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泰德·格兰特于1990年夏季托洛茨基遇害周年在英国战斗派刊物《战斗国际评论》（Militant Internationa Review）第44期上发表的文章，其中概括了托洛茨基如何从与列宁一同领导十月革命到对抗世界斯大林主义并传承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并解释正统马克思主义理念如何与今日世界劳工群众的命运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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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夫·托洛茨基（生于1879年10月26日）遇害五十余年和出生一百一十多年后至今，全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剧变。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经历过最不安的世纪。
两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斯大林主义的兴起，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中国革命，从公开军事帝国主义统治到第三世界经济新殖民主义的退却-这些都是本世纪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世界历史的决定性阶段。
现在，俄国和东欧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危机成为开启新历史阶段的第三个转折点。帝国主义列强人忍不住窃喜。他们认为，他们成功地将东欧重新纳入他们的版图并一枪不发的打败了“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的威胁。然而，历史仍然未下定论。我们在东欧看到的乱象远远不及于未来即将在西方世界爆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随着危机的发展，左翼势力将再次脱颖而出。代表社会革命政策的“托洛茨基主义”将东山再起。
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我的生平》中谈到了在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八年前，一个年轻的革命团体靠着一具手动复印机制作了一张抨击沙皇专政的传单。这是托洛茨基革命生涯的开始。当时的革命势力比现在要弱得多。然而八年后却爆发了1905年革命，而二十年后的1917年二月革命更推翻了近千年的沙皇专制。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在一个采用集中制的组织。党内于1903年意外地在次要组织问题上产生分歧，但却也预示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未来的分道扬镳。正如托洛茨基日后解释道：这次分歧表现了“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差异。托洛茨基本人当时跟随孟什维克大约一年，其后选择脱离并站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主张之间。尽管如此，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逝世几天后给托洛茨基的致信中，澄清列宁一生都对托洛茨基保持着同样的态度。他理解托洛茨基可以扮演的角色。
1903年的争议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如斯大林主义者后来声称这造就了社会民主工党内两派之间的立即分裂（成两党）。实际上有一次团结大会于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其后一段短时期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再次齐聚一堂。直到1912年列宁才最终结论到推进革命的需要已经和与孟什维克维持联盟成反比。此时布尔什维克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
1904年后，托洛茨基站在两派之外。但在1917年，他与布尔什维克携手并肩作战。当年3月，尽管列宁人在瑞士而托洛茨基远在纽约，但他们却各自独立对临时政府发展出相同的对策。二月革命后，身在俄国境内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包括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在内，大都提倡与孟什维克结盟。托洛茨基坚决反对，列宁也当然是如此。然而当时情势正如托洛茨基所描述：“那时，克伦斯基集团好像无所不能，而布尔什维主义则被视为'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党本身也还不能认清自己在日后的力量。就是在这时候，列宁却信心十足地率领它去完成最伟大的任务。我全力以赴地协助他工作。”（《我的生平》，第二十八章）
1917年9月7日，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写道：
“国际主义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像侧列铁里和切诺夫等人只会将其充当口号但却一再背叛它［1］。对我们来说，国际主义是一个具体且完全实用的指导原则。如果没有欧洲的革命，一个持久的，决定性的革命成功（在俄国）是不可想像的...我们面对的不是不断的革命，就是遭到不断的屠杀：这是人类为自身未来抗争的筹码。”
正如托洛茨基评论道：“为了在反动年代里捍卫不断革命的前景，应该具备理论的预见性。为了在1917年3月提出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口号，应有相当灵敏的政治嗅觉。但在今天的领导人之中，不但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具备预见能力...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我的生平》，第二十八章）。因此，列宁断言，在托洛茨基认识到不可能与孟什维克结盟后，“没有比他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
在《我的生平》中，托洛茨基还概述了红军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以及在喀山和其他地区的战役如何决定革命的命运。 “取胜的主要条件是毫不隐瞒真相，主要是不隐瞒自己的弱点，不欺骗群众，把一切如实地告诉他们。”（第三十三章）。这就是托洛茨基一生坚持的政策，从不试图向劳工阶级隐瞒真相。
托洛茨基在1905年的革命中，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更于1917年组织十月起义时担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创造历史。这些成就，再加上而后筹组红军，足以让他进入历史的“名人堂”。但此外，托洛茨基与列宁更一同组建了共产国际。他们两人都认为这比是俄国革命本身还重要的任务。全世界的革命工人聚集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它能够动员的群众规模甚至比世界各大宗教的崛起时还要大。它为劳工阶级不可避免发起的运动提供了有意识的领导。共产国际本身无法创造这些运动，但可以运用它们为世界革命铺路。
这就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创立国际组织时的原意。共产国际旨在为推翻资本主义做准备，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开辟道路。其主要工作是教育全世界透过阶级斗争经验而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层和新干部，赋予他们完成任务的能力。这就是共产国际前四届大会工作的意义。他们的论文和宣言，其中许多都是由托洛茨基撰写的，构成了革命的无价理论宝藏。
但改良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革命事件中拯救了资本主义。德国革命被社会民主党背叛，社会民主党拒绝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血腥道路”，以实现资本主义的逐步，缓慢和和平的转变。遵循这个路线十五年后，反而让希特勒得以上台！
早期共产国际旗下的工人领袖们仍然年轻，理论程度仍然有待加强。但他们仍然有机会可以在当时发生的各个重大事件中学习，事实上他们也有逐渐开始领悟。德国革命的失败带给工人们许多痛苦的教训，共产党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斗争的基础上成长为人数百万的群众政党。
1923年1月，在德国违约战争赔偿条款后，法国帝国主义者侵略了鲁尔。随着德国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这些事件导致货币崩溃。德国马克价值通货膨胀到达到了十亿马克只能兑一英镑的程度。德国发生了革命性的危机。但是，共产党领导层的动摇，以及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糟糕建议，导致革命家们错失了大好革命良机。
1923年在德国的失败加深了俄国革命的革命孤立和群众生活在可怕经济情勢的失望中所发生的反动浪潮。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三驾马车”控制了苏共领导，开始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实际上，这是反对列宁和十月革命本身基本思想的斗争。
在俄国境内的反动进程于1924年斯大林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中表现出来。 1924年2月，斯大林出版了《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书中重申了由列宁提倡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亦即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的境内建立的，更何况像是在俄国如此落后的国家。但六个月后同一本书却迅速再版，而斯大林在新版本中发表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即俄国有足够的资源来自行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说词被声称为安慰受到世界革命失败打击的俄国群众。实际上，它反映了新官僚阶层的利益，这个阶层在群众活动消退的基础上寻求控制苏联。
托洛茨基给出了一个警告和一个出色的预测：斯大林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在那个阶段，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举动的后果，或者“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将如何导致世界各地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腐化。这个非凡的预测被后来事件发展完全证实。
托洛茨基的派系在1923年至1927年间于俄国共产党内发起了反对官僚主义抗争。他们提倡广泛工业化经济计划，遭到主张“蜗牛速度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和现在被戈尔巴乔夫支持者们称赞的布哈林的反对。托洛茨基在他杰出的“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一书中解释了在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尤其是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他为争取恢复国际主义外交策略和恢复苏联工人民主，苏维埃的再生以及将权力交还给工人群众而奋斗。
他在英国革命问题上反对斯大林，布哈林，以及一定程度上，季诺维也夫。托氏预见了1926年的英国总罢工。他发起了反对共产国际在1925年至1927年的中国革命中支持蒋介石的自杀政策的运动，共产国际的政策导致了大批中共党员惨遭屠杀。
然而，托洛茨基对世界社会主义和劳工阶级运动的最大贡献是他对在俄国境内蔓延的斯大林主义的分析。没有他的研究，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失明。他毫不留情地分析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如何将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的工具转变为苏联的“边防”。对此，官僚们于1927年将“托洛茨基主义者们”驱逐出苏共，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那些年里，托洛茨基在共产运动内对他当时所认定的“官僚中派主义”进行了一场斗争。这个时期是斯大林和其他俄国革命领导人真正希望革命在其他国家取得胜利，却首先采取机会主义政策，而后转向疯狂的极左主义，突然发布认定社会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是敌人，而是双胞胎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这个路线为希特勒1933年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共产国际在1933年后则是从极左主义再转回到机会主义。在一系列著作中，托洛茨基处理了共产国际的恶性政策，并警告希特勒上台的危险，以及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会对德国和世界工人阶级带来的后果。他主张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应形成统一战线，以防止希特勒夺政。
然而，共产国际从德国的灾难性失败中得不到任何教训，甚至声称希特勒的掌权是朝着革命胜利迈出的一步！甚至直到1934年2月，当法西斯主义者在法国对达拉迪尔的自由派政府进行示威时，共产党人居然与法西斯主义者一起示威。他们的行径很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可以在1934年在法国上台。幸运的是，法国工人正确地看破了莱茵河事件的真谛，并迫使工会领导人组织总罢工。虽然工会组织的工人只有100万，但有400万人参加了总罢工，作为对法西斯分子的警告。
支持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改革的托洛茨基现在提出了必须在俄国境内发动政治革命和共产国际的革命性质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崩溃的看法。
随后，共产国际转向了“人民阵线”的策略，要求无产阶级服从自由主义者。托洛茨基在他关于西班牙和法国的著作中处理了这一问题。共产国际试图区分“好”和“坏”的资本家。不但沒使用阶级标准，利用社会制度危机推翻资本主义，而是迫使工人支持“自由主义者”。这导致了工人们对政治情势的失望，从而为反动浪潮铺路。在法国，某些共产党领导人将这个反动的想法延伸成荒谬的结论，要求同“好”的法国法西斯主义者们和墨索里尼形成国民阵线来对抗“坏”的德国纳粹法西斯分子！工人阶级的失败为战争铺路。托洛茨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成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考验，从而导致西方的革命。事实上，整个西欧都发生了战后的革命浪潮。在英国，它使工党政府掌权。在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它带来了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联合执政。
但斯大林背叛了这场新的革命浪潮。他担心工人在其他国家取得胜利的影响会导致苏联内部官僚机构的崩溃。同样在1936年，由于担心西班牙革命对苏联内部的影响，斯大林发起了他的杀戮清洗，并为肃清“老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的可怕大清洗审判做好了准备。
因此，资本主义在共产党和改良主义者继续执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相同的政策下得以被挽救。然而，这并没有产生同样的后果，因为情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况略有不同。美国帝国主义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霸权为1950-73长期经济增长铺平道路。那时美国占世界产量的50％。她用她的霸权迫使世界市场开放出口。通过降低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世界贸易大幅增加。这种世界贸易的扩张暂时延伸了资本主义，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为进步的后果。它导致了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数量，凝聚力和力量的增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在落后国家中增长。
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政策为相对稳定资本主义体制奠定了政治基础。但斯大林主义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加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理解这些局势的变化，解释了红军胜利的后果以及东欧国家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策的转变。这是一种新的局势，只能通过使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方法来解释，而不仅仅是在不考虑已经发生的根本变化的情况下重复他们过去的言词。
如今，斯大林完全被官僚机构所背弃。官僚们诅咒他应对今天困扰俄国的所有弊病负责。但斯大林仅是整个官僚机构的代表。正是这一点为斯大林带来了力量，另他得以在左翼反对派和官僚主义之间的战斗中战胜了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至1924年间由于他们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发生的堕落。在《我的生平》内讨论列宁逝世的一章中，托式描述了整个官僚腐化的政治过程：
“使一定的世界观在头脑中扎根，使自己各方面的意识都服从它，并使自己的感情世界和它相一致——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达到的境界，而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这点在工人群众中被阶级本能取代...但是在党和国家里也有一批革命者，他们之中大部分虽然也是出身于劳动群众，但早已脱离了它。”（第四十一章）
随着以经济形势和革命在国际间的一系列失败为主的各种事态变化，布尔什维克们越发受到“异已或敌对的思想影响便会乘虚而入。”托洛茨基总结说，斯大林主义“首先是革命衰退时期无人性机关的产物。“（第四十一章）这是党内机器对党的独裁统治。
托洛茨基在一系列写作中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保卫马克思主义》是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想要改变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态度的人的斗争中写成的。
托洛茨基认为，只要国家拥有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方式，苏联就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这是工人国家的根本特质。没有它，就不会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但是，如果没有必要的工人民主和工人对工业和国家的控制和管理，就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官僚机构成为一种特权阶层，在社会和工人阶级之上都是如此。它无法采取任何步骤建立一个更自由，更平等的社会，它试图维持现状，维持一个等级社会，增加自己的权力，特权，声望和收入，以极端恐怖统治工人。托洛茨基在1940年看到的这些特征花了五十年的时间才在苏联境内发展到最大程度。
第四国际内关于“捍卫苏联”争议的核心是关于苏联的阶级性质：
“共产国际的'保卫苏联'与昨天的'反法西斯'统战一样，都以拒绝独立阶级立场为前提。 '敬爱领袖'呼来喝去的国际跟班坚持认为无产者—在各种条件下、以各种名义、但始终不变地——充当着一个有产阵营反对另一个有产阵营的帮手...我们的口号必须让工人清楚了解第四国际为何保卫苏联（生产资料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以及苏联政治革命的对象（寄生官僚及共产国际的帮凶）。时刻不忘总原则——推翻苏联官僚的斗争服从于保存生产资料国有制的任务，而保存生产资料国有制服从于国际革命的任务。”（《保卫马克思主义》，“战争中的苏联”）
《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回应了各式各样的思想。被斯大林主义发展迷失方向的半“马克思主义者”们，如托洛茨基《先知三部曲》传记作者多依彻（Isaac Deutscher）。多伊彻妄想官僚可以朝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并可以解散自己的存在！今天的事件表明，这种理论根本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如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这样的人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即官僚制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这也完全错了。
拥有100％产权的国家政府的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不同。这样社会拥有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规律。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会出现生产过剩和周期性经济衰退的危机。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危机则具有不同的特点。 ［2］
而且，如果没有资本家，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储存库”。在国家所有制的经济中，国家是生产资料的储存库。官僚不是企业家。作为经济工作人员和管理者，他们仅有权拿到监工的工资。如果他们得以借此获得更多收入，他们获利的途径也是纯寄生性的，而不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功能。工人国家只能在工人的民主控制下才能正常运作。否则，俄国和东欧的所有负面现像都是不可避免的。或者，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假如波拿巴独裁的混账们等于独立阶级，就意味着苏俄的现状绝非阶级斗争进程的偶然事故，而是有长久生命力的历史产物。”（ 《保卫马克思主义》，“再谈苏联的阶级性质”）
一方面，国有产权制已经证明了计划生产带来的巨大优势。另一方面，官僚独裁机器现已达到极限，甚至无法比兴盛时期的资本主义得到更高的成果！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苏联工人推翻官僚专制的目标，是复兴苏维埃并剥夺今日当权者的统治地位。协助国际工人革命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苏维埃复兴后的主要任务。上述任务，顺理成章地要求保存苏联的国有制与计划经济，这就是全部论战的核心。”（《保卫马克思主义》，“战争中的苏联”）这份间接的纲领在托洛茨基写下它五十年后的今天，仍让完全保存其正确性。
托洛茨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官僚层是社会肌体的临时肿瘤，抑或将进化成具备历史必要性的新器官？”他解释道”:
“简约地说，各种统治阶级的历史存在价值，在于它所代表、引领的压迫体系使生产力升高了一个台阶。毋庸置疑，苏联现体制给经济带来强劲动力。但这一动力源自生产资料国有化与经济计划，而非干部篡夺经济指挥权的功劳。相反，现有官僚系统成了技术、文化进步的主要制动阀。 ”（《保卫马克思主义》，“战争中的苏联”）
官僚机构现在处于无法发展生产力的地位。它现在不再是社会发展的相对性阻碍，而是绝对性阻碍。托洛茨基解释道:
“这个基本事实长期躲在时代的幕布后面：近20年苏联忙于借鉴、消化先进资本主义的技术与生产组织的最新成果。这个模仿、引进的阶段，以各种方式与官僚的刻板气质——对基层创意与倡议的窒息倾向——共存并彼此结合。经济发展的层次越高，它的社会要求越复杂，官僚独断衍生的阻碍越不可忍受。天长日久，老爷们彻底变身"统治阶级"之前，便与社会发展处于针尖对麦芒的敌视状态。一切紊乱在于今日的苏联官僚并不代表与自身有机相连、彼此亲密无间的新经济系统，而是工人国家的寄生者。 ”（《保卫马克思主义》，“战争中的苏联”）
目前苏联的僵局显著地印证了此一分析。托洛茨基接着解释道：
“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具备旧统治阶级的诸般恶习，但与后者曾有的历史使命无缘。苏联国家的蜕化，并非社会主义过渡通常规律的反映：相反，这一规律由于苏维埃国家的社会经济落后性以及资本主义包围，正遭受暂时（或曰例外）的挫折...十月革命不是撞大运的偶然事件。它被预言很久，而事变证实了预言；恶吏专权的现状也无法一笔勾销那些预言，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未设想过孤立的工人国家能长久支撑。领导十月革命之时，我们成天担心工人国家会立即遭到扼杀，很少考虑遥远的蜕化威胁；更准确地说，我们并未割裂地看待这两种可能，它们彼此也没有不可抗拒的矛盾：官僚蜕化至一定程度，不可避免地转向公开复辟。 .....社会革命是经济与文化体系最伟大的变革。这样的背景下，二十五年历史比一小时的生命更短。 “（《保卫马克思主义》，“战争中的苏联”）
官僚们维持自身统治地位的时间比革命家们预期的更长。这是由于二次大战中苏联取得的胜利。战争的胜利与官僚们的政策无关，而是反映了苏联群众不愿被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奴役的决心。但是，正如托洛茨基接着说的那样，“在苏联，砸碎官僚专制是保存国有经济的前提”。这也现在再次得到了惊人的证明。
欧洲各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采取与资产阶级联合执政的政策，是对马克思和列宁所提倡的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可耻背叛。他们在这个时期拯救了资本主义，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喘息空间。现在东欧各国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崩溃了，或者如资本主义者更偏好断言：“共产主义”失败了。这个情况也明显地为资本家们提供了进一步喘息空间，俄国的斯大林主义危机深化了这个进程。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们预言的斯大林主义危机仅仅是西欧乃至全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先兆。未来十年内资本主义国家也会经历动荡。在1968年爆发的法国革命并非意外。它反映了工人阶级在危机条件下不可避免发起的群众运动。
英国《卫报》于6月22日报导了已经在美国社会中出现的现象：“一般选民已经意识到他的家庭收入在过去20年内没有得到改善”。文中引用了最近出版的《富人和穷人的政治》一书，由自1968年来担任共和党智库的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撰写。《卫报》记者评论道：“从这些新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里根年代的政策将社会转变成富豪统治的严重程度。当里根于1980年当选时，美国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仅拥有8％的全国财富。到1988年，他们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4.9％。 ”
“美国目前有近200万名百万富翁，15万余人身价超过千万，51人身价千万。福布斯400位富豪榜上的净财富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增长了两倍。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平均收入是1980年工人的40倍，现在的收入是93倍。 ”
这是即将到来事件的先兆。1920年至1930年之间发生了完全相同的过程，为1929年至1933年的衰退铺路。托洛茨基在他为《卡尔·马克思思想万岁》一书提的序文内指出：
“事实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最繁盛的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经济矛盾更形恶化；在那时相当广大的某些等级的劳苦者的生活水平的提升，然而却看不到，无产阶级在国民收入中占得的一份却是减少了。就这样，美国的工业生产在转入疲惫时期之前，从1920－1930年跃升了50%，而同一时期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总额，只增加了30%。换言之，虽然有桑巴特言之凿凿的保证，劳工在国民收入占的一份却是大大地减少了“。（“当代马克思主义”）
历史在更高层次上重演。至少比起过去，无产阶级国民收入的份额有所增加。然而，现在无产阶级的份额在过去20年中已经下降。这意味着经济中的矛盾已经达到了比1929年至1933年更大的程度。当然，我们无法完全精准地提前预测危机什么时候会到来。有可能需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发生，也可能在1991年就出现经济崩溃。但可以肯定的是，同样的经济原因会产生同样的经济影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官僚们可能正好在新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动荡的前夕投降于资本主义。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烟火”将在后期准备不可避免的崩溃。东欧和俄国发生的危机预示着西方资本主义以及欧洲，北美和亚洲将面对的类似危机。资本主义将会在世界范围内衰败。
在近来罗马尼亚发生的革命中，世界资产阶级的恐慌表明了资本主义目前的经济和政治稳定度有多浅薄和脆弱。
因为担心革命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甚至呼吁戈尔巴乔夫“介入”来反对罗马尼亚的革命。媒体诽谤保卫伊利埃斯库（Ion Iliescu）政府的工厂工人和矿工们也是资产阶级惶恐的表征。
反革命将在俄国和东欧面对巨大困难。一场社会爆炸正在波兰酝酿。统治阶级为此恐惧，也因此他们如坐针毡地与戈尔巴乔夫一同施行干预政策并犯下各种错误，而不是急着推倒斯大林主义政权。
反动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显示出它的无用和愚蠢。斯大林相信他已经建立了一个千年不朽的政权。他不知道几十年后这个体制会面对着多么巨大的危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接受这种反动理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现在，十月革命的许多成果，包括欧洲和全世界共产国际支部的发展，都被摧毁了。各国共产党从作为国际革命的工具变成各国国家改良主义组织的残余，一个比一个更反动！在希腊，他们与在1944年至1947年的内战中镇压共产党人的保守派政府建立了联盟。在西班牙，他们已经四分五裂。即使在共产党仍然是一股力量的地方，如在意大利和法国，他们已经成为一个不是斯大林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者的机构。他们面对着托洛茨基早已预测到的下场，是理所当然的。
斯大林的国际追随者及其所有继承人都是官僚外交政策的工具。现在他们仍然盲目地支持戈尔巴乔夫，尽管他正朝着复辟资本主义的方向前进。在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各国社会党中的左派失去方向。他们天真地跟随斯大林主义者，断言“社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和东欧建立成功。现在他们正遭遇与斯大林主义者相同的命运。
随着资本主义的暂时复苏，右翼改良主义派气焰嚣张。他们是资本主义的低贱奴才。他们放弃了任何“社会主义”的面具。在他们所执政的法国，西班牙，瑞典，澳大利亚和纽西兰等地内，“社会党”政府执行着保守的资本主义政策。在纽西兰和澳大利亚，他们实际上已经转向去国有化。在德国，他们早就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纲领的虚伪坚持。他们在理论和实践政治上比他们在魏玛共和国的前辈更加堕落。
然而，由于这些人也处于世界市场和国际范围内相互渗透生产力的控制之下，他们的行事方针也很自然的如此演变。欧洲各国已经无法实施纯粹在一国境内的经济政策，这也是他们透过欧洲经济共同体组织（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诉求经济统一，以及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接触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原因，但他们是不会成功的。
生产力在这种相对进步的政策下得以发展，帮助了世界资本家们克服每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限制，局部性地克服了他们先前在1929年至1933年的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中面对的危机。现在，世界经济的发展程度已经超越了私有制和民族国家的范畴并与后两者产生巨大矛盾。这将在未来更加明显地展现出来。
实际上，资本主义世界仰赖于对殖民地和前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在整个1980年代，帝国主义每年从全球最贫穷的人口中榨取出5亿美元。资本家的令人厌恶的伪善之处在于，他们流着鳄鱼眼泪，虔诚地假装在利用贸易条约来压榨落后国家的同时提供人道援助：用左手给予支援，同时用右手抢回更多财富。
托洛茨基针对落后国家情势而发展出的“不断革命论”至今仍然完全正确，尽管在部分落后国家出现的斯大林主义畸形发展也在理论和前瞻上造成了新的困难。在中国，古巴等地的以斯大林主义为起始的政府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与俄国官僚目前所处的同一死路。然而，他们作为落后国家曾在一整历史时期所促成的巨大生产力发展是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曾是非常进步的。在世界的三个部分，即斯大林主义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和殖民世界中，托洛茨基的理念是新兴劳工阶级势力的宝贵向导。
东欧的发展还尚未定论。东欧和俄国的情势仍然持续在发展。在东欧，“一国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已经进入了荒谬的程度。比不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济一体化水平，更不用说美国的经济一体化水平了。在发展生产力的最初阶段取得了巨大进展之后，每个斯大林主义国家都被各自推入了死胡同。他们对无法控制就连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够些许控制“市场”，而工人们也没有任何对经济的控制权，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这个僵局反映在从波兰和匈牙利开始的斯大林主义的彻底崩溃中。就匈牙利而言，斯大林主义者们是在戈尔巴乔夫的鼓励下发起了这一进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十年，官僚表现出极大的满足感和自信心。 1960年赫鲁晓夫对资本主义国家说，“我们要埋葬你们！”从技术，经济和社会角度来看，特别是在中国和东欧的帮助下，这完全是可能的。如果到目前为止他们能维持先前所取得的增长速度，那么到1980年他们就可以超过美国。但是贪婪官僚主义的腐败无能统治，以及没有工人群众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发展国有化经济是不可能的。
然而，所有资产阶级理论家和改良主义政客都认为斯大林主义制度可以永远维持下去！现在应该是坚若磐石的极权主义国家机器正在显示出它无法压制工人阶级的无能程度。
官僚们之间正在发生内讧。他们有一部分想要回到官僚极权控制的死路。另一部分希望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的暂时复苏，他们希望复辟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即他们常提到的“市场经济”。但这项政策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反弹。
在东欧所有国家内，尤其是在苏联本身，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是官僚们对劳工阶级的恐惧。在官僚们中没有一个有组织性、连贯性的派系想要返回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存在的工人阶级控制之下。然而，俄国和东欧工人们还尚未表态。在即将到来的东欧，西欧和世界的抗争中，革命家们还有时间一次又一次地发展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纲领。
自十月革命以来，俄国工人阶级经历了三个世代的社会发展。先前被大量农民稀释的工业工人，现在当然已完全无产化。但在很大程度上，随着老布尔什维克以及“托洛茨基主义者”们遭到的大屠杀，俄国工人也丧失了他们的意识。然而，即将出现的新政权仍有待事件和历史的考验。很快，俄国工人和东欧工人们可以重新获得并重振马克思主义及其现代等同物“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
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如果官僚得以成功建立资本主义，那么新的十月革命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会在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爆发。苏联从前仅有一千万名工人，现在有1.4-1.5亿人。新政权将陷入新的矛盾，特别是当资本主义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时。
俄国革命在历史上取得了正当性，无论它在下一个时期会经历如何的变迁。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成就是不朽的。有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和组织方法，无产阶级将立于不败之地。他们的反抗绝对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实际上是件好事。与战前时期的环境相比，他们无可估量地强化了无产阶级。
另一方面，国际市场的组织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导致资本主义得以暂时局部克服危机，但这也将极大地加剧随后阶段的危机。生产力的发展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喘息的机会。但这必然会辩证性地转向其相反的方向。新的障碍，新的关税将被建立。新的世界各大权力集团已经开始现形：统一的德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日本和亚洲;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强权之间将形成新的甚至更剧烈的敌对关系。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将在某个阶段崩溃。诚如托洛茨基在《卡尔·马克思思想万岁》的前言内解释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所造成资本聚集和集中化到前所唯有的水平，将为新巨大经济崩盘做好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对“市场”的分析是正确的。事实上，资本主义依赖于工人阶级的无偿劳动本身就是将来会发展的危机的根源。资本积累的过程，或用马克思的话说，“过度积累”，本身就是未来危机的保证。
在资产阶级企图避免危机的种种动作中，出现了新的大规模矛盾。目前的“经济繁荣”非常脆弱。随着信贷，军备开支产生虚拟资本，以及通过寄生收购集中资本，统治阶级正在造就未来的危机。
然而，世界经济也透过发展出电脑，微电子和自动化科技为国际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现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完全有可能在不减薪的情况下实行6小时工作日和4天工作周。这将为无产阶级管理工业和国政提供必要的时间。
社会主义的物质，政治和社会基础已经奠定。缺乏的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和理解，以及一支能够领导劳工阶级不可避免抗争运动的群众性革命先锋队。
托洛茨基一再解释说，国际主义不是出于情感原因，而是出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进步任务。今天，这已经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无法想像的程度。世界经济目前是一个统一经济体。这反而将为劳工阶级的巨大国际运动铺路。
现在连苏联或美国都无法孤军奋战。他们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勉强放弃斯大林对“自给自足”经济的坚持。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恰恰相反，他们已经向资本主义势力招手。戈尔巴乔夫依靠帝国主义势力，向科尔，密特朗，布什和撒切尔寻求援助，是托洛茨基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勾勒出的“官僚阶层之日益脱离苏联无产阶级，及其日益依赖于国内外的其他阶级与集团”。 （《保卫马克思主义》，“小创不治将成坏疽”）的过程的惊人证实。坐镇拥有巨大资源超级大国的戈尔巴乔夫，却不得不拿出乞丐的破钵！他只能期待援助，因为面对不可解决的矛盾，他走上了反革命和恢复市场即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托洛茨基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解释道人们的活动是具有决定性质的。他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写道：“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必要性的理解与宿命论无关。社会主义的实现并非"自然而然"的预设过程，而取决于各阶级及政党有生力量的角逐战果”。 （《保卫马克思主义》，“再谈苏联的阶级性质”）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是至关重要的。没有革命组织活动，无产阶级不可避免的反抗永远不会以成功做结。
金诺克，密特朗，拉方丹，克拉西，冈萨雷斯，霍克等社会民主右翼领导人认为他们是“现实主义者”。实际上，它们并不优于目前存在的经济条件。归根究底，他们仍然是大企业的工具，被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掌握着。随着经济的变化，这帮人将在历史巨轮下一次的转动下被压垮。
过去70年的整个历史证明了托洛茨基思想的正确性。群众一次又一次走上斗争的道路。 1968年在法国爆发的革命是未来世界性运动的先兆。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思想，也就是诉求劳工阶级夺取政权的理念，接下来将不可避免地在工人阶级的活跃阶层和那些寻求摆脱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危机的认真知识分子中获得更大的认可。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面孔站上台面，“开明”的大财团控制社会上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组织自由。托洛茨基解释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依赖于“对殖民地的掠夺”，就像“古代民主以奴隶制为基础”一样。民主无疑是资本家最方便，最灵活的统治方法。但不可避免的是，一旦群众反抗发生，各大财团将改变其策略，就像他们在战争期间采取的动作那样。要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永久维持民主制度是痴心妄想的。
如果新一轮革命失败，资本家们将不可避免地转向过去的反动手法。在匈牙利和波兰，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已经正在谈论建立资产阶级独裁统治的必要性。波兰的瓦文萨以对抗斯大林主义极权主义起家，现在却提倡在波兰建立实际上是极权主义的制度，这是一种完全的资本专政，以迫使通过必要的变革来建立波兰的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资本主义将揭示其在未来时期的僵局。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苏联的僵局。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注定要失败。新的革命浪潮是不可避免，不可抗拒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突出特点是对劳工阶级改变社会的能力和理解的信念。他们明白劳工阶级是唯一能够成功为社会主义铺路的阶级。
只有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纲领和方法才能满足劳工阶级的需要和利益。革命青年如果要为未来的斗争任务武装自己，他们必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念-特别是托式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撰写的那些具有极大重要性的作品。
作为一个理论家，托洛茨基的高度可能甚于列宁。他站在列宁的肩膀上，在斯大林主义的反动时代承载着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世界各地的国际主义者们不必担心他们目前的微小势力。事件经验将教育群众。我们在反抗撒切尔政府颁布的人头税（Poll Tax) ［3］抗争运动的经验中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利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方法，我们将创造出经得起事件考验的政治力量。在托洛茨基遇害周年到来之际，我们可以向这位老人致敬，并许诺马克思主义趋势将在全世界继续他的工作。
我们感谢伟大的托洛茨基，这位为了反抗斯大林主义反革命而殉道的棋手和思想家。当劳工阶级实现社会主义时，托洛茨基将永远活在群众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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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作者按：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领导人
［2］译者注：格兰特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曾有深入且详细的批判。请参见“反对'国家资本主义'论：答克里夫同志”（“Against the Theory of State Capitaism: A Reply to Comrade Cliff”)
［3］译者注：由格兰特创建和提供理论领导的英国战斗派趋势（Militant Tendency）于1980年代成为英国最大规模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当保守党撒切尔政府企图于1989年颁布伤害劳工阶级利益的人头税（Poll Tax）时，战斗派领先成立“全英反人头税大联盟“并成功组织百万余人抗税，并引领数十万人上街示威。这场成功的运动直接导致撒切尔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