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A “托洛茨基与他的理念”原文

蒙迪·约翰斯通

列夫·托洛茨基（1878-1940）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是一名重要却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他在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扮演的领导新角色仅次於列宁。而大大小小的托派组织如今仍然争相声称自己承袭了托洛茨基所建立的传统。

1917年之前

托洛茨基出生於一个犹太富农家庭，在十九世纪末年轻时加入了俄国南部的工人运动。後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他，由於参与革命活动而遭遇了长年的牢狱之灾和流放。他不仅是这个世纪内最显着的演说家和作家，更领导了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於彼得格勒成立的工人代表议会苏维埃来对抗沙皇暴政。在革命被镇压後，他在1906年被判终身流放至西伯利亚，而後戏剧性地逃亡海外。在1907年和1914年期间，他与他家人长住维也纳，并成为一份俄国海外自由派报纸的记者，并同时编辑自己开办的俄国社会主义地下刊物非法性的在俄国境内发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於1914年爆发之际，他认为整个战争是两大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冲突而加以反对，并与列宁於1915年一同参与奇美尔瓦尔德国际主义社会主义者大会，虽然两人都相当不认同彼此的策略立场。战争爆发後，托洛茨基先後迁址瑞士和法国。在被法国政府驱逐後他於1917年初抵达美国。

(a) 托洛茨基丶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党

当托洛茨基主义者们将托洛茨基视为列宁的忠实战友，以及在列宁死後列宁主义的真正代言人时，我们有必要晓得他与列宁丶布尔什维克党实际上只合作了不过六年之谱（1917-1923）。托洛茨基传记作者艾萨克·多依彻虽然对托氏相当同情，但仍然相当公允地指出:“而此前的13或14年，他却是在反对列宁的派别斗争中度过的他对列宁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称列宁是“一个马虎的律师”丶“是罗伯斯庇尔的一张令人反感的漫画”丶“居心叵测丶道德上令人厌恶的”丶“俄国落後的利用者”丶“败坏俄国工人阶级道德的”等等。和他的这些诬蔑相比列宁的答复不但显得颇有分寸，甚至很温和。”[1]

托洛茨基的这些攻击是基於他反对列宁试图建立一个稳定丶集中且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於第二次党大会上分裂成支持这个建党策略的布尔什维克大会选举出的中央委员会上的多数，以及诉求较为松散组织架构的孟什维克少数派时，托洛茨基支持了後者，并加入了他们所成立的五人影子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在回报会议经过时指出：“列宁被权力欲所驱使，把‘戒严状态’和他的‘铁拳’强加给党”[2]。他於1904年脱离了孟什维克，但是仍持续地投稿於孟派报纸，并不时在海外代表他们，尽管在形式上仍然在1917年之前处於两党之外。托式在1937年回忆自己的生平时，巧妙地把孟丶布分裂从1903年移至1904年，从而让他自己看起来从来没有加入过孟什维克，并加诸他的路线“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与列宁一致”[3]。然而在这段期间，他从来没有放弃以孟什维克的观点来看待布尔什维克党，并在1904年题献给他“敬爱的老师”孟什维克领袖阿克雪里罗德的《我们的政治任务》一书中将对列宁的抨击发展到极致，被多依彻誉为“在以往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写的抨击列宁的文章中，这是最刺耳的一篇。”[4]（而托洛茨基在1920年出版他文集的时候，却没有加入这本。）

列宁在1902年出版的《怎麽办》一书中解释了劳动阶级自己仅能够发展出“工团意识”，也就是了解到在资本主义框架下为自己经济利益来抗争的必要。社会主义意识则必须要从外部带进劳动阶级，而熟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们则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1904年发行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中，列宁则强调了党内工人们必须将自己在职场内获得的纪律性带给较难培养纪律的知识分子们[5]。托洛茨基完全扭曲了列宁所阐述的工人与知识份子在俄国工人政党内的互补关系，并嗤之以鼻地写道：“根据列宁的新哲学…无产者们只需要经过“厂房学院”後，就可以教导领导他们的党的知识分子们如何遵循政治纪律…而根据列宁的呼喊，俄国工人们明天就必须严正斥责“无政府派个人主义”…这些可耻而难以下咽煽动言辞，另读者不得不震怒。那些昨天被你形容为自发性“工团主义”的工人们，今天却必须要教导政治纪律。教导谁呢？教导那些昨天还必须要从劳动阶级以外灌输政治意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份子们。的确，不可能有谁比列宁更犬儒性地面对无产阶级最好的思想传统。”[6]

列宁清楚地指出他诉求一个民主性以党大会为最高权力的政党，并认为“在不造成混乱和分裂的前提下，党内不同色彩思想之间的斗争是无可避免且必要的。[7]”而托洛茨基则以虚张声势的修辞和花言巧语来替代对於他对手立场的沈着评量，直到晚年仍然如此。他写道列宁的作法将“导致党的组织机构“替代”全体党员，中央委员会将替代党的组织，而一名“独裁者”将会替代中央委员会。[8]”托洛茨基进而将“居心叵测”丶“疑神疑鬼”丶“刚愎自用”等罪名加诸於列宁，将他形容为“我们党内反动派的领导。[9]”但是这也是托式日後感念以“对於其对手表示耐心和忠诚为他领导方式最重要特色[10]”的同一位列宁。

在1905年革命失败後的几年内，托洛茨基扮演着“调和派”的角色，试图掩盖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不同。而後者内部一大部分此时主张解散地下革命党，并以一个合法的改良主义工党取代之。列宁於1910年12月写道：“托洛茨基谨代表他个人的动摇不定，如此而已。”在追踪了托式年复一年的各种立场转变後，列宁继续道：“托洛茨基今天从这一派的思想里剽窃一点，明天又从那一派的思想里剽窃一点，因此就宣布自己比两派都高明。[11]”在此前一年，列宁也抨击他“这种媒人观点”是为他调和主义的“全部思想基础。[12]”、“他只要看见有什麽意见分歧发生，就马上‘钻空子’，从一方投奔另一方。[13]”当布尔什维克於1912年与孟什维克分裂并成立独立政党时，托洛茨基则与孟什维克，包括“取消派”以及各式各样的反布尔什维克海外俄国人，成立了时日不长的“八月政团”回敬之。他的动机，源自於恣意反对能够集结大部分俄国境内社会主义者们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列宁这位大师级的丶专业级的利用俄国劳运的落後性来系统性散发的这些迂腐言辞，宛如一场荒谬的梦魇。”托洛茨基在1913年寄给孟什维克领导齐赫泽的信中说道。“列宁已经将报社《真理报》转变成他自己宗派诡计和破坏性倾向的工具…总之，现在整个列宁主义都是建立在谎言和错误的基础上，这也是他们败坏的种子…这个坏疽迟早会在列宁派之中爆发。”他并且支持“摧毁与组织工人成立政党的目标毫不相容，却滋长在派系分裂粪土上的列宁主义的基础[14]”这项策略。这封信是在十月革命後从沙皇秘警档案中发现的。当党史委员会会长奥尔明斯基询问托洛茨基是否发表这封信时，托洛茨基回答此举“时机不对”，并如家长一般的断言：“当今的读者们不会了解，不会用适当的历史观点去看待这封信，只会更被迷惑。[15]”这个动机与托洛茨基自己名正言顺谴责的斯大林派掩盖窜改历史文件背後的用意，并无两样。

对於托洛茨基人生这段时期，多依彻评论道：“在1907至1914年之间的几年，却是他的生命史上唯独没有政治成就的一章…托洛茨基也没有任何实际的革命成就可归功於他自己。而在这几年中，列宁在他的追随者们的协助下锻造了他的党，如季诺维也夫丶加米涅夫丶布哈林以及後来的斯大林等人都增长了才干，使他们在1917年能在党内发挥领导作用。[16]”如我们所见，托洛茨基事实上在这段时期投身於阻挠党的创建和发展。而他日後也认识到没有这个党，俄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但那时，特别在组织方面，我还不曾清除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性。”托洛茨基在晚年承认“我患了对孟什维克主义的妥协病，又患了不信任列宁的集中主义的毛病。[17]”社会主义工人联盟（Socialist Labour League，[18]）并不愿意对此多加解释。虽然平常他们千方百计地挖掘其他人的政治过去，但是当当事人是托洛茨基的时候，他们就兴趣缺缺。“为什麽要对这些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00年代的过节斤斤计较？”他们常质问共产党员们。“在党组织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时已经认错，而承认列宁是对的，并且从那天起驳斥任何引用他早年关於党组织的写作来攻击列宁主义的人。[19]”

然而事实上，虽然托洛茨基於1917年7月为了即将发生的十月革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在革命中扮演着出众的角色，我们在托洛茨基这十四年的人生里（在24岁到37岁这个重要的年纪）看到他完全无法在非革命时期为建立一个稠密组织的任务奉献，无法融入并准备接受组织的共同领导和纪律。这样的表现将会在革命风暴平息後再次浮上台面。他在1930年代试图建立第四国际的这场惨剧中，又一次显露了他自身无法成立一个稳固的组织，并在场边怒斥能够做到这点的人，正如列宁在托洛茨基八月联盟崩溃时做出的评论[20]。托洛茨基早期对於列宁所做出的人身攻击被他的传记作者如此总结：“他当时表示出来的特点，在他一生里都未能完全摆脱：他不能把人与观点分开。[21]”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和他们的刊物《通讯报》也承袭了这些特点。如果我们忽略托洛茨基在对於布尔什维克早期14年间所做的斗争，或由於托洛茨基声称[22]列宁在1917年11月在革命期间（而托式党龄不到四个月时），在认识到无法与孟什维克联合的情况下所说的一句“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23]”而宣告全案完结，是不符史实的。

(b)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告诉我们：“我们不能重提这些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老争议，却不提起列宁在1917年四月时对於俄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上站到了托洛茨基的一方。[24]”托派思想家厄内斯特·曼德尔（Ernst Mandel）在一篇为托洛茨基辩解的文章中写道：“没有人会否认托洛茨基在1917年前反对了列宁组织理论的精神。但是我们也必须公平地指出：列宁在1917年前也同样否定必需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作为日後俄国革命战略目标的必要。十月革命的成功是列宁组织革命前锋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历史结合。[25]”如果我们要对托洛茨基主义不可或缺的“不断革命论”做出评量，我们必须首先检视旧制沙皇俄国。

沙皇俄国以一个落後丶残酷丶半封建的姿态进入了二十世纪。其人口绝大多数是贫农，但也有集中於部分工业中心内少数，却战斗力十足的工人阶级，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所目睹的德国相似。当时他们在撰写《共产党宣言》中提到，在地共产党人当下的工作是支持日後的资产阶级革命，对抗专制王权和封建地主阶级。这也会为工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直接抗争开路[26]。在他们於1850年三月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致词内，他们预见了未来革命戏码将会有两个部曲：第一是工人应该要支持并推进的资产阶级革命，给中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们得到政权。第二则是能带给工人们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并在世界所有重要国家内向社会主义前进，”他们写道“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27]”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以以上对於“不断革命”的认识来加诸在当时俄国的具体情况上，观察到俄国人民所面对的工作“并不是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发动一场民主革命的任务。[28]”列宁在1905年出版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写道：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29]”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於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丶奴役性的特徵不仅从农村生活中，而且从工厂生活中连根铲除。”同时提高工人们的生活水平，并在欧洲激发革命[30]。不同於孟什维克派的看法，这起革命的领导任务不能交给摇摆不定，且常向沙皇妥协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必须“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31]并与农民群众结为同盟。毕竟，它当时仍然占人口中的少数。列宁继续写道：“它只有和半无产者丶半有产者群众即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联合起来，才能成为绝大多数。”列宁反驳了俄裔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帕尔乌斯认为如果工人阶级领导革命，那就必须要建立工人政权的说法，继续道：“可能的和所希望的革命民主专政的社会基础的这种构成，当然要反映到革命政府的构成上，革命民主派中形形色色的代表必然要参加这个政府，或者甚至在这个政府中占优势。[32]”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二月前的目标，是推翻沙皇专制，并建立这样如他们所谓的工农民主专政政府。在专制政权转为共和制度，後工人阶级才该为“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走向社会主义[33]”而斗争，亦即革命剧码的第二节。“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34]”列宁写道。

对於马克思和列宁所提倡的“不断革命”概念，托洛茨基从1905年开始就以他自己提出拥有同样吸引人名称的理论对立。而他自己也承认，这个理论是“主要由帕尔乌斯作出的判断和预测。[35]”托洛茨基“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论’[36]”将在沙皇俄国内发动的革命目标列为直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声称，如此可以一次完成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需经过中间的工农民主专政阶段。然而他在1906年的《总结与前瞻》中写道：“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俄国工人阶级如果孤立无援的话就必然会在农民背弃它的时候被反革命所击溃。[37]”虽然托洛茨基将农民视为有潜力提供工人阶级支援，而当後者掌权时也可以作为前者的解放者[38]。他认为工人阶级“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这也包括了农民的资产。因此他们，将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39]”在此，我们看到了托式不断革命论的两大方面：第一，“落後国家通向民主制的道路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对立於列宁所提倡的通往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要经过民主制。第二，认为工人政权如果持续被孤立，那它就必然会臣服於内在和外在不断增长的矛盾[40]。

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对比，在托式於1915年发表的《为政权而斗争》中鲜明地显现出来。“由於不存在真正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俄国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的时代也像民族战争的时代一样已经过去了，至少对欧洲是如此。“ 他继续道，在他们经历的帝国主义年代，“不是使资产阶级民族同现存制度对立起来，而是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在贬低了农民之间阶级分歧的影响後，他预测：“如果无产阶级不从君主制度手中夺取政权，那就谁也夺不了。”而这起革命“一定会使政权落到领导斗争的阶级手上即落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手上。”[41]

  对此，列宁反驳托洛茨基在观察即将到来的革命内阶级之间的关系这项“革命党的主要工作”上犯了错误。基於农民群众之间的阶级意识增长和政治觉醒，列宁申论道：“托洛茨基行动上是在帮俄国自由派工人政治家的忙，他们认识到“否定”农民的作用就是不愿意发动农民去革命”另一方面，工人们则正在“为吸引‘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参加使资产阶级俄国摆脱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的解放运动而斗争。”在那之後方能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42]。

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无产阶级，并没有如托洛茨基所料对抗资产阶级国家，而是以一起由工人和农民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来推翻沙皇政权，诚如列宁的预测。政权并没有传到工人政府手中，而是分散在代表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工人和士兵代表议会，其中大部分的士兵是农民，以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前者自愿地臣服於後者。在1917年四月，也就是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声称列宁“转移到了托洛茨基的立场”时列宁写道：“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主张总的说来已得到历史充分的证实，但是具体实现的结果与任何人所能想像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丶特殊得多丶复杂得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注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43]”同月底，他也对他总结为 “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托洛茨基主义”主张表示反对[44]。

在皇权被推翻而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而俄国已经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45]”後，列宁动员了布尔什维克党来进行革命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将政权交给无产者和贫农手中，并将俄国抽离出帝国主义战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这些任务。在1917年11月和1918年3月之间，由布尔什维克所代表的工人和左翼社会革命党所代表的贫农之间的联合政府得以执政。

然而托洛茨基反驳传统的列宁主义策略，是由於“党和阶级所理解的民主专政是这样一种制度：它将毫不留情地摧毁君主制的旧国家机器，并且彻底地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但是在克伦斯基时期，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丝毫没有出现过此种迹象。[46]” 土地问题，也就是被托洛茨基誉为“构成资产阶级革命基础”的问题，并无法在资产阶级政权下得到解决。他申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完成农村民主革命之後登上舞台的。而恰恰是完成这一场革命的心不可少的先决条件。[47]”也因此他的“不断革命论”得以被证实了，证明完毕。

托洛茨基表面上看似可行的申论问题在於，在这里和其他问题上，他过度膨胀了（虽然它们也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次要因素，到了完全掩盖问题核心的地步。另一方面，列宁则不多缀饰，却向来都能掌握问题的症结。他在1917年4月写道：“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48]” 这仍然是列宁立场的重点，尽管这场革命缺乏了过去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内通常看得到的一些特徵[49]。因此，推翻了沙皇的二月革命带来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并将俄国转变为“目前在世界各交战国中最自由的国家[50]”却也无法将土地交给农民。这些在二月到十月之间没有被尝试或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仍然需要由无产者领导的十月革命来执行。但这既不代表二月革命并不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托洛茨基也不曾否认过这点[51]）也不代表十月革命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後者的作用，在於如列宁所说它“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即无产阶级革命的丶社会主义的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52]” 如果列宁迷信於“纯粹的”革命，那托洛茨基就有理认为1917年的经验推翻了布尔什维克的预测。然而事实上，列宁从来没有把持过如此天真的观点。“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列宁在1905年出版的《两种策略》中写道：“过去和未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後两条道路互相交错...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必须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後两种革命的个别的丶局部的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欧洲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还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任务要去最终完成吗？[53]”在这段时期，列宁谈到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将会在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且“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满足[54]”後开始，也可想而知的没有预见社会主义革命会在其民主先行者发生八个月後爆发[55]。他认为将前者过渡到後者的主要决定因素为“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56]”历史证明了他正确地摒弃托洛茨基基本上从沙皇政权跳跃过二月革命而直达十月革命的策略。

当托洛茨基和其追随者们声称列宁放弃了工农民主专政，并“承认这公式为没有价值[57]”他们是对的。但如我们所见，这也只能应用在已经在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将其大部分内涵实现後的俄国此目标才被取代。当他们要我们相信列宁在1917年4月转移到托洛茨基的立场时，他们是对的。但他们各自立场的相似性仅是在托洛茨基先前认为“不可能[58]”并设想略过的革命阶段发生後带来的。“骄傲自大[59]”的托洛茨基看来在此刻真心的相信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被“去布尔什维克化[60]”了，并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布尔什维克。

接下来开始的阶段，与他在1906对於下一起俄国革命的预测，有着众多的相似处。这个远见着实令人赞叹，但是哀哉，正如同他不正当的预测列宁将会建立个人独裁政党，而不是三十年後真正实现这个预测的斯大林，他能够异常的清楚看见远端山脉的能力，却也让他忽视了眼前必须要先爬过的山坡。

然而，托洛茨基并没有停下来分析他的错误，而只着重在为此寻找藉口。因此他在1924年出版的《十月的教训》内申论，在一战前夕爆发的圣彼得堡革命性罢工潮延伸出了一起成功革命的可能，而“沙皇政府的推翻就大半意味着革命的工人苏维埃直接取得政权，”由布尔什维克领导[61]。而为什麽托洛茨基所预测的直接进入工人专政被阻碍了呢？战争的爆发导致了运动的转向，以及成千上万农民军队的出现创造了“一些临时条件...使得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获得了领导权[62]。”但是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的在如俄国这样拥有巨大农民军队的农民国家发生，并不是什麽毫无预警的历史意外。它是长年为这场冲突残酷地准备的帝国主义矛盾下的直接产物，并导致了农民以及无产者的不满。没有它，也就不会有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胜利。更重要的是，托洛茨基在战争期间，如列宁所说“重复他那1905年的’独创性’理论而不肯想一想整整十年来生活并没有理睬他那个卓越的理论原因究竟何在。[63]”

吊诡的是，在列宁从1917年4月直到他逝世之间的写作和演说，也就是在最新俄文版55本全集内占了23本的著作内，我们完全找不到任何有关列宁“转移到”托洛茨基对於“不断革命”看法的蛛丝马迹[64]，而且列宁是从来不吝啬承认过去错误的。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了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承认了与他对立观点的正确性。因此在1927年出版的《反对派政纲》，也就是被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出版社在英国再版，并被喻为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发展的指标”内，我们看到了重复托洛茨基及其共产国际内党羽们在1926年12月15日做出的声明：“托洛茨基曾向共产国际声明，在所有他和列宁争论过的原则问题上，列宁是正确的——特别是在不断革命和农民问题上。[65]” 在他给同为“老左翼反对派”，但不接受托式理论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致信中，托洛茨基承认道：“1917年2月以前，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口号是历史进步的口号。[66]” 就连在他的《十月的教训》他也提到列宁用”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以“完全具有革命性的和前进性的[67]”方式来攻击工人在农民支持下向社会主义专政前进的问题，完全有悖於他在1909年做出的声明“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点只有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後才造成巨大的危险性。[68]”

但是，我们不免看到以上一类的声明尽管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外交手腕”，也完全冲突了托式在其他地方做出的结论。如他在革命後对於革命前工作各种评论的序言，都重复阐述了他的理论，尤其是在他的《不断革命论》一书中。後者是於1928年对於他当时支持者拉迪克言论所做出的回应，并尝试着以长篇大论来辩护他与列宁之间主张的对立，并不时申论他们的歧见“仅是次要的和从属的。[69]”

然而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只发挥在对於托洛茨基在1917年前俄国工运中扮演角色的历史评量。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探索它，是因为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托洛茨基那时发展的“不断革命论”决定了而後所要主要托派政策，不管是在苏联内建立社会主义，在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策略上能够纳入的盟友，还是“在一切落後国家中革命发展的一般趋向”，在由托洛茨基於1938年起草的第四国际《过渡纲领内》他断言：“是能够以不断革命底公式决定的而不断革命的意义已被俄国的三次革命确定地指出过了。[70]” 可是这个在托洛茨基当时的俄国支持者们之间并没有完全被同意的理论，如今却僵化成所有托派组织在1958年第四国际第五大会上必须接受的基本纲领。而次大会上《关於殖民地革命问题的报告》却揭发了“有的同志曾经很想知道...不断革命论...是否曾暴露出某些缺点，我们是否还需要使它更灵活一些，以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犯过错误。[71]”

十月革命中的托洛茨基

在於1917年3月回到俄国後，托洛茨基先加入了一个名为“国际主义派“的组织，并同此团体於7月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次月，他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并在9月成为布尔什维克赢得多数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在这段期间内，他以党在苏维埃和大型集会上的发言人扮演着极其正面的角色。他的革命演说激发了工人丶士兵丶和水手们。在革命的洪流中，他挺身将他出众的才华奉献给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当下超越了任何过去的歧见。他的影响被约翰·里德在由列宁题序为一本“真实的丶异常生动的描述“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内第一手的记载。斯大林也恰当地在1918年11月6日发行的《真理报》上向托洛茨基致敬。他称赞道：“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确定的说，党应该把卫戍部队迅速转到苏维埃方面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的出色执行，这些功劳主要地和首先归於托洛茨基同志。[72]”

在革命成功後紧接着几年内，托洛茨基将会在苏维埃政府丶俄国共产党丶以及於1919年创立的第三共产国际的领导阶层内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在1918至1925年之间担任战争人民委员的他，从破碎不堪的沙皇军队中建立英勇的五百万大红军，在内战中战胜了各白军将领，并击退来自十四个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军。多依彻《武装的先知》书内的“武装共和国”一章中生动地叙述了这个故事，同时呈现了托洛茨基有时严重的错误，以及他必然大於他错误的功绩。列宁在与俄国文豪高尔基的谈话内表示了他对托洛茨基的崇敬。“你敢说有其他人能够在一年内组织一个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赢得军事专家的敬重吗？[73]”列宁拍案说道。

尽管如此，列宁仍然对托洛茨基保持疑虑：“他并不是我们的一员”他对高尔基说，“他站在我们这边，却不是我们的一员。他是很有野心的。他带着一点拉萨尔的坏气息。[74]”

1918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

虽然托洛茨基在1917十月起义的表决上支持列宁而反对了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他却在1918年在与德国签订停战条约的问题上与列宁形成了强烈对峙。他在这个决策上的表现同时展出了他的优点和缺点。

作为苏维埃政府的第一任外交人民委员，并在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对外公布脱离世界大战的意图後，托洛茨基率领苏维埃代表团与德国和中央国代表谈判和平条约。他以这个对外公开的谈判会议作为他谴责所有帝国主义势力的论坛。他动人的演说无疑增强了在各国内的反战情绪。另一方面，在面临着德国苛刻的要求时，他（托洛茨基）对西方立即发动革命的高估蒙蔽了他对于现实的认知，并导致他拒绝签订条约。

另 一方面，列宁则强调当时的德军正占着上风，而经历战争摧残丶军备残破丶饥饿不堪的俄军绝对不敌德国强大的战争机器。他因此敦促俄国应该忍辱负重，立即接受德国提出的最后通牒，并警告不这样做的下场将会导致德军进一步入侵苏维埃领土并提出更严峻的条约：

“是的，我们会看到国际范围的世界革命，但是目前这还只是一个非常动听丶非常美妙的童话。” 他申论“如果革命爆发了，一切都可以得救。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它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如果它不能明天就取得胜利，那怎麽办呢？那时群众会对你们说：你们的行动和冒险家一样，——你们指望能侥幸遇上这种事态的发展，可是并没有遇上，结果你们就束手无策，无法应付这种国际革命没有到来的局面。国际革命必然会到来，但是目前还没有成熟。”[75]

托洛茨基说签订条约完全是背信弃义的[76]。他一开始成功地在党中央委员会为他的“不战不和”公式取得了9-7多数，并预测德军“不能对我们发动进攻。[77]” 事实上，德军随後就发动了一起极其成功的进攻迫使苏维埃政府接受比原来提案更加严苛的和平条约。就算在这个地步，他还是反对列宁急迫的请求接受德军条件。当中央委员会对此案做出表决时，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却选择弃权给予列宁9-4多数。而後者也威胁如果“由美妙口号构成的政策继续下去[78]”他将会从政府和中央委员会辞职。同时托洛茨基也辞去了外交人民委员一职。[79]

在1918年3月召开辩论条约的大会上，列宁解释了为什麽托洛茨基声称“‘德国人无法进攻’这句革命空话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是对事态的十分令人痛心的过高估计，而从这句空话中又产生了另一种空谈：‘我们可以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80]”他的预言完全证实了。“由於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约的人的过错，我们签订了一个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加屈辱得多的和约”他说道。这些人在“帮助德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把价值以百万计的财富大炮和炮弹送掉了 - 这种情况是每一个见到军队的不堪设想的状况的人都应该预料到的。[81]”

托洛茨基随後在1918年10月的一场演说中承认了在条约问题上他是错的，而列宁是对的[82]。但是，如同他的追随者们，他在晚年比较注重与淡化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主张，将它们形容为“与列宁在实际上和经验上的歧见，仅仅如此。[83]”事实上，问题的症结在於：托洛茨基终其一生任由他的痴心妄想以及对於“革命口号”的着迷，模糊了他对具体情况评量的倾向。

托洛茨基与官僚体系：1920-1924

托洛茨基被他的追随者们奉为反抗苏联内部官僚体系的斗士。在他人生最後的17年内，托洛茨基对於斯大林官僚政权许多方面孜孜不倦的批判，也被苏维埃共产党在1956年公诸於世。这也让托派人士的言词看似可信。但是我们将会看到，事实其实是相当复杂的。

(a)关於工会问题的争论：1920-1921

在党在革命後对於官僚问题的第一个主要讨论上，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发生冲突。列宁强烈地斥责托式的政策为“对工会进行官僚主义的干扰的政策[84]”，表示了“军事经验中...最坏的东西。[85]”包括了“一系列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本质的错误。[86]”

自1919年末後，托洛茨基仅将他一小部分的时间放在军事事务上。在进入重建经济的工作时，他开始以军事手法来行事。他相当重视军事化和强制化劳动，并告诉1920年3月的第九大会“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强制劳动会达到极高的强度。”提及工会时，他甚至宣布“劳动军事化对组织我们的劳动力是必需的基本方法。 ……说强制劳动总是没有效果的，难道这是真的吗？ ……这是最可怜丶最不幸的自由派的偏见，隶劳动同样有生产成效。 ……农奴的强制劳动不是封建地主恶意的产物，当时它是一种进步现象。[87]”1920年，除了战争委员的职位，他(托洛茨基)还掌管对经济和军事都很重要的交通部。在严刑厉法下派遣铁路工人和其他工人到铁路维修部门後，面临铁路工会的各种反弹，他开除原本的领袖，并指派对他来说更合拍的人。对於其他运输工人工会，他也采取同样做法。他的行径带来了成果：铁道在预计的时间表之前完成修复。

因为成功而得意忘形的他，进一步提议其他的工会也应该被“抛光”或者“整刷。”他遭到中央委员会的反对，後者呼吁全党应抵制“军事化与官僚式的劳动方式。[88]”列宁尤其批评了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和官僚主义的过头行为[89]”，也就是由托洛茨基领导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肆无忌惮地反击。他为自己推翻工会会员的行为辩护，提及为工会“提出领导人”来取代民主的选举手法[90]，并驳斥任何指控新官僚在使用旧制沙俄手法的人。他重复申论俄国不是受害於太多官僚，而是没有一个有效率的官僚，并认为後者应该被给予有限的特权。谈到这个，多伊彻评论道:“他因而使他自己成为管理团体的代言人。[91]”

当中央委员会设立了一个探究工人问题的委员会，并选举托洛茨基来领导它时，托式却拒绝在这个委员会上工作。“正是这一行动扩大了托洛茨基同志原有的错误，使它後来发展成为派别活动。[92]”列宁断定道。托洛茨基为他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所倡导的理论列宁对其的评论为“其中理论上的错误和极明显的不正确地方真是多得惊人。[93]”组织派系。他在党内开展了一次大论战，并在1921年3月的第十次大会上以他的完全失败而告终，且带来了禁止派系活动的决定[94]。以被列宁形容为“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95]”为出发点，托洛茨基诉求移除工会的自主性，并且将他们纳入政府机关内。工会领袖将会是以政府代表来面对工人，而不是相反的，而他们的任务是着重在增进生产和劳动纪律上。因为据他所说：他们逻辑上也没办法将工人们保护於工人政府之外。[96]

列宁回应道，被他形容为“片面的丶着迷的丶浮夸的和牛脾气的[97]托洛茨基犯了基础性的错误。他的错误在於处理“抽象”[98]并且时常提到 “一般原则”，却没有对於特定的情况做出仔细的研究[99]。这也是我们从布列斯特谈判中看到的托洛茨基的人格缺陷。实际上，列宁说苏维埃政府“这个工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弊病[100]。”他申论工会必须长年坚持“反对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弊病”并“从采取苏维埃机关所办不到的办法和手段，去保护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101]”

列宁对於托洛茨基在如此基本的问题上持有官僚行政管理观点，而非马克思主义者观点的批判，也反映在着於1922年12月的《最後书信》内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於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102]”

(b)关於产业的理论：1923

在1923年4月召开的第十二届党大会上，托洛茨基被授权以发表他对於工业发展现况的看法来作为党的政策[103]。虽然他的报告大部分都是由党内领导丰富的讨论後产生的，但是他又一次以行政管理人的手法，将工人权益和生计的考量附庸於长期经济发展目标之下[104]。但是托洛茨基，不同於後来的斯大林，至少公开地宣布他的意图。在提案工业应集中在少数大型且有效率的公司内，并不免地造成被关闭公司内的工人们面临失业後，他申论劳动阶级应该负起重建工业的主要责任。“可能会有这样的时刻，”他说“国家不付给你们工资，或者只付给一半工资，而你们工人们得将另一半借给国家。[105]”

(c)1923-1924的反对派

列宁在他晚年对於苏维埃政府以及党内官僚体系的滋长相当担忧。1923年当他卧病在床且即将病危，并於1924年1月逝世时，党内领导包括托洛茨基在内讨论了官僚问题，并起草了一份後来於1923年12月5日一致通过的决议案，重点提及“党内机构的官僚化以及党与群众分离的危险，”并要求发展党公开辩论和讨论的自由。[106]

托洛茨基随後发起了一起剧烈的辩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并将这些文章与一些新材料汇整成《新路向》来出版。这也产生了党内1923-1924年之间的托派左翼反对派。虽然这派人主要是以负面的方式行事，但是其对於在斯大林控制的党机关日益增大的权利的攻击是正确的[107]，尤其我们现在了解的种种严重滥权和对於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侵犯，都是这个现象的後果。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在第十二届党大会上的揭发後，部分同志们在这股要求民主和反官僚的风气下，由於托洛茨基而後大篇幅的批判官僚，而被托洛茨基主义吸引。《新路向》尤其包含了针对斯大林派手段鞭辟入里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并呼吁徵召年轻人们加入为“党内生动活泼的民主基础”的斗争[108]。这些都有长久性的价值。

但是，俄国共产党员们也没办法那麽快的忘记，被托洛茨基有效地批判的领导方式，却也和托洛茨基不久前提倡的领导方针相去不远。他在野时的训诫和在执政时的作风，看来是互相冲突的。这也致使了斯大林能够以形容托洛茨基为“官僚中的大爷”并指控反对派在试图“夺取中央委员会的主动权玩弄民主这个法宝。[109]”而得到一点认同。此外，上述托式处理经济问题的手法也不同於他对於增加工人民主的呼吁。正如多依彻正确地指出：“不能指望工人会自愿地把“一半工资”奉献给国家，如同托洛茨基为了促进国民投资而要求他们做的那样。国家只能用强迫方式拿走这“一半工资”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剥夺工人的一切抗议手段和消灭工人民主的最後残馀。托洛茨基在1923年所阐述的这一计划的两个方面被证明在最近的将来是无法相容的这就是托洛茨基处境的基本薄弱点。[110]”

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

在1926-1927年之间，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共产党内领导了反对派，并在一系列国内外的问题上抗争。在党内一次全国性讨论後的投票上，在主流派得724,000票，反对派得4,000而2,600弃权票下，反对派遭受挫败。托洛茨基在1927年末被开除党籍。1929年，他被扣上“反苏维埃活动”罪名而被逐出苏联，并在1932年丧失了他的苏维埃公民。在他流亡中待过的各个地点——土耳其丶挪威丶法国和最後他于1940年被杀害的地方墨西哥[111]——他撰写了众多书籍丶小册子丶和文章，并继续试图建立对抗斯大林的左翼反对派。在这些论战的核心中存在着关於“一国社会主义”的问题。

(a)关於 “一国社会主义“的辩论。

对於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可行性的重大历史辩论，至今仍然笼罩於两方长年以来的扭曲和误解。因此，一方面托派形容斯大林自1924年他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以来是与将革命扩散至其他国家对立的。另一方面，苏维埃史学家们仍然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理论的反对解释成他反对在苏联内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112]并主张以武力向外输出革命。这两个版本都一样的错误。

斯大林的论点是：将革命向西方扩散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由於这个过程被延迟了，俄国并无他法，只好将目标转向建立社会主义，并认为当时的俄国其实是有足够条件来达成的。在1924年12月，他说：“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社会主义巩固得愈彻底，这个国家变成进一步扩展世界革命的基地，变成进一步瓦解帝国主义的杠杆愈迅速，世界革命的发展，许多新国家脱离帝国主义体系的过程就进行得愈迅速，愈彻底。...最可能的是，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进程中，与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策源地和这些国家的全世界体系并列，会出现个别苏维埃国家[113]的社会主义策源地和这些策源地的全世界体系，而这两个体系间的斗争将充满世界革命发展的历史。...那些忘掉了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说革命在一国内胜利纯粹是一国的而且仅仅是一国的现象的人是不对的。[114]”世界各地革命的发展，尤其是今天我们看到社会主义阵营逐渐在挑战旧的帝国主义阵营，大致上证实了斯大林的宏观看法。

托洛茨基他自己从来没有否认过开始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必要。的确，他在1923-1924年间提倡开始中央计划制度，而在1925-1927年间提出一系列极富野心的工业化纲领，并带给他“超级工业人”的名声[115]。此外，他反对任何向外输出革命的企图，在1924年宣布：“我们并不求进入血腥的行动来片面的决定全欧洲的解放...这是早晚都会被决定的。我们在这段时期的工作，是强化我们的经济和提升我们的文化，在欧洲的工人们支援我们之前撑住。[116]”

托洛茨基对於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前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的驳斥，源自於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不断革命论。”事实上，这是他不认为苏联能够在革命扩散至进步国家之前以一个工人国家型态存活的一种表现。[117]

因此，在1917年6月出版丶於1922和1924年加入新後记并再版的《和平纲领》纲领性小册子内，他是如此提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118]”

在1937年，他的论调仍然基本上如一：“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或早或迟地迅速取得胜利，俄国的工人国家是站不住脚的。闭关自守的苏维埃制度定将垮台或蜕化。更准确些说：先蜕化，後垮台。一九〇五年以来我个人不得不一再论述这一点。[119]”

托洛茨基对於俄国内部社会主义力量的低估，尤其在他对於在苏联境内能够独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悲观中表现出来。在他为《和平纲领》写的1922年後记中，他写道：“只有在生产力发达和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以想像的。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的贸易谈判丶租让丶热那亚会议等等，都是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同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鲜明的证据。当其馀的欧洲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们为了打破经济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设法和资产阶级世界达成协议；同时可以确信地说：这种协议至多只以帮助我们治愈某些经济创伤，获得某些进展，可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析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後，才会是可能的。[120]”

在1927年，我们看到他申论苏维埃政府当时 “直接或间接的受到世界市场的相对控制。这也就是问题的症结。发展的速度不是能够虽已决定的，而是决定於全世界的发展，因为归根究底，世界的工业控制了它每一个部分，就算有些部分是在无产者专政并建立社会主义工业之下。[121]”隔年，在他对於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批判中，他变本加厉地说道：“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制度的生产率在市场上是通过价格的相互关系予以衡量的。就这个意义来说，苏维埃经济所面临的最巨大丶最直接的威胁看来并不是军事干涉，而是更廉价的资本主义商品的干涉。[122]”对於对外贸易的垄断，也就是斯大林和党内多数正确地强调这是将苏联保护於如此经济破坏的办法，对托洛茨基来说变成了“证明我们（对新经济主义）的依赖具有严重而危险的性质。[123]”在这些关系上，他认为世界经济的命运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立於仅有次要性意义的俄国社会主义建设[124]。他继续以最大的失败主义，提议劳动生产率可能在主要进步资本主义国家内发展的比俄国还要快。[125]

这种理论方式，被苏联成功的五年计划严重的打击。他的老革命家胸怀让他也不禁在1936年为“苏联巨大规模的工业化由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停滞和衰落衬托起来无可争辩地表现在(世界各地产业)的总指数上面[126]”而欢呼。遗憾的是，就算承认“就算现在苏联内部生产力量正在以其它从来没有经验过或不再经验过的速度成长，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27]”他从来没有承认这也直接地驳斥了他在20年代末期做出的悲观预测，这些预测也奇妙的与他几年前提出的超级工业化政策冲突。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们近来只会提到後者，而前者则被方便地遗忘了。他最缺乏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手法来分析他错误的来源，但他从不吝啬要求他的对手们遵守这个原则。他反而对做出以下怪异的结论：虽然苏联的成功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技术前提得到了大步的前进”，但是它们并不会将苏维埃社会带向社会主义，而是带向“阶级的复苏丶计划经济的瓦解丶以及资本主义产制的复辟。”在这个情况下“政府不可避免的会变成法西斯。[128]”

多依彻曾把在1920年代关於“一国社会主义”争论的本质，比较於两个住在一个屋顶破洞房子里人在争吵是不是有可能把洞完全补好，就算这两个人都同意应该开始补，填补的方式和所需要的材料也都齐全了[129]。如果我们将这场辩论绝缘於表面下的社会氛围，以及它所造成的剧烈程度，它其实看起来是相当繁琐丶学术性的。美国托派在1930年代的主要机关《新国际报》看来也意识到了这点。这个被托洛茨基赞赏为具有高度理论等次的报纸在一篇於1935年1月30日发表的一篇社论上写道：“在目前世界局势下‘一国社会主义论’这个官僚的福音在我们面前充分了展现了它的国族主义局限和夸大不实的错误。在此，我们不是在讨论在这个或那个地理位置内是否可能或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完全抽象性的主题我们是留给学者们辩论的。我们想问的是更加即时且具体，活生生且具历史性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一个被孤立的苏维埃国家，有可能无限期的在一个帝国主义的环境，加上日益逼近的法西斯反革命下存活吗？马克思主义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不可能。苏联内部条件对此的回答是：不可能...除了世界革命之外是没有出路的。[130]”

如果我们接受如此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那历史已经完全证倒了托派的主张。但是如果我们接受曼德尔对於社会主义的定义方式，也就是“一个没有阶级商品货币和政府的社会[131]”那这个定义的转变也会带我们走到一个不同的结论。如果我们要对托洛茨基政治主张做出有意义的评量，我们必须避免随意抽出历史脉络的定义和无用的文字游戏。事实上，曼德尔的定义是不同於由列宁主义产生，并被当时大部分俄国共产党员所接受的定义。在《国家与革命》内，列宁写道：“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言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是一样的代表者“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他继续道：“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只要产品‘按劳动’分配‘资产阶级权利’就会继续通行...‘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132]”

这个区别在自1919年後成为基本党内教材，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着的《共产主义ABC》中更加倍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即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制度下” 他们写道“在商品经济中货币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并起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商品经济仍将部分存在。[133]” 一个没有货币和政府的社会，也就是曼德尔定义中的社会主义，存在着传统上被党定义为高等阶段共产主义的特徵[134]。这是在这个讨论中的红鲱鱼，因为它并不是俄国共产党人在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时所订立而後被宣布达成的目标。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大致上也是托洛茨基在1906年做出的定义：“大规模合作生产。[135]”

(b)社会主义有被达成吗？

认为俄国应该要在国际革命持续被延迟下独自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的确脱离了布尔什维克传统的理论，他们也没有预见他们的国家的孤立状态会长到他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但是，虽然列宁对此从来没有在理论上做出阐述，他在晚期工作时实际上有逐渐接受了这个观点[136]。在他死後，党得以面对新的情况，并自信地宣布如列宁所说“新经济政策下的俄国将会转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因为它“具备了所有必须和足够”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137]

这个观点到底代表着什麽？列宁列举了存在於从十月革命後进入1921年颁布的农产品自由贸易新经济政策下俄国的五个社会经济元素：（一）父权，大部分自给自足的农民经济。（二）小型商品经济（大部分包含了农民贩卖大麦）。（三）私产资本主义。（四）国家资本主义，以及（五）社会主义[138]。迈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被视为是将俄国从一个落後农民土地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化丶扩占中中央计划的工业和国家集社化农业并达到重大教育和文化发展的国家。它意味着实际上消除了列宁列出的前四个社会经济范畴，代表着富农（乡下资产阶级）和“耐普曼”（商业资本家）的消失，以及第五个经济范畴，包括一方面国有工业和另一方面集体化农业的大幅成长[139]。在这些定义下，斯大林能够在1935年後断言托洛茨基是错的，而“我国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间成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确切些说，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140]”

如果我们仅将问题处理到这边，那也是太过肤浅。农业集体化不仅以过度粗暴且昂贵的方式执行，造成了重要部分农民和无产阶级政府之间的不信任，真正的政治权利也不是民主的被劳动人民掌握，而是落在由斯大林和一小群毫无责任感的替代人民的集团手中。斯大林虽然在极度困难的国际情势下奠基，发展并保卫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基础，这也是他一记伟大的历史功绩，却也镇压了党机关和人民的民主权利，进行了大规模任意和凶残的压迫，其中不少最好的俄国和外国革命家门面临了悲惨的命运。这也是他的重大罪过，而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至今也为其付出惨痛的代价。

由於对马克思主义者们来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是息息相关的，托洛茨基在於三零年代後半段转变他的主要论点後得以站在更稳定的位置上，申论他的主要反对在於俄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警察恐怖，对於政治自由的普遍压迫，并伴随着党和国家腐化官僚机关权力的重大增长。但是，他不了解一种不确定甚至长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和非民主丶非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之间不安且对立性的共存是有可能的。前者迟早（虽然痛苦的，不均的，且不是“自动化的”）会将社会推向上层建筑的改革，并将其更加吻合於其经济基础和逐渐发展，受过教育的劳动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意愿。在三零年代达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当然仅是社会主义的骨架，并需要几十多年的和平发展才能够完全克服俄国落後的遗毒并呈现了一个完全发展，繁荣的，融洽的，以及有文化的社会主义社会。今日的苏联情况虽然远大于三零年代的发展程度，仍然离完成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以及摒弃一些阻碍社会主义民主的官僚行径还有一段距离。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声称能够在可见的未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如今普遍被视为是充满巨大夸张的。可以公平的说，托洛茨基的写作的确能够为如此被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形容为“一个盛行在尤其是宣传但也在整体问题讨论上夸大成功，并认为所有问题都已被解决而客观上的矛盾也被克服的倾向，再加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固有的困难和冲突，造就了极度严重的问题，而只个问题在没有公开被承认下是不可能被克服的[141]”如此的夸饰法提供纠正。托逻辑正确地强调了共产主义的国际性本质，批判了在敌对帝国主义包围和威胁的斯大林苏联内衍生出的狭隘国族主义观点。但是认定所有苏联的问题都源自於“一国社会主义理论[142]”而托洛茨基对於其基础性的反对是被认证的，那也将对此问题平衡的，各方面的检验替代成膨风夸张的概括了。虽然这种方法是更加容易且节省了不少考察丶思考和时间，但也和马克思主义一点关系也没有。

（c）苏联的本质

托派运动内部对於苏联本性的问题上经历了剧烈的争论和分裂。托洛茨基本人却坚持将苏联形容为腐化甚至是“反革命的工人政府[143]（！）。”然而一个工人政府“尽管存在巨大的官僚蜕变，苏维埃国家仍是工人阶级的历史工具它确保了生产资料国有基础上的经济文化发展，也就为劳动群众的真正解放 - 通过清除独断官僚层与社会不平等 - - 准备了条件。[144]”

在为了维护这个分析上他与他自己运动内部，尤其在战争爆发後主张摒弃传统托派要求“保卫苏联”口号的人们展开斗争。但是，他对於他如何理解这个口号的解释却有巨大的浮动。因此他在1937年调查莫斯科公审的道维委员会前（并在此他尝试着保持理性），他说“我们支持斯大林和他官僚为保护新的财产形式於帝国主义攻击的任何努力[145]。”但是在1939年九月，他却写道：“在苏联，砸碎官僚专制是保存国有经济的前提。从上述立场出发，我们以保卫苏联爲己任...我们‘保卫苏联’的政治原则，可用如下口号表达：‘社会主义万岁！国际革命万岁！打倒斯大林！’。[146]”

（d）《被背叛的革命》

托洛茨基写於1936年的《被背叛的革命》至今仍然被誉为托派关於苏联的基本教材，也展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长短处。在对於苏联直至三零年代中期的发展所做的分析上，他多次命中了红心，揭发了斯大林主义苏联内如官僚滋长，压迫和巨大的不平均，官方伪善和对艺术自由的压抑。然而，他也有许多的批判是吹毛求疵且不经思考的，如他对於1936年颁布的宪法错误的批评了其民主的条文，而不是这些条文在当时苏联的现实情况下得以且固然被斯大林践踏而丧失了重要性。例如，他指出全民平等直接投票的施行（取代了间接以给予劳动阶级大於农民阶级的重要性且禁止投票给前剥削阶级人士丶僧侣）是“从法律上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147]”他断言，这部宪法整体来说代表着“从社会主义原则向资本主义原则的倒退一大步”和“为新的有产阶级的产生创造了政治前提。[148]”

至今，托洛茨基关於建立“一国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种教条性的陈词滥调，仍然让他低估了俄国的社会主义式系统是多麽的扎实和强韧，尽管收到了斯大林屠杀的伤害。在战争情况下，如果没有西方革命的介入，托洛茨基声称 “苏联的社会基础一定要垮台，不仅战败时如此，战胜时也是如此。[149]”

 完全脱离了苏联社会的现实，他写道“苏维埃官僚已经为资产阶级复辟做了深入的准备，”而且“在将来的阶段上，他们就必然会在财产关系上找支柱以支持自身的。”这也意味着“他们变成一个新的占有阶级了。[150]”

显然地，苏联在战争中的胜利（托洛茨基预测它会战败[151]）後实际上根本没有些许的朝向“资产阶级反革命[152]”移动，反而在“反革命的”共产党领导下在其他十三个国家内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及一个与资本主义系统竞争的世界社会主义系统的形成。再者，在斯大林於1953年死後，许多被托洛茨基所点出的斯大林主义特徵皆被移除了。这个“去斯大林化”运动，尽管不足，却并没有以由传说中的“第四国际苏维埃支部”所领导的暴力政治革命来达成，不同於《被背叛的革命》所预见和主张的。它是由共产党内（被托洛茨基诋毁为“四分五裂的[153]”，“死气沈沈的[154]”，和“不再是无产者前锋队[155]”）的力量所开启，来自於其主要机关和“官僚”内部。斯大林大肃清对於这群人的打击比例上来说比其他群体还要严重。以托洛茨基的定义[156]来说这包含了所有党丶共青团丶政府丶合作社和集体农舍的领导丶官员丶管理人丶技术士丶工头丶以及他们的家人，他们来自於工人和农民阶级中最进步的部分，在斯大林死是有约两千两百万人。

虽然我们必须研究托洛茨基的著作来汲取许多正面及负面的教训，马克思主义尚未对於斯大林主义做出的根本批判 ，是不会以托洛茨基的提论为出发点的 。然而就连他不时做出的犀利见解，仍然是源於根本上是错误的社会学模式，这也阻止了他得以了解苏联社会的发展常规，或掌握了（固然是全新，前所未见的）斯大林主义现象及其复杂性和多面性。这也造就了历史对他做出的上述主要预测的刻薄否定。

(e)莫斯科公审

在1936年到1938年这间的苏联，也就是斯大林大规模镇压的最高点时，许多最有名的老布尔什维克和领袖们在三次著名的公审中承认了阴谋丶叛国丶恐怖主义丶通敌丶以及与纳粹德国，日本的元首们共谋破坏苏联并割让大片苏联土地的指控。这些公审的主要被告是被缺席审判的列夫·托洛茨基。他被指控为从海外主导这些阴谋，企图借此推翻斯大林并夺回政权的首脑。

一字一句的重新读过公审的报告[157]以及托洛茨基的辩护[158]还有杜威委员会在墨西哥举办反审的调查[159]，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公审时所做出的供词包含了不少对於实施的扭曲，当时这些也应该引起关注和质疑。然而，无法相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会诉诸法律栽赃或强迫这些被告会承认自己从来没犯过的大罪[160]，国际上的共产主义运动者们接受了大公审是托洛茨基何其追随者们是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势力间谍的证据。

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大会上揭发了斯大林如何利用严刑拷打来迫使共产党领导们做不实的招供[161]，以及而後为匈牙利共产党领导拉依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科斯托夫，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斯兰斯基所做的平反，皆以激起对於这类供词的质疑。然而，其他在苏联内的平反和揭发的本质甚至可以完全破坏莫斯科公审的可信度。因此，环绕着基洛夫被刺案的可疑情节也在第二十和第二十二次苏共党大会上被公诸於世，这对於1936年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大审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也对於隔年的拉迪克丶皮达可夫等人的判决扮演者角色。对於在一场1937年秘密审判[162]後与其他将军一同被枪决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而其罪行也造就了1938年对布哈林丶克列斯京斯基丶和李科夫判决的重要部分[163]，前者的平反也为消除了後几者案例的基础。如果还需要否决这些公审可信度的证据的话，可以参考苏联政府报纸《消息报》于1963年秋季发布了为前托派人士，为1938年公审中主要被告而被处决的克列斯京斯基的平反。在公审上他被指控於1933年在法国与托洛茨基见面，并扮演者建立和维持托洛茨基以及苏联内“托派中心”非法联系的重要角色[164]。

我们有望苏联会尽快公开的撤销这些仍然在“被调查”，并却（至少在我个人的确认下）在过去12年来从未被在苏联书籍或文章提及的公审。在此之前，我认为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跟进意大利共产党自1961年11月开启的脚步，也就是公开驳斥任何在公审上对於托洛茨基所做出的犯罪指控，但是也表示对於他在重要政治议题上所做出的政治斗争是正确的[165]。英共没有公开的撤销其之前对於公审的支持，也提供了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在这个问题上不断骚扰我们的机会。这个撤销，自重要的事基於对於真理的追求，也会从他们手中夺下这个武器。此外，这也会加深了许多英共党员一直以来所了解的重点，也就是我们对於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对是有政治基础的，而我们对於其支持者们的辩论也只能由政治武器来进行。

注释

[1]艾萨克·多依彻，《流亡的先知》，第三章，王国龙译，施用勤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prophetoutcast/ProphetOutcast_Trotsky4.htm

[2]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第三章， 王国龙译，施用勤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3.htm

[3]列夫·托洛茨基案（杜威委员会报告），英文版，纽约，1937，P. 471，本书译者自译

[4]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第三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3.htm

[5]列宁，《进一步，退两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8/028.htm

[6]托洛茨基，Nashi Politicheskie Zadachi，日内瓦，1904，P. 73-75, 原文重点，本书译者自译

[7]列宁，《进一步，退两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8/028.htm

[8]托洛茨基，Nashi Politicheskie Zadachi，日内瓦，1904，P.73-75, 原文重点，本书译者自译

[9]同上，P. 98

[10]托洛茨基，《新国际报》，纽约，1939年10月，P. 297，本书译者自译

[11]列宁，《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第四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9/040.htm，约翰斯通注：也参见《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5/045.htm

[12]列宁，《政论家札记》，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9/033.htm

[13]列宁，《论民族自决》，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402-05.htm

[14]托洛茨基致齐赫泽，1913年4月1日，Trotski et le Trotskisme: Textes et Documents，巴黎，1937，P. 60-61，本书译者自译

[15]托洛茨基致奥尔明斯基，1921年12月6日，同上，P. 62，本书译者自译

[16]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第七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7.htm

[17]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小创不治将成坏疽”，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22.htm

[18]本书编者注：社会主义工人联盟是一个自称为托派的极左组织。他们的刊物为《通讯报》。在1973年他们改名为“工人革命党”。在1980年代中期饱受分裂危机而最终瓦解。

[19]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全国执行委员会致共产党大会代表们的公开信，《通讯报》，1961年4月1日，本书译者自译

[20]列宁，《“八月”联盟的瓦解》，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5/001.htm

[21]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第三章，https://marxists.catbull.com/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3.htm

[22]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第五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710/05.htm，约翰斯通注：托洛茨基公布了他指控被掩盖了的一页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会议纪录。

[23]约翰斯通注：这句常被托派所引用，如杰克·盖尔（Jack Gale）在於1965年11月27日在《通讯报》上发表的“关於托洛茨基的谎言正在消逝”，以及最近曼德尔的《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一部反批判（Trotsky’s Marxism: an Anti-Critique）》，P. 34，刊载於1968年一丶二月份的《新左派评论》，写以反驳克拉索(N.Krasso)在1967年七丶八月份的《新左派评论》上发表对於托洛茨基一记有意思的批判。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托洛茨基会仅在入党六个月後再次的在布列斯特问题上与列宁发生激烈的政治冲突。

[24]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全国执行委员会致共产党大会代表们的公开信，《通讯报》，1961年4月1日，本书译者自译

[25]曼德尔，《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一部反批判（Trotsky’s Marxism: an Anti-Critique）》，《新左派评论》，1968，P. 34，本书译者自译

[26]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ia-chinese-marx-184002f-cwd.htm

[27]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50-3.htm，译者注：约翰斯通在文中将马丶恩两人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这段话复制为 “it is our interest and our task to make the revolution permanent until all the more or less propertied classes have been driven from their ruling positions, until the proletariat has conquered state power, and advanced towards socialism in all the dominan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但是在於2006年刊登於马克思主义文库(Marxists.org)英文版上的同文内的同一部分却是“it is our interest and our task to make the revolution permanent until all the more or less propertied classes have been driven from their ruling positions, until the proletariat has conquered state power and until the association of the proletarians has progressed sufficiently far － not only in one country but in all the leading countries of the world － that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proletarians of these countries ceases and at least the decisive forces of production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the workers. ”收录於马克思主义中文文库的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版本的翻译与後者吻合，将这段翻译如下：“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

[28]译者注：约翰斯通将此引用记录为“《列宁英文版选集》，第三卷, P. 36”，然而列宁选集第三卷收录了1918年至1923年的著作，与约翰斯通讨论的时间背景不合。译者也无法在其他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作者引用的这句话，故自译。

[29]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第六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06.htm

[30]同上

[31]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序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00.htm

[32]列宁，《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0/001.htm

[33]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第十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0.htm

[34]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24.htm

[35]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第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8.htm

[36]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5/045.htm

[37]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index.htm

[38]同上

[39]托洛茨基，《一九零五》，序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5book/00.htm

[40]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a/01.htm

[41]托洛茨基，《为政权而斗争》，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151017.htm，托洛茨基的重点。译者着：约翰斯通将这个引用源於英文版《不断革命论》P. 251,253-254

[42]列宁，《论革命的两条路线》，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7/015.htm

[43]列宁，《论策略书》，第一封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ia-chinese-lenin-19170408-13.htm

[44]同上

[45]列宁，英文版选集，第六卷，P. 385，译者注：在这里，约翰斯通所引用的是 “the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 completed, inasmuch as Russia is now a democratic republic”。可以理解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因此俄国现在是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是约翰斯通所引用的版本却无法在英文版的《列宁全集》中找到。列宁在这个时期的文章中，唯一能在英文版列宁全集中找到有类似意义的则是《论策略书》第一封信中的这个句子：“To this extent, the bourgeois, or the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Russia is completed.”  同一句话在《列宁全集》中文版被翻译为：“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 约翰斯通在第47号注解其实引用了後者版本，但是他却说这句话出现在前者两百多页前，译者无从查证列宁是否有断论俄国已经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

[46]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五章，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a/05.htm

[47]同上，托洛茨基的重点

[48]列宁，英文版选集，第六卷，P. 33，请见译者与注释45对约翰斯通原因的质疑

[49]列宁，英文版选集，第六卷，P. 501，译者注：译者无法在列宁全集同一时期的文章中找到任何与相似於约翰斯通在这里引用的句子。

[50]列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17.htm

[51]约翰斯通注：参见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02.htm）他条件性的说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出现得过迟了”和“本身也不具有任何稳定性”并没有减损这个事实。他断论“如果只在二月革命范围内来看待二月革命，也就是不把它看成是走向十月革命的一个阶段，那麽，它只不过表明俄国已接近於譬如像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法国那种类型。”本身表示了从压迫的半封建沙皇威权制度以来所做到的一点进步。实际上，列宁在1917年4月做出了较为正确的主张，认为这起革命“已超出了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还没有到达“纯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25.htm#3，列宁的重点）

[52]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22.htm，约翰斯通注：引自於《列宁选集》第六卷P. 503（列宁的重点）。只有在这个脉络下可以让我们了解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在一九一八年夏天甚至秋天以前，我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五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permanent_revolution/05.htm，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6/010.htm）列宁特别意指在苏维埃政权的开头几个月内很大部分是在执行将土地给予农民个人耕种的资产阶级任务。这然而是次要於革命本身是执行社会主义任务的。

[53]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第十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10.htm

[54]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附录，《马尔丁诺夫同志又来“加深”问题了》，http://www.cssn.cn/sjxz/xsjdk/mkszyjd/lnzy/840100/84010010/201311/t20131124_875454.shtml

[55]约翰斯通注：许多老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当时仍然固执地把持这些假设，导致他们在二月革命後继续维持着工农民主专政的目标而反对在四月回到俄国并呼吁党转变到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列宁。

[56]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24.htm

[57]托洛茨基，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导言，刘海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harold-r-isaacs/1938/00b.htm

[58]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附录：为政权而斗争”，蔡汉敖译，陈泰编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11.htm

[59]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剪影》，伦敦，1967，本书译者自译

[60]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9.htm

[61]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工农民主专政’。——二月和十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02.htm

[62]同上

[63]列宁，《论革命的两条路线》，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7/015.htm

[64]约翰斯通注：基於这项事实和事故的本质，我们无法认真的看待托洛茨基极度忠实却神经质的支持者越飞所提出的“证据”，声称他听到列宁说托洛茨基自1915年以来都是正确的。这些是在1927年越飞被多发性神经炎和肺结核病魔缠身时，为了自杀来戏剧性地抗议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所写下的遗书上写的。（参见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四十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44.htm，关於越飞请参见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第七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07.htm)

[65]托洛茨基，《反对派政纲》，第十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270903.htm

[66]托洛茨基，《我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答复》，Yohane译，http://yohane0713.blogspot.com/2016/08/blog-post_78.html

[67]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02.htm

[68]托洛茨基，《我们的意见分歧》，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09.htm

[69]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五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a/05.htm

[70]托洛茨基，《过渡纲领》，第十五节，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8b.htm

[71]第四国际，《关於殖民地革命问题——皮埃尔·弗朗克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rank/mia-chinese-pierre-frank-195710.htm

[72]斯大林，《十月革命》，《红色中国》网友译，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25406，约翰斯通注：（这句话被毫无理由的从斯大林於1953年莫斯科出版的文集P. 157页中移除了）。这句斯大林在革命一年後记忆犹新时所说的话，比後来他开始与托洛茨基进行争论时的说词还要可信。近年来几位苏联史学家为此而攻击斯大林在其1918年写的这篇文章中夸大了托洛茨基的角色，对我来说也没有说服力。据我所知，没有人有尝试着解释斯大林移除这句话的可能动机。

[73]高尔基，《Lenin et le Paysan Russe》，巴黎，1924，P. 95，本书译者自译

[74]高尔基，《Days with Lenin》，伦敦，1924，P. 57，本书译者自译，约翰斯通注：拉萨尔是上个世纪一名知名的社会主义派领导人，其机会主义丶利己主义和野心遭马克思批评。马克思却也承认了他於1863年成立独立工人政党的“永世功劳”。

[75]列宁，《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01.htm#_ftn1，译者注：约翰斯通将这句话的出处注为《革命空谈》，P. 85-86，但是《革命空谈》并不包括这番话。

[76]同上，译者注：这句话也不在《革命空谈》文内

[77]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第十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11.htm

[78]《Le Bolsheviks et la Revolution d’Octobre: Proces verbaux du Comite Central, aout 1917 - fevrier 1918》，巴黎，1964，P. 287-294，本书译者自译

[79]同上, P. 290

[80]列宁，《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01.htm#_ftn1

[81]同上

[82]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三十一章，石翁、施用勤等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33.htm

[83]列夫·托洛茨基案（杜威委员会报告），英文版，纽约，1937，P. 51，本书译者自译

[84]列宁，《再论工会丶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7.htm

[85]同上

[86]同上

[87]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第十四章，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14.htm

[88]同上

[89]列宁，《党内危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4.htm

[90]同上

[91]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第十四章，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14.htm

[92]列宁，《党内危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4.htm

[93]列宁，《论工会丶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0.htm

[94]约翰斯通注：参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派别被定义为“具有各自的纲领丶力求在某种程度上自成一派并规定内部纪律的集团。”托洛茨基在於1924年召开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疏远了他的支持者们所做出的声明并否认他支持在党内成立派别或集团，认为“区别派别於集团是不可能的。”（13 s’eze R.K.P.b，莫斯科，1924，P. 165）。他此後所做出的各种声明，遑论他的作为，却有悖於他在此做的结论。

[95]列宁，《论工会丶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0.htm

[96]约翰斯通注：日後托洛茨基申论他所做出的这些观点纯粹取决於“战争共产主义”特殊环境的背景之下，在他於1920年提出以奖励金来改善这个情况的提案被拒绝以後形成的。（《我的生平》，第三十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40.htm）但是，在决定以比托洛茨基在前一年提出的政策更彻底的“新经济政策”取代“战争共产主义”的第十次党大会上，他却坚持他的军事化劳动政策仍然适用，而且不一定取决於“战争共产主义”。（参见《武装的先知》，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第十四章，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14.htm）

[97]多依彻，《武装的先知》，P. 72，译者注：译者无法在原文中找到此引句，故自译

[98]同上，P. 9，译者注：译者无法在原文中找到此引句，故自译

[99]同上，P. 6-7，译者注：译者无法在原文中找到此引句，故自译

[100]同上，P. 9，译者注：译者无法在原文中找到此引句，故自译

[101]列宁，《再论工会丶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7.htm，译者注：约翰斯通讲这句话的出处指为列宁，但是这句话却是出自托洛茨基，而被列宁在文中加以抨击的。

[102]列宁，《最後的书信和文章》，《给代表大会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

[103]约翰斯通注：他的工业论文，不包括与他论文一同发表的报告，有被刊登在1923年三／四月份的《劳动月刊》（Labour Monthly） ，译者注：《劳动月刊》为前英共曾经发行的理论月刊，已于1981年后停刊。

[104]约翰斯通注：当然，在两者中找到一个能够接受的平衡是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要的。

[105]多依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9book/deutcher-1959book06.htm

[106]《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r Sowjetunion in Resolutionen und Beschlussen der Parteitage, Konferenzen und Plenen des Z.K.》，柏林，1957，第四卷，P. 251,253，本书译者自译

[107]约翰斯通注：在他的《最後书信》中，列宁警告过，“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列宁，《最後的书信和文章》，《给代表大会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

[108]托洛茨基，《新路向》，第二章，王凡西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3book/trotsky-1923book04.htm，约翰斯通注：在苏共第二十次党大会後，加里·希里（Gerry Healy，译者注：英国极左宗派领袖）的出版社发行了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版并试图大规模的吸纳共产党和共青团成员。当时他的集团的确有所成功，但是几乎所有那是加入他们的人随後离开了，通常批评他们在那个集团内所看到的官僚主义作风。

[109]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二节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Russian_communists/stalin/6.pdf

[110]多依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9book/deutcher-1959book06.htm，约翰斯通注：我在此必须澄清，尽管做出了像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引用的批判，艾萨克·多依彻对托洛茨基在此和其他方面的评价整体来说还是正面的。（参见他为The Age of Permanent Revolution: A Trotsky Anthology，纽约，1964年的题序，《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的前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marxist.org-chinese-deutcher-b.htm），以及《流亡的先知》的跋）。但是作为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他，也不放任自己对於托洛茨基的同情影响了他在每一本托洛茨基三部曲中所展现的严格客观角度，这也让他的著作成为了当代最杰出的传记之一。

[111]约翰斯通注：所有证据强烈支持这位名为麦卡德（Mercader，又名“Jacson”)，又伪装成失意托派人士的刺客，事实上是奉斯大林和格别乌之命行事。在於墨西哥二十年服刑完毕後，他搭乘了一班捷克斯洛伐克的班机离开了墨西哥，前往不明的终点。

[112]约翰斯通注：参见《苏联共产党党史》，莫斯科，1960，P. 396,P. 409，本书译者自译

[113]约翰斯通注：斯大林并不是指受苏联管辖的国家，而是跟随俄国先例建立苏维埃（工农议会）并赢得政权的国家。

[114]斯大林，《论列宁主义》，http://202.114.71.38/my/dispArticle.Asp?ID=2674

[115]约翰斯通注：由於篇幅限制，我没有办法在本文检视这些提案的规模是如何与当时真正的经济机会相对应。声称斯大林在1928年後实行了比先前反对派所提出的计划更佳深远的政策，因而证明反对派是对的，是庸俗托洛茨基主义所营造的迷思之一。如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解释道:“在1928-29年之间能够实行的措施不代表它们在先前工业和农业更加微弱的几年内是可行的。（参见M. Dobb，Soviet EconomicDevelopmentsince1917，伦敦，1948，P. 206-207。又见R.W. Davies，“The Inadequacies of Russian Trotskyism”，刊载於1957年七／八月份的《劳动评论》（本书译者自译））。但是，申论如果党有听从反对派先前对於富农在乡村权力成长的危险，那1929-30年间的农业集体化就不必如此暴力的说法，是我可以接受的。但是，托派支持以价差系统来牺牲农作物价格，维持工业产品并达到城市剥削农村的效果（参见反对派首席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reobrazhensky/the-new-economics.htm）理论上也会导致斯大林在1929年所实行的许多措施。

[116]托洛茨基，《年轻人们，学习政治吧》，收录於《论日常生活问题》，本书译者自译，约翰斯通注： 有意思的是，在1930年代的出产的苏维埃史学抨击了托洛茨基於1920年反对红军进攻华沙，指责他“认为不应将革命从外带入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偏见”（N.Popov, Outlin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纽约，第二部分，P. 101，本书译者自译）。

[117]约翰斯通注：尤其参见注释[6],[8],[9]

[118]托洛茨基，《和平纲领》，第四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1705.htm

[119]托洛茨基，《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7b.htm，托洛茨基的重点

[120]托洛茨基，《和平纲领》，第四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1705.htm

[121]《托洛茨基往何处去》，伦敦，1928，P. 53-54，本书译者自译

[122]托洛茨基，《列宁以後的第三国际》，《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第七节，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01-1.htm

[123]同上

[124]同上

[125]同上

[126]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6a.htm

[127]托洛茨基，摘自《工人国际新闻》（Workers’ International News），伦敦，1938年7月，P. 1，本书译者自译

[128]同上

[129]多依彻，《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伦敦，1959，P. 286-287，本书译者自译

[130]《新国际报》，（New International），1935年3月，P. 40，本书译者自译

[131]曼德尔，《新左派评论》，第47号，P. 42。约翰斯通注：这种对於社会主义的定义也不相符托洛茨基认为俄国直到达成“每个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平均生产力高於，甚至远高於，资本主义工人”之前都不能被称为拥有社会主义。（参见托洛茨基，《俄国和世界无产者》，英文版，1935年，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5/09/russia.htm，本书译者自译）

[132]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五章，第三节，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1708-09/06.htm，列宁的终点。约翰斯通注：又见《列宁选集》第八卷，P. 239。要在列宁其他著作中看到对於社会主义定义的修改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此引用的是最通用的。

[133]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ABC》，第十五章，第121节，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bukharin/1919book/marxist.org-chinese-bukhrin-1919book17.htm

[134]约翰斯通注：在长年被用为托派英语基本教材的《托洛茨基主义ABC》（伦敦，1945）里，美国资深托派领袖詹姆士·坎农写道“我...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词是可以互换的...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当你在进入无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政府...终究会消亡...”（《托洛茨基主义ABC》，Workers International News Special，伦敦，1945，本书译者自译）

[135]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七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08.htm

[136]约翰斯通注：我在我给《新左派评论》1968年七／八月份第50号关於托洛茨基和一国社会主义的投书中很完整地引用了列宁对此的说法。我很感激《新左派评论》的编辑部允许我将那篇文章的一部分加入现在这篇研究。

[137]列宁，《论合作社》，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0.htm，译者注：约翰斯通所引用的一句“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其实是出自於《论合作社》出版前几个月的《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79.htm，约翰斯通没有澄清这两句话的出处不同。

[138]列宁，英文版选集，第七卷，P. 361，本书译者自译

[139]约翰斯通注：在他的《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将这样建立在土地国有化的合作社资产形容为具有社会主义性的特色。

[140]斯大林，《给伊万诺夫同志的覆信》，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Russian_communists/stalin/selection.pdf。约翰斯通注：在他的信中重复了他的前提：“就在免除资产阶级关系复辟的完全保障而言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是有可能的。”，而在苏联被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情况下并不会持久。

[141]陶里亚蒂，《Questions Posed by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PSU, Interview of Nuovi Argumenti》,伦敦，1956，P. 8，本书译者自译

[142]约翰斯通注：参见《通讯报》，1968年3月9日：“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直接导致了1930年代的经济混乱和政治肃清...’这并没有尝试着解释两者间的因果关系，也没有告诉我们如果这个理论导致了“经济混乱”，那哪一个理论在那个时期造就了连托洛茨基都接受的巨大经济成功呢？引文本书译者自译

[143]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战争中的苏联：苏德条约与苏联的阶级性质》，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02.htm

[144]托洛茨基，《工人国家丶政治反革命与波拿巴主义》，李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50201.htm

[145]列夫·托洛茨基案（杜威委员会报告），英文版，纽约，1937，P. 282，本书译者自译

[146]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战争中的苏联：苏德条约与苏联的阶级性质”，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02.htm，本书译者注：在此，托洛茨基的中文译者李星将原文的“我们‘保卫苏联’的政治原则”翻译为“第四国际‘保卫苏联’的政治原则”。

[147]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十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10.htm

[148]同上

[149]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8.htm，约翰斯通注：有趣的是，在上次战争後，托派第四国际（那时候还只有一个第四国际），不但没有自我批判或是分析他们的重大错误，反而继续重复下去。1946年，在“马克思主义预测的力量“的标题之下，他们的国际大会声称“在每一个重要的方面，第四国际的分析都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第四国际，《只有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第四国际国际代表会议宣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FI-194604A.htm）并且在一份决议案中声明：“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参与能够挽救苏联，使它不致(在它今天与帝国主义的角力下)走向不幸的结局。”（第四国际，《新的帝主义的和平政策和第四国际的建党工作——第四国际国际代表会议的决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FI-194604.htm）当然他们孜孜不倦的声称战争“‘标明了’在一个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彻底破产”（同上）。二十年後这个不幸的结局并没有成真，但是忠实的托派当然不会让这种小问题改变他们的观点。因此，在1965年12月18日的《通讯报》里，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国家委员会委员Jack Gale声称“官僚如果没有被移除之下会推翻苏联”（本书译者自译）。真是永不言败啊！

[150]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9.htm，译者注：前一句并没有出现在向青的译本中，故自译

[151]同上

[152]同上

[153]同上

[154]托洛茨基，《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7b.htm

[155]同上

[156]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四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6a.htm

[157]《Reports of Court Proceedings of the Trial of the Trotskyite-Zinoviev Center》，莫斯科，1936，英文逐字稿：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ussr/government/law/1936/moscow-trials/index.htm，of Trial of the Anti-Soviet Trotskyite Center，莫斯科，1937, Trial of the Anti-Soviet Bloc of Rights and Trotskyites，莫斯科，1938，与布哈林有关的英文逐字稿：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bukharin/works/1938/trial/index.htm

[158]列夫·托洛茨基案（杜威委员会报告），英文版，纽约，1937

[159]《无罪！》，伦敦，1938

[160]约翰斯通注：参见J.R.Campbell，《Soviet Policy and its Critics》，伦敦，1939，P. 265

[161]赫鲁晓夫，《关於个人崇拜及其後果》，http://www.aisixiang.com/data/31488.html，约翰斯通注：虽然这起在大会上的闭门演说至今还没有在俄国被公开发表，但是其真伪是毋庸置疑的。

[162]约翰斯通注：赫鲁晓夫在回覆1961年苏共第22届党大会的讨论上公开承认了他们是无辜的，并表明党主席团已於1957年通过了对他们的平反。

[163]《Trial of the Anti-Soviet Bloc of Rights and Trotskyites》，莫斯科，1938，P. 186, 252-254，约翰斯通注：呈上法庭的证据指出“在托洛茨基看来，图哈切夫斯基和军队集团将会是反革命行动中决定性的势力。”本书译者自译

[164]同上，P. 276-773。约翰斯通注：在法庭上克列斯京斯基“招认了”早在1921年托洛茨基与德国军事参谋谈妥了德国将会每年提供六万美元来资助他在俄国内的非法托派活动，以换取托洛茨基和克列斯京斯基提供给他们的谍报。（P. 269-270）

[165]G. Pajetta代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在记者会上的发言， 《团结报》（L’Unita），196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