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关于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政治地位与角色的全面讨论早就该出现了。如果将其纳入到对俄罗斯的主要政策和事件，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评估中，将会产生广泛、深刻但是又复杂的指导性意见。”（我思，P. 2）

这就是蒙迪·约翰斯通给共产主义青年团杂志《我思》的读者许下的承诺。这一承诺一定会受到真正的共青团团员和共产党人的支持，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一定在思考，为什么如此重要的讨论一直没有出现；更准确一点来说，它迟来了四十多年。

甚至直到最近，在共产主义青年团与共产党里讨论托洛斯基主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在过去四十年里，对大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托洛斯基的著作是“禁书”，他们的质疑与疑问由他们的领导借由稳定的反托洛斯基潮流来回答，而这些回答则是基于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歪曲历史。最近一次关于托洛斯基主义的讨论是贝蒂·里德（Betty Reid）四年前刊登在《今日马克思主义》上的一篇文章[1]，她宣称莫斯科公审只是一个给苏联历史学研究的事件！这样的材料并不能满足那些寻求真实解释与相关问题分析的共产党人。对这些同志，我们和约翰斯通同志都想说：

“我们希望……他们并不会满足于只是学习那些经过精挑细选的国际工人运动史，和论文与课堂上学到的片面的共产主义论述，并以此来炫耀。“（《我思》，P. 3）

和约翰斯通同志一样，我们也引用了列宁对俄罗斯共青团说的几句话，我们需要吸收“所有的人类知识……这和我们理解共产主义是一样的，共产主义也不是死记硬背出来的，而是你们自己仔细想过了的，这是从现代教育的角度得到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

一场讨论首先预设了双方。约翰斯通同志号召他的对手来回应他的申论。我们将看到，他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及共青团的准备工作做到了哪种程度，当基本的理论问题对于这些组织里的普通成员来说也越来越清楚的时候，他是否能让“彻底的讨论”进行下去。

表面上来看，蒙迪·约翰斯通研究这个主题的方法是非常合理和客观的。他非常痛苦的强调说他没有任何“苦衷”，只是他被夹在两个极端中间：

“如果依然从旧的出发点开始，从已经僵化了的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认知开始，那么这样的工作将会一无所获。我们需要的不是护教学或者鬼神学；为了获得平衡的估算，我们需要的是基于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批判方法与自我批判分析。”（《我思》，P. 2）

约翰斯通这一崇高的客观性论调的基础是这样的。既然他承诺不会“固守”斯大林的“老立场”，那为何他的对手还坚持捍卫托洛斯基的理论？这就是约翰斯通的论证的完美逻辑：既然现在没有人提倡杜林的“老立场”，那为什么要支持恩格斯的观点？没有人相信上帝在7天内创造了世界，那么为什么要让这种对爱因斯坦和达尔文的单方面“崇拜”持续下去？

事实上，约翰斯通以一种完全非马克思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固守”托洛斯基，斯大林或者任何个人的理念。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是否仍然守护着马克思主义本身最基本的理念的问题，这些理念的提出是科学的，对它们的补充也是基于历史经验的，而其核心理念与列宁和托洛斯基的时代，甚至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核心理念依然保持一致。约翰斯通同志所回避的这个基本问题，却是他所有论断的支撑，而这个基本问题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老立场”是否适用于诸如国际主义，工人阶级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中的角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等基础性问题。这些基本的理念受到了伪装成“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者的攻击，他们试图削弱这些理念的影响，修正它们，或将它们还原成为一种改良主义的无能为力，而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保卫了这些理念。借着“现代”“科学性”和“客观性”的伪装，蒙迪·约翰斯通试图将这些理念作为“托洛斯基主义”加以孤立，将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与概念割裂开，而他的这一做法则让他回到了伯恩斯坦，考茨基和孟什维克的“老立场”上。

蒙迪·约翰斯通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指控不值一提，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首先是基于严谨的诚实与真实性的，即便是在与辩论对手进行争论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托洛斯基的辩论作品中，我们能发现最细致的精确引用。对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误引和歪曲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辩论本身就是一种方法，用来引出基本的意识形态问题和提升成员身份的政治层次，而不是为了赢的那些毫无价值的分数。他们不会用个人攻击来代替争论，但他们也并不会为了那个似是而非的“公正性”的光环而放弃将流氓描绘成一个流氓。

蒙迪·约翰斯通在他文章的第三页中写到：

“这是一个政治事件。个人攻击与暗讽并不存在于其中。”（作者的重点）

确实，我们找不到什么约翰斯通的同伙们在过去几十年不断污蔑我们的痕迹，说我们是“托洛斯基－法西斯分子”、“政治堕落”或者“希特勒的代言人。”不过让我们来看看几个“超然客观”的例子：

“托洛斯基的作品令人赞叹，但却有很强的偏向性”、“虚张声势的辩论，用幻想（代替）对对手立场的冷静审视……”、“添加家长式的……”、“以旁观的角度进行攻击……”、“只能肤浅理解的推理……”、“一厢情愿和对革命用语的迷恋……”、“空泛的推论（而不是）均衡的检验……”、“托洛斯基专制的教条……，”等等等等。

相较于帕尔默·杜特（Palme Dutt），波利特（Pollitt），古兰（Gollan）和坎贝尔（Campbell）对于“托洛斯基-法西斯主义”理论的“平衡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约翰斯通同志已经有了一些进步。他的进步表现在替换了那些低劣甜腻的侮辱和有关回忆式的暗喻。

“个人崇拜”

“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粉碎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一些旧的党派习惯、态度和官僚的抵抗阻止了它，但是许多共产党都在这一方面发生了变化。”（我思，P. 2）

约翰斯通同志仅仅用几句话就“解释”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者对于斯大林立场的态度的彻底转变，而斯大林的立场是他们在过去三十年里拼命维护的立场，是终极与本质的信仰，他们也依此来区分共产主义者与“托洛斯基-法西斯主义者”。尽管他花了不少篇幅说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俄国与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确实受到了压迫，他却依然能愉悦的宣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一把魔法钥匙，打开了所有阻碍通向知识的门。

但是约翰斯通同志，请等一等，那么“基于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批判方法与自我批判分析”呢？列宁关于“人类知识的综合”与机械学习呢？苏共二十大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揭示了，在过去三十年，在整个历史时期，它所有的领导、所有最为信任的理论家以及它最有才华的记者，其立场不仅不正确，还严重危害了俄国和国际工人阶级。你要让共产党人不加反抗的接受它，整个消化它，还不能质疑？你确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方法所没有涉及的？确定这就是列宁五十年前所警告俄罗斯共青团的？

任何在思考的共产党人首先会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斯大林主义会发生？它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即便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时也会犯错……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犯这样的“错误”。这是骇人听闻的。这是需要揭示的。这必须得到解释。

但是蒙迪·约翰斯通并不准备做出解释。他反而让我们去读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讲话。不过寻找莫斯科版本是没有意义的。这一讲话是在封闭会议上发表的，也从来没有在俄国发表过。约翰斯通想要引用这部现代马克思思想的杰作，而他引用的材料来自……曼彻斯特卫报！

那么，莫斯科发表的材料中所包括的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到底是什么呢？是著名的“个人崇拜”“理论”。看起来似乎是在整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由波拿巴独裁者统治着，他将几百万劳工驱赶到西伯利亚，抹去了他们的存在，用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陷害消灭了整个老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而这一切都是他个人的力量。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析法多么拙劣的模仿！约翰斯通同志啊，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都不是孩子，他们怎么还会相信童话，哪怕那些童话是从克林姆林宫或者国王大街编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者绝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会用个人的天赋或恶劣品质、“个性”或心血来潮来解释历史，它的分析是基于社会阶层与团体，他们的利益和相互联系的。个人能够将其意志强加到整个社会之上是不可思议的。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曾指出，如果一个观点，哪怕它不正确，但只有它能被提出、得到支持并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股力量，就说明它一定代表了部分社会的利益。如果约翰斯通对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引用不仅仅只是文体上的游戏或者用词好看，那么我们坚持希望他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斯大林到底代表谁的利益？只有他自己的吗？

我们已经说了，每一个诚实的共产党人都会欢迎有关斯大林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的彻底辩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同样感谢约翰斯通同志所做的贡献。分析最基本的社会过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托洛斯基和列宁在不同时期所提出的观点，然而如果只是华而不实的引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并不试图分析这最基本的社会过程，这算哪门子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如果不解释历史过程，整个分析就是武断的，仅仅是一连串从列宁和托洛斯基著作中摘出来的孤立的引用，人为拼凑起来“证明”这一点或那一点的。当然，约翰斯通同志，这就是斯大林主义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实质，而他们也在过去几十年里使用着这个方法来歪曲列宁原本适当的语句。这样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关联，倒是与——耶稣会——把持的方法紧密相连。

注释

[1]作者注：正当本书付梓出版时，我们发现里德夫人忙不迭地的又一次“创造性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尽管蒙迪·约翰斯通比较“公允”，她对托洛斯基主义的恶意比起前一次来说不遑多让，而在无知程度上则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