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斯大林主义的兴起
蒙迪·约翰斯通不会浪费他的读者们的时间，以用来介绍一整段针对他所承认的托洛茨基革命事业中，在俄国内战时所伴演的任何关键角色的细节的“平衡报导”。也许这当中的偏见会被客观的读者们所发现，例如列宁在内战期间提供给托洛茨基的已署名的空白纸表，授权给任何适当的“革命空话”的活动!
为了内战篇章的粉饰，约翰斯通为我们引用他的老朋友艾萨克·多伊彻的著作《武装的先知》，其中对于“托洛茨基的错误们(有时是非常严重的)和他的成就们(足以用来功过相抵)”的文字绘写，可谓“呕心沥血”。而蒙迪约翰斯通为何不汲汲营营于内战的著墨的理由也就十分清楚了。他花费了文章的前半段，就为了把托洛茨基描绘成一个不具备组织能力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个人主义者，并且恬不知耻的继续引用高尔基的文字:
“'你敢说有其他人能够在一年内组织一个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赢得军事专家的敬重吗？'列宁拍案说道。 ”（《我思》，P. 17）
担心这个报导的“公平”失衡，约翰斯通急忙引用的把高尔基另一番言论，是关于列宁对托洛茨基的看法:
“他站在我们这边，却不是我们的一员。他是很有野心的。他带着一点拉萨尔的坏气息。 ”
蒙迪·约翰斯通这种心思缜密卖弄引用的手法我们之前已经评论过。这又是另一个相当好的例子。其中第二部份的引用，在1924年原始版本的高尔基的《回忆列宁》并没有出现。在早期也不可能会有置入如何露骨的谎话的可能。但1931年高尔基被迫改写了他的回忆。在斯大林的淫威下，高尔基的部份回忆被消失，同时另一种“回忆”被创造并首次亮相，特别是蒙迪·约翰斯通所引用的那一部份。既然约翰斯通同志对于高尔基的列宁对托洛茨基态度的报告深感兴趣，让我们看看真正原文内另一段话。对于那些试图在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作梗的毁谤者，列宁驳斥道: “嗯，没错，我知道他们在我与他（指托洛茨基）的关系上说了多少谎。”
对于工会的争论
“在党在革命后对于官僚问题的第一个主要讨论上，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发生冲突。列宁强烈地斥责托式的政策为“对工会进行官僚主义的干扰的政策“，表示了“军事经验中...最坏的东西。 ”包括了“一系列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本质的错误。 ”（《我思》，P. 19）
再一次的，读者们应该注意到蒙迪·约翰斯通“分析”的方式，是一再地在文字引源上单纯又简单的讨论支字片语，没有谈及背景与这些争论本身，甚至没有关心到日期！就撕毁了它们的本文。自马克思以降，马克思主义者们总是从最小的日期，精确完整的文字引源，理论性质的分析乃至于整体，都有所坚持。只有走在严肃诚实的路径上，历史问题才能被解释。
工会问题的争论，是为人所知的“战时共产主义”组织下整体政治与经济模型的危机的一环，不能在抽离这个问题脉络后来理解。列宁所描述的战时共产主义为“被围攻下的共产主义”。这整个系统构筑在严厉的集中化与在所有生活范畴引入半军事化的措施，在一个落后，因战争而断垣残壁而使革命被孤立的国家，在内战与外敌干涉的条件下载浮载沉。而蒙迪·约翰斯通问题摆饰成“劳动军事化”似乎是托洛茨基的一己之见。苏维埃政权前几年的主要特征为各种抓紧的经济困难，一部份是对内对外战争的结果，一部份是原物料与技术人力的匮乏的结果，还有一部份是农民小资产业主对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措施的反弹。
1920年，铁矿与铸铁的生产从1913年的水平各自跌落了1.6%、2.4% 。原油的纪录最好，是1913年水平的41%。煤炭则来到17%。总体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水平在1920年来到1913年总值的12.9%。农产品生产在两年内（1917- 19）下跌了16%，由乡村出口到城镇的一些产品持续最大的下滑:麻类26%，亚麻32%，粮秣40%。内战的条件下与这期间的长期的通货膨胀，使得城镇与农村的交易近乎停摆。
城镇工人们拮据的生活环境导致工人大规模逃亡至农村的情况。1919年的工业工人衰退到1917年水平的76%，建筑工人则是66%，铁路工人63%。 1920年的工业工人总数从1917年的三百万人减少到一百二十四万人，也就是一半以上。在这两年内彼得堡的劳动阶级的人口比率就少了一半。这些数据都无法显示整个灾难的规模，因为它们没有显示自人们离开后，那些留在工厂内却三餐不继工人们的劳动生产力之下降。
从布尔什维克们的观点看来，还有比经济上的后果更严重的问题，也就是十月革命阶级基础的快速腐蚀。鲁祖塔克（Jānis Rudzutaks）在1919年一月的第二届全俄工会大会上生动地描述：
“拜工厂生产紧缩所赐，我们看到了各个工业中心的大量工人们被吸收到农民大众中，我们的工人人口被半农人口或纯农业人口所取代。 ”
为了阻止这一惨烈的衰退，而在工业活动中导入了激进的措施，以温饱饥饿的工人们，并停止城镇到乡村的人口转移。这就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本意。在1918年三月的第七次党大会称为“对于提高工农的自律和纪律来说最有力，果断且严厉的措施。 ”对于孟什维克的抗议，列宁如此回应:
“如果我们设想，这种任务在资产阶级政权垮台的第二天，也就是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内就能实现，或者不用强制就能实现，那我们就是可笑的空想家。”[1]
孟什维克与“左派”的争论基础在于资产阶级对“劳动自由”的可笑争论，反映了落后阶层与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满情绪的增长，尤其是面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首当其冲的农民。
早在1905年列宁就认识到，只要革命能给予土地，农民们就会支持革命，但革命开始攻击私有财产制的基础后，富农会必然的快速走向反对派。如果革命持续被孤立就会产生这一危急的情况。在农民小资产阶级业主中，无产阶级只是沧海之一粟。没有从乡村来的稳定的原物料与食物供给，工业也就停摆。但是鉴于工业的破败条件，要供应给农民需要的制造商品来交换他们的农产品，想要马上建立起城镇与乡村之间健全的交换流通是不可能的。在第八次党大会列宁简明扼要的道出重点:
“如果我们明天能够拿出10万台头等拖拉机，供给汽油，供给驾驶员（你们很清，这在目前还是一种幻想），那么中农就会说：“我赞成康姆尼”（即赞成共产主义）。可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必须迫使它供给我们这些拖拉机...”[2]
列宁不只一次的解释，社会主义革命在各个先进国家的胜利，才能真正解决面对革命时的各种问题。在此之前，经济危机必须要用上激烈的措施才能解决。即便在内战过后，在1920年的全俄苏维埃大会上的演讲，列宁解释道: “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要能够实行国家强制，以便从采取最必要的最迫切的、农民完全可以接受完全可以理解的措施入手，来发展农民经济。 ”[3]
为阻止工人们从城镇到乡村的流动，而导入严峻的措施来对抗“怠工”。1920年，一位在克洛缅斯克庄园的工人告诉来访的英国劳动代表团“工人之间的怠工频繁，而怠工者会被士兵从乡里逮捕带回。 ”在第九次党大会（1920年三月）后通过了一条法令，即对“怠工”施予包括强制劳动的严惩。劳动被放在军事基础上。 “战时共产主义”意味着暂时的“劳动军事化”。
那些把列宁与托洛茨基跟斯大林政权和他的后继者混为一谈的人，用的是考茨基和孟什维克关于“胁迫性政权”的论点，却忽略了时间、地点、方法和条件上的差异。就算是在最民主化的资产阶级国家，如英国，战时条件的策略也会禁止劳工的移动自由，职场转职等等的做为最“非平常”的措施。布尔什维克当时在惨烈的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后，接着又面临内战。整个国家由于白军的掠夺与外国武力干涉已经是面目全非。这样的情况下激烈的措施是绝对必要的。但一直以来列宁与托洛茨基都保障工人与农民讨论与批判的自由，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更是如此。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的英国战后工人们做好准备接受那些他们认为能够悍卫自身权利而有所必要的“非平常”措施。而在俄国的工农政府，工人们则是为了能让十月革命存续而做好准备接受暂时的苛刻措施。
托洛茨基是一介“大官僚”?
蒙迪·约翰斯通十分不快地意识到，在列宁死后，带领对官僚腐化与斯大林主义展开斗争的正是托洛茨基与左翼反对派。因此他非常勤勉的捏造出一个托洛茨基本人就是一个“大官僚”的“案例”，是工人民主和工会自由的死敌。靠着惯常的印象派画风，他创造出“劳动军事化”是托洛茨基的一己之见，暗示托洛茨基进行“他的”政策来对抗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如此全然伪造的印象!究竟这样的功绩是如何成就的，约翰斯通同志没打算解释。他也无法解释，因为这是一连串的谎言。
1920年一月十五所颁布的一条政令，让乌拉尔部队转型为第一支“劳动革命部队”。稍后另一条政令委托这第一支劳动部队的革命委员会指挥“恢复并强化乌拉尔地区一般经济与军事活力的总体方向”。高加索与乌克兰的劳工部队委员会也被授予相似的权利。其中一支部队被派往支援土耳其斯坦的铁路重建，另一支则是在顿涅茨煤矿山工作。这期间红军士兵们都投入帮助工业的运转，而没有被召集军事服役的工人们则都被征召参与上述的“劳动前线”。
这些工作都是出自于“大官僚”托洛茨基吗？1920年一月十二日，列宁与托洛茨基还在促膝长谈一场各个布尔什维克工会领袖的会议。这场会议的主题是说服这些领袖能接受“劳动军事化”的政策。这份有列宁与托洛茨基署名的动议提案被驳回了，只有列宁与托洛茨基两票赞成票。想像一下这样的事发生在斯大林时代或今日吧！
这样的事不是绝无仅有。当时在每一个主要的经济与政治问题上，列宁与托洛茨基都持完全相同的意见。在争议雇用资产阶级专家加入军队与工业的问题上，为了让布尔什维克其他领袖接受他们这项建议，列宁与托洛茨基并肩打了一场硬仗。同样的，在一人管理制与农业政策上两人的观点也都相符。蒙迪·约翰斯通对这一切保持缄默。这些事实只会对他的各种分析的“公正度”产生动摇。
再论工会问题
“1920年，除了战争委员的职位，他(托洛茨基)还掌管对经济和军事都很重要的交通部。在严刑厉法下派遣铁路工人和其他工人到铁路维修部门后，面临铁路工会的各种反弹，他开除原本的领袖，并指派对他来说更合拍的人。对于其他运输工人工会，他也采取同样做法。他的行径带来了成果：铁道在预计的时间表之前完成修复。”（《我思》，P. 19）
约翰斯通机关算尽，用他“公平的”文章内不该出现的下流影射，试图创造“大官僚”托洛茨基以枪口逼迫铁路工们就范，并在他的倡议下在工人之间推行“真正斯大林主义”的形象。然而事实是如何呢？
内战对经济方面一个最具瘫痪性的打击就是摧毁了俄国巨大的铁路网络。共计七万俄里的铁轨只有一万五千俄里逃过一劫。超过60%的火车头无法使用。 1920年由于各种通联系统涣散而导致的经济混乱接近危急关头，当时若非采用了激烈的行动，整个俄国的工业将遭受无法挽回的重创。当来到对波兰战争的高峰，也意味着整个革命的命运还是悬而未决。
在第九次党大会的一个特别决议中，宣布在这次铁路危机中要克服的主要问题就是铁路工人工会。这个传统上被孟什维克领导的工会，在铁路监督的问题上就已经和布尔什维克政府发生过冲突。第九次党大会指派托洛茨基全权负责修复铁路的工程，并授权给他深入工会把有能力并忠诚的工人骨干们带入这次的行动中。当工会代表们拒绝接受各种新的法令时，决定要把工会代表们撤换，并以专精的共产党员所成立的新任委员会取而代之的人，不是托洛茨基，而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只有“右翼”的共产党人与工会领袖托姆斯基一人反对，其他包括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全都投下赞成票。
约翰斯通把托洛茨基雕塑成在“劳动军事化”与战时共产主义背后的“邪恶的天才”。他撒手就忘却了早在1920年二月，托洛茨基就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中提倡废除战时共产主义的第一人。当时托洛茨基上书中央委员会一份提纲，其中指出经济的持续恶化、无产阶级的疲软，以及城乡差距的鸿沟。他倡议由粮食税取代强制征粮的方案，以及著眼于破败市场经济的局部恢复的措施。事实上，这些政策在后来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下也被采用了。
托洛茨基这些遭列宁反对的诉求，被倾向继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中央委员会驳回。托洛茨基接受“战时”策略将不得不再继续一段时期。尽管这与他自己的观点相悖，托洛茨基努力使该系统尽可能地运转。再次对托洛茨基的这些罪嫌讥笑的蒙迪·约翰斯通，对于托洛茨基对战时共产主义基础的反对则是“装聋作哑”。
约翰斯通把托洛茨描绘成一个独裁的“大官僚”，指出托洛茨基的一场演讲中强烈批判了抽象的“劳动自由”为自由主义的理想，并指出非自由劳动一样可以具生产力。托洛茨基在发言中提到动产奴隶制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在过去历史上无疑扮演过相当进步的角色，这也被蒙迪·约翰斯通断章取义，并阴险的加以扭曲（承袭了多伊彻的手段）。约翰斯通同志从多伊彻那引用的这场演讲不是在第十次党大会，而是在第三次全俄工会大会上发生的。而且托洛茨基做为布尔什维克的发言人，所说的不是对抗列宁，而是对抗让蒙迪约翰斯通感动再三的，以“劳动自由”作为哭诉的孟什维克。
为了让布尔什维克政府失去信用，孟什维克祭出满口谎言且不择手段的作法，在内战与协约国干涉的情况胁迫苏维埃共和国。他们的争论是忧心“民主”和“劳动自由”的猫哭耗子。布尔什维克主张的是彻底的自由，只要证明无意以武装叛乱对抗苏维埃政权，即使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自由也包括在内。但周遭环境使得“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窜逃到白军的阵营，还谈论到革命不应该保卫自身以对抗白色反动。用来替换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像孟什维克所宣称的是威玛共和的民主，而是反动的血腥统治。批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群早已准备好在血腥龌龊的世界大战中成为帝国主义帮凶的人，却对列宁与托洛茨基“无情”的各种措施惊恐的举起双手悲天悯人。然而，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7-1921年间对革命运动的背叛，为纳粹的兴起和一场新的并更加野蛮的世界大战铺路。
布尔什维克们之间的在工会问题上的分岐，不是在蒙迪·约翰斯通庸俗描绘中所假设的，在“大官僚”托洛茨基与“劳动自由”的保卫者列宁之间，而是由战时共产主义的僵化所带给党内的危机的表现。如列宁解释的，最初的分岐是无足轻重的。但在既有的情况下出现了不是两个，而是至少五个的政纲，而领导阶层之间的小小摩擦，导致了党内一系列的派别产生。
当时列宁最优先的考量是避免领导阶层的分裂，以及维持联系在无产阶级和其先锋队跟非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大众之间的微弱连结。在主要的情况，包括经济危机、文盲普遍、人数锐减并气馁的劳动阶级，以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农民大众的压倒性优势，布尔什维克党处在越发增加的外来阶级势力的压力下。布尔什维克被迫违背他们的理念而将反对政党非法化，意味着这些压力将透过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寻求一个表现的方式。最让列宁恐惧的是沿着阶级界线的分裂。而这是建立在列宁对于托洛茨基，最初在与工会领袖托姆斯基所发生嫌隙的，将工会代表改组，并让他们代表参与中央计划的提案的反对。
蒙迪·约翰斯通开始为他的工会问题的争论佐证，引用列宁的文章“党内的危机”的一段话。列宁曾试图用设置一个委员会来考察工会，以保全领导阶层内的分岐。在中央委员会的讨论过程，列宁用一些自己的明显浮夸的说法，因而这也“误击”并锐化了冲突。托洛茨基曾拒绝进入委员会。约翰斯通引用了列宁谴责的话语:
“正是这一行动扩大了托洛茨基同志原有的错误，使它后来发展成为派别活动。”[4]
但这番话约翰斯通只引用了一半。让我们看看列宁在下一句又多说了些什么:
“如果没有这一行动，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提出错误的提纲）不过是一个很小的错误，像这样的小错误，所有的中央委员都犯过。”[5]
蒙迪·约翰斯通的读者们，只被允许阅读那些他认为是对读者健康有帮助的列宁。约翰斯通藉由只引用那些批判性的只字片语，为了自己而“帮助”列宁锐化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他在这个章节的其他地方，一再把那些被列宁和所有布尔什维克领袖推行而捍卫的申论当成托洛茨基的立场。为了重新叙述和“强化”托洛茨基的争论，约翰斯通声称:
“他（托洛茨基）重复申论俄国不是受害于太多官僚，而是没有一个有效率的官僚，并认为后者应该被给予有限的特权（？）。谈到这个，多伊彻评论道:'他因而使他自己成为管理团体的代言人。'”（《我思》，P. 20）
约翰斯通施展多伊彻的降灵术，并没有让他的论证增添一些神圣感。任何读过多伊彻的人都知道，他的攻击不只是针对托洛茨基的“独裁”思想，也是列宁的“独裁”思想。而他事实上并没有区分这两人。他对列宁和其他革命家的观感，与他对托洛茨基的庸俗评估是如出一辙。
蒙迪·约翰斯通怪罪给托洛茨基的各种申论，正好对应了列宁一再推行的观点，如效率的必要、有条有理的管理，还有列宁对专业人士的“给予一定程度的让步” ，并不是像今日在俄国与东欧的，寄生虫般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们予取予求毫无节制的“让步”，而是单纯且只为了让破败的经济再次运转，让革命得以存续，直到欧洲的革命无产阶级能给予协助。蒙迪·约翰斯通再次将列宁、布尔什维克党，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思想展现为“托洛茨基主义”。但这仅仅显现了斯大林主义思想家们与布尔什维克传统的天差地别。约翰斯通扭曲这些论证，并把列宁的说法出自于托洛茨基的口中，也强迫列宁说出真正保卫“自由劳动”谬论的孟什维克的狡辩。
列宁论工会问题
“实际上，列宁说苏维埃政府'这个工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弊病。'他申论工会必须长年坚持'反对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弊病'并'从采取苏维埃机关所办不到的办法和手段，去保护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我思》，P. 21）
这段引用意味着什么呢？不是指列宁在苏维埃机构与其官僚主义变态的预料上，与托洛茨基有所不同。这个问题的重点，在于假设要维持着战时共产主义的系统，要采用什么样的立即政策。然而最有趣且最重要的事实是，蒙迪·约翰斯通在他整篇文章中，没有弄清楚任何一个列宁对工会问题的论证。而这也并不意外。
列宁辩证性的论述，在工人国家中，工会必须是独立的，因而劳动阶级才能保卫自身并对抗国家，转而保卫工人国家本身。列宁对这点相当重视，因为他看到国家势力的兴起并置于阶级之上并让自身与其分离。工人们可以藉由他们的组织，对国家机构与官僚行使监督。
看清楚了“工会的独立性”在斯大林下的俄国与今日是怎么一回事后，读到约翰斯通对托洛茨基所谓“官僚主义的倾向”的苛责是很讽刺的。一目了然，当托洛茨基“掌权”时他就是个官僚;当斯大林掌权，很遗憾的，他向“个人崇拜”投怀送抱。所有问题都是“个性”的问题!这样的方式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中产阶级的庸才不同人物如何以在掌权后马上背叛来看待政治尽管还是那套高明的“批判”做法，很快的我们来到著名的“第二十次大会”，蒙迪·约翰斯通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蒸发成稀薄的空气。
“托洛茨基被他的追随者们（！）奉为反抗苏联内部官僚体系的斗士。在他人生最后的17年内，托洛茨基对于斯大林官僚政权许多方面（？）孜孜不倦的批判，也被苏维埃共产党在1956年公诸于世。这也让托派人士的言词看似可信。但是我们将会看到，事实其实是相当复杂的。”（《我思》，P. 19）
的确，事实“更加复杂”!1956年赫鲁晓夫是怎么“揭露”苏联前任领导？斯大林是个暴君、凶手、大规模杀人犯、疯子......等等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其他人只能在独裁政治（苏联“共产党”在1956年所“揭露”的!）面前发抖瑟缩，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却是问题的开端。和这个一头怪物更重要的，是产生它的社会关系。而关于第二十次大会最重要的问题是:自1956年后，有什么被改变了吗？
早在1920年，列宁就看到苏维埃国家机构内所发生的进程。在他所有有关工会问题的材料里，蒙迪·约翰斯所没有讨论的，就是工人与他们的组织对于官僚们的监督的理念，对于他们在稽查官僚们积非成是的趋势、贪腐、挥霍、管理不当时的思想而感到担忧。列宁看到，健全的工人民主与国家消亡的发展，对于迈向社会主义的运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对蒙迪·约翰斯通来说，根据他对赫鲁晓夫“揭露行动”的无限钦佩，现在俄国与东欧是健康的社会主义国家，忙着清扫整体上所有官僚主义、个人崇拜和斯大林主义的痕迹-其中有一些意外的“遗憾”(而且显然是无法解释的的)如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作家的文字狱，而这些显然在事件的真实情况没有关连!
蒙迪·约翰斯通对于从列宁论国家官僚化与工会作用的引用肯定只是说着玩的。
自1956年以来，俄国官僚被迫去除了一些斯大林统治下最野蛮的作法：那些在资本主义下，这些作法只可能是法西斯国家发生-如奴役劳动等等的。但对于一切的警察国家和恐怖机器仍然保留，不过是换个说法罢了。在俄国对于看待工会的情况表现了官僚对于自我改革的说法是全然的谎话。我们要问蒙迪·约翰斯通，第二十党大会结束十三年后，苏联的工会独立在哪里?
在斯大林底下，苏维埃劳动阶级的基本权益都被剥夺。今天，在他的后继者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下，同样没有罢工、集会、选举工厂委员会的权益（这些权益在列宁与托洛茨基下，甚至是内战的最黑暗时期都存在） 。苏联和东欧的工会就是一幅搞笑漫画:是官僚皇帝们传达圣旨给劳动阶级们的皮鞭。列宁希冀由工人组织来监督的巨大的贪腐、浪费、不当管理，已经到了损坏由苏维埃工人阶级建立的计划经济上先进成果的程度[6]。
任何会思考的大不列颠共产党青年团都能看到，这不同于列宁和托洛茨基时期因为孱弱而四面楚歌的苏维埃共和国。尽管列宁诚恳地指出官僚的变态，但仍保障了工会与党同样的自由与独立。共青团成员应该不怕麻烦的去阅读列宁著作中第十次党大会的材料，然后诚恳地问问自己:如此自由的议题讨论，有可能发生在今日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吗？
跟内战与新经济政策时期——当布尔什维克因为苏维埃力量的虚弱与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的威胁而被迫限制某些民主权益以做为暂时性的紧急措施——的情势相比，今日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二大工业国家。而官僚们在给予苏维埃工人最基本的民主权益都有所忌惮。因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当诺沃提尼（Antonín Novotný）失势后，工人们从官僚手上所夺回的相对的工会独立，挑起了俄国的反应。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惧怕这股效应会影响苏联工人阶级!
与今日的苏联甚至是佛朗哥的西班牙情况相比，一切蒙迪·约翰斯通装成“劳动自由”的朋友来对抗“大官僚”托洛茨基的意图听起来更加空洞了。西班牙政府出自于对革命的恐惧，某些“让步”同样的要给予工人阶级。不同的是即使是在西班牙工会是非法的，但工人们仍然设置了真正的组织-非法的“工人委员会”，做为阶级代表来带领罢工和斗争，甚至与老板们谈判，而在“社会主义”的俄国，任何试图把各个阵线组织起来的人，很快就会发现他会身处于铁牢后面。
事实上，在工会问题上所反映的，是苏联与其他官僚畸形工人国家整个社会关系的问题。若要谈论往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前进，就意味着工人阶级要做为社会控制、监督、整合的统治阶级，并完全的自由发展。这意指着整个社会参与工业和政府的计划和运作，并随之带来了官僚的消亡。这是唯一一个可以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保证。社会主义计划需要工人民主的监督，就如同人体需要氧气一般。
在苏联，官僚树立起集权主义不只是对苏维埃劳动阶级的压制以及使得西方国家工人反感。这也恶化了对苏联生产力自由平稳发展的阻碍。在十月革命五十年后，工人们甚至缺乏现今在先进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民主基础，这是一份对自称社会主义闹剧最有力的起诉。当官僚炫耀道: “建立共产主义”的同时也重新开启死刑——对付包含欺瞒、腐化、强盗，对苏维埃经济造成困扰的经济犯罪——这是政权破产与工人民主需要一个具体实证。苏维埃工人必然要了解到唯一的出路是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纲领。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就会意识到，官僚主义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第十次党大会与新经济政策
第十次党大会在危险的氛围下举行;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走入最后、最动荡的阶段。在一系列的省份发生武装农民起义，在坦波夫一系列的起义达到高潮。不满在饥荒的城镇漫延开来。 1921年二月在彼得堡由于粮荒而爆发一系列的罢工。孟什维克份子抓住动荡时的优势来推行“不要共产主义的苏维埃”的反革命口号。
这时的情况，如列宁所说的，工会问题的争辩是“这种奢侈行为确实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并且是“我们在这场辩论中把根据客观条件不应占首要地位的问题，放到了首要地位。”[7]，真正要议论的不是工会问题本身-但这个问题做为催化剂，使得党内一些明确的倾向具体化。
内战的结束，特别是红军的复员，加深农民大众的危机与不满。列宁解释，党内某些反对流派是“如果这种倾向是由农民在国内占绝大多数这种情况造成的，如果这些农民对无产阶级专政日益不满”[8]。这些大会期间所爆发的喀琅施塔得起义的议题面前，迫使大会延后对工会问题的讨论。
喀琅施塔得起义，毫无疑问的是反映了在大众之间，尤其是更为落后的与农民的势力，但也有越来越多经过历年的战争、内战和饥荒的失意工人们，从这两者之间所增长的，对战时共产主义的不满情绪。面对农民大众无情的反对声浪，革命不得不被迫后撤。废除征粮而用征税取代，还有恢复市场经济，鼓励私人交易的措施。某些工业甚至被重新私有化，不过大型经济体如银行、保险业、大工业，以及对外贸易的垄断产业，都一起被掌握在国家手中。
这些对资产阶级“自由”的让步不是做为其对于战时共产主义“大官僚”的胜利而草率决定的，而是做为压力下的后撤，是做为给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一时的让步，避免工人与农民的分裂而导致苏维埃力量的瓦解。
在第十次党大会上列宁为保护这些让步指出，农民大众给予工人们压倒性的压力是“危险性比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之流合在一起还要大。 ”他接着说:
“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人都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所造成的困难是很大的，克服这种困难，需要紧密的团结-而且不只是形式上的团结-需要齐心协力的工作，需要统一的意志;因为只有在无产阶级群众具有这样的意志时，无产阶级才能在一个农民国家中实现自己艰巨的专政任务和领导任务。西欧各国的援助正在到来，但是来得不那么快。它正在到来，正在不断增加。”[9]
一如往常的，列宁明白且诚实的描述整个局势。新经济政策的后撤是被农民对工人国家的巨大压力，被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延误而孤立所决定。列宁一再指出，在下次国际性社会主义革命的剧烈发展前，这是对于事务上的暂时性情况，是“喘息的空间”。但他仍然心急的对在这条路线上的危险，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成长，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做出提醒。
“这个现象-农村中小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发展-是在威胁着我们，这个现象是最大的威胁。”列宁在第十次党大会如此警告道。对那些觉得自我满足的人，列宁著重的回答: “而现在我国有没有阶级呢？有。现在我国有没有阶级斗争呢？斗争得非常激烈！”[10]
约翰斯通对于整个第十次党大会给了完全片面的陈述，侧重在工会问题，而忽略所有主要议题所牵涉的议题，并且以片面的方式处理工会问题——把问题再次的摆在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死斗”，同时没有提起另外一些立场的存在——例如布哈林的所谓的工人反对派与“民主集中派”。再一次的，这些忽视让蒙迪·约翰斯通能创造一个完全的假象。从他意图用党大会对禁止党内派系的决议，来鉴别托洛茨基对于工会的立场，就可以完全看出他犬儒主义的路线。
“托洛茨基为他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所倡导的理论...组织派系。他（托洛茨基）在党内部推动了一次大论战，并在1921年3月的第十次大会上以他的完全失败而告终，且带来了禁止派遣系活动的决定。”（《我思》，P. 20）
这的确是前所未闻!第十次党大会中没有人曾经在任何事上控诉托洛茨基要“组织派系”。这块由约翰斯通式的影射所特制的拼图，很明显是意图要与列宁对早期托洛茨基的“宗派主义”(也就是他拒绝加入行使调查工会的委员会)的批评衔接起来。约翰斯通相当明白，禁止派系决议的原因，与工会问题讨论，或者是托洛茨基在讨论的角色毫无关联。
原因在上述对列宁引用的节录中可以看到。清楚地解释这个特别的做法，是根据外来阶级压力在党内表现为各个派系团体的危险而决定的。在第十次党大会当下的情况，这个做法不是要对抗托洛茨基，而是直接了当的表明要对抗所谓的“工人反对派”，一个由什利亚普尼科夫与科伦泰所领导的半工团主义团体，并且被党大会正式的解散了。对于这个问题点的决议案，明确地解释了这个做法的原因:
“这种倾向的发生，部分是由于以前的孟什维克以及尚未完全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工人和农民加入党的队伍，主要则是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和俄共的影响。在我国，尤其是目前，在歉收和战争的严重破坏使群众的生活大为恶化，成百万军队的复员使几十万农民和工人无法立刻找到正常的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就特别猖獗，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倾向。”[11]
恰好在对“工人反对派”的争论中，列宁的一份声明，直接揭露了蒙迪·约翰斯通的关于托洛茨基所谓的“宗派主义”影射的不实:
“工人反对派说： '列宁和托洛茨基将要联合起来。'托洛茨基发言说： '谁不懂得需要联合，谁就是反对党;当然我们是要联合的，因为我们都是党内的人。'我同意他说法。当然，我同托洛茨基同志有过分歧，但当时中央委员会内形成了一些旗鼓大致相当的派别时，党就得出结论，要求我们按照党的意图和指示联合起来。”[12]
注释
[1]列宁，中文版全集，第三十四卷，“《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10.htm
[2]列宁，中文版全集，第三十六卷，“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6/010.htm
[3]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卷，《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28.htm，作者的重点
[4]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卷， “党内危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4.htm
[5]同上
[6]编者注：对此详细的分析请参见泰德·格兰特《俄国：从革命到反革命》 （Russia: From Revolution to Counter-revolution）
[7]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一卷，“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1/001.htm
[8]同上
[9]同上
[10]同上
[11]同上
[12]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