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斯大林在全苏联范围内，再次将同性恋刑罪化。此后任何牵涉到同性性行为的人，都将被判处三至五年徒刑。然而，在俄国革命的初期，同性恋已被合法化，虽然1934年后共产党的官方文献中，对此鲜有提及。今天的斯大林主义者，那些崇拜其政权的人，需要对此作出解释。
译者：阿椎
本文发布于RCI（革命共产国际）官方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
1922年，同性性行为在革命的苏维埃俄国是合法的，这使俄国在这一议题上，成为全世界最进步的国家之一。当时在英国和美国，同性恋者仍遭受羁押，但是在俄国，男同志可以公开地和伴侣生活在一起。1967年英国有条件地合法了同性性行为，完全的合法要等到2000年！1962年前美国所有州都认定同性性行为是一项罪名，将被惩以监禁等处罚，在爱达荷州甚至判过一次无期徒刑。
1962年，伊利诺伊州成为首个将同性合意性爱除罪的州，但到了2003年同性性行为才最终在全美范围内除罪。西班牙在佛朗哥极右政权垮台后，于1979年完成了同性恋去罪化，加拿大和西德1969年，澳大利亚和芬兰1971年，挪威1972年，爱尔兰1993年。
笔者正在撰写一系列文章，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如何将同性恋除罪化，随后同性性行为如何被看待的历史，而当俄国革命走向官僚化，又是如何将同志们赢得的自由慢慢吞噬，最终于1934年再次走向刑罪化，然而本文暂不讨论这些细节。
1930年代，苏联将同性恋刑罪化后，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体制的国家中，弥漫着恐同的氛围，同性恋在东欧、中国和古巴相继刑罪化，这种状况一直到平权运动再次兴起，尤其是1968年时。
然而情况也并不必然是如此。德国共产党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前一直积极于同志平权解放，看到希特勒的30年代反同法令也被斯大林所接受，是德国共产党员们无法想象的。
如同希特勒，斯大林在1930年代也开始实行反同政策。//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回顾20年代，沙俄时期的旧价值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家庭法从男性主导的家庭关系，修改为两性平等，包含男女平等、简化离婚、堕胎合法等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同性恋也被合法化了。
在苏维埃社会早期有两种趋势，一种是革命性的，致力于社会结构的激进变革，但在此之下也涌动着一股保守主义的暗流，旧社会的残余势力与官僚阶层的小资产阶级属性开始显现出来。
人们尝试建立公共的厨房、住宅、洗衣房，提供免费的日托所和其他措施，来使妇女的生活便利化。但是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局限性让这一切没有资源长期维持下去。
将革命孤立于一个落后国家，便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保守势力最终会占据主导，传统价值会回归。我们不要忘记了，国家的官僚队伍，依然被小资产阶级所掌握。一旦革命被完全地孤立，发动世界革命以援助苏维埃工人的希望，也就此破灭，并在百万苏联人民的意识中逐渐淡去。
这样的环境中，你会观察到，不同观点之间，连互相辩论的能力也消失了。早期的媒体尚有真正的辩论，完全对立的思想可以表达出来，艺术与文学领域也是如此。但同时，在苏维埃早期也有这一种阶层，他们是平庸且无足轻重的人，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马屁精和应声虫。这类人只想做完美的党内活动家，永远秉持“正确路线”。然而，这条路线并不是如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时那样，通过公开辩论所达到，而是靠死记硬背和自上而下地传达。
这种氛围下，渗入官僚队伍的保守思想，变成唯一可接受的观点。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经过几年形成的过程。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保守主义得到释放。
同志族群当然受到了巨大影响，在1934年真正的刑罪化来临之前，斯大林政权已经让很多同志们的生活不好过了。
库兹明的命运
这一过程可从一位重要人物的命运中看出来。米哈伊尔·库兹明（Mikhail Kuzmin），俄国著名诗人、作家，公开的同性恋，在革命前就写了大量作品。他最著名的小说是发表于1906年的《羽翼》，它写了一个青年男子，如何发觉自己对同性的爱慕倾向。革命爆发后，库兹明热情地欢迎了革命，并和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等作家一道，成为了彼得格勒艺术家联合会主席团的成员。
俄国公开同志作家库兹明后来由于他的性倾向而遭迫害。//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但从1928年开始，他的自由度减少了。那年他最后一次在艺术史学院作公开的朗诵，尽管这场活动获得了许可，却不允许张贴广告，也仅限受邀请的人参加。纵然有这些镇压活动的企图，当天晚上的观众席却座无虚席，许多人站在走道上，或坐在台阶上，这其中便有许多同性恋者。
1929年，库兹明发表了一部重要的作品《鳟鱼破冰》，一部关于同性爱恋的诗集。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发表，之后他的作品再也没在苏联出版过，但这并不是库兹明受迫害的结束。
1931年他的公寓遭到了安全警察的搜查，在警察突袭之前，他的爱人Yuri Yurkun已经受到来自国家政治保卫局（GPU，格别乌）的压力，以警告库兹明。1933年库兹明将自己的日记卖给国家文学博物馆，馆内领导层之一的布鲁耶维奇遭到质询，问他为什么要购入这样“不正常的垃圾”，紧接着就开始了博物馆内部的人事清洗。这些都发生在1934年对同性恋的重新入罪到来之前。
库兹明“幸运地”自然死亡于1936年，他的爱人却没有这么走运。1938年Yuri Yurkun被逮捕，在七个月的审讯之后被判以反革命罪。
库兹明于1906年出版的著作《羽翼》叙述了一名俄国青少年探索自己同性恋倾向的故事。//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34年同性恋重新入罪
正是这种背景中，对同性恋的严打开始了。如我们在库兹明的案例中看到的，这早就发生于正式的同性恋入罪之前。但从1933年开始，严打的势头增强。是年夏天，130位男同志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警察突袭中被捕，这类抓捕一直持续到1934年。因为当时没有针对同性恋的法律禁令，他们被指控以其他罪名，通常是“反革命”。一位亲历者说，同性恋聚会常被冠以“反革命”“托派分子”甚至“希特勒信徒”的名号。
1933年9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也就是秘密警察的总长G.G.雅戈达，提出重新将同性恋入刑。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坚称，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有必要立法打击同性恋。他视同性恋为反革命间谍网络的一部分，斯大林对此反应非常敏感，将这封信转交给了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并批注道，“歹徒必须严惩，并配以指导性法令。”
档案显示，在这一批注下方还有两项表示认可的批注，“正确！”落款为卡冈诺维奇，“诚然。很有必要。”落款为莫洛托夫[1]。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在当时还只是平庸之辈，毫无疑虑地执行着斯大林的命令。假如当时二人有些许疑虑，他日必遭政敌狙击。然而，不像其他老布尔什维克，他们活得很长寿！
雅戈达（左二）。//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雅戈达随即于1933年12月13日开始起草法案，几天后的12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草案。第二天，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2]一字不差地采纳了这份草案，它将在所有成员国中实施。1934年3月7日这份草案正式成为苏联法律，接着于4月1成为苏俄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法律。在后来的程序中，一些条文有所修改，但至此以后，被抓到与同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将被逮捕并判以3-5年监禁。接下来的几年里，数以千计的同性恋者被关进斯大林的监狱和劳改营。
英国共产主义者哈利·怀特（Harry Whyte）的案例
在苏联1934年的刑罪化之前，欧洲的共产党积极倡导着同志解放，特别是在德国，出现了强有力的同志权益运动，后来被希特勒血腥镇压，许多同志被关进集中营。讽刺的是，斯大林引用德国和纳粹的例子，将同性恋贬低为一种资产阶级腐败，可与此同时，在这一议题上，希特勒正与斯大林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
欧洲的共产党对苏联的这一转向感到忧心，斯大林很难克服这种疑虑。其中一个例子来自一位在《莫斯科日报》工作的英国共产党员哈利·怀特。听闻新法律出台后，他写信质疑斯大林及其行为的正当性（信的原文见《同性恋可以是共产主义者吗》）。怀特和他的俄籍同性伴侣住在莫斯科，这封信中，他指出新法律抹杀了革命带来的一切成功。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哈利·怀特曾以为只有确实加入反革命行动中的同性恋者会被起诉，但很快他发现，新法律针对的是所有同性恋者。
斯大林收下了怀特的信并加上自己的批注：“白痴。腐化分子。”明显是在说来信者。虽然他将信收入档案中，但同志共产主义者们的抗议活动让斯大林警惕起来，他需要一场宣传运动来肃清公共意见。斯大林找到了一位比他自己更好的笔杆子——马克西姆·高尔基。此时1934年5月，高尔基刚写了一篇文章《无产阶级人文主义》发表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这是一篇近乎狂热的恐同文章，文中高尔基认为同性恋一种西方资产阶级的疾病，甚至使用了“道德沦丧的法西斯影响”这样的字眼，并高举起口号“消灭同性恋—法西斯才会消失”。
尼古拉·基里连科的明示“所有同性恋都是罪犯”
尽管如此，像雅戈达所设想的那样严格地推行新法律还是遇到了困难。无论是在医学上还是司法上，15年来同性恋的合法存在深深影响了他们。医生，精神病专家和法官们已经习惯了同性恋的合法。甚至有些人拒绝相信这样一部法律会通过。因此在这一层面上，他们本能地倾向于同情同性恋者。
基里连科，时任司法委员会的人民检察长，在1936年时感到了“解释新法真正本质的必要性”，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他提出，同性恋是阶级敌人和罪犯。在提到革命后对同性恋的去罪化时，他解释道，当时立法机关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将同性恋认定为疾病而不是罪行。
值得引用一段他的演讲，让我们一窥官僚阶层的恐同到了多么丧心病狂的地步：
“在我们这种由工人决定正常性关系的环境中，工人们依照健康的原则建立起他们的社会，我们不需要这种小绅士。否则谁将在国家事务中主导我们？工人吗？不！是那些去阶级化的乌合之众。[大厅里响起欢快的呼声，笑声]去阶级化的乌合之众，既是社会渣滓，也是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掌声]他们不知道该转向哪条路，[笑声]所以他们转向......恋童癖。”（引自《革命苏俄的同志情欲》，作者丹·希利，Dan Healy）
通过这场演讲，基里连科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所有同性恋都是罪犯。在大清洗和审判作秀的年代里，对同性恋者的镇压是严酷的，也被用来打击政敌。当根除所有潜在异见者的任务确立后，这条法律以入狱、劳改营、酷刑、招供和处决的方式，持续作用着，虽然它看上去没有那么激烈了。
重新刑罪化同性关系并没有雅戈达希望地那么容易。//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但是，斯大林会发现，同性恋者是除不尽的。随后对同性恋者的一系列审判揭示了这一时期，一种同性恋亚文化的持续存在，男同性恋们有固定的聚会场所，光顾频繁。尽管持偏见的官僚队伍一直在利用法律打击同性恋，在另一项判决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性间的性行为仍然是出于纯粹的情感、爱与，关怀。法官们无法理解这一自然人性，而将其解释为某一方偏“女性化”，另一方偏“男性化”的病态人格。
被斯大林官僚迫害的同性恋者。//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去斯大林化”和同志族群的困境
对同性恋者的镇压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后，上千同性恋者被关进斯大林的监狱和古拉格。当斯大林去世时，他们同两百万人民一起关押在劳改营中。斯大林死后，苏联当局希望减少古拉格中的人数，对大部分在押者进行赦免，这其中不包括同性恋人群，因为他们仍被视为罪犯。
事实上，尽管苏联当局修正了一些斯大林恐怖中最恶劣的一面，对同性关系的镇压反而增强了。矛盾的是，男女区隔的监狱和劳改营中，同性恋爱不减反增。看来，苏联当局不愿意释放这些古拉格囚犯的一个原因是，害怕他们将“腐败的”同性恋影响传播给社会大众！
女同性恋的命运并没有多好，只有更糟。许多女同志被当做政治犯来对待，被宣称患有精神疾病，并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即强制服药。
同性恋最终除罪化在1993年4月，1996年的新刑法草案确认了这一点。当时的背景是新政权希望打破旧有斯大林体制，官僚集团开始拥抱资本主义，摒弃计划经济。虽然同性关系在形式上合法了，现实生活中的同志们却在当代俄罗斯步履维艰。大众始终相信着，同性恋是俄罗斯社会中的外来生物，男女同性恋距离布尔什维克们在十月革命后达成的自由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斯大林的遗产依然是造成现今俄罗斯LGBT族群骇人听闻处境的一个因素。
上千名同性恋者在古拉格内劳改到死。//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在苏维埃法律刑罪化同志的59年里，究竟有多少同性恋者遭受了审判和监禁的屈辱？计算这一数量十分困难，有人声称，最多有25万男同志被判决有罪，但更晚近的统计显示，真实数据大概在6千人左右。1960-1970年代，被判有同性性行为的男性数量反而增长了，在1977-78年达到顶峰，这两年里各有超过1300名男同志遭到判刑。
其他斯大林主义的国家
早在1933-34年，如我们所见，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度站在同志解放的立场上。苏联之外第二大的共产党——德国共产党，就曾是如此。在苏联重新将同性恋入罪后，这一情况急转直下。
无需惊讶，因为共产国际及各国支部，已不像前四届世界大会时那样有生机，且具革命性的了。阅读前四次大会的演讲、决议和声明，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辩论，来自不同国家代表间的异议观点互相交锋，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方式是辩论与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各国委员们。
随着苏联内部官僚主义的兴起这一切都改变了，斯大林的处事方式是背着人民群众，由几个权力中心私下协商，他的特色是诽谤和谣言，比起政治辩论，他更擅长组织猎巫，斯大林的崛起同样也是小官僚集团和保守观点的崛起。
在第三国际不断扩张的恐同情结下，以及随后东欧国家纷纷效仿苏联的官僚化模式，一种敌视同志的环境渐渐成型，同性恋被大多共产党官方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腐化行为。这对LGBT反抗压迫的斗争有相当负面的影响，并消解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几十年来的LGBT运动成果。
波兰是唯一例外，1932年的波兰旧刑法已将基于同意的同性性行为除罪化，并延续到二战后的斯大林体制中。但是在东欧阵营的其它国家中，同性恋被视作犯罪行为。很多年后一些国家才开始解禁这一条，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于1962年将同性性行为除罪，保加利亚和东德于1968年，除了罗马尼亚直到1996年才作出这一举动，在斯大林体制解体数年后。罗马尼亚的反同法律尤为严苛，最高达10年监禁。
在南斯拉夫共和国，这里不是苏联的卫星国，每一个加盟邦有立法自治权。克罗地亚，黑山和斯洛文尼亚在1977年实行同性恋除罪化，而其它邦直到南斯拉夫解体后才实现。阿尔巴尼亚，这个极端独裁政体，1977年将同性恋部分除罪，完全除罪直到1995年才实现，在霍查去世、斯大林体制崩溃的几年后。
古巴在卡斯特罗上台后，同样也在苏联的影响下将同性性行为入罪。古巴革命后的短暂时期，许多同性倾向的杰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对新政权抱有同情，期许它能实现社会公正，解放同志族群。但几年后这些都改变了，官方大力打击同性性行为，许多同性恋者遭到监禁。至1970年代中期开始有些许宽容，1979年同性性行为成为合法。
古巴政府也同样打压同志人士，但当局后来对此的态度有显著好转。//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毛主义政权下的中国格外有趣，因为中国历史上在早期文明时代，已形成接纳同性恋的传统，没人可以说同性恋在中国社会毫无立足之地。直到晚近时期这一情况才被改变。1949年革命之后，中国也盛行着与苏联一样的恐同氛围。毛主义中国接受了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将同性恋逮捕投入监牢。在1960年代文革期间，同性恋者被公开羞辱，判以长期刑狱。这一情况持续于毛统治的整个时期，1997年同性性行为才去罪化，在毛泽东去世20多年后。直到2001年同性恋一直被视为精神疾病，官方对待同性性行为的态度仍然是“不正常”。
越南十分特殊，没有记录显示同性性行为被入罪，这不代表官方对同志态度友好。同性恋常被塑造为社会恶魔，曾有人提倡将同性性行为入罪，但没有付出实践。
今天的斯大林主义者和毛主义者必须给出回答
如我们所见，大部分斯大林体制国家在二战后将同性恋入罪，或在新刑法中继承了反同的旧条令，其中大部分又在1960至1980年代逐渐去罪化，与西方呈现同样的过程。人们可以断言，他们与英国或美国并没差，但这样的评价误解了一个关键点。
在1922年，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时期，苏联尚且还是个健康的工人国家，官僚化的堕落尚处在萌芽时期，在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下同志得到了除罪，将苏联置于国际先锋之位，远远超过大多数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整整15年同志族群免于法律干涉，男女同性恋者未曾遭受逮捕与刑监。
毛泽东在中国禁止同性关系。//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今天还有很多斯大林的信徒们，公开的强硬斯大林派奉其政权为圭臬。毛派视毛泽东为偶像，宣称斯大林是同路人，仅仅谴责斯大林死后的苏联。他们引用“持久战”等理论，奉行毛泽东的长征模式，试图运用到如今的现代城市化条件中。这种策略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扰，过去它在拉丁美洲这样的高度城市化地区被付诸实践，导致了城市游击队等战争形态，完全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隔绝开来，并在群众阶级斗争中扮演着负面的角色。
同样的毛派话术，展望未来政体时，提出要“讨论自由，行动一致”，他们甚至宣称这来自毛泽东[3]!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的治下，宣称他们有讨论的自由，是完全脱离历史事实的。他们还提出一个“作为先锋队的党”，其选出的代表是可以被人民撤换的，我不由得再问一次，这一基本的民主权利何时在斯大林的俄国和毛时代中国实现过？这一切不过是庞大官僚政权的自我辩解罢了。它拒绝承认历史事实，却没有妨碍某些斯大林派，尤其是晚近的毛派们，去沾身份政治的光，提倡些“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之类的理论。在做这一切的同时，他们对于自身的过去非常不诚实，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时代，如果你是同性恋，更不要说跨性别了，你将遭受恐怖对待、被羞辱甚至牢狱之灾。
其他的前斯大林派人士已经放弃假装成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迈向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拥抱那些分化受压迫群体的思想，而不是团结这些族群。讽刺的是，以前这些人可能为斯大林极权辩护，现在他们裹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臭皮囊，对过去的传统宁愿缄默。
今天那些拥抱资产阶级“交叉性”理论的斯大林主义者们掩盖了自己流派在历史上打压LGBT人士的传统。//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那些认同自己是斯派或毛派的，但是又参与LGBT运动的人，必须解释他们为什么认可这种思想，这种思想产生于特权官僚阶层，破坏了大量工农在1917年赢得的权利。他们必须解释，为什么他们奉为真·共产主义的官僚主义，会扭转1922年已将同性恋除罪的法律，这在“建设共产主义”中到底算什么？
他们无法给出解释，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官僚主义篡夺政治权力，破坏了布尔什维克所为之奋斗的一切。他们无法接受，这导致了诸多旧沙皇阶级社会偏见复辟的事实，其中很多基本的权利丧失了，例如妇女堕胎权，同志群体被再次降格为罪犯。
另一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会尽力纠正历史记录。其中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揭示十月革命在同志解放中达成的成就，以及斯大林的堕落是如何消减这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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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作者注：以下是笔者主要参考的著作与文章，也是在本文中撰写的很多事实的来源。这些文献都很有趣，但他们的共同弱点是缺乏对官僚化过程的理解。官僚化使布尔什维克政权，从源于工人力量转变为摧毁工人力量。“布尔什维克”这个词，在这些文献中通常用来指代整个时期，而不区分1920年代早期的党和政府，和后期斯大林极权下的官僚政权。
著作:
Homosexual Desire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by Dan Heale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Sexual Revolution in Bolshevik Russia, by Gregory Carlet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5
Gay Men and the Sexual History of the Political Left, edited by Gert Hekma, Harry Oosterhuis and James Steakley, Harrington Park Press, 1995
Articles:
Can a homosexual be a communist? Harry Whyte’s letter to Stalin, 1934
Was Homosexuality Illegal in Communist Europe? By Lukasz Szulc, 24 October 2017
China: Information on treatment of homosexuals, published by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1 March 2001
A History Of Homosexuality In China by Hayden Blain, Updated: 2 November 2016
Mikhail Kuzmin’s short novel, Wings, is also available in English, published by Hesperus Press Limited in 2007
[1] 译者注：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参与领导斯大林的大清洗行动
[2] 译者注：1922年到1936年间苏联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3] 译者注：实际上是列宁在1906年5月《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论述，见《列宁全集》第二版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