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封公開信由泰德·格蘭特寫於他被第四國際英國支部開除之後，於1950年九、十月左右發表。譯者：洪磊）
英國的托洛茨基主義在官方托洛茨基主義組織所走過的道路上已經陷入僵局；對於發展一種紮根於群眾的健康革命趨勢，已經沒有任何前進的可能了。
英國的第四國際作為革命趨勢之所以失敗，有三個原因：
1)國際上向鐵托-斯大林主義的屈服。
2)英國的政策和綱領。
3)內部民主的匱乏。
鐵托主義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發展，一種不可預見的力量關係在斯大林主義、改良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出現，並在全球範圍內演進著。第四國際在戰前所作出的預言，即斯大林主義的問題在戰爭中或者戰後很快就會得到解決，已經被事實證明是錯誤的。
依托著國有製的可行性、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令人生畏的腐朽和崩潰、二戰後的革命浪潮，以及革命國際主義趨勢的軟弱無力，斯大林主義得以利用這些因素，隨著全球第二世界力量的增強而與蘇聯一同浮現出來。在歐洲和亞洲，斯大林主義已經成為了最主流的趨勢。
資本主義在東歐的潰敗，使得斯大林主義能夠作為一種波拿巴主義的趨勢而操縱工人、在各階級之間周旋——在或多或少的群眾支持下建立一個具有波拿巴主義性質的畸形工人政權。在目前各階級力量的特殊關係中，斯大林主義立足於對無產階級的最後分析，即支持抵禦社會新經濟形式；這是一種新式的波拿巴主義，操控各階級以便按照莫斯科模式建立其統治。
在中國和南斯拉夫，斯大林主義政黨在極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下奪取了政權，並成立了相對獨立於莫斯科官僚體系的統治。
中國和南斯拉夫革命之所以在事實上出現了扭曲和墮落，是出於以下全球性因素：
1)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的危機。
2)兩國周邊存在著強大的畸形工人政權，有力影響著其工人運動。
3)第四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的弱點。
這些因素導致了無可比擬的演化，是任何馬克思主義導師都無法預見的：斯大林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延伸到了大半個歐洲、中國次大陸，且有可能在整個亞洲範圍內蔓延開來。
這向馬克思主義運動提出了仍待解決的新的理論問題。在力量不足且孤立的條件下，新的歷史性因素只能在運動的理論危機中產生，顯示出關乎其自身生存的問題。
經過第四國際一段時間內廣泛的嚴重動搖和混亂後，有三種明確的傾向在所有傾向中脫穎而出：
(a)一種絕望的、修正主義的運動，即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哈斯頓（ Haston）的有組織的孟什維克主義，以及莫羅（Morrow）、戈德曼（Goldman）、克利浦（Craipeau）等人在意識形態上的分裂。
(b)一種朝著斯大林主義方向的新傾向（國際書記委以及英國支部）。
(c)一種竭力繼承托洛茨基最優秀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趨勢。
面臨著令人生畏的問題，國際書記委和英國的領導集體暴露出了自己理論上的匱乏。他們對於自己過去的立場沒有任何充分的理論解釋或憑良心的分析，於是在一夜之間便發生了季諾維也夫式的180度大轉變，不再堅持認為東歐和中國是資本主義政權，而轉向承認南斯拉夫自從與斯大林決裂之後，已經神奇地變為了一個健康的工人政權。
在英國，呼應著國際書記委並且全無任何理論性理解的嘗試，希里（Healy）的領導極其不成熟地應用了其理論。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一)第四國際預言斯大林主義無法實現革命；(二)斯大林主義已經實現了革命；所以…… (三)它根本不是斯大林主義！以上論證的第二條（國際書記委和希利的領導都要為此負責）意為世上只能有唯一一個斯大林！為什麼？世界上可以有不止一個法西斯獨裁者，因為他們的階級基礎是資產階級，但斯大林顯然是沒有階級基礎的。
英國的領導層因為其與莫斯科決裂而對鐵託的領導進行著理想化的粉飾，已經壓制了對這種傾向的所有根本性批評，並以“正常”無產階級專政的眼光來看待南斯拉夫：即一個健康的工人政權，而或這或那的小瑕疵只是無傷大雅的。以鐵托領導層自從與莫斯科決裂以來，不得不借用馬克思主義武器庫中的許多論點來批判莫斯科的寡頭政府為綱，他們並不認為這場衝突是對全國抗爭莫斯科官僚體制的壓迫和剝削的反映，或是像整個東歐、甚至蘇聯自身內部（如烏克蘭、克里米亞韃靼人、伏爾加德意志共和國，等等）所反映的那樣。唯一重要的區別是，由於其國家結構的獨立性，南斯拉夫有可能實現成功的抵抗。
儘管有一些半煽動、半真誠的曲折左傾，但南斯拉夫政權的根本基礎依然如故……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而且是小小的南斯拉夫），在世界帝國主義和蘇聯集團之間周旋（南斯拉夫只有靠它才得以維繫）。這個政權依然是極權主義的——工人民主並不存在。
企圖為這些想法辯護，認為這只是斯大林主義的次級餘毒，是犯罪且錯誤的。對於莫斯科政權的一些正確批評並不能改變鐵託的體制，就像對共產黨情報局的正確批評並不能改變其執政國家的政權性質一樣。
斯大林主義內部的危機使建立第四國際的問題比以往更加複雜。新的斯大林主義國家的成立——獨立或半獨立與斯大林本人——使得世界工人階級的思想愈發混亂。第四國際雖然利用了斯大林主義內部的裂痕來揭露其波拿巴主義痼疾的本質，但也絕不能對新斯大林主義作出讓步。第四國際在全力支持南斯拉夫爭取民族自決的鬥爭、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野蠻進攻的同時，絕不能因此把鐵託的政治立場也一筆勾銷。
鐵托領導層雖然代表了南斯拉夫群眾的民族願望，但卻在更小規模上使用了與克里姆林宮集團同樣的方法，發揮了類似的作用。我們絕不能忘記，決裂並不是來自南斯拉夫方面，而是莫斯科統治者們在試圖無情地、毫不妥協地強加給南斯拉夫官僚機構的。自從決裂以來，南斯拉夫人的原則和方法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變……難道還會有別的結果嗎？一國社會主義仍然是南斯拉夫人思想所圍繞的核心。對於他們來說，俄國官僚體制的墮落純粹是一種偶然現象，是不需要他們從馬克思主義“條件決定意識”的角度來加以解釋的。而且也沒有其他可能的結局——在更小的範圍內，南斯拉夫的條件與蘇聯是相似的（落後的國家、少數無產階級、充滿敵意的環境、帝國主義和斯大林主義）。類似的原因產生類似的結果。在對外和對內政策上，南斯拉夫人的立場與斯大林主義早期的立場沒有什麼根本上的不同。從長期來看，它們將會產生同樣的後果。
（第四國際國際書記委和英國支部希里領導層）沒有利用（蘇聯和南斯拉夫之間的）衝突來揭示斯大林主義的實質以及一個健康工人國家所必須的重要屬性，而是把自己變成了蘇聯之友的複製品。這個組織為南斯拉夫開脫罪責，甚至幾乎變成了為該國服務的旅行社。
從埃利斯·史密斯（Ellis Smith）成立社會主義者協會（Socialist Fellowship），到朝鮮危機，該組織經歷了一段與工黨內部各種分子進行合作與和解的時期。其範圍包括從埃利斯·史密斯、布洛克韋（Brockway）等社會民主主義左派改革派，到湯姆·布拉多克（Tom Braddock）、傑克·斯坦利（Jack Stanley）等斯大林主義同路人。在缺乏真正的左翼的情況下，希里領導層協助構建了一個影子。為了維持這個影子，他們被迫調整自己以適應其存在。因此，當社會主義者協會在大選後製定其政策時，這個領導層在起草一個虛假的、機會主義的綱領方面起到了主導作用。
與此同時，幻像也散佈在埃利斯·史密斯、布拉多克夫人等所謂的工人階級領袖周圍。
在朝鮮爭端出現的第一次嚴重危機時，這個組織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分裂，埃利斯·史密斯和孔帕尼（Company）離開了。隨著左派改革派重要人士的離去，組織更加公開地偏向於遷就斯大林同路人一派。他們仍然留在社會主義者協會的殘存部分，站在半斯大林主義的立場上。
事實上，托洛茨基主義者在成員、組織和活動上，構成了社會主義者協會的骨幹。
托洛茨基主義者把他們的精力用在了宣傳機會主義政策上，而非在自己周圍建立一個革命核心。
《社會主義展望報》的角色
在社會主義者協會發展時期，《社會主義展望報》（Socialist Outlook）執行了其既定任務：“反映左翼內部的困惑。”（1949年會議文件）。 《社會主義展望報》的政治角色不是由蒼白無力的編輯評論決定的，而是取決於那些英國下院議員等人的社論。而他們的政策顯然是在給右翼的苦藥加些甜度。
同時，編輯評論的內容色彩則是不要“得罪”編輯部裡的斯大林主義同路人。
編輯評論提出了一句“批判”，配得上臭名昭著的“蘇聯之友”。 “領導層……希望它存在。”“我們遠遠不是說俄國政府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支持進步運動。”“莫斯科試圖通過確保朝鮮的和平來換取安全理事會上的額外席位，這帶有明顯的強權政治的味道。”這些就是他們聲稱的“嚴肅托洛茨基主義式的批判”的例子！在這樣的言論中——這些言論帶有很獨特的味道——有以下這一項：“俄國的外交政策是由對方國家眼中符合蘇聯利益的東西決定的，但正如印度所證明的那樣，這種政策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始終與國際工人階級的最大利益相一致。甚至，從長遠來看，這也不符合蘇聯自身的最大利益。”！
在這種政治和解的基礎上，希里的傾向對英國和全世界吹噓其在工黨內“建立左翼”的數量和組織上的成功。這些說法大部分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即使是在他們最艱苦的努力下，它仍然只是一個不重要的半虛構組織。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它就會立即崩潰。
《社會主義展望報》是一個“論壇”，裡面沒有反映任何革命趨勢。該報也不允許進行革命性的批評。例如，SL即薩姆·李維（Sam Levy）對四月社論的攻擊，以及ML即瑪麗昂·倫特（Marion Lunt）對南斯拉夫立場的攻擊，都沒有被發表，而大量徹頭徹尾的改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材料卻被發表了。在這一點上，他們甚至比不上中派的《社會主義領袖報》（Socialist Leader）。必須牢記的一個重點是，《社會主義展望報》的主導力量是（自稱）托洛茨基派的人。
《社會主義展望報》作為該團體實際運作的報紙，本應是群體用以組織起自身的東西。然而，它卻成了斯大林主義在工黨內施加影響的渠道。
該報的整個路線和此群體的政策，在臭名昭著的朝鮮增刊裡愚蠢地暴露無遺。它對於斯大林主義官僚體制的角色沒有作任何批評。它洗白了南斯拉夫在聯合國組織中的作用。在正確地支持北朝鮮鬥爭的同時，它對斯大林主義的體制隻字不提。
在工作條件最有利的青年團（工黨青年團，League of Youth）中，我們看到的不是傳播我們思想、為其爭取支持的托洛茨基主義觀念，而是在組織上控制整個青年團的觀念。它在青年團內的鬥爭過程中，雖然正確地爭取滿足民主和組織上的需求，但這是以犧牲政治立場為代價的。工黨內部的整個方針是斯大林主義的，意在犧牲政治思想和綱領以控制機器、社會主義者協會、《社會主義展望報》和整個青年團。然而，它連最後一點可取之處都沒有了，以至於這些斯大林主義者同時還組織了自己的強大的獨立政黨和報刊，與組織的附屬品相並列。
這種清算主義政策成為了旗幟、政策和綱領的混合物。
內部民主的匱乏
在缺乏分寸感的英國支部領導們誇大了部分安全顧慮的情況下，支部大會是在最泛善可陳的環境下召開的。除了極少數受寵的人以外，只有代表才被允許出席參與。一般成員被以安全為由剝奪了參加會議的權力，甚至不被允許知道會議在哪裡舉行。
“國家資本主義派[1]”的文件在得到了總書記的接納後，後者卻以此文件原作者已被開除黨籍而被拒絕發布（這是在追溯既往）。這構成了一種挑釁，對國家資本主義派當然有利的。他們是在大會上得到了代表的一個派系，本應有權提出一份文件來表達他們的想法，即使文件作者本人並不在組織內。
利物浦分會的文件沒有被發表，理由是它被提交的時間太晚了，不過其中一些觀點還是在最後一刻被採納了，雖然沒有註明其來源。
事實上，“修訂後的”主文件就是一份全新的文件。通過在舊觀點中混進一些新的觀點，它只能成功地迷惑和困擾成員們。領導層提出了一份全新的文件，但同時又聲稱他們只是對舊文件進行了修訂。這就是季諾維也夫式的詭計。
在會議上，政治討論和表決是在被黨紀大棒威脅的氣氛中進行的。在關於改良主義的決議上，代表們被告知，任何投票反對通過該決議的人都將被開除，儘管一部分代表確實是反對該文件的。在所有布爾什維克組織中，成員們都有投票反對文件的權利，雖然政策當然最終會由多數人的意見而決定。這項必須通過決議的要求，是在以開除作為威脅，強迫少數人投票贊成他們實際上反對的決議。比起布爾什維克主義來，這種最後通牒式的態度更像是斯大林主義的大一統主義。
儘管越來越多的黨員出於對領導層半斯大林主義路線的反應而開始同情國家資本主義，他們並沒有抓住機會在會議上對此進行充分的討論，從而讓國家資本主義者們的思想有所交流。
領導層武斷地、官僚主義地解散和合併分會，不考慮黨的需要而只考慮小團體的需要。例如，總書記曾下到基爾本分會宣布其解散，以“使分會免受'惡性'影響”。而直到一周後，執行委員會才正式批准了這一決定。
在利物浦，曾有人蓄意要將分會一分為二，目的是讓“迪恩家族[2]”與利物浦的其他同志分開。
為了便於中央控制，各支部被故意隔離開來。支部對整個組織內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相互之間的通信受到限制，而通過執委會發來的聲明也只是為了給執委會的行動蓋章。持有不同意見的支部和個人面臨著被開除的威脅，或是會被當作反黨同志而受到惡毒攻擊。
由於這種制度，政治上的不滿必然會反映在違紀行為和成員的退出上。
對違紀行為的唯一答复就是立即開除（伯明翰的佩爾西·唐尼，Percy Downey）。關於開除的決定被提交給各支部認可。那些投票反對執委會行動，認為必須對其進行充分討論，並且這些違紀行為只是政治討論和民主不足的結果的人，他們自己也被立即開除了（伯明翰、西倫敦）。就像這樣，他們堅持著鐵板一塊的全票通過原則。
擔任全國委員會成員的主要反對派同志，例如吉米·迪恩（Jimmy Deane）、薩姆·李維（Sam Levy）等，被以一些站不住腳的藉口或技術性的違紀行為開除了。
通過限製成員的權利、利用技術上的要點、領導層的獨裁態度以及對成員們的普遍恐嚇，這個集體已經出現了萎縮。由於許多成員自願退出或被開除，組織已經變得一塌糊塗。在各省，它已經淪為一個空架子了。而在倫敦，成員們對這樣的領導層逐漸失去了信心。這些都是很大的損失。
留下的只有那些年輕的、缺少經驗得同志，以及小集團中的頑固分子們。越來越多的成員離開了組織，再加上一些領導同志被開除（其中一位是全國委員會的委員，也是這個重要機構中唯一的反對派代表），表明了在這個如此滑稽可笑的布爾什維克組織中，爭取輪流領導不僅是不可能實現的，也是不再有任何意義的。
一個呼籲
同志們，我們提出的這些問題並不是小事。這些都是根本性的問題，影響著托洛茨基主義在國內和國際上的命運。我們並不是隨隨便便地決定要從這種意識形態上和組織上的瓦解傾向中脫離出來的。如果要保存、拓寬和發展托洛茨基留下的寶貴思想遺產，就必須與那些尾隨著斯大林主義的人決裂。如今，出於各種歷史因素，第四國際的團體是小而弱的。那麼，就更加需要讓托洛茨基主義的基本原則完好無損地留存下來。今天，我們的主要任務是要為了能夠在更廣闊的舞台上發展群眾組織而做好意識形態上的準備。在新斯大林主義綱領的條件下，能準備迎接的只有災難。只有培養出成熟的革命骨干隊伍，才能為日後做好準備。
在世界現有形勢和條件下，很快預見英國群眾托派運動的發展是不可能的。這將需要多年的耐心工作。
在這個階段，團體的主要活動將不得不打入勞工運動和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內部，置身於其中。在未來的幾年裡，工黨講不可避免地發展出一個左翼。但是，這種憑空創造出一個左翼，並宣布這個左翼已然存在的愚蠢努力，除了在希利派自己的想像中，只能證明他們自己的無能。為了給左翼做準備，現在有必要在新聞輿論和工黨內部對工黨中的一切傾向進行嚴肅而冷靜的批評。同時，必須堅持不懈地揭露其中的斯大林主義以及帝國主義，以杜絕工黨內部分成員在絕望中走向斯大林主義的可能性。
為了開展工作，必須在組織內保持謹慎的民主和充分的討論自由。沒有這一點，就不可能建立一個革命團體，也不可能在今後的困難時期中生存下去。
出於上述種種原因，我們呼籲運動中所有真誠的同志們加入到我們的這項任務中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創造一項抗爭的、有生命力的運動。勞工運動中耐心的日常工作如果能在正確的基礎上進行，就會取得成果。今後的歲月可以是碩果累累的。任務是艱鉅的，但從長遠來看，機會也是無限的。向前，直到在英國建立起革命的趨勢來。
1950年9月/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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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編者註：當時第四國際英國支部內的“國家資本主義”派是圍繞在克里夫（Tony Cliff）並認為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而不是工人國家或計劃經濟的派系。此派係後來成立了當今的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以及國際社會主義傾向（International Socialist Tendency）。
[2]編者註：“迪恩家族”指活躍成員以及兄弟吉米·迪恩（Jimmy Deane）和亞瑟·迪恩（Arthur Deane）。兩人在當時支持格蘭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