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断革命论
蒙迪·约翰斯通在他的作品里花了8页以上（大约全文四分之一）来“揭发”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还把这理论与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1]相对立。这些理论在1904-5年首先问世，且于1905年被实际革命的经验所证实。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这些理念对于1914年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辩论有多么重要。蒙迪·约翰斯通对这只字不提。他显然认为普通的共青团团员对于布什维克主义成型时期的思想斗争“不感兴趣”。在这点，我们和约翰斯通同志的看法不一样。我们不把我们的分析局限于“经过精挑细选”、脱离上下文的引文，因为我们确信所有正经的共青团团员和共产党员，以及在工运中所有懂得思考的人士，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真相 。那么，这些理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蒙迪·约翰斯通是这么阐述这个问题的：似乎（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最主要的分歧出现在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立场之间。他一笔略过孟什维克主义的立场，从而以完全错误的方式来理解这个问题。让我们详究（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三个（主要）立场，并看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三个趋势都同意眼前的革命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就是说，由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半封建的沙皇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革命。但只是笼统地承认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并不能指出具体哪个阶级将会领导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孟什维克依据曾经宏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前鉴，推测革命将会由资产阶级和小资阶级领导，而工人运动则会支持这些阶级。
反过来，列宁却毫不留情地批评孟什维克这样给工人的独立运动拖后腿，并谴责了他们向“进步”资产阶级讨好的意图。早在1848年，马克思已经指出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无法在和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发挥革命性的作用，因为资产阶级害怕工人的革命运动而宁可和封建阶级妥协。马克思是在这时首先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
马克思曾把资本主义“民主派”描述为“对工人来说比从前的自由派危险得多”[2]。列宁跟着解释道，俄国的资产阶级，不但不会成为工人们的盟友，反倒不可避免地会与反革命势力勾结。
“只要资产阶级的自私的狭隘利益得到满足，”列宁在1905年写道，“只要它‘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而它现在已经在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了！），它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3]
那么，在列宁眼中，哪个阶级可以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剩下的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坚决走到底，因为它要走的路程远远超过民主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就站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它轻蔑地拒绝它所鄙视的那些劝它注意别让资产阶级退出的愚蠢意见。”[4]
这些话是对谁说的？托洛斯基和他的不断革命论吗？让我们看看托洛斯基与列宁同一时期写了些什么：
“为全俄国利益而斗争的责任，已注定落在国内现有唯一强大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身上。因此，工业无产阶级具有巨大的政治重要性，因此，俄国争取从窒息它的专制制度重压下解放的斗争，已变成单纯是专制制度和工业无产阶级间的决斗，在这场决斗中农民可以给予很大支持，但不能起领导作用。”[5]
再者：
“在俄国，武装革命首先意味着把工人武装起来。自由主义分子知道并害怕这一点，所以完全避开民兵的问题。自由派在民兵问题上附和专制政府，正如资产阶级的梯也尔（Thiers）仅仅为了回避武装工人就把巴黎和法国拱手让给了俾斯麦一样。”[6]
在对资本主义党派的态度这点上，列宁与托洛斯基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就像之前解释的那样），而不像孟什维克假借革命的资本主义性质来掩盖企图把工人政党从属于资产阶级。列宁与托洛斯基同样反对阶级合作，并解释只有工人阶级，在与农民群众的联盟中，才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蒙迪·约翰斯通照搬多伊彻在《武装的先知》中完全错误的叙述，说托洛斯基关于不断革命论的看法来自著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帕尔乌斯[7]，其“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受到列宁多次批评。托洛茨基却从来没有提出这样的口号，他在1905前后一次又一次地指出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
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争辩的重点并不是革命的性质（没有人对这点有争议），而是哪个阶级会领导革命。在这个问题上，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里成型：在一方，孟什维克使劲鼓吹革命的“资本主义”性质，并试图以与“自由派”和好的方式来局限马克思主义运动；在另一方，有指出资产阶级之软弱、怯懦及奸诈的人，他们教导群众：一定要在唯一始终具有革命性的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带领下进行独立的，和如果有必要的话，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这就是著名的《社会民主党的两种策略》[8]，在这本小册子中列宁对此有详细的解释，而蒙迪·约翰斯通从中摘引，却在过程中把它扭曲得面目全非。
约翰斯通把“托洛茨基的理论忽略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这个早已澄清的诽谤又搬出来，可见他已经弹尽粮绝。约翰斯通重复了斯大林对托洛茨基1905年立场的扭曲：“当时他“轻而易举”的忘掉了农民是革命力量，提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即农民不需要参加革命的口号”。[9]
斯大林，以及蒙迪·约翰斯通，“轻而易举”的忘掉了托洛茨基在1905年实际提出的口号其实是：“既不要沙皇，也不要地方自治者（即自由派），而要人民”[10]，就是一个涵盖了工人及农民的口号。出现这口号的传单，以及许多托洛茨基对他“忘掉了”的农民发出的呼吁，都可以在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境内印刷的托洛茨基《全集》（第二卷，上册，第256页）里找到。
列宁的国际主义
列宁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态度是什么？他主张农民应该由工人动员起来，以执行并落实民主反封建任务。而当工人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时，阶级的矛盾将开始显现，而农民阶级中的反动派波拿巴主义趋向（列宁多次警告过这点）将被转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在一个绝大多数人口为农民的国家，为社会主义的斗争会被农民中最富裕的阶层全力反对。蒙迪·约翰斯通却宣称列宁在1905年已经设想了俄国民主革命“逐渐延伸到”社会主义的过程：
“在这段时期，列宁谈到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将会在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且'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满足'后开始，也可想而知的没有预见社会主义革命会在其民主先行者发生八个月后爆发。他认为将前者过渡到后者的主要决定因素为'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历史证明了他正确地摒弃托洛茨基基本上从（？）沙皇政权跳跃过二月革命而直达十月革命的策略（！）。”（《我思》，P. 13）
蒙迪·约翰斯通试图捕杀托洛茨基这条鱼，但在鱼钩上蠕动不安的却是自己！他断言不断革命论的“基本”内容是由沙皇政权不经任何中间阶段“跳跃”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胡扯。这只能证明蒙迪·约翰斯通要么根本没读过托洛茨基，要么重犯了他自己一套“科学性”、“客观性”的旧习。我们想请教蒙迪·约翰斯通，不说别的，就说假如革命仅仅是需要从沙皇专制“跳跃“到社会主义，那革命的“持续”、“不断”性到底在哪里？
蒙迪·约翰斯通不甘只扭曲托洛茨基在1905年的立场，还等不及以同样的方法对待列宁！约翰斯通让列宁说一些和自己的分析极其矛盾的话，把十月革命的领袖形容成了一个愚昧的人。一方面，约翰斯通没完没了地重复列宁把革命看作是资产阶级性的（也毫无作用，因为除了所谓延续了列宁主义传统的斯大林主义者可耻之徒以外，所有人都承认这点）。在另一方面，他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会“逐渐延伸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看法冠在1905年的列宁头上！让我们看看列宁关于“民主专政”的阶级性质究竟说了什么：
“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连根铲除，奠定大大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把革命烈火烧到欧洲去。”[11]
列宁的立场鲜明，毫不含糊：下一次革命将会是资产阶级革命，由无产阶级与广大农民带领。这革命最多只能完成基本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将土地平分给农民，建立民主共和制，等等。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任何“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都会导致无产阶级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自耕农民发生冲突。列宁着重指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土地平分，或“土地与自由“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12]
对列宁来说，在俄国这么落后，半封建的国家，没有其他可能的结果。民主专政会“逐渐延伸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说法，与列宁对革命中不同阶级力量比例的分析是截然相悖的。
列宁是从哪个角度来讲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在上面《两种策略》的引文中，列宁断言俄国革命 “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是没办法影响资本主义的基础的。蒙迪·约翰斯通立马插嘴来为列宁做补充：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过渡的前提是：“我们的力量，（…） 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13]，并说历史证明列宁是对的。约翰斯通同志，历史的确证明列宁是对的，但并不是按照他根本没讲过的话。让我们省去蒙迪·约翰斯通的翻译服务，让列宁为自己讲话。
列宁在（以上《两种策略》的）引文之后接着是这样写得：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会“（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把革命烈火烧到欧洲去。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但是这样一种胜利，对俄国和全世界的未来的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除了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的这种彻底胜利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毅力提高到这种程度，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达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道路缩得这样短。”[14]
每字每句，列宁的国际主义精神都跃然纸上。这是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的国际主义 — 和现在工党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的节日演讲大相径庭。对列宁，俄国革命并不是自给自足的行动，不是“俄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恰恰在这点上才存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日后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列宁没有，任何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家也没有，考虑过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像俄国这样落后、亚细亚式、农业性的国家。在别处列宁解释了对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很基础的知识：在俄国没有转型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尽管这些前提已经在西欧完全成熟了。列宁在《两种策略》论辩反对孟什维克，重复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革命国际意义的经典立场：
“这里的基本思想也就是《前进报》（列宁的报纸）屡次表述过的那种思想。《前进报》说过，我们不应当害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完全胜利，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因为这样的胜利会使我们有可能把欧洲发动起来，而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桎梏，就会反过来帮助我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15]
列宁对俄国即将发生的革命进行预测，其中之重点是：革命只可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而非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同时因为资产阶级无法胜任革命角色，所以革命只能由工人阶级在社会民主党的带领下开展，并激发农民大众的支持。推翻沙皇制，根除一切封建余孽，创建共和国，这些成就都会对西欧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起到巨大的革命性作用。但是西方的革命只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已经积聚了极为发达的生产力，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工运也力量强大。最后，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促发俄国继续变革，俄国工人会在欧洲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协助下，在与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的（部分）农民的激烈对抗中，把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约翰斯通此时急着摇头：“这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托洛茨基主义！你曲解了列宁的意思！”根本没有啊，约翰斯通同志。这意思很明了。让列宁为自己说话：
“因此，在这个阶段里，（在“民主专政”的最终胜利之后）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加上一部分中等农民）组织反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加上欧洲无产阶级则组织革命。
在这种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取得第二次胜利。事业已经不是没有希望。第二次胜利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
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6]
在这里以及许多其他场合，列宁已经再清晰不过地表达了自己：“我们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完全的胜利，（会）开辟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17]
无论他怎样翻来覆去并试着把自己的话强加在列宁上，蒙迪·约翰斯通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在1905年，列宁不仅排除了“只在俄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的概念（他对这点根本连考虑都不会考虑），甚至把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前俄国工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都排除了。
列宁与托洛茨基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想法之间的区别在哪呢？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对革命最基本的问题是意见相合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作用，工人和农民完成民主革命的必要，革命的国际意义，等等。他们的分歧来源是列宁把完成革命任务的革命民主政权描述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托洛茨基批评了这公式的模糊性，因其没表明哪个阶级会执行专政。列宁是故意模糊的。他没准备事先说明革命专政会是什么形式。他连联合政府中农民成分会占多数这个可能性都没有排除。这样，从一开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公式故意具有代数性质 – 包含若干需由历史填写的未知数。在《两种策略》里，列宁解释道：
“到一定的时候，对俄国的专制制度的斗争就会结束，俄国的民主革命时代就会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说什么民主专政等等，就是可笑的了。那时候，我们就会直接想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并且会更详细地谈论这个专政。”[18]
对列宁的这一看法，托洛茨基回答道，农民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起到过独立的作用。俄国革命的命运将取决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对农民大众领导权的斗争的结果。农民既可以成为革命的工具，也可以成为反动的工具。无论如何，革命可能的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资产阶级专政，后果是立即陷于沙皇专制的反动；要么是于贫农联盟下的无产阶级专政。
革命的政权，当其中工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占主导地位，不可能半途而废只把自己局限于资产阶级性的工作，而不可避免地会从资产阶级革命工作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工作。为了生存，革命专政必须与国内外反动势力作战。此后，托洛茨基同意了列宁的观点，俄国革命的胜利会给西方社会主义革命极大的动力，而西方革命会支援俄国的工人政权并完成社会主义蜕变。
这就是托洛茨基以及他1905年的不断革命论的“滔天大罪”！据蒙迪·约翰斯通所说，托洛茨基是因为事先预测了1917年真正发生的事，因为解释了工人阶级最终会手握政权的必然逻辑，才导致他被“排在党外“！但我们已经看到，在1905年就连列宁对这一问题都没有把握。
在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中，只有托洛茨基预言了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会建立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前：
“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发展得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地取得政权。（…） 我们认为，俄国革命将创造出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下，政权有可能（在革命胜利时应该）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客们把革命通通搞砸之前转到无产阶级手中。”[19]
这真的就如据蒙迪·约翰斯通所断言得一样，表示托洛茨基否定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托洛茨基亲自解释：
“20世纪初发生的这场（俄国）革命，就其直接客观任务而言也带有资产阶级性质 （本书作者的重点），却出现了无产阶级在最近的将来取得政治统治地位的必然性，或至少是可能性。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使这种统治地位不致如某些现实主义庸人所希望的那样，仅仅成为暂时的「插曲」。现在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资产阶级革命的界限呢？或者在现有世界历史条件之下，它可不可以给自己开辟一个在打破这些界限之后取胜的前景呢？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策略问题：我们是不是该在革命发展越接近建立工人政府的时候，自觉地为这个目标而斗争，或者我们应该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工人政权当作一种不幸，因而加以回避的好呢？”[20]
托洛茨基的这几句话真的是冲着列宁说的吗，约翰斯通同志？还是对着像普列汉诺夫这样，畏惧工人阶级独立活动和其后果的“务实派庸人”？在这几句话里，约翰斯通同志坚持所谓的不断革命论的核心——从沙皇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跳跃”——到底出现在哪里？
说到底，托洛茨基在1905年预测了俄国的资产阶级将无法扮演革命性的角色。革命的发展将在某个阶段不可避免地致使工人在一部分农民的支持下夺取政权。只有工农政府才能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性任务。但一旦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他们不会把政权让还给资产阶级或小资阶级。无产阶级必须为了稳固政权而采取从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前进到社会主义的措施。也就是说，在托洛茨基眼里，革命政府的形式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毫不手软地与国内的反动势力交战，而为此必须激励西方的社会主义工人前来支援。托洛茨基像列宁一样反对孟什维克狭隘的眼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像“社会主义的前提在俄国不存在，所以革命应局限在资产阶级性的范围中”这样的机会主义信条，托洛茨基和列宁回答并强调社会主义的前提在世界规模上完全成熟。这两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俄国革命设想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环节。
实践中的不断革命论（一）
由马克思主义者在1917年前提出的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所有理论必然具有或多或少的笼统性和条件性。这不是纸上谈兵或者占星术，而是假设，目的是为运动提供行动的指南，提供方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任务。
这些理论是否正确，不能够按照研究1905年的论战来衡量，而应根据实际发生的事件来判断。恩格斯非常喜欢这句谚语：“实践是最好的检验”，列宁则常常引用歌德的话：“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常青”。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任何革命理论只能靠革命本身的经验来验证。
1917年的经验鲜明地证实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于资产阶级的假设：他们将起到懦弱的、反革命的角色，这可见于二月革命之后上台的临时政府的行为。列宁和托洛茨基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深刻把握，相互独立地马上理解了克伦斯基政权的意义以及工人应对其采取的态度。列宁在瑞士、托洛茨基在纽约，同时达到了相同的结论：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由工人阶级推翻它。
那些“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老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他们所有人都提倡了支持临时政府。所有布尔什维克的干部，按照蒙迪·约翰斯通的话来讲，他們都 “接受组织的共同领导和纪律”。但在在这一整个时期内，这批人没有一个在各种事件的决定性考验中站出来。我们要问蒙迪·约翰斯通：先前一整时期的准备工作是为了什么？如果在关键时刻，所有 “老布尔什维克”都临阵退缩了，那列宁这“十三、十四年”为了建立一个 “稳定和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斗争又是为了什么？
早在1909年，托洛茨基写道：
“如果孟什维克们抽象地由 ‘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开始，在夺取政权前就让整个无产阶级的策略走到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行为相适应的思维，那布尔什维克们同时也是以一个同样贫瘠而抽象的 ‘民主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出发，达到了已经掌权的无产阶级却还把自己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内的观点。而的确，在这方面他们之间有著一个非常重大的差别:现在孟什维克主义内的反革命一派已经表露无遗，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征只有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才具有造成巨大危险的可能性。。”[21]
蒙迪·约翰斯通把这段话的最后两句割裂后，试图以此证明托洛茨基对列宁的立场的敌对。实际上，在这段话里，托洛茨基在1909年正确地预见了在1917年由于“老布尔什维克”对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口号加以反革命的诠释而导致了布尔什维克党队伍中的危机。
当列宁把他著名的，呼吁推翻临时政府的《四月提纲》提交给党时，这文件是仅以他个人的名义发表的：党内没有一个“领导”愿意把自己和一个与所有自从二月革命之后他们公布的言论、宣言、文章和演讲截然相反的观点联系起来。在列宁的政纲发表后的第二天，加米涅夫马上在《真理报》里写了一篇题为“我们的分歧”的社论，在其中他强调《四月提纲》仅代表列宁的”个人观点“。社论是这样收尾的：
“关于列宁的整体计划，看来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因为它以预设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为出发点，并企图将革命立即转为社会主义革命。”[22]
读者们请注意：这不是列宁在反驳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而是“老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指控列宁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滔天大罪！加米涅夫等人在1917年的论点读起来似乎是在夸张普列汉诺夫在1906年斯德哥尔摩大会说过的话：无产阶级势必会在无产阶级性的革命里夺取政权，但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所以我们的义务是不该夺取政权！兜了一圈又回原处，而”老布尔什维克“的”迷惑“在1917年表现在回到了孟什维克陈旧的改良主义思路。列宁的”代数方程“让这样的误解有机可乘，而托洛茨基的“代数”公式则十分清晰。
马克思早就注意到机会主义时常试图用过时的、已经失去革命效用的革命口号的衣裳来遮盖自己。“老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也如此，他们试图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之口号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列宁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道：
“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主张总的说来已得到历史充分的证实；但是具体实现的结果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注：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23]
蒙迪·约翰斯通复制了这段话，但没解释语境，以证明列宁在1917仍然坚持捍卫了“民主专政”的观念。但这段引文出自的整篇文章——《论策略书》——是对加米涅夫等人的论战，目的是证明恰恰相反的论点！蒙迪·约翰斯通的引用是不准确的。他把两个重点结合在一起，尽管它们在原文中是由一整段话相分隔的，这段话如下：
“忽略或忘记这一事实，就会重蹈我党历史上不止一次起过可悲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覆辙，他们只会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现实的特点。”[24]
约翰斯通“不经意地”从他的引文中间遗漏的这一小段把整个问题完全概括了。列宁试图向“老布尔什维克”解释“民主专政”的口号不是什么“超越历史的公式”，不能不顾阶级斗争的实际发展，不分场合到处念经。
列宁一再强调世上没有抽象的事实，只有具体的事实。试图以反复重申一个早已失去效用的口号来寻求救赎，这等于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从革命必要的任务撤退到空洞的教条主义。历史实际上交给我们的 “民主专政” 的具体表现，是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它发动了帝国主义兼并战争，它无法解决、甚至无法认真地提出民主革命的任何基本任务。 “民主专政”这代数公式是由历史以纯粹负面的内容来填满的。
蒙迪·约翰斯通在一番横三竖四后，试图说明克伦斯基政府代表了列宁在1905年预见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实现。先别着急，约翰斯通同志！列宁在《两种策略》的概述中所诠释的民主专政的任务是什么？首要的，是对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基于土地国有化；其二，是以普遍选举和立宪会议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其三），常备军由武装的人民所替代。在这以外，在1917年的主导环境下，还要要求立即缔结民主的和约。难道不是这样吗，约翰斯通同志？那么，如果克伦斯基政府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权），为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何一个基本任务都没有、也不可能有被这政权解决？
蒙迪·约翰斯通把他自己和读者们同时迷惑了，他争辩说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 “托洛茨基并无意否定这件事”)，但同时，却也解决不了任何哪怕只是一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约翰斯通同志，托洛茨基确实无意否定你所说。列宁与托洛茨基都明白，克伦斯基政府是不会认真解决这些问题的;正因为这个政府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工人与农民的政府。只有与贫农结盟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开始解决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蒙迪·约翰斯通以一种说得好听一点的话 “最特别”的推理模式争辩道:
“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并不是如托洛茨基所预料的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国家的革命，而是像列宁所预料到的一样，是工人和农民为了推翻沙皇政权而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权力并没有传到工人政府手中，而是由代表工农民主专政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部分的士兵是农民）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之间共享，而前者自愿地臣服于后者（!!）。”（《我思》，P. 11）
好极了！二月革命是一场工人与农民将他们的优势“自愿地”交给资本家而执行的资产阶级革命。但问题是:工人与农民是如何像 “列宁所预测” 的一样， 必然要扮演，也确实扮演了“自愿地”将政权交给资产阶级这样反革命的角色？列宁自己给出了答案。在回应那些们擅自断言无产阶级必须遵守 “历史阶级的铁则”，无法 “跳过二月革命”，必须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以畅谈 “客观条件”用来试图掩饰他们的软弱、混乱与无能份子们时，列宁讥讽地回应道:
“为什么没有掌握政权？斯切克洛夫说因为这个，因为那个。这都是胡说。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这一点应当承认；物质力量虽然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但是资产阶级却是自觉的和有准备的。这是一件怪事，但是必须公开地、坦率地承认这个事实，并且向人民说明，没有掌握政权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和没有觉悟。”[25]
工人们没有任何 “客观”的理由—当他们掌握政权时—在1917年2月不将资产阶级挤到一旁去，除非他们没有准备，并缺乏组织与觉悟。但如列宁所解释的一样，会造成这种结果完全是因为那些自许为工农政党的人们对革命的巨大背叛。没有苏维埃内部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临时政府哪怕只是一个小时也撑不了。对于那些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当中，将布尔什维克本身和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挂钩，使群众迷惑并阻碍了通向政权的道路的份子们，列宁给予了最严厉的批评。
为了质疑和列宁立场相同的托洛茨基，蒙迪·约翰斯通只是複颂加米涅夫与其同党所有的在1917年反对列宁的陈词滥调。他企图把 “民主专政”的口号与不断革命相对立的意图，其不诚实的态度已经明显到可笑的地步。可见，他试图保卫这个口号而用来搜刮引言的重要著作——《论策略书》——恰好是列宁要从头到尾埋葬这个口号的著作之一:
“现在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也可以叫作‘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26]
談及工人階級的實力，以及臨時政府的無能，列寧指出:
“这个事实是旧公式包括不了的。应当善于使公式适应实际生活，而不是重复一些已经失去意义的关于一般“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词句。”[27]
再一次：
“加米涅夫同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一老布尔什维克的公式，有没有包括这种现实呢？没有。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已经僵死了。要使它复活是徒劳无益的。”[28]
蒙迪·约翰斯通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列宁本人在1917年4月就完全丢弃了 “民主专政”的口号。谁有意坚持此道，那他不是为了保卫 “列宁主义”而对抗 “托洛茨基主义”，而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丢人现眼的向孟什维克改良主义的投降。而列宁如果在1917年就公然的鄙视某些人试图复活 “僵死...丧失意义...老旧”的 “工农民主专政” 公式的行为，那对于我们看到的约翰斯通，以及在五十年后，为了他们自己的犬儒主义与反革命目的，而持续滥用口号的所谓的共产党领袖们，我们又该说什么好呢？
实践中的不断革命论（二）
如果列宁在1917年前的著作很少谈到不断革命的理论，在那之后也不会有了。在列宁还在世时，共产国际就在苏俄出版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书籍并翻译成各国语言，这并没有遭到列宁或传说中的 “中央委员会多数委员”的一句抗议或批判。然而在经过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所出版的 《列宁全集》，在如下文字里有一段对托洛茨基的脚注:
“在1905革命之前他开拓了自己独特的，现在已经被证实和拥护的著名理论，也就是不断革命论。他断言1905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会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会是一系列民族革命的第一步。”[29]
这段话清楚的描述了没被约翰斯通扭曲的不断革命论。在十月革命后不断革命论 “受到格外拥护”了，因为它提前并准确的预期了1917年的事件。
在文章的第14-15页，蒙迪·约翰斯通意图以他惯常的 “公正”片段式的引用手法，来质疑不断革命论：
“吊诡的是，在列宁从1917年4月直到他逝世之间的写作和演说，也就是在最新俄文版55本全集内占了23本的著作内，我们完全找不到任何有关列宁‘转移到’托洛茨基对於‘不断革命’看法的蛛丝马迹，而且列宁是从来不吝啬承认过去错误的。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了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承认了与他对立观点的正确性。因此在1927年出版的《反对派政纲》，也就是被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出版社在英国再版，并被喻为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发展的指标”内，我们看到了重复托洛茨基及其共产国际内党羽们在1926年12月15日做出的声明：‘托洛茨基曾向共产国际声明，在所有他和列宁争论过的原则问题上，列宁是正确的——特别是在不断革命和农民问题上。’ 在他给同为‘老左翼反对派’，但不接受托式理论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致信中，托洛茨基承认道：‘1917年2月以前，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口号是历史进步的口号。’就连在他的《十月的教训》他也提到列宁用‘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以‘完全具有革命性的和前进性的’方式来攻击工人在农民支持下向社会主义专政前进的问题，完全有悖於他在1909年做出的声明‘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征只有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後才造成巨大的危险性。’”（《我思》，P. 14-15）
约翰斯通提出列宁1917年后在不断革命论的问题上缺乏评论，但这个论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列宁在理论问题上一向是十分谨慎。他不会允许在任何重要议题上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如果他在1917年后没有评论不断革命论，如果他允许托洛茨基出版在这一问题上的著作而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同时在列宁本人的著作全集中公开批了一条注脚表达了对这一理论的同意，只能说明在十月革命之后，他在不断革命论的问题上，大致都与托洛茨基持相同意见。如我们所解释，并不是列宁被托洛茨基 “同化了” 。1917年后，之前他们在俄国革命的评论上的分岐（这些分岐的性质通常都是次要的），不再有什么纯粹的历史意义。至于所谓的 “错误”，托洛茨基一直都勇于承认他自己的错误，并且将他们解释清楚 （这和今日的共产党领袖大相径庭!） 我们之前已经表明了托洛茨基是如何解释自己在布尔什维克党问题上他所犯的错误。就不断革命论来说，托洛茨基唯一的 “错误” 就是他所有的理论都被实践所证明了，而斯大林主义者绝对无法原谅这一点。
事实上，约翰斯通和其他共产党 “理论家” 在批判不断革命论的障眼法下，所攻击的正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本身的革命性质。1924年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以及斯大林为了他们自己山头的利益，可笑地发明了 “托洛茨基主义” 用来对抗托洛茨基。他们有著强大的国家机关与党机关官僚的支持，看起来革命的动荡已经结束，他们能享用那些偷来的特权的和平与 “秩序”的时期即将开始。然而，斯大林对一国社会主义 “理论” 的拥护，是由列宁国际主义精神教育的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所不能容忍的，他们最终与斯大林分道扬镳，但为时已晚。官僚更加坚定地跟随斯大林派系与一国社会主义 “理论”。他们愤怒和恶毒地对“托洛茨基主义” 和 “不断革命” 展开的一系列攻击，只能表现出他们对于对于自身物质利益有所冲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否定
至于他从《反对派政纲》所引用的材料，约翰斯通明白这份文件并非是托洛茨基个人观点的声明，而是整个左翼反对派的声明，包括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当中有对斯大林主义斗争中一些基本问题的共识——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工人民主、国际主义，等等——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仍然持反对立场。约翰斯通所引用的不断革论的部份，是少数之一托洛茨基反对，然而在反对派投票中输给了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为了维持反对派团结一致对抗斯大林，托洛茨基同意这了这一点。他自己的作品中他一贯保卫自己的理论，但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不愿接受，部份原因是他们在十月革命中对于 “工农民主专政” 问题时扮演的角色。
至于引用自《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Yevgeni Preobrazhensky）的信》，读者们会看到这封信与不断革命论之间毫无矛盾之处。托洛茨基始终认为，在对抗孟什维克时列宁的立场是进步并与自己相近的。在《十月的教训》中这一点表现的非常清楚: 蒙迪·约翰斯通从这一小册子中引用 （用他一贯的 “简短方式”），但他没有解释这部著作为什么并且是在何时诞生的，也没有解释这部作品到底是关于什么的。这一著作于1923年德国的革命运动惨败之后写成，而这次失败很大一部份原因是斯大林与季洛维也夫的失职。
托洛茨基在这本小册子中解释了，由于资产阶级 “舆论” 的巨大压力，就算是最坚定的革命领导阶层，在革命情势中也会出现危机的必然性。恩格斯也曾解释有时革命需要几十年的积累，而在短短几天中爆发出来; 如果革命领导阶层无法掌握情况中的优势，可能又要等上下一个十年二十年才有另一个起义的情势。近代史中满满都是例子，尽管人们在蒙迪·约翰斯通的著作中，甚至那些发现并相信 “孟什维克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的共产党的传奇故事里头不会找到这些例子。
托洛茨基解释了德国共产党领袖当时做出的行动，以及在1917年2月将布尔什维克主义偷换成孟什维克主义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领导阶层的所作所为。在1917年机会主义者用口实不一的理论来维护他们的立场—包括 “工农民主专政” 的口号。机会主义者永远不缺乏这些或那些方便的 “理论” 来为自己的软弱开脱: 因此共产党 “理论家” 在解释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出卖行径时，退化到了扭曲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导言这种方式，八十年来，这份导言甚至被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者用来质疑革命主义!
为了摆脱约翰斯通同志大无畏的 “客观性” 的强加性质，我们引用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所有关于 “工农民主专政” 的说法:
“在一九O五年前夕，列宁对于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就得出了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正如以后整个发展所表明，只有把这个公式作为走向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一个阶段来看，才是有意义的。列宁这样提出问题，是完全具有革命性的和前进性的，是完全和彻底抵制孟什维克的公式的。根据孟什维克的公式，俄国只能重演先进民族的历史，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而社会民主党居于反对党的地位。然而，我们党内有某些人，在列宁这个公式上所着重的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着重在它的民主性上，并把它同社会主义性对立起来。这样一来，又无异表明：俄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只能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西方开始。我们只能在英国、法国、德国之后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样提出问题，必不可免地要陷入孟什维主义。这种情况在一九一七年充分暴露出来。当时，革命的任务已经不是预言的问题，而是行动的问题了。
在革命的现实条件下，站在把民主实行到底而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认为社会主义“为时尚早”，这在政治上就是从无产阶级立场退到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到民族革命的左翼地位。”[30]
1917的俄国发生了什么事？据蒙迪·约翰斯通所言，二月革命标示著革命中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完成，而十月革命标示的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完成。但一方面，二月革命没有解决任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最先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措施，特别是土地革命。蒙迪约翰斯通试图掩盖自己的迷惑 （同时把读者们也给搞糊涂了!），拼死抓住列宁的只字片语任意妄为，并完全不正确地把列宁1905年写作的片段与1917年列宁对抗 “资深布尔什维克”的论战拼凑起来! 我们要问约翰斯通同志: 当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法完成它眼前最基本的问题时，它怎么可能已经胜利了？
为什么布尔什维克要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和平、土地，面包）为社会主义革命获取支持？
恼羞成怒下，蒙迪·约翰斯通脱口而出:
“这些在二月到十月之间没有被尝试或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仍然需要由无产者领导的十月革命来执行。” （《我思》，P. 12）
约翰斯通同志，十月革命的确做到了这些任务！但这正好就是 “邪魔歪道的” 不断革命论 。在十月革命中，与贫农结盟的无产阶级首先解决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再来，马不停蹄的，直接执行社会主义的措施。这就是俄国革命的“不间断”的性质。
我们也该问问蒙迪·约翰斯通 “这些在二月到十月之间没有被尝试或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 是些什么？是把土地分给农民吗？不是。带来以民主为基础的和平吗？也不是。甚至没有建立一个正经的民主制度！ 废除君主制吗？但就连这也没有: 俄国的 “民主” 英雄们企图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
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 “盟友”，约翰斯通对他们的 “成就” 佩服的五体投地，但这些所谓的成就都一再的被列宁撕开了伪装，并公开讥笑他们的无能:
“这些胆小鬼、空谈家、妄自尊大的纳尔苏修斯和哈姆雷特总是挥舞纸剑，可是连君主制都没有消灭！我们却把全部君主制垃圾比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更干净地扫除了。我们没有让等级制这个古老的建筑留下一砖一瓦（英、法、德这些最先进的国家至今还没有消除等级制的遗迹！）。等级制的老根，即封建制度和农奴制度在土
地占有制方面的残余，也被我们彻底铲除了。伟大十月革命的土地改革“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这个问题“可以争论”（国外有足够的著作家、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来争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愿把时间花在这些争论上，因为我们正在用斗争来解决这种争论以及与此有关的许多争论。然而有一件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保持农奴制传统的地主“妥协了”八个月，而我们在几星期内就把这些地主连同他们的一切传统都从俄国的土地上彻底扫除了。”[31]
1917年工人们所赢得的民主权利是他们自己斗争的结果，不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 “小哈姆雷特” 们所给予的 “礼物” ！事实上，在临时政府的 “民主” 外表下 （十分类似之后法国和西班牙的 “人民阵线” 政府）反动势力正在蕴酿一场针对 “走得太远” 的群众运动的血腥回击。1917年8月到9月间，科尔尼洛夫反革命的政变意图，受到了资产阶级的鼓励于支持，充分表现了俄国资产阶级腐朽的趋势。为了决定性的击败反动势力，以及资产阶级民主任务的执行，工人与农民从奸诈又优柔寡断的 “民主派” 们颤抖的手中夺取权力的缰绳是必要的。这是今日 “共产主义” 领袖们仍然坚决拒绝学习的一堂课; 他们在希腊，西班牙和法国，以及各地推广的 “人民阵线主义” 会造成工人阶级新的血淋淋的失败，除非他们完全与 “孟什维克阶级合作主义” 的政策划清界限。
在二月革命中沙皇制度之所以能被推翻，正是各大城市的工人运动和他们的农民盟友的功劳。至于资产阶级与其各个 “自由主义民主” 政党，什么角色都没扮演。实质上，政权已经掌握在了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临时政府被架空，所有实际支持的基础都被夺走了，除了那些孟什维克懦弱的读书会成员与社会革命党人准备向临时政府 “自动投降” ! 如列宁和托洛茨基所了解到的，真正必要的是将工人与农民组织起来将这个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出卖所造成的 “双重政权” 转变成真正的工人政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解释过1848年革命里德国资产阶级所扮演的懦弱和反革命的角色， 以及它对于在它背后来势汹汹，与封建制度与专制制度做斗争的工人阶级运动所感到的恐惧。六十年后，俄国资产阶级甚至无法模仿它的兄弟阶级 （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的英雄气概。在《俄国革命史》中，托洛茨基解释道，俄国资本主义系统的停滞不前，将俄国资产阶级扮演革命性角色的可能性排除掉了。一方面，利用向西欧学习的科技优势，俄国工业伴随著大量工人的涌入，他们生活在险恶的条件下，并且高度集中在少数的城市中，而在大型革命浪潮的事件中，一个新的巴黎公社幽灵正在让资产阶级辗转难眠。
另一方面，俄国资产阶级过份的依赖国际资本的投资与信贷:
“俄国工业发生的条件及其结构，决定了俄国资产阶级社会性质及其政治面目。工业的高度集中，其本身即已表示了在资本家的上层与民众之间，并无许多中间阶层。此外我们还得说明一点：最重要的工厂、银行与运输机关的所有人既然都是外国人，他们不仅从俄国吸取了利润，而且还因此在各个外国议会中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势力；他们不仅不促进俄国议会制度的斗争，而且还时常表示反对；人们只叫记一记法国官方所起过的可耻作用就够了。这些就是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孤立与反民众性的基本的与不可消除的原因。如果在自己历史的曙光期，俄国资产阶级还太不成熟，不足以完成宗教改革，那末当它应该起来领导革命之时，却是过度成熟了。”[32]
这些性质并不是俄国资产阶级所特有的: 虽然有极小的不同，它们和所有的半殖民地落后国家的 “民族” 资产阶级有着一个相同的特征。列宁嘲弄孟什维克的阶级合作主义 — 他们的 “人民阵线主义” （事实上就是这样，虽然孟什维克没有用过这个词)）— 他们意图要让自己迎合所谓的 “自由派资产阶级民主” 政党，在对抗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迎合 “ 进步资产阶级” 势力的颂词。如果列宁他能见证今日世界各地如在希腊、西班牙、印尼、印度的共产党更加显著的阶级合作主义，他会说什么呢？然而，仍然没有任何共产党的领导阶层，敢在资产阶级民主政客的面前面对面的追求一个独立的，列宁主义的阶级政策。
斯大林主义共产党的那些 “理论家” — 包括蒙迪·约翰斯通，所不断複颂的“阶段论”，是对列宁主义思想粗糙且机械式改编后的一幅搞笑漫画。约翰斯通如何解释1918年的德国革命，或者1920年意大利的静坐罢工？前者，德国工人已然在一场没见血的革命中夺取政权，却被躲在 “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性质 “大义” 下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出卖，最终 “自愿投降” （!） 把政治权利交给了资产阶级！这是所谓的如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所宣称的，德国革命的 “民主革命阶段” 吗？约翰斯通同志？如果是，那列宁又为何声讨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背叛呢？
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了1920年的意大利，盛大的静坐罢工潮造就了革命的情势: 但社会主义领袖们没有明确的提出革命的前进路线，而让意大利工人走向失败，并直接导致墨索里尼的崛起。如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他们以 “群众还没准备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为理由为自己开脱。但如果列宁能痛击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领袖们在执行革命性纲领方面的完全失败，对于比1920年意大利的运动还要深刻，还要广泛的1968年法国5月风暴大罢工中那些法国共产党的 “领导”，列宁又会怎样评论？
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者总是把失败的责任归咎到，据称对于社会主义 “还没准备好” 的群众身上。但过去五十年的历史一次又一次的展现了工人阶级斗争的意愿，以及为了社会变革所做出英勇牺牲。1968年的共产党 “理论家们” 问: “为何总是怪罪到领袖们身上呢？”，呼应了1918-1920年间考茨基（Karl Kautsky）、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 以及赛拉提（Giacinto Serrati）这类人义愤填膺的言词。对于已经不相信工人阶级拥有改变社会的能力的傲慢的官僚来说，他们无法去想像他们患有的“议会迷信”不治之症与群众遭遇的失败有著任何关联，没有有所觉悟的革命性领导，他们无法将他们的运动贯彻到底，到胜利。
共产党领袖们在这一切里得到了什么教训？蒙迪·约翰斯通引用了一些列宁的论战的片段。但他却没有选择许多列宁对抗那些试图让俄国无产阶级与 “自由派” 资产阶级互相配合的孟什维克的言论。为什么他不引用列宁对阶级合作主义的无数次攻击，以及他对革命工人和农民是贯彻民主革命的唯一阶级的坚持？
很显然，蒙迪·约翰斯通在所有列宁的作品里，只看到一长串对不断革命这异端邪说的声讨。他丝毫看不出关于在1925-1927年斯大林在中国进行的愚昧孟什维克政策，也看不出这些作品和1930年代古巴共产党支持巴蒂斯塔政权做为 “进步反美势力” 并谴责卡斯特罗为一个 “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者” 这些事件之间的关联，而伊拉克共产党则称呼卡塞姆为一位伟大的掌舵人，直到卡塞姆开始射杀并埋藏他们！ 苏联的同志们对伊朗 “进步的” 的国王进行了睦邻友好的政策， 包括将政治难民出卖给行刑队。印尼的同志和他们的 “列宁主义” 政策以及他们的 “工农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先进贵族阶级和所有爱国先进分子的大联盟” 在 “进步” 的独裁者苏加诺面前阿谀奉承，最终导致上百万共产主义者毫无抵抗能力的惨遭杀害。中国与俄国争先恐后的赞扬那位 “英勇的反帝国主义斗士” 阿尤布·汗，直到后来却被巴基斯坦的工人农民所推翻。
这些只是少数几个今日 “共产党” 领导阶层 “列宁主义” 方针的案例。在 “保持对工农民主专政的忠诚” 的口号下，他们在各处力求阶级合作的政策，托洛茨基称之为 “对孟什维克主义滑稽和可笑的模仿”。
英国共产党与共青团的许多同志，被约翰斯通对于不断革命论的脑内补完搞糊涂了。在此我们希望某些重点已经得到澄清。不断革命论不是蒙迪约翰斯通所展现的复杂和枯燥的理论，而是整个俄国十月革命的革命运动经验的总结。没有对这些问题的透彻了解，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找到他对于现今世界局势的认知。印尼，希腊，巴基斯坦的悲剧会再次重复。所有认真严肃的社会主义者都应该学习这些事件的教训，认真学习理论，以为未来他们在英国和国际上将会扮演的角色做准备。
注释
[1]译者注：有时又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2]马克思与恩格斯，中文版全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50-3.htm
[3]列宁，中文版全集，第11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2.htm
[4]同上
[5]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革命和无产阶级”， 蔡汉敖译，陈泰编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05.htm; 托洛茨基转摘自门捷列耶夫（《了解俄国》1906年版，第10页 ）
[6]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1789 — 1848 — 1905”，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04.htm
[7]译者注：德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早年在革命派阵营，反对改良派修正主义，后来不幸堕落，背叛了革命事业并成为大资本家。
[8]译者注：中文全称《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9]斯大林，中文版全集，第六卷，“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P. 310-348），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russian_communists/stalin/6.pdf
[10]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四章，“不断革命论在实践中是怎样的？”，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permanent_revolution/04.htm. 译者注：“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里泛指工人阶级加上受压迫的广大农民，与中国常用的“劳苦大众”近义“地方自治局”（Zemtsvo）是权利十分有限的地方机构，由乡区地方的自由派贵族统治。
[11]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06.htm
[12]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3.htm
[13]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24.htm. 译者注：我们可见约翰斯通在解释列宁写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段落时，利用的证据是来自列宁另一篇文章的，从上下文撕裂的一句话，虽然两篇文章的背景、语境等等都不相同。
[14]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06.htm
[15]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0.htm，作者的重点
[16]列宁，中文版全集，第12卷，“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2/032.htm
[17]列宁，中文版全集，第12卷，《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结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2/043.htm
[18]列宁，“‘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0.htm (作者的强调)
[19]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革命和无产阶级”，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05.htm
[20]同上，作者的重点
[21]托洛茨基，《1905》，英文版，P. 285，本书译者译
[22]卡尔（E. H. Carr），《布尔什维克革命》，英文版，第一卷，P. 91，本书译者译
[23]列宁，中文版全集，第29卷，《论策略书》，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24.htm
[24]同上
[25]列宁，中文版全集，第29卷，“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16.htm，作者的重点
[26]列宁，中文版全集，第29卷，《论策略书》，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24.htm
[27]列宁，中文版全集，第29卷，《论策略书》，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24.htm
[28]同上
[29]列宁，俄文版全集，第14卷，1921年第一版，第二部分，P. 481- 482，本书译者按作者英语译文译
[30]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工农民主专政 —— 二月和十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02.htm
[31]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2卷，《十月革命四周年》，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22.htm
[32]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第一章，“二月革命”，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