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文版序言

佛莱德·伟斯顿（Fred Weston）

本文发布于RCI（革命共产国际）官方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

这本由艾伦·伍兹和泰德·格兰特完成的著作，答复了前英国共产党理论家蒙迪·约翰斯通在英国共青团期刊《我思》刊登的关于托洛茨基和他与列宁的关系的扭曲和诽谤。笔者这篇简短的序言的目的不在于重复本书的内容，我们让中文读者们自行研究和思考它。

不过，我们想让中文读者们注意到的是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之间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联系。毛泽东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著名的中苏分裂期间与苏联决裂时，声称自己坚持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修正主义”。中共将中苏出现冲突的原因表现为毛反对赫鲁晓夫诉求与西方“和平共处”的政策。

在此基础上，各国亲苏联的共产党与亲中国的毛派之间出现了世界性分裂，毛派通过在其党名中加上“马列”来区分自己，即“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借此将他们与苏联的分裂装饰成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实际上，苏联和中国官僚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各自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如果这两个政权是真正的工人国家，即工人民主政权，他们就应该形成中国，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联邦，将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力和物力结合成一个国际社会主义计划生产。如果那时做到了这点，这些国家的人民都将会受益匪浅。

当时，苏联已经发展了工业和技术，这本可以提供给中国工农加快中国发展的步伐。但是，只有消除当时统治所有这些国家的特权官僚机构的利益，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实现。

这也是同时体现了斯大林治下（和他死后）的苏联和毛泽东统治下中国的一个基本要素：试图在一个国家内寻找通往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这一思想源于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这个思想从未是列宁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列宁理解社会主义是必须以一个世界性的体制来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重视建构共产国际。

列宁在1918年3月的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解释道：“…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几周后，他说：“...我们只有同世界各国的工人一道才能取得胜利。” 5月，他重申：“…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最终取得胜利。”列宁毕生从未放弃这一观点。

只有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才采纳了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论。这个想法反映了苏联官僚主义的兴起，他们在口头上继续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同时，实际上希望享受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和农民之上的特权阶层所取得的得利。这意味着他们对争取国际社会主义没有兴趣，而是寻求与世界资本主义相适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思想证实了这一事实。他们没有为推翻世界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而斗争，而是将自己局限于捍卫自己的“势力范围”。

与此相关的是斯大林主义思想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在任何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之前，首先必须建立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他们在许多国家内宣布：由于该国尚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共产党的任务是支持所谓的“进步资产阶级”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无耻地回到了1917年10月俄国革命期间孟什维克的主张，后者谴责布尔什维克坚持当时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

基于这一思想，在斯大林和苏联官僚机构的指导下，各国共产党在对许多国家的工农群众发挥了关键性阻碍作用。不论是在1926年的中国革命，1930年代的西班牙革命以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意大利和法国，这项事实都清晰地显现出来。他们进入了所谓的“人民阵线”，即与所谓的民主资产阶级政党结盟，从而安全地将革命工人和农民的精力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之外。

在东欧，情势发展有所不同。斯大林在这个地区内著重于在苏联和欧洲主要大国，特别在德国内建立一个缓冲区。苏联国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从这种力量地位上，斯大林得以与帝国主义谈判，并达成一项协议。在该协议中，东欧应被视为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在此过程中，东欧的社会发生了变化，并引入了苏联的集中计划模式。

在世界各强权在二次大战后瓜分世界的原先计划中，中国并不被指望落入苏联势力范围之内，这解释了斯大林为何原先建议毛泽东应该要与蒋介石妥协。 1945年8月，正当中共俨然成为能够夺政的势力时，苏联与蒋氏国民党根据雅尔塔协议签署了一项友好条约，因此直到1949年，斯大林的立场一直是诉求中共与国民党达成协议。

我们在希腊也看到了这一点。在希腊内战期间，希腊共产党人被苏联抛弃了。南斯拉夫本来也不应该成为苏联集团的一部分，但是铁托的游击队独立上台执政，这也解释了他后来与斯大林主义俄国的冲突。中国的情势也是类似于这些发展。

由此可见，当时中国被期望是可以持续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也是1940年代毛泽东对中国的最初观点。承袭着斯大林主义的方法，中国共产党寻求与进步资产阶级结盟。 194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在许多著作中清楚地表达了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当下的任务。

这里不是详细讨论1949年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如何发展的地方。不过可以说：事情没有按中共的计划进行。中国资产阶级支持国民党，并在毛泽东率领农民军队夺政后与国民党一同逃亡。但是，即使大权在握，毛泽东也试图与资产阶级份子结盟。这体现于他的“新民主主义”构想。该构想假设一个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可以形成。按照毛泽东当时的认知，这个情况将要持续数十年。

活生生的历史经验则证明了中国资产阶级不但没有一丁点的“进步性”，而是完全反动的。因此，毛政权为了发展经济，被迫没收资产阶级阶级的资产，并实行国家经济计划。这证实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观点（尽管是以一个扭曲的形式达成的），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统治世界的情况下，必须非常迅速地走向社会主义任务，不然就会面临失败。

于是，将近五亿个中国人从地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枷锁中被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者们当时欢迎1949年中国革命为世界劳工阶级的一大进步，并将其视为是既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世界历史上第二重大的事件。然而马克思主义者们也指出，由于手握政权的中共领导层坚持斯大林主义思想，他们会建立了一个以苏联形象为蓝本的政权，即不是建立于1917年俄国最初的工人民主制，而是建立了斯大林领导下的官僚主义畸形政权。

由于中国情势的演变，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可能反对以“斯大林主义”一词来描述毛主义政权。毛泽东试图创造他与苏联官僚有着根本不同的神话。毫无疑问，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存在差异。毛泽东实际上领导了一场成功的革命，使亿万中国农民和工人摆脱了地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束缚，而斯大林在俄国革命中扮演了次要角色，列宁和托洛茨基是革命首要的两位领导人。

但是，就理论观点而言，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根本性地坚持：在落后国家内，革命将必须经历两个阶段。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随后是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只有到那时，物质条件才能发展到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即使到那时，这种观点也不是认为世界革命是必要的，而是各国可以独自通往社会主义，每个国家都在建设“一国社会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斯大林主义者”一词不仅指斯大林他人本身，而是指一整套经苏联官僚主义堕落所产生的理论观点。即便毛主义与苏联正式决裂，它仍然表现着同样的理论。

左派运动内部的有些人声称，毛泽东其实代表了中共内部的某种真正的革命趋势，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当时毛曾与“官僚们”宣战，不时高喊着国际主义的口号，或者声援在其他国家爆发的群众运动。

我们无法在此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历年来扮演的角色进行透彻分析。对此，读者们可以参阅我们Wellred出版的其他有关文献。但是，我们敦请读者们特别注意列宁和托洛茨基如何分析官僚化的过程，并将其与毛泽东及其盟友在1960年代对官僚现象的解释做比较。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不仅限于文字，这也表现在他们为了建立世界革命组织和领导团队而建构共产国际的努力中。毛泽东尽管就“国际主义”夸夸其谈，但从来未做出相同的尝试。不仅如此，由于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冲突，毛泽东晚年还在安哥拉和莫三比克等地支持当地的反革命武装部队，与如阿尤布·汗和其他极端反动派勾肩搭背，并同美国帝国主义和解，仅仅因为这些人都反对亲苏联的运动。他的行为胜于雄辩。 

从苏联到毛主义的中国，越南或东德，所有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标榜自己延续了列宁的脚步。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不得不扭曲，隐藏和窜改列宁的真正理念。同时，他们将托洛茨基描述为与列宁截然相反。在这方面，苏联和中国官僚维持了他们的共同点，而本书则揭示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真正诉求的主张，即正统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理念。

今天的中国劳工和青年应该回顾一下后来在苏联和中国内部发生的情况。 1991年我们目睹了苏联斯大林主义旧政权如何瓦解，随后许多前斯大林主义分子纷纷投诚成为资本主义的狂热支持者。在中国，这一过程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但尽管如此，我们却仍看到共产党官僚在执政的同时引导中国重返资本主义。这是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兴起并随后在中国应用的逻辑性结果。

我们邀请您阅读，学习并吸收过去的教训。今天，我们现在正面临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危机。中国已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它也无法摆脱这场危机的影响，其境内的阶级斗争规模亦会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一场新的中国革命正在酝酿。但它唯一可以取胜的路线就是作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将涉及取消过去几十年内发生的所有资本主义变革，包括将私有化的产业重新国有化，充公跨国企业以及重返计划经济。但是，这新一次的革命必须加入1949年所缺少的一个基本要素：工人民主。今天的中国劳工阶级比1949年强大得多，他们将在21世纪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202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