們旗下的四百鬥士直接投入作戰，錯失了與群眾連結的機會。在蔣介石派遣的增援登陸台灣後，二七部隊也被迫進入山野以游擊戰的方式繼續抵抗，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人數則越來越少。
國民黨在二戰後的第一次反革命
二二八爆發時，陳儀在全台僅有五千餘名士兵，警備總部也僅能調動七百餘名警察，根本不敵排山倒海的群眾運動。這也就是為什麼抗爭一開始快速地蔓延全島時，陳儀選擇假裝與處委會和台灣本土統治階級談判作為緩兵之計，並於3月2日瞞著處委會向蔣介石請求支援[33]。在陳儀哄騙台灣民眾而台灣資產階級積極幫助他平息鬥爭時，蔣介石則調度七千名士兵由北部的基隆港於3月8日登陸，另有三千名從南部的高雄港登陸，立即展開了連日的血腥鎮壓。
蔣介石和國民黨當時對台灣的策略正是典型純粹的反革命，以暴力粉碎群眾運動。在最新出土的一些日記文獻中可以看到蔣介石和國民黨高層都不將此行動視為一場面對中共的正規戰，而是以群眾為敵人的武力鎮壓。群眾運動爆發後，蔣介石個人已經接到了來自台灣資產階級和部分外國外交人員不要派兵至台灣的請求，但蔣介石明文置之不理[34]。在增援軍登陸前夕，蔣介石在其日記中如此記載：
“此時共匪組織尚未深入，或易為力，維無精兵可派，甚為顧慮。善後方策尚未決定，現時唯有懷柔。此種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 [35]
在基隆上岸後，蔣軍立即對當地民眾展開無差別射殺，還將大量民眾以鐵絲網或布袋綑綁，投入海中[36]。並開始向其他縣市推進，實行血腥的戒嚴。在這個階段，不管是積極對抗國民黨的民眾還是之前為國民黨極力扯群眾運動後腿的資產階級，都是蔣軍的攻擊對象。例如在台南說服民眾解除武裝並召集角頭來維持秩序的律師湯德章就在蔣軍進入台南時馬上被逮捕處決[37]。積極在台中與國民黨合作的林獻堂後來也被指控為“漢奸”[38]。
各地方抵抗蔣軍的程度不一。由於各縣市抵抗勢力沒有機會得到串連，沒有統一的領導或計畫，蔣軍得以迅速掃蕩全台。各個由工人佔領的工廠被殘酷地攻破，就算部分工廠的工人們先前為他們的外省同僚或管理階層提供庇護，事件結束後的秋後算帳依然躲不過[39]。抵抗最激烈的不外乎是台中地區由謝雪紅等人領導的二七部隊。當蔣軍逼近時，二七部隊將其引導至郊區埔里一帶作戰，以避免國民黨屠殺市民。英勇的鬥士們得以40餘人兵力與700名國民黨21師部隊在烏牛欄纏鬥[40]。當然，被迫進入山野的二七部隊被孤立於群眾。二七部隊內部，也有堅決反對左翼或共產主義的領袖，如隊長鍾逸人[41]。同時，中共下達命令要求在二七部隊內的共產黨員立刻停止並離開抗暴活動，謝雪紅和前台共領袖之一楊克煌也黯然離開二七部隊，日後逃至香港。二七部隊後來在彈盡援絕的情況下被迫解散。
後續影響和台灣的未來
如浪潮般層層疊疊的歷史中，台灣群眾曾勇敢地挑戰國民黨統治。事實上，陳儀確實一度流失了政權。但由於群眾無法進一步透過社會主義的方式讓工人和農民領導掌握政權，也導致了各地抵抗勢力的孤立，終究敗於蔣介石手下。但是雖然台灣民眾付出了鮮血的代價，卻也活生生地證明了當時亞洲各地資本主義體制的岌岌可危以及群眾挺身對抗建制的意願。雖然蔣介石在台灣展開了他在二戰後第一次執行的反革命，卻不敵兩年後的中國革命。
然而，來自群眾足夠的壓力也讓滿手血腥的國民黨政府被迫解除陳儀台灣行政長官的職務，而當他們發現在中國大勢已去的同時，也著手開始在台灣實施主要優惠小型農民的大規模“三七五減租”。這是“不斷革命論”社會進程在台灣一個扭曲的表現：面對在中國的革命浪潮，國民政府這個反動且受制於美國帝國主義掌握的政權也被迫實行相對性進步的政策來維護自己的政權，當然同時也增強了他們殘暴的極權政治。
雖然台灣的民間運動在蔣軍嚴厲鎮壓後進入快速的退潮，但卻也滯留了一段時間。中共得以繼續他們在台灣內部的工作，甚至一度掌握了台北公車和郵政工人工會領導權。中共有創意性地為台灣工人們組織國語教室，表面上遵循國民黨語言政策，但也給他們一個合法散播宣傳的管道。公車司機和郵政工人工會分別在1948和1949年發動罷工。不過他們也無法抵擋整個遷移至台灣的國民黨國家機器。此後在台灣內部的中共黨員相繼被逮捕和處決，台灣人也忍受了國民黨數十年的白色恐怖統治[42]。
當時甚至有九名中國托派革命家於1947年下旬從溫州抵達台灣來建立支部。他們找到了一部可用的印刷機，但是卻在1948年初被國民黨特務揭發，工作也付之一炬[43]。
雖然社運浪潮最終不敵全面遷台的國民黨政府機器，但是人民對於國民黨政權的憤怒以及自己的命運自己掌握的願望仍然延續。因此，在數十年的蔣政權期間，民間對於“台灣獨立”的支持，也就是實際上將國民黨帶來的中華民國體制，更換為一個成為“台灣共和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的主張，得以持續並逐漸壯大。隨著80年代的民間運動以及資產階級自由派反對黨民進黨的興起，國民黨威權體制逐漸衰弱，政治上的自由化也隨之而來。從那個時候開始，台灣的勞動階級逐漸累積經驗，了解他們生活上的問題並不只是源自於國民黨，而是其與民進黨一同服侍的全球資本主義系統。
在海峽對面，由中共主導復辟的中國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一個新興的帝國主義勢力。它操著和國民黨一樣的大中華沙文主義姿態，企圖以資本而不是革命的力量來併吞台灣。台灣的群眾了解中共的本質，但是在檯面上缺乏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治出路的情況下，對於中國帝國主義的抗拒也就被導引到達成台灣獨立的訴求背後。
一份於2017年發表的民調顯示高達56%的台灣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率從1992年的46%降至2017年的36%。僅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同時從25%降至3.8%[44]。面對中國，約60%的人，不分年齡層，認為應該要維持不獨不統的現狀。23.5%低於40歲的人和14.7%高於40歲的人支持台灣獨立，而10.4%低於40歲和20.1%高於40歲的人支持與中國統一。另外一份民調顯示，如果兩岸之間爆發戰爭，68.1%的人會在中共先發侵台的情況下挺身保衛台灣，而56.7%會在台灣自行宣布獨立正名後面對中共勢必發動的報復保衛台灣[45]。這個民意的演變表現出台灣民眾對於整個情勢的重要認識，也就是如同台灣勞運領袖曾茂興，在瞭解了中國工廠女工們恐怖的工作環境後親口對一名中共官員所說：“你們說我們是‘一國兩制’，但是實際上是‘兩國一制’！”
台灣的工人和青年們正在試圖擺脫台灣資產階級和中美帝國主義的枷鎖，迅速地集結如同，甚至超越他們先人在二二八期間發揮的巨大能量。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確信台灣群眾遲早會開始行動。現在，我們需要準備一批馬克思主義的勢力，能夠參與這些進程，提供群眾需要的分析、觀點和綱領，並自政治上與中國，東亞和世界各地的鬥爭連結。這也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IMT）在世界各地努力的目標，台灣的革命家們也永遠會在我們組織內有一席之地！
"保衛馬克思主義"網站（marxist.com)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全球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敬請填寫"聯絡我們"的表格，或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謝謝！
註釋
[1] 翁崇禧，《戰後初期台灣經濟與二二八事件》，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高雄，2016，p106
[2]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台灣》，衛城出版，新北市，2017，p109-110
[3] 陳翠蓮，p182
[4] Winckler, Edwin, "Cultural Policy in Postwar Taiwan", in Stevan Harrell and Huang Chun-chieh, Cultural Change in Postwar Taiwan,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 1994
[5] 陳芳明 ，《謝雪紅評傳》，城邦文化出版，台北，2009，p217-218
[6] 翁崇禧, p101
[7] ibid, p70-71
[8] 何明修，《支離破碎的團結：戰後台灣煉油廠與糖廠的勞工》，左岸文化，新北市，2016， p77
[9] 翁崇禧，p274
[10] ibid，p44-45
[11] ibid，p55
[12] 何明修, p71
[13] 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Taiwan Publishing Co. Upland, CA, 1992, p234
[14] 何明修，p84
[15] ibid，p84-87
[16] 陳翠蓮，p213
[17] ibid，p220-221
[18] ibid，p223
[19] ibid，p280-284
[20] ibid，p212-214
[21] 林木順，《台灣二月革命》，前衛出版社，台北市，1997，p70
[22] 翁嘉禧，p97
[23] 何明修，p87
[24] 陳翠蓮，p229-230
[25] 何明修，p84
[26] 陳翠蓮，p229-230
[27] 陳芳明，p194
[28] Ibid，p195-196
[29] 陳翠蓮，p240-241
[30] Patrick，”二二八台中二七部隊戰史 - 二七部隊的「歐巴桑」：謝雪紅在時代中逆行的一生（下）”，2017，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27cohort/62488
[31] 許浚騰，“二二八過後，戰鬥才剛剛開始──歷史課本沒告訴你的，很多事”，2015，https://tinyurl.com/y82zpgvj
[32] 林木順，p71
[33] 陳翠蓮，p333
[34] ibid，p362
[35] ibid，p363
[36] 李筱峰, “基隆二二八屠殺”,2016, http://www.peoplenews.tw/news/29b62f1e-d635-42ed-9a3f-5435bc0533f3
[37] 陳翠蓮，p230
[38] 吳象元，“誰是「阿罩霧三少爺」？他要求設立臺灣議會，在日治時期為臺灣人爭取權益”，2015，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5254
[39] 何明修，p87
[40] If Lin，“二二八台中二七部隊戰史【圖解烏牛欄戰役】二七部隊 vs. 國軍21師，40人力阻700人”，2017，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27cohort/62311
[41] Patrick, “二二八台中二七部隊戰史
【二七部隊老兵專訪】烏牛欄前夜（上）：追求台灣自治的理想”，2017，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27cohort/62236
[42] 何明修，p95-96
[43] 王國龍， “1941年至1946年的溫州托派簡況”，《十月評論》，http://octrev.mysrvnet.com/二二八/二二八_s31.htm
[44] Election Study Center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ese / Chinese Identification Trend Distribution in Taiwan(1992/06~2017/12)”，2018，https://esc.nccu.edu.tw/download.php?filename=166_22a366fd.jpg&dir=news&title=TaiwanChinese
[45] 陳方隅， “七成台灣人願意為台灣而戰、支持民主、反對統一：台灣年輕世代的政治態度”，2018，http://whogovernstw.org/2018/04/08/fangyuchen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