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原文著于1949年，是当时格兰特回应英国另一托派运动者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关于是否能将斯大林主义国家认定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论战之回应。本文所引用的克里夫著作段落也由本文译者自译。译者：k2e4z7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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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夫同志的题为《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本质》一书乍看之下给人一种博学和科学分析的印象。但是经过仔细研究后就会发现，其中没有一章是包含一个完备的论点论题。他的方法，是在引文的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拼凑类比，其基本缺陷表现在其结论并不是建立在其分析上的。从他的论文中无法得出斯大林主义俄罗斯是否仍然是一个进步的体制（尽管它有着种种畸形）这样的结论，或者对克里夫来说，它现在是否承担了与“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相同的反动角色。这一缺陷由于没有出现任何实际的结论而被尖锐地凸显出来。革命党应该保卫俄罗斯，还是要把持失败主义的立场？克里夫对此的答案不是植根于分析中并从中流露出来的，而是在事后才能得出答案的。
尽管克里夫同志断言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是一个新的阶级，但在他的论文中却没有在任何地方真正分析或举出证据来说明它为什么和如何构成资产阶级，而不是一种新的阶级。
这不是偶然的，它源自于方法。从先入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观念出发，一切都人为地融入了这个观念。他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的理论方法运用到俄罗斯社会的运动和发展过程中去，而是在著作中搜肠刮肚地收集引文并企图将其压缩拼凑成一种理论。
克里夫没有在文献中的任何地方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社会制度的主要标准：新的社会形态是否导致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生产力的物质发展为历史进步的动力的。从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的制度不是主观上决定的，而是根植于生产本身的需要。上层建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而且仅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意识形态、艺术、科学。诚然，正如恩格斯所解释的那样，上层建筑对生产有重要的次要影响，甚至在一定限度内也会发展出自己的独立运动，但归根结底生产的发展是决定性的。
虽然工业革命带来恐怖，虽然非洲的黑人被奴役，虽然工厂里有童工，虽然征服战争遍及全球，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正当性，因为这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马克思指出，如果没有奴隶制，不仅是古代的奴隶制，而且是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时代的奴隶制，现代生产的发展就不可能。没有这一点，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准备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这样写道：
“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范畴。”
“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如果从世界地图上把北美划掉，结果看到的是一片无政府状态，现代贸易和现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消灭奴隶制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洲［马恩全集中文版译者注：这对1847年说来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美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限于输入移民和工业产品，输出棉花和烟草，即南部奴隶劳动的产物。北部各州主要是为奴隶占有制各州生产谷物和肉类。直至北部开始生产供输出用的谷物和肉类，并且成为工业国，而美洲棉花的垄断又遇到印度、埃及、巴西等国的激烈竞争的时候，奴隶制才有可能废除。而且当时，奴隶制的废除曾引起南部的破产，因为南部还没有以印度和中国隐蔽的苦力奴隶制代替公开的黑人奴隶制。——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当然，马克思对恐怖的奴隶制和工业革命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如果说因为他写了上述内容就认为他赞成奴隶制和童工，那是对马克思立场的严重歪曲。同理，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反驳：支持苏联的国有制是等同于为斯大林政权的奴隶营和其他罪行辩护。
马克思在普法战争中对俾斯麦[1]（Bismarck）的支持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尽管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及其政权的反动性，但由于德国的国家统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对普鲁士和法国的战争给予了批判性的支持。其基本标准是生产力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其他一切都源于此。
对俄罗斯社会的任何分析都必须从这个基础出发。一旦克里夫承认虽然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正在衰落和腐朽，但俄罗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仍然保持着进步的作用，那么从逻辑上讲，他将不得不说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的下一个前进阶段，或者至少是落后国家的下一个前进阶段。矛盾的是，俄国资产阶级并没有能力完成西方资产阶级所完成的任务，因而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我们认为在俄罗斯的体制是（由无产阶级革命带来的）国家资本主义，那么很明显，我们过去几十年来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危机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而是纯粹是资本主义新更高阶段的诞生阵痛。克里夫自己从马克思那里引用了一句话：任何社会在它的一切可能性都用尽之前都不会从舞台上消失。但是这如果表明如果他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一个新的时代，亦即国家资本主义的时代，就会在我们面前开启。这将粉碎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整个理论基础。克里夫在没有解释为什么的情况下说，如果我们坚持俄国革命腐化的理论，我们就必须放弃不断革命的理论。然而他却没有看到要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就必须放弃不断革命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筋疲力尽，甚至无法在落后国家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因为在东欧，“国家资本主义者”会在土地上执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等。克里夫绕开了土地革命这个问题，可是托洛茨基认为在落后国家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进行土地革命。如果斯大林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政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那么不仅不断革命的理论要被抛出窗外，而且新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历史意义上的可行性也是清楚的。
如果克里夫同志的论点是正确的，即今天的俄罗斯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那么他就不能回避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国家资本主义自俄国革命开始就已经存在，而革命本身的功能就是引进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因为尽管他曲折其所能地把1928年以前的俄罗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其后的经济基础划清界限，但实际上，俄罗斯社会的经济基础却并没有改变。
引文的错误使用
克里夫同志力图证明托洛茨基正在转向官僚机构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这一立场。为此他引用了《斯大林评传》以及卡尔·马克思的《活着的思想》书中的语录。
克里夫写道：
“在对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僚机构进行新的评价的方向上，托洛茨基的最后一本书《斯大林》中有明确的表述。他写道：
‘热月政变的本质过去是、现在是，也不能不是社会性的。它代表着一个新的特权阶层的形成，一个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新基础的产生。觊觎这一身份的有两种人：小资产阶级和官僚机构本身。它们在〔打垮〕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抵抗的〔斗争〕中并肩作战。这一任务完成后，在它们之间爆发了残酷的斗争。官僚机构由于它的孤立和脱离无产阶级而感到害怕了。它单凭自己的力量不能够粉碎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发展壮大和继续发展壮大起来的富农和小资产阶级；它需要无产阶级的帮助。因此，它集中力量，把为夺取剩余产品和权力而对小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复辟的斗争。’”（《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性质》，托尼·克里夫，1948年6月，第10页）
对此，克里夫评论道：
“托洛茨基说，官僚主义虽然假装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但实际上只是利用无产阶级粉碎富农以‘实现新的特权阶层的具体化，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创造一个新的基础’。他说，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角色的一个假想者是官僚机构。当我们把这种分析与官僚机构和富农之间的斗争与托洛茨基对阶级斗争的定义联系起来时，这种表述就得到了极大的强调。他说：‘阶级斗争无非是争夺剩余产品的斗争。谁拥有剩余产品，谁就是形势的主人——拥有财富，拥有国家，拥有教会、法院、科学和艺术的钥匙’。”（克里夫，第10页）
克里夫总结道：
“根据托洛茨基最后的结论，官僚机构和富农之间的斗争是‘......争取剩余产品’的斗争。”
为了说明克里夫同志是如何构建并阐述他的论点的，让我们结合上下文来考察这些引文，我们会发现最后得出的结论与他的论点恰恰相反：
“富农同小工业家一起，力图完全恢复资本主义，因此对争夺国家劳动的剩余产品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在最近的将来，由谁来处理剩余产品——由新资产阶级呢还是由苏维埃官僚主义？——这成了下一个问题。谁处理剩余产品，谁就取得了国家权力。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小资产阶级（它帮助了官僚打垮劳动群众及其发言人左翼反对派的抵抗）和热月官僚主义本身（它帮助小资产阶级骑在农民群众的头上）之间的斗争。这是争夺权力和争夺收入的直接的斗争。
显然，官僚主义击败无产阶级的先锋，摆脱国际革命的影响，和使不平等的哲学合法化，并不是为了向资产阶级投降，变成后者的仆从，而最后被拖离国家钱袋。”（斯大林评传，托洛茨基，哈珀，伦敦1941年，我们的强调）。
克里夫把这两段引文并列起来，并从中引出托洛茨基正在改变对官僚机构阶级性质看法的立场，这种自相矛盾的看法从而使得托洛茨基显得很愚蠢。几页后，托洛茨基解释了他的想法。他表明了资本主义无处不在的腐朽的有机趋势，只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俄罗斯国有化生产力才得以维持。在过去50年中，世界范围内经济的总体趋势是生产力国家化。资本家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迫“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力量”（恩格斯）。事实上，这正是解释俄罗斯为什么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关键所在。克里夫文件中所表达的运动的迷失方向主要是没有意识到这种倾向的含义。托洛茨基在《斯大林评传》一书中提出了官僚制继续统治几十年的理论可能性。
在克里夫给出引文之后的几页，托洛茨基说：
“当进步的社会成就开始丧失时，反革命开始了。这种进步的社会成就的丧失似乎是没有止境的。然而，革命成就的某些部分始终被保持下来了。这样，尽管官僚机构进行了可怕的歪曲，苏联的阶级基础仍然是无产阶级的。可是，让我们记着，这一丧失的过程还没有终结。欧洲和全世界今后几十年的前途还未确定。俄国的‘热月政变’无疑已经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开辟了个新纪元，如果这种统治在全世界还没有证明为过时的话，无论如何反对平等和建立极其深刻的社会分化的斗争，截至目前为止还没能消灭革命的基本社会主义成果——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以及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国有化。虽然官僚机构损伤了这些成就，但它还不敢恢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斯大林评传，托洛茨基）
我们认为了这充分说明克里夫断章取义地引用了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中的话，并从中读出了一些不存在的东西。托洛茨基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正如同在所有其他关于俄罗斯问题的著作中一样，对苏联的描述中有一个始终如一的主题，从他的任何著作中都不可能得出他在改变自己的基本立场的结论。
同一阶级的两个阶层之间会有斗争吗？比较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
要理解俄国革命，我们可以拿法国大革命作类比。虽然法国大革命的经济基础明显不同，但其相似性和进程却令人震惊。众所周知，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开始的。马克思解释了革命雅各宾派的进步统治：这种无裤汉的革命专政比资产阶级政权走得更远。正因为如此，他们清扫了一切封建垃圾，并在几个月内就完成了资产阶级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事情。这之后又发生了热月政变和波拿巴反革命运动。
凡是把波拿巴主义反革命与革命——至少在其上层建筑上——进行比较的人都会发现，俄国的列宁和托洛茨基政权与过去几年的斯大林政权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对肤浅的观察家来说，这两个政权之间的差别是根本性的。事实上就上层建筑而言这两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拿破仑重新引进了许多类似于封建制度的秩序、装饰和等级命令、勋章和军衔，他恢复了教会，甚至他自己也加冕为皇帝。然而尽管发生了这场反革命，但很明显它与旧政权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是在革命本身所引入的新的财产形式的基础上进行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形式的财产或财产关系仍然是经济的基础。
当我们进一步研究法国的历史时，我们会看到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各种政府形式和上层建筑。拿破仑战败后君主制的恢复、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那里的阶级斗争是什么？收入有不同的分配，但是经济在这些革命之后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随后的法国历史见证了路易·波拿巴的独裁统治，资产阶级民主和共和国的复兴以及最近的贝当（Petain）政权。在所有这些政权下，各统治阶级之间和统治阶级本身的不同阶层之间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都存在着差异。然而我们却把所有这些政权都称为资产阶级政权，为什么？这只能是因为其社会财产的形式。
克里夫很好地解释了苏联的落后和革命的孤立，但是为什么类似的过程就不会发生在苏联呢？事实上，它确实发生了。我们再来看看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一书。老托说得很清楚。在引文中，托洛茨基表明了热月反动的内涵不但是社会性的，而且是争取剩余产品的斗争。他接着解释了这是什么意思，让我们继续回到克里夫停止的地方：
“这里，它不再同法国的热月政变有相同之处了。苏联的新的社会基础变得至高无上了。保卫生产手段和土地的国有化，是官僚机构的生死攸关的法则，因为这些是它的统治地位的社会根基。这就是它要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的原因。官僚机构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支持下才能进行这一斗争，并把它进行到底。新反对派代表们大批投降这一事实，是它已经取得这种支持的最好的证据。
反对富农、反对右翼、反对机会主义——那一时期的官方口号——在工人们和许多左翼反对派的代表们听来，好像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复活。当时，我们警告他们说：问题不仅仅在于正在做的是什么事，还在于谁在做这些事。在苏维埃民主的条件下，即劳动者自己统治的条件下，反对富农的斗争本来不应采取那样震动的、惊扰的和野蛮的方式，本来可以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导致群众的经济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但官僚机构反对富农的斗争，是踩在劳动者背上进行的以一对一的决斗。因为角斗的双方没一方相信群众，因为它们都怕群众，所以斗争有着极其令人震惊的血腥性质。由于无产阶级的支持，斗争才以官僚机构的胜利而告终。可是，无产阶级在这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并没有因此而增加。”（斯大林评传，我们的强调）
当托洛茨基在这里谈到“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创造一个新的基础”时，他显然指的是通过财产形式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克里夫说：“他说，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角色的一个假想者是官僚机构。...这种表述就得到了极大的强调。”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在先入为主观念的基础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试图有选择性的挑选符合这些观念的引语的危险性。
在同一章中，托洛茨基展示了与法国大革命的异同，以及为什么法国的反动与俄罗斯的反动采取的形式不同：
“官僚机构的特权则有其不同的根源。官僚机构把国民收入中它能够或靠使用暴力、或靠运用权势、或借直接干预经济关系而搜取的那一部分据为己有。在有关国家剩余产品的问题上，官僚机构和小资产阶级很快地从盟友变成了敌人，对剩余产品的控制开辟了官僚机构取得政权的道路。”（斯大林评传，第40页）
托洛茨基的主旨是非常明确的。争取剩余产品的斗争不仅可以在不同阶级之间进行，而且可以在代表同一阶级的不同群体之间进行。
价值规律是否在俄罗斯经济中运行？
克里夫的文件中关于价值规律的整个部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是不健全、不合理的。他以最复杂和奇特的方式论证了价值规律在俄罗斯经济内部并不适用，而只适用于它同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他认为价值规律的基础不是在俄罗斯社会中，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环境中：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从世界经济的影响中抽象出来的俄罗斯内部关系有什么重要性 。
这种抽象化解决了一个根本问题：价值规律活动的根源不在于俄罗斯经济本身的内部关系。换句话说，它使我们如此接近于解决俄罗斯经济是否从属于价值规律的问题，因为它向我们指出了不要在哪里寻找价值规律的源头。”（《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本质》，第98页。强调为原文）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价值规律是在交换中体现表现出来的。这适用于所有形式的社会，例如原始共产主义的解体方式就是通过不同原始社会之间的交换和易货贸易来实现的，这就导致了私有财产的发展。同样的在奴隶社会中，奴隶的产品在交换时成为商品。通过这种发展，“商品中的商品”出现了：货币。正是这样，产品奴役了生产者，最后货币经济造成的矛盾导致了旧奴隶社会的毁灭。在封建制度下，自给自足的领主和男爵在“自然经济”中生产的剩余物的交换成为商品，实际上是通过商人资本的兴起而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
因此，如果价值规律只是在俄罗斯同外界的交换中才表现出，那只意味着俄罗斯的盈余是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进行交换的。这将对国内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是一个必须解决的不同问题。
但是与俄罗斯的生产总量相比，苏联在世界市场上的参与程度很小，克里夫不可避免地意识到这一点的弱点。因此令人惊奇的是，克里夫发现价值规律不是在交换中表现出来的，而是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如果他认为这是按照古典资本主义路线的世界市场竞争，这也不至于那么糟糕。但他不能这样论证，因为这与事实不符。于是他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在军备生产中找到了他的“竞争”和他的“价值规律”！
世界资本主义的压力迫使俄罗斯一方面将巨大比例部分的国民收入投入到军备生产和国防上，另一方面又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按国民收入的比例投入到国防的需要上。克里夫在这里找到了他的价值规律，价值规律表现在两种社会制度的军备竞赛中！这只能说是对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的官僚集体主义理论的一种让步，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未曾预见过的全新的经济理论就会适用了。
在此，我们要再次指出乱用引文和混搭思想观点来合成“论文”的危险性。实际上这个文件并不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文件，它是官僚集体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的产物。如果说克里夫的这一节文件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直接通向了沙赫特曼的官僚集体主义论的道路。
这一观点部分借用了希法亭（Hilferding）[2]的观点，他一直认为在俄罗斯和纳粹德国，价值规律并不适用，这些都是全新的社会形态。这也是基于对布哈林的《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中某些段落的误解，布哈林在那里以“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与金融资本的有机结合——为基础进行论证，并在其中与列宁一起出色地预言了后来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中实现的专制形式。不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权，而是金融资本与国家的融合。事实上，布哈林选择的经典例子之一，正是美国。
关于军备的争论带有的是某种神秘色彩，而非经济归纳。即使我们承认它是正确的，它充其量也只能解释俄罗斯为什么要生产军备，而不能解释军备是如何生产的或在什么经济基础上生产的。即使俄罗斯是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也绝对有必要生产军备，并与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军备技术和生产竞争。但是这种关于军备的争论是完全错误的，俄罗斯的大部分生产不是军备而是生产资料。这又可以解释为什么官僚机构企图以疯狂的速度积累生产资料，但它却不能解释经济生产制度体系本身。在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里，由于社会原因（对其他土地上的工人采取国际主义和革命政策），军备的积累可能确实会少一些，但它还是会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发生。
生产资料发展速度的快慢不一定能告诉我们生产这些资料的方法。克里夫说官僚机构是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发展生产资料的。很好，但这一切又告诉我们为什么速度如此之快。从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克里夫的论点纯粹是一种逃避。它只是提出了必须证明的东西。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指出，斯大林主义官僚活动及其关注的全部进步内容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保卫国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价值规律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中的存在，那么它就只适用于那些在世界市场上交换的产品。但是克里夫针对俄罗斯经济提出了两个相矛盾的论点。一方面他说：
“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价格制度是任意的，取决于官僚机构的心血来潮。这里的价格基础也是生产成本。如果要把价格作为官僚机构指导整个生产的传动带，那么价格就必须符合它的目的并尽可能地反映真正的成本，即不同产品所吸收的社会必要劳动力......”（《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本质》，第94页，我们的强调）
两页之后，克里夫描述了他打算证明的核心观点：
“在俄罗斯内部的经济关系中，人们找不到经济活动的自主性，即价值规律的源泉之运作。”（《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本质》，第96页，强调是原文）。
在第一段引文中，克里夫恰恰准确的说明了价值规律在俄罗斯社会内部表现出来的方式。即使从世界市场中抽象出来，撇开它无疑具有的相互作用——当克里夫说“真正的成本，即被不同产品所吸收的社会必要劳动”必须反映真正的价格时，他是在说，同样的规律在俄罗斯社会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适用。所不同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是盲目地按市场规律表现出来的，而在俄罗斯，自觉的活动则起着重要作用。在这方面，第二段引文粉碎性地驳斥了克里夫的论点，即在这些给定条件下，俄罗斯存在的是资本主义，因为价值规律不是盲目地运作，而是有意识地加以利用。正如他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规律是通过“经济活动的自主性”表现出来的，即是市场占主导地位。第一段引文清楚地表明市场——这才是重点——是在给定的范围内被有意识地控制的，因此它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资本主义。
此前克里夫曾说过，价值规律在俄罗斯没有运行。在这里他恰恰说明了它是如何运作的：不是按照古典资本主义的路线，而是按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的路线。
因此，我们看到克里夫宣称俄罗斯是资本主义社会——然而他却在俄罗斯之外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的源头。正如恩格斯所解释的那样，现在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储备基金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或者：如果这个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确实在资本家阶级的手中，如果这种基金确实是由利润的积累而产生的（在这里，我们暂时把地租撇开），那末这种基金必然是由工人阶级向资本家阶级提供的劳动产品超过资本家阶级向工人阶级支付的工资总数而积累起来的剩余组成的。但是这样一来，价值就不是由工资决定，而是由劳动量决定的；这样，工人阶级以劳动产品的形式向资本家阶级提供的价值量，就比他们以工资的形式从资本家阶级那里所得到的价值量大；这就表明，资本的利润象占有他人的无偿劳动产品的其他一切形式一样，只不过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反杜林论》，进步出版社，莫斯科1969年）
这表明哪里有雇佣劳动，哪里就有资本积累，价值规律就必须适用，不管它以多么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恩格斯在回答杜林[3]的“五种价值”和“生产的自然成本”时进一步解释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在论述商品的价值，在《资本论》论述价值的全部部分中，甚至没有丝毫迹象表明马克思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商品的价值论适用于其他社会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在过渡社会也是很明显：价值本身不过是社会必要劳动在对象中物化的表现。这里只需要问一句：是由什么决定了俄罗斯生产的机器、消费品等的价值？是任意决定的吗？是由什么决定了官僚机构的计算的？他们用什么来衡量价格？工资是由什么决定的？工资是对劳动力的支付吗？是什么决定了“货币”？企业的利润是由什么决定的？是否有资本？是否取消了劳动分工？
克里夫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两个相互矛盾的答案。一方面他同意俄罗斯社会的一切计算和运动都是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的。另一方面他认为价值规律只是作为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的结果而运行，尽管他没有认真解释如何运行。
货币在俄罗斯的作用
令人惊讶的是，克里夫本人指出官僚机构没有也不能任意决定价格，它没有也不可能任意决定流通中的货币量。在每一个货币（让我们记住，它是“商品中的商品”）发挥作用的社会，恩格斯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曾中肯地问过杜林：
“如果利剑（作者注：不管是谁挥舞着它——官僚、资本家或政府）具有杜林先生所赋予的经济魔力，那末，为什么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长期地强使坏货币具有好货币的‘分配价值’，或者强使纸币具有黄金的‘分配价值’呢？”（《反杜林论》）。
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托洛茨基非常清楚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过渡社会，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范畴仍然存在。关键就在于：规律依然存在，但被修改了。资本主义的一些规律适用，一些规律被废除。例如托洛茨基认为：
“货币的作用在苏维埃经济中，不但没有完结，并且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它还要有长期的发展。在从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期当中，就全体说来，商业不但不会缩小，反之还会非常的扩大。工业的一切部门，都在改观并且在生长。新的部门还在继续兴起，一切部门都必然会相互发生关系，数量上如此，质量上亦然。自足的农民经济之被消灭，闭关的家庭生活之被消除，其意义即等于把以前在农民院子里或农民私人住屋里所消耗的劳动力，转移到社会交换当中来，实际上就是移转到货币流通的范围里来。一切的生产物和劳务，这时才第一次能够彼此互相交换。”（《被背叛的革命》，纽约，1972年，我们的强调）
解开这个谜的关键是什么？它只能在我们这里有一个过渡性社会的事实中找到。国家现在只能在价值规律的范围内进行调节，但不能任意调节。任何企图违反和超越生产力自身发展所规定的严格界限的行为都会立即导致生产对生产者的支配权的重新确立。这就是斯大林在俄罗斯经济遭遇通货膨胀危机被完全扭曲和打乱计划时，不得不发现的价格和货币的关系。价值规律不是被废除了，而是被修改了。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意思：
“生产资料和信用工具的收归国有，国内商业之合作社化和由国家经营，对外贸易的垄断，农业的集体化，遗产法的制定，这些都是对个人贮积金钱加以严格限制的方法，也是阻止货币转变为私人资本（高利贷的，商业的与工业的资本）的方法。虽然货币的这些作用当初是与剥削相联系看的，可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初期，这些作用取消不了，不过是以一种修改了的形式转到国家之手而已，这时国家变成了总商人、总银行家与总工业家。同时，货币更基本的作用，如当作价值的尺度，交换的工具和支付的手段等，不仅仍然保留，而且比起在资本主义之下，其活动范围还更扩大了。”（《被背叛的革命》，原文的重点）
我们只要用这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就可以看到，经济分析必须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俄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过渡社会，一些社会主义特有的规律在这里适用，一些资本主义特有的规律也适用。毕竟这是过渡的意义所在。
虽然克里夫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事实上他也承认这一点，因为当他说官僚机构可以有意识地调节（虽然是在一定范围内）投资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之间的比例、消费物品的价格等时，他是在证明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规律是不适用的。
在俄罗斯是否存在着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现象？托洛茨基在反对斯大林的辩论中回答了这一问题，他指出投资是在计划的基础上进行的，但不管怎样 ，被用来投资的东西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这里，托洛茨基揭穿了斯大林认为国家可以在不考虑经济的实际情况下来进行决策和调节的观点之基本谬误。我们更要补充：斯大林从来没有否认俄罗斯有商品生产。
尽管俄罗斯只有一个“雇主”，但是国家还是购买了劳动力。诚然，由于充分就业通常会使商品劳动力的卖方处于有利地位，国家对劳动力的自由买卖实行了各种限制，就像在法西斯主义下的充分就业时期一样。或者即使是在存在同样情况的工党英国，雇主们也通过规章制度和手段让国家进行干预，以抵消这种情况对出售劳动力所产生的优势。但是只有用抽象论证的人，才会认为这否定了劳动力的理论。
诚然，在古典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力是可以自由买卖的。但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整整一节的篇幅专门用来说明在英国由于黑死病使人口减少，无产阶级处于要求提高工资的有利地位之后，统治阶级对新生的无产阶级实行了残酷的法律。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基本规律不适用呢？恰恰相反，马克思所面对的是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纯粹的”资本主义，他从这个资本主义中提取了基本规律。这个或那个要素的扭曲不会改变基本规律，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有许多扭曲之处的纳粹德国，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因为经济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生产为主导的。
只要比较一下西伯利亚的奴隶劳动者和俄罗斯城市的无产阶级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一个是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奴隶，另一个是工资奴隶。一个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另一个自己纯粹是劳动工具。这就是根本的区别。
国家使用的“货币”必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货币有着相同的基础，这绝非偶然。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在俄罗斯（或者在任何转型经济中——甚至是理想的工人国家）唯一真正的货币必须以黄金为基础。俄罗斯最近的卢布贬值本身就惊人地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货币流通规律，从而商品流通规律，在俄罗斯仍然有效。在转型经济中，货币、价值、剩余价值等经济范畴必然在新社会中作为旧社会的要素继续存在。
克里夫认为，“国家收入的最重要来源是周转税，这是一种间接税”。他介绍了一些有趣的材料，说明了周转税给群众带来的巨大负担。
然而他所提到的与剥削群众有关的周转税以间接的方式证明了价值规律在俄罗斯社会的适用。克里夫向我们展示了俄罗斯是如何征收营业税的，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税必须以什么为基础。无论国家通过征收附加税来增加多少价格，价格都必须以某种东西为基础：除了产品的价值、产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能是什么？
恩格斯嘲笑杜林用剑征税的做法，从中发展出盈余。他说：
“——或者所谓的附加税表现为一个真实的价值额，即由劳动的、创造价值的阶级所生产，但被垄断者阶级所占有的价值额，这时，这个价值额就只由无偿劳动组成；尽管有手持利剑的人，尽管有所谓的附加税和所称的分配价值，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回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反杜林论》）
俄罗斯的周转税和其他官僚机构的操纵丝毫没有使价值规律失效。价值规律的实质是什么？就是产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平均量决定的。这必须是出发点，它必然通过交换表现出来。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解释商品形态的历史发展，从野蛮人之间偶然的交换到其过渡直到我们到达卓越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生产。
即使在古典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也不会直接显现出来。众所周知，商品是以高于或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售的。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商品才会按其实际价值出售。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解释了商品的生产价格。也就是说，资本家只得到他的商品的生产成本加上平均利润率。因此有些资本家的报酬会低于实际利率，有些资本家的报酬则高于实际利率。由于不同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价值规律只有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才会显现出来。当然这是通过竞争来实现的，垄断只是价值规律在社会中的一种更复杂的发展。由于一些垄断企业占有控制地位，它们可以勒索出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但只能通过低于商品价值的其他商品进行销售，社会创造的总价值仍然是一样的。
1928年以前有剩余价值吗？克里夫的武断分割
在这一点上克里夫也是完全不一致的。沙赫特曼竭力否认俄罗斯是一个资本主义规律以及未来社会的规律同时运作的过渡社会时，至少他论证观点是连贯的。他说，价值规律不发生作用，因此从价值规律流出的一切规律都不发生作用。生产的不是剩余价值，而是剩余产品，工人出售的不是劳动能力，因为他们是奴隶等等。但是克里夫承认，商品生产继续进行，劳动力和剩余价值仍然存在。但是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范畴对俄罗斯社会有效，那么显然价值规律就必须在瑞罗斯社会内部运行，否则整个立场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整个矛盾是社会内部本身的矛盾，而不是强加于人的矛盾的事实，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的根本部分。如果抽象地考虑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废除却又是阶级的延续。无产阶级并没有消失。它自己上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消灭了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依然存在。因此以剩余价值形式的剩余产品就产生了。今天的情况和列宁、托洛茨基时期一样。我们只需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俄罗斯还是工人国家时（尽管那时还存在着官僚机构的畸形现象），生产的剩余价值是什么？1928年以前的剩余产品神秘地变成1928年以后的剩余价值的过程是什么？这个奇怪的无法解释的过程是什么呢？我们想在这里提出这样的问题。1928年之前俄罗斯境外资本主义的存在是否对俄罗斯的经济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当然是有的，事实上影响要大得多，因为俄罗斯经济的疲软，为什么当时俄罗斯没有资本主义？
或者进一步说：撇开1917年到1923年这段时期不谈——1923年到1928年，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巩固自己地位时期的情况是怎样的？当时国家经济中实际存在的个别资本主义因素比今天多得多。从经济角度看，世界资本主义的压力无疑要大得多。仅仅提出这个问题，就展示了克里夫方法是多么的武断。
官僚机构滥用权力以及合法和非法的消费剩余价值，即使在官僚控制的早期阶段也必然发生。克里夫同志不得不构造一个与现实毫无关系的僵硬蓝图，以便区分两个时期：官僚机构代表一个腐化的堕落工人国家的时期和官僚机构成为资产阶级的时期。按照克里夫的说法，区别在哪里呢？虽然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官僚机构确实赚取了收入，而且直到1928年以后他们才消耗了剩余价值，克里夫写道：
“我们所掌握的统计资料确凿地表明，虽然官僚机构在五年计划之前的时期享有特权地位，但无论如何不能说它从他人的劳动中获得了剩余价值。同样可以肯定地说随着五年计划的实施，官僚机构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剩余价值构成的。”（《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本质》，第45页）
这与托洛茨基以及当时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相左。首先，即使在最理想的工人国家里，在过渡时期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专家和官僚对剩余价值的一定消耗。否则我们就会立即实行共产主义，而不会出现任何不平等现象，也不会继续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在这里只需要提到左派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的情况，早在1927年，左派反对派就对官僚机器消耗了巨大的剩余价值部分发表了评论。他们抗议说，“那膨胀的和享特权的行政机关侵吞了很大部份的剩余价值”。
很明显，从1920年起，官僚机构就合法和非法地消耗了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在任何情况下所解释的那样，在过渡时期的工人国家中，剩余价值将被用于迅速建立工业，从而为最迅速地过渡到平等然后是彻底的共产主义准备道路。
列宁在1920年和1921年，当他强调布尔什维克被迫退一步，当他们按照资产阶级的标准和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付给专家报酬时，他还说了什么？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学
所有试图修正托洛茨基对俄罗斯态度的倾向种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总是抽象地处理这个问题，而从来没有具体地与实际结合的解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的规律以及这种社会将如何运作。这不是偶然的，如果他们对事情做了具体的观察，他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俄罗斯的经济体制与列宁统治下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一样的，不可能有别的情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是在封建主义下通过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开始的，其根源在于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作用。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有了具有封建上层建筑的资本主义关系，这些关系被革命所打破，资本主义生产中潜藏的可能性就有了不受封建限制的自由成果的可能性。
革命（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全部实质包括：旧的关系和旧的形式不符合新的成熟的生产方法或生产方式。为了摆脱这些限制，生产力必须在不同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而整个人类历史和历史运动就是由这种对立在不同社会不同阶段的发展构成的。
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并不能立即一举消灭封建主义。强大的封建因素仍然存在，直到今天，即使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封建主义的残余仍然存在。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观察某些社会从上层建筑的意义上是封建生产方式，尽管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在下层发展起来的。甚至可以说封建生产方式从一开始就可以隐约看出资本主义的萌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及其有关过渡时期的抽象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没有区分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在每一个阶级社会中都有剥削和对被剥削阶级利用的剩余，但这本身并不能说明生产方式的问题。
例如，资本主义下的生产方式是与个人占有形式相矛盾的社会方式。正如恩格斯所解释的：
“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作者注：读作个人或私人，恩格斯已经解释过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反杜林论》）
也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甚至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过渡时期的经济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它也有一种社会生产方式，但是是国家占有，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占有。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形式。
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制度下，产品完全支配着生产者。这源于占有形式以及占有形式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这两个因素都源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一旦国家所有制取而代之，无论由此产生的制度是什么，它都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因为这个基本矛盾将被取消。私人占有的社会生产无政府性质消失了。
在社会主义下也会有社会生产方式，但也会有社会分配方式。生产和分配将首次实现和谐。
因此仅仅指出今天俄罗斯的资本主义特征（雇佣劳动、商品生产、官僚机构消耗了大量的剩余价值），还不足以告诉我们社会制度的性质。在这里也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观点，只有从社会关系的整体出发才能理解苏联的社会关系。从革命一开始，各宗派学院就由于没有进行这样的分析而产生了最站不住脚的思想，列宁对这个问题作了这样的总结：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仅仅抽象事物的片面必然会导致错误。俄罗斯现象令人费解的正是经济的矛盾性，苏联的落后和孤立更加剧了这一点。这在斯大林主义极权中达到了顶点，导致资本主义最坏的特征凸显出来——管理者与人的关系、计件制等等。克里夫同志没有分析这些矛盾，而是尽可能地试图把这些矛盾装进资本主义生产“正常”规律的模式中去。
此外在资本主义下，生产力不仅有集中化的趋势，甚至有实行国家化措施的趋势，这种倾向也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为了证明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归根结底和个人资本主义一样，具有同样的规律，克里夫引用了《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话：
“它（克里夫注：即国家）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反杜林论》）
事实上恩格斯的论点恰恰相反。让我们重新审视这段话，看看我们如何得出不同的结论：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末，大的生产机构和交换机构向股份公司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拿红利、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象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那里，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反杜林论》，我们的强调）
当然，上述观点是明确的。现在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超越本主义关系的框架之外（也就是说，矛盾的萌芽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社会制度的恶性疾病，通过危机反映出来），资本家就不得不把巨大的生产资料“社会化”——首先是通过股份公司，后来甚至把生产力的一部分“国家化”。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一书中尖锐地提出了这一观点，指出垄断的发展和劳动的社会化实际上是旧社会内部的新社会体制元素。
一旦生产力发展到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多余。他们从生产力量发展的必需品变成了“多余的”、“寄生虫”、“吃红利”。在这一点上，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理由变成了寄生虫，就像封建领主一旦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也变成了“寄生虫”一样。
这只是表明资本主义对社会革命的成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信贷和股份公司已经表明生产力已经超越了私有制。恩格斯曾表明社会生产力甚至迫使资本家承认自己的性质是社会生产力而不是个人生产力。
无论在哪里，只要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约束被迫接管这个或那个经济部门，生产力确实不会失去资本的特性。但问题的全部实质是，在经济完全国有化的地方，数量变成了质量，资本主义变成了它的反面。
否则如何解释恩格斯的说法：“但在这个极端，它（资本主义关系）就变成了它的对立面。生产力的国家所有制不是解决冲突的办法，但它本身内部就包含着正式形式的手段，是解决冲突的关键”？
如果考虑到这是在前面引用的同一节中恩格斯定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生产、个人占有）的那段话之后，如果我们接受克里夫的结论，就也必须断定恩格斯是无可救药地自相矛盾。但从上下文来看，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他解释说，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办法在于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性质，使生产方式、占有方式和交换方式符合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但他表明这种“承认”恰恰在于主张有意识的组织和计划，以代替市场力量在个人所有制基础上的盲目发挥。然而这不能一蹴而就，只有“逐步”才能充分伸张社会控制。这个过渡形式就是国有制。但是完全的国有制并不能立即废除资本主义的所有特征，否则就会出现社会所有制，即立即实行社会主义。
但正如在社会的发展中，旧制度中存在着新制度。在过渡社会中，新制度中仍然存在着旧制度。完全国家化标志着资本的极限，资本主义关系被转化为它的反面。在旧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新社会因素现在占主导地位。
导致资本主义内部冲突的原因是法律的盲目表现。但一旦整个工业国有化，生产者就可以第一次有意识地进行控制和计划。然而在最初阶段，控制和计划将在给定的限度内进行。这些限制取决于新的社会秩序接管时的技术水平。
社会不可能一夜之间从必然王国迈入自由王国。只有在生产力无限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最充分意义上的自由，到“物的管理”的阶段。
在达到这样一个阶段之前，社会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期。但只要在私有制被废除之后，控制和计划第一次成为一种可能，那么必然性的领域也第一次被抛弃了。但是，尽管现在有可能谈论“自由”，但这只是在必要性已被有意识地承认的意义上。在这个阶段（过渡时期）恩格斯指出：
“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现在，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性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并且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随着社会对生产力的占有，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反杜林论》，我们的强调）
恩格斯引用黑格尔的话进一步总结了自由、必然和过渡时期的关系，如下：
“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反杜林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触及了过渡时期的矛盾特征。他们把它留给后代去阐述，只规定了一般规律。但他们明确地表明国家所有制作为生产力发展必要过渡状态的必要性。恩格斯解释了在这一阶段，国家是必要的，原因有二：
1，革命需要对旧统治阶级采取措施。
2，由于过渡社会不能立即保证所有人都够用的资源。
克里夫的论点的逻辑是，在转型社会中，内部经济没有资本主义的残余。尽管克里夫同志可能激烈地争辩说他同意过渡时期国家是必要的，但显然他没有考虑到使国家成为必要的经济原因，也没有考虑到这一时期经济的性质。在实行社会主义之前必须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远远超过资本主义时期所达到的水平。
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即使在美国仍然没有足够的生产来保证社会主义的立即实行。因此还必须有一个间隔期让资本主义法律以被修改过的形式运行。当然美国的这个时间会很短，但要完全跳过这个阶段是不可能的。哪些资本主义法律将会继续存在呢？克里夫同志不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还落入了官僚集体主义的陷阱，因为他没有认识到货币、劳动力、工人阶级的存在、剩余价值等都是旧资本主义体制的遗留物，这些遗留物甚至在列宁政权时期下也被延续下来。不可能立即实行社会直接生产和分配，落后的俄罗斯尤其如此。
恩格斯于1890年写给康拉德·施密特（Conrad Schmidt）的信中，给出了一个彻底唯物主义的方法以解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经济学问题的典例。他写道：
“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按照其他方式分配。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一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而这个数量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辩论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可是，在整个辩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指出：
“直接的社会生产以及直接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换，因而也排除产品向商品的转化（至少在公社内部）和随之而来的产品向价值的转化。” （《反杜林论》，我们的强调）
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在过渡时期，分配仍然是间接的——只有社会逐渐获得对产品的完全控制权——因此商品的生产和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交换必然发生。在生产者直接获得产品之前，价值规律是适用的并且必须适用。这只有在完全控制社会生产从而直接进行社会分配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即每个人按需索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49章）中顺便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在那里讨论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问题：
“因此，利润的一部分，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而只体现新追加劳动的剩余产品（从价值方面来看）的一部分，必须充当保险基金...这也是在剩余价值、剩余产品、从而剩余劳动中，除了用来积累，即用来扩大再生产过程的部分以外，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后...而一切新资本都来自利润、地租或收入的其他形式，即来自剩余劳动这一事实...”（《资本论》第三卷，我们的强调）
在这一章中，在马克思对生产过程的分析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在论述全年劳动总产值的价值，换句话说就是社会总资本产品的价值。
在同一章中，为了回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托奇（Storch）的问题，他又重复了这一点：
“第一，把一个在价值上建立起自己的生产方式，进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看成是一个单纯为了满足国民需要而工作的总体，这是错误的抽象。
第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资本论》第三卷，我们的强调）
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时期关于过渡时期的零散论述是一致的：恩格斯解释说，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股份公司和国家所有制，准确地说，已经超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框架。马克思已经指出，信贷甚至在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之前就超出了生产的框架。此后，正如上述段落以及《哥达纲领批判》所表明的那样，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分配以及在这个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国家仍然存在。
托洛茨基在讨论货币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作用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
“我们已经在国家的剖面上拿苏联制度考察过了。我们可以在货币的剖面上同样考察一次。这两个问题，国家与货币，是有许多共同点的，因为最后分析起来，二者都归结到那个‘问题中的问题’，即劳动生产率。国家的强制正如货币的强制一样，是阶级社会的遗产；阶级社会离开‘物神’（Fetish）（宗教的或世俗的）形式之外便无法规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首先是派定一切‘物神’中最吓人的东西，即用牙咬着大刀的‘国家’，来保持这些关系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和货币都要消灭。二者之渐渐死亡，在社会主义之下就理应开始了。只有当国家变为半真半假的国家，而货币也开始失去其魔力之时，我们才谈得上社会主义之真正的胜利。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物神’之下解放出来，开始建立更透明，更自由和更合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无政府主义特质的那些要求，譬如‘废除’货币，‘废除’工资，‘取消’国家和家庭等，只不过是机械思想的标本而已。货币是不能任意‘废除’的，国家和旧家庭也不能任意‘取消’。它们必须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蒸发’完了，然后消灭。只有当社会财富之不断增长能使我们两足动物袪除不肯多做一分钟工作的吝啬态度以及害怕自己食粮太少的羞耻心理的时候，才能给予金钱崇拜致命的打击。货币一旦失去能使人幸福又能使人悲惨的能力以后，那它就要变为一种记账凭据，以便利统计和计划。在更远的将来，或者连这种记账凭据也变为不必要了。但这个问题，我们不如完全留给后代人去解决，他们将比我们更聪明。”（《被背叛的革命》着重号为原文）
“生产资料和信用工具的收归国有，国内商业之合作社化和由国家经营，对外贸易的垄断，农业的集体化，遗产法的制定，这些都是对个人贮积金钱加以严格限制的方法，也是阻止货币转变为私人资本（高利贷的，商业的与工业的资本）的方法。虽然货币的这些作用当初是与剥削相联系看的，可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初期，这些作用取消不了，不过是以一种修改了的形式转到国家之手而已，这时国家变成了总商人、总银行家与总工业家。同时，货币更基本的作用，如当作价值的尺度，交换的工具和支付的手段等，不仅仍然保留，而且比起在资本主义之下，其活动范围还更扩大了。”（《被背叛的革命》着重号为原文）
总而言之。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被废除之前，市场任支配着那些在他自己创造的经济规律面前束手无策的人，而在市场被废除之后，人第一次开始有意识地主张控制。但是意识在这里仅仅意味着法律的承认，而不是法律的废除。这就是过渡时期的特点，由于人现在理解了生产力的本质，所以在这个程度上他可以对生产力进行控制，但他不能超越生产力既定发展的限度。但现在生产力已经从个别资本主义生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和扩大，迅速地从国家所有制这一中间形式转变为社会所有制。一旦到了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就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货币枯萎了，价值规律枯萎了，国家枯萎了。换句话说，在任何特定阶段都是技术和生产发展的局限性的必然反映的一切制约力量，现在都随着分工的消失而消失了。在这之前，上述所有特征即从旧资本主义社会延续下来的资本主义特征，将都将在过渡时期继续存在。
克里夫同志的立场同沙赫特曼和其他所有修改托洛茨基关于俄罗斯的立场的人一样，在过渡时期的问题上仍然是一片空白。而且是有非常充分理由的，如果根据俄罗斯的经验来考虑过渡阶段的理论，那么只有两个结论即：要么是今天的俄罗斯仍然处于过渡阶段，且已出现了可怕的扭曲，要么是俄罗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工人国家，别无选择。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两个阶级一个国家——克里夫的矛盾
克里夫同志在其著作的第一章中，努力证明托洛茨基对俄罗斯国家的分析与马克思所发展的、列宁所阐述的国家理论是矛盾的。
在第一章内，克里夫提出了一副繁杂的蓝图，以证明两个阶级不能使用同一个国家机器。在这里，克里夫认为他发现了托洛茨基的一个基本的根本性的错误。他把老托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况下发展的思想互相对立起来。例如他反驳了托洛茨基在官僚制堕落和左翼反对派被驱逐的早期阶段所引用的一段话，当时托洛茨基主张改革苏维埃国家，也主张对控制国家的布尔什维克党进行改革。（正是在这个阶段，托洛茨基给苏共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要求罢免斯大林）。谁能否认如果国际事件发展得不同，从理论上讲布尔什维克党有可能扫清官僚体制并重整旗鼓建立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
克里夫反对《被背叛的革命》（Revolution Betrayed）中的话，托洛茨基在这段话中说，如果俄罗斯工人掌权，他们就会清洗国家机器；如果资产阶级掌权，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必需对国家机器进行清洗。但是一个资产阶级复辟政党可能比一个革命政党要清洗更少的人。克里夫对此的回答是：
“无论我们是假定无产阶级一上台就必须砸烂现存的国家机器，而资产阶级却可以使用它，还是假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使用现存的国家机器（‘肃清国家机器’必然涉及到将数量转化为质量的这种深刻变化）——根据这两种假定，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俄罗斯不是一个工人国家。假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使用同一台国家机器作为他们的至上工具，就等于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平反，并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所表达的国家的革命概念。假定同一阶级的不同层级、集团或党派不能以同一国家机器为基础，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概念的否定。”（《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性质》，第4页）
这种形式主义方法是克里夫的致命弱点。早期阶段的托洛茨基不可能抽象地处理这个问题，他必须处理具体的情况并给出具体的答案。但苏联进一步的变质却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了问题，一旦确定了不可能改革斯大林党，不可能改革苏维埃国家（我们假定克里夫也认为这是自1928年以来的任务，因为他说俄罗斯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那么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某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寻找孤立的，真实的或明显的矛盾，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格格不入的。所需要的是对理论的广泛发展，运动和矛盾进行考察。
但是让我们研究一下克里夫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过程。他也无法避免他试图为托洛茨基设下的陷阱。第1章（不少于18页）专门用来证明一个国家两个阶级的不可能。但是瞧瞧，第四章完成了奇迹！不可能的鸿沟被填平了！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恰恰使用了同一个国家机器。为什么呢？因为生产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克里夫意识到这一难题并不得不在我们运动中提出真正新颖独特的点子：官僚机构在1928年以前并不消耗剩余价值，但由于实行了五年计划，国家由工人国家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任何第四国际的敌人都可以立即反驳说，在此基础上的斯大林国家纯粹是列宁国家的延伸和深化。因为在经济意义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论述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克里夫只是在经济论点上——这一点是令人吃惊的——推进了他的理论。尽管他的第一章的标题是“对俄罗斯作为一个腐化的工人国家定义的考察”，但他在这里或在其他任何一章中根本没有涉及政治问题，克里夫是如何看待从工人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
“我们所掌握的统计资料确凿地表明，虽然官僚机构在五年计划之前的时期享有特权地位，但无论如何不能说它从别人的劳动中获得了剩余价值。同样可以断定，随着五年计划的实行，官僚机构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剩余价值构成的。”（《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性质》，第45页）
换句话说，克里夫认为从一个体制到另一个体制的过渡不是通过砸碎国家来实现的。这和他在第一章内提出的蓝图有什么关系？
克里夫试图在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制造一座人为的桥梁，因为他未能找到粉碎工人国家机器的方法 ，所以他要在两个时期——1928年以前和1928年以后——寻找经济上的差异。在这一点上他陷入了对1928年以前的工人国家的最形式主义和最抽象的概念，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所表明的那样，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即使在最健康的工人国家中也必然要生产出剩余价值，以便把工业发展到国家、货币和无产阶级本身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幸存者都将消失的地步。只要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存在，就会产生剩余价值
1927年左翼反对派的一份声明指出，官僚机构正在消耗大量的剩余价值。克里夫介绍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完全不正确的，他没有给自己设定证明论题的任务，而是平淡地提出断言其视为已被证明的论据。第四章与第一章的一切内容相矛盾是另一回事！只要看看克里夫同志对四章的总结就知道了，他在第四章中公开宣称没有革命，没有粉碎国家机器的情况下就已经实现了过渡。
他在章节开头时表示：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描述俄罗斯国家的阶级性质从工人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我们将通过论述以下几点来实现这一目的。”（《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性质》，第33页）。
他随即详述了一些与国家权力结构或国家权力转变无关的经济变化，最后以一小节：为什么五年计划意味着官僚机构向统治阶级的转变。本章的所有经济论点都与国家或国家的推翻无关。
克里夫详细地论述了军队中的分化、军官特权的实行、军纪等问题。他在这里只是千百遍的重复托洛茨基关于把官僚机构变成不受控制的阶层的话。但是让我们看看他的结论，他写道：
“‘五年计划’又是一个转折点。接着，军队的组织和结构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一支官僚主义畸形的工人军队，变成了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僚主义的武装机构......（《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性质》，第59页）。”
现在让我们看看，排除渐进式社会革命的东西是否排除了渐进式的反革命：
“如果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军队中，士兵努力争取对军队的决定性控制，他们就会立即遭到军官阶层的反对。除了用革命暴力外，没有办法清除这种阶层。人民民兵的军官反而得以越来越不依赖于士兵的意志，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没有遇到体制上的官僚机构，他们向独立于士兵的军官阶层的转变就可以逐步完成。从常备军向民兵的转变，不能不伴随着革命暴力的巨大爆发：另一方面，从民兵向常备军的转变，只要是民兵本身内部倾向的结果，就可以而且必须是渐进的。士兵对正在崛起的官僚机构的反对，可能导致后者对士兵使用暴力。但这并不排除从民兵逐渐过渡到常备军的可能性。适用于军队的东西同样适用于国家。一个没有官僚制的国家，或者一个依赖群众压力的软弱的官僚制的国家，可能会逐渐转变为一个官僚制不受工人控制的国家。”（《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性质》，第82页，我们的强调）
克里夫现在开始着手证明可以从工人国家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国家，并通过引用托洛茨基的名言来结束这一章，托洛茨基在他的第一章中作为这一主题的权威，受到了他如此严厉的怀疑。
克里夫写道：
“莫斯科审判[4]是官僚机构对群众的内战，是一场只有一方有武装、有组织的战争。它见证了官僚机构从民众控制中彻底解放出来的过程。托洛茨基认为莫斯科审判和‘宪法’是用法律手段恢复个人资本主义的步骤，于是他收回了从无产阶级国家逐渐变为资产阶级国家是‘倒退播放改良主义的电影’的论点。他写道：
‘实际上，新宪法......为官僚机构开辟了经济反革命的'合法'道路，即以'冷击'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第四国际与苏联》，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会议通过的论文，日内瓦，1936年7月。）“（《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性质》，第82页）
在这里克里夫的论点和他的方法展漏无疑。克里夫从托洛茨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开始，因为他说两个阶级可以使用同一个国家机器，结果克里夫说的恰恰是同样的话，而且是用托洛茨基的一句话来作为引证。
国有化和工人国家
在他著作的第2页，克里夫引用了《被背叛的革命》中的一段话：
“土地的国有，工业生产工具及运输与交换工具之国有，加上对外贸易的垄断，构成苏联社会结构的基础。根据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关系，说苏联的性质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这在我们看来，是基本上确定的。 ”（《被背叛的革命》）
克里夫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在这种情况下，巴黎公社和布尔什维克专政都不是工人的国家，因为前者根本没有把生产资料国有化，后者在一段时间内也没有国有化”。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克里夫把他的观点建立在工人阶级是否对国家机器有控制权的基础上。我们将在以后的一章中论述工人的控制权问题。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研究一下克里夫把工人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工人对国家机器的控制问题分开的方法。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无产阶级有可能在政治上取得政权，而不进行经济上的社会改造。俄罗斯的情况就是这样，无产阶级在1917年10月夺取了政权，但直到1918年才被迫进行大规模的国有化。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不着手进行经济上的改造和转型，那么无产阶级政权就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崩溃。经济规律最终总是会被突破的，如果无产阶级不继续进行着手整个经济的国有化，资本主义体制就会重新回归主导地位。克里夫没有说明在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下的俄罗斯经济之基本形式会有什么不同。他把官僚机构消耗的剩余价值作为避难所，但这回避了根本问题。
克里夫对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第一阶段经验的分析也同样乏善可陈。上述情况也适用于它们，这些政权是向无产阶级完全经济统治的过渡。在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的转变中，这种过渡或多或少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公社还是俄国革命，如果无产阶级不进行工业国有化，这种过渡就不可能长久。克里夫难道忘记了马克思教导的、布尔什维克谆谆教诲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法国无产阶未能将法国银行国有化？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可以是一个基于政治权力的无产阶级国家，也可以是一个基于经济基础的无产阶级国家，或者是一个过渡到这两个方面的国家，这一点我们将说明。
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也适用同样的规律。老托正确地指出，在俄罗斯发生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甚至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保留国有制，然后再把他拆散并交给私有制。对一个学究来说，看来可以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工人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也可以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工人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
但是如果不考虑社会的运动方向，显然只能得出这种推理模式。
不仅如此，由于社会和国家的阶级结构，各种不可预见的关系也会发展起来。以俄罗斯为例。直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苏维埃的控制权为止，我们出现了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所勾画的情况，由于孟什维克占多数，资产阶级在一定意义上通过苏维埃——卓越的工人统治机关——进行统治！按照克里夫的模式，这怎么可能发生呢？当然，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利用了孟什维克并通过他们利用了苏维埃，如果布尔什维克没有夺取政权，就会像1918年以后在德国所作的那样导致苏维埃被废除。
在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的过渡过程中，显然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用完成的范畴去思考并不是辩证的方法，工人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以及魔鬼在两者之间进行任何过渡或运动。很明显，当马克思谈到粉碎旧的国家形式与公社的关系时，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经济将以或多或少的速度转变，并将与政治形式相一致。我们稍后将看到克里夫对东欧采用了同样的形式主义方法。
辩证的国家概念
在此不妨谈谈国家的性质。根据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国家是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必要工具而产生的。马克思列宁所说的国家归根结底是由武装的人的身体及其附属物组成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定义的实质。然而在使用他们的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概括时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这些概括无疑是正确的，是绝对的。真理总是具体的，但如果不分析具体的后果和具体的情况，就难免陷入抽象和错误。看看恩格斯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谨慎态度，即使是泛泛而谈时也是如此。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这样写道：
“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在下一页，他继续写道：
“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争相霸占已经把公共权力提升到大有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之势的高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接着指出，国家一旦产生，就会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出自己的独立运动，而且必然在给定的条件下进行：“在拥有公权力和征税权的情况下，官员们现在把自己表现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社会机关。”（强调为原文）
与克里夫认为国家直接发挥作用的观念相反，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对待国家独立作用问题的细致，当然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在克里夫的全部材料中，在特定条件下国家可以而且确实在阶级斗争中发挥相对独立作用的这一事实被遗忘了。他的蓝图是“合乎逻辑的”：要么是工人国家，直接由工人控制，要么必须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克里夫的方法中没有力量的相互作用的余地。再次与恩格斯对比一下：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们的强调）
同样，恩格斯在第201页这样写道：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我们强调）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请注意克里夫的黑白公式和恩格斯的谨慎公式之间的区别...后者会提到“照例是“，在“典型的时期”，等等谨慎前提。
为什么无产阶级不能接管现成的国家机器？不是因为神秘的原因，而是因为某些非常具体的事实。在现代国家中，所有的关键职位都掌握在那些受统治阶级控制的人手中：他们是根据教育、人生观和生活条件专门挑选出来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军队的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公务员，以及在今天的国有化工业中的关键技术人员，在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中被塑造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社会上所有的指挥职位都放在资产阶级可以信任的人手里，这就是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不能为无产阶级所用，必须被无产阶级粉碎的原因。现在粉碎国家机器意味着什么？至少可以说，克里夫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显得非常模糊。
资产阶级国家的许多官员，甚至可能是大多数官员一旦掌权就有可能被无产阶级所利用。但他们将从属于工人委员会和组织。例如在苏联，在沙皇军队被解散后的初期，红军是由前沙皇军官领导的。同样，在国家机器中，有一部分官员也是前沙皇官员。由于不利的历史因素，这在后来俄罗斯政权的堕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列宁说苏联国家是“一台资产阶级沙皇机器...勉强涂上社会主义的色彩”，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顺带一提，这种诚实的定性与克里夫所描绘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统治下的国家的理想化的虚假图景相去甚远。在克里夫所描绘的田园诗般的图景下怎么会发生腐化的过程，这就很难理解了。不过这一点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论述）。
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概念，无产阶级粉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并着手建立一个半国家。尽管如此，它还是被迫使用旧的技术人员。但是即使是在最好的条件下，比如说在一个拥有受过教育的无产阶级的发达国家里，国家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它就隐含着腐化堕落的可能性。为此，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群众对国家政府的控制，以保证不使它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应该尽快地把它融入社会。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一定条件下，国家从它原来所代表的基础上获得了某种独立性。恩格斯解释说，上层建筑虽然依附于经济基础，但它也有自己独立的运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和国家所代表的阶级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说国家“照例”或在“典型时期”直接代表统治阶级的原因。马克思早之前就对恩格斯在上面提到的波拿巴主义现象进行了分析，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醉兵是怎样以“法律、秩序和家庭”的名义击毙他们他们本该代表的资产阶级的。
因此，只有考虑到阶级社会内部各种因素的多面性辩证的相互依存和对立关系才能理解阶级社会。形式主义者通常会迷失在问题的某一方面。例如，克里夫写到：
“认为逃往国外或在监狱中浪费的米科拉吉克（Mikolajcik）[5]及其同伙是波兰的统治者，就像认为俄罗斯的统治者是西伯利亚的奴工一样，需要同样高超的自欺欺人。”（《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性质》，第13页）
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统治下的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吗？我们不需要“高超的自欺欺人”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考虑社会的发展时，必须将经济视为主导因素。在这一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分离，并成为经济基础的对立面。毕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质是在旧形式的胚胎——财产和国家的上层结构——下，随着生产的逐渐变化，在旧形式内部发展起来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废除上层结构，重新组织社会，才能解决这一矛盾。
从长远来看，经济是决定性的。正因为如此，正如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大师都不厌其烦地解释的那样，从长远来看，上层建筑必须与之相适应。一旦放弃了社会基本经济结构这个标准，各种肤浅的、任意武断的构造就有可能出现。人们将不可避免地迷失在历史的迷宫中，就像古希腊神话中迷失在矿宫中的珀尔修斯一样，但却没有一条线引导人们出来。历史的主线是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而财产形式则是这个结构的法理映像。
让我们以极其丰富的法国历史为例。1789年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1793年，雅各宾派（Jacobins ）[6]夺取了全部权力。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超越了资产阶级关系的框架，并因此而完成了一项有益的历史任务，在几个月内完成了资产阶级需要几十年或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任务，即从法国彻底清除了封建主义的一切痕迹。然而这个政权仍然植根于资产阶级财产形式的基础上，它之后是法国的“热月”和督政府统治，之后是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经典独裁统治。拿破仑重新引入了许多封建形式，让自己加冕为皇帝，并将最高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但我们仍然称这个政权为资产阶级政权。路易十八复辟后，这个政权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然后我们就发生了1830年和1848年两次革命。这些革命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后果。它们甚至导致了国家人员的重大变化。但我们把这两次革命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其中掌握政权的阶级没有发生变化。
让我们更进一步。在1871年巴黎公社和由此引起的社会关系动荡之后，我们有了持续了几十年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第三共和国的组织，紧随其后的是贝当（Petain），后来的戴高乐-斯大林（De Gaulle-Stalinist）政权[7]，来到当今的基耶尔（Quielle）政府。暂且考察一下这些政权的惊人多样性。对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把罗伯斯庇尔政权和贝当政权定义在同一个范畴内似乎是荒谬的。然而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把它们定义为根本相同的——资产阶级政权。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条：财产形式，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同样，拿近代以来政权的多样性为例，可以看到处于同一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极端差异。比如，比较一下纳粹德国的政权和英国社会民主的政权。它们在上层结构上有如此根本的不同，以至于许多非马克思主义或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家声称发现了一种新的阶级结构和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为什么说它们代表的是同一个阶级和同一个政权呢？尽管在上层结构上存在差异，但各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保持不变。
如果我们从现代社会的历史来看，我们会得到许多例子，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被征用，但仍然是统治阶级。托洛茨基描述了波拿巴主义式的政权，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赤裸裸的用剑对社会进行统治”。
看看蒋介石用上海黑帮渣滓镇压了上海工人阶级之后，中国发生了什么。银行家们都想宴请他，并称赞他为文明的恩人和救世主。
但蒋介石希望得到比主人的赞扬更实质的东西。他毫不客气地把上海所有的富豪实业家和银行家都关进了监狱，勒索了几百万的赎金后才放人。他已经替他们完成了任务，现在要求他们付钱。他镇压上海工人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他和他那帮暴徒的权力和收入。然而谁会冒昧地说那些身陷囹圄的银行家们虽然没有掌握政治权力，但他们仍然不是统治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其中没有马克思主义者！）一定会悲哀地反思社会的复杂性，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中的相当大部分赃物要归自己的看门狗，而他们的许多阶级同类却在监狱里苟延残喘。
在这种条件下，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被剥夺了权利，赤裸裸的武力支配着社会。大部分剩余价值被最高军官和官僚们消耗掉了。但是让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继续下去是符合这些官僚的利益的，因此他们虽然尽可能地从资产阶级身上榨取更多的东西，但是他们还是维护私有财产。这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原因。
这也是我们如何回应那些讥笑声称“俄罗斯的统治者是西伯利亚的奴工”的论调为诡辩的人。我们如果不以社会的基本财产形态来指导我们的分析，我们将会迷失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历史上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人攻击其他部分人的方式。例如在英国的玫瑰战争中，统治阶级的两个派别攻伐以致几乎相互灭绝。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统治阶级的大部分人不是被关进监狱就是被处决。我们只需考虑一下希特勒对其的资产阶级反对者的待遇,他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财产，还失去了生命。
在处理国家的作用时，必须回答的也即克里夫无法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家必须是一个阶级的工具——它在俄罗斯和东欧代表哪个阶级？它不能代表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已经被征收了。不能说它代表了农民阶级的利益，也不能说它代表城市小业主的利益。在法西斯主义或波拿巴主义政权下，尽管黑帮分子可能扼住了资产阶级的咽喉，但还是维持了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运行的经济整体，这种寄生的赘生物就依附在他们身上。如果他们不象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代表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波拿巴主义，即他们捍卫生产资料国有化、计划和对外贸易的垄断，那么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代表谁呢？克里夫的回答是官僚构成了新的统治阶级，即俄罗斯的资产阶级。但是认真考虑一下就会发现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说的是国家是一个阶级。官僚机构拥有国家，国家拥有生产资料，因此官僚机构是一个阶级。这是在回避问题，他实际上是在说国家拥有国家。
按照列宁的说法：
“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一种机构。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高居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
这个机构，这个管理别人的集团，总是把持着一定的强制机构，实力机构，不管这种加之于人的暴力表现为原始时代的棍棒，或是奴隶制时代较为完善的武器，或是中世纪出现的火器，或是完全利用现代技术最新成果造成的、堪称20世纪技术奇迹的现代化武器，反正都是一样。
使用暴力的手段虽然改变，但是只要国家存在，每个社会就总有一个集团进行管理，发号施令，实行统治，并且为了维持政权而把实力强制机构、其装备同每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相适应的暴力机构把持在自己手中。我们仔细地观察了这种共同现象就要问，为什么在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时候就没有国家，为什么国家产生于阶级出现的时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给国家的实质和意义的问题找到一个确切的回答。
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论国家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
国家就其性质而言是由官僚机构、官员、将军、警察局长等组成的。但这些并不构成一个阶级；它们是一个阶级的工具，即使它们可能与这个阶级对立。它们本身不可能成为一个阶级。
我们必须问克里夫。官僚系统的哪一部分拥有国家？不可能是所有的官僚，因为他们官僚系统本身也是分等级的。小公务员和大官僚一样都是官僚体系的一部，那么它是不是苏联社会的指挥层呢？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在任何阶级社会中，无论上层有多大的特权，他们都会利用这种手段来保护与生产资料有直接关系的统治阶级，即在其所有权的意义上。我们知道拿破仑代表的是谁，我们知道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俾斯麦、蒋介石、希特勒、丘吉尔和艾德礼代表谁。但是官僚们代表的是谁，是官僚他们自己？显然这是错误的。在另一节中我们已经表明，官僚机构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必然是一种寄生关系，与纳粹官僚机构有着同样的寄生关系。他们并不是特殊生产方式的必要和必然的类别，他们充其量只能获得监督的工资。如果他们拿得更多，就像纳粹官僚机构消耗工人生产的部分剩余价值一样。但他们不是一个阶级。
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来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前提是私有财产、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国家是统治的机器：它本身不能成为统治的阶级，官僚机构只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它可以“拥有”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使自己凌驾于社会之上，并相对独立于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纳粹德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官僚机构为了战争的需要对资本家发号施令，要求他们应该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等等。所以在英国、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战争经济中，国家对资本家发号施令并要求他们应该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并没有使他们转变为统治阶级。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为了保卫私有财产。
克里夫认为，官僚机构管理和规划工业。的确如此，他们管理和计划谁的产业？在资本主义社会，管理者规划和管理各个企业和信托公司的产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这些企业和信托的所有者。官僚机构管理着整个产业。在这个意义上，它确实比整个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官僚机构或国家机器更具有独立于其经济基础的地位。但是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我们必须再次强调）那样，归根结底，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如果克里夫要争辩说官僚由于他们作为管理者的职能因而是统治阶级，么很明显，他没有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资产阶级。他把俄罗斯官僚机构称为一个阶级，但是他必须找出一个理论来解释这是一个什么阶级。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强制的工具，是美化的警察。但警察不是统治阶级，警察可以变得肆无忌惮，可以变成强盗，但这并不能使他们变成资本家、封建或奴隶主阶级。
东欧发生了什么？
东欧事件和已经出现的国家的性质只能用马列主义的国家理论来解释，只有托洛茨基的概念才能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东欧的事件。
首先必须要了解随着红军的推进在东欧发生了什么。谁也不能否认（暂且不谈德国的问题）在所有巴尔干和东欧国家，红军推进导致的革命运动不仅发生在工人中而且也在农民中。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整个背景，战前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之外的资本主义都是是非常薄弱的，我们这里有腐朽的封建-军事-资本主义独裁政权，其政权完全不能进一步发展各国的生产力。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该地区的落后和人为的分裂，特别加剧了资本主义的普遍世界危机。巴尔干化这个名词就来自欧洲这块地方。这些地区被分割成一个个弱小的国家，绝大多数是农业国，工业非常不稳定和脆弱，这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国的半殖民地。法国、英国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意大利，然后是德国成为这个地区的主导力量。德国的工业透过和其的贸易关系主导了巴尔干东欧的落后经济，在所有的这些国家，外国资本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多数国家，外国投资在该国仅有的一点工业中占主导地位。
随着希特勒对这些国家的占领，不仅“非雅利安人”的资本被征用，而且本土资本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德国银行和信托公司挤出并取而代之。德国资本占据了决定性的位置——所有的关键岗位和经济部门。剩下的资本大部分为合作者和卖国贼所有，并且仍然从属于德国资本。
该政权由依靠德国刺刀支持的卖国贼组成的。战前的政权——军警独裁政权——所拥有的一点民众支持在战争过程中已经消失了。随着德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崩溃和红军的胜利，社会主义毫无疑问的被推动了起来。以保加利亚为例，1944年红军越过边境的那一刻，索菲亚等其他大城市就发生了起义。群众开始组织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士兵和农民组织了委员会，工人们占领了工厂。
除德国外，所有的东欧国家都发生了类似的运动。让我们来看看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什么事，在这里，随着红军的推进，布拉格也发生了起义﹐工人占领了工厂，农民占领了土地。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边境地区，捷克和苏台德的德国民众之间也有亲善行为。
无产阶级革命的因素很快就被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所取代。克里夫的问题在于他没有把无产阶级革命的要素与迅速跟进的斯大林主义反革命区分开。
让我们举两个例子。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在保加利亚，我们有一种在工人群众的悲惨历史中一再发展的情况。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资产阶级国家被粉碎了。怎样被粉碎的呢？德国人走了后军官不再控制士兵了，警察躲起来了，地主和资本家没有控制权了。当时有一个真空期，一个经典的双重权力时期，群众没有足够的意识来组织自己的力量，资产阶级也太软弱了，无法重新确立自己的统治。
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德国1918年，俄罗斯1917年，西班牙1936年。也许与西班牙比较一下会有帮助。在这里，群众也夺取了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的工厂和土地。资产阶级的“政府”被悬置在半空中。群众彻底粉碎了警察和军队，只有一支武装力量：工人民兵。所需要做的就是群众组织苏维埃或委员会，推翻虚幻的政府并夺取权力。
当时发展的内涵是众所周知的。斯大林主义者着手不是同资产阶级——由于群众起义的结果，工厂主和资产阶级已经逃到佛朗哥那边去了——而是同“资产阶级的影子”结成联盟。斯大林主义者在西班牙这样做的明确目的是为了摧毁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害怕在俄罗斯引起反响 ，当然也因为现现有的国际阵营和他们想向英法帝国主义者表明他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因此在西班牙他们逐渐帮助“影子”重获实在内涵。
他们逐渐重建了一支在资本家的控制下的资产阶级军队和资产阶级警察部队。一旦完成了这一任务，土地就被归还给地主，工厂就被归还给业主。这种情况的后果在内战即将结束时显现出来，当时的资产阶级国家——他们帮助建立的资产阶级军事机器——组织了一场政变，在共和国的领土上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并迅速将共产党本身非法化。
在保加利亚，正如同在东欧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斯大林主义者开始与资产阶级的影子达成协议。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并有可能进行到底。当然这是斯大林主义者所担心的，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希望权力落入资产阶级手中。他们在保加利亚组织了所谓的祖国阵线，并以沙文主义和反日耳曼主义为口号发动群众运动从而使社会主义革命脱轨。保加利亚的兄弟情谊很快就受到惩罚，军队中的苏维埃被解散，工农委员会被阉割。他们组成了“民族团结”的阵线，即整个民族（不分阶级）的联合。但与西班牙不同的是，在这个所谓的联盟中，资产阶级的影子并不拥有任何权力，这里的关键职位仍然被牢牢地掌握在斯大林主义者手中。他们接管了警察和军队冰河选择了关键和指挥人员。公务员队伍中的所有重要职位都被安排在顺从的工具手中。显然，在民族团结的幕后，他们把真正的国家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他们以自己的形象建立了一部机器——一个模仿莫斯科模式的国家机器。
在捷克斯洛伐克情况下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清楚的。当斯大林主义者进入该国时，没有政府。德国人和他们的奎斯林人以及合作者都已经逃离，由群众组成的委员会控制了工业企业和土地。斯大林主义者从莫斯科带来了贝尼斯（Benes）[8]政府。实权、要职被牢牢地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保留了实质，给资产阶级留下了影子。
部分是为了破坏社会主义革命，部分是为了与美帝国主义达成妥协，他们允许某些经济部门继续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但决定性的力量也即武装力量，是由他们组织起来并受他们控制的。这与以前的国家机器不同，这是一个他们自己创造的全新国家机器。
为了使革命脱离正轨，斯大林主义者玩弄沙文主义，并以驱逐苏台德人的方式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群众最初的本能是走国际主义路线的，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报告表明，一开始捷克人和苏台德人之间是有兄弟情谊的。我们看到克里夫是怎么看不到反革命因素的，官僚机构破坏革命和革命本身的活动。
当然，斯大林主义者企图与资产阶级保持的妥协——不要忘记他们的控制和国家权力——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阴影可以获得实质，美国资产阶级企图以东欧资产阶级残余和后者所控制的那些经济部门为基础，以马歇尔援助为楔子，在东欧建立自己的支持点，这就是危险的信号。官僚机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采取行动，命令所有东欧国家拒绝马歇尔援助。所有的历史都表明维持两种对立的财产形式是不可能的，虽然资产阶级非常弱小，但由于他们控制着相当大比例的轻工业，已经开始有了基础。美国的敌对情绪日益高涨，不可能依靠资产阶级，他们与一个权力掌握在官僚机构手中的无产阶级国家不相容，迫使后者采取措施来完成这一进程。在这里我们可以补充一点，托洛茨基从斯大林统治区国有化财产的扩展中看到了俄罗斯是一个工人国家事实的证明。2月份发生的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以戏剧性的方式在斯大林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地区突出了这一点，决定性的因素是斯大林主义者在国有化和土地分割中得到了工农的支持。克里夫所看到的是国家机器仍大概和德国人统治时期下的一样。毫无疑问，资产阶级也希望如此！
所有观察人士都认为，由于斯大林主义者他们的妥协和工厂中群众对其的失望很可能导致其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失去选票。资产阶级分子以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和失望的工人和农民为基础正在集结力量。资产阶级希望在英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逐步取得对国家的控制权并组织反革命。尽管官僚机构控制着国家机器，但由于其获取方式的原因，这种控制不稳定的。
正如托洛茨基所预见的那样，为了完成这一进程，不管多么谨慎，官僚主义被迫召集群众。他们发出了行动委员会的号召，这些委员会在上层受官僚控制，但在最底层却相对民主。斯大林主义者武装工人（组织工人民兵），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积极性自然就显现出来了。即使是憎恨和不信任斯大林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工人也热情地参加了这些反对资产阶级的措施。托洛茨基曾经说过：用枪对付狮子，用指甲对付跳蚤。面对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机器，面对群众运动这个威胁，资产阶级是无能的
然而行动委员会的成立，工人的武装，必然意味着一个新的苏维埃政权的雏形正在形成。当然官僚机构迅速着手粉碎群众的独立性，并将政权极权化。新的选举按照莫斯科的路线迅速组织起来，只有一份名单并受到严格的监督。
面对这些事件，克里夫问道：
“那么，第四国际的前途是什么；它的历史任务是什么？斯大林主义政党比第四国际具有一切优势——国家机器、群众组织、金钱等等，等等。他们唯一缺乏的优势是国际主义阶级意识形态 ...
如果东欧国家发生了社会革命，却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我们就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今后的社会革命中，同过去一样，群众将进行战斗而不是领导。在资产阶级的一切斗争中，不是资产阶级自己做斗争，而是群众认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法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为自由、平等、博爱而斗争，而运动的真正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在资产阶级进步的时候。在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中，作为炮灰的群众越不知道战争目的，他们就越是好士兵。假定'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工人国家，就意味着接受无产阶级革命原则上和资产阶级战争一样，是建立在欺骗人民的基础上...
如果这些国家是工人国家，那为什么要搞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搞第四国际？我们只能被群众看成是冒险主义者，或者充其量是不耐烦的革命者，他们与斯大林主义者的分歧只是战术上的。”（《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性质》，第14-15页）。
克里夫向错误的人提出了这些问题。实际上他应该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并给出答案。如果他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就变成了乌托邦空想主义。克里夫认为如果他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贴在斯大林主义的现象上，他就救赎了自己的良心恢复了第四国际的“失去的”作用并使自己满意。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所说的、甚至影响革命运动的拜物教：改变一个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它的本质。
没有俄国工人国家的存在和腐化就无法解释或追溯当今发展的阶级历史脉络。人们只能把东欧的事件追溯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克里夫如果不向自己提出1917年利用了谁的问题就认为官僚机构在捷克斯洛伐克利用了群众，这是毫无意义的。十月革命之后不就是斯大林主义的胜利吗？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或工人阶级的良好意图或主观愿望都无关紧要。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任何社会都是在它内部的一切潜力都用尽之前，才从舞台上消失的。如果一个新的国家资本主义时期迫在眉睫——这必然是从克里夫的理论中得出的，因为在这种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下，生产的发展不可能有任何经济上的限制——那么我们说“世界资本主义现在正在崩溃”，就只是一句空话。我们必须要荒谬的申论1917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把经济有机地改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的新一种革命。我们也要同样荒谬地说：东欧的革命征收了整个资产阶级，以便建立资本主义！只要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克里夫不可能在东欧问题上保持这种立场，而不把同样的论点也转移到俄罗斯本身。
克里夫自己指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人民群众进行了斗争，资产阶级得到了成果。群众不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战，但他们在现实实际中是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战。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它在启蒙运动、伏尔泰、卢梭等哲学家的著作中有所准备和思想。但是他们确实相信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化，他们相信他们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典。众所周知，正如克里夫自己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证明的那样，法国大革命超越了它的社会基础。它导致了超越了资产阶级社会界限的无裤党革命专政，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这产生了一个显著的效果，即在几个月内完成了本来需要资产阶级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掌握这种专政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丹东等，真诚地相信哲学家们的学说，并试图把它们付诸实践。他们做不到，因为不可能超越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失去权力，只是为资产阶级社会铺平了道路。如果克里夫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俄国和法国大革命的情况是一样的。马克思是新国家资本主义的先知。列宁和托洛茨基是俄国革命的罗伯斯庇尔和卡诺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好意同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人的好意一样，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为新的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铺路。
因此，如果说官僚机构利用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群众，这就构成了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证明，那么俄罗斯官僚机构在1917年革命中也同样利用了无产阶级。然而这种理论无法令人满意，由于俄罗斯是一个工人国家，官僚机构带着它的种种堕落把东欧纳入了经济，并立即扼杀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他们有意识地在俄罗斯进行了一个延续多年的过程。他们以俄罗斯的形象伸缩发展，这一点应该是清楚的：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腐化的工人国家的存在，没有一个与这些国家相邻或接近的国家，这些发展是不可能的。要么无产阶级会按照经典路线以健康的革命征服并传播革命，要么帝国主义会粉碎它。
这是否意味着斯大林主义者已经完成了革命，因此没有必要建立第四国际？历史上我们多次面临复杂的局面，例如在俄罗斯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中，群众开始受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者的影响。这就意味着，群众在完成了推翻沙皇主义——政治革命——这一任务之后，又在自己的道路上制造了新的障碍，不得不为此付出第二次革命——十月形式的社会革命的代价。群众在东欧完成了基本的社会革命，但这个革命却立即被热月官僚机构官僚化了，这意味着他们现在必须付出第二次革命的代价——必须发动一场政治革命。
克里夫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第四国际在俄罗斯的任务是什么？它们与东欧的任务是相同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群众必须控制行政和国家。这一点是斯大林主义者永远不能给予的，它只能通过新的革命来实现。它只能通过推翻东欧和俄罗斯的官僚制度来实现，第四国际的任务是明确的：为建立工人民主的政治革命而斗争 ，在平等的基础上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财产形式不会改变，克里夫单单将其称之为社会革命并不能改变什么现实。
托洛茨基在财产形式的扩展中找到了工人国家的证明，克里夫则找到了相反的证明。
克里夫可能会辩称，除非工人阶级直接控制国家，否则它不可能是一个工人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他将不得不拒绝接受即除了可能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俄罗斯有一个工人国家这样的观点。即使在这里也必须重申，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阶级的先锋队即党的工具来实现的，在党内是通过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最好的条件下，这将以国家内部和党内的最大民主来实现。但是独裁政权的存在本身及其实现社会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已经证明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下，这些矛盾可以在国家内部和党内找到反映。党不比国家，就可以自动地、直接地反映阶级的利益。列宁不无道理的认为工会是工人保卫自己于国家的必要因素，也是保卫国家的堡垒。
如果说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特别是通过它的领导，有可能在资本主义被推翻之前就变质堕落，不能直接反映本阶级的利益，那么为什么工人建立的国家不可能遵循类似的模式呢？为什么国家不能从阶级中获得独立并寄生在阶级身上，同时（为了自己的利益）捍卫革命所创造的新经济形式？正如我们以前所表明的那样，克里夫试图通过在1928年画一条形而上学的线来区分他认为剩余价值什么时候没有被官僚机构消耗，什么时候被消耗。除了在事实上不准确之外，这也是一种奇异的没有生命力的研究现象的方式。
实际上，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的过渡远比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所能预见的要复杂得多。无产阶级没有比其他任何阶级或社会形态更被赋予特权，在过渡到它的统治，然后到它在社会中无痛苦地、宁静地消失，即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个平稳的通道。这是一种可能的变体。但是，社会民主主义和苏维埃国家在既定条件下的变质完全不是偶然的。它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个阶级与其代表和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历史上，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统治阶级不止一次地有理由后悔。换句话说，它反映了多种历史因素，这些因素是决定性因素的背景：经济。
将列宁的广泛观点与克里夫的机械观点进行对比。列宁一再强调必须要研究过去时代的过渡时期，特别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以便了解俄罗斯的过渡规律。他会拒绝接受这样的观念，即从十月发出的国家必须遵循一个预设的规范，否则就不再是一个工人的国家。
列宁很清楚，一旦推翻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领导层没有神赐的权力，能毫无矛盾地顺利走向社会主义。这必然是克里夫断然规定的康德主义范畴所必须得出的唯一结论。这就是为什么列宁事先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条件下会有巨大的差异。
然而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新兴资产阶级的专政体现为一个人的专政。一个阶级可以通过一个人的个人统治进行统治。事后克里夫很愿意接受这种观念，因为它适用于资产阶级。但是从他的论点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无产阶级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人统治意味着专制主义，专制独裁被赋予了一个没有政治权利的个人，而统治阶级的利益归根结底是他所代表的。但列宁这样评论只是为了说明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也可以通过一人专政来实现。列宁并没有发展这个概念，根据俄罗斯和东欧的经验以及中国的发展，我们不仅可以深化和理解当前的社会发展，也可以深化和理解过去的社会发展。
虽然无产阶级专政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独裁来实现，但由于这意味着国家与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分离，同时也意味着这个机器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独立于它的基础，从而获得自己的既得利益，甚至像斯大林俄罗斯那样与它所代表的阶级敌对和疏远。当我们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时就会发现，在给定的社会矛盾下，一个人的专制是为这个社会的发展需要服务的。这一点从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的统治中可以清楚地被看出。但是虽然这两个人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的，但到了一定阶段，资产阶级专制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变成了阻碍资产阶级生产全面自由发展的因素。然而专制主义的独裁统治并不会就此不痛不痒地枯萎。在法国和英国，它需要补充政治革命才能把资产阶级独裁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如果没有资产阶级民主，生产力就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下自由而充分地发展到极限。
如果说这适用于资产阶级的历史演变，那么对于一个落后封闭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堕落为一人独裁的无产阶级专政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为了使无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进行一场新的革命，一场辅助性的政治革命，把波拿巴主义的无产阶级国家变成工人民主国家。这样的构想符合过去的经验，正如资本主义经过了许多暴风骤雨般的矛盾阶段（我们的时代证明，我们还远远没有结束这些阶段）一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俄罗斯无产阶级的统治也是如此。同样由于相互的反应，东欧和中国也正在经过这个波拿巴主义阶段，导致这些国家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新的政治革命，以便把工人民主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提条件。
我们正是在既有历史条件下阶级与其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找到了对斯大林主义腐化的解释，而不是在工人国家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是完美的工人民主或国家转变为阶级的神秘思想中找到了解释。从长远来看，经济因素，正如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伴随着许多动荡和灾难，将会胜出。工人阶级经过历史经验的丰富和教训的汲取将胜利地推翻斯大林主义的专制主义，在更高的层次上组织健康的工人民主。那么国家将或多或少地符合马克思和列宁所制定的理想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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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于1862年起任普鲁士政府总理，1878年颁布了《反社会主义法》。他通过对丹麦、奥匈帝国和法国的成功战争，实现了普鲁士统治下的德国统一。
[2] 鲁道夫·希法亭 （Rudolf Hilferding）是过去一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
[3] 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是德国著名的社会民主主义者。1874-5年，他发表了挑战马克思主义德国运动思想的著作，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此作了回答。
[4] 1936年和1938年的莫斯科审判是斯大林发动的可怕的陷害运动，导致一代革命者和反对官僚制度的人被肉体消灭。1936年，斯大林提出了一部新宪法——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由于官僚机构害怕在苏联内部产生影响，这部宪法被废除。
[5] 斯坦尼斯劳·米科拉夫西克（Stanislaw Mikolafjcik），波兰农民党的领导人，自1943年起担任总部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领导人。1945年解放后，他成为波兰的副总理，但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斯大林主义者手中，并得到红军的支持。到1947年举行选举时，他的许多支持者被监禁，该党后来被镇压。
[6] 雅各宾派（Jacobins ）是法国大革命的极端激进派。他们的领袖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从1793年开始行使最高权力，直到1794年被推翻并处决。1795-9年，督政府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政府。
[7] 1945-8年，法国共产党在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 ）领导的全国联盟政府中担任过多个内阁职位。1948年9月成立的亨利·基耶尔（Henri Quielle ）政府因“攻击工人”而受到法共的攻击 。
[8] 爱德华·贝内斯（Edvard Benes ），社会民族党党员，1935-3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41年起任伦敦捷克临时政府首脑。1945年任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主席。他于1948年6月在“布拉格政变”后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