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斯大林主義的興起
蒙迪·約翰斯通不會浪費他的讀者們的時間，以用來介紹一整段針對他所承認的托洛茨基革命事業中，在俄國內戰時所伴演的任何關鍵角色的細節的「平衡報導」。也許這當中的偏見會被客觀的讀者們所發現，例如列寧在內戰期間提供給托洛茨基的已署名的空白紙表，授權給任何適當的「革命空話」的活動!
為了內戰篇章的粉飾，約翰斯通為我們引用他的老朋友艾薩克·多伊徹的著作《武裝的先知》，其中對於「托洛茨基的錯誤們(有時是非常嚴重的)和他的成就們(足以用來功過相抵)」的文字繪寫，可謂「嘔心瀝血」。而蒙迪約翰斯通為何不汲汲營營於內戰的著墨的理由也就十分清楚了。他花費了文章的前半段，就為了把托洛茨基描繪成一個不具備組織能力的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個人主義者，並且恬不知恥的繼續引用高爾基的文字:
「'你敢說有其他人能夠在一年內組織一個幾乎是模範的軍隊，並贏得軍事專家的敬重嗎？'列寧拍案說道。 」（《我思》，P. 17）
擔心這個報導的「公平」失衡，約翰斯通急忙引用的把高爾基另一番言論，是關於列寧對托洛茨基的看法:
「他站在我們這邊，卻不是我們的一員。他是很有野心的。他帶著一點拉薩爾的壞氣息。 」
蒙迪·約翰斯通這種心思縝密賣弄引用的手法我們之前已經評論過。這又是另一個相當好的例子。其中第二部份的引用，在1924年原始版本的高爾基的《回憶列寧》並沒有出現。在早期也不可能會有置入如何露骨的謊話的可能。但1931年高爾基被迫改寫了他的回憶。在斯大林的淫威下，高爾基的部份回憶被消失，同時另一種「回憶」被創造並首次亮相，特別是蒙迪·約翰斯通所引用的那一部份。既然約翰斯通同志對於高爾基的列寧對托洛茨基態度的報告深感興趣，讓我們看看真正原文內另一段話。對於那些試圖在列寧與托洛茨基之間作梗的毀謗者，列寧駁斥道: 「嗯，沒錯，我知道他們在我與他（指托洛茨基）的關系上說了多少謊。」
對於工會的爭論
「在黨在革命後對於官僚問題的第一個主要討論上，托洛茨基與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多數發生衝突。列寧強烈地斥責托式的政策為「對工會進行官僚主義的干擾的政策「，表示了「軍事經驗中...最壞的東西。 」包括了「一系列牽涉到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本質的錯誤。 」（《我思》，P. 19）
再一次的，讀者們應該注意到蒙迪·約翰斯通「分析」的方式，是一再地在文字引源上單純又簡單的討論支字片語，沒有談及背景與這些爭論本身，甚至沒有關心到日期！就撕毀了它們的本文。自馬克思以降，馬克思主義者們總是從最小的日期，精確完整的文字引源，理論性質的分析乃至於整體，都有所堅持。只有走在嚴肅誠實的路徑上，歷史問題才能被解釋。
工會問題的爭論，是為人所知的「戰時共產主義」組織下整體政治與經濟模型的危機的一環，不能在抽離這個問題脈絡後來理解。列寧所描述的戰時共產主義為「被圍攻下的共產主義」。這整個系統構築在嚴厲的集中化與在所有生活範疇引入半軍事化的措施，在一個落後，因戰爭而斷垣殘壁而使革命被孤立的國家，在內戰與外敵干涉的條件下載浮載沉。而蒙迪·約翰斯通問題擺飾成「勞動軍事化」似乎是托洛茨基的一己之見。蘇維埃政權前幾年的主要特征為各種抓緊的經濟困難，一部份是對內對外戰爭的結果，一部份是原物料與技術人力的匱乏的結果，還有一部份是農民小資產業主對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措施的反彈。
1920年，鐵礦與鑄鐵的生產從1913年的水平各自跌落了1.6%、2.4% 。原油的紀錄最好，是1913年水平的41%。煤炭則來到17%。總體制造業產品的生產水平在1920年來到1913年總值的12.9%。農產品生產在兩年內（1917- 19）下跌了16%，由鄉村出口到城鎮的一些產品持續最大的下滑:麻類26%，亞麻32%，糧秣40%。內戰的條件下與這期間的長期的通貨膨脹，使得城鎮與農村的交易近乎停擺。
城鎮工人們拮據的生活環境導致工人大規模逃亡至農村的情況。1919年的工業工人衰退到1917年水平的76%，建築工人則是66%，鐵路工人63%。 1920年的工業工人總數從1917年的三百萬人減少到一百二十四萬人，也就是一半以上。在這兩年內彼得堡的勞動階級的人口比率就少了一半。這些數據都無法顯示整個災難的規模，因為它們沒有顯示自人們離開後，那些留在工廠內卻三餐不繼工人們的勞動生產力之下降。
從布爾什維克們的觀點看來，還有比經濟上的後果更嚴重的問題，也就是十月革命階級基礎的快速腐蝕。魯祖塔克（Jānis Rudzutaks）在1919年一月的第二屆全俄工會大會上生動地描述：
「拜工廠生產緊縮所賜，我們看到了各個工業中心的大量工人們被吸收到農民大眾中，我們的工人人口被半農人口或純農業人口所取代。 」
為了阻止這一慘烈的衰退，而在工業活動中導入了激進的措施，以溫飽飢餓的工人們，並停止城鎮到鄉村的人口轉移。這就是「戰時共產主義」的本意。在1918年三月的第七次黨大會稱為「對於提高工農的自律和紀律來說最有力，果斷且嚴厲的措施。 」對於孟什維克的抗議，列寧如此回應:
「如果我們設想，這種任務在資產階級政權垮台的第二天，也就是在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第一階段內就能實現，或者不用強制就能實現，那我們就是可笑的空想家。」[1]
孟什維克與「左派」的爭論基礎在於資產階級對「勞動自由」的可笑爭論，反映了落後階層與小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專政不滿情緒的增長，尤其是面對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時首當其衝的農民。
早在1905年列寧就認識到，只要革命能給予土地，農民們就會支持革命，但革命開始攻擊私有財產制的基礎後，富農會必然的快速走向反對派。如果革命持續被孤立就會產生這一危急的情況。在農民小資產階級業主中，無產階級只是滄海之一粟。沒有從鄉村來的穩定的原物料與食物供給，工業也就停擺。但是鑒於工業的破敗條件，要供應給農民需要的制造商品來交換他們的農產品，想要馬上建立起城鎮與鄉村之間健全的交換流通是不可能的。在第八次黨大會列寧簡明扼要的道出重點:
「如果我們明天能夠拿出10萬台頭等拖拉機，供給汽油，供給駕駛員（你們很清，這在目前還是一種幻想），那麼中農就會說：「我贊成康姆尼」（即贊成共產主義）。可是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戰勝國際資產階級，必須迫使它供給我們這些拖拉機...」[2]
列寧不只一次的解釋，社會主義革命在各個先進國家的勝利，才能真正解決面對革命時的各種問題。在此之前，經濟危機必須要用上激烈的措施才能解決。即便在內戰過後，在1920年的全俄蘇維埃大會上的演講，列寧解釋道: 「在一個小農國家裡，我們主要的基本的任務就是要能夠實行國家強制，以便從采取最必要的最迫切的、農民完全可以接受完全可以理解的措施入手，來發展農民經濟。 」[3]
為阻止工人們從城鎮到鄉村的流動，而導入嚴峻的措施來對抗「怠工」。1920年，一位在克洛緬斯克莊園的工人告訴來訪的英國勞動代表團「工人之間的怠工頻繁，而怠工者會被士兵從鄉裡逮捕帶回。 」在第九次黨大會（1920年三月）後通過了一條法令，即對「怠工」施予包括強制勞動的嚴懲。勞動被放在軍事基礎上。 「戰時共產主義」意味著暫時的「勞動軍事化」。
那些把列寧與托洛茨基跟斯大林政權和他的後繼者混為一談的人，用的是考茨基和孟什維克關於「脅迫性政權」的論點，卻忽略了時間、地點、方法和條件上的差異。就算是在最民主化的資產階級國家，如英國，戰時條件的策略也會禁止勞工的移動自由，職場轉職等等的做為最「非平常」的措施。布爾什維克當時在慘烈的四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後，接著又面臨內戰。整個國家由於白軍的掠奪與外國武力干涉已經是面目全非。這樣的情況下激烈的措施是絕對必要的。但一直以來列寧與托洛茨基都保障工人與農民討論與批判的自由，在布爾什維克黨內更是如此。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的英國戰後工人們做好准備接受那些他們認為能夠悍衛自身權利而有所必要的「非平常」措施。而在俄國的工農政府，工人們則是為了能讓十月革命存續而做好准備接受暫時的苛刻措施。
托洛茨基是一介「大官僚」?
蒙迪·約翰斯通十分不快地意識到，在列寧死後，帶領對官僚腐化與斯大林主義展開鬥爭的正是托洛茨基與左翼反對派。因此他非常勤勉的捏造出一個托洛茨基本人就是一個「大官僚」的「案例」，是工人民主和工會自由的死敵。靠著慣常的印像派畫風，他創造出「勞動軍事化」是托洛茨基的一己之見，暗示托洛茨基進行「他的」政策來對抗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如此全然偽造的印像!究竟這樣的功績是如何成就的，約翰斯通同志沒打算解釋。他也無法解釋，因為這是一連串的謊言。
1920年一月十五所頒布的一條政令，讓烏拉爾部隊轉型為第一支「勞動革命部隊」。稍後另一條政令委托這第一支勞動部隊的革命委員會指揮「恢復並強化烏拉爾地區一般經濟與軍事活力的總體方向」。高加索與烏克蘭的勞工部隊委員會也被授予相似的權利。其中一支部隊被派往支援土耳其斯坦的鐵路重建，另一支則是在頓涅茨煤礦山工作。這期間紅軍士兵們都投入幫助工業的運轉，而沒有被召集軍事服役的工人們則都被征召參與上述的「勞動前線」。
這些工作都是出自於「大官僚」托洛茨基嗎？1920年一月十二日，列寧與托洛茨基還在促膝長談一場各個布爾什維克工會領袖的會議。這場會議的主題是說服這些領袖能接受「勞動軍事化」的政策。這份有列寧與托洛茨基署名的動議提案被駁回了，只有列寧與托洛茨基兩票贊成票。想像一下這樣的事發生在斯大林時代或今日吧！
這樣的事不是絕無僅有。當時在每一個主要的經濟與政治問題上，列寧與托洛茨基都持完全相同的意見。在爭議雇用資產階級專家加入軍隊與工業的問題上，為了讓布爾什維克其他領袖接受他們這項建議，列寧與托洛茨基並肩打了一場硬仗。同樣的，在一人管理制與農業政策上兩人的觀點也都相符。蒙迪·約翰斯通對這一切保持緘默。這些事實只會對他的各種分析的「公正度」產生動搖。
再論工會問題
「1920年，除了戰爭委員的職位，他(托洛茨基)還掌管對經濟和軍事都很重要的交通部。在嚴刑厲法下派遣鐵路工人和其他工人到鐵路維修部門後，面臨鐵路工會的各種反彈，他開除原本的領袖，並指派對他來說更合拍的人。對於其他運輸工人工會，他也采取同樣做法。他的行徑帶來了成果：鐵道在預計的時間表之前完成修復。」（《我思》，P. 19）
約翰斯通機關算盡，用他「公平的」文章內不該出現的下流影射，試圖創造「大官僚」托洛茨基以槍口逼迫鐵路工們就範，並在他的倡議下在工人之間推行「真正斯大林主義」的形像。然而事實是如何呢？
內戰對經濟方面一個最具癱瘓性的打擊就是摧毀了俄國巨大的鐵路網絡。共計七萬俄裡的鐵軌只有一萬五千俄裡逃過一劫。超過60%的火車頭無法使用。 1920年由於各種通聯系統渙散而導致的經濟混亂接近危急關頭，當時若非采用了激烈的行動，整個俄國的工業將遭受無法挽回的重創。當來到對波蘭戰爭的高峰，也意味著整個革命的命運還是懸而未決。
在第九次黨大會的一個特別決議中，宣布在這次鐵路危機中要克服的主要問題就是鐵路工人工會。這個傳統上被孟什維克領導的工會，在鐵路監督的問題上就已經和布爾什維克政府發生過衝突。第九次黨大會指派托洛茨基全權負責修復鐵路的工程，並授權給他深入工會把有能力並忠誠的工人骨干們帶入這次的行動中。當工會代表們拒絕接受各種新的法令時，決定要把工會代表們撤換，並以專精的共產黨員所成立的新任委員會取而代之的人，不是托洛茨基，而是黨的中央委員會:只有「右翼」的共產黨人與工會領袖托姆斯基一人反對，其他包括列寧、季諾維也夫、斯大林等人全都投下贊成票。
約翰斯通把托洛茨基雕塑成在「勞動軍事化」與戰時共產主義背後的「邪惡的天才」。他撒手就忘卻了早在1920年二月，托洛茨基就是布爾什維克領袖中提倡廢除戰時共產主義的第一人。當時托洛茨基上書中央委員會一份提綱，其中指出經濟的持續惡化、無產階級的疲軟，以及城鄉差距的鴻溝。他倡議由糧食稅取代強制征糧的方案，以及著眼於破敗市場經濟的局部恢復的措施。事實上，這些政策在後來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下也被采用了。
托洛茨基這些遭列寧反對的訴求，被傾向繼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中央委員會駁回。托洛茨基接受「戰時」策略將不得不再繼續一段時期。盡管這與他自己的觀點相悖，托洛茨基努力使該系統盡可能地運轉。再次對托洛茨基的這些罪嫌譏笑的蒙迪·約翰斯通，對於托洛茨基對戰時共產主義基礎的反對則是「裝聾作啞」。
約翰斯通把托洛茨描繪成一個獨裁的「大官僚」，指出托洛茨基的一場演講中強烈批判了抽像的「勞動自由」為自由主義的理想，並指出非自由勞動一樣可以具生產力。托洛茨基在發言中提到動產奴隸制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在過去歷史上無疑扮演過相當進步的角色，這也被蒙迪·約翰斯通斷章取義，並陰險的加以扭曲（承襲了多伊徹的手段）。約翰斯通同志從多伊徹那引用的這場演講不是在第十次黨大會，而是在第三次全俄工會大會上發生的。而且托洛茨基做為布爾什維克的發言人，所說的不是對抗列寧，而是對抗讓蒙迪約翰斯通感動再三的，以「勞動自由」作為哭訴的孟什維克。
為了讓布爾什維克政府失去信用，孟什維克祭出滿口謊言且不擇手段的作法，在內戰與協約國干涉的情況脅迫蘇維埃共和國。他們的爭論是憂心「民主」和「勞動自由」的貓哭耗子。布爾什維克主張的是徹底的自由，只要證明無意以武裝叛亂對抗蘇維埃政權，即使是資產階級政黨的自由也包括在內。但周遭環境使得「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竄逃到白軍的陣營，還談論到革命不應該保衛自身以對抗白色反動。用來替換無產階級專政的，不是像孟什維克所宣稱的是威瑪共和的民主，而是反動的血腥統治。批判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一群早已准備好在血腥齷齪的世界大戰中成為帝國主義幫凶的人，卻對列寧與托洛茨基「無情」的各種措施驚恐的舉起雙手悲天憫人。然而，正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917-1921年間對革命運動的背叛，為納粹的興起和一場新的並更加野蠻的世界大戰鋪路。
布爾什維克們之間的在工會問題上的分岐，不是在蒙迪·約翰斯通庸俗描繪中所假設的，在「大官僚」托洛茨基與「勞動自由」的保衛者列寧之間，而是由戰時共產主義的僵化所帶給黨內的危機的表現。如列寧解釋的，最初的分岐是無足輕重的。但在既有的情況下出現了不是兩個，而是至少五個的政綱，而領導階層之間的小小摩擦，導致了黨內一系列的派別產生。
當時列寧最優先的考量是避免領導階層的分裂，以及維持聯系在無產階級和其先鋒隊跟非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大眾之間的微弱連結。在主要的情況，包括經濟危機、文盲普遍、人數銳減並氣餒的勞動階級，以及，特別是小資產階級農民大眾的壓倒性優勢，布爾什維克黨處在越發增加的外來階級勢力的壓力下。布爾什維克被迫違背他們的理念而將反對政黨非法化，意味著這些壓力將透過布爾什維克黨本身尋求一個表現的方式。最讓列寧恐懼的是沿著階級界線的分裂。而這是建立在列寧對於托洛茨基，最初在與工會領袖托姆斯基所發生嫌隙的，將工會代表改組，並讓他們代表參與中央計劃的提案的反對。
蒙迪·約翰斯通開始為他的工會問題的爭論佐證，引用列寧的文章「黨內的危機」的一段話。列寧曾試圖用設置一個委員會來考察工會，以保全領導階層內的分岐。在中央委員會的討論過程，列寧用一些自己的明顯浮誇的說法，因而這也「誤擊」並銳化了衝突。托洛茨基曾拒絕進入委員會。約翰斯通引用了列寧譴責的話語:
「正是這一行動擴大了托洛茨基同志原有的錯誤，使它後來發展成為派別活動。」[4]
但這番話約翰斯通只引用了一半。讓我們看看列寧在下一句又多說了些什麼:
「如果沒有這一行動，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提出錯誤的提綱）不過是一個很小的錯誤，像這樣的小錯誤，所有的中央委員都犯過。」[5]
蒙迪·約翰斯通的讀者們，只被允許閱讀那些他認為是對讀者健康有幫助的列寧。約翰斯通藉由只引用那些批判性的只字片語，為了自己而「幫助」列寧銳化與托洛茨基之間的鬥爭。他在這個章節的其他地方，一再把那些被列寧和所有布爾什維克領袖推行而捍衛的申論當成托洛茨基的立場。為了重新敘述和「強化」托洛茨基的爭論，約翰斯通聲稱:
「他（托洛茨基）重復申論俄國不是受害於太多官僚，而是沒有一個有效率的官僚，並認為後者應該被給予有限的特權（？）。談到這個，多伊徹評論道:'他因而使他自己成為管理團體的代言人。'」（《我思》，P. 20）
約翰斯通施展多伊徹的降靈術，並沒有讓他的論證增添一些神聖感。任何讀過多伊徹的人都知道，他的攻擊不只是針對托洛茨基的「獨裁」思想，也是列寧的「獨裁」思想。而他事實上並沒有區分這兩人。他對列寧和其他革命家的觀感，與他對托洛茨基的庸俗評估是如出一轍。
蒙迪·約翰斯通怪罪給托洛茨基的各種申論，正好對應了列寧一再推行的觀點，如效率的必要、有條有理的管理，還有列寧對專業人士的「給予一定程度的讓步」 ，並不是像今日在俄國與東歐的，寄生蟲般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們予取予求毫無節制的「讓步」，而是單純且只為了讓破敗的經濟再次運轉，讓革命得以存續，直到歐洲的革命無產階級能給予協助。蒙迪·約翰斯通再次將列寧、布爾什維克黨，馬克思主義本身的思想展現為「托洛茨基主義」。但這僅僅顯現了斯大林主義思想家們與布爾什維克傳統的天差地別。約翰斯通扭曲這些論證，並把列寧的說法出自於托洛茨基的口中，也強迫列寧說出真正保衛「自由勞動」謬論的孟什維克的狡辯。
列寧論工會問題
「實際上，列寧說蘇維埃政府'這個工人國家還帶有官僚主義的弊病。'他申論工會必須長年堅持'反對蘇維埃機關的官僚主義弊病'並'從采取蘇維埃機關所辦不到的辦法和手段，去保護勞動群眾的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我思》，P. 21）
這段引用意味著什麼呢？不是指列寧在蘇維埃機構與其官僚主義變態的預料上，與托洛茨基有所不同。這個問題的重點，在於假設要維持著戰時共產主義的系統，要采用什麼樣的立即政策。然而最有趣且最重要的事實是，蒙迪·約翰斯通在他整篇文章中，沒有弄清楚任何一個列寧對工會問題的論證。而這也並不意外。
列寧辯證性的論述，在工人國家中，工會必須是獨立的，因而勞動階級才能保衛自身並對抗國家，轉而保衛工人國家本身。列寧對這點相當重視，因為他看到國家勢力的興起並置於階級之上並讓自身與其分離。工人們可以藉由他們的組織，對國家機構與官僚行使監督。
看清楚了「工會的獨立性」在斯大林下的俄國與今日是怎麼一回事後，讀到約翰斯通對托洛茨基所謂「官僚主義的傾向」的苛責是很諷刺的。一目了然，當托洛茨基「掌權」時他就是個官僚;當斯大林掌權，很遺憾的，他向「個人崇拜」投懷送抱。所有問題都是「個性」的問題!這樣的方式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是中產階級的庸才不同人物如何以在掌權後馬上背叛來看待政治盡管還是那套高明的「批判」做法，很快的我們來到著名的「第二十次大會」，蒙迪·約翰斯通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蒸發成稀薄的空氣。
「托洛茨基被他的追隨者們（！）奉為反抗蘇聯內部官僚體系的鬥士。在他人生最後的17年內，托洛茨基對於斯大林官僚政權許多方面（？）孜孜不倦的批判，也被蘇維埃共產黨在1956年公諸於世。這也讓托派人士的言詞看似可信。但是我們將會看到，事實其實是相當復雜的。」（《我思》，P. 19）
的確，事實「更加復雜」!1956年赫魯曉夫是怎麼「揭露」蘇聯前任領導？斯大林是個暴君、凶手、大規模殺人犯、瘋子......等等的？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其他人只能在獨裁政治（蘇聯「共產黨」在1956年所「揭露」的!）面前發抖瑟縮，對馬克思主義來說卻是問題的開端。和這個一頭怪物更重要的，是產生它的社會關系。而關於第二十次大會最重要的問題是:自1956年後，有什麼被改變了嗎？
早在1920年，列寧就看到蘇維埃國家機構內所發生的進程。在他所有有關工會問題的材料裡，蒙迪·約翰斯所沒有討論的，就是工人與他們的組織對於官僚們的監督的理念，對於他們在稽查官僚們積非成是的趨勢、貪腐、揮霍、管理不當時的思想而感到擔憂。列寧看到，健全的工人民主與國家消亡的發展，對於邁向社會主義的運動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對蒙迪·約翰斯通來說，根據他對赫魯曉夫「揭露行動」的無限欽佩，現在俄國與東歐是健康的社會主義國家，忙著清掃整體上所有官僚主義、個人崇拜和斯大林主義的痕跡-其中有一些意外的「遺憾」(而且顯然是無法解釋的的)如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對作家的文字獄，而這些顯然在事件的真實情況沒有關連!
蒙迪·約翰斯通對於從列寧論國家官僚化與工會作用的引用肯定只是說著玩的。
自1956年以來，俄國官僚被迫去除了一些斯大林統治下最野蠻的作法：那些在資本主義下，這些作法只可能是法西斯國家發生-如奴役勞動等等的。但對於一切的警察國家和恐怖機器仍然保留，不過是換個說法罷了。在俄國對於看待工會的情況表現了官僚對於自我改革的說法是全然的謊話。我們要問蒙迪·約翰斯通，第二十黨大會結束十三年後，蘇聯的工會獨立在哪裡?
在斯大林底下，蘇維埃勞動階級的基本權益都被剝奪。今天，在他的後繼者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下，同樣沒有罷工、集會、選舉工廠委員會的權益（這些權益在列寧與托洛茨基下，甚至是內戰的最黑暗時期都存在） 。蘇聯和東歐的工會就是一幅搞笑漫畫:是官僚皇帝們傳達聖旨給勞動階級們的皮鞭。列寧希冀由工人組織來監督的巨大的貪腐、浪費、不當管理，已經到了損壞由蘇維埃工人階級建立的計劃經濟上先進成果的程度[6]。
任何會思考的大不列顛共產黨青年團都能看到，這不同於列寧和托洛茨基時期因為孱弱而四面楚歌的蘇維埃共和國。盡管列寧誠懇地指出官僚的變態，但仍保障了工會與黨同樣的自由與獨立。共青團成員應該不怕麻煩的去閱讀列寧著作中第十次黨大會的材料，然後誠懇地問問自己:如此自由的議題討論，有可能發生在今日的任何一個「共產黨」嗎？
跟內戰與新經濟政策時期——當布爾什維克因為蘇維埃力量的虛弱與資本主義卷土重來的威脅而被迫限制某些民主權益以做為暫時性的緊急措施——的情勢相比，今日的蘇聯是世界上第二大工業國家。而官僚們在給予蘇維埃工人最基本的民主權益都有所忌憚。因而在捷克斯洛伐克，當諾沃提尼（Antonin Novotný）失勢後，工人們從官僚手上所奪回的相對的工會獨立，挑起了俄國的反應。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懼怕這股效應會影響蘇聯工人階級!
與今日的蘇聯甚至是佛朗哥的西班牙情況相比，一切蒙迪·約翰斯通裝成「勞動自由」的朋友來對抗「大官僚」托洛茨基的意圖聽起來更加空洞了。西班牙政府出自於對革命的恐懼，某些「讓步」同樣的要給予工人階級。不同的是即使是在西班牙工會是非法的，但工人們仍然設置了真正的組織-非法的「工人委員會」，做為階級代表來帶領罷工和鬥爭，甚至與老板們談判，而在「社會主義」的俄國，任何試圖把各個陣線組織起來的人，很快就會發現他會身處於鐵牢後面。
事實上，在工會問題上所反映的，是蘇聯與其他官僚畸形工人國家整個社會關系的問題。若要談論往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前進，就意味著工人階級要做為社會控制、監督、整合的統治階級，並完全的自由發展。這意指著整個社會參與工業和政府的計劃和運作，並隨之帶來了官僚的消亡。這是唯一一個可以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保證。社會主義計劃需要工人民主的監督，就如同人體需要氧氣一般。
在蘇聯，官僚樹立起集權主義不只是對蘇維埃勞動階級的壓制以及使得西方國家工人反感。這也惡化了對蘇聯生產力自由平穩發展的阻礙。在十月革命五十年後，工人們甚至缺乏現今在先進資產階級國家實行的民主基礎，這是一份對自稱社會主義鬧劇最有力的起訴。當官僚炫耀道: 「建立共產主義」的同時也重新開啟死刑——對付包含欺瞞、腐化、強盜，對蘇維埃經濟造成困擾的經濟犯罪——這是政權破產與工人民主需要一個具體實證。蘇維埃工人必然要了解到唯一的出路是列寧與托洛茨基的綱領。當他們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們就會意識到，官僚主義的日子已經不多了。
第十次黨大會與新經濟政策
第十次黨大會在危險的氛圍下舉行; 「戰時共產主義」時期走入最後、最動蕩的階段。在一系列的省份發生武裝農民起義，在坦波夫一系列的起義達到高潮。不滿在飢荒的城鎮漫延開來。 1921年二月在彼得堡由於糧荒而爆發一系列的罷工。孟什維克份子抓住動蕩時的優勢來推行「不要共產主義的蘇維埃」的反革命口號。
這時的情況，如列寧所說的，工會問題的爭辯是「這種奢侈行為確實是完全不能容許的」，並且是「我們在這場辯論中把根據客觀條件不應占首要地位的問題，放到了首要地位。」[7]，真正要議論的不是工會問題本身-但這個問題做為催化劑，使得黨內一些明確的傾向具體化。
內戰的結束，特別是紅軍的復員，加深農民大眾的危機與不滿。列寧解釋，黨內某些反對流派是「如果這種傾向是由農民在國內占絕大多數這種情況造成的，如果這些農民對無產階級專政日益不滿」[8]。這些大會期間所爆發的喀琅施塔得起義的議題面前，迫使大會延後對工會問題的討論。
喀琅施塔得起義，毫無疑問的是反映了在大眾之間，尤其是更為落後的與農民的勢力，但也有越來越多經過歷年的戰爭、內戰和飢荒的失意工人們，從這兩者之間所增長的，對戰時共產主義的不滿情緒。面對農民大眾無情的反對聲浪，革命不得不被迫後撤。廢除征糧而用征稅取代，還有恢復市場經濟，鼓勵私人交易的措施。某些工業甚至被重新私有化，不過大型經濟體如銀行、保險業、大工業，以及對外貿易的壟斷產業，都一起被掌握在國家手中。
這些對資產階級「自由」的讓步不是做為其對於戰時共產主義「大官僚」的勝利而草率決定的，而是做為壓力下的後撤，是做為給小資產階級群眾的一時的讓步，避免工人與農民的分裂而導致蘇維埃力量的瓦解。
在第十次黨大會上列寧為保護這些讓步指出，農民大眾給予工人們壓倒性的壓力是「危險性比鄧尼金，高爾察克和尤登尼奇之流合在一起還要大。 」他接著說:
「在這個問題上，任何人都必須有清楚的認識，否則就會產生嚴重的後果。這種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所造成的困難是很大的，克服這種困難，需要緊密的團結-而且不只是形式上的團結-需要齊心協力的工作，需要統一的意志;因為只有在無產階級群眾具有這樣的意志時，無產階級才能在一個農民國家中實現自己艱巨的專政任務和領導任務。西歐各國的援助正在到來，但是來得不那麼快。它正在到來，正在不斷增加。」[9]
一如往常的，列寧明白且誠實的描述整個局勢。新經濟政策的後撤是被農民對工人國家的巨大壓力，被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延誤而孤立所決定。列寧一再指出，在下次國際性社會主義革命的劇烈發展前，這是對於事務上的暫時性情況，是「喘息的空間」。但他仍然心急的對在這條路線上的危險，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成長，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做出提醒。
「這個現像-農村中小生產和小資產階級的發展-是在威脅著我們，這個現像是最大的威脅。」列寧在第十次黨大會如此警告道。對那些覺得自我滿足的人，列寧著重的回答: 「而現在我國有沒有階級呢？有。現在我國有沒有階級鬥爭呢？鬥爭得非常激烈！」[10]
約翰斯通對於整個第十次黨大會給了完全片面的陳述，側重在工會問題，而忽略所有主要議題所牽涉的議題，並且以片面的方式處理工會問題——把問題再次的擺在列寧與托洛茨基之間的「死鬥」，同時沒有提起另外一些立場的存在——例如布哈林的所謂的工人反對派與「民主集中派」。再一次的，這些忽視讓蒙迪·約翰斯通能創造一個完全的假像。從他意圖用黨大會對禁止黨內派系的決議，來鑒別托洛茨基對於工會的立場，就可以完全看出他犬儒主義的路線。
「托洛茨基為他的小冊子《工會的作用和任務》所倡導的理論...組織派系。他（托洛茨基）在黨內部推動了一次大論戰，並在1921年3月的第十次大會上以他的完全失敗而告終，且帶來了禁止派遣系活動的決定。」（《我思》，P. 20）
這的確是前所未聞!第十次黨大會中沒有人曾經在任何事上控訴托洛茨基要「組織派系」。這塊由約翰斯通式的影射所特制的拼圖，很明顯是意圖要與列寧對早期托洛茨基的「宗派主義」(也就是他拒絕加入行使調查工會的委員會)的批評銜接起來。約翰斯通相當明白，禁止派系決議的原因，與工會問題討論，或者是托洛茨基在討論的角色毫無關聯。
原因在上述對列寧引用的節錄中可以看到。清楚地解釋這個特別的做法，是根據外來階級壓力在黨內表現為各個派系團體的危險而決定的。在第十次黨大會當下的情況，這個做法不是要對抗托洛茨基，而是直接了當的表明要對抗所謂的「工人反對派」，一個由什利亞普尼科夫與科倫泰所領導的半工團主義團體，並且被黨大會正式的解散了。對於這個問題點的決議案，明確地解釋了這個做法的原因:
「這種傾向的發生，部分是由於以前的孟什維克以及尚未完全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工人和農民加入黨的隊伍，主要則是由於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對無產階級和俄共的影響。在我國，尤其是目前，在歉收和戰爭的嚴重破壞使群眾的生活大為惡化，成百萬軍隊的復員使幾十萬農民和工人無法立刻找到正常的生活來源的情況下，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就特別猖獗，它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無政府主義的傾向。」[11]
恰好在對「工人反對派」的爭論中，列寧的一份聲明，直接揭露了蒙迪·約翰斯通的關於托洛茨基所謂的「宗派主義」影射的不實:
「工人反對派說： '列寧和托洛茨基將要聯合起來。'托洛茨基發言說： '誰不懂得需要聯合，誰就是反對黨;當然我們是要聯合的，因為我們都是黨內的人。'我同意他說法。當然，我同托洛茨基同志有過分歧，但當時中央委員會內形成了一些旗鼓大致相當的派別時，黨就得出結論，要求我們按照黨的意圖和指示聯合起來。」[12]
注釋
[1]列寧，中文版全集，第三十四卷，「《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初稿」，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10.htm
[2]列寧，中文版全集，第三十六卷，「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文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6/010.htm
[3]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卷，《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文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28.htm，作者的重點
[4]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卷， 「黨內危機」，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34.htm
[5]同上
[6]編者注：對此詳細的分析請參見泰德·格蘭特《俄國：從革命到反革命》 （Russia: From Revolution to Counter-revolution）
[7]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一卷，「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文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1/001.htm
[8]同上
[9]同上
[10]同上
[11]同上
[12]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