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二）
布尔什维克主义趋势，在列宁称为十月革命的总演习的1905革命的经验和基础下形成和成长。但蒙迪·约翰斯通却对於1903年伦敦党代表大会和1912年之间的 这一段历史只字不提。难道这段时间的俄国是寂静无声的吗？约翰斯通的沉默绝非偶然：他故意忽略了1905年的经验以及这之后团结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各种尝试， 这加深了他之前捏造的错误印象，误导读者们认为在这十三丶四年期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已经有着壁垒分明的对立状态。以及此时的托洛茨基是一直“站在党外的”。
1905年的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到底在1905年革命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他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此时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当时身为列宁左右手的卢那察尔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必须要指出：在1905-6 年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中，托洛茨基当时虽然年轻，却毫无疑问的证明了他是最有准备的。相较於其他领袖，他最没有身为海外俄国人圈子内，就连当时的列宁都受影响的狭隘观点。托洛茨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发动大规模政治抗争的意义。他在革命斗争中赢得了极大的声望，而此时连列宁和马尔托夫实质上都没有什么声望。普列汉诺夫则因为他亲近支持皇权的立宪民主党（Cadets）的倾向而声望重挫。当时唯有托洛茨基能够鹤立鸡群。”[1]
托洛茨基当时担任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Petersburg Soviet Workers’ Deputies）主席，列宁称这些组织为“革命权力机构的雏形”。而此苏维埃大部分出版的宣言及方案都是由托洛茨基撰写，后来，他还同时担任了该苏维埃的报纸——《消息报》（Izvestia）——的编辑。然而，当时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错误的低估了苏维埃的重要性，因此并没有积极的参与该苏维埃的活动。流亡在瑞典的列宁曾致信布尔什维克刊物《新生报》（Novaya Zhizn），要求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的活动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然而这封信并没有被刊登，一直到34年后才被公诸与世。
这个情况不断的在俄国革命的每个重要关键点上重演：俄国境内的党领导们在没有列宁的指导下惊慌失措，无法采取必要的大胆和果断的行动。
关于托洛茨基当时的政治立场和他与列宁的理念之间的关系，本书会在对于不断革命论的讨论中加以描述。但当时问题主要集中于革命运动中对于资产阶级以及各种所谓“自由主义”政党的不同态度。而托洛茨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于1904年与孟什维克决裂。如同列宁，托洛茨基对於丹丶普列汉诺夫等人提倡的阶级合作的行径嗤之以鼻， 并指出唯有工人及农民才能够将革命运动进行到底。
1905 年，托洛茨基在广泛发行的《开端》（Nachalo）月刊上刊登了他对于革命的看法在，这些看法明显的倾向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路线大相径庭。因此，虽然第二次党大会中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依然存在激烈的争执，但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在革命路线问题的见解上完全相同。因此，托洛茨基的《开端》月刊和列宁编辑的布尔什维克《新生报》理所当然的团结一致，在双方都受到反动攻击时互相声援，支持，完全没有互相攻击。《新生报》用以下的方式来欢迎《开端》月刊的首次发行：
“《开端》月刊的第一期已经开始发行。我们欢迎新同志加入我们的斗争。托洛茨基同志在这一期中对十月份的罢工的卓越描述更让此刊物大放异彩。”
卢那察尔斯基回忆道，当列宁得知了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中取得的成功时，脸色虽然暗了一阵，但仍然说到：“托洛茨基杰出与劳苦的付出，为他赢得了理所当然的成功。”
革命的进展带来了要求统一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大呼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工人们并肩发起了共同的口号；过去敌对的委员会突然同意合并。终於，在列 宁重新隶属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下，统一的行动逐渐开始。托洛茨基在《开端》月刊中持续的要求统一，并试着置身于派系斗争之外。但此时他却因为他在苏维埃中扮演的角色而遭逮捕入狱，无法参加随后发起的斯德哥尔摩第四次全党（团结）代表大会。
这次的党大会于1906年5月召开，但当时革命的浪潮已经开始平息，孟什维克的斗争意志以及“左派”言论随之渐渐退却。普列汉诺夫此时已经开始抱怨群众的行动过于“操之过急”，并说出了他享誉天下的箴言：“他们不应该拿起武器。”在持续坚持革命和早已弃群众于不顾并适应了反动浪潮的两派之间，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斯德哥尔摩党代表大会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这次党大会中的主要分歧为：
1. 农业问题
2. 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
3. 对议会制度的问题
4. 关于武装起义的问题
普列汉诺夫的发言透露了充满恐惧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他谴责了列宁提出的动员农民来实现土地公有化的计划，他认为该计划“在（私有制）有可能复辟的情况下是危险的。”他更用以下的说词总结了孟什维克对于工人和农民夺取权力的看法：
“当我们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时，夺权是必要的。可是现在的革命只有成为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所以我们有义务拒绝夺取权力。”[2]
这种论点跟孟什维克在1907年提出的论点是相同的： 这次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因此这次革命的工作应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俄国当时并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任何促成工人夺权的尝试都是冒险主义。工人们应该与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政党们建立联盟，并协助他们完成资产阶级革命。
那列宁是如何回应普列汉诺夫的呢？他并没有尝试否认这次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没有声称社会主义可以在俄国独立的建立。所有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包括孟什维克丶列宁丶托洛茨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俄国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但是西方却富有着各项成熟的条件。” 这是相当基础的概念。 对於普列汉诺夫阴暗的对于“复辟的可能性”的警告，列宁解释道：
“如果我们所说的是防止复辟的真正的丶完全切合实际的经济保证，即能够创造防止复辟的经济条件的保证，那么应该说：防止复辟的唯一保证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真正的丶名副其实的保证。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无论怎样解决问题（地方公有丶分配土地等），复辟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3]
因此，列宁从一开始就将俄国革命设想为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他将俄国革命的命运与世界革命做了息息相关的连结，并认识到没有世界革命，俄国革命必然会臣服于内部反动力量之下：
“我想这样来表述这个论点：俄国革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胜利，但是它绝对不可能单靠自己的一双手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步；没有这个条件，无论实行地方公有也好，国有也好，分配土地也好，复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业主在任何占有和所有制的形式下面都是复辟的支柱。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以后，小业主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和小业主的一切共同的敌人如资本家丶地主丶金融资产阶级等被推翻得愈快，他们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情形也就来得愈快。我们的民主共和国除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以外，没有其他的任何后备军。”[4]
我们完整的引用了列宁的这一番话来消除任何误解的可能，并防止约翰斯通指控我们引用了托洛茨基，而非列宁。对於约翰斯通的读者来说，列宁在此阐述的无庸置疑的是“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不但否定了俄国独自“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更强调只要西方没有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也无法保住。他“低估了农民的角色”，因为他意识到小业主们作为复辟的中流砥柱，必然在民主革命后反咬无产阶级。
然而，列宁并没有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著作中取得这些想法，他其实从来没有读过这些著作，而在党代表大会的同时托洛茨基自己也身陷牢狱。列宁所表述的理念正是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最基础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原理。列宁抵御了“博学的”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孟什维克在1906年骂道：“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列宁主义。”而蒙迪·约翰斯通则在1968年写道：“这不是列宁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先生们，你们想怎么称呼这个理念都可以，对於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个东西的精髓是不会因为名称的变动而改变的。
为了回应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不应该吓跑那些“进步的”资产阶级盟友的说法，列宁说道：
“孟什维克的基本错误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孟什维克没有看到，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是自觉地趋向妥协。”[5]
这是列宁与孟什维克在接下来的期间斗争的关键点：有必要防止革命工人的运动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形成纠缠的同盟；必须坚持认同劳动阶级为唯一可以贯彻革命的阶级，以及唯一能够推翻沙皇并在必要时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
“防止复辟唯一相对的保证只有尽可能的坚决的进行革命，必须由革命的阶级直接进行革命，尽可能少让中间分子丶妥协分子和各种调和分子插手，必须将革命真正进行到底。”[6]
列宁随后批评了孟什维克对议会的迷信， 即他们毫无思考的和过于乐观的看法高估了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运用议会的可能性。他毫不留情的批评了普列汉诺夫放弃武装斗争这懦弱的主张。对于这些议题的分歧才是导致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的主要原因。不是组织结构的问题，或者针对“集中制”的问题，而是在革命或改良，阶级合作或依赖革命群众之间的选择。 然而对于这些史实，蒙迪·约翰斯通却只字不提。这不免让读者们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可以大度的认为约翰斯通急躁的想要描述1910-1916年这段更为“精彩 的时期。” 毕竟，无论如何，“十三，四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忽略个五，六年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这五，六年的发展跟约翰斯通对托洛茨基做出的种种指控“毫无关联。”
反动时期
斯托雷平（Stolypin）于1907年开始的反动潮流带来了俄国境内革命运动的极度艰困时期，并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催生了更多分歧。党的各种合法运动完全被列宁誉为 “欧洲最反动的选举法”束缚。而非法的组织运行，即所谓的“地下运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以便抗衡俄国当局所强加的限制。然而，一部分的孟什维克开始 倾向于逐渐迁就反动的要求，回避非法行动以便舒服的在议会中找到生存空间。这就是所谓的“取消主义（Liquidationist）争议”的基础，这在党内造成了新的分裂。
在1907年伦敦党代表大会中，托洛茨基首次有了在全党面前阐述他对革命看法的机会。他对于如何面对资产阶级政党的发言，虽然只有短短15分钟，却被列宁评论了两次，着重的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尤其是他提出的形成左翼联盟来反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提案。“在我看来，”列宁评论道，“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托洛茨基是接近我们的观点的。撇开“不断革命”的问题不谈，我们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上是一致的。”[7]
对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列宁当时还没有准备完全同意。而我们之后会探讨到这个问题。但是在基础上对于当下革命任务的看法，两人有着完全的共识。 对于列宁与托洛茨基两人在这个时候立场的不同，我们会稍后再处理。但是，这些歧见对于列宁来说是次要的，这充分的在后来托洛茨基发动对于面对资产阶级政党态度的修订案中得到了展现。列宁反对这项修正案，并不是因为他认为此案是错误的，而是觉的托洛茨基的修正案并没有对原案进行任何补充：“我们必须承认，”他说道， “托洛茨基的修正案并不是孟什维克，而表示了与布尔什维克一样的理念。”[8]
但是，虽然他与列宁在对于当下革命任务的分析是完全相同的，托洛茨基仍然无谓的尝试着游走与两个敌对阵营之间以防止党的分裂。“如果你们觉得分裂是无可避免的，”他在党大会中说道，“那至少等到重大事件发生后（再做决定），不要让这些议案就分裂你们。不要在事件发生前就急于分裂。”[9]
在 1905年经验的基础上，当时的托洛茨基认为新一波的革命浪潮将会把孟什维克内最好的人才，尤其是马尔托夫，推向左派。托洛茨基的主要目标是在当下的艰困时期中维持马克思主义势力的团结，并防止分裂和对革命士气的冲击。这就是托洛茨基“调和主义”的原意，也是因为如此让当时的托洛茨基无法加入布尔什维克。对此，列宁评论道：
“在这个时期，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从各种非常不同的前提出发，'陷入了'调和主义。托洛茨基所表现出来的调和主义比任何人都彻底，几乎惟独他一个人企图给这个派别建立理论基础。”
这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1917年之前辩论的关键；既不是关于“低估农民阶级”，也不是“一国社会主义”，而是关于调和主义的不同见解。
托洛茨基这时的错误在于过度强调孟什维克里“中间派系（半革命性的）”趋势的重要性。他当时想像着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能够重新在马克思主义下团结，并清理党内的“极右”和“极左”份子，即开除孟什维克取消派以及布尔什维克“抵制派（Otzovists）”。他并不像列宁一样的了解：任何一致性必须要先在完全与任何机会主义趋势断绝关系的情况下建立。在革命处于困难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势力的维持并不是确保一个抽象的“一致性”，而是有系统性的教育革命干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观点。孟什维克组织的松散以及他们在反动时期间的惊慌失措都是他们毫无观点的结果。另一方面，列宁对于建立一个“稳定，集中和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呼吁源自于训练和教育一支不被低下士气和机会主义者的犬儒主义影响的革命前锋的绝对需要。
后来，托洛茨基了解了他之前的错误，并彻底地承认了列宁对于这个议题的看法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然而斯大林主义者们依然持续的形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辩论为派系斗争，并引用双方在此辩论中撰写的尖锐文章，试图切割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理念整体上的关系。托洛茨基当时是犯下了错误，但他的错误不外乎是诚实的，从革命的利益上出发的。因此列宁也毫不意外地认识到调和主义是“从各种非常不同的前提出发”，而这些前提既有革命性的，也有机会主义性的。列宁自己有时也高估了与孟什维克统一的可能性而“犯下了机会主义”的错误。1909年他邀请了普列汉诺夫以及其他“支持党的”孟什维克成立联盟。卢那察尔斯基也表示，直至1917年，列宁仍然“想像着一个与马尔托夫共同成立的联盟将会是多么的有价值。”后来事件的发展证明了列宁的错误。但这些真诚革命家所犯下的错误，远不及半世纪后的这些“事后诸葛亮”们，踌躇满志的在自己书房内用文笔来重演历史，永远站在胜利者的一方。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派
“在1907至1914年之间的几年，却是托洛茨基的生命中唯独没有政治成就的几年…托洛茨基也没有任何实际的革命成就可归功于他自己。而在这几年中，列宁在他的 追随者的协助下锻造了他的党，如季诺维也夫丶加米涅夫丶布哈林以及后来的斯大林等人都增长了才干，使他们在1917年能在党内发挥领导作用。”[10]
这段约翰斯通从艾萨克·多伊彻（Issac Deutscher）书中引用的话完全的展现了作者的庸俗。对於季诺维也夫（Zinoviev）丶加米涅夫（Kamenev）和斯大林在1917年的“领导作用”，我们将会在其他篇章中探讨。值得一提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对武装起义的主张投下了反对票，而列宁也谴责他们为应该被开除党籍的“破坏罢工份子”！但是让我们先来看看这段话中提到的时期。
多伊彻所提到的“没有政治成就”是正确的，但这不只是托洛茨基着一个人，而是整个革命运动在这个反动时期都没有成果。那么这个时候的布尔什维克是如何被影响到的呢？反动时期的开始造成了布尔什维克领导阶层的分裂，列宁发现分裂后他只能孤军奋战。大部分的布尔什维克持有着“极左”态度，并拒绝承认当时的革命运动是在撤退的状态。这个处于和孟什维克取消派极端另一方的立场被称之为“抵制派”，即教条性的拒绝参与任何选举和议会活动。列宁的亲近战友们，如克拉辛（Krassin），波格丹诺夫（Bogdanov），和卢那察尔斯基，都移动到了“左派”的一方。波丶卢两人当时的决定是因为受到了哲学神秘主义的影响，展现了反动时期在革命派系中造成的绝望感。
当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看似永无止境的派系斗争造成了以调和主义为形式的反应，而托洛茨基也成为这个反应的主要发言人。各个派系内都有支持调和主义的人，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托洛茨基在1910年成功的斡旋并让所有派系领袖同居一堂并企图以驱逐清盘派和抵制派来保全党的团结。
“他（托洛茨基）当时在这场会议上达成的唯一成就是取消派被驱逐出党，“前进派 （抵制派）”也差点被开除出党籍，甚至暂时，微弱的削弱了马尔托夫派和列宁派之间的间隙。”[11]
托洛茨基并不是唯一一个对党内团结的问题有这种看法的。罗莎·卢森堡在1911年夏季曾写道：
“挽救统一的唯一的道路，是召开由俄国派出来的人的会议，因为在俄国境内的人都希望和平与统一，他们是使侨居国外的好斗的公鸡们恢复理智的唯一力量。”[12]
这份对于俄国境内党员情绪的描述是毫无意外的。在这整段“十三，四”年间，俄国境内社会民主主义者都认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是不方便和不必须的，是境外俄侨恶毒斗争造成的气氛下的结果。约翰斯通和多伊彻把当时布尔什维克营造成一个同心齐力，团结在列宁背后稳步迈向十月革命政党的印象，是对历史的嘲弄。
列宁自己也从很早的时期就在书信中抱怨所谓的“委员会份子”，即俄国境内的布尔什维克的狭隘观点。他的抱怨在1910-14年间逐渐演变成了对自己俄国境内“支持者们”行为的一系列愤怒抗议。当时身处布尔什维克主义边缘的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在他与列宁的通信中哀叹的写到“俄国工人开始对领袖之间的争吵产生反感。”在一位身处高加索地区的布尔什维支持者寄给莫斯科同志们的书信中，也清楚的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份子”对于境外党员争议的态度：
“对于我们所听说的在境外的‘各种小题大做所产生的风波’，也就是列宁－普列汉诺夫联盟以及另一方面的托洛茨基－马尔托夫－波格丹诺夫一派。据我所知，工人们对前者是持有正面看法的。但是整体上来说工人们已经开始厌烦境外俄国人。我觉得最好的策略是让他们（境外俄国人）尽情的龙争虎斗，而让关切运动利益的我们继续工作，其余的部分就会顺理成章地解决了。”
这些被沙皇警察拦截下的一番话正是出自于一位“高加索人索索”，也就是朱加什维利，斯大林本人！
在俄国境内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家中，对于理论辩论和“境外人争吵”的排斥态度颇为严重，也因此引发了列宁对此的激烈抗议，如他在一封于1912年四月寄给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史班达尔言（Spandaryan）和斯塔索娃（Stasova）的一 封信中指出：“不要对国外取消派（清盘派）的行径掉以轻心。有人对取消派不屑一顾，或‘一骂了之’，那就大错特错了。”[13]
斯大林丶奥尔忠尼启则，以及其他“务实派的”布尔什维克庸俗的调和主义，并非来自于机会主义或对于革命团结的期盼，而是对于相关的更大问题的无知。
而在1912年俄国境内工人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势力和党内调和主义打了一剂强心针，新开办的《真理报》（Pravda）正好反映了这样的氛围。
正当列宁全力以赴的试图将党内的革命派与机会主义潮流做永久的切割之际，“取消主义”一词也在《真理报》的篇章中消失。列宁撰写的文章在被严重扭曲后刊登，任何对于取消派的批评也被略去，甚至完全消失。列宁和真理报的通信切实地刻画出了当时俄国境内的情况：“委员会份子”没有了列宁的指导，又一次脱离了正确轨道。在一封于1912年十月寄出的信件中，列宁气急败坏的斥责真理报对于揭发取消派的失败。他写道：
“如果真理报不及时说明这一切，它就要承担（在工人运动中）造成混乱和分裂的罪责…在激烈斗争的时刻，《涅瓦明星报》（Nevskaya Zvezda，布尔什维克报纸）一封信和一个声明也没有就停办了，编委会交换意见完全终止，政治撰稿人一无所知…我不得不对这种现象提出强烈的抗议，不得不解脱自己将造成今后长期无休止纷争的不正常状况的责任。”[14]
在1912年举办的选举期间，列宁致信了包括斯大林在内的《真理报》编辑部：
“真理报现在在选举期间的表现倒像是个无精打采的老处女。真理报不善于战斗。它不进攻，不追击立宪民主党人和取消派份子。”[15]
调和主义的疾病当然不仅仅侵害了《真理报》。在1912年的选举内，六位布尔什维克代表从工人法庭中胜选。当时人在波兰的列宁警告了这六个人千万不要被孟什维克代表影响：
“如果我们这边的六个人都是从工人法庭中选出的，那他们绝不能在一群‘西伯利亚人（知识份子，孟什维克）’面前忍气吞声。如果他们被霸道的镇压，这六个人必须清楚的表示抗议…”
然而布尔什维克代表们却和“西伯利亚人”们结成了一个“统一派系”，并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要求整个社会民主势力的团结以及《真理报》和取消派刊物 《光》（Luch）合并。四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和高尔基一起宣称他们将成为 《光》的合作者。
列宁虽然愤愤不平，但他当时的抗议却完全被忽视了。最后，忍无可忍的列宁终于放出狠话：
“（《真理报》的）编辑部寄给我们一封既愚蠢又无耻的信件。我们不会予以回复。他们必须要被开除…没有任何计划重整真理报编辑部的消息让我们感到相当的不安…不只是重整，更进一步的是，我们绝对有必要完全开除所有的守旧派。”
再者：
“…我们必须在真理报编辑部内置入我们自己人，并把现在的这些人踢走。现在的情况实在是太糟糕了。这些人完全不呼吁一个从下到上的团结，是愚蠢且可耻的…这帮人还能被称呼为编辑吗？这些家伙根本不是人，而是一团肮脏的抹布，弄脏了我们的事业。”
列宁的这些措辞，不是用来攻击托洛茨基或者孟什维克的，而是他自己阵营内向孟什维克倒戈的集团，他自己创立的报纸的编辑部！此时的列宁正努力的建立一个“稳定，集中且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时常被迫攻击他自己辛苦建立的组织。
1917年的“老布尔什维克”们
在一段相当长的，比十三丶四年更长的时间内，列宁不断地尝试着教育一整代的领袖，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干部中植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方针及政见。他更注重于强调工人运动必须不能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污染的重要性。他反复强调，（无产阶级的）运动在组织上有必要完全的独立于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以及也有必要独立于那些企图把运动收归到资产阶级旗下的机会主义分子。列宁的观点的正确性在1917年孟什维克们纷纷叛逃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阵营的事实中得到了证实。
那，当时的“老布尔什维克们”，也就是加米涅夫丶季诺维也夫丶斯大林，以及列宁其他的“忠实的追随者们”，在1917年是持有着什么样的立场呢？他们每一个人都主张支持克伦斯基政府丶与孟什维克团结丶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以迎合鄙俗的资产阶级民主阵营。在列宁长期苦心试图教育的所有“老布尔什维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通过了事件的考验。
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党，列宁建立的党的领袖们，受过抗争的冶炼，从1903年开始就持有者正确的路线，会在最关键的时刻叛逃至机会主义的一方呢？读者不会从蒙 迪·约翰斯通的文章中找到解答，徒有更多的疑惑。我们这位“公平的”丶“科学的”史学家对这个历史事件完全不知情！从二月到十月之间的过渡很显然的是布尔什维克轻而易举的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情调里“突然转换”到了社会主义革命：
“在皇权被推翻而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而俄国已经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後，列宁动员了布尔什维克党来进行革命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将政权交给无产者和贫农手中，并将俄国抽离出帝国主义战争。”（《我思》，P. 11，我们的重点）
俄国境内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在列宁于1917年四月抵达俄国之前，持有着什么样的立场呢？完全与列宁在一战期间教导的理念背道而驰。当时由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领导的真理报编辑部主张捍卫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在两军对峙之际，”加米涅夫写道，“建议其中一方放下武器而回家是最愚蠢的政策。这不是建立和平，反而是建立奴役的策略，是会被自由的人民拒绝的。”[16]
列宁的革命失败主义政策居然在革命前夕竟然被党中央机构宣布为“最糊涂的政策”和“建立奴役的政策”！《真理报》编辑部又在别处宣称：
“我们的口号不是毫无意义的‘拒绝战争！‘我们的口号是向临时政府施压（！）并令其（！）呼吁所有参战国家的立即谈判…在此之前所有的士兵都应留在他们的岗位上。”[17]
斯大林和加米涅夫走的是最轻松的路线：只要临时政府还“于反动势力作斗争”，就支持临时政府。只在口头上喊着“向着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前进!”的空话。这种将建立社会主义列为遥远未来的工作，而将向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妥协视为“当务之急”的习惯，对当今的各个共产党领袖们来说当然不是新鲜事。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路线正是诚如人民阵线政策，以及“英国前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书中所描述的一样，是“列宁主义”的精髓！这根本就是孟什维克的政策，而“老布尔什维克们”也落入了这一圈套。
在布尔什维克所有的领袖都支持临时政府的情况下，列宁又如何的“为了革命的第二阶段而动员布尔什维克”呢？约翰斯通同志很显然的急着想要陈述这个精彩的“动员”而完全略过了上述的发展。但是，为了严谨的对待历史，我们将会为他补上这些细节。
在境外的列宁着急的目睹着党内的这些发展。他不断向彼得格勒方面写信要求同志们与资产阶级和护国主义的政策划清界限。三月六日，他从斯德哥尔摩发了这封电报：
“我们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这是唯一的保证；立即举行彼得格勒杜马的选举；决不同其他党派接近。”
三月17日，列宁写道：
“如果我们的政党参与了这场骗局，那它会永远的活在耻辱下，这是政治性的自杀…我宁可选择与党内的任何人分裂，也不会向社会爱国主义投降。”
列宁的这些话很明显的是在警惕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但是两人仍然坚持己见，而党内基层激进的工人们也因为领袖的妥协而纷纷退党。後后，列宁在抵达俄国後后马上与“老布尔什维克”们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派系斗争。在1917年四月，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中，列宁愤怒的谈到了受妥协主义气氛感染的领袖们：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对战争的态度问题。读一读关与俄国的报导，再看一看这里的实际情况，就会看到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护国主义占上风，社会主义的叛徒占上风，群众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在新政府仍然是帝国主义政府的条件下，在我们对战争的态度上决不允许对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
甚至我们的布尔什维克也有轻信政府的。这只能用革命的狂热来解释。这是会断送社会主义的。同志们，你们对政府就抱着轻信态度。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走不到一起。我宁愿处与少数…
《真理报》要求政府放弃兼并。要求资本家政府放弃兼并，这是荒谬的，是肆意嘲弄……
从科学观点来看，这简直是弥天大谎，对此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整个……是承认错误的时候了。贺词丶决议都已经够多了，是动手干的时候了。”[18]
关于孟什维克对于苏维埃作出的宣言“致全世界人民”，真理报将其誉为“苏维埃代表之中不同趋势的意识性和解”，而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也嘱咐布尔什维克代表们为其投下赞成票，列宁说道：
“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号召书中，没有一个渗透阶级意识的字眼。全部是空话！危害一切革命的唯一东西，就是空话，就是对革命人民的曲意逢迎。整个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不要受革命空话的影响，特别是在这种空话大为流行的时候。”[19]
约翰斯通同志，请问列宁到底在斥责哪些臣服于“革命空话”的人呢？难道是当时人根本不在俄国的托洛茨基吗？不是的，约翰斯通同志。列宁痛骂的正是你所言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们，那些在1917年“在党内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忠心“列宁主义者”们！会议前三天，斯大林公开支持接受孟什维克党员策烈铁里（Irakli Tsereteli）联合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提议。他的理由是：既然两党都认同了苏维埃号召书中的主张，那两党就没有原则上的不同。对此，列宁间接提出了鲜明的警告：
“听说俄国有联合的趋势，即护国派联合。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我认为，宁可像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那样单枪匹马，1个对110个。”[20]
“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丶“欺骗了群众”丶“荒谬的”丶“肆意嘲弄”丶“弥天大谎”。为了“动员布尔什维克党”来展开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必须诉诸这样的措辞！在列宁火力全开的责骂后，斯大林退出了公共辩论的舞台，悄悄的移动到列宁的一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则一直到十月前仍然坚持己见，并在决定是否发动革命的党代表大会中投下了反对票，甚至为了阻止革命而奔走于党内外。这就是“老布尔什维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列宁甚至气急败坏的要求开除这些人的党籍。
蒙迪·约翰斯通攻击了托洛茨基1917年之前的调和主义，但却不提斯大林和他的同伙们直到十月革命几个月前，正当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之间的不同（革命和反革命）都应该要以最突显的方式表达时，都还很明显的支持调和主义，支持与孟什维克合并。
话虽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要解释道，虽然他们在很多方面是失败的，但是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们都是真心诚意的革命家。他们当时犯下了一个基础性的错误，而如 果不是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即时制止，将会引领运动走向灾难。没有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俄国革命就不会在1917年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或是科尼洛夫反动：这是列宁在1917年提出的面对俄国的两条道路。如果当时没有声望很高的列宁不辞劳苦的纠正这些问题，那社会主义运动想必会败于反动势力的铁拳之下。
虽然如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懦弱和妥协而被审判，没有被指控为“德意志帝国主义的间谍”，没有被虐待至招认假罪，没有被处决。在布尔什维克主 的传统，也就是一个包容，有分寸的传统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不但没有被开除党籍，甚至还当选至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承担了最大的职责。而他们之后也不是完全都是对的，甚至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但是就算是“老布尔什维克”们所犯下的最大错误，也无法跟之后斯大林的官僚制度及其全世界的支持者的罪行和对革命的背叛相比。斯大林主义极权传统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之间是由一条血河隔开的。
在1917年的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
我们看到了约翰斯通是如何地引用了对托洛茨基“相当有同情心但也极度客观的传记作家”艾萨克·多依彻。约翰斯通经常求助于多依彻的著作，一来闪躲了直接引用托洛茨基著作的痛苦经验，二来也让他能够找到关于托洛茨基人格和心理状态等等的一些琐碎无聊的细节，利用这些来装饰他对托洛茨基的“分析”，并理直气壮的呈现如此：
“事实上，虽然托洛茨基於1917年7月为了（？）即将发生（？）的十月革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在革命中扮演着出众的角色（？？），我们在托洛茨基这十四年的人生里...完全无法在非革命时期为建立一个稠密组织的任务奉献，无法融入并准备接受组织的共同领导和纪律。这样的表现将会在革命风暴平息後再次浮上台面。”（《我思》，P. 7）
约翰斯通企图将托洛茨基描述成一个革命煽动家，一个被“革命风暴”鼓舞的“出色的演说家”丶不错的鼓动者，但始终还是一个士气随着革命落幕而消沈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约翰斯通的这番话真是一件相当不赖的印象派文字绘画。而如同所有的印象派艺术，你只能在一段距离外眯着眼睛才能欣赏到它的美。
我们则首先要问问约翰斯通同志，这位“出色的演说家”怎么可能“为了”一个还没发生的事件而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呢？显然的，蒙迪·约翰斯通实在很想要将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日期换到十月革命之后（“诡计的”）。然而我们这位原则端正的同志也做不出如此扭曲历史的事来，他也因此心不甘情不愿的断言托洛茨基是“为了即将发生的十月革命”而入党！
但是还有一个困难的小细节，也就是蒙迪·约翰斯通所说的在实现这个“即将发生的”革命中托洛茨基所扮演的“出众角色”。实际上，托洛茨基并不是在约翰斯通所暗指的革命高潮，即将夺权的时刻才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反而是在整个党所面对的“七月危机”，当列宁必须出逃和不少党员被捕入狱时加入的。
为什么托洛茨基在1917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呢？首先，最大的原因是两者之间没有政治上的分歧。托洛茨基于1917年三月在美国撰写的文章与列宁同时在瑞士写的“远方来的信件”中阐述的理念吻合。这些吻合难道只是巧合吗，约翰斯通同志？从你片面的对于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过去的争论的陈述，我们无法做出其他的结 论。但是，那些“老布尔什维克”在这个时期所扮演的可悲角色呢？这些人正是以你所言在之前成功的“融入了并接受组织的集体领导”。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只是意外吗？列宁在他1923年对党代表大会的致信内说这不是意外的。而且，约翰斯通同志，在列宁反抗“老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动摇的过程中，他最坚定的支持者正是托洛茨基。
革命理论和革命政党的建设就是为了成功的执行革命才存在的。而理论，革命家，和政党都会在“革命的风暴”之中，也就是受到其他阶级强大压力之下，受到尖锐的考验。而“老布尔什维克”们之所以无法通过这项考验而在革命的风暴中绝望的动摇的原因，正是因为在此之前，他们没有吸收和了解列宁的方针和理念，也就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和理念。
“老布尔什维克”们在革命前的这段时期内，为了自己能够“融入组织”而自满，腼腆的尾随列宁，并机械性的重复着他的理念，而这些理念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咒语。 结果是在面临决定性的时刻时，当有必要面临巨大的变动时，他们犹豫了，变得“晕头转向”，从而反对列宁，落到了孟什维克主义的阵营。反观从不同出发点开始的托洛茨基，却不约而同地与列宁做出同样的结论。从那个时刻开始，所有过去的纠葛都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直到在列宁死后才又被斯大林主义者拿出来炒作，以便将托洛茨基驱逐出领导职位。
从托洛茨基在1917年五月抵达彼得格勒的那一刻起，他所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布尔什维克党员拉斯柯尼科夫（Raskolnikov)对此回忆道：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当时并不是正式的党员，但是事实上他从美国抵达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在党内工作。在他第一次在苏维埃会议上的演说后，我们都将他视为党的领袖之一。”[21]
对于过去的纠纷，拉斯柯尼科夫写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些纠纷和分歧已经完全消失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在策略路线上不存在任何分歧。这个现象在战争期间就可以观察到，在托洛茨基回到俄国后更加明确了。从他第一次演说开始我们这些老列宁主义者都觉得他跟我们是一伙的。”[22]
托洛茨基没有马上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原因，并不是出于任何的政治上的分歧（他有在与列宁和其他同志谈话后立即表示想要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意愿），而是他希望能够赢得由4000名彼得格勒工人以及诸多重要左翼领袖如乌里茨基（Uritsky)丶越飞（Joffe）丶卢那察尔斯基丶梁赞诺夫（Ryazanov）丶沃洛达斯基（Volodarsky）及其他以后成为重要布尔什维克领袖所组成的“区联派（Mezhrayontsi）”的支持。对于这个组织，在一个革命后出版的列宁的笔记中指出：
“在对于战争的问题上，区联派持有这一个国际主义的主张，而他们的策略也和布尔什维克相近。”[23]
在一个于六月初召开的全俄苏维埃大会里，当时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主导下，卡尔（E.H. Carr）观察到：
“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隶属于十名‘统一社会民主派’成员，并在为时三星期的党代表大会中坚定的支持布尔什维克。”
在部分党领袖反对的情况下，为了加快区际组织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步骤，托洛茨基将下列的声明致信给《真理报》：
“我的意见认为；现时，区联派和布尔什维克派中间，无论原则上或策略上，都毫无不同之点了，因之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替这两个组织分立存在作辩护了。”[24]
在这段艰困又危险的时期，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给临时政府，我们认为有全篇引用的价值，因为这封信的内容能够完全的反映出托洛茨基在1917年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
“各位公民部长们：
今天我得知由于在七月16-17日发生的事件[25]，你们颁布了一道拘捕列宁丶季诺维也夫丶和加米涅夫的通缉令，此令并没有包括我在内。因此，我希望能够告知你们下列的事实：
（1） 我同意列宁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主要理论，并在前进报（Vpered）中以及我自己公开演说里主张相同的理论。
（2） 我对于在七月16-17发生的事件的态度与他们是一致的。
（a） 加米涅夫丶季诺维也夫，和我首先在于七月16日召开的各行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中得知了机关枪部队以及其他武装团体的提案。我们听完后立即试图劝阻其他士兵离开兵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联络了布尔什维克，而我则通知了我所隶属的“区际组织”。
（b）然而，虽然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士兵们的武装抗议行动仍然发生了，我和我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在塔夫利宫前做了多次的演说，并在群众中推动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主要口号，但是我们同时也恳求所有参与的士兵和公民们以和平和有秩序的方式回到他们的军营及家中。
（c） 在七月16-17日晚间于塔夫利宫内，部分布尔什维克以及市区团体召开了一场会议。其中我支持了加米涅夫要求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地防止同样抗议行动于七月 17再度发生的提议。当下，我们从一些不同市区来的煽动者们口中得知了工人和士兵都已经决定再度发起行动，而在政府危机解决之前制止群众抗议是不可能的。 所有在场的代表都同意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尽量将抗议行动引导向和平的气氛，并恳求所有参与者将他们的枪枝留在家里。
（d）七月17日那天我都是留在塔夫利宫的。我和我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不只一次的敦促群众遵循我们上述的对于抗议行动的要求。
（3） 虽然我和真理报没有实质上的关系，也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员，但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政治上的不同，而是由于我们各自政治团体上的一些情况，不过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
（4） 对于部分媒体希望引导大众相信我和布尔什维克党是“毫无关系”的尝试，就如同有人说我请求警方保护我免受“群众的暴力”或其他类似出自于同样媒体的谣言一样，都是无稽之谈。
基于我列的事实，你们很显然的无法逻辑性的将我排除于包括了列宁丶季诺维也夫，以及加米涅夫的拘捕名单之外。[26]
你们也可以毫无疑问的认识到我和上述的同志们一样都是坚定的反政府革命家。不把我加到拘捕名单内只会凸显对于列宁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攻击背后的反革命高压。”[27]
在这段时期中，托洛茨基在数十次场合中表示了他认同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在最艰困的时期，当党被逼至地下，当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被迫潜逃至芬兰，当加米涅夫 被逮捕入狱而布尔什维克被指控为“德国间谍”时，托洛茨基公开的保卫了他们，并认同了他们的立场。蒙迪·约翰斯通对这些完全知情，却故意安静的忽略这段历史， 只恍惚地说到：
“看来，‘骄傲自大’的托洛茨基在此刻真心的相信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被“去布尔什维克化”了，并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我思》，P. 14）
“去布尔什维克”一词并非出自于托洛茨基，而是出自于“中立的”传记作者艾萨克·多依彻；“骄傲自大”的形容则出自于卢那察尔斯基的“革命剪影”书中，全段如下：
“托洛茨基这个人是满身带刺且霸道的。然而，在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后，他对于列宁的态度则是感人且温驯的恭敬。他以一个只有真正伟大的人才具备的谦卑来认同了列宁的首要地位。”
而在第43页中，卢那察尔斯基继续道：
“当列宁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比托洛茨基更能够表达我们的恐惧。在世界巨变的混乱中，正是不爱透露情绪的托洛茨基，革命的另一个领导人，说出了：‘当你发现列宁可能要过世时，我们的生命都变得看似毫无意义，甚至不想活了。’”[28]
我们决定让各位读者来评判“骄傲自大”是否存在于这两位伟大的革命家的关系之间。
两年后，列宁强调了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主义吸引了它周围社会主义潮流里最好的人才。”这句话是在指谁呢，约翰斯通同志？是在指左翼孟什维克或左翼社会革 命党吗？但是这些势力都在1918年与布尔什维克划清界限。列宁的这番话很明显的是指托洛茨基和“区际组织”。列宁对于“区际组织”的特别态度显现在当他要求入党机制必须变得更加严格以防止不可靠的人进入党内时，“区际组织”成员们并不需要进入其他新党员所要进入的观察期，并且从入党第一天起就享有正式党员的所有权限。
这个举动证明了列宁同意了托洛茨基认为两派之间没有政治上或策略上的不同的观点。在“区际组织”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党代表大会上。“骄傲自大的”托洛茨基也当选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也是得票数最高的的四位候选人（其余三人为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一（得到了134票中131票）。
斯大林伪造学派
“如果我们忽略托洛茨基在对於布尔什维克早期14年间所做的斗争，或由於托洛茨基声称列宁在1917年11月在革命期间（而托式党龄不到四个月时），在认识到无法与孟什维克联合的情况下所说的一句“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而宣告全案完结，是不符史实的。”（《我思》，P. 8）
蒙迪·约翰斯通用了这种对“历史之神”的祭奠来总结了他“广泛，复杂但深具启发性的”布尔什维克历史陈述。尽管他如此细致的选择他的资料来源，他却拒绝承认列宁“据称”对于“托洛茨基的地位所做出的评价”。列宁到底说了什麽？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在彼得格勒委员会于1917年十一月14日召开的会议上，列宁提到了党内领导之中的调和主义趋势甚至在革命成功后仍然构成了威胁。在十一月14日，起义成功11 天后，三位中央委员会委员（季诺维也夫丶加米涅夫丶诺金（Nogin））以辞职来抗议党的政策，并对党发下了最後通牒，要求形成一个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联合政府，“如不如此，一个纯粹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只能通过政治恐怖来维持。” 他们在声明的结尾使用“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政府万岁！”这口号为基础，呼吁工人们支持“立即和解”。这个党内的危机威胁了所有在十月革命中取得的成果。列宁以要求开除这些人的党籍来回应他们的诉求。在这个情况下列宁做出了以“绝不妥协！一个完全布尔什维克的政府。”为基础的演说，在这个演讲的原稿中包含着以下这些话：
“至于组织一个联合政府，我实在没办法把这个提议当一回事。托洛茨基很久以前就说了联合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了解这个事实，而从那时候开始就没有比他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
列宁死后，掌权的统治集团（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开始了一个系统性伪造文件的行动，以缩小托洛茨基在革命中的影响力，而壮大他们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首先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子虚乌有的名词，试图分隔托洛茨基和他们这些“列宁主义者”们的立场。伪历史学家们开始埋头在垃圾桶中翻找，寻找过去早已被当事人遗忘的纠葛。这些纠葛被遗忘，正是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十月革命的经验中获得解答，也因此毫无实质意义。但是对于这些伪造者最大的障碍则是十月革命本身。为了移除这个障碍，他们渐渐的从历史书中删除丶窜改有关托洛茨基的篇章，最后在文献中完全移除了任何相关托洛茨基在革命中角色的信息。
蒙迪·约翰斯通自己就引用了这样被篡改的著作。在斯大林写的《十月革命》1934年版本中，我们看到了一下的段落：
“在起义行动之中，所有的组织工作都是直接由时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托洛茨基同志领导的。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党应该感激托洛茨基同志能够快速地赢得军队对苏维埃的支持，以及他对革命军事委员会有效的组织。”
“这句话，”蒙迪·约翰斯通写道，“被毫无理由的从斯大林於1953年莫斯科出版的文集P. 157页中移除了。”（《我思》，注记3，P. 16，我们的重点）
“毫无理由的被删除”是一个被一些之前没遇见的琐碎细节惊讶，厌烦到的人所用的词语。但是这没有什么可惊讶的，而约翰斯通同志的吃惊当然也是装出来的。他完全知道所有有关苏联历史的文献至今还是充满着对于俄国革命，尤其是托洛茨基的角色完完全全的谎言。而这项在1924年做出的扭曲，虽然粗糙，只是为斯大林接下来的谎言铺路而已，上面被删掉的段落则被下面这段话取代：
“托洛茨基同志当时才刚刚入党，不可能在十月革命或在党内扮演任何特殊的角色。”[29]
这只是斯大林官僚主义完全腐朽的第一步，整个官僚体系将会把伪造策略套用在所有“老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指控他们与德国法西斯勾结密谋推翻苏联。在1930年 代的大清洗之中作出的各种指控内，包括了被列宁在被压制的遗嘱中形容为“党内最受爱戴”的布哈林，竟然被指控为计划在1918年刺杀列宁的主谋！
而列宁“据称对于托洛茨基地位”的赞赏则是存在于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记录原文内，但后来因为“会议记录误抄了列宁的发言”而被删除。当然，这份纪录就如同许多列宁演说的纪录一般，都没有被好好的编辑，充满着空白和不完整的句子。但是就这本会议记录来说总共只有一页被删除，也就是列宁提到托洛茨基的那一页。在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伪造学派”一书中，他提供了这一页的照片副本。而会议记录原文则被收录在托洛茨基的文库内，和其他许多在苏联境内被镇压的史料一起。蒙迪·约翰斯通并没有质疑这些资料的权威性。他也不敢：这些史料被任何专业研究俄国革命的历史学家以及苏联政府自己在第二十届党代表大会后公布的资料所承认，其中包括了早在苏联统治集团自己公开三十年前就被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以及世界托派发表的列宁被藏匿的“遗嘱”。当然，他们只发表了遗嘱的一小部分，也就是列宁反对斯大林的部分。但是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仍然被封锁在列宁文库的“禁书区”内，只供给党内捏造历史的“史学家”们阅读。
列宁发言的真实性可以被他当时身处的环境证明。在对于调和主义的问题上，战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像托洛茨基这样公开的反对调和注意。当时的托洛茨基在1905革命经验的基础上相信，一段新的革命浪潮将会把孟什维克中最好的人才推向左翼，让与布尔什维克合并变得有可能。事件后来的发展证实了这个见解的错误。托洛茨基在 1917年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完全放弃了任何与孟什维克重新联合的念头。反观“老布尔什维克”派系，一直到夺取政权之后，依然执迷不悟地紧抓调和主义的幻想。他们在11月做出的诉求其实就是资产阶级复辟，或者伪装成民主的反革命思想。我们可以直接地问蒙迪·约翰斯通：谁在1917年表现得像是个布尔什维克？是托洛茨基还是那些自称“老布尔什维克”的人们？他不会回答。不过没有关系。列宁在1917年11月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约翰斯通在他文章的第21页中从列宁被藏匿的遗嘱中引用了列宁给党代表大会寄得最后一封信，这本史料一直到苏联第二十届党代表大会后才被苏联领导们批准公开给一般的苏共党员。约翰斯通引用了列宁提到了托洛茨基的人格，但是并不提到一句对他自己文章很重要的话。列宁在对俄国共产党的遗嘱中，警告人们托洛茨基非布尔什维克的过去不应该被用来对付他。
蒙迪·约翰斯通至少用了自己文章一半以上的内容来展现他所能够挖掘到列宁在1917年前对托洛茨基攻击的成果。但是他毫无意外的不引用列宁对于托洛茨基和1917年前的布尔什维克党关系的最后决断。
对列宁来说，也对托洛茨基来说，1917年代表着一个大转折，并将所有两人过去的纠葛变得无关紧要。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在1917年后对此只字不提。这也是为什么托洛茨基在1921年对奥尔敏斯基（Olminsky）说在当时发表他之前寄给奇赫伊泽（Chkheidze）的信是不合时宜的。蒙迪·约翰斯通藉此暗示托洛茨基自己和斯大林一样，又伪造文件的嫌疑：
“当党史委员会会长奥尔明斯基询问托洛茨基是否发表这封信时，托洛茨基回答此举“时机不对”，并如家长一般的断言：“当今的读者们不会了解，不会用适当的历史观点去看待这封信，只会更被迷惑。”这个动机与托洛茨基自己名正言顺谴责的斯大林派掩盖窜改历史文件背後的用意，并无两样。”（《我思》，P. 7，我们的重点）
从蒙迪·约翰斯通完全没有为这封信或其他部分提供任何的历史背景，他引用这个例子的动机是明显的。我们希望我们对于托洛茨基“动机”至少提供些许的描述，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统一的期望。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保卫马克思主义》中完全地解释了他立场背后的原意。约翰斯通一如既往的以“高度选择性，只取片段”的手法引用了这本著作，只用了一小段话，也就是“对于组织，当时的我还是没有将自己从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思路中解放出来。让我们把托洛茨基的话全段重复在此，而不是“方便的”缩短它：
“我想说的就是所谓1912年的8月联盟。我积极地参加了这个联盟。在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我创立的。政治上我与孟什维克在一切基本问题上都不同意。我也跟极 左派的布尔什维克，“前进”派不同。在总的政治倾向上，我更接于布尔什维克。但我反对列宁的“制度”，因为我还不曾懂得为要实现革命的目标，一个熔合得很坚固的集中的政党是不可少的。因此我组织了这个成分庞杂的插话性的联盟，它反对着党中的无产阶级派。
在八月联盟中，取消派有他们自己的派别组织，“前进”派也有类似派别组织的东西。我是孤立的，有共同思想者而无派别组织。大多数文件是我写的。故意避免原则上的不同意见，目的要在“具体的政治问题”上造成表面的一致。没有一个字提到过去！列宁予八月联盟以无情的批评，而最厉害的打击落在我的身上。列宁证明 道：只因我在政治上既与孟什维克或“前进”派都不相同，所以我的政策是冒险主义。这批评是厉害的但是确实的。
让我提到这个事实，作为“可恕之处”，即我本来的意思并不想拥护右派与极左派来反对布尔什维克，而要统一整个的党。布尔什维克也被邀请来出席八月会议。但因 列宁直率地拒绝与孟什维克联合（这是正确的），我便只能和孟什维克与“前进”派缔结不自然的联盟了。第二个可恕之处是：成为真正革命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 一现象本身，那时还只有第一次发生，在第二国际的实践上向无先例。不过我决不想藉此来解脱我自己的罪过。虽然不断革命的观念无疑地揭示出一个正确的前景， 但那时，特别在组织方面，我还不曾清除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性。我患了对孟什维克主义的妥协病，又患了不信任列宁的集中主义的毛病，八月会议开过后，联 盟立刻便开始分解成它所组成的几个部分。不多几月后，我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组织上也立于联盟之外了。”[30]
因此，托洛茨基直接诚实的揭发并解释他自己的错误。约翰斯通当然没有意愿让托洛茨基为自己辩解，仅用只字片语（“妥协病”丶“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者”）以斯大林主义者的姿态引用。他试着融合（斯大林造假学派最爱用的手法）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这一行为相当的可耻。他的“动机”有两个层面：一来将托洛茨基污名化成一个故意藏匿自己与列宁过去关系的骗子和造假者，二来将斯大林主义者诬陷丶算计所造成的血海与托洛茨基寄给奥尔敏斯基的一封信划上等号！
蒙迪·约翰斯通利用了这封信来强化他对于托洛茨基如何“强烈的反对列宁”的论点。而托洛茨基的部分措辞似乎与他的形容相符。但是约翰斯通对这封信的使用正是完全的符合了托洛茨基在给奥尔敏斯基通信中预见到的，也就是不熟悉他书写这封信背景的读者们会做出的错误结论，也正是约翰斯通希望读者们做出的错误结论。
托洛茨基在什么时候，又为什么会写这封信呢？他在自传《我的生平》中解释道：
“就在这时候公布了我给奇赫伊泽的反列宁的信件。这件事发生在1913年春，与彼得堡的一份合法布尔什维克报纸使用了我在维也纳出版的《工人真理报》的报名有 关。这事件造成了当时侨民生活中众多的尖锐冲突之一。我写信给一度曾站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奇赫伊泽，在信中我曾在一时愤怒之下纵情发泄了对布尔 什维克中央和列宁的愤恨。如果再晚两丶三个星期的话，我自己一定会成为该信的书刊检查官，再过一丶两年的话，我索性会把它看作笑谈。但是这信件的命运却不 同寻常。警察厅把它截获了，在警察厅的档案中一直存放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转到了党史研究院档案中。列宁对这封信完全清楚，他和我一样，把它看做'去年 的皇历'，仅此而已。在侨居国外期间，什么样的信没写过啊！ 1924年追随者们把这封信挖了出来扔到党的头上，此时，党的成员已有四分之三是新人了。把时机选在列宁刚刚逝世那几个月决非偶然。这个条件有双重的必要性：第一，列宁已不能站起身来戳穿这些老爷们的真相；第二，人民群众因领袖去世悲痛万分。群众因为对党的以往历史毫不了解，读到了托洛茨基敌视列宁的评语，便会十分震惊。诚然，评语是在12年前写的，但光凭引文看不出事件的年代关系。追随者们利用我给奇赫伊泽的信件是世界史上的最大骗局之一。法国反动派在德雷福斯案中的伪造文件比起斯大林及其同伙们的政治伪造真是小巫见大巫了。”[31]
斯大林主义者们已经把诬陷发展成了一门艺术，这封信的使用不过是在无数卑鄙的算计中的一例而已。我们可以说信中许多被约翰斯通激动点出的措辞是鲁莽且错误的。但是一急之下所说出的气话或造成的纠葛，还是和冷血，恶毒的斯大林主义诽谤有着天壤之别。蒙迪·约翰斯通道貌岸然的谴责斯大林大清洗中的诬陷手段，却毫不犹豫的引用了之前由季诺维也夫丶 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集团在列宁死后所捏造的谎言。当蒙迪·约翰斯通重复了这些恶意的伪造时，他并没有脱离斯大林的行径，反而以一个比较“可敬”的伪装下赋予其新生，但其尸臭仍然荡漾。
蒙迪·约翰斯通对托洛茨基的“指控”其实也都是陈词滥调。它其实只是之前从早已被完全反驳的1930年代“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到后来在1924-1929年间苏联官僚体制兴起期间更“微妙”的伪政治论证。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就立刻控诉托洛茨基是德国间谍而布哈林策划刺杀列宁未免操之过急，所以官僚们则被鼓励去从文库中寻找证明托洛茨基先前“强烈的反对”列宁的只字片语，而这些指控则被蒙迪·约翰斯通乔装为他自己对历史科学的独到贡献。既然蒙迪·约翰斯通完全没有对这些四十年前伪造的扭曲历史加入任何新东西，那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让托洛茨基用他在1924年寄给党史委员会的信为自己辩护：
“我已经声明过许多次，在我同布尔什维主义有分歧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错误在我这方面。为了把我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以前那些分歧的性质和程度用几句话概括一下，我要这么说：当我站在布尔什维克党外的时期，当我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分歧达到最高峰的时期，我同列宁观点之间的距离也从来没有像现在斯大林——布哈林的立场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基础之间的距离那样大。”[32]
注释
[1]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剪影》，伦敦1967年，pp 60-1，本书译者译
[2]大会会议记录，Chertvyoritiy S’yezd RSDRP， Protokoly，p.142，本书译者译，作者的重点
[3]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十二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文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2/045.htm，作者的重点
[4]同上，作者的重点
[5]同上，作者的重点
[6]同上
[7]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十五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5/040.htm
[8]于1959年发表的俄文版大会纪录中指出：“事实上，托洛茨基在所有基础问题上支持布尔什维克”，Pyatji S’yezd RSDRP Protokoly，莫斯科，1968，p.812，本书译者译
[9]大会纪录，Pyatji S’yezd RSDRP Protokoly，本书译者译
[10]多依彻，《武装的先知》，英文版，p.176，本书译者译
[11]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剪影》，伦敦1967年，p.61，本书译者译
[12]卢森堡，引用自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中，中文版，第十七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19.htm
[13]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6卷，PDF文档中P88-89，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d-works/46.pdf
[14]同上，PDF文档中P. 157
[15]同上，PDF文档中P150
[16]引用自卡尔（E. H. Carr），《布尔什维克革命》，英文版，第一卷，伦敦1950年，p.86，本书译者译
[17]引用自里布曼（Marcel Liebman），《列宁时期下的列宁主义》，伦敦1973年，p.123，本书译者译
[18]列宁，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中文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ia-chinese-lenin-19170404.htm
[19]同上
[20]同上
[21]Proletarskaya Revolutsia，莫斯科1923年，p.71，本书译者译
[22]同上
[23]列宁，英文版全集，第14卷，p.448，本书译者译
[24]引用自卡尔（E. H. Carr），《布尔什维克革命》，英文版，第一卷，伦敦1950年，p.86，本书译者译
[25]编者注:这是指一起由军中反克伦斯基政府势力，尤其是机关枪部队所发起的武装抗议行动。布尔什维克有尝试着劝阻士兵们发起这项行动，并解释时机还未成熟，但是还是无法制止抗议的发起。士兵们的行动被克伦斯基政府当作镇压布尔什维克的借口，开始了反动丶艰困的七月。
[26]编者注：政府在收到这封信后随即逮捕了托洛茨基
[27]引用自《不断革命时代》，多伊彻编，英文版，P. 98-9，我们的重点，本书译者译
[28]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剪影》，P. 43和66，本书译者自译
[29]斯大林，英文版全集，《十月革命》，莫斯科，1934，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stalin/works/1918/11/06.htm。译者注：在中文版全集中同样的文章既没有包括被删除的段落，也没有本书作者所引用后来加上的新段落，中文原文可在此找（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Russian_communists/stalin/4.pdf），PDF 文档中 P. 153
[30]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中文版，《小创不治将成坏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22.htm
[31]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中文版，第四十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43.htm
[32]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中文版，第二十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710/22.htm，译者注：这篇中文版的翻译将最后一句话中的“列宁主义”翻译成“恩格斯主义”，译者按照英文版加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