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英语第四版序言
罗布·苏沃尔（Rob Sewell）
这本书第一版的出版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虽然在1972及1976年再版了两次，这本著作还是绝版了很多年。1968年末，英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家蒙迪·约翰斯通(Monty Johnstone)在英共青年团的团刊《我思（Cogito）》中发表一篇重新评价托洛茨基的文章。而《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真正的主张》原本是针对这篇文章所写的回应。艾伦·伍兹(Alan Woods)及泰德·格兰特(Ted Grant)在这篇回应中钜细靡遗地澄清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思想之间的联系。斯大林主义者从1928年发明“托洛茨基主义”一词以来，就对此进行了系统性的篡改。要指出的是，这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而是向所有英国共产党及其青年团成员所发出的呼吁——重新发现有关托洛茨基的事实真相，回归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作者们这样写道：“为日后的重大任务做好充足的理论准备，是每位同志的责任。”
《我思》上的文章
这篇《我思》上的文章名为《托洛茨基与他的理念》，于1968年10月发表，被约翰斯通描述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第二部发表于1976年5月，题为《托洛茨基与世界革命》；第三部《今天的托洛茨基主义政策》始终都没有发表。约翰斯通对于托洛茨基的攻击也是让英国共青团员及共产党员参与到对根本问题的辩论中的一个绝佳机会。要知道，在这之前，英共内不可能有任何对于托洛茨基的公开讨论 。就在此之前几年，贝蒂·里德（Betty Reid）曾在英共党刊《今日马克思主义》中发表了一篇题为《今天的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文章，警告基层党员不要与任何托派组织有瓜葛：
“我们必须要明确地指出：任何这类组织都毫无例外地以消灭本党及削弱英国工人运动为目标。我们必须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并警惕与他们的往来。最后，我们必须重申党内迈向社会主义的意志是一致的，我们党不会包容与这些人的交流，也不能容忍在他们面前捍卫党的政策出现任何疏失。”
本书的作者们解释道：“在此之前，在共青团与共产党内讨论托洛茨基主义是件无法想象的事。”就连约翰斯通也觉得这个讨论是“姗姗来迟的，”格兰特和伍兹则补充说：“迟了至少四十多年了！”
然而，约翰斯通针对托洛茨基的各种攻击都是缺乏原创性的。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论点大都是过去已有的诽谤的重申。约翰斯通撰写的全文将会完整地收录在这本书的附录内，以便读者参考、比较本书作者们对约翰斯通的回应。
这本书的附录内还收录了艾伦·伍兹所撰写的原于1970年出版的小册子《被禁止发表的列宁书信》。写这本书的原意，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这份对约翰斯通的回复做重要的补充。文内收录的列宁书信曾被斯大林政府故意藏匿，1956年后由为了与斯大林罪行撇清关系的赫鲁晓夫逐渐公开。这些信件包含了很多有助于厘清列宁与托洛斯基的关系的证据。这些书信中的一部分最初曾被诽谤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伪造的文件，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却由莫斯科出版在列宁全集英文版中。但是，尤里·布拉诺夫（Yuri Buranov）教授最近指出，这些后来公布的列宁的信件竟也遭到斯大林主义者的窜改，意图曲解历史，扰乱视听。
这本书自然将花很大的篇幅来论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因此，这本书的再版可以说是对艾伦·伍兹所撰写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通往革命的道路》以及泰德·格兰特的《俄国－从革命到反革命》的补充。伍兹及格兰特的著作对于十月革命之前的各种政治问题做出了更深刻、更细腻的分析。然而，这本书以论战的形式撰写，也是相当好的入门教材，值得广大劳工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们阅读。其实，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是写给激进的工人以及青年们的。如今，经过了过去三十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俄国及东欧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垮台，这本书所阐述的理念对当下的我们可以说有着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关于托洛茨基的问题
英国共青团在1968年突然将有关托洛茨基的问题拿出来讨论决非偶然。1968 年是重要的一年。在法国，一场长达六星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革命性罢工在那年五月兴起。这场运动让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的“强大”政权完全陷入瘫痪。将近一千万名法国工人起义占领了工厂。这场伟大的运动原本完全有机会在法国将资本主义推翻，但却因为法国共产党的错误政策及指挥而功亏一篑。当年的法国总理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那时，法国所面临的危机极其深重 。政府只有存在或是被推翻的命运，但是整个局势不是靠一些内阁改组就能够挽回的。因为受到质疑和挑战的并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戴高乐、第五共和国、甚至共和国制度本身。”
5月24日，戴高乐诉诸于他之前就用过的政治手段：发起公投，企图利用公投来重振自己政府的威信。然而，公投根本就无法开展，因为法国上上下下没有一家印刷厂愿意印制选票。法国政府试着向比利时印刷厂下订单，也遭到了支持法国工人的比利时印刷工人们的拒绝。五天之后，戴高乐失踪了，原来他偷偷地逃到了西德巴登巴登城。蓬皮杜甚至回忆道，“灰心丧志”的戴高乐曾一度打算退出政界，告老退休。最后，在马苏将军(General Massu)的力劝下，戴高乐才黯然回到巴黎。 灰心丧气的戴高乐曾向美国驻法大使说过这样的话：“我们都玩完了。共产党过几天后就会掌权。”当时的政权的确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中。可惜的是，在法国工人们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法国共产党不但没有利用这个绝佳机会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反而带领整个运动走向失败。
这次运动结束了二战后相对的阶级 “和谐共处”时期，重新把革命提上日程，重振了欧洲各国的劳工运动，所引发的热烈讨论也激发了广大共产党员，特别是年轻党员的关注。这也是他们对托洛茨基的思想重新燃起兴趣的一部分原因。但是，法国的事件则不是导致共产党内震荡的唯一原因。同年八月，苏联官僚出兵捷克斯洛伐克， 镇压杜布切克（Dubcek）政府所发起的一系列实验性的民主“改革”。与 1954年莫斯科入侵匈牙利一样，这次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撼动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共产党基层党员的分化使得各国共产党内纷纷出现分裂，特别是斯大林主义者和“欧式共产主义者”（Euro-Communist）两派的分裂。一部分党员开始对苏联的发展、共产党领导人的国内与国际政策提出质疑。在这场争论中，托洛茨基的思想和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曾起到的作用也开始受到关注。
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发动的野蛮战争遭到了越南游击战士们的英勇抵抗。年初开始的春节攻势渐渐将美军逼向劣势。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也促使英国、欧洲大陆以及美国学生出现前所未有的激进化。一些激进的学生们开始把革命思想作为前进的向导。当时各国共产党的内部危机不可避免地促使逐渐一些激进化的学生们以及年轻共产党员开始认同托洛茨基的革命思想——在很长时间内都被斯大林主义者妖魔化的思想。
为了击退这个趋势以及巩固英国共青团员们的忠心，英共指派蒙迪·约翰斯通新写一篇对于托洛茨基以及其理论的批判文章。对英共来说，这是一项极其冒险的尝试，因为就算是把窜改过后的托洛茨基主义拿来公然批判，也可能让共青团员们对“老头子”和他的著作产生更大的兴趣。不过，英共在当时别无选择。在这个情况下，约翰斯通开始在《我思》上连载长达三篇的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有关托洛茨基的讨论终于公诸于世，约翰斯通对托洛茨基主义提出了挑战。伍兹和格兰特当时这样写道：“我们欢迎约翰斯通同志的挑战，也准备对他的论点做出细致的回复。”我们认为，这本书当今仍然是对托洛茨基思想的最好的介绍，以及对近年来斯大林主义者对托洛茨基思想的诋毁和篡改的最全面的回应。因此，在托洛茨基被刺杀六十周年的今天，我们更毫无犹豫地再版这本著作，作为对他的纪念。
约翰斯通后来的疑惑
如今，约翰斯通已经改变了他对于托洛茨基的看法。虽然他同意我们重印他在《我知》刊登的文章，但是他也声明：“如果现在重写这篇文章，我在很多方面都会写得跟1968年的文章不一样，尤其是有关‘一国社会主义’的部分。”不过，约翰斯通还是强调：“读者们最好还是要能完整地看到我原来写的版本，毕竟这本书是针对那个版本作出的回应。”
约翰斯通亦于1992年7月在《社会主义者历史社会》刊登了《我们的历史－重新评价托洛茨基》一文。虽然我不应在这篇序言中对那篇文章进行完整的批判，但是那篇文章确实证明了约翰斯通对于托洛茨基的看法较《我思》文章有所改变。在各种事件的影响下，约翰斯通认为：“我们的评论也应该被重新评估。”
虽然我们非常欢迎约翰斯通真诚地愿意做出改变，但遗憾的是，他的改变多半是表面的，而非实质的。比如，他仍然断章取义地引用托洛茨基的文章，来歪曲托洛茨基在很多基本问题上的立场。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首先，就托洛茨基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大会发言这一问题，虽然伍兹和格兰特当时已经做出回应，双方也进行了全面的辩论，但是约翰斯通依然固执地坚持 “争论的主要焦点是革命性政党的性质问题”这一缺乏证据的说法。当年发表的《列宁与托洛茨基－他们的真正主张》以及1999年出版的伍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通往革命的道路》都全面指出了这一观点的错误。
此外，约翰斯通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布列斯特条约的争论、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辩论”、苏联的工业政策以及其他重要问题也同样做出了不实的阐述。约翰斯通同志一直依然坚持指控托洛茨基“对于西方革命前景估计过于乐观过多的幻想，”还认为“他（托洛茨基）的经济政策和他对无产阶级民主的呼吁不符。” 与之相类似，约翰斯通说“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左翼反对派的经济方针也提出要通过与农民不平等的交易为发展工业提供资金，这已经由斯大林政权在1920年末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实施了，只不过方式要粗暴很多。”约翰斯通简单地将左派反对派对富农增税的主张与斯大林“消灭富农阶级”的疯狂政策和暴力施行的农业合作化划等号，是完全错误的。伍兹及格兰特在当时的回应就说明了这一点。
左翼反对派自1923年起就反对与富农妥协，并提出苏联需要通过对富农增税的方式来加速工业化。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及加米涅夫三人集团却主张牺牲贫农及工人的利益来和富农妥协。他们的政策迅速加剧了农村地区的阶级分化，并使富农们有机会将更多财富纳入囊中。后来，布哈林甚至说富农们要“发财吧”！虽然农业收成有所提高，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为富农们所占有。工业的发展落后于农业。对于这个情况，左翼反对派认为会“破坏了城乡联盟，并且导致农民中产生迅速的阶级分化。”
约翰斯通同志在最新的“重新评估”中一如既往地将托洛茨基的原话断章取义地加以引用，并将其放入完全不同的情景中。例如，托洛茨基的《恐怖主义及共产主义》写于1920年，里面证明了在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合理的。但约翰斯通却完全忽视托洛茨基写这本书时所处的时空背景，直接引用这本书来证明：“我们无法忽视托洛茨基的独裁立场，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这让人联想起斯大林。”这些言词足以说明约翰斯通想法的改变的局限性。与以前一样，他试图让自己显得既客观又理性，说：“托洛茨基并不总是错的，有时候双方（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译者注）都是错的，”还说：“我们并不能傲慢地认为我们一定是对的。任何人都不能垄断真理。”但是直接将托洛茨基在苏联面对内战和21支外国军队入侵时所写的政见与后来斯大林波拿巴主义恐怖独裁相等同，是相当可怕的错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战期间所使用的暴力，针对的是十月革命的敌人们——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而且，即使在如此艰难的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党依然维持着最完整的苏维埃民主制度。斯大林政权的极权恐怖不是针对地主和资本家的，而是用来镇压革命者、工人、农民和布尔什维克党员们的。这两者之间怎么会有相似之处？
20世纪30年代的托洛茨基
约翰斯通写道：
“……在绝大多数时候，他（托洛茨基）高估了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尤其是西方世界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如1926年英国大罢工以及1936-37的西班牙与法国。他经常透过十月革命的棱镜来看待各地的革命情势。在我看来，他特别错在两个地方：反对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政策，以及支持共产国际1939-40年对第二次大战的定性。”
即使对于那些大致了解西班牙、法国、德国、甚至英国历史的人而言，上世纪20-30年代极大的革命可能性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高估了当时的革命事件，而是反省为什么这些革命潜力被白白浪费了。工人阶级一次又一次试图改变社会，却一次又一次被自己的领袖带向失败。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在1923-1927年的中国、1926年的英国、1930-1933年的德国、1934-1936年的法国、特别是在1931-1937年的西班牙所执行的具有毁灭性的错误政策。
托洛茨基对于这些事件的分析里，没有一文一字高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那些试图把革命失败全部归咎于民众、而避免对领袖责任的之一的人们往往持有与这种对托洛茨基的指责相似的论调。托洛茨基在上世纪30年代的作品既生动又深刻地刻划出了当时阶级、政党以及领袖之间的关系。他解释了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是如何被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们所挫败。如果与十月革命有任何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在这些国家，革命的客观条件要远远好于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所面对的条件。斯大林故意阻拦了1923年德国革命，声称：
“法西斯主义者们没在歇着，可是他们先发动攻击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这会把工人阶级全面团结在共产党员周围（德国与保加利亚不同）。另外，根据所有的情报来看，法西斯主义者在德国势力很弱。在我看来，我们应该遏止德国党员们的活动，而不是鼓励他们。”
在英国，斯大林紧紧依靠英国工会联合会总理事会（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Trade Union Council）和英俄工会委员会（the Anglo-Russian Trade Union Committee）中的“左派”。这一机会主义政策阻碍了英共在1925至1926年的发展。英俄工会委员会是英国及苏维埃工会之间的正式协议。而这一协议也被英国工会联合会的右翼们用来给自己行动打“左翼”的幌子。英共的“一切权力归工会联合会”的口号也是这种机会主义政策的表现。这个口号加强了人们对工会联合会的幻想，似乎它（在右翼的领导下）有能力发动和领导革命斗争。在他们背叛了英国大罢工之后，托洛茨基提出应该与工会联合会中破坏总罢工的人决裂，但斯大林却反对这一要求：“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政策是愚蠢的、是冒险主义的。”最后是英国工会的官僚们决定和苏维埃的工会决裂，而斯大林的政策也彻底失败。即便如此，英共却依然在顽固地重申：“我们应该加强‘更多权力归于工会联合会’（“More power to the TUC”）的宣传活动！”
在中国，1925至1927年的革命原本是将社会主义革命传播至东方的绝佳机会。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一个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工人阶级政党。但是，斯大林不但没有采用像1917年俄国那样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方针，反而把孟什维克的二次革命论强行灌输给了年轻的中共。中共被迫放弃独立性，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中国国民党合并，组成所谓的“四个阶级的联盟”。之后没多久，民族资产阶级的真正代言人——蒋介石在广东发动政变。斯大林为了继续打击左翼反对派，封锁了所有反革命的消息，因为左翼反对派一直反对斯大林在中国的路线。之后，蒋介石又在上海发动了一次政变，屠杀了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
斯大林后来又转而支持“左派”汪精卫。结果，汪精卫在不久之后也照着蒋介石有样学样地在武汉背叛了他的共产主义“盟友们”。这些事件使中共遭受了致命性的打击，并搁浅了中国革命。但斯大林却仍然坚持这只是“部分且暂时的失败”。虽然这些事件证明左翼反对派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是一系列革命的失败却导致苏联工人阶级的士气低落，从而使得官僚阶级取得了胜利。
人民阵线主义
共产国际从1928年开始执行的“第三时期”政策起到了特别糟糕的作用。在德国，这一疯狂的政策将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划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直接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分裂，最终使得希特勒在1933年坐收渔翁之利。他自诩自己“连一扇窗户都没打破”，就轻易取得政权。上世纪30年代中，共产国际放弃了极左的“第三时期”政策，取而代之的则是机会主义的“人民阵线”政策。人民阵线政策并不是向列宁主义、而是向孟什维克思想的回归。共产国际开始要求各国的共产党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寻求合作，来共同对抗法西斯主义威胁。孟什维克思想的核心——阶级合作政策会瘫痪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列宁在1917年返回俄国时坚决反对的就是这种政策，他当时提出不应该给予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并要求维持革命政党的独立性。
用托洛茨基的话说，人民阵线政策在上世纪30年代始终扮演了“破坏罢工”的角色。1936年，法国的工人们占领了工厂。但法国共产党为了与莱昂·布鲁姆（Leon Blum）的人民阵线政府寻求和解，一直试图阻挠和停止工人运动。当时法国共产党领袖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
“当时，有煽动性的政客完全能够率领工人们做出最悲壮的过激行为。但是，人民阵线代表了秩序、稳定和有组织的发展，人民群众所坚持的社会和平，以及重返繁荣的心愿。我用仔细斟酌的文字代表中央委员会直接宣布：
‘虽然彻底贯彻我们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适可而止。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夺取政权，而是赢得我们的经济诉求，因此，我们应该知道在这些诉求得到满足时，如何停止行动。’”
多列士继续说道：
“我们一次次地反对那些过激的人们用来表达急切心情的左翼口号。这些口号只会限制和减少工人阶级斗争的阵线。而我们也几百次地重复强调，人民阵线不是革命。”
在1936年的西班牙，如果没有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错误领导，加泰罗尼亚的大规模起义完全有可能成为成功的全国性革命的导火索。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发生，是斯大林最不想见到的，因为这将会重新唤起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劲头，从而引领他们推翻官僚独裁。斯大林早已放弃了列宁的国际主义政策，希望通过与西方“民主”国家达成外交协议，来孤立德国。而西班牙革命就成为他讨好未来的“新朋友”的牺牲品。
西班牙工人阶级领袖如果能贯彻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7-1921年的革命方针，那完全有可能击败佛朗哥（Franco）。但是取胜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战争的指挥权必须从阴险的资本主义政客们的手中夺回，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只有他们才会坚决与法西斯反革命奋战到底。要打败佛朗哥，工人和农民就必须掌管西班牙的各项资源——土地、银行和工业。要保卫这些资源的社会所有，人民群众就必须武装起来。
但是，工人阶级领袖们，特别是斯大林主义者，所采取的行动却阻碍了这些的实现。西班牙“共产党”盲目地遵循了莫斯科的人民阵线政策中的阶级合作理论， 成为了资本主义法律和秩序最热切的捍卫者。在“先赢得战争 （first win the war）”的口号下，他们系统性地破坏了各个独立的工人和农民运动。与西共一样， 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CNT）的无政府主义领袖们以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的领袖们都执行了阶级合作政策，加入了人民阵线。他们以打击法西斯主义和“保卫民主”为自己的政策辩解。但问题是，到底如何才能赢得胜利。对这一问题，托洛茨基是这样回答的：
“对抗佛朗哥是对的。我们当然要消灭法西斯主义者，但是我们的目标不应是将西班牙还原到内战前，因为佛朗哥正是那时的西班牙的产物。我们必须清除佛朗哥产生的基础，而佛朗哥的社会基础正是资本主义。”
加泰罗尼亚的工人们曾试图遏制局势转向反革命，并于1937年在巴塞罗那发动 起义，把政权重新夺回手中。英勇的巴塞罗那无产阶级最终失败了，而斯大林主义者在其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失败所导致的一系列后续反应大大挫伤了工人阶级的士气，为佛朗哥的最终胜利铺平了道路。一夕间，工人委员会就被迫解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取缔，党的领袖们则被监禁甚至杀害。在斯大林主义者的热烈支持下，胡安·内格林（Juan Negrin）的右翼政府再次建立起了往日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共和国的未来就此葬送，共和国的领导们开始以组成联合政府为条件，试图与佛朗哥达成妥协。西班牙革命的失败也为二战的爆发铺路。
托洛茨基早在1931年就已经警告，希特勒的胜利将会引发世界大战。德国、奥地利以及西班牙革命的失败最终导致了二战的爆发。二战其实是1914至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延续。托洛茨基始终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像列宁在1914年保持了坚定的阶级立场。斯大林主义者曾诽谤托洛茨基是盖世太保的间谍，但其实是斯大林在无法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在1939年8月与希特勒签订条约。这反而给了希特勒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德国得以在1941年夏季对苏联发起了猛烈袭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主义者的立场再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们最初反对与纳粹德国交战，现在却将这场战争称作“反法西斯的正义之战”。1943年，斯大林听从了盟军的指示，在没有召开代表大会、没有讨论或表决的情况下，解散了共产国际。这也清楚地说明，斯大林其实是把各国的共产党当做为苏联外交政策服务的工具。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不断反对罢工，并成为最糟糕的沙文主义者。他们的宣传甚至透露出“只有死了的德国人才是好德国人”的思想。而托洛茨基虽然在战争中呼吁无条件保卫苏联，但是却坚持了列宁在1914至17年提出的革命国际主义立场。
在《重新评价》一文中，约翰斯通不可避免地得出了悲观的结论，甚至开始质疑俄国革命本身：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1917年决定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俄国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而在此之前当托洛茨基提出这一目标时，他们都加以反对。从回顾历史的角度来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1917年的决定，到底是对是错值得进行另一番讨论，受篇幅所限，我无法在本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所以，这就是约翰斯通最后为大家得出的结论。在批判托洛茨基反对本质上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政策后，约翰斯通开始质疑1917年的革命。你看，当时的俄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所以工人阶级在那样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夺取政权是值得商榷的。这恰恰是将革命送给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的路线。在十月革命爆发八十年后，约翰斯通还在怀疑这是否只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好像在试问：如果把政权留给资产阶级自由派，情况或许会远比现在好。而社会主义呢？那只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或者至少要等到在未来才能实现的美梦罢了。
所有这些论述都不是新的。约翰斯通只是在重复资产阶级教授们几十年来一直在使用的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论点。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没有破坏资产阶级的好事，那俄国就能够避免之后所有的问题，发展成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然而，这个论点是完全违背事实的。俄国当时除了苏维埃政权之外，并没有发展成一个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这个选择。因为在当时俄国资本主义下，这种政府是无法发展起来的，唯一能取代苏维埃政权的只有残暴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科尔尼洛夫（Kornilov）将军试图发动的政变就是一个小小的警告。如果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没有夺取政权，克伦斯基（Kerensky）必定会被边缘化，从而使军事独裁政府成为可能。从白军在内战中对工人和农民的血腥镇压中，我们可以猜想这样的军事独裁政府将是什么样的。俄国很有可能先于德国和意大利成为法西斯政权，其残暴程度则绝对不亚于希特勒或墨索里尼。
十月革命八十多年后，居然有自称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人在质疑革命的合理性，这让人难以相信。在我们看来，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除了短暂的巴黎公社，这是工人阶级第一次成功掌握国家政权，开始塑造自己的命运。虽然有斯大林主义的负面影响，苏联在很长一段时期中都通过实践证明了国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它让我们一窥人类未来的潜力，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
托洛茨基在他的巨作《俄国革命史》中写道：
“即使苏维埃制度，在恶劣环境之中和敌人打击之下——我们姑且假定，——暂时地被推翻了，十月革命的不可磨灭的印记仍旧留在人类以后整个发展上面。”
罗莎·卢森堡也毫不犹豫地支持十月革命：
“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是首先做榜样给世界无产阶级看的。亦唯有他们能够同胡腾(Ulrich Von Hutton，德国反教廷先烈 )一样地高喊：我敢做这件事！”
十月革命至今仍在指导并鼓舞着所有为战胜资本主义、夺取无产阶级胜利而战斗着的人们。我们也将坚定不移地继承十月革命的光荣传统！
斯大林主义的崩溃
错误的理论必定导致灾难性的实践。当约翰斯通在《我思》杂志上撰写他的原文时，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苏联是无坚不摧的。虽然它确实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这些就好像“太阳上的太阳黑子”一样，并不是什么深层次的问题。斯大林主义者的想法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看来是多么的空洞和愚蠢！与之相比，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里的忠告则是多么的深刻和正确！
在上世纪60年代，苏联虽然经过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的动荡，但是仍然维持了其世界顶尖力量的地位。随着经济在战后的迅猛发展，苏联跻身世界超级大国。东方和西方各国的评论者都认为斯大林主义会千年不朽。赫鲁晓夫甚至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出预测，苏联将会在1980年超越美国。可以说，除了我们组织之外，没有人预见到了斯大林主义的危机。约翰斯通倾心歌颂着苏联“社会主义”是多么的美好。他认为，苏联是个“得到完全发展的、繁荣、和谐和文化的社会主义社会。”（《我思》，P. 30）
然而，本书的作者们在当年的回复中指出：“所有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这样的人都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踩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尸体爬上来的流氓和走狗。”他们还指出：“今天，苏维埃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内部矛盾日趋明显。”伍兹和格兰特问道：“过去，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中苏交恶都严重的打击了斯大林主义。那未来，我们又将看到什么样的发展呢？”他们预测，“新一轮加剧的国际阶级斗争”以及“东方的政治革命”都是可能。苏联内部的矛盾当时正不断地从内部侵蚀着它的基础，并在将其带向革命性的危机。
这一预测的前半部分在70年代在西方的革命浪潮中得到了证实。在那个年代，我们看到了智利和阿根廷的革命前的危机、英国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伟大的葡萄牙革命，希腊军政府的推翻，佛朗哥政府的倒台，席卷印度、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革命风暴，以及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和埃塞俄比亚资本主义和地主霸权的推翻。在革命形势高涨的同时，经济危机也在1974年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同时爆发，这把世界资本主义带向了一个新的风雨飘摇的阶段。
可惜的是，这些运动，尤其是西欧的运动，都因为改良主义及“共产主义”领袖的错误而失败，从而导致80年代以撒切尔、里根和科尔执政为代表的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的右转。80年代的经济发展更加强了部分苏联官僚和西方国家的改良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幻想，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右转。当然，80年代并不是完全没有激进的工人运动的，如英国矿工示威，但主要的趋势还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壮大以及传统工人阶级组织的式微。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政党上层的压力的增强也是这些政党领袖右转、全心全意拥抱市场经济的基础。布莱尔主义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极端案例。
同时，随着经济增长率的快速下滑，苏联经济所遇到的困难也与日俱增。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苏联经济开始停滞不前。马克思曾解释过，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关键。此时，社会主义东方的经济成长不如资本主义西方。计划经济开始失灵。官僚对经济的束缚以及无产阶级民主的缺乏导致了俄国和东欧国家经济上的危机。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市场和供需定律运转，但是国有计划经济却没有这样的检查和制衡机制，因此必须不断地开展有意识的规划和指导。
官僚曾经为保卫苏联计划经济起到了相对积极的作用（尽管有严重的管理不善、腐败和浪费）。但随着苏联经济的日益复杂化和现代化，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对经济进行指导和规划。腐败和官僚作风在不断地堵塞苏联经济的动脉。对于苏联经济发展来说，官僚体系此时已经从相对的阻碍发展成了绝对的桎梏。唯有一个无产阶级民主政权——由真正的苏维埃构成、由工人阶级来掌握和管理经济——才能满足计划经济的需要。也唯有人民群众民主地参与到工业和国家各层的运行中，计划经济才能成功运转。而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国有计划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在某一阶段陷入停滞。
在不断发展的危机面前，苏联官僚拒绝放弃权力和特权，从而彻底破坏和削弱了计划经济。戈尔巴乔夫企图在不触动统治阶层的权力和特权的情况下改革官僚系统，以此来让苏联走出困境，但这无疑是不可能做到的。在当时，戈尔巴乔夫被世界各地的左倾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视为英雄，并被《晨星报》(Morning Star)、《论坛》(Tribune)等刊物大力赞扬。然而，就像我们组织当时所说的，这些改革并不能解决苏联的问题。虽然其中部分措施可以暂时起到一定的舒缓作用， 但是它们也必定会导致更大的矛盾。到80年代末，斯大林主义已山穷水尽。大部分官僚受到西方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开始倾向于重走资本主义道路。
1989年11月，在柏林墙倒塌之际，东德其实在向政治革命发展。那些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活动并不是倾向资本主义的，而是非常天然地在要求无产阶级民主。很多人在这些抗争活动中大声地唱着国际歌。不幸的是，这一革命运动却被思想混乱的“自由派”所领导，而改变了走向。这些人无力抗拒西德资产阶级呼吁两德统一的宣传攻势，之后又被资产阶级复辟派所取代。东德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垮台迅速波及东欧其他国家。1990年两德统一后，科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右翼政权席卷东欧。1991年8月，亲资的前共产党领袖叶利钦开始执政。斯大林主义，就像托洛茨基多年前预测的那样，像纸糊的房子一样坍塌。
讽刺的是，约翰斯通三十年前嗤之以鼻的恰恰是（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里提出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他写道：
“由于缺乏对苏联实际情况的了解，他（托洛茨基）声称‘苏联官僚正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准备’，‘在未来必将在产权关系上为自己寻求支持’，从而向‘新的有产阶级转变’。”（《我思》，P. 33）
任何的理论都会经过现实的检验。托洛茨基的预测在约翰斯通发表批判文章三十年后，在《被背叛的革命》出版六十年后，被这些事件所证实。苏联和东欧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彻底走向资产阶级反革命。那些之前手持共产党员证、以列宁的名义发表言论的苏联高官们，一夜之间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毫不犹豫地背叛了革命。托洛茨基很久以前曾解释道：
“现在来说第二个假定：假使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打倒了苏联的统治层，那它就会在现在的官僚、行政长官、技术专家、经理、党部书记以及一般特权的上层当中，找到大批现成仆人。”
而这恰恰就是后来所发生的。普京、叶利钦、切尔诺梅尔金和其他前斯大林主义官僚们成为了寡头资本家的重要代言人，掌管着今日的俄国。当然，就算是最精辟的远景分析也无法完全预测未来的发展，人生是如此地瞬息万变。列宁很喜欢引用歌德的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常青。”托洛茨基曾预测苏联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发展会引发内战。工人阶级和一部分（为了自己的利益的）官僚会为了保护计划经济的成果而揭竿起义。但这并没有发生。因此，资本主义的复辟也进行得非常彻底，十月革命的成果消失殆尽。而就像托洛茨基所预测的，这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官僚们争先恐后地洗劫国家财产，将苏联工人阶级所创造的财富收归己有。这些都最终证实了托洛茨基的分析和纲领的正确性，也最终揭开了斯大林主义官僚们十月革命掘墓人的真面目。
约翰斯通迟来的坦诚
对俄国可能发生资产阶级复辟的观点嗤之以鼻的约翰斯通，在1992年不得不承认：
“今天，我已不能像当年绝大多数的我们那样，断然驳斥托洛茨基对苏联存在资产阶级复辟危险的预言。我们现在正在目睹，包括工厂管理者和政党官员在内的官僚们，特别是在波兰和匈牙利，正在的的确确正在把自己转变成资本家老板们。”
但这一认错实在是来得晚了些——晚了三十年了！几十年来，西方各国的共产党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苏联官僚的每一个罪行、为莫斯科的每一次政策转向和变化辩护。他们说这是为了“保卫苏联”。而现在，他们苦心保卫的官僚们却俨然成为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代理人！然而，跟三十年前一样，约翰斯通仍然保持了只承认无法争辩的事实的陋习。所以今天，他所承认的也只是既成事实——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领导者。
蒙迪·约翰斯通居然不眨一眼就做出了这个惊人的坦诚。但是这意味着什么？这些曾被约翰斯通及其他西方国家共产党领导捧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伟大领导”的这批人，是不是也是领导资产阶级复辟、摧毁十月革命成果的罪魁祸首？“共产主义”领导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资本家？ 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在1914年8月的背叛与此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但是这该如何解释？托洛茨基在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作出的分析是唯一的正确解释。而这一分析不是在1992年，也不是在事件发生之后，而是早在1936年就做出的。约翰斯通之前完全否定了这个分析的正确性，而现在似乎也没有从中学习多少。他写道：
“今天，苏联内部绝对有不少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必须希望反对者能取得胜利。但同时，我认为，我们也无法再把托洛茨基的预言视为幻想，这很让人遗憾。”
或许俄国和东欧正在发生的这些事件对于约翰斯通来说不是幻想。可是，对于很多共产党员来说，这确实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几十年来，他们在党的教导下相信苏联和东欧是“社会主义天堂”，然而在那里，不但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这一资本主义反革命还是由前“共产”党领袖的领导的！那么，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些乱象？西方共产党的领导者们过去的著作和演讲完全没有为我们提供这样的解释。然而，这样的解释不但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超过半个世纪。它就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这些著作不但能帮助我们解释过去，而且对现在和未来而言也至关重要！
俄国的未来
当今仍然为斯大林主义辩解的人们并不认为苏联的垮台是其内部矛盾所造成的，而是把它怪罪于戈尔巴乔夫、勃列日涅夫甚至赫鲁晓夫所制定的个别政策。 他们在绝望地寻找替罪羊。这也是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采用的策略，他在那次大会中把斯大林主义的所有罪行都怪罪到斯大林个人和严重的个人崇拜上。当然，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的行为是物质利益、是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反映，而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都是苏联统治官僚的代表。讽刺的是，这些试图怪罪之前的领导者的人在这些领导人在位时，恰恰是这些“伟大”领导的最坚定和忠实的辩护者。这些“伟大”领导不可能犯错，而且被刻画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的继承者。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以及前斯大林主义者试图让我们相信，斯大林主义的垮台就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失败。但事实绝非如此。它代表的只是对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的蹩脚模仿的灭亡——苏联的工人们所拥有的权利比西方的工人们还少！而官僚政权的内部矛盾则是造成危机，并最终导致垮台的原因。但是，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善。事实上，所谓的“市场改革”时期带来了和平时期最大幅的生产力下降。这也是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的预言——苏联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将意味着生产力和文化的崩溃。我们今天所目睹的现象正是如此。
诚然， 资本主义反革命并没有按照托洛茨基原先设想的方式发展。这主要要归因于两个原因：第一，斯大林主义官僚已是病入膏肓，这让当地社会普遍产生了对资本主义的幻想；第二，几十年的波拿巴主义极权政权的统治使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出现了较大的倒退。因此， 斯大林主义政权可耻地倒台了。它毫无支持和社会基础，就连官僚们也是树倒猢狲散，纷纷抛弃政权。
但是俄国的故事却远没有结束。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暴露了其无法带动生产资料发展及社会进步的本质。今天的俄国资产阶级政权也非常不稳定。如果工人阶级开始运动起来，要推翻这个体制并不困难。然而，这也会随即提出党和领导的问题。
在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奇迹”（失业、贫穷、健康的倒退和饥饿）之后，工人阶级还没有做出决定。对俄国人民而言，资本主义复辟无疑是一场灾难。在我们看来，这场向资本主义的“冷性”过渡还没有彻底完成。1998年8月卢布贬值后“改革”措施的崩溃以及帝国主义的不安就表明了这一点。
资产阶级的战略家们没有一个不在畏惧俄国再度发生革命。右翼杂志《经济学人》希望“俄国人民异常淡泊的民族性”能够继续“防止社会发生动荡”。但是这个每况愈下的情势不可能一直继续下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资产阶级似乎已完全不报希望。《经济学人》呻吟道：
“新的不幸不断堆积在旧的不幸之上。俄国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已经被摧毁了。俄国货币化经济规模还不到荷兰的一半。谋杀率居世界之冠。男性预期寿命已经降低至非洲的水准：平均寿命仅58岁。总人口正按每年八十万的速度减少。这个国家正逐步走向消亡。”
就像托洛茨基预测的那样，新的资产阶级政权将会是“一个衰败的政权”，“预示着对文明的侵蚀。”很显然，一切都无法保持原状。俄国资产阶级政府就是一场灾难。《经济学人》继续道：
“事实上，（经济改革的）效果非常糟糕。亲西方的俄国政治家中最好的是政治上无能，最差的则是非常腐败。伴随着他们的失败，西方在共产主义结束之后在俄国人民心中所获得的道德地位也跌落谷底。二十年来，俄国人从没有像现在那么充满怀疑、那么愤世嫉俗。”
在这个窘境里，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仍然是主观因素——党和领导。俄国群众对资本主义的普遍反应本应表现为共产主义的快速回潮。如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之后简称俄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话，那俄国，即使在现在，将会处于新的十月革命的前夜。但是问题就在于此。政治上，大众对于市场经济的失望，尤其是1998年8月经济崩盘以后，最初曾使得各个共产党（特别是俄共）的支持率增加。但是，俄共的领导们与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距离非常遥远。他们在资产阶级反革命面前一再退却，更希望保持自己杜马（国会）议员的特权，而不是立足群众。这导致了他们的支持度出现下滑。在撰写这篇文章之际，我们听到了俄共中央执委主席久加诺夫以及其他领导们已经和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就如何瓜分杜马下设委员会二达成共识。这要远比孟什维克在1917年2月的所作所为可恶。
无论如何，俄罗斯无法永远维持现在的局面。毫无疑问，各种事件正带领俄罗斯走向新的革命。如果这个经济危机不断的深化，这是无法避免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在某一阶段将会改变整个局势。在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久加诺夫和其他俄共领导虽然不愿意，但是仍然可能被给予政权。而在经历过斯大林主义之后，俄国工人阶级不会再接受极权统治。各个共产党将会经历一系列的危机和分裂。这个过程也会催生出新的能够重建布尔什维克真正传统、即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真正传统的力量。一个新的俄国革命也将改变整个世界，它的影响甚至会大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
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程度也非常之深。但是不同于俄国，中国的官僚们自上而下地控制着这个过程，以确保他们能成为新的统治阶级。他们正努力避免发生像俄国那样的危机，但是他们的目标跟俄国官僚是一样的。但是，中国加入世界市场以及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使得农村人口大规模地涌入城，以寻求工作机会。上百万的人找不到工作，上千万工人们在极其险恶的工作环境中求生，简直堪比沙皇时代的俄国工人们。这些情况，再加上东南亚市场的萎缩，正在酝酿着一场社会动荡。这也是正在发展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进入了如上世纪20和30年代一样的风雨年代。这将给工人阶级提供很多夺取政权的机会。而要抓住这些机会需要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骨干组织在发展中与传统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紧密结合。在此过程中，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的叛道
从苏联瓦解至今，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们仍然无法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解释这一切。从1989年起，有很多共产党领导们与斯大林主义决裂，但也有一部分直接叛逃至资产阶级阵营，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就这样加入了改良主义者的阵营，甚至是这个阵营中偏右的势力。英国民主左翼（the Democratic Left）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民主左翼是英国共产党解散后的剩余势力，约翰斯通也正式隶属于这个组织。他们目前声称有800名党员，比1991年减少了500人。英共在解散时有4600名党员，但其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仍然在缴党费。1999年12月，民主左翼宣布解散，改组为新时代网络(New Times Network)。这甚至让约翰斯通都无法接受，他也因此“含恨”退党。
前民主左翼和新时代网络的领导们认为自己是“务实的”政治家，不需要任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意味着，他们是在政治上破产了的改良主义者，无耻地充当右翼工党领导“左翼”辩护人。最近被授予“荣誉勋爵”称号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教授以及已停刊的《今日马克斯主义》杂志的前编辑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新时代网络创办人之一尼娜·坦布尔（Nina Temple）这样说道：
“我们希望这个网络能够让来自不同政党和没有政党背景的人们参与其中——自由民主党，激进的民主派，公民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绿党，等等等等。这包括那些不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人，当然也包括那些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人。”
因此，这个组织的章程中并不把社会主义列为一个目标。那他们用什么取而代之呢？社会主义被“管制全球资本主义”所替代。这并非他们的独创，即使索罗斯也在提倡这一“解决方式”！但这一解决方式的务实性，无异于试图把一只吃人的老虎训练为素食动物。当然，这些“务实的”女士们和先生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们要如何实现他们所说的奇迹。
不过，他们虽然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但却非常清楚自己不要什么：绝对不能重新回到国有计划经济的老路上。《新时代》杂志的一篇社论写道：“他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历史的钟摆绝不会从市场经济摆回社会公有制。这也绝不该发生。”他们的结论相当清楚：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他们赞许地引用布莱尔主义政客查理·里德彼特（Charlie Leadbeater）的言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控制并主导市场及社区的力量，并利用它们来实现创造和散布知识这一更加根本的目标。” 里德彼特也是一个转投阵营的前斯大林主义者，他成为了布莱尔的著名顾问和著名右翼智库Demos的合伙人。这些人都放弃了社会主义，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加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反动阵营。
前斯大林主义者们的行为赢得了右翼的大力赞扬。“民主左翼所提出的新的组织结构、目标以及价值观应该会帮助他们在如‘工会21’的串联成果上更加进步发展。”英国工会联合会总秘书长约翰·孟克斯（John Monks）赞赏道，“我很期待与这些本着为现代化的进步政策建立合作的精神、在政治上开放和包容的组织合作。”汤姆·索亚男爵（Tom Sawyer）也说：“新时代网络是一个相当好的主意。”
一个又一个前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们最终走上了否认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道路。而他们也通常用最令人厌恶的方式叛逃。前英共国际事务书记克里斯·马延特（Chris Myant）说，十月革命是“历史性的错误……其后果相当严重。”新时代在对于反动书籍《共产主义的黑书（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的书评中则更为夸张，接受了所有资产阶级反对共产主义的论点。书评中写道：“《黑书》是一本语气基本理智、信息量很大的书。对那些会因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一个或大或小的错误、或者是‘必要的’的想法而倍感折磨的人们而言，这本书可能会是一剂良药。”
这篇书评的结论很好地总结了那些曾经坚持斯大林主义、现在却转投自由民主的小资产阶级学者的悲观主义思想：“对于许多对共产主义‘工程’投以希望的人们来说，比错误或罪行更可怕的是，或许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这句落井下石的评论，竟然出自与约翰斯通一样曾驳斥托洛茨基主义的人们之口，充满了叛道的语调及绝望的哲学。历史终于对斯大林主义做出最残忍的报复。
而那些后来创建不列颠共产党的“强硬派”斯大林主义者也没有好到哪去。他们仍然对托洛茨基充满敌意，并坚称前斯大林主义政权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喉舌《晨星》仍然盲目地为苏联官僚的每一项罪行辩解。今年一月，《晨星》在《工人日报（Daily Worker）》（晨星的前身）创报70周年之际刊登了编辑约翰·海列特(John Haylett)撰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并没有诚实地评价历史，包括承认错误，而是粗糙地掩盖了事实。全文只字未提“社会法西斯主义”时期、莫斯科公审、1956年入侵匈牙利、或各国共产党对莫斯科指示的盲从。虽然不列颠共产党经常把“社会主义”、“进步主义”的政策放在嘴边，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政策却是彻头彻尾的改革主义，对工党以及工会中的左翼改良主义者可谓亦步亦趋。
民族主义的立场驱使他们捍卫“英国主权”，在“民主反垄断联盟”或“保卫国家民主人民阵线”等幌子下提倡阶级合作。他们虽然正确地反对北约，但是却紧跟“盗贼的厨房”（沿用列宁对国际联盟的形容）——联合国的脚步。联合国同样也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但现在却被不列颠共产党错误地描述成“公正的”国际事务的仲裁者以及国际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看法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和纲领相差得不止十万八千里。
托洛茨基主义与我们的未来
几十年以来，托洛茨基都被视为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不存在的人”。他被贬为反动派、法西斯主义者。他的著作被禁，而历史教科书中所有对他在俄国革命中扮演的角色的描述都被删除。 1935年3月7日，俄共中央委员会下令苏联所有图书馆撤出托洛茨基的著作，这也是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公审的序幕。之后，禁令甚至拓展到了所有驳斥托洛茨基的材料。《托洛茨基派：全民公敌（Trotskyists – Enemies of the People）》和《托洛茨基／布哈林帮派（Trotskyist-Bukharinist Bandits）》等书籍也被移除。甚至连斯大林的《论反对派》也因为书中有太多托洛茨基的引用，而被封禁。这项禁令直到1980年代末期才取消。俄国大众直到十年前才开始有机会阅读托洛茨基的著作。
过去，斯大林主义组织用一条血河隔离了托洛茨基主义。但是真理最终总会胜出。在那些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者之外，越来越多的前斯大林主义者开始被托洛茨基主义所吸引。著名的反纳粹间谍组织红色乐队的领袖利奥波德·特雷伯(Leopold Trepper)，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他的回忆录中，特雷伯写道：
“所有没有站起来对抗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的人都有责任，都有集体责任。我也不是例外。但是当时是谁对此进行抗议？是谁站起来表达他的愤怒？ 托洛茨基主义者们可以享有这一殊荣。他们忠实地追随他们最后因自己的坚持而被被冰斧刺杀的领袖，与斯大林主义斗争到死。只有他们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大清洗开始后，他们只能在冰雪荒原里，在被处决之前，发出他们反抗的声音。他们在集中营里的壮举令人肃然起敬，但他们的声音也只能在苔原中徘徊。
今天，托派们有权批判那些曾经为虎作伥的人。但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他们相比我们巨大的优势在于，他们拥有一个能取代斯大林主义的连贯一致的政治制度。这让他们在看着革命被背叛的郁闷中，还是有能够坚持的理念。这也是让他们从不‘认罪’，因为他们知道认罪并不会给党或社会主义带来任何贡献。”
现实正在剧烈地变化。不少基层共产党员们以前一直被灌输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多么美好的，现在正在积极地寻找能够解释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也在寻找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景的分析。托洛茨基的理念正在这个新浪潮中受到日益增多的关注。
最近，对托派著作的正面评价开始出现在西班牙共产党的刊物中。本书的作者之一艾伦·伍兹也曾在西共年度会议中做过好几次演说。在意大利，托派在重建共产党（Rifondazione Comunista）中的影响日益增加。印尼的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人民民主党（PRD）已将一些托洛茨基的著作列入推荐给党员的学习读物。在俄国，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基层党员们也开始对托洛茨基产生兴趣，这个趋势也必定会继续发展，因为社会局势的发展会表现为对政党领导层的政策的不满日益增加。
在南非，南非共产党内部出现提议，要求学习一系列之前被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南非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建议：
“…在复兴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中，南非共产党必须让其党员以及更广泛的群众运动接触更多元的进步著作及理论，包括之前因为被视为‘异议者’而被打压的思想家们，如布哈林、托洛茨基以及罗莎·卢森堡。”
这个新的方针与斯大林主义的垮台以及新党员的涌入有直接的关系。1990年，南非共一半的中央委员宣布辞职。而与此同时，随着南非共成为合法政党，它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的新党员加入，这些新党员主要是青年。
因此，本书中所包含的讨论与当前局势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南非和其他国家，一场关于“二次革命论”（即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路线）的辩论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南非学生大会（SASCO）即将卸任的副会长大卫·马松多（David Masondo）认为，“‘第一阶段’的革命能解决民族问题，但这并不会彻底改变经济关系。而‘第二阶段’则被视为工人阶级把自己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阶段”。他随后正确地指出：“这不是一个新的辩论，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之前的辩论。”
越来越多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们开始摒弃斯大林主义者的二次革命论，并开始对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产生好奇。大卫·马松多继续道：“‘阶段’这个用词可能不太恰当。它有可能错误地让人理解为阶级斗争的延迟。其实，民族问题以及阶级问题是辩证相连的……而民族斗争和社会主义斗争应该融合起来。”
更令人吃惊的事，南非共正在公开地辩论二段革命论的正确性，而且似乎已经摒弃了这一理论，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南非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清楚地指出：“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不能被延迟到社会转变的后期。这就是为什么南非共产党自1995年4月第九届代表大会以来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未来，从现在就开始建设！’的口号。”
时代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上面所提到的只是几个例子而已。老旧的斯大林主义丰碑己被彻底打碎。
在柏林墙倒下的时候，前英共总书记尼娜·坦布尔（Nina Temple）甚至在执行委员会中坦承：“托洛茨基主义这说对了，东欧这些政权并非社会主义。我认为，我们也早该说出这一点。” 共产党高层会说出这样的话，在过去是完全无法想像的！
世界各地正直的共产主义者们在渴求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清楚的分析。大家正深刻地检讨过去到底在哪里出了错。要真正吸取过去所有的经验教训，这也是不可缺少的且必要的阶段。这个过程也将会武装并增强马克思主义运动。而我们也希望能够充分参与到这些讨论中。我们在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特务暗杀60周年之际再版这本书，希望能够帮助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解答关于斯大林主义的问题，并清楚地说明这么久以来共产党员们无法接触到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真正思想。
没有一丝的悲观，马克思主义者们怀着对未来前所未有的信心走进了新千年。全球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世界性的僵局。21世纪由厄瓜多尔人民推翻总统揭开序幕。这样的抗争会在世界各国接二连三地发生。苏联的瓦解是一个挫折，但并不是工人阶级的彻底溃败。长远看来，它可能只是一个更有决定性的过程——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的序幕。俄国当前的危机也只是其中一部分。一个新的革命时代在我们面前展开，它将延续到未来的十年及以后。这将是历史上最为震荡的时期。工人阶级将会获得很多推翻资本主义的机会。共产党员们必将会成为关键的角色。但是这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他们必须以正确的理论和政治路线武装和强化自己，为即将到来的剧变做好准备。新的一代背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齐心一致，重新建马克思主义建立成一个国际性的群众趋势。
1976年，蒙迪·约翰斯通在读完《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真正的主张》一书后，斥责：“这本书中吃力的狡辩在我看来是相当教条及狭隘的。”针对这一评论，我们留给读者们来判断。
毋庸置疑的是，这本书完全不是针对陈旧思想的无关紧要的辩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捍卫，这些思想和纲领也将是未来抗争中不可或缺的武器。本书特别希望能孤立劳工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和青年们更深入地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这些著作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宝库，供新的一代可以深入地学习，为即将发生的巨变做准备。诚如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所言——“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这也是我们的任务！
伦敦，200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