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7日，手持国民党荣誉状，头戴车轮旗帽的鸿海/富士康大掌柜郭台铭昭告天下，宣布参与国民党2020年总统候选人的党内初选。他声称：这一切都是女神妈祖的旨意。
但“郭董”殊不知如此傲慢的态度反而会引来地表上最强的势力的反扑。他的参选将进一步让劳工阶级理解对抗资本主义体制和夺取政权的必要。
全球劳工的敌人
郭台铭参选总统将引起不仅是台湾人而是世界各地人士的关注。他麾下的富士康帝国（又称鸿海精密工业）造就了全球成千上万劳工的剥削和痛苦。
这家跨国集团目前在“财富”全球500强名单中排名第24位，在2018年赚进1540亿美元营业额。它目前仍然是世界规模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商，客户包括苹果、索尼、亚马逊、小米、戴尔、诺基亚，黑莓等名牌。全球超过40％的电子产品都是由鸿海/富士康旗下的厂房制造的。其业务横跨亚洲，欧洲和美洲，将一百万余名工人放置在郭董的淫威下。
马克思曾经解释道，资本主义在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将劳工阶级的苦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鸿海帝国本身就是一个血腥的例证。
鸿海旗下的群创光电（Innolux）是台湾主要的电子制造商之一。这家运作于郭董发迹地的企业，因其低落工资和对工人的欺凌管理风格而臭名昭著。 2014年，一名群创员工以匿名反驳郭台铭声称群创工人享有36,000新台币（约1,100美元）的“高”月薪，但实际上她的工资仅为16,000新台币（510美元）。这位工人的爆料很快激励了许多其他的群创员工也站出来爆料，导致资方展开调查揭露爆料工人的真实身份。这位员工除了遭到其他处分外，更被迫写信向郭台铭道歉。
2010年，富士康印度钦奈市厂房的工人发动罢工，抗议他们每月仅收到106美元的微薄工资。 319名工人因此被逮捕。而后，富士康于2014年突然宣布关厂，声称来自诺基亚的订单不足。一夕之间1300名全职工人失去了工作。与此同时，一家可疑的新厂商“新星”（Rising Star）接管了富士康的厂房，并全数雇用低薪的派遣工。这家新厂商的运作方式与富士康完全一样，而且其官方脸页也注明其为富士康子公司。然而“新星”却否认其与富士康的从属关系，因此拒绝履行富士康对工会承诺如果重新开启厂房将重新雇用原有全职工人的协定。
2017年，富士康看准美国威斯康星州恶劣的劳权环境，宣布他们计划在那里开设液晶屏幕厂。当时的威州州长沃克（Scott Walker）向人民保证富士康将创造1,3000个工作机会，因此州政府必须要砸下纳税人血汗钱三千亿美元来投资富士康。实际上，郭董只计划设立3,000个工作岗位，并承诺他们将同时实施快速自动化。如今富士康只雇用了200名在地员工。在州政府协助征收大片农地并拆迁75个住房来纳为厂房土地后，富士康却与威州重新协商合约，有可能完全撤离。
但最受折磨的富士康员工不外乎是构成其主要劳动力的中国劳工。除了臭名昭著的工人自杀丑闻外，富士康继续维持严酷的工作环境来打压工人们的利益。，将劳工们置于迷宫般的公司商店，减薪惩处制度，恶劣的宿舍条件来最大化利润和削减劳工福利。它更公开拒绝雇用维吾尔族和藏族工人。上述所有行为都受到中国“共产党”独裁政权的包庇。根据2014年修订的中国劳动法，工厂内的派遣工人数不得超过总员工的10％，但一份2018年的调查发现富士康在湖南的Kindle制造厂中40％以上都是派遣工。他们在低薪过劳和拖欠薪水的困境中挣扎。
显然，郭董的暴政正在世界各地以盈利的名义持续蔓延。
新一阶段的社会危机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郭台铭这位世界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并可以直接与习近平和特朗普来往的大亨，此时会选择冒险投入台湾政治呢？我们可以从台湾和全世界的政治危机所表达的资本主义危机中找到答案。列宁观察到，在这样危机阶段中，“剥削者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
台湾是东亚关键的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体。它的政治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美中帝国主义利益之间的博弈支配。对于中国统治阶级和劳工阶级来说，台湾与中国的分离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中共继续通过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说词正当化其对中国劳工阶级的政治独裁，这些辩解其中包括有朝一日他们将台湾“回归祖国”的承诺。对于许多中国劳工来说，台湾与中国的分离让他们想起了中国过去被许多帝国主义势力瓜分下的耻辱和痛苦。
另一方面，文化多元的台湾劳工阶级的经验完全驳斥了大中华沙文主义的叙事。台湾这个长期以来处于东亚各势力交汇处的边缘岛屿，岛上群众经历了接连外来政权的统治。自1895年开始的日本殖民时期也让台湾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脱离于中国发展的脉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台湾被交回中国国民党独裁统治下的中国。后者用大中华沙文主义的语言来将正当化腐败蒋介石政权对台湾群众的压迫。国民党自1949年被中国革命驱逐到台湾之后加深了这项政策，在美国赞助下继续以军事独裁统治台湾劳苦大众，直到1980年代为止。在这个过程中，工人运动和对民族自决的渴望在台湾群众中开始迅速增长，后者主要由诉求以台湾独立来推翻国民党独裁的小资产阶级领导。
随着中共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台湾人诉求自决情绪的内容也发生了质变。台湾劳工和青年看到海峡对面不是一个倡导阶级团结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府，而是一个使用同样的沙文主义语言诉求将台湾并吞到更大规模，更具压迫性社会的资本主义政权。与此同时，国民党快速适应成为希望成为中国资产阶级买办的主流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据称支持独立但同样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进步党则向台湾劳工暴露其反动本质。
经过民进党和国民党十多年来的轮流执政后，于2014年爆发的太阳花运动标志着阶级斗争等级的提升。这场宏伟的社会运动首先由试图阻止国民党马英九政府非法黑箱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服贸协定的学生领导，激发了全国各地群众的参与，摧毁了国民党的支持率。而民进党也在台面上没有其他政治替代方案的情况下重返执政。太阳花运动表现了台湾群众对国民党和中共的愤怒，并同时意识到民进党本身无法有效抵制中国帝国主义侵略。
在太阳花运动结束后，国民党陷入拖延至今的混乱。他们高层政客之中没有人能够从群众中获得足够的支持。另一方面，民进党政府在执政后对劳权的大规模攻击，并违背其在2016年竞选期间做出的所有进步民主承诺，也让台湾劳工们迅速认识到他们的反动性质。这造就了2018年11月地方选举中的第二次政治震荡，其中民进党失去了对台湾绝大多数县市的控制，而国民党只能依赖疯狂的韩国瑜潮流取得胜利。韩国瑜以特朗普般的“反建制”姿态抨击民进党政府和国民党高层，引来全台各地的支持者。透过这样的伎俩，韩国瑜得以在长期被视为绿营铁票仓的高雄重挫民进党。
韩国瑜至今仍然是唯一一个能够利用群众对民进党的愤怒以及没有劳工政治选择的基础上获得支持的国民党政客。这也产生了要求韩国瑜在当选市长不到一年内就参选2020总统大选的短视呼声。由于台湾资产阶级越来越依赖中国资本主义，台湾主流资产阶级和中共通常倾向于以国民党作为他们的主要代表。由于国民党无法培养出一位可行的候选人，而韩国瑜参选将可能会让国民党信用更大打折扣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从而需要一个新的假装“反建制”，可以声称自己来自建制之外但是最终维护现有体制的候选人。因此，作为台湾资产阶级精神领袖的大亨郭台铭也毅然以“党员”身分投身国民党初选。这项策略与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法国的两个传统政党崩溃，而主流资产阶级不愿意与之合作的新兴左翼和右翼势力崛起时创立新政党所采取的路径无异。只是这次不需要解散国民党。
尽管如此，郭台铭的参选也为整个情势注入了重大的新矛盾，其中最大的矛盾将落在中“共”头上。从习近平政权的角度来看，郭台铭是最合适但也是最危险的选择。一方面，一个由郭台铭主政的台湾政府将保证其与中共的合作以及行使中共的意志。另一方面，中共必须为一个饱受千万中国工人诟病的恶富，可能成为台湾和中国工人联合对抗的阶级敌人站台。随着中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不断升级和世界经济的萧条迫在眉睫，公开支持郭台铭将在中国劳工阶级面前进一步揭露中共的资产阶级性质，让中共政权陷入更深一层的窘境。
郭台铭本人也不得不放弃管理他现在没有继任者的庞大帝国。随着富士康的许多大客户陷入危机，郭台铭突然从政也为他的股东们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彭博杂志评论员Tim Culpan总结了这些担忧：
“他（郭台铭）离开董座很可能会导致他旗下的企业因为失去方向而开始动摇。有鉴于富士康的主要客户苹果现在已经进入内部危机，郭台铭没有分心的余地。所有与郭台铭事业有关的股票都在上周五（郭宣布参选后）下跌。无论郭台铭现在想要耍什么样的花招，目前尚不清楚它是否会对股东和北京政权都有利。“
在台湾，不断上升的阶级冲突和日益加剧的资本主义危机也继续给国民党和资产阶级带来问题。世新大学发起的一项民调显示，郭台铭的参选还未成为国民党的强心针。事实上，他以28％的支持率略微落后韩国瑜的28.8％。这并没有达成郭台铭和其同伙所期待的支持转移。韩国瑜在最近的一次美国之行中还提出了“国防靠美国，市场靠大陆”的口号。这个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示好有悖于郭台铭和国民党主流目前的意向。
韩国瑜意识到他支持基础并没有被郭董参选动摇后，发表了一份声明， 阐明了他竞选总统的意图。他声称他“无法参与现行制度的（国民党党内）初选”，同时感叹“长久以来政治权贵热衷于密室协商，已经离人民越来越遥远了”。他以“我热爱中华民国，对中华民国的发展及守护，我愿负起责任”作结。韩的声明代表他对国民党高层做下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们直接征召他参选总统。两天后，国民党领导宣布将韩国瑜列入初选。截至目前，韩国瑜的支持率仍然领先于郭台铭。
考虑到这两名人物各自的缺陷，国民党高层很可能会选择妥协，并以各种手段促成郭台铭与韩国瑜的合作。然而，在高度社会危机的背景下，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博弈将会为国民党带来更深一层的危机。
劳工阶级缺乏选择
民进党内部的情况也反射了郭董想要在国民党内部矫正的不稳定性。自去年中期大选失利以来，蔡英文总统辞去了党主席，现在面临着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党内初选挑战。赖清德这位民进党大员乘势代表了民进党财团金主们的立场，亦即攻击台湾劳工并同时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蔡英文和赖清德政治上并没有区别。然而，由于蔡表面上反驳了习近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新年演说，她赢得了一部分年轻人的支持，同时让她与中共发生更大的冲突。从民进党背后的台湾资本家的立场来看，她丧失了有效服务于他们利益的资格，一场党内挑战也从而发起。无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最终是谁，这整个政党仍将是一个坚决对立于台湾劳工和青年利益的政治组织。有鉴于民进党金主们对赖清德的偏好，蔡英文大概会受到很大压力与赖清德合作，“蔡赖配”的呼声也很高。然而，可以预见，如果蔡英文在这个基础上得以连任，那么在民进党内部在她第二任期内可能会发动内讧逼宫。
在民进党之外还有由无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领导的“白色力量”。这位典型的投机主义者以一名“局外人”医师的形象哗众取宠，赢得了一部分太阳花运动期间厌倦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支持者。自2015年以来靠着民进党和其他群众支持大胜国民党，而在2018年险胜来自蓝绿两党的挑战期间，柯文哲完全融入了台北既有的权力体系，并在他麾下聚集了来自蓝绿两营的狐群狗党。从前标榜自己为“墨绿”（坚决支持台独）并支持进步价值的柯文哲，如今却极力向中共招手，并拒绝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
不管是郭台铭，蔡英文，柯文哲还是其他诸如此类的政客，就算他们各自的政治组织表面上似乎有些冲突，但是从劳工阶级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对立于我们阶级利益的统治阶级人物。
争取属于台湾劳工群众的政治选择
许多台湾劳工和青年可能担心，国民党重返执政会让台湾不可逆转的走向被中国并吞的命运，并丧失过去透过抗争赢来的民主权利。与中共关系密切的郭台铭参选总统，更加深了这份疑虑。因此，有人可能会觉得尽管我们对蔡英文和民进党有种种不满，但我们还是必须支持他们，因为它们是维持台湾民主共和制度的唯一选择。
台湾许多工人和年轻人有这样的顾虑是完全合理的。主流的台湾民意仍然倾向于拒绝就现有情势与中国统一。一份最近的民调显示，倾向维持现状的支持率为57.4％，而倾向台独选项的支持率为20.1％。仅有15.9％的受访者支持统一。马克思主义者们很明确的了解：中国帝国主义吞并台湾将是一个极度反动的发展。它将会提高台湾群众的剥削程度并大幅镇压民主权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小心斟酌目前情势，并为台湾劳工阶级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以便从这个政治泥淖中走出来。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维持现状对于台湾众多的劳工来说是越来越不可取也不可行的。 19年来的两党制持续加深劳工阶级和青年收到的社会压力，但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危机总是被掩盖于国民党和民进党共同主导的肤浅统独辩论之下。由于工人阶级在台湾政治中缺乏政治代表，被建制政客背叛所造成的挫折感积累成如今的政治不稳定，造就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各种“反建制”右翼民粹主义政客的兴起。然而这些“反建制”派最终都会行使统治阶级的意志并向中共招手。
台湾群众已经在寻找摆脱悲惨现状的出路，每个社会主义者和有原则的民主主义者都应该投入建立劳工阶级政治组织的工作。
另一方面，只要中共在中国继续执政，它就不会停止企图以各种不同手段将台湾纳入其势力范围内。然而在短期来看，不管习近平如何张牙舞爪，就算一个亲中政府在台湾胜选，中共仍无法马上在台湾实施“一国两制”的反动方案，因为这只会引起巨大的群众抗争，而在台湾的群众抗争潮流也有可能蔓延到中国境内。中共现在偏好的途径是透过如国民党马英九政府一般，由一个亲中的台湾政府继续加深台湾对中国各方面的依赖，以便在未来一段时间后并吞台湾。
这并不意味着在此同时不会发生对工人利益的重大攻击。我们已经反覆看到，由于他们的阶级利益，任何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客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势力，都必须向中共做出让步并牺牲台湾劳工阶级。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劳工领袖们真正的任务不是规劝劳工们要“两害相权取其轻”，而是建立一个阶级独立的群众劳工政党，诉求将大财团和银行充公并置于工人民主管理下来大幅提高工资和公共服务与建设。
这个工人政党不应该只参与选举政治，而必须密切参与所有劳工抗争。他们必须在支持每次罢工行动中同时倡导打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需要，并有意义地吸引劳工们民主性地参与政治。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动员群众行动，成为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有效武器，正如2014年太阳花运动制止了中国帝国主义的野心一般。
这个劳工政党一方面要争取成为推动台湾自决权的主导力量（因为资产阶级无法做到这一点），但另一方面它也必须积极地呼吁和鼓励所有台湾劳工要主动与中国劳工联合起来。郭台铭的参选为此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即使他最终没有得到国民党的提名，他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积极参与台湾政治。如果国民党政府在2020年重返执政，他更可能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面对这位蹂躏中国和全世界千万工人的富豪，如果一个台湾劳工政党能够以一份社会主义纲领坚定的对抗他和台湾资产阶级，那这将会增强中国劳工们对抗郭台铭企业以及其庇护者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富士康在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地控制的巨大生产力必须由劳工阶级征收并置于工人民主控制之下。这也将为台湾劳工运动提供与世界各地工人联系的契机，打破了长期以来与国际工运缺乏联系的局面。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重要的开端。 2018年，一位激进的工会领袖朱梅雪以阶级独立对抗蓝绿的口号参选桃园市长。虽然他没有当选，但是他和他具战斗性的伙伴们以他们选战创造的动力成立了一个“生活协会”。这是一个由工会主导，为劳工权益和各个进步社会议题奋斗的组织，并希望成为未来工党的先行者。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如果它采取大胆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的口号，并积极地与战斗劳工和青年连结，这个项目可能得以迅速起飞，为台湾劳工阶级提供一个有意义的政治选择，并为中国和亚洲各国劳工阶级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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