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艾伦·伍兹的这篇最初写于20年前的文章，纵观了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社会的发展。在后现代写作中，历史似乎是一连串本质上毫无意义、无法解释的随机事件或意外。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内部清晰的发展规律，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最早时期。对这些基本规律的理解，对任何对改变世界有浓厚兴趣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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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美国汽车大亨亨利·福特（Henry Ford）曾说过“历史就是废话”（“History is bunk”）。对于那些不熟悉错综复杂的美国俚语的人来说，bunk这个词意味着废话——而废话意味着没有意义的东西。这条并不优雅的短语充分表达了近年来已经聚集起来的一种观点。福特汽车公司著名的创始人进一步完善了他对历史的定义，将其描述为“只是一个又一个该死的事件”。诚然，这是看待历史的一种方式。
同样的想法被后现代主义热潮的支持者表达得较为优雅（但也同样错误），有些人似乎将其视为有效的哲学。实际上，这个想法并不新鲜。很久以前，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即《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作者就表达了这一观点。用吉本的一句名言来说，历史“单纯是人类的犯罪、愚蠢和不幸的记录”。(吉本，第一卷，P. 69)
历史在这里被看作是一连串的随机事件或意外，本质上毫无意义，无法解释。它不受任何我们可以理解的规律所支配。因此，试图理解它将是一项毫无意义的工作。这种论调的一个变种是现在在一些学术界非常流行的观点，即社会发展和文化的高级和低级形式是不存在的。他们声称不存在“进步”这种东西，他们认为这是19世纪时被维多利亚自由主义者、费边社会主义者和卡尔·马克思所推广而遗留下来的老式观念。
这种对历史进步的否定是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衰退阶段的心理特征。它忠实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进步确实已经达到了极限，并有可能出现倒车。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代表很自然地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此外，他们本质上也无法认识到这一点。列宁曾经说过，一个在悬崖边上的人是不讲道理的。然而，他们朦胧地意识到了真实的情况，并试图通过完全否认进步的可能性来为他们的体制的僵局找到某种理由。
这种想法已经深入到意识中，甚至被带到了非人类进化的领域。甚至像曾提出了辩证性的“间断平衡论“并改变了人们对进化观点的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如此杰出的生物学家也认为，在进化过程视为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展是错误的，因此必须将微生物置于与人类相同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生物都是相关的（人类基因组已经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正确的。人不是全能者的特殊创造，而是进化的产物。将进化视为一种宏伟的设计也是不正确的，其目的是创造像我们这样的生命（目的论——来自希腊语的telos，意思是目的）。然而，在拒绝一个不正确的想法时，没有必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导致新的错误。
这不是一个接受某种与神的干预或目的论有关的预设计划的问题，但很明显，自然界固有的进化法则事实上决定了从简单的生命形式发展到更复杂的形式。最早的生命形式已经包含了所有未来发展的雏形。我们无须求助于任何预设的计划，就可以解释眼睛、腿和其他器官的发展。在某个阶段，我们得到了中枢神经系统和大脑的发展。最后，随着智人的出现，我们到达了人类的意识。物质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从无机物发展出有机物（生命）以来，没有比这更重要的革命了。
为了取悦我们的批评者，我们也许应该加上从我们的观点出发这句前提。无疑，如果微生物能够有一个观点，它们可能会提出严重的反对意见。但我们是人，必须通过人的眼睛看问题。而且我们确实断言，进化实际上代表了简单的生命形式向更复杂、更多变的生命形式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从低级生命形式向高级生命形式的进步。反对这样的表述似乎有点毫无意义，不是科学的，而只是学究的。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冒犯微生物，毕竟它们存在的时间比我们长得多，而且如果资本主义体制没有被推翻，它们可能还会笑到我们灭绝以后。
文化与帝国主义
如果为了不冒犯微生物和其他物种，我们就不被允许提及较高和较低的生命形式的话，那么我们更不被最新的“时尚论点”允许断言野蛮人代表了比奴隶制更低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形式——更不用说资本主义。辩称野蛮人拥有自己的文化等于什么也没说。从第一批人类生产石器开始，说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文化是正确的。这些文化直到最近才得到充分的重视，这当然是事实。资产阶级总是倾向于夸大某些文化的成就，诋毁其他文化。这背后是那些试图奴役、统治和剥削其他民族的人的既得利益，并将这种压迫和剥削掩盖在文化优越性的虚伪外衣之下。
在这面旗帜下，西班牙北部的基督徒（顺便说一下，是野蛮的哥特人的真正后裔）摧毁了灌溉系统和伊斯兰教的Al-Andaluz的美妙文化，并继续摧毁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丰富而繁荣的文化。在同一旗帜下，英国、法国和荷兰殖民主义者系统地奴役了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人民。他们并不满足于将这些民族沦为最恶劣的奴隶，他们不仅被剥夺了他们的土地，还被剥夺了他们的灵魂。基督教传教士完成了由士兵和奴隶主开始的工作，剥夺了人民的文化特性。
所有这些都是事实，而我们有必要以应有的尊重和爱戴来对待每个民族的文化。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民族，都为人类文化的伟大宝库增添了一些东西，这是我们的集体遗产。但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好？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能断言，在最早的石斧（其中一些显示了非凡的审美意识）和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之间，看不出有任何艺术上的进步？换句话说：难道我们就不能谈论人类历史的进步了吗？
在逻辑学中，有一种众所周知的方法，即通过将论证进行到极致而将其降低到荒谬的程度。我们在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某些现代趋势中看到了类似的东西。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资本主义下的科学越是接近研究社会就越是不科学。所谓的社会科学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科学，而是掩盖不住的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企图，或者至少是诋毁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两者其实都是一回事）。诚然，过去所谓的人类学家竭力通过诋毁落后种族的文化来为奴役他们辩护。但现在，当某些学校试图把棍子弯到另一边的时候，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帝国主义故意淡化甚至否认非洲、亚洲等地的“落后民族”的文化，这是非常正确的。英国亲帝国主义的诗人吉卜林（Kipling）（《丛林之书》（The Jungle Book）的作者）称他们为“没有法律的低等品种”。这种文化帝国主义无疑是试图正当化数百万人的殖民奴役的辩解。同样，过去所有最野蛮和不人道的行为，与我们所谓的“文明”资本主义体制及其对应的帝国主义对人类造成的恐怖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
一个可怕的悖论是，人类越是发展其生产能力，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越是惊人，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的痛苦、饥饿、压迫和苦难就越大。这一事实甚至被现行制度的支持者所承认。但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纠正它。他们也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拒绝承认，人类社会目前所处的僵局的原因正是他们所捍卫的制度。但是，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拒绝得出必要的结论。许多自认为是左翼和激进派的人也是如此。例如，有一些善意的人坚持认为，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是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如果我们回到前资本主义的生存模式，那将是一件好事
正如生命的进化有其固有的规律可以解释，并且首先由达尔文，而在最近的时代，由遗传学研究的快速发展解释。同理，人类社会的进化有其固有的规律，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得到解释。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历史有着非常片面的看法，他们认为历史是一种胜利的征程，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朝上进步和启蒙的征程——当然是由英国资本主义领导的。这种想法也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提供了便利的理由。“文明”的英国人带着《圣经》（还有一些战舰、大炮和火枪）前往印度和非洲，向无知的当地人介绍西方文化的美好。那些对英国（还有比利时、荷兰、法国和德国）文化的精髓缺乏热情的人，很快就被子弹和刺刀“教育”了。
如今，资产阶级的心态完全不同。面对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全球危机的证据，他们陷入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悲观主义和恐惧的情绪。关于人类进步的必然性的老歌似乎与这个时代的严酷现实很不相称。“进步”这个词本身就唤起了一种愤世嫉俗的讥讽。这并不是偶然的。人们开始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进步确实已经完全停止了。但这仅仅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僵局，它早已耗尽了其进步的潜力，成为人类进步道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在这个程度上——也只有在这个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世界是没有进步可言的。
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种趋势。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前的漫长衰落时期，在许多人看来，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这种想法在基督教中特别强烈，它构成了《启示录》（天启）的全部内容。人们真的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事实上，即将结束的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制度——奴隶制，它已经达到了极限，无法像过去那样发展生产力。
类似的现象在中世纪晚期也可以看到，当时流行着同样的想法：世界末日。大量的人加入了苦行遍欧洲的鞭笞教派，鞭打和折磨自己以赎回人类的罪过，为审判日做准备。在这里，即将结束的不是世界，而是已经失去作用的封建制度，并最终被崛起的资产阶级所推翻。
然而，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形式已经超过了它的历史作用，成为人类进步的反动障碍，这并不意味着进步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它并不意味着过去没有进步（包括在资本主义下），也不意味着未来不能有进步——一旦资本主义被废除。因此，一个乍看起来非常合理的想法，原来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变相的辩护，反对社会主义。对这种想法作出哪怕是最小的让步，都是放弃一贯的革命立场而陷入反动立场。
历史唯物主义
社会是不断变化的。历史试图对这些变化进行编目，并试图对其进行解释。但支配历史变化的规律是什么？这种规律是否存在？如果它们不存在，那么人类历史将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正如吉本和亨利·福特所认为的那样。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以这种方式对待历史。正如生命的进化有其固有的规律可以解释，并且首先由达尔文，而在最近的时代，由遗传学研究的快速发展解释。同理，人类社会的进化有其固有的规律，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得到解释。
那些否认任何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具有存在的人，总是从主观和道德主义的角度来对待历史。像吉本一样（但没有他的非凡才能），他们对无意义的暴力、“人对人的不人道”等等无休止的景象唉声叹气。取而代之的是科学的历史观，我们得到的是牧师的观点。然而，我们需要的不是道德说教，而是理性的洞察力。在孤立的事实之上，有必要分辨出广泛的趋势，从一个社会体系到另一个社会体系的过渡，并找出决定这些过渡的基本动力。
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应用于历史，可以立即看出，人类历史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此，我们有可能将其理解为一个过程。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兴衰，可以从它们发展生产资料的能力或能力方面得到科学的解释，从而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提高人类对自然的统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几百万年的发展代表着进步，但这从来都不是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们对进化有着庸俗和不辩证的看法）错误地想象的那样，以直线方式进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人类发展的最终来源是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得出一个科学的历史概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大多数人认为历史是一系列没有关联的事件，或者用一个哲学术语来说，是“偶然”。对此没有一般性的解释，历史没有内在的规律性。一旦人们接受了这个观点，历史事件的唯一动力就是个人的作用——“伟人”。换句话说，我们只剩下对历史进程的理想主义和主观主义观点。这就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尽管他们对现有的社会秩序有巨大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批评，但他们未能理解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只是一个“好主意”，因此可以在一千年前或明天早上都可能被构想到的东西。如果它在一千年前就被发明了，人类就可以免去很多麻烦了！
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解释道，从根本上说，所有人类的发展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将历史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因为科学的首要条件是，我们能够超越具体事物，得出一般规律。例如，早期的基督徒是共产主义者（尽管他们的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的，以消费而不是生产为基础）。他们早期的共产主义实验毫无结果，也不可能有结果，因为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允许发展真正的共产主义。
近来，在一些“左派”知识界，否认历史上存在进步也成为一种时尚。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倾向代表了对我前面提到的那种文化帝国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健康反应。一种人类文化被说成是和其他文化一样有效。通过这种方式，欧洲的进步知识分子觉得他或她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我们的祖先对前殖民地人民进行的系统性强奸和掠夺——当然，这种掠夺一直持续到今天，虽然有不同的伪装。
这些人的意图可能是值得称赞的，但他们的前提是完全错误的。首先，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数以百万计的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民来说，得知他们的古老文化现在被欧洲知识分子重新发现并受到后者的高度尊重，这是相当冷酷的安慰。现在需要的不是象征性的姿态和术语上的激进主义，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真正斗争。然而，为了使这场斗争取得成功，它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成功的先决条件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不懈的斗争。当然，有必要正本清源，与各种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偏见作斗争。但在与不正确的思想作斗争时，必须防止走得太远，因为正确的思想在被推到极端时就会变成它的反面。
人类历史不是一条不间断的进步线。在上升线的旁边，还有一条下降线。在历史上有一些时期，由于不同的原因，社会被抛在后面，进步被打断，文明和文化被破坏。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就是这种情况，这一时期至少在英语中被称为黑暗时代。最近，一些学者有一种改写历史的倾向，以便以更有利的方式介绍野蛮人。这不是“更科学”或“更客观”，而是简单的幼稚行为。
错误的命题法
最近，英国电视台第四频道开始了一个名为《野蛮人》的三段影集，由人类学家和《石器时代的失落文明》（Lost Civilisations of the Stone Age）一书的作者理查德·鲁德利（Richard Rudgley）主持。在观看了关于入侵不列颠群岛的日耳曼部落——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的系列节目的第二部分后，笔者已经能够对鲁德利的中心论点形成一个相当好的理解。他认为，他们留下了一个比他们所征服的社会更加文明的社会。鲁德利认为：“罗马帝国对奴隶制的依赖被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所取代，在这个社会中，工艺和手工艺技能受到鼓励和重视。”
人们普遍认为，罗马人留给英国的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后来被黑暗时代入侵的野蛮部落所残害。但鲁德利断言事实并非如此：“在我了解黑暗时代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所珍视的许多东西都有其根源——不是罗马文明，而是野蛮人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的世界。”
鲁德利得到了一份惊人的发现：撒克逊人知道如何造船——而且是快速的船。他认为，野蛮人给这些海岸带来了真正巨大的才能和工艺。他说：“他们的技能是巨大的。你只要看看当时的一些金属制品、木制品和珠宝就知道了。”但是，罗马人不仅知道如何建造船只，还知道如何建造道路、水渠、城市和其他许多东西。鲁德利忽略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那就是这些东西被野蛮人破坏或任其荒废，这导致了贸易的灾难性中断，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急剧下降，倒退了一千年之久。
他赞许地引用了制剑专家赫克托·科尔（Hector Cole）的话，他说：“撒克逊的剑匠是专家。他们比日本人早600年就开始制作结构化的刀刃”。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一时期的所有蛮族部落都是制造战争的专家，并通过像热刀切开黄油一样切开罗马人的防线来证明这一点。帝国后期的罗马人甚至开始模仿野蛮人的一些军事技能，采用匈奴人完善的短弓。但这些都不能证明野蛮人的发展水平与罗马人相当，更不能证明他们的发展水平更高。
鲁德利解释说，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进入英国的渡海活动并不是由战士领导的大规模入侵，而是由寻找新定居点的和平移民组成的小团体。在这里，他把两件事无望地混为一谈。毫无疑问，野蛮人的确在寻找可以定居的领土。五世纪各民族大规模迁移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一种说法是，气候的变化提高了现在荷兰和德国北部沿海地区的海平面，使这些土地不适合居住。一个更传统的观点是，他们受到了从东方迁移过来的其他部落的压力。很可能是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的结合。一般来说，这种大规模迁移的原因可以归入历史事故的范畴。重要的是它们在历史上产生的结果。而这恰恰是目前存在争议的地方。
萨顿胡头盔--一个装饰华丽的7世纪盎格鲁-撒克逊头盔。
罗马人和野蛮人之间的最初接触不一定是暴力性质的。几个世纪以来，东部边境的贸易量相当大，这导致生活在帝国附近的那些部落逐渐罗马化。许多人成为雇佣兵，在罗马军团中服役。第一个进入罗马的哥特人领袖阿拉里克（Alaric）不仅曾是罗马的士兵，而且是一名基督徒（尽管是阿里乌派的那种）。还可以相当肯定的是，第一批进入英国的撒克逊人是和平的商人、雇佣兵和定居者。罗马军团离开后，他们被罗马化的英国“国王”Vortigern邀请进入英国，这一传统表明了这一点。
但在这一点上，鲁德利的分析开始崩溃了。他完全忽略了文明国家与野蛮人之间的贸易问题，这种贸易无一例外地与海盗、间谍和战争有关。蛮族商人会仔细记录与他们接触的国家的实力和弱点。如果有弱点的迹象，“和平”的商业关系就会被武装队伍跟进，以寻求掠夺和征服。阅读《旧约圣经》就可以看到，这正是牧民/游牧民族的以色列部落与古代迦南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作为文明的城市民族，站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
罗马人站在比野蛮人更高的文化水平上的论断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以下事实来证明。尽管野蛮人成功地征服了罗马人，但他们自己却相当迅速地被吸收，甚至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最后说的是拉丁语的方言。因此，为现代法国命名的法兰克人是一个日耳曼部落，讲一种与现代德语有关的语言。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入侵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日耳曼部落身上。
这个规则的一个明显的例外似乎是，入侵英国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没有被更先进的凯尔特罗马不列颠人所吸收。英语基本上是一种日耳曼语（后来从11世纪开始掺入了诺曼法语）。事实上，英语中源自凯尔特人的词汇数量微不足道，而西班牙语中却有非常多的阿拉伯词汇。其原因是，在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站在一个远高于征服他们的讲西班牙语的基督徒的文化水平上。唯一可以想象的解释是，盎格鲁-撒克逊的野蛮人（鲁德利先生认为他们是非常善良、和平的人）一定对凯尔特人实行了种族灭绝政策，他们在血腥的征服战争中夺取了凯尔特人的土地。
感性还是科学？
因此，我们可以制定一条坚定的规则：一个入侵的民族，如果其文化水平低于被其征服的民族，最终会被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吸收，而不是反过来。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入侵者的人数相对较少，但这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正如鲁德利自己所认为的，在这些大规模的迁徙中，涉及的人数非常多，事实上是整个民族。其次，有许多其他的历史例子证明了相反的情况。
入侵印度并建立了莫卧儿王朝的蒙古人，一直持续到英国人征服印度，他们完全被更先进的印度生活方式所吸收。在中国也发生了完全相同的事情。然而，当英国人征服印度时，他们并没有被本土文化所吸收，相反，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他们完全粉碎了经受了数千年的印度旧社会。这怎么可能呢？只因为资本主义体制发展迅速的英国，站在比印度更高的发展水平上。
我们当然可以说，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人的文化发展水平非常高。虽然欧洲征服者把印度人看成至少是半野蛮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在非常古老的亚洲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印度文化达到了惊人的水平。他们在艺术、雕塑、建筑、音乐和诗歌领域的成就是如此辉煌，甚至引起了大英帝国更有文化的代表的钦佩。
同样可以对所谓文明的英国人通过欺骗、谎言、谋杀和屠杀等手段粉碎印第安人的极其残酷的方式表示遗憾。这都是事实，但它完全忽略了问题的关键。必须提出的真正问题是：为什么英国人没有像蒙古人那样被印度文化所吸收？毕竟，在这种情况下，在印度定居的英国人的数量与这个庞大的次大陆上的数百万人相比确实微不足道。然而，两百年后，是印度人学会了英语，而不是反过来。
今天，在英国人离开半个世纪后，英语仍然是印度的官方语言，并且仍然是所有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的通用语言。这该如何解释呢？只有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代表了比封建主义或亚洲生产方式更高的发展水平。这就是决定性的事实。抱怨这一点，抗议“文化帝国主义”等等，在鼓动领域可能有一定的价值（尤其是针对于帝国主义毫无疑问的一般的真正野蛮的行为）。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评论并不能让我们走得很远。
从感性的角度来对待人类历史，是比无用还更有害的。历史不懂道德，完全按照不同的规律运作。任何希望了解历史的人的任务首先是抛开所有道德主义因素，因为现实不可能有超历史的道德——没有“一般的道德”——而只有与特定历史时期和明确的社会经济形态有关的特定道德，在它们之外没有意义。
因此，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比较罗马人和野蛮人、英国人和印度人、蒙古人和中国人的行为的道德标准是没有意义的。野蛮和不人道的做法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存在，因此，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判断人类的尺度，人们将不得不得出最悲观的结论（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事实上，人们可以说，发展程度越高，给大量人民造成可怕痛苦的能力就越强。21世纪头十年的世界状况似乎证实了这种对人类历史的悲观评估。
有些人得出的结论是，也许问题在于有太多的发展，太多的进步，太多的文明。我们生活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环境中——当然是严格按照生态路线运行——自己耕田（没有拖拉机），自己做衣服，自己烤面包等等，难道不会更快乐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回到野蛮状态，我们不是会更好吗？
鉴于资本主义下社会和世界的可怕状况，我们很容易理解，有些人想以某种方式逃离令人不快的现实，让时钟回到黄金时代。问题是，这样的时代从未存在过。那些（通常是中产阶级）大谈农业公社美好时代的生活奇迹的人，根本不知道那个时代的生活是多么艰难。让我们引用一位中世纪修士的手稿，他与我们现代的新时代狂热者不同，知道封建主义下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位中世纪作者的摘录，他是一位叫Aelfric的修士，他写了一本书，在温彻斯特教授拉丁语会话：
主人：犁工，你是做什么的，你是怎么做工作的？
学生：先生，我工作很辛苦。我在黎明时分出门，把牛赶到田里，给它们套上犁轭。不管冬天有多难熬，我都不敢呆在家里，因为我怕我的主人；在给牛上了轭，把犁铧和犁刀固定在犁上之后，我每天都要犁一亩多地。
主人：你有什么人和你在一起吗？
学生：我有一个男孩用羊鞭赶牛，他现在因寒冷而嘶哑地喊叫。
主人：你一天中还有什么工作要做？
学生：多得很。我必须在牛栏里装满干草，给它们喝水，并把牛粪运到外面。
主人：那么它是否很辛苦？
学生：是的，这是个艰苦的工作，因为我没有自由。
几个星期的这种艰苦卓绝的劳作，肯定会给最顽固的浪漫主义者的幻想造成一记鞭打。多么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为此目的安排一次短暂的时光机器旅行。
罗马人的上锁奴隶。//图片来源：Jun, Flickr
什么是野蛮？
“野蛮”（Barbarism）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用途。当我们提到某些过度热情的足球迷的野蛮行为时，它甚至可以有一种简单的侮辱性力量。对古希腊人来说（他们首先创造了这个词），它的意思仅仅是“不懂语言的人”（即希腊人）。但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它通常意味着原始共产主义和早期阶级社会之间的阶段，此时阶级开始形成，国家也随之形成。野蛮是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古老的公社已经处于衰败状态，阶级和国家正在形成过程中。
像所有其他人类社会一样（包括野蛮人，即基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狩猎采集社会阶段，它产生了法国和西班牙北部令人惊叹的洞穴艺术），野蛮人当然也有文化，并且能够制作非常精美和复杂的艺术品。他们的战争技术表明，他们也有非凡的组织能力，这一点在他们击败罗马军团时得到了体现。
野蛮时期代表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很大的篇幅，并被分为几个或多或少不同的时期。总的来说，它的特点是从狩猎采集的生产方式过渡到畜牧业和农业，也就是说，从旧石器时代的野蛮，经过新石器时代的野蛮，到青铜时代的高级野蛮，这是在文明的门口。决定性的转折点是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所说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它代表了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因此也代表了文化的巨大飞跃。柴尔德如是说：
“我们相当亏欠识字前的野蛮人。每一种重要的栽培食用植物都是由一些无名的野蛮人社会发现的”。(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p. 64)
这里是个胚胎，它生长出了城镇和城市、文字、工业和其他一切，为我们所谓的文明奠定了基础。文明的根源恰恰在野蛮中找到，更在奴隶制中找到。野蛮的发展以奴隶制结束，或者以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结束。
否认野蛮民族对人类发展的贡献是不正确的。他们在某个阶段发挥了作用，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拥有一种文化，而且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一种先进的文化。但历史不会停滞不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新的社会经济形式，使其处于更高的质量水平上。我们的当代文明来自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的巨大征服，而来自于希腊和罗马的部分甚至更多。
虽然不否认野蛮文化的存在，但马克思主义者毫不犹豫地肯定，后者在历史上被从野蛮人中生长出来的埃及、希腊和罗马文化所取代，这些文化超越并取代了野蛮人。否认这点，就是与现实背道而驰。
奴隶制的作用
如果我们看一下人类历史和史前的整个过程，首先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我们这个物种发展的异常缓慢。人类或类人生物从动物的状态逐渐进化到真正的人类状态，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时间。在我们称之为“野蛮”的第一个时期，其特点是生产工具的极低发展，石器的生产，以及狩猎-采集的生存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的路线几乎是平的。恰恰是在被称为野蛮的时期（特别是随着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当第一个稳定的社区成为城镇（如杰里科，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7000年）时，它开始加速。
位于现代土耳其的阿斯彭多斯古城的罗马水渠。像这样的许多技术革新在罗马文明崩溃后的整个历史时期都消失了。//图片来源：Dosseman
然而，真正的爆炸性增长发生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还有中国）、波斯、希腊和罗马。换句话说，阶级社会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大规模上升相吻合，因此，人类文化的发展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里不是提及希腊人和罗马人等人的所有发现的地方。在巨蟒剧团的搞笑电影《布莱恩的一生》（The Life of Brian）中有一个著名的场景：一个相当热情的“自由斗士”问了一个反问句：“罗马人曾经为我们做过什么？”令他非常恼火的是，他得到了一长串的答案。我们不应该与这个虚构人物犯下相同的错误！
但是，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希腊和罗马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的，而奴隶制是一种可恶的、不人道的制度。古代雅典的了不起的成就都是以奴隶制为前提的。它的民主——可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是少数自由公民的民主。大多数人——奴隶——根本没有任何权利。我最近收到一封信，信中把奴隶社会与野蛮社会作了不利的比较。我转载了其中的一段话：
“实际上，原始社会是世界历史上最不野蛮的社会。例如，他们的战争大多是仪式性的，几乎没有受害者。纳粹主义和巴尔干战争的野蛮性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就像封建主义或奴隶社会有其典型的野蛮性特征。历史上最野蛮的事实都在某种程度上是阶级社会的后果”。
以上几句话不是在唯物主义而是在道德主义的意义上提出了战争的问题。战争一直都是野蛮的。它攸关于以最有效的方式杀人。人们很容易同意，原始社会的战争比现代战争杀死的人要少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人类生产力的完善，不仅是在工业和农业领域，而且在战场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解释说，只有从生产资料的发展角度才能理解战争的历史。罗马人在杀人方面的效率比野蛮人高得多（至少在罗马势力上升期），而我们现代人在这个领域以及其他许多领域的效率比罗马人高得无可比拟。
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归根究底，超越历史的道德并不存在。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道德、宗教、文化等，它们与特定的发展水平相对应，至少在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时期，也与特定阶级的利益相对应。一场特定的战争是好是坏还是无所谓，不能从受害者人数的角度来确定，更不能从抽象的道德角度来确定。我们可能强烈反对一般的战争，但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所有严重的问题最终都是以这种方式解决。这既适用于国家之间的冲突（战争），也适用于阶级之间的冲突（革命）。
我们对某一类型的社会及其文化的态度也不能由道德主义的考虑决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些野蛮人（似乎包括我自己的祖先——古代凯尔特人）是猎头者，他们把人活活烧死在大柳条雕像里以庆祝仲夏节，这是一个完全无所谓的问题。这并不是谴责他们的更多理由，就像他们也生产精美的珠宝和朗诵诗歌的事实可以用来赞美他们。决定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否具有历史进步性的，首先是它发展生产力的能力——所有人类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真正物质基础。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人类的发展之所以如此痛苦地缓慢，正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非常低。真正的发展在野蛮阶段就已经开始了，如上所述。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发展，但被一种更高的形式所超越、否定和取代，这就是奴隶制。老黑格尔，这位奇妙而深刻的思想家写道：“与其说人类是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的，不如说是通过奴隶制解放出来的”。(黑格尔，《历史哲学讲座》，P. 407)
罗马人利用蛮力征服其他民族，把整个城市卖给奴隶制，屠杀成千上万的战俘供公共马戏团娱乐，并引入了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精致的处决方法。是的，所有这些都是完全真实的。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我们所有的现代文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建筑、我们的医学、我们的科学、我们的哲学，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语言，都来自哪里，答案是——来自希腊和罗马。
读出一长串罗马人（或封建领主或现代资本家）的罪行并不是一件难事。甚至有可能将他们与他们或多或少不断与之交战的野蛮部落进行不利的比较，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如此。这并不新鲜。事实上，你可以在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的著作中看到许多段落，正是如此的。但是，这并不能使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向前迈进一小步。只有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才有可能。
斯巴达克斯（Spartacus）领导的奴隶大起义是古代历史上的一个光辉篇章。这一巨大的起义的回声在几个世纪中回荡，至今仍是鼓舞人心的源泉。
罗马的崛起和衰落
虽然单个奴隶的劳动生产率不高（奴隶必须被迫工作），但大量奴隶的集合，如罗马在共和国和帝国最后时期的矿山和latifundia（大规模农业单位），产生了相当多的剩余。在帝国的鼎盛时期，奴隶数量众多，价格低廉，罗马的战争基本上是大规模的猎奴。但在某个阶段，这个系统达到了它的极限，然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衰退期。
罗马危机的苗头在共和国后期已经可以观察到，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以及阶级战争。从一开始，罗马的贫富之间就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在李维和其他人的著作中，有关于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斗争的详细描述，这些斗争以一种不安的妥协告终。在后来的一个时期，当罗马通过打败她最强大的对手迦太基而成为地中海的主人时，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场争夺战利品的斗争。
罗马政治家Tiberius Gracchus要求将罗马的财富分给自由公民。他的目的是使意大利成为小农而不是奴隶的共和国，但他被贵族和奴隶主打败了。从长远来看，这对罗马是一场灾难。被毁坏的农民——共和国及其军队的骨干——漂流到罗马，在那里他们构成了一个贫民无产阶级，一个非生产阶级，靠国家的救济金生活。虽然对富人心怀不满，但他们在剥削奴隶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而奴隶是共和国和帝国时期唯一真正的生产阶级。
斯巴达克斯（Spartacus）领导的奴隶大起义是古代历史上的一个光辉篇章。这一巨大的起义的回声在几个世纪中回荡，至今仍是鼓舞人心的源泉。这些最被压迫的人民手持武器奋起反抗，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军队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种场面是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事件之一。如果他们成功地推翻了罗马国家，历史的进程就会发生重大改变。
当然，我们不可能准确地说，结果会是什么。毋庸置疑，奴隶会被解放。鉴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总的趋势可能只是朝着某种封建主义的方向发展。但至少人类会免于经历黑暗时代的恐怖，而且经济和文化发展很可能会更快。
斯巴达克斯最后失败的基本原因是：奴隶们没有与城镇的无产阶级联系起来。只要后者继续支持国家，奴隶们的胜利就是不可能的。但罗马的无产阶级与现代的无产阶级不同，它不是一个生产阶级，而是一个纯粹的寄生阶级，靠奴隶的劳动生活，并依赖其主人。罗马革命的失败根源于这个事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阶级斗争最终不是以其中一个阶级的完全胜利告终，就是以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罗马社会的命运就是后一种情况的最明显的例子。奴隶们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罗马国家的毁灭。在没有自由农民的情况下，国家不得不依靠雇佣军来进行战争。阶级斗争的僵局产生了一种类似于更现代的波拿巴主义现象。罗马的对应物就是我们所说的凯撒主义。
罗马军团不再忠于共和国，而是忠于他的指挥官——那个保证他的薪水、战利品和退役后的一块土地的人。共和国最后时期的特点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加剧，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此，国家（列宁称之为“武装部队”）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独立性，使自己凌驾于社会之上，并在罗马持续的权力斗争中作为最后的仲裁者出现。
一系列的军事冒险家出现了。马略、克拉苏、庞培，最后是朱利叶斯·凯撒。这位才华横溢的将军、聪明的政治家和精明的商人在口头上支持共和国的同时，实际上也终结了共和国。他在高卢、西班牙和英国的军事胜利提高了他的威望，他开始将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尽管他被一个希望保留共和国的保守派暗杀，但旧政权注定要失败。
莎士比亚的戏剧《凯撒大帝》中提到凯撒的刺客布鲁图斯“是他们中最崇高的罗马人”。当然，布鲁图斯和其他杀害凯撒的阴谋家并不缺乏个人勇气，他们的动机可能是高尚的，也可能不是。但他们是无望的乌托邦主义者。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和国早已是一具腐烂的尸体。在布鲁图斯和其他人被三巨头击败后，共和国被正式承认，而这种假装被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保持了下来。“皇帝”（拉丁语为imperator）这个头衔是一个军事头衔，是为了避免国王这个头衔而发明的，因为这个头衔对共和党人来说是非常不礼貌的。但他确实是一个国王，只是名义上不是而已。
凯撒大帝
在那之后，旧共和国的形式存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它们只不过是没有真正内容的空洞形式，一一具空壳，最后被风吹散。元老院失去了所有真正的权力和权威。凯撒大帝让一个高卢人成为元老院的成员，震惊了可敬的公众舆论。卡里古拉在此基础上做了很大的改进，让他的马成为参议员。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妥，或者即使有，他们也坚决闭口不谈。
皇帝们继续“咨询”元老院，甚至在这样做的时候还设法不笑出声。在帝国的最后时期，由于生产下降、腐败和掠夺，财政处于可悲的状态，富有的罗马人经常被“提拔”为参议员，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额外的税收。一位不情愿的立法者被一些罗马幽默大师说成是“被放逐到元老院”。
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情况是，陈旧的机构在其存在的理由消失后还能长期存在。他们就像一个抱着生命不放的颓废老人一样拖着悲惨的生命，直到他们被一场革命扫地出门。罗马帝国的衰落持续了近四个世纪。这并不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有一些恢复期，甚至是辉煌期，但总的来说是向下的。
在这样的时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一种萎靡不振的感觉。占主导地位的情绪是对未来的怀疑、缺乏信心和悲观。旧的传统、道德和宗教——这些作为支撑社会的强大粘合剂的东西——失去了它们的可信度。取而代之的是旧的宗教，人们寻找新的神灵。在罗马的衰落时期，罗马被来自东方的宗教派别的瘟疫所淹没。基督教只是其中之一，虽然最终取得了成功，但不得不与众多的对手抗衡，如密特拉神的崇拜。
当人们感到他们生活的世界在摇摇欲坠，他们对自己的存在失去了所有的控制，他们的生活和命运被看不见的力量所决定，那么神秘主义和非理性的倾向就会占上风。人们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早期的基督徒狂热地相信这一点，但其他许多人也怀疑这一点。事实上，即将结束的不是世界，而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奴隶社会。基督教的成功源于它与这种普遍的情绪相联系的事实。世界是邪恶和罪恶的。有必要背弃世界和它的一切行为，期待死后的另一种生活。
事实上，这些想法已经在罗马的哲学倾向中得到了预示。当男人和女人对现有社会失去所有的希望时，他们有两个选择：不是尝试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达成理性的理解，以便为改变社会而斗争，就是完全背弃社会。在衰落时期，罗马哲学被主观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所主导。哲学家伊壁鸠鲁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教导人们寻求幸福，学会无畏地生活。这是一种崇高的哲学，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只能吸引特权阶层中更聪明的部分。最后，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接近于公开的神秘主义和迷信，最终为基督教提供了哲学上的理由。
当野蛮人入侵时，整个结构已经濒临崩溃，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道德和精神上。难怪野蛮人被奴隶和社会上的贫困阶层当作解放者来欢迎。他们只是完成了一项事先准备好的工作。野蛮人的攻击是一个历史的意外，是为了表达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为什么野蛮人取得了胜利
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被一个更加落后和原始的文化所征服？罗马的毁灭的种子早在野蛮人入侵之前就已经播下。奴隶制经济的基本矛盾在于，它自相矛盾地建立在低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奴隶劳动只有在大规模雇佣的情况下才有生产力。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以低廉的成本提供充足的奴隶。由于奴隶在囚禁中繁殖非常缓慢，保证奴隶充足供应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持续的战争。一旦帝国在哈德良时期达到了扩张的极限，这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一旦帝国达到极限，奴隶制的内在矛盾开始凸显，罗马就进入了漫长的衰落期，持续了四百多年，直到最终被野蛮人攻陷。导致帝国崩溃的大规模迁徙是古代游牧民族的普遍现象，发生的原因有很多——人口增长带来的牧场压力、气候变化等。
在这种情况下，西部大草原和东欧的更多定居民族被生活在东部的更落后的游牧部落——匈奴人的压力赶出他们的土地。这些野蛮人拥有文化吗？是的，他们拥有一种文化，就像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都有一种文化一样。匈奴人没有农业知识，但他们的部落是一个强大的战斗机器。他们的骑兵在当时的世界上无人能及。有人说，他们的国家是马背上的。
然而，对欧洲来说，不幸的是，匈奴人在四世纪遇到了一个更先进的文化，一个懂得建筑艺术、生活在城镇和城市、拥有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的文明——中国。这些来自蒙古草原的可怕的战士的战斗力不是文明的中国人的对手，他们建造了长城——一个可怕的工程壮举——来阻止他们。
被中国人打败后，匈奴人转向西方，在他们身后留下了令人震惊的破坏和毁灭的痕迹。他们穿过现在的俄罗斯，于公元355年在今天的罗马尼亚与哥特人发生冲突。尽管哥特部落的发展水平高于匈奴，但他们还是被砍成了碎片，被迫向西逃亡。幸存者——约8万名绝望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乘坐原始的马车——来到了罗马帝国的边境，当时奴隶社会的衰落已经达到了严重削弱其自卫能力的地步。西哥特人（西方的哥特人）的发展水平比罗马人低，但还是打败了他们。罗马历史学家马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将这场两个异族世界的冲突描述为“自坎纳以来罗马最惨痛的失败”。(Ammianus, xxxi, 13)
大多数城镇都以惊人的速度被毁坏和遗弃。诚然，这个过程并不是从野蛮人开始的。奴隶制经济的衰落，帝国臃肿的官僚机构和掠夺性的税农的畸形压迫性，已经在破坏着整个体系。人们不断向农村转移，那里已经为发展不同的生产方式——封建主义奠定了基础。野蛮人只是给一个腐朽的、奄奄一息的体系带来了一记重击。整个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他们只是给它最后一次猛烈的推动。
Georges Rochegrosse创作的《阿提拉与匈奴》描绘了高卢地区被洗劫的罗马别墅。
多瑙河和莱茵河沿岸看似坚不可摧的罗马防线崩溃了。在某个阶段，不同的野蛮人部落，包括匈奴人，汇聚在一起对罗马发起了联合攻击。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顺便说一下，他是一名阿里乌派基督徒，曾是罗马雇佣兵）带领4万名哥特人、匈奴人和被解放的奴隶穿越朱利安阿尔卑斯山，8年后洗劫了罗马本身。尽管阿拉里克似乎是一个相对开明的人，他试图放过罗马市民，但他无法控制匈奴人和被解放的奴隶，他们放弃了谋杀、掠夺和强奸。无价的雕塑作品被毁，艺术品被熔化以获取贵重金属。这仅仅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一波又一波的野蛮人从东方席卷而来。西哥特人、东哥特人、阿兰人、伦巴第人、苏维人、阿勒曼尼人、勃艮第人、法兰克人、图林根人、弗里斯兰人、赫鲁利人、盖普科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匈奴人和马格雅人，纷纷进入欧洲。强大而永恒的帝国化为灰烬。
文明倒退了吗？
说罗马帝国被野蛮人推翻，使人类文明倒退，这是否正确？尽管最近“野蛮人之友协会”进行了嘈杂的宣传，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很容易用事实和数字来证明。蛮族进攻的直接效果是消灭了文明，使社会和人类思想倒退了一千年之久。
生产力遭受了剧烈的中断。由于人们逃到土地上寻找食物，城市被摧毁或被遗弃。就连我们的老朋友鲁德利也不得不承认：“匈奴人留下的唯一建筑遗迹是他们烧毁的城市的灰烬。”而且不仅仅是匈奴人。哥特人的第一个行为是将美因茨城烧成了灰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他们不简单地占领它呢？答案是与入侵者的经济发展的落后阶段有关。他们是一个农业民族，对城镇和城市一无所知。蛮族人普遍对城镇及其居民充满敌意（这种心理在各个时期的农民中都很常见）。
圣杰罗姆（St. Jerome）描述了这种破坏的结果，他写道：
“在那些沙漠国家，除了天空和大地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在城市被摧毁和人类被灭绝之后，土地上长满了茂密的森林和难以割舍的荆棘；先知西番雅所宣布的普遍荒凉，在野兽、鸟类甚至鱼类的稀少中得到了实现”。(引自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三卷，P. 49)
这些诗句是在皇帝瓦伦斯死后20年写的，当时野蛮人开始入侵。它们描述了杰罗姆的家乡潘诺尼亚（今匈牙利）的状况，在那里，一波又一波的入侵者造成了规模难以想象的死亡和破坏。最后，潘诺尼亚被完全剥夺了人口，后来被匈奴人占领，最后被今天的马扎尔人占领。这种破坏、强奸和掠夺的过程持续了几个世纪，留下了可怕的落后遗产——事实上是野蛮的遗产，我们称之为黑暗时代。让我们只引用一句话来概括：
“黑暗时代在各方面都很严酷。饥荒和瘟疫，以黑死病及其反复出现的大流行为高潮，不断地使人口减少。佝偻病影响了幸存者。异常的气候变化带来了风暴和洪水，这些都变成了重大的灾难，因为帝国的排水系统，就像大多数帝国的基础设施一样，已经不再发挥作用。这说明了中世纪的情况，在1500年，经过一千年的忽视，罗马人建造的道路仍然是欧洲大陆上最好的。其他大多数道路都处于失修状态，无法使用；所有的欧洲港口也是如此，直到18世纪，商业再次开始兴起。失传的艺术之一是砌砖；在整个德国、英格兰、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除了大教堂之外，十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建造过任何石头建筑。农奴的基本农具是镐头、叉子、耙子、镰刀和平衡镰刀。因为铁很少，所以没有带模子的轮式犁铧。在南方，缺乏犁并不是一个大问题，那里的农民可以粉碎地中海的轻质土壤，但在北欧，较重的土地必须用手切开、移动和翻转。虽然有马和牛，但它们的作用有限。马领、马具和马镫直到公元900年左右才出现。因此，串联式的搭车是不可能的。农民比他们的牲畜更辛苦，流更多的汗，更经常因疲惫而倒下”。(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只被火点燃的世界》（A World Only Lit By Fire），P. 5-6)
罗马崩溃后，封建制度的兴起伴随着比利牛斯山脉以西的整个欧洲的文化长期停滞不前。除了两项发明：水车和风车之外，大约1000多年来没有真正的发明。换句话说，文化的完全消亡出现了。这是生产力崩溃的结果，而文化最终依赖于此。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对历史有一个科学的理解。
人类的思想、艺术、科学和文化降到了最原始的水平，只有当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思想被引入中世纪的欧洲——由阿拉伯人引入时，才有了相对的恢复。诚然，在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时期，历史的结又被解开了。贸易的缓慢恢复导致了资产阶级的崛起和城镇的复兴，特别是在佛兰德斯、荷兰和意大利北部。但一个实际的事实是，文明倒退了一千年之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上的下降线。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
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
整个人类历史正是由人类为使自己超越动物水平而进行的斗争组成的。这场漫长的斗争开始于700万年前，当时我们遥远的类人祖先第一次直立起来，能够解放双手从事体力劳动。第一批刮石器和手斧的产生是一个过程的开始，男人和女人通过劳动使自己成为人类。从那时起，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是在劳动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就是说，我们对自然的力量。
正如《经济学人》在新千年前夕所评论的那样，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过程一直是痛苦的、缓慢的：
“几乎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经济发展都是如此缓慢，以至于在人的一生中都无法察觉。在一个又一个的世纪里，经济的年增长率在小数点上是零。当增长发生时，它是如此缓慢，以至于同时代的人都无法察觉——甚至在回想起来，它并不表现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就是今天增长的含义），只是表现为人口的温和增长。几千年来，除了极少数精英之外，所有的进步都是这样的：缓慢地。而更多的人只可能在最卑微的水平上生活。”(《经济学人》，1999年12月31日)
人类文化的发展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对古代那位伟大的天才亚里士多德来说已经很清楚了，他在《形而上学》一书中解释说：“当生活资料被提供时，人就开始了哲学思考。”他还说，天文学和数学之所以在埃及被发现，是因为祭司种姓不需要工作了。这是对历史的一种纯粹的唯物主义理解。它完全回答了乌托邦主义者的所有胡言乱语，他们想象只要我们能够“回归自然”——也就是回到动物的生存水平，生活就会很美好。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取决于生产资料的发展，其水平甚至远远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今天的美国、德国或日本。马克思甚至在写《共产党宣言》之前就解释过这一点。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他所说的“全部陈腐的东西”，是指阶级压迫、不平等和剥削。十月革命之所以堕落为斯大林主义，是因为它仍然被孤立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那里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
尽管资本主义是有史以来最具剥削性和压迫性的制度；尽管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它仍然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飞跃——因此也代表了我们对自然的力量。工业、农业、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地球，并为第一次使我们成为自由人的彻底革命奠定了基础。
我们已经从野蛮、奴隶制和封建主义中走出来，每一个阶段都代表着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一个明确的阶段。花蕾在开花的时候消失了，我们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否定，一个东西与另一个东西相矛盾。但事实上，这些都是必要的阶段，必须把它们统一起来。否认野蛮的历史作用，或人类发展的任何其他阶段，都是荒谬的。但历史是在不断发展的。
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源于之前的所有发展。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都是如此。我们从低等物种进化而来，甚至与最原始的生命形式在基因上也有联系，人类基因组已经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与我们最近的活亲戚黑猩猩的基因差异不到2%。但这个非常小的百分比代表了一个巨大的质的飞跃。
同样，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在已经为人类发展的一个新的、质量更高的（是的，更高）阶段奠定了基础，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危机不过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生产力的发展正与私有制和民族国家的束缚发生冲突。资本主义早已不再发挥任何进步的作用，而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如果人类要向前发展，这个障碍必须被清除。如果不及时消除，一个可怕的威胁就会笼罩在人类文明上。
一个新社会的胚胎已经在旧社会的子宫里成熟了。工人民主的要素已经以工人组织、厂房管理委员会、工会、合作社等形式存在。在这个时期，将有一场生与死的斗争——新社会的这些元素的诞生的斗争，以及旧秩序方面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同样激烈的抵抗。
在某个阶段，这场冲突——已经可以从欧洲的大罢工、阿根廷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革命运动以及各地青年的反抗中看出轮廓——将达到一个关键点。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不经过激烈的斗争就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和特权。资本主义危机代表的不仅仅是威胁到全世界数百万人的工作和生活水平的经济危机。只要它存在，它还威胁着文明存在的基础。它会造成人类在所有方面的倒退。如果无产阶级——唯一真正的革命阶级——不能成功地推翻银行和垄断企业的统治，那么文化的崩溃，甚至回归野蛮的舞台就会出现。
事实上，对西方大多数人来说（不仅是西方），资本主义危机最明显和最痛苦的表现不是经济上的，而是那些在最敏感和情感上影响个人生活的现象：家庭破裂，犯罪和暴力的流行，旧的价值观和道德的崩溃，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它们，不断爆发的战争——所有这些都引起了一种不稳定感，对现在或未来缺乏信心。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僵局的症状，归根结底（但只是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对私有财产和民族国家的束缚的反抗的结果。
正是马克思指出，摆在人类面前的有两种可能性：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
正是马克思指出，摆在人类面前的有两种可能性：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欧洲和美国的工人视之为正常的东西的正式民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结构，不会在阶级之间的公开对决中幸存下来。“有文化的”资产阶级在未来会毫不犹豫地朝着独裁的方向发展。而在文化和现代文明的薄薄一层之下，存在着类似于最糟糕的野蛮主义的力量。巴尔干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件就是对这一点的严酷提醒。文明的规范很容易被打破，被遗忘已久的历史的恶魔甚至可以压倒最文明的国家。是的，的确，历史有下降线，也有上升线。
因此，问题被提出来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要么工人阶级将把社会的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用一种基于生产力的和谐和合理规划以及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的自觉控制的新社会秩序来取代腐朽的资本主义体制，要么我们将面临社会、经济和文化崩溃的最可怕的景象。
几千年来，文化一直是少数特权阶层的垄断，而人类的绝大多数被排除在知识、科学、艺术和政府之外。即使是现在，情况依然如此。尽管我们自命不凡，但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文明人。我们的世界不配拥有这个名字。这是一个野蛮的世界，居住在这里的人还没有克服野蛮的过去。对于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仍然是一场严酷的、无休止的生存斗争，不仅在不发达的世界，而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倾向于让我们得出悲观的结论，而是相反。人类历史的总趋势是朝着我们的生产和文化潜力越来越大的方向发展。过去一百年的伟大成就第一次创造了一个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轻易解决的局面。一个无阶级社会的潜力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现在需要的是对生产力进行合理而和谐的规划，以便实现这一巨大的、实际上是无限的潜力。
在真正的生产革命的基础上，将有可能达到这样一个丰裕的水平，人们将不再需要为他们的日常必需品而担心。现在充斥着群众每一个思考时间的屈辱的担忧和恐惧将消失。这是第一次，自由的人类将成为他们命运的主人。他们将首次成为真正的人。只有到那时，人类的真正历史才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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