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当局清算所有反对势力

日前，香港47名被当局指控“颠覆国家政权”而被捕的反对派政治人物出庭受审。这些拘捕浪潮是自去年夏天香港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实施中共政权对港强加的新国安全之後发生的。显然，这是当局镇压自2019年爆发的香港群众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只有进行阶级分析，才能帮助我们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和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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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遭大规模逮捕

这47人於今年1月6日被捕的原因，是他们参加了去年7月泛民主派政党联合组织的初选。泛民派系由各种政治倾向的大杂烩组成，但他们普遍都支持两年前爆发的“反送中”运动。反送中抗争在其高峰期吸引了200多万人走上香港街头示威，以争取更多民主权利。泛民各党虽然本身不是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但他们希望组织一次内部初选，在当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中产生一个统一的候选人名单，对抗亲北京的政客。

当时初选的提倡者认为，这一策略有可能让反北京的政客在立法会中赢得多数席位，从而自体制内向香港特区政府和北京施压，迫使後者对运动的要求作出让步。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期望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在2019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中，尽管街头运动已经减弱了一段时间，但泛民还是历史性地对亲北京建制派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如果泛民阵营凭借团结一致的阵容，而不是被几个小党派瓜分选票，是真正有机会控制立法会的。而立法会掌握着几个关键性的权力，如批准预算案和弹劾行政长官。

但在这个初选开办之际，中共政权通过其香港中联办立即喊话，声称初选将“破坏选举公平”，并指责反对派密谋“控制立法会丶否决财政预算案丶瘫痪特区政府丶全面“揽炒”香港丶颠覆国家政权”。最後一条罪状已被新的《国安法》定为严重刑事罪。虽然初选仍然在去年7月召开，但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为首港府却宣布初选不合法，而所有参与初选的人都要承担违反《国安法》的责任。立法会选举随後在9月被港府推迟一年。当局遂在今年1月大规模逮捕所有参与初选的候选人，於本月首次开庭受审。

控方对被告的指控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中联办对初选的谴责，即初选是泛民派的阴谋，旨在夺下立法会多数席次，并其後着手颠覆国家政权。尽管香港的《基本法》和任何的资产阶级民主原则都普遍认为制衡行政部门是民选议会本来就有的权利，但这一简单的事实却被忽视了。当局的讯息很清楚：立法会在香港社会上唯一的角色就是作当权者的橡皮图章。

更为可耻的是，控方庭上申请将案押至5月31日再讯，因为警方需要更多时间调查被告，但同时要求法庭拒绝被告保释申请。这是在公然宣布，国家可以在事先没有充分调查的情况下可以逮捕并拘留任何人数月之久。

资本专政

这些搜捕行动是中共剥夺香港人本已经有限的民主权利的一部分。自新《国安法》实施以来，当局对普通民众的言论和集会自由进行了更广泛的镇压。任何提出跟反送中运动有关的抗议口号的人都会直接取缔，但即使是举起白纸抗议言论审查的人也被逮捕。

北京对香港内部异议人士的日益不容忍，反映出北京担心香港的运动会对中国大陆的工人阶级本身产生影响。尽管习近平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国家经济也从新冠疫情中得到相对良好的复苏，但资本主义的矛盾依然存在，阶级矛盾也在稳步上升。一方面，国家忙於试图控制日益严重的债务问题和个别资本家破坏整个体制稳定的风险。另一方面，对国家和资本主义体制的不满情绪仍然通过各种事件在网路上爆发，而与资本家抗争而被镇压的工运者，转而受到惯犯关注的案件仍层出不穷。在执笔之际，最新一次的事件是一名送餐骑士互助网的领袖遭到逮捕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无法允许香港人保留言论自由和集会的权利，以产生另一场像两年前那样的群众运动，并为运动向中国大陆境内蔓延创造可能。

另一个因素是香港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香港的资产阶级曾经在促进外国（特别是西方）资本进入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内各地普遍复辟。在这种身份下，香港资产阶级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被赋予了该城内部广泛的自治权。让香港资产阶级和西方帝国主义在香港事务中保佑重要的影响力，是中共确保他们保持对中投资的措施。

今天，总体情势已大不相同。美帝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的地位已经被中国所取代。香港从中国的资本来源变成了中国资本的恳求者。香港现在是中国IPO上市和中国投资者进行股票交易的热门目的地。据《南华早报》报道，截至2021年1月底，在全港2545家上市公司中，中国企业占52%，市值占81%，交易量占90%。热衷於在规避中共监管的中国股民也急於在港股券商开户，最近几个月花费数十亿从香港买入股票。为了供应中国客户对香港金融服务的这一巨大需求，在香港经营的中国投资银行家数量有望超过国际投资银行家。

列宁曾解释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力量平衡的变化终究会导致政治力量平衡的变化。西方国家和香港各资产阶级的在香港的利益，已经无法超越中共稳定自己政权的需要。2019年的群众运动加速了这一进程。中共不再能相信香港内部的传统资产阶级势力能够控制群众。中共需要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来维持其疆域的统治。

这就是为什麽他们不介意撕掉香港特区的“民主”面具，因为香港特区从来没有为劳动群众提供充分的民主权利。中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今年2月22日的一场演说中，宣称要制定“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以取代这个假像。这个“原则”规定，只有中国的爱国者才有权利参与治港。对於这种爱国主义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夏宝龙说得很具体：

“爱国者必然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国家不是抽像的，爱国也不是抽像的，爱国就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香港基本法的母法。宪法第1条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除了关於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赤裸裸谎言外，中共发出的信息很明确：今後只有忠於中共统治的人，才可以在香港参政。为了落实这一点，港澳办於2月底在深圳召开了两次会议，制定了全面修改香港选举法的具体内容。这些建议有可能在本月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获得批准，然後由人大将其强加於香港。

需要吸取的教训

只要中共政权和中国资本主义还存在，对港人异议和民主权利的打压就会继续。马克思主义者捍卫所有工人和青年的民主权利。但获得民主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革命的手段。

激发了数以百万计的人走上街头的宏大反送中运动，当时当然具有巨大的潜力。事实上，一部分普通参与者确实有呼吁发动政治性总罢工，因为他们意识到仅靠和平抗议是无法迫使政府让步的，他们也对总罢工进行了一些尝试。然而，由於罢工没有实现，斗争也没有进展，运动进入了僵局，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落。在事件的高峰期，群众被动员起来走上街头，中共和林郑月娥无法对运动进行正面镇压。面对群众的力量，他们无能为力。只有当街头的抗议活动开始减少，加上病毒疫情，政权才得以镇压抗争者。

但是，运动的领导人并没有提出动员工人阶级的前瞻。相反，他们把运动的要求仅仅局限於自由民主的问题，而不是社会和经济问题。这本来可以吸引更多的工人和青年加入到运动中来，对抗使他们生活在悲惨和衰败条件下的体制。再者，为了保持对运动的控制，他们拒绝用民主的阶级委员会来组织运动，以便有效地组织大罢工等大型集体动作。相反，他们维持了一个由非民选的知名自由派人物主导的无定型丶无领导的结构。

最後，他们保持着狭隘的以香港为中心的观点，拒绝向中国大陆的工人和青年发出呼声，因为他们也在遭受同样的独裁者统治的类似情况。在此基础上，这场运动本可以连接起来，并蔓延到中国，对北京造成决定性的打击。

反之，主导这场运动的自由派公众人物却向美帝国主义寻求帮助。请求川普来“捍卫民主”如今在任何地方大概都会被一笑置之，但这种行为在当时造成的最直接结果是使中国群众与香港群众之间产生了深深的隔阂，从而孤立了後者。

运动中的工运和左派领袖当时应该要明确与运动内同鼓吹反动策略的自由派划清界线，为工人和青年提出政治选择，将斗争进行到底。在一月被捕的众多人士中，包括香港职工盟主席吴敏儿和左派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我们全力反对他们受到的任何打压，并要求当局立即释放并恢复他们的民主权利。但是，我们必须坦然指出，在运动高峰期间，如果有拥有类似於他们的位置和地位的人采取了上述措施，今天的现实就会大不相同。

虽然近年来战斗的结果不尽人意，但战争仍未结束，香港群众并没有被近期的发展所吓倒。香港各地对建制派和中共政权的怨恨依然存在，最先进阶层的抗议者已经得出重要结论。许多人甚至投身於工会组织运动中，为下一阶段的反政权斗争做准备。他们开始看到了纯粹抽像的民主诉求的局限性。

这些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重要第一步。我们目前正在目睹这香港运动内部阶级分化的过程。透过过去几年的惨痛经验，群众逐渐醒悟到自己的利益和运动顶层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利益之间的差距是如何巨大。现在需要的是把这些发展与建立一个有革命社会主义领导的工人政党的思想连结起来，得以使香港的工人和青年与中国大陆的劳工阶级兄弟姐妹联手。这样的运动将能够真正威胁到中国资本主义和中共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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