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托洛茨基被暗杀前，他预言二战的结果会是斯大林主义政党全面崩盘，第四国际会变成领导革命的群众性政党。但在战后，苏联进军东欧之后建立了数个民族共和国并很快完成了财产公有制，中国共产党也击溃了蒋政权。斯大林主义出乎意料的势力大增，导致了第四国际阵营内出现分歧。以米歇尔・巴布洛（Michel Pablo）为首的国际领导，先把南斯拉夫列为资本主义国家，后来铁托和斯大林分裂后，又认为南斯拉夫变成了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关于中国革命建立的国家的阶级性质，第四国际的领导也有矛盾的分析。格兰特领导的英国托派在第四国际阵营中有比较独到的理论。在著于1949年春季的本文内，他提出的立场是中国和南斯拉夫皆是畸形工人国家，并预测了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发展总趋向。本文摘自于《不间断的传承》(The Unbroken Thread) 和1966年的再版。原稿下落不明。英语原文刊登于英语马克思主义文库泰德·格兰特专栏）
译者：陈湘灵
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
大卫・詹姆斯（David James）同志日前发表的内部文件（《关于斯大林主义问题的一些评论》，1949年2月）如果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面对受斯大林主义控制地区的新局势并进行必要的重新定位，将会有益。然而，他的文件中存在某些固有的危险，如果不加以纠正，可能导致对新斯大林主义的投降。文章基本弱点在于：他将国家机器抽象化，机械性地把它看作是一个阶级的直接反射，并认为社会中出现的所有冲突都毫无中介地、直接地反映了不同敌对阶级。这导致他得出错误的结论，即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内部的斗争必然直接反映了对立的阶级利益。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出发点是对社会及其所有现象和机构做出阶级分析，但它并不止于此。从那里开始，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所有在阶级定义范围内的交叉流和相互作用。在讲到南斯拉夫和中国时，首先必须牢记这些要点。如果没有俄罗斯堕落工人国家的存在，没有世界帝国主义受二战削弱，东欧的发展格局将会截然不同。这些事件只能基于这两点解释：俄罗斯以其国有化财产形式的存活；战事的走向导致了斯大林主义可以生存，并掌握了势力大增的俄罗斯。正是这造成了革命以斯大林主义的、畸形的形式扩展到了其他国家。
詹姆斯击中了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ISFI）[1]的立场的根本弱点，指出他们未能对东欧国家进行阶级分析。在分析一个党、一个运动、一个国家或一个群体之前，必须先从基于财产形式的阶级基础出发，即使一个阶级与代表它的党或政权之间可能存在鸿沟。
关于东欧各国的阶级性质，我们与詹姆斯同志有共识。但正是在这里需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一旦定义了国家的阶级性质，还得考量一系列中间因素、上层结构和其他因素，才能决定应以什么样的政策对待眼前的政权或党。过于肤浅的阶级分析不足以作为指针。比如说，资产阶级国家是可以有不同种类的—— 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t）[2]独裁等——它们之间的差异，对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回应，会起非常重要的作用。革命家们对列宁领导下的工人国家的态度，和对斯大林领导下的工人国家的态度，会大相径庭。
詹姆斯同志写道：
“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RCP）[3]...... 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和其卫星国家的政权基本相同，而且我们认为这个（铁托- 斯大林）冲突是斯大林主义内部的危机，而不是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之间的冲突...... 然而，我们只讲到这里...... 我们没有对铁托运动的阶级特征下定义...... 我们说这是两个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或两个官僚部门之间的冲突。但是当托洛茨基谈到这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时，他仔细地描述了分裂的两部分之间划了什么样的阶级界限：他指出了“布田科（Butenko）的派别”[4]（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者）和“来士（Reiss）的派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这是从他的立场得出的必然结论，即官僚主义不是一个阶级（Class），而是一个阶层（Caste），其演变取决于两个决定性阶级在社会中的斗争走向。我们同样站在这立场上，必须要问：铁托是代表工人倾向还是资本主义倾向？由于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放弃了阶级标准，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而确保我们无法理解这些事件。”[5]
詹姆斯同志在这里犯的错误，是假设一旦我们确定了阶级基础，问题就会很简单，所有明显的倾向都必须是敌对阶级利益的直接反照。但他只需问自己这个问题：斯大林在与铁托的斗争中代表什么阶级？既然詹姆斯根据定义承认政权的阶级基础“基本相同”，铁托又代表什么阶级？难道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与俄罗斯的工人阶级正在进行斗争？这显然不太对劲。
首先，在这问题上我们得讨论詹姆斯对托洛茨基的引用。托洛茨基的确是认为官僚阶层的不同部分往往会反映阶级利益，其中一个派别跟着无产阶级走，另一派别跟着资产阶级走。布田科投奔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他没有代表俄罗斯内的任何社会团体，而只是没有根基的孤立案件。来士代表了无产阶级派别，因此加入了第四国际。托洛茨基确实设想了危机时期会分别发展出强大的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潮流——在阶级势力的压力下，官僚将会出现分裂。但他所预期的分化，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并没有发生。但托洛茨基确实提出了其他的更加切题的论点，其中明确地解释了官僚内部（或者像我们现在所辩论的话题：不同国家的工人官僚之间）的斗争到底代表了什么力量。我们在这里指的是乌克兰。
老托指出，当乌克兰的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Bukharinites）[6]被清党之后， 在民族共和国[7]身为部门领导的斯大林主义官员，其中有九成随后被监禁、流放和枪毙。他们与斯大林代表的是不同的阶级吗？当然不是！他们反映了乌克兰群众因反对大俄罗斯官僚实行的民族压迫而表现出的抗议和不满。乌克兰群众不光以工人和农民的身份而受到官僚的压迫，而且也以乌克兰民族的身份而受压迫。因此，在乌克兰有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这不局限于乌克兰。在苏联所有受俄罗斯官僚压迫的民族共和国中，也进行了同样的过程。 所有这些共和国的国家官僚们都或多或少对大俄罗斯官僚充满怨恨。在这点，他们被本国人民反对沙文主义官僚集中倾向的普遍仇恨情绪所感染。据托卡耶夫（Tokaev）上校在《周日快报》的文章，在二战期间，克里米亚、高加索和其他一些民族共和国发生了全国性的起义。战后，大俄罗斯官僚使用的惩罚这种“不忠”行为的方法，是把克里米亚及其他地区的国民共和国的全部人口驱逐出境，并把共和国解散；这一举动单从字义来讲，都算是违反了斯大林自己制定的宪法。显然，这是为了警告其他共和国不要离叛。
这才是与南斯拉夫正确的类比。在乌克兰的清洗中，托洛茨基解释了这涉及的问题不是不同阶级立场，而是不同国家民族受官僚压迫的情况。乌克兰的斯大林主义者并不代表布田科的派别，也不代表来士的派别。他们想要的是更多的自治权，让乌克兰人对共和国的国家命运有更多的控制（事实上仅代表乌克兰官僚自己的权力）。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竟然仍然会出现这种性质的民族斗争，仅仅显示了革命在斯大林主义的统治下被倒退了多远。（这里让我们补充一点，列宁凭借其远见卓识的国族政策，令人惊讶地事先提出了这个可能性：即使在废除资本主义之后，不同民族之间仍然会发生冲突。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期望将会存在着很长时间，甚至在世界范围内，这将构成一个重要课题。）
可以说，在南斯拉夫和东欧，斯大林试图实施类似于苏联共和国的官僚政策。在南斯拉夫的唯一区别是，俄罗斯的官僚没有像在其他卫星国家那样对国家机器有如此牢固的控制权。当然，这是因为在其他国家，苏联红军的进军摧毁了资产阶级政权并触发了群众的运动；而在南斯拉夫，铁托却在击退德军占领之前就有了自己的群众基地并建立了自己控制的国家机器。红军协助了贝尔格莱德（Belgrade）的解放，但毫无疑问，和其他卫星国家的情况相比，铁托更受群众的欢迎，更有大众基础。在南斯拉夫人的眼中，他们从德国帝国主义的解放是在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因此，斯大林试图将南斯拉夫完全从属于莫斯科官僚的努力遇到了当地官僚的抵制，他们有足够自信会得到群众的支持。与此不同的是，其他卫星国家的政权认为有必要依靠莫斯科官僚，因为担心如果和莫斯科发生冲突会动摇自己的政权。
斯大林难以在南斯拉夫实施类似对付乌克兰的方案，甚至无法实施类似对付波兰的伪独立的方案（波兰有句笑话说，西伦凯维兹（Cyrankiewicz）[8]想休息一晚去看电影都得打电话给克里姆林宫报备）。斯大林试图干涉南斯拉夫，结果却是史上第一次斯大林的走狗被捕而不是反之。这就好比假设乌克兰斯大林主义者拥有自己的国家力量和群众的支持，独立且强大到足以反对俄罗斯的联邦内务部（MVD），等国家机器。在此基础上，他们本可以抵制莫斯科官僚想要他们完全从属的要求。
这就解释了托洛茨基为什么认为民族问题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以至于他提出了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苏维埃乌克兰的诉求。乍看之下，这似乎与把全欧洲统一在社会主义联邦国之下的战略相冲突。从纯教条主义的角度来看，乌克兰和大俄罗斯群众的敌人似乎是相同的，任务再简单不过，是在一个统一国家的范围中，把他们向往民主控制的斗争融合为一。但仅仅找到阶级基础却不是答案。乌克兰官僚的阶级基础与俄罗斯官僚的阶级基础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他们彼此却发生冲突，而胜方会蛮横地处死败方。
同样地很明显，铁托的暂时胜利这一事实，并不代表他变成了一个无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就像乌克兰官僚不算是无意识的托派。
斯大林主义官僚的专政间接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统治。为了使苏联恢复健康，一场新的革命，一场政治革命，是必要的。其经济基础将保持不变，当然政治革命的社会影响将导致整体经济计划、收入分配、文化等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如法国的情况——资产阶级独裁政权需要通过革命才能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俄罗斯也同样需要通过革命才能将官僚极权主义政权转变为真正的民主政体。法国的政治革命导致了深刻的社会变化——不同的收入分配、生产力更加自由的发展、文化等。但该社会制度的基本结构保持不变。同样的，在俄罗斯阶级基础将保持不变，上层建筑将发生变化。在这方面，我们与詹姆斯有共识。但南斯拉夫呢？
在斯大林主义的早期阶段，俄罗斯工人政权堕落的过程是无意识地进行的；而同样的过程在南斯拉夫却是半意识，甚至是有意识地实施的。铁托政权十分类似斯大林政权在1923年至28年的情况。借鉴俄罗斯的经验，可以得出明显的结论：如果没有民主，反对派无容身之地，政权是极权的，那么发展的步骤将会和俄罗斯相同。这发展恰恰不是铁托或斯大林个人心理的问题，而是由社会中运作的不同倾向的无情利益所驱使。
国家政府作为一种特殊的上层建筑结构凌驾在社会之上，必然倾向于形成有特定思想习惯的群体，他们善于指挥，在教育和文化上有特权。其趋势是凝结一层有自己利益观点的阶层，其观点不同于它所代表的阶级。这在国家接管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尤其突出；社会的唯一指挥层是官僚。马克思和列宁强调群众必须保持对国家或半国家[9]的控制，是因为如果没有群众的控制，就会产生新的有特殊的运动规律的趋势和倾向。
如果从理论上讲（把斯大林政权从世界关系和社会内部矛盾抽象地孤立出来），这样的阶层可以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一名西伯利亚斯大林主义高官的保守预计是1000年）——这仍然无法导致社会矛盾的改善或国家政府无痛地从社会上自行消亡。社会进化，社会阶级和阶层的所有发展规律，都否定了这一可能性。这种社会不仅不会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反而如果受官僚任意支配，将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人分三六九等的奴隶国，就像杰克・伦敦（Jack London）在小说《铁蹄》中描绘的寡头统治一样。
社会主义不是自动地从生产力自身的发展中形成的。如果社会的变迁纯粹是生产力得到发展后，社会会自然而然地变化的话，那么从一个社会形式到另一个社会形式的转变就不需要有革命。正如多次解释过的那样，单靠生产力的国有化并不会消除所有的社会矛盾——否则俄罗斯就已经算是社会主义了。一旦官僚赢得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就永远不会自愿放弃其特权地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只会创造新的需求，并为官僚处置其利益盈余开拓新的空间。这表现在随着俄罗斯生产力的发展，官僚会成为越来越贪婪和世袭的阶层，而不是反之。（在这里，我们着重分析的问题不是不可避免的群众反抗运动，官僚主义的昏庸造成的矛盾，必然会导致社会爆炸等。这问题需要别处进一步阐述。）
俄罗斯的堕落并非偶然。当无产阶级掌控权力时，它在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了其意识形态，决定了社会演变的方向是朝向消灭国家和建立共产主义。当官僚掌控权力时，它在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了其意识形态，决定了社会演变的方向不是朝向自愿地消灭国家和建立共产主义，而是朝向官僚巩固自己。条件决定意识。铁托和毛泽东的手段、组织、视野及意识形态与俄罗斯斯大林主义者的方法、组织、视野及意识形态是相同的：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相反——他们的基础是极权主义官僚制。苏联控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10]批评了铁托的“土耳其式恐怖”，是有根据的。当铁托面对一系列的指控：党代表大会的讨论是一场闹剧，没有人敢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甚至因为怕立即被捕而不敢投反对票，党内和国内是独裁统治——他唯一的反驳是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批评和左翼反对派在1927年苏共大会的批评划了等号。
南斯拉夫的现状和左翼反对派对苏联政权的描述是一样的，几乎一字不差，唯一的区别是1927年的俄罗斯和今天的南斯拉夫相比，有过更多的来自以前的残余民主。至少在他们被驱逐之前，反对派被允许在代表大会提出自己的立场，斯大林还没有发展出彻底极权主义的镇压手法。党内还有布哈林派等派系。斯大林仍然不知道他将会走哪条路。铁托已经全盘承袭了波拿巴主义统治的组织、意识形态、手法。
斯大林和铁托政权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后者仍处于早期阶段。在俄罗斯官僚推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大众的初期热情反应，和今天南斯拉夫的热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斯大林只能通过越发肆无忌惮的恐怖来统治，而铁托则目前可能仍然保有南斯拉夫绝大多数人口的支持。但这不是根本性的分别，而是节奏和群众经验的问题。
如果当今官僚和群众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异，在南斯拉夫（如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不要忘记这一点）要比当今的俄罗斯小得多，那是因为在有群众参与的动荡之后，不可能立即推行造成巨大社会不平等的政策。
正如各式斯大林主义官僚所表达的那样，“社会主义尚未实现”；换句话讲，就是官僚完全无拘束的统治尚未成型；他们的存在模式尚未达到相当稳定的地位。此外，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除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生产力还不足以同时满足不断扩大的经济需求及领导阶层过分的奢侈标准。在俄罗斯曾先需要经济的蓬勃发展，才有条件产生随着经济发展而稳步增长的贫富差距。
因此，在南斯拉夫，我们可预判，只有当国家工业化并把自己低得可怜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官僚和群众之间的区分才会扩大。如果铁托或任何其他个人试图减缓这一趋势，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就会和俄罗斯的老布尔什维克落到同样的下场，以各种手法被铲除。他们的命运并非偶然。官僚阶层需要的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而是站在新社会层立场的。铁托的“理论”与克里姆林宫的波拿巴集团本是同根生，是克里姆林宫教育和训练了他。就连他的元帅制服也显示他盲目地反映了导师的意识形态和方法。他的私人统治，及南斯拉夫官僚的整个方法，可能和其他东欧国家相比更加接近了克里姆林宫的拜占庭式的膜拜仪式。与1927年的斯大林不同，铁托眼前有现成的蓝图，因此更有可能会导致社会分化和专制国家独裁所必然导致的奢靡将会更快产生。
铁托和斯大林之间没有原则上的区别。事实上，这场斗争中最可笑和最醒目的事件之一大概是铁托高高举起“一国社会主义”的旗帜，而斯大林主义者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铁托相信只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之胜利，才能通过国际分工和串通各国经济的方式来解决俄罗斯和南斯拉夫群众的生计问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铁托寻求建立工人的民主与控制。事实上，他对斯大林在俄罗斯所做的事情满口是赞词。他的所有行为和话语都反映了波拿巴派官僚的利益。他“爱穿华丽的制服”不仅仅是简单的“弊端”，更是他的政权的病症。他比1927年的斯大林，更强烈地反映了私人统治——官僚主义的独裁统治体现在一个人身上。
在南斯拉夫发生的事情惊人地重演了斯大林主义官僚所经历的演变，包括首先以机会主义对待农民，随后改成针对富农和城镇小业主实行恐慌措施。第一次“破坏罪”审讯已经发生了，铁托把经济计划中任何缺陷的责任都挂在政治对手的头上。相似的，俄罗斯的“被迫供罪”审讯也以小规模重演。众所熟知的斯大林主义警察国家的轮廓已经很明显。差异是表面的，而基本特征相同。
铁托“喜好”谋杀托洛茨基主义者，这并不只是碍事的偶然现象。他为什么要谋杀托派？仅因为他们身负托洛茨基之名？显然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无产阶级；因为他们为工人的民主、真正的选举、国际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纲领的所有基本原则而奋斗，而不是为官僚专制主义斗争。重点不是铁托谋杀了他的对手，随后采用了他杀害的人的政纲。正是当斯大林推行（最初由左翼反对派提出的[11]）五年计划并且打击富农和资本主义分子，导致整个老布尔什维克阶层向斯大林投诚时，托洛茨基那时反驳过提出类似论点的人。左翼反对派解释了，斯大林是如何消灭反对派，然后借用他们的政策并以扭曲的方式实施的。反对派没有因此得出了“斯大林是无意识的列宁主义者”这一结论。他们警告说，这不仅是做了什么的问题，而是谁做的、如何做的、为了谁的利益、出于什么动机。这是决定性的问题！
事情证明了，不是投诚斯大林的人，而是托洛茨基说的才是正确的：尽管斯大林主义实施了五年计划，但却不可能引领俄罗斯到达社会主义。加米涅夫（Kamenev）、季诺维也夫（Zinoviev）、拉科夫斯基（Rakovsky）、布哈林等人的投降是徒劳的。最后，他们因为无法与波拿巴主义集团重归于好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斯大林在1927年的急转弯以及他对城镇和乡下资产阶级的攻击，虽然得到了无产阶级的热情支持，但却是受官僚自我保护的动机所推动的。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俄罗斯官僚想独吞国家的公帑，而不希望与资产阶级分享，也不想在如何分配无产阶级所生产的盈余这一问题上受资产阶级约束。但官僚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并没有为无产阶级带来更自由、更广泛的民主，或者减少官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差距。说到底，这并没有防止俄罗斯实行奴役工人的制度。
以此类推，铁托反对俄罗斯官僚的斗争，毫无疑问的有着南斯拉夫群众的支持。在实现五年计划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派曾对反对资产阶级的官僚给予了批判性支持。同样的，第四国际必须对南斯拉夫的官僚给予批判性支持，因为它在其斗争中代表着进步的一步，在于它有助削弱俄罗斯官僚，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支持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同样的，我们会支持乌克兰斯大林主义者反对俄罗斯官僚的斗争。一旦实现了自决权，我们就会倡导独立的乌克兰与俄罗斯联合在一个联邦里。
可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屈从于这些事件，或者对南斯拉夫官僚的动机、目标和方法抱有任何幻想。正如斯大林没有因为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被转变成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铁托也同样不会成为一个无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就算他已经与克里姆林宫分裂，并在民族和自决权问题上使用了正确的论据。
对于铁托来说，这段时期不是通往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是通往巩固他的统治的阶段。他的目标是俄罗斯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依靠国有化财产来发展生产力的这一方面，官僚还算是发挥着相对进步的作用，为未来准备了物质基础。但与此同时，社会矛盾将会增长。官僚会从在特定条件下发挥相对进步的作用，再变成完全反动的。国家的压制力量不但不会渐渐消亡，反而将得到加强。南斯拉夫的无产阶级的任务会与俄罗斯、保加利亚和捷克的无产阶级任务相似。
第四国际可采纳的人才？
从革命（在中国发生的现象无疑是个革命）源自于“国家最迫切的内因”而不仅仅是莫斯科的傀儡这一事实，詹姆斯同志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一定是无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当前的趋势如下。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的立场是支持铁托和新斯大林主义。革命共产党的立场相对模糊得多，但至少我们可以说它把斯大林和铁托摆在同一个平面上，并认为推翻两者对社会主义的前进至关重要。让我们看看这立场是否能经受一场新事件的考验，即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新斯大林主义者的态度是能耐受这次考验的。正如我之前所说，南斯拉夫革命好像是源自于该国最迫切的内因的，而不是莫斯科强加的；但就中国而言，就更没有怀疑的余地了。显然，革命主要是本土事务，因此毛泽东像铁托一样是真正的革命者，是“无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也是第四国际应当招募的人才。（毫无疑问，国际秘书处正准备写类似的一封信）。反过来，如果国际秘书处坚持的立场是中国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同南斯拉夫的一样堕落，我们面临的问题又会是：‘这么早期堕落的根源是什么？’
“另一方面，革命共产党的立场最终会崩溃。再怎么有想象力也没法说‘红色中国’是俄罗斯的造物。如果我们认为毛泽东像铁托一样和斯大林同样糟糕，那我们必须承认，使我们持这种态度的特征是革命本质上固有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个堕落的工人国家，而是个官僚阶级国家；也就是说，我们持有夏克曼（Shachtman）[12]的立场。”
大卫・詹姆斯无疑会接受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这一常识，即每个现象不能孤立地看待，而是得观其起源、运动规律和前景。但口头上接受这一点是一回事；实际应用它又是另一回事。詹姆斯实际上说，中国正在发生一场革命，因此它与十月革命一样。毛泽东领导着这场革命，因此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主义者或托洛茨基主义者。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正在领导革命，因此何必要第四国际？我们解释俄罗斯斯大林主义堕落的发展，可以通过指出之前的世界形势的发展，西方革命的失败等。同样，我们解释中国的事件，只能通过指出它是由以下几点造成的：强大但堕落的俄罗斯工人国家的存在；世界帝国主义的虚弱，无法像1925-27年那样有效地干预中国；中国社会的内部衰败；和中国斯大林主义运动的历史和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把财产国有化和土地分割的革命从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开始，这是前所未有的。这该怎么解释？
矛盾的是，这场农民运动是由1925-27年革命的失败所衍生的。随着无产阶级的失败，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将他们的基地从无产阶级转移到了农民。它断绝了自己与城市的关系并领导了农民战争。其整个社会基础，其已经在山区和农村待了超过20年的领导的心理，逐渐脱离了工人阶级的观点。这个群体的心理必然取决于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一运动的领导和干部的最初核心是由一小撮前工人战士、强盗、前农民、冒险家和知识分子组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个典型的波拿巴派集团。它把自己融合成了一支军队。
即使在农民战争的最初期，当斯大林主义者正执行“极左”路线并且与城市的纽带尚未完全割裂时，他们的整个环境就已经开始酝酿着波拿巴军队的必然心理。共产国际和中国领导层——当时还没有完全堕落——对这个过程，包括在基层，有过不详的预感。例如，当时在所谓的“苏维埃”地区形成的“工会”。伊罗生（Harold R. Isaacs）在他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中写道：
“但是不管人数多少，这些工会的性质之可疑，就是连上海党的工会中心也不得不抱怨了。它在1931年的报告里谈及工会内发现‘店东和富农’。翌年，它写一封信痛骂江西的工会办事人，责他们准许‘农民、僧侣、店老板、工头、富农、地主’为会员，但‘另一方面则诸多借口，使大部分农业工人、苦力、店员和工匠不得入会’。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被骂为‘轻视工人，对他们摆架子’。该信指这些工会是‘反无产阶级性质的，多份代表地主、富农和店主的利益’。”[13]
詹姆斯同志忽视了社会中阶级、群体和阶层的互相关系。例如，在1923年，受整个红军欢迎并受群众拥护的托洛茨基原本可以通过军队组织政变，逮捕斯大林和其他人并控制国家机器，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伊斯特曼（Max Eastman）[14]，因其从未理解这一过程，所以伤心地责怪托洛茨基是多么得傻。托洛茨基为何没有这么做？原因是军队上台后会在社会中施加自己特定的压力。其军官阶层满脑的想法会是自己应当是霸主。这不会阻止波拿巴主义的堕落过程，而只会采取不同的形式。在那时如果托洛茨基要抵制堕落的过程，那他要么会沦为军官阶层的俘虏，要么就会被罢免。托洛茨基试图站在无产阶级的觉悟和自制的立场上。他知道如果反之，工人会变成旁观者，军队会成为决定性因素，对革命的发展造成致命后果。
这就是为什么詹姆斯同志提出的问题，即革命的堕落是否从一开始就是与生俱来的，是不切题的。问题恰恰是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心理，即无产阶级运动的觉悟。难道大卫不承认无产阶级有意识的参与是建立健康的工人国家的必要条件？
中国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有着波拿巴主义的变形，并不是因为这是革命必须与生俱来的，而是由我们之前提及的国内和国际的特定社会环境所造成的。
中国历代有过许多场农民战争；通常情况下，领导层在进入城市时会与资产阶级融合，接下来会有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出，农民运动必须在城市中找到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领导。如果资产阶级带头的话，当然就会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无产阶级带头的话，就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在这里，出现的是后者的一种特异变种，因为农民运动具有集中的领导，其形式为斯大林主义政党，根源在莫斯科。它以农民为基础，在进入城市时不是以真正的共产党的目标和眼界，而是以在阶级之间操纵来建立自己的权力为目标。其方法是将自己的社会基础转移到无产阶级之上——不是像布尔什维克党那样作为无产阶级的直接代表——而是以波拿巴主义的手法。
在过去，波拿巴主义一贯代表着此种趋势：它虽然与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但仍然会把自己抬高到阶级之上，操作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有时甚至会倚仗着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出击。在俄罗斯官僚波拿巴派集团统治的早期，虽然它依赖着工人国家的经济基础，但众所周知，它在富农、耐泼曼（NEPmen）[15]和工人之间权衡和操纵。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倚仗着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通常在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摇摆，具体倾向哪方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压力。如果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发挥任何真正独立的作用，那是因为他们归根结底依赖于资产阶级。尽管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会在阶级之间穿梭并互相搞挑拨离间，但它归根结底代表着资产阶级，因为它的利益和特权源于私有财产制度。但波拿巴主义同时也可以对资产阶级强加非常繁重的苛求。
斯大林主义是波拿巴主义的一种形式，以无产阶级和国家所有制为基础；但它跟标准的工人国家的差别，同法西斯主义或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跟标准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差别一样之大，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的经济主宰及统治的最自由的表达。
倚仗无产阶级的斯大林主义，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权衡在对立阶级之间，从而为自己的利益加强自身。我们已见这是如何在东欧实现的。眼前中国也有类似的过程进行中。革命性马克思主义趋势绝不可能与资产阶级建立联盟，正是因为在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需要确保群众的动员是独立自主的；而反之，斯大林则不会顾忌这些。斯大林主义与资本家建立联盟的前提是当资产阶级完全被挫败之后，以便利用资产阶级来反对工人起义这一隐患。因此，斯大林主义者在中国提议的联合政府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胜利甚至存活。这会被用来争取喘息的空间，以便模仿莫斯科的蓝图来组织斯大林主义、波拿巴主义的国家机器。这根本不会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设想的国家或半国家——作为群众自发武装的组织——而是一个与群众分离的国家机器，完全独立并凌驾于大众之上，成为压迫工具。
显然，中国的运动的活力源自于“经济的最迫切的内因”。然而，一个真正的革命性、托洛茨基主义的领导在落后国家会从无产阶级中汲取力量，在其后会凝聚农民群众；相比较，毛泽东则依赖农民，且不仅指望现阶段无产阶级会是被动的，更还无情地镇压任何敢于独立地对抗资产阶级的无产者。在以后的阶段，毛泽东在需要反对资产阶级时会调动无产阶级，随后又会背叛并无情地镇压他们。从这方面讲，更确切地说，毛泽东像铁托一样是个有意为之的斯大林主义者，有意识地采用了许多波拿巴主义的伎俩，而不是像斯大林当年不得不摸石过河。
虽然国民党的军队在面对斯大林主义者的革命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的号召时就马上散架了，但有件事是清楚的：毛泽东的宣传计划的目的，并不是革命动员无产阶级和组织苏维埃。这也没指望通过工人自觉主动的方式来推翻城市里的国民党政权。相反，他的策略是无情地粉碎任何工人争取主权的动静。拒绝动员群众的意图并非偶然。这表达了对现阶段城市群众运动的恐惧。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区别，没有比这更鲜明的证据了。马克思主义是基于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有意识的运动；波拿巴斯大林主义则会在阶级之间操纵，并利用大众的革命本能来满足新阶层的既得利益。两者之间划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毛泽东政权将遵循其他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模式。在巩固自己后，它将成为军警独裁政权,并继承俄罗斯政权所有其他方面的恶性。这种迹象已经可见。
詹姆斯同志断言，当我们说毛泽东会跟随斯大林的步伐，甚至会更加野蛮时，等于把问题简化为毛泽东“没有任何社会基础的个人心理”。这不是毛泽东个人倾向的问题。这恰恰是中国军队及民事官僚的心理问题。斯大林主义下的俄罗斯已经展示了不受约束的极权主义能有什么后果。在远比俄罗斯落后的中国，人命和自由一直被轻视，所以社会矛盾将导致的后果会与俄罗斯相同，只有这个差异：斯大林主义的暴政将会加上传统亚细亚式封建的暴政。军事和民事阶层掌权之后，如果毛泽东不履行他们的要求，那么他将被剔除，另一名扮演波拿巴角色的人将取代他的位置。
将军和军官在山区和农村地区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这个事实是无关紧要的。拿破仑曾在法国革命军队中经历过类似的阶段。但一旦掌权，这个阶层就会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包括穿上“华丽的制服”。资产阶级的观者，当他们讲到贪污腐败的国民党军官及官僚阶层与红军领土上相对诚实朴素的组织管理的差别时，指出这只是迟早的事。一旦红军夺取了华北和华南的繁华的都市，那么情况就会有变化。在乡区的低经济基础上，没有条件产生严重的社会分化。要重申一遍，问题不在于毫无社会基础的个人的“心理”，而是整个群体在社会中的必然观点和心理。
铁托的翻版？
毛泽东拥有独立于俄罗斯红军的真正的群众基础，这一事实很可能使中国斯大林主义首次拥有独立的基地，因此不再需要直接依赖莫斯科。毛泽东的处境与铁托一样：虽然苏联红军在伪满洲[16]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但中国的斯大林主义正在发展独立的基地。中国人民的民族愿望，反殖民的斗争传统，国家的经济需求，特别是独立的国家机器这一强大基础；这一切，都导致莫斯科担忧中国会出现危险因素，即一名新的、真正可畏的铁托。铁托主义者已经预测了事态发展会是如此的可能性，鉴于其与南斯拉夫运动的相似性。
俄罗斯已经在满洲控制了中国东方铁路[17]以及在亚瑟港[18]和大连的基地，并把统辖交给他们的傀儡李立三。作为一名信誉扫地的斯大林主义官吏，他在1930年代初期的“第三时期”[19]执行了斯大林的极左策略，也是毛泽东的老对手，所以李立三是控制满洲的可靠傀儡。重要的是，他在俄罗斯流亡多年。通过控制了曾经包含中国大部分工业的满洲，克里姆林宫希望维持一个基地。在新疆，斯大林通过与国民党资产阶级政府协商，建立了支助基地。
然而，俄罗斯官僚使中国经济隶属于自己的利益，屡次试图安置完全从属于莫斯科的傀儡；也就是说，对中国的民族压迫——将会为日后与中国的冲突埋下伏笔，其将影响重大深远。毛泽东手握独立且强大的国家机器，有条件与西方帝国主义者博弈（他们将寻求与中国签贸易协议，以试图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挑拨离间），又作为战胜国民党的领袖有中国群众的支持，将有强大的后盾来对抗莫斯科。
斯大林越是试图阻止这种发展，越是可能催进和加剧怨恨和冲突。但是，就算毛泽东与斯大林决裂，这仍不代表他变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我们将为毛泽东反对斯大林提供批判性支持，就像对铁托一样。但是，我们将继续反对双方，提出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最后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第四国际应当发挥什么样的角色。詹姆斯同志写道：
“与此同时，斯大林主义者正在‘完成’一场革命，在此看不到托派发挥任何角色。显然，格兰特提到了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以及托派即将来临的角色，这具有纯粹的仪式性意义，源自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成见，这成见就连格兰特自己都抛弃了。”
再者，在引用《世界新闻和观点》报纸里毛泽东拥护“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群众革命......”[20]这话之后，詹姆斯评论道：“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们必须支持它，也包括批评，但得放弃任何关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要扮演独立角色的想法。”如果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那何必要“包括批评”地支持它呢？同志，用不着批评了！我们将加入毛泽东的队伍。
我们认为上文已经解释了中国革命的变形及其根源。我们支持斯大林主义者采取的进步措施，就像我们在芬兰和波兰支持他们一样，但我们也警告大家这些社会力量会导致不可避免的腐败。因此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有清楚的角色。他们支持，甚至欢呼，采取的进步措施；同时，他们会解释苏维埃、群众民主控制等的必要性，他们也反对官僚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任何伤害群众的反动措施。他们的任务是不容易的。反对派在俄罗斯几乎被彻底消灭了；这是否意味着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俄罗斯就没有任何好扮演的角色？我们坚信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这不是无意义的仪式，而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如果光靠事态的自行发展，中国将永远无法摆脱官僚主义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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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译者注：成立于1946年战后的国际代表会议，推选了由书记米歇尔・巴布洛（Michel Pablo）为首的新领导。格兰特的英国托洛茨基派虽然和国际书记处同处一个国际组织内，但双方对重大政治问题的分析大不相同。
[2] 译者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著作里，波拿巴主义是资本主义中的特殊现象。当阶级斗争达到了势均力敌的地步，统治阶级已经无法使用议会民主来维持其统治，而工人阶级却无法夺取政权；此时，国家政权会暂时相对独立于各阶级，以独裁的形式扮演“裁判”角色，虽然最终其捍卫的物质基础仍然是财产私有制。托洛茨基和格兰特将此概念加以发展，衍生出“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见下文）的概念。
[3] 译者注：第四国际在英国的正式分部，1944年3月由英国的不同托派组织合并形成。格兰特作为政治书记，起草了其大部分理论文献。
[4]《不间断的传承》原编者注：费奥多尔·布田科（Fyodor Butenko），斯大林派外交官，于1938年叛逃苏联投诚法西斯。埃乃斯·来士（Ignace Reiss），代号波列茨基（Poretsky），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官员，于1937年夏与斯大林主义决裂。1937年9月被保卫局谋杀。
[5] 译者注：詹姆斯《关于斯大林主义问题的一些评论》原稿下落不明。本译者把节选部分直接从英文翻译。
[6] 原编者注：以老布尔什维克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命名，他们是苏联的右翼反对派。在1927年左翼反对派被驱逐流放后，斯大林把矛头转向了布哈林派。“老布尔什维克”指1917年俄国革命以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因为党籍资深，所以在革命早期起了重要作用。斯大林为了抹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传统，在大清洗中处决了几乎所有老布尔什维克。
[7] 译者注：一般指苏联的构成国，在斯大林下仍然保留了“民族自治”的表面形式，但实际上受俄罗斯支配。在本文，特指苏联所有弱势民族国家的总称。
[8]原编者注：约瑟夫・西伦凯维兹（Josef Cryankiewicz）是波兰社会党的秘书长，于1947年成为总理。在1948年，他强迫波兰社会党与波兰工人党“统一”。
[9]译者注：列宁对过渡性质的工人阶级政权的称呼。工人阶级为了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仍然需要镇压的机关。但因为行使的是绝大多数群众，机关的形式将不再是官僚的、凌驾人民之上的“特殊力量”。（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
[10]译者注：斯大林在解散了第三国际之后，1947年9月设立的替代组织。“总部最初设立在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苏联试图通过这个组织以达到控制各国共产党的目的，而不愿受苏联的控制[...]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与斯大林发生了冲突，最终[...]公开决裂。而南斯拉夫共产党也为此于1948年6月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维基百科）
[11]原编者注：五年计划最初是由左翼反对派在1923年提出的。甚至直到1927年4月，斯大林仍然嘲笑电气化的提议；然后在1927年底，官僚机构面对富农的增长才实行急转弯，并采纳了反对派的许多计划，尽管是以扭曲的形式实行的。
[12] 译者注：美国托派运动早期的领袖，但在1940年与托派决裂：托洛茨基把苏联分析作“堕落工人国家”，因此必须无条件捍卫它而反对资本帝国主义；而夏克曼则把苏联列为新的“官僚阶级国家”，认为与资本帝国主义无异，因此在双方的斗争中持“中立”态度。（详见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13]《中国革命的悲剧》，原文英文，伊罗生著，刘海生译。中文版摘自：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harold-r-isaacs/1938/19.htm
[14] 原编者注：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是托洛茨基几本著作的美国译者。虽然同情左翼反对派，但他从未加入过其行列。他在1930年代末与马克思主义决裂。
[15]译者注：苏联1921到1928年施行新经济政策(N.E.P.)时从事私人商业者。
[16]译者注：伪满洲国是中国东北曾受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傀儡政权，但在1945年，也就是本文章出版几年前，就已经灭亡了。由于其前领土直到1950年是受苏联占领，所以作者应该是代指中国东北。
[17]译者注：“今天，这条铁路称为滨洲铁路和滨绥铁路，都属于哈尔滨铁路局管理。” （百度）
[18]译者注：现称“旅顺港”。
[19]译者注：有时译为“第三阶段”。指斯大林1928年-1935年的极左国际策略，给社会民主党贴上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标签，拒绝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联合展开反法西斯的工人统一阵线，因此直接导致了法西斯可以轻松夺取政权。（详见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的转变与德国局势》）
[20]译者找不到毛泽东的话的中文原文，因此从英文引文翻译回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