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被所谓的人民解放军以暴力清场所结束。在大约六个星期的时间里，几十万，甚至一度超过一百万的学生、工人、共产党员和北京居民涌入并占领了天安门广场。而在四十年前，毛曾在这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19年6月4日。译者：k2e4z7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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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目标和方法千差万别。从那些呼吁全面引入放松管制的资本主义，到呼吁结束官僚、人民之间不平等和争取工人民主的工人和激进学生。然而，总的来说，主要要求就是民主权利和结束腐败，这些要求从根本上挑战了国家官僚机构的权力和特权。
1989年，中国处于十字路口。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后，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已成为现实。这种情况反映了斯大林式的官僚计划经济（虽有所不同，但都缺乏工人民主，官僚主义盛行）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中国革命是20世纪的两件大事之一。它把这个世界人口上最大的国家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腐败独裁统治中解放出来。事实上。中国目前的实力要归功于1949年的革命，它最终建立了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中国国家，而这正是千百万中国人，从民族主义者到社会主义者所确定的中国革命的任务。 然而，要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废除资本主义，建立计划经济。
但在遵循斯大林主义（即官僚独裁）的中共领导下，革命经历了许多奇怪的曲折，最终夺取政权的不是一支有组织的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军队，而是一支农民军队。这支红军的领导人们常年隐藏在中国偏远农村辽阔地带，以几乎像一支外国军队一样的姿态征服了中国的城市。工人阶级整体没有组织起来，也没有创建强大的民主的组织来建立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工人国家。不仅如此，所向披靡的红军以强大的苏联作为他们的榜样和灵感。所以，所建立的政权反映了此时的苏联——而不是列宁时代的苏联，当时的苏联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也就是说，一个特权官僚体制，不允许任何工人民主存在以挑战其权力。
这种特权官僚主义的统治对计划经济造成了致命的破坏。首先，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没有工人民主，就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工人民主对人体来说就像氧气。这一点在大跃进时期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疯狂的经济政策从上而下地推行，没有任何批评和推翻的可能。随之而来的饥荒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接下来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一个目光短浅的官僚机构出现了突如其来的动荡，它分裂了，但却无法容忍任何辩论或民主选举。
这些方法严重地破坏了计划经济，中国的计划经济一开始就受到阻碍，因为它被孤立于一国之内，起步于非常低的经济水平，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大国。因此，当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官僚有强烈的动机来改变路线。对经济表现和文化大革命动荡的不满情绪弥漫。由于它不允许工人民主的管理经济，因为这将导致其失去特权。所以从官僚的角度来看，唯一的出路似乎是向资本主义开放，特别是向拥有先进技术的外国人开放投资，因为他们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他们将市场视为一种检查官僚机构错误的手段，还可以促进经济和财富的增长，这加强了领导这种转型的官僚们的地位。
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是由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管理。但由于1949年中国的情况，以及毛泽东模仿斯大林的苏联去建设新中国，这个新国家从一开始就由享有特权、不负责任的官僚精英管理。//图片来源：公共领域官僚主义对计划经济的第二个威胁是他们对特权的捍卫。特权官僚制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而是阶级社会的残余。资本家们需要一个并与其观点一致并能进行散播的国家官僚机构体系。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最高法官、公务员、警察和军队的首领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高级仆人，报酬丰富。他们的特权和生活方式确保了他们按资产阶级的方式看事情。
消灭这种社会等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是只有用社会的自我管理取代它才能做到这一点。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是由社会的普通成员管理的，由工人选举产生，而不是由高薪和不负责任的管理人员组成的特殊等级。这就需要工人阶级有足够的时间参加运作自己的工作场所和社区。由于1949年的中国完全没有这些条件，而毛泽东以斯大林的苏联为模板，所以新中国建国初期就是由一群特权和不负责任的官僚精英组成的，甚至在许多情况下，一些官员是先前曾执掌蒋介石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方行政官。
与真正向社会主义过渡和解放工人群众相比，这些人对自己的权力和特权更感兴趣。毛去世后，官僚管理的计划经济所造成的问题显愈发明显。当有人提出向资本主义投资开放几个关键领域的解决方案时，官僚机构的大部分人没有原则性的反对意见。随着这项政策似乎得到了预期的目标，官僚机构的一部分人的想法从刺激计划内增长转变为从私有化和合同中获得暴富。
因此，中国在1978年邓小平就任领导人后开始了向资本主义开放的实验。这里不是评估资本主义是如何重新引入的，也不是评估邓和其他人有意识有计划的在多大程度上让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方。只需理解官僚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障碍，资本主义不是通过争取和赢得权力的本土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它是通过并依附于对计划经济和 “社会主义”失去信心，但同时又想不惜一切代价保持权力地位的国家官僚体系而产生的。
80年代的中国：动荡，不安和通货膨胀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政策体系的特点是在经济疲软的情况下保持谨慎。总的做法是缓慢而谨慎地放松国家对经济的中央控制，鼓励地方资本的逐步「原始积累」，特别是允许农民以不受监管的、市场驱动的价格出售大部分农产品。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积累了钱，一些农民和农村/小城镇企业变得富有，这有点类似于1921年苏联的新经济政策(NEP)。这就是所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需要国家的撤退（放松管控，退一步），好为这样的私人发展腾出空间。1953年至1978年，中国公共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34.2%，1978年以后逐年下降，到1998年为19.3%。 (汪晖，「革命的终结」，2009年第24页)。 然而，这19.3%是大幅扩大后整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后的19.3%。 因此就绝对值而言，他们的支出是增加而非减少，国家总体支出投入减少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资本主义的基础是这样一种以非常渐进的方式奠定的，而不是诉诸于激烈的私有化（例如苏联的休克疗法）。同样的过程也可以在政治领域看到，邓领导了一场「政商分离运动」(政企分开) 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使党退出企业和经济的日常管理。20世纪80年代末在国有工业中广泛传播的工厂经理（厂长）负责制（译注：1940-1950则是一长制下的三人团，1960-1970则是职工代表大会制，1980则是一长制，1990-现在则是股份制），通过赋予工厂经理（厂长）在企业中明显的上级地位，而党委书记则隐含地从属于（厂长），推动了这一方向。在1987年赵紫阳就任党的总书记后，更进一步地推动了这种分离。他解散了部门党组，进一步降低了（私有）企业党委书记的级别，削减了后勤人员配置。在保持党的人事权力同时，越来越多地把党排除在决策之外，使其成为一个只提供精神指导和行政监督的机构。等级制度变得更强了，而党（的控制）却变得更弱了。
「几乎没有工人下岗，也几乎没有国企被关闭。取而代之的是，改革者设计了一些改革措施，让（劳权）弹性在未来某时机才会发挥。一场关于所有制改革的低调讨论开始了，议程上有两个明确的项目。首先是小规模公司的私有化。 第二种是股份制公司的创建，我们今天称之为大公司的「公司化」。实际进展微乎其微，但改革者显然看到了未来的大势。 (Barry Naughton，「天安门危机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中国透视」杂志第2009/2期)
其目的是为更具商业意识的官僚阶层提供运作空间，并确保盈利能力成为经济决策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国家试图培育一个新兴资产阶级的诞生。赵鼎新详细地解释了这些过程，他说：
「政改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将党与政府分开。例如在改革之前，一个单位的党委书记经常担任那个单位的总经理。而在新制度下，党委书记不能再干预行政机关的决策…。 政治改革的另一个部分是国家官僚的精英化和废除领导职位的终身化。在新政策下，年迈的官僚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通常要么被迫下台，要么被剥夺进一步晋升的机会。取而代之的则是受过更好教育的人。」 (赵鼎新：「天安门的力量」，2001年第46页)
虽然这些政策确实促进了经济的显着的增长，但它们也造成了迅速加剧的不平等和大量的经济(和政治)不安和动荡。对于不习惯这种不平等的中国人来说，在他们看来：这种不平等是奇怪和令人不安的，它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突然之间，受人尊敬的社会阶层，如教授，挣的钱比非常初级的行业的新生资本家少了很多倍——而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被教导过资本家应该是「人民的敌人」 。一种深刻的不确定性和不正义感席卷了社会的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技能在这个原始的市场上找不到有利可图的应用，这种态度在当时流行的谚语中得到了表达，如「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
伴随着这些不平等，数以百万计的剩余农村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劳动力，鼓励了农村更有效地为利润生产。到1988年10月，仅北京一地就有100万农民工，据估计，全国有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1989年2月到3月，有250万农民工涌入广州市。
这种经济不公感导致了许多小规模叛乱。例如，1987年官方公布了2493起税务反叛事件，1830名税务人员遭到殴打，其中263人伤势严重，7人死亡。1988年的数字则更高(同上，第48页)。
然而，正是由于高水平通胀的再现，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恐怖在阔别40年后又回来了。恶性通货膨胀困扰着1949年前的资本主义中国，这是蒋介石政权彻底破产的主要症状之一。革命后，通货膨胀消失了。现在，它又回来提醒中国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的「好处」。
通货膨胀的最初原因之一是下放了的经济控制权释放了被压抑的需求，鼓励地方和乡镇企业消费，允许留存利润。但关键行业和基础设施的低生产率水平意味着它们无法获得增长所需的东西，因此当需求超过供应时，通胀站稳脚跟并开始主导经济。这是一场经典的「剪刀危机」，就像1923年的苏联那样，也是由新经济政策造成的。
这种通货膨胀造成了大规模的腐败。中国实行了「双轨制」定价体系，以方便向市场驱动的经济转型。在20世纪80年代，大型国有工业仍然是国有的，如上所述，很少有工人下岗。为了便于向市场驱动型转变，这些国有企业以政府设定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购买他们需要的东西，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将这些国家计划的产品转换为市场产品类别，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赚取市场差价。这两种价格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因此为正式的「国家控制」企业受到了巨大的激励，更主动也更有效地掠夺国家并赚取巨额私人利润。1988年，在这种双轨制下，两种价格之间的差距超过了3.5万亿元，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0%。 (汪晖，引用前言，第27页)毫不奇怪，当时的一项调查显示，83% 的中国城市居民认为党的干部是腐败的，这些干部中超过63%的人承认自己参与了腐败！(赵鼎新，op cit，p126)。
由此造成的经济混乱导致政府在1988年年中宣布，所有定价将转为市场定价，以缩小差距，杜绝腐败的根源。然而，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提前通知的后果，这导致仍在国家计划定价系统中的物品出现恐慌性购买，加剧了混乱和危机感，政府对这一决定出尔反尔。这与1988年2月放松信贷政策相结合，也助长了通胀。
这些通胀危机促使中共领导层在1988-1989年放弃了亲市场的政策，这给人留下了政府无法控制局面的印像。那些支持民主并将其与资本主义的回归联系在一起的人，现在担心政府背叛了他们，将会回到文化大革命的「左倾」。另一方面，工人和学生不仅受到市场改革的动荡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还受到政府对这场危机的保守反应的影响，这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和财政紧缩政策。因此，20世纪80年代末，城市实际收入下降。这场危机彻底摧毁了政府，失去了自由派精英中的亲资本主义份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以及工人和学生的支持。到1988年，人们对通货膨胀和腐败问题的不满变得普遍起来。八九运动期间，许多工人甚至举着毛的海报，怀念以前社会主义下的「稳定」生活。(赵鼎新，引用如前)。67页)。
市场淹没了学生
托洛茨基解释道，与其说是经济衰退产生革命意识，不如说是突然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个阶段的动荡和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不安全感才会造成革命意识。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和压力后，城市知识分子在受到打击和批斗之后，中国的官僚体系寻求稳定和发展。这种愿望被邓小平这样概括，他曾臭名昭著地说过一句话：「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意思是「谁在乎革命原则，只要我们有好的经济效益就好了」。
邓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上「走资派」烙印的最引人注目的领导人之一，并两次被清洗打倒。事实上，早在一九七六年，「批邓，反对右倾平反」的运动就开始了。尽管如此，不到两年，邓就又登上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宝座，中国的中间阶层只能将这一事实解读为「走资派」的胜利。邓的出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他被毛排挤在一边，但他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的官僚机构。
邓的崛起对某些阶层，尤其是那些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苦难的人，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欣喜的情绪。对「务实」的促增长政策的关注被理解为意味着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重要作用，因此大学入学人数激增。1977年，中国有303所大学。到1988年，它已经有了1075所大学——这意味着这11年来中国平均每周新增一所大学！不出所料，由于这些原因，受过教育的阶层最初非常支持邓的资本主义反动修正。
但中国学生很快就在资本主义现实中得到了教训。虽然大学招生人数增加了3.5倍，但对大学的经费仅增加了2.5倍(同上，第81页)。教育质量也恶化了。由于缺乏资金，取消了给学生的津贴。以前所有的学生都能得到这些补助金来维持生活，现在他们是根据学术竞争而授予少数人的。因此，学生的生活水平变差了。缺勤率飙升至80%(同上，第91页)。
正如经济开放释放了不能满足的被压抑的需求，这导致了上述的通货膨胀，大学的开放也跟不上教育的需求。不仅上大学的条件和要求下降了，学生的地位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下降——人太多了，毕业生在中国落后的经济中找不到工作。 因此，上面引述了关于受过教育的人相对于小商贩地位低下的说法。而学生的恶劣条件反映了资本主义带来的危机和失衡。1989年「80%的大学生对『你是否同意国家不应该再为大学生分配工作?』这个问题回答『不』也就不足为奇了」(同上，p89)。对资本主义复辟现实的某种不满则是1989年学生运动的一个主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开始失控
托克维尔有一句著名的断言：对一个政权来说，最危险的时候是它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开放和治理的时候。在天安门占领事件的原因中，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对资本主义的开放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极端的反应，随着「走资派」的平反，它带来了某种政治解冻。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惩罚力度大大减轻，对媒体的审查也有所放松。
一场关于中国未来的广泛讨论开始了。考虑到文化大革命和计划经济正在被抛弃，而正如邓在1981年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现在有30%（即著名的37开，要辩证看，模仿斯的评价）被官方认为是错误的，知识分子们的趋势转向了对中国道路的一种存在主义的质疑。这确实是中国知识分子自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屈辱以来，对自己为什么落后于西方的深刻反思的延续。一部名为「河殇」(River Elegy)的电视节目通过了审查，成为热门节目，这是一种独白，思考中国社会的危机及其走西方道路的必要性，即走「海洋」而不是「河流」的道路。
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被允许在人满为患的演讲厅向学生发表演讲。然而他们本质上始终是支持资本主义措施的亲西方自由主义者。事实上，当中国以这种方式「自由化」时，罢工权利在1982年被废除了（译注：即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75宪法添加进去的，在82宪法中删除了）。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被赋予了自由，因为人们认为这些自由将支持亲市场的措施，而工人则被剥夺了自由，他们可能因这些「改革」而失去工作。然后直到最近，学生运动被容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鼓励，但是独立的工人阶级活动和任何工人和学生之间的合作的迹像则被严重压制。
这次开放是由中共的领导层发起的，目的是为了刺激人们支持它并接受市场机制，但它们也暗示着西式的民主和生活水平可能即将到来。
这也是资本主义反动改革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随着国家退出集中的经济控制，它自然会失去一些权力。 这尤其是鼓励席卷中国的学生抗议浪潮的一个巨大因素。例如，在80年代以前，中国共产党通过各大学的「学生事务委员会」对大学进行严格的政治控制，该委员会由地方党委领导，并雇用专职工作人员。 20世纪80年代，专职人员被裁减，有的甚至被完全取消，这个委员会的领导层不再需要中党的成员。 这是邓强调「精英政治」和技术化官僚的一部分。
北京的大学通常集中在城市的一个区域中的一个巨大的综合体中。在过去，这实际上有助于监管学生，因为相当大一部分学生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因此将积极努力的保持让其他学生支持，或者至少保持一致（译者注：今天，中共决定依靠人工智能和数字“社会信用”来管理大众）。但文革的经历和邓小平对文革的公开放弃，已经摧毁了这层积极分子和中共的合法性。
另一种纪律手段是党控制就业分配，作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任何过于直言不讳或积极批评毛或中共的学生都不会得到一份符合他们资格的工作，即使在他们逃脱了牢狱之灾的情况下。但是邓的资本主义反动改革意味着，现在决定谁得到最好工作的(哪里有工作)是市场，而不是党。那么，为什么要害怕抗议，特别是当对毛的批评似乎得到了邓的领导层的认可，并出现在媒体和电视上的时候？市场并不在意你是否批评了政府。通常，学生们只是简单地忽视了应该让他们守规矩的中共专职人员，他们本应该让学生遵纪守法。
在这种情况下，将学生「隔离」到一个巨大的大学区里不再是一种控制手段，而是一种会迅速蔓延的抗议活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学生已经学会了文化大革命中所学到的抗议方法，比如大规模游行和制作大字报。这些方法可能是给予学生组织信心的一个因素，这种信心帮助天安门广场占领运动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
十年来不断增长的学生不满情绪
1976年毛泽东之死(以及随后他的支持者被称之为「四人帮」的失败)打开了闸门。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镇压，这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俗话说，风先吹过树梢。 随着毛的逝世，学生和知识分子萌生了推动变革的信心。
总的来说，这种上升的压力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性质的，反映了它的小资出身，以及对中国在国际上相对孤立和落后的愤怒。第一次的这样的抗议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就在1976年毛去世之前，一场简单的抗议活动，抗议对周恩来的镇压和对对其丧事的忽视。周被认为比目前掌权的强硬毛派四人帮更倾向自由派(在邓之前，他实际上曾推动使用市场机制)。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总是与更亲资本主义的措施联系在一起，他被指责为这些抗议活动的罪魁祸首并被免职。1978年，当他作为中国领导人重返中央时，这些抗议活动得到了「平反」和庆祝。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支持市场「改革」的又一例证，因为中产阶级倾向于支持这些措施(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措施会带来自由民主)，因此他们给了一定程度的鼓励。
1986年发生了一场更为重大的学生运动，这是1989年学生运动的直接前兆和起因。由自由派知识分子领导的学生在全国各地大规模抗议，再次呼吁民主改革。然而，在这些抗议活动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1989年运动提出的阶级问题的轮廓。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抗议？可以说，比要求民主更重要的是官员和普遍的腐败，学生无法找到好工作，教育质量和学生生活条件差。虽然这些诉求仍然是公开的民主诉求，但却充满了具体的物质内容，反映了中国不断增长的市场力量所造成的问题。这一点从1988年6月这场运动之后的一次「大字报」运动中可以看出。学生们在海报上讽刺地写道：「学术是无用的，擦鞋也可以为人民服务。」「后来，一些北京大学的学生多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宣称他们想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擦鞋』，来以此谋生。「(赵鼎新，op cit，p139)。
邓将这些抗议活动理解为一种警告，即在他的监督下发生的相对自由化已经走得太远，现在已经威胁到了整个共产党政权。 抗议活动在几个月后平息后，他发起了一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清除了一些被视为危险的自由主义的中共党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
然后，在1989年2月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前夕，许多领导1986-1987年学生运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发起请愿，要求政府释放政治犯，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要求民主改革的积极活动人士。这份请愿书得到了西方媒体的大力宣传，他们与这些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这场运动显然得到了中国中产阶级阶层的广泛支持，因为享有盛誉的北京大学(以及其他许多学校)正式支持这份请愿书。
因此，1989年群众运动的政治和社会火花无疑是中国日益壮大和日益自信的自由派中产阶级，他们总体上是亲资本主义的，认为中国向资本主义开放是可以的，而且必会带来西方式的民主权利。 但是一旦群众运动变成了一个涉及数百万人的群众运动，那么群众运动的火花则并不一定决定它的客观内容。
胡耀邦的死提供了借口和掩护
在胡耀邦为1986-1987年的学生运动（十二月学潮）背了两年的黑锅后，他于1989年4月15日死于心脏病。他的死亡是一个天然的避雷针，让更多的抗议活动围绕着他而展开，这不是因为他的遗产和对学生的启发，虽然这是真实的，因为活动家们意识到，以大规模抗议表达哀悼是一个完美的掩护。尽管胡被免去了总书记的职务，但他仍然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因此在形式上值得公众哀悼。政府不可能镇压那些仅仅向中共领导人表示敬意的人。
与他的逝世有关的抗议活动在接下来的两天内开始，最初规模很小(大约600名参与者) ，总部设在北京大学。而这一示威，提出了以下要求:
1.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2.重新评估1987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
3.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官倒，公布详情。
4.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
5.要求国家有关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进行正式的重组并追究责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预算，提高知识分子投入。
6.取销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7.强烈要求新闻机构给予这次民主爱国运动以公正如实及时的报道。
(译注：当时还可能存在另一条：「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道歉」）
这些要求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产生的学生运动的矛盾性质。这里面大多数要求都是在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比如终止审查制度。尽管它们没有具体的社会主义或工人阶级内容，但在中国的极权主义体制下，这些要求是进步的，因为它们会促进独立工会和左翼报纸等的繁荣发展。可以预料，任何反对这样一个政权的运动都会把这些作为他们的主要要求。
然而，在其他的要求中，我们看到一个方面，即要求公开政府领导人的工资和财富，这显然是对腐败和不平等的攻击。这揭示了这场运动超越纯粹的民主要求，开始质疑资本主义的趋势。另一方面，要求5和7清楚地揭示了这场运动的狭隘学生和中产阶级特征，虽然即使这些要求马克思主义者也会支持。
三天后，抗议者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国务院外并要求与最高领导人（和李鹏）对话。当警察强行将学生送上返回北京大学的公交车时，抗议活动很快就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导致了他们中的许多人鲜血淋漓身受重伤。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就像在大学区经常发生的那样，并在两天后导致了天安门广场的第一次大规模抗议活动。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新华门血腥事件。
随着学生抗议活动的增加，以及与警方发生的冲突，工人们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这种快速升级为有意识的工人阶级组织的速度表明了整个社会普遍而深切地对此感到不满。 据魏昂德(Andrew G.Walder)和龚小夏称：
「接下来的几个晚上，10到20个年轻的工人——都是二三十岁的——下班后在纪念碑前讨论情况并决定做什么。当他们讲述自己在工作单位的待遇、通货膨胀对自己和朋友的影响、以及中国领导人和官员的腐败和无能时，他们发现自己都有类似的经历和观点。到4月17日，当大学生们开始在北京街头游行时，这些工人发现学生们正在谴责官员的投机和腐败——他们一直在抱怨同样的事情。到了十八号，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讨论中，他们开始谈论成立自己的组织，有些人主张回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在那里开展运动。白天，他们决定与同事讨论建立一个新组织的问题，并在市内张贴海报，询问市民是否欢迎一个独立的工人组织。」(魏昂德与龚小夏，「六四事件的工人: 北京工人自治会的政治」 ，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第29期，1993年1月)
这个原组织的成员在4月20日目睹了新华门血案后及时组织起来，作为回应，他们「发布了两份传单，质疑党的领导，质疑他们的经济政策，质疑他们的个人腐败和他们的家人的腐败」。 (同上)。
这个群体的阶级构成立即显现出来。与学生们的大部分民主要求相比，北京自治工人联合会(工自联)的工人，他们后来被称为（工自联），把问题和矛盾集中在邓的「改革」加剧了不平等和恶化了工人的条件：
「工自联在其分发的一份传单中（译者注：工人起来了一书中《十问书》一篇），将『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和通胀失控归咎于：『独裁官僚机构的长期控制』。 声明还说，为了保护少数人的奢侈生活方式，统治者发行了大量债券，比如国债……。 强行夺走工人仅有的微薄收入。工人们在他们的就职传单上不时地要求稳定物价，并公开政府高级官员及其家人的收入和支出。
「工人们问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在香港赛马场下注了多少钱；赵紫阳有没有为打高尔夫球的特权付钱；政治领导人们有多少别墅，花费了多少钱；(再问一遍)高级官员的个人收支情况。 工人们还希望得到一个解释，说明党的领导层如何看待经济改革的「缺点」，以及为什么提出的控制通胀的措施似乎从未奏效。 他们对中国不断增加的国际债务表示担忧，询问这相当于人均多少债务，以及偿还债务以及将如何影响未来几年的生活水平。」(同上)
在4月22日，即胡耀邦葬礼的前一天晚上，大约50,000名学生聚集在大学校园，向天安门广场方向游行，他们对政府提出了三个要求：保证抗议者的安全；允许一个学生代表团参加第二天的胡主席的葬礼；运动结束后不对学生施以报复。由于担心群众运动突然爆发，政府部分同意了这一要求，学生不用向葬礼派代表团，而是（政府）向他们直播葬礼，并保证他们的安全，这让大多数学生都感到满意。到目前为止，大约有1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
葬礼当天，3名学生上演了一项具有仪式意义的重要行动：他们走到广场西端的人民大会堂，手持请愿书，坚持要求总理李鹏接收请愿书。除非他亲自出来接，否则他们不会满意。这像征着学生普遍要求与中共最高领导人对话。在等待的过程中，学生们疯狂起来，许多人哭着，不断地高喊着要李鹏出来。但当他未能出现时，许多学生感到震惊和愤怒，这有部分原因是中国悠久政府官员接受民众情愿的传统。
不管是不是有意无意地选择，这都是一种相当有效的策略，可以加剧这场新兴运动的紧张感和战斗力，因为它直截了当地要求政府当场证明它对这场运动的尊重。政府在这方面的明显失败立即将这场运动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以至于在这一点上，邓显然得出了一个不祥的结论，即为了打败这场运动，「我们必须预见到，可能不能避免(流血)」。
升级
似乎是为了确保这场运动更加愤怒，政府的主要喉舌《人民日报》在4月26日发表社论，严厉批评这场运动是反革命的，并严厉暗示如果不取消，它将面临暴力镇压。但是这场运动到现在已经如此大规模和充满自信，而群众，包括工人和学生，如此坚决地要挑战政权，以至于这只是坚定了他们的决心——这是一个革命形势发展的典型标志。
第二天，一场大约3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响应了这篇社论，据估计，大约北京90% 的学生都参加了！这是自1949年革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反抗国家。
它的规模现在开始迫使国家的整体外表面出现裂缝。在迅速而明显的退缩中，《人民日报》在4月28日发表了另一篇社论，这篇社论对抗议活动表示了友好和含糊的支持。官方的说法变成，这些是合法的、爱国的抗议活动，旨在解决真正的腐败问题等等。一旦说法以这种方式转变，政府就开始失去对整个媒体的控制。据解释，对抗议活动的正面报道开了绿灯，绝大多数记者甚至编辑都真诚地表示支持。中共解雇了《先驱报》主编秦本礼，因为他对抗议活动进行了积极的报道，但是他的解职遭到了记者的大规模抗议。后来，5月15日，政府正式批准了更大的新闻自由，以报道抗议活动，强烈反对审查制度。因此，暂时赢得了学生们要求对抗议活动进行客观报道的第7号要求。应该指出，政府失去对媒体控制的另一个因素是邓放弃党对媒体工作场所直接控制的实验。
大约在这个时候，这个运动开始赢得国家内部的大量支持。抗议者现在全面占领了广场，那里到处都是帐篷。学生们开始绝食抗议（译注：见绝食书原文），这进一步加强了运动，并赢得了更多的公众支持。大量的资金被捐赠用于占领广场，包括来自共青团、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全国社会福利彩票筹款委员会。正式允许工作单位组织参观广场，并为抗议者筹集资金。部分原因是政府担心绝食抗议的学生会死亡或患重病，而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一场革命运动可能会爆发并将他们赶下台。但这也得益于社会上真正的大众支持，包括来自中共底层的支持 。
在学生呼吁绝食后，学生的绝食人数迅速从大约300名增加到3,000名。 到5月上旬至中旬，白天广场上则常有300,000人，而在5月17日至18日，则有超过100万人的游行（在北京的），姐妹般的示威活动则在中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根据官方记录，5月中旬，北京以外的172,000名学生前往首都参加了大规模示威游行。
就在这个时候，当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的时候，国家也在动摇的时候，邓、李鹏和其他领导人得出结论，让步的政策是行不通的。让步的目的从来不是真正地给予持久的变化，而是提供这种变化的幻想，使学生满意地回家，然后他们的学生领导人将受到压制。但这显然没有奏效，因此决定必须进行一场公开的斗争。
取缔
5月20日，在绝食抗议开始后的第七天，戒严令正式被政府颁布。最初，这对政府来说是一场令人尴尬的灾难，这突显出大众对抗议活动的真正支持。派往北京的10-15,000名士兵遭到北京居民自发封锁的拒绝。士兵们寡不敌众，似乎很困惑，（居民）说他们对抗议活动一无所知。居民和士兵之间的友好关系迅速建立。除了建筑路障，居民们还给士兵们带来食物和水，甚至还为他们组织了街头派对。徐勤先和徐峰(无亲属关系)两位军官拒绝遵从上级命令。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委员杨百兵的说法，在最初的进攻中，多达110名军官和1400名士兵拒绝作战。事实上，这些居民的努力组织得非常好。成立了一个「对话代表团」 ，拿到了一张军事地图，「每三分钟就接到一次报告军队动向的电话。然后他们给每所大学打电话，要求他们把学生送到特定的地点。五月二十号，王朝华还向多处拦截大批士兵的地方派出了小分队。北京学生自治联盟后来甚至绘制了一张北京地图，上面标明了部队的位置和主要的路障，工会还为每所大学指定了一个负责的区域。」(赵鼎新，作品第185-6页)
北京的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军队不得不在四天后撤出这座城市。它无法突围，而且有发生全面兵变的严重危险。在这一点上，北京有可能受到抗议者和组织路障的工人以及工自联的控制。然而，没有一个政党能够组织群众并采取这一重要步骤。
到6月2日至3日(距离最初的撤退刚刚过去一周) ，在北京郊区集结的士兵人数——至少是最初的15000人的10倍——也许要多得多。这些士兵大多来自遥远省份的农民家庭，这是一种蓄意的策略，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兵变的可能性。在组织反革命运动时，统治阶级的危险始终是镇压部队的普通成员会与革命群众团结一致，甚至可能在运动中有朋友和亲戚。通过使用来自远方的农民士兵，他们中的许多人说着与北京人不同的方言，他们之间的亲密的可能性则变得就更加不可能了。
在吸取了整个北京团结起来反对他们的教训后，这些士兵中的许多人便身着便衣，手无寸铁地进入了城市。但这带来了一个问题——他们仍然需要武器来「清理广场」，所以这些武器都是由分开的大巴运进来的。其中至少有三辆公交车被工人发现并扣押，他们敲响了即将到来的灾难的警报。再一次，我们在这里看到了需要一个革命党的证据。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这些武器只是由居民交给警方，就好像这些武器不也是由同一个中国政府使用的一样。一个组织良好的革命党，应融入到抗议运动中，而且本可以分发这些武器，作为击退军队和/或迫使兵变计划的一部分。
随着士兵们的前进，工人们又开始英勇地用路障阻挡他们前进的道路。冲突爆发，导致一些士兵和更多的居民死亡。在许多情况下，士兵们通过向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开火来应对路障。
到6月4日晚上，士兵们已经在广场周围形成了一个包围圈，那里仍有大约8万名抗议者扎营。随着他们（士兵）的逼近，更多的小规模冲突爆发，手无寸铁的抗议者被射杀，许多人的背部中弹。一些学生想要斗争，但大多数领导人恳求他们保持非暴力的政策。反正到现在为止，不管他们决定做什么，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
在某个时刻（3时30分），一些领导人主动说服军队允许学生和平撤离广场。凌晨4点左右，军队通过扩音器宣布已经达成协议，所有人现在必须离开。尽管有些学生想留下来，并指责他们的领导出卖了他们，但大多数人意识到他们别无选择，于是他们走出广场，一边走一边唱着国际歌。虽然这次撤退基本上是和平的，但是还是发生了一些军事暴行，并导致数十名手无寸铁的抗议者死亡。
总的来说，1989年6月4日晚和6月5日清晨，大约有500-1000人被屠杀，中国政府最终镇压了这个自1949年以来在中国最大、最受欢迎的群众运动。
学生领导层的弱点
学生可以在一场革命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如1968年在法国所示的那样（五月风暴）。然而，考虑到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也是有限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而不幸的是，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们反对这种统一。
占领天安门广场和数千人参加绝食抗议的能力显示了学生们所拥有的力量。他们在时间上的自由和缺乏家庭义务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毫无疑问，从战术上讲，占据着紧邻权力中心的著名广场，这几乎在一夜之间吸引了数百万人的注意力。
然而，从学生领袖的行为中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学生运动与工人阶级隔绝的问题。考虑到中国曾经是(现在也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权，他们的领导缺乏组织性和经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学生的社会阶层的固有的松散性，这些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由于学生缺乏任何民主结构，不同的自封的领袖之间的竞争不仅激烈，而且无法解决。如果没有组织，没有可以投票的成员，你如何决定哪个领导者是最好的？学生领袖之间微不足道的竞争通常会在公开场合展示，受到来自各方无休止的尖酸刻薄的攻击。有一次，学生领袖甚至获准与中共领导人进行电视对话，但由于学生之间的公开争吵，会议中断了，他们相互指责。据报道，许多被邀请报道这次会议的记者起初都表示同情，但他们对学生们的无组织、粗鲁和缺乏明确的计划表示印像深刻，离开时很不以为然。例如，一位著名的绝食抗议者总结了这些问题：
「我们正处于戒严状态。而中共中央成立了戒严指挥部，指挥数十万士兵与我们作战。但广场上的局势令人非常失望。，广场上有十多个学生组织，都自称是最高指挥部，而且都是不负责任的。 北京学生自治会只有一个领导人王朝华在广场上。 北京以外的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正在沉迷于权力斗争， 他们一天四次更换总司令，甚至还想接管广播中心。而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即使戒严部队不攻击我们，我们也会自败……因此，我建议建立一个临时总部，领导广场48个小时。 同时，北京学生自治会将撤回北京大学进行整顿。48小时后，临时总部将结束其任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北京学生自治会。」 （赵鼎新，同前，第189-90页）
各种自封的领导和临时组织层出不穷。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组织的决定从未得到执行，完全被广大学生所忽视。
在占领即将结束时，是否继续占领的问题成为大规模分裂的根源，但没有合法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学生们一次又一次地投票支持继续占领，但这是自我实现的，因为那些反对占领的人已经离开了。这并不奇怪，那些想要继续到最后的人是唯一一些在最后仍然在那里的人，所以他们赢得了选举。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直到5月中旬，172,000名新生涌入广场，而当时大多数的原北京学生已经离开。这种变化使得形成一个连贯和合法的组织和领导能够根据形势的需要改变策略和要求变得不可能。
占领的策略固然有可取之处，特别是像天安门广场这样的大规模占领，但如果占领成为唯一或主要的策略，则有严重的缺点，因为政治目标被推到了幕后，而且在国家的持续敌意下保持占领是令人精疲力竭的。 那些相关人员需要确保在任何时候都有足够的人在那里，这样警察就不能驱逐他们。 此外基本的卫生和个人生计也成为令人担忧的大问题。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处理这些问题也是困难的。由于领导层一开始就出现了闹剧般的分裂以及缺乏经验，这个问题变得令人费解。占领本身成为一个目的，占领者变得情感上依附于它的效力。这意味着这场运动并没有讨论推动运动向前发展的最佳策略和政治纲领，也没有讨论诸如中国革命的客观阶级特征这样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而是大部分时间集中在组织事务上。根据其中一位领导人李璐（音译）所说：「关于是否结束天安门广场占领的争论是每一次天安门广场会议的主要议题，占用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同上，p195)。
对工人作用的忽视
这场运动的弱点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问题。很明显，广场是不可能永远被占领的。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绝不会因为一个广场的占领而被推翻或被选下台。需要一些更强大的东西才可以将其推翻。
1989年的悲剧在于，这样一个组织（工人组织）正在兴起，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小资的学生边缘化了。从4月中旬开始集会并发布反对政府传单的工人团体，到5月中旬已经发展到拥有150名核心活动人士，这得益于开始发生的大规模的用以支持学生的自发的工人抗议活动。 5月18日，他们拿着扩音器走上天安门广场高呼：「让全国的工人知道，我们北京的工人是有组织的且组织起来了」。
而在一天前，他们发表了一份文件（译者注：工人起来了一书中《告全国同胞书一篇》），「详细的谴责了特权、子女、配偶和保姆的出国旅游以及高级官员包养情妇，并宣称『我们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仔细计算了工人的剥削率。我们发现，「人民公仆」把人民血汗创造的剩余价值全部吞掉了。 根据这一分析得出其合乎逻辑的结论后，该文件接着宣布：「只有两个阶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过去40年的政治运动，就是一种镇压人民的政治手段。 历史表明，他们(即共产党人)喜欢「秋后算账」。 但是历史的决算还没有完成。 (Andrew G.Walder，魏昂德和龚小夏，引用如前) [1]
从那时起， 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迅速发展起来。要加入工自联，你只需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向他们出示你所在单位的身份证明，能证明你是北京工人即可。 通过这种方法，工自联声称，在运动结束时，他们已经招揽了近2万名成员。然而到了5月底，工自联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和印刷机，并起草了一部具有民主权利的临时章程（译者注：工人起来了一书中《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临时章程》），并计划召开大会。
在整个5月至6月初，工自联派出了一支纠察队开着卡车去营救被殴打和逮捕的学生，他们成功地强行通过。多亏了它招募工人的方法，它在整个城市的工厂和工作场所中建立起了一个支持者网络，并因此希望可以通过这个网络来帮助占领活动。 学生运动因占领的负担和学生领袖的自负和精致利己主义而陷入困境从而变得混乱不堪，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工自联则变得更加强大更有组织并且更加自信。
打破占领僵局并能严重挑战国家政权的唯一办法，就是准备发动总罢工。工自联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总罢工的口号，并试图利用其新建立的与工作场所的联系来实现这一目标。但这些联系只是刚刚建立，而且存在资源严重匮乏，时间紧迫的问题。 然而，这绝对是正确的前进方向。 工自联还呼吁士兵兵变，并呼吁工人控制工厂。
学生的领导应该把已经成立了的工自联 作为前进的方向。它的存在代表了对学生勇气的认可。当它提议组织一次总罢工以推动运动向前发展时，这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当一些学生受到 工自联 的吸引并试图帮助它的时候，他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即其他的学生）对此表示惊讶并拒绝了它（工自联），且试图把它（工自联）踢出广场。魏昂徳（Walder）和龚小夏在这个问题上引用了一位工人积极分子的话：
「我们有些人想过去和学生们谈谈，但我们还没说两句话，学生纠察队过来把我们赶走了。那时我们不想惹麻烦，也不愿意和学生们作对。建筑工人工会一度被放在东部的检阅台上，建筑工人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 「学生们特别不愿意见他们」。学生纠察队总是把他们赶走… … 事实上，很多人对来自农村的建筑工人有这种态度，说他们是苦役工。
「学生们坚持纯洁的最后一个表现就是他们拒绝让[ 工自联 ]在天安门广场内办公。工人们的领导人受到了天安门管理处的骚扰，他们觉得自己在长安街与广场主要部分隔离的地方很容易受到警方的监视和逮捕。他们想要搬迁的努力至少有两次遭到了拒绝。直到5月30日和31日，学生人数减少，军事行动似乎迫在眉睫，学生们感到足够的威胁，才允许[ 工自联 ]进入广场帮助保护他们。
「随着运动的进展，[工自联]活动人士开始感到学生领袖对他们的要求漠不关心，而且还阻碍了他们为工人争取权利的努力。
「28号，[工自联]主张关闭所有的工厂和商店。如果不能外出罢工，工人还可以举行缓工。罢工是我们维护正义和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利。许多单位的工人支持我们的罢工号召。工人们说，我们只是不愿意再为他们工作了。但是学生们不允许我们罢工。学生们说，这是我们的运动，你们必须服从我们。他们不让我们这么做。工人们不能接受，所以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组织。到5月28日之后，我们不再提倡同情学生。
「在这种明显的不敏感背后，[工自联]活动分子也开始感受到阶级势利的刺痛。
『学生们总是排斥我们这些工人… … 他们认为我们没有文化。我们要求参加与政府的对话，但学生们不让我们参加。他们认为我们这些工人粗鲁、愚蠢、鲁莽、不会谈判。』
『你知道，对于学生来说，这没什么——他们会把你拘留几天，然后放你走。但是当我们工人被逮捕时，他们会向我们开枪… … 政府对我们工人是无情的。他们说工人是统治阶级。真是一派胡言！』」
最后一项声明则被随后的镇压所证实，在镇压中，政府处决了许多属于工人阶级的 工自联 组织成员，但给予了学生更宽大的判决，因为他们往往来自有影响力的家庭。
天安门广场的悲剧在于，一个由学生和工人组成的强大联盟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但是由于小资的短视和学生领袖的精致利己主义阻止了这一切的发生，最终导致了这场运动的血腥失败。
另一方面，帮助激发这场运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没有推动这场运动。他们对他们曾经帮助创造的野兽永远感到恐惧，他们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敦促学生们取消占领并回家，尽管当时学生一点都没有让步。 与工人不同，他们没有提出总罢工这样的替代策略，而是希望大家能冷静下来，回家去。
他们的怯懦根植于他们的阶级地位。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相对自由化的政治和经济中获益良多。他们对运动的方向也大体满意。该运动失败后，他们没有得出结论，认为需要更加激进和支持工人才能获胜。相反，他们只是哀叹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这本身就证明，他们可以接受现状。
「在1980年代，知识分子阶层各不相同：在高层，他们在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不仅直接参与了改革思想的设计，而且还参与了各级政府的改革计划的设计。 因此，它们与省内国家内的政治团体和其他有关的团体紧密重叠。 通过这种长期的工作关系，这些知识分子开始相信，只要国家内部的改革派能够获得权力，所有的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将自己的声誉押在希望解决国内冲突以支持「改革」的同时，又担心学生运动的激进主义会破坏支撑国家改革进程的不稳定的岌岌可危的权力平衡，从而导致保守主义势力回归政治舞台……激进主义的批判迅速发展为对中国现代历史上整个革命和改革问题的广泛反思，激进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其主要特征是政治和文化大革命 。」（汪晖，前引书，p45）
自由主义者得出的结论和西方的统治阶级一样——资本主义将会自动带来自由民主和个人自由。因此，没有必要诉诸于危险和可怕的抗议活动，他们只需要参与中国自由市场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民主就会蓬勃发展。当然，他们是永远等不到那一天的。
后果
1989年的抗议活动的冲击和紧接着的通货膨胀，以及对运动的残酷镇压，导致了国家机器的加强。中国官僚机构中的保守派，即那些反对向资本主义开放的人，将所有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引入资本主义政策，他们得以利用1989年的冲击来推动他们的议程。这解释了为什么朝着更大的市场导向经济政策的运动会暂时停止。
然而，这些保守派不能说是文革时期的「毛主义者」。他们不一定反对向资本主义开放这个本身。他们只是反对使用更自由、更自由放任的方法，允许地方工业通过宽松的信贷自行建立。他们希望利用国家的资源来建设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然而，他们的支配地位是短暂的，因为他们实施的财政紧缩不仅扼杀了通货膨胀，而且扼杀了整体经济增长——这与他们的意图恰恰相反。（译注：陈云的鸟笼经济，李鹏、姚依林、宋平等。市场和计划二者像鸟与笼子一样，要让鸟飞，但是在鸟笼子里飞）。
结果，一项折中的方案诞生了，这一方案概括在邓1992年著名的「92南巡」和20世纪90年代的政策中。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等经济的关键杠杆将是改革的重点，而不是小乡镇企业。 这些制高点将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这使得国家可以将他们聚集起来，在战略领域进行大笔投资。这是为了给经济带来最大可能的增长。然而，典型的国有企业(SOE)则被「解放」以追求自己的增长议程，但这也符合最高领导人的愿望。1998年完成的国有部门重组将剩余的中央企业组建成了强大的寡头垄断企业。虽然没有中央企业享有无竞争的垄断，但一个行业的竞争仅限于两到三家企业。 这些公司变得非常有利可图。此外，中央政府在1994年停止要求国有企业将其税后利润上缴国家(这显然与加强政府对收入的控制的愿望相矛盾)。 这些公司现金越来越充裕，与竞争对手竞争扩张，并为自己的投资提供资金。 例如，到1998年末为止，电信投资占GDP的比重从未超过百分之零点二，但在90年代后期，电信公司依靠自己的内部资金和银行贷款，将投资推高到占GDP的百分之二。 (Barry Naughton，引用如前)
换句话说，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妥协。国家利用其资产以非常普遍的方式指导和加速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国家控制的银行贷款和保护国有企业免受外国竞争) ，放松了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允许它们参与竞争并保留自己的利润。他们放弃了真正的计划，以便资本主义竞争的鞭子能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这基本上与今天的中国模式相同。
很有说服力的是，尽管1989年的抗议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些抗议显然是由于采取资本主义措施和1980年代的政治自由化而产生的，但这并没有真正推动恢复斯大林主义式统治的和转为计划经济。一有麻烦的迹像，「保守」的财政紧缩制度就崩溃了，邓在中国东南部的港口城市成功地推动了进一步的资本主义改良（译者注：经济特区）。
几年后，天安门广场事件尘埃落定，中共掌握了控制权，在资本主义方面比上世纪80年代走得更远。 允许战略性国有企业盈利并保持盈利，非战略性国有企业则私有化，这导致约3000万名工人下岗（译者注：东北大下岗等）。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口头禅是「没有输家的改革」，那么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失败让中共有信心进行「数千万输家的改革」。邓小平被认为是在这个时候说过一句话：「致富光荣」。 没有证据表明他确实说过这句话，但这句话可能更有意义-这句话之所以站得住脚，是因为它看似合理。
上世纪90年代的大众的心理表现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市场是衡量经济表现的最佳且唯一的标准。国家控制的工会的官方报纸《工人日报》在1997年的这篇文章中总结道: 「企业是工人就业的来源，但企业本身也必须由市场决定兴衰… … 因此工人应该根据这一点留下或离开、被雇佣或被解雇… … 核心是工人适应市场，而不是市场适应工人。」到20世纪90年代末，只有33% 的城市工人在国有部门工作(现在国有部门根据盈利能力运作) ，远低于1978年的78% 。现在60%的国内生产总值是私有的(译注：如果我们不把盈利性国有企业算作私有的话)。
虽然天安门广场运动的失败加强了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也巩固了波拿巴党对国家机器的统治。而这个事实对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是完全令人困惑的。我们已经看到，在这场运动中，自由知识分子并没有发挥什么重要作用，只有工人阶级提供了前进的道路。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经济是由非常成熟和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让一个独立的新的资本主义阶级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为争取权力而斗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的资本家是国家政策的产物，而国家政策又是西方资本主义统治的产物，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统治的启发。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经历了不温不火的权力争夺(最终以失败告终)之后，再也没能成为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中国的资本家们从来没有真正从官僚体制中独立出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通过腐败获得了他们的公司和合同，要么成为自己是前官僚，一边留任官僚，同时提升家庭成员成为直接所有者，或者与官僚嫁接。克里斯托弗•麦克纳利(Christopher McNally)和特蕾莎•赖特(Teresa Wright)在《中国左派评论》(China Left Review)上撰文称：
「中国的资本家似乎对推动系统性政治改革兴趣不大，但他们似乎寻求将自己嵌入党国体系，从而使中国共产党(CPC)的统治永久化… … 学者们发现一个突出的特点是: 他们普遍不愿在政治上『颠覆船只』，也不愿施加压力去要求进行系统性政治变革。事实上，大多数私人资本持有者对与党国机构合作表现出明显的兴趣」。
这个新生的资本主义阶级无力抗拒天安门事件后对其自由派「代表」的清洗。 中国共产党中那些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人被免职。 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经济管理职务相对分离的局面发生了逆转。 中国共产党的「等级制度」现在与企业的管理深深地交织在一起。 共产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参与企业管理。…。一家大公司的党委书记经常被任命为该公司的董事会主席。」（Barry Naughton，引用如前）。
如今的情况仍然如此，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对此感到迷惑和愤怒，他们傲慢而天真地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将带来自由民主以及政商分离。但中国资产阶级仍然不能主宰国家，这从所谓的「法治」和私有财产保障的缺失就可以看出来。过于独立于国家的中国资本家仍然有可能因「腐败」而被捕，并被没收财产。 时至今日，西方自由主义者还无法理解中国如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共产党却对商业有着如此深厚的控制权。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通过理解1989年的经历所揭示的——中国资产阶级过去和现在都是软弱的和依赖国家的，对革命推翻中国共产党没有兴趣。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成功地进行新的中国革命。现在这个工人阶级比1989年的时候大得多。从那以后的几十年里，它学会了如何赢得罢工，它明白自己的鲜血和汗水是中国现代强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基础。今天，中国学生正在组建马克思主义社团，他们非但没有躲避工人，反而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工人组织起来。下一次，当数百万人游行穿过北京的街道，竖起街垒时，工人们将自信地站在最前线，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们。
注释
[1]译注：工自联于5月17日发布的《告全国同胞书》部分内容如下：“我们认真核实了对工人的剥削帐。剥削方法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告诉我们的方法。我们将全部产值扣掉 工人的工资，福利，医疗及必要的社会积累，设备折旧及扩大再生产等费用外，我们吃惊地发现：“人民公仆”侵吞了人民尽血汗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剥削的数值是空前的！残酷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