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二）
布爾什維克主義趨勢，在列寧稱為十月革命的總演習的1905革命的經驗和基礎下形成和成長。但蒙迪·約翰斯通卻對於1903年倫敦黨代表大會和1912年之間的 這一段歷史只字不提。難道這段時間的俄國是寂靜無聲的嗎？約翰斯通的沉默絕非偶然：他故意忽略了1905年的經驗以及這之後團結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各種嘗試， 這加深了他之前捏造的錯誤印像，誤導讀者們認為在這十三、四年期間，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已經有著壁壘分明的對立狀態。以及此時的托洛茨基是一直「站在黨外的」。
1905年的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到底在1905年革命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他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此時又有著什麼樣的關系？當時身為列寧左右手的盧那察爾斯基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我必須要指出：在1905-6 年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領袖之中，托洛茨基當時雖然年輕，卻毫無疑問的證明了他是最有准備的。相較於其他領袖，他最沒有身為海外俄國人圈子內，就連當時的列寧都受影響的狹隘觀點。托洛茨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發動大規模政治抗爭的意義。他在革命鬥爭中贏得了極大的聲望，而此時連列寧和馬爾托夫實質上都沒有什麼聲望。普列漢諾夫則因為他親近支持皇權的立憲民主黨（Cadets）的傾向而聲望重挫。當時唯有托洛茨基能夠鶴立雞群。」[1]
托洛茨基當時擔任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Petersburg Soviet Workers’ Deputies）主席，列寧稱這些組織為「革命權力機構的雛形」。而此蘇維埃大部分出版的宣言及方案都是由托洛茨基撰寫，後來，他還同時擔任了該蘇維埃的報紙——《消息報》（Izvestia）——的編輯。然而，當時彼得堡的布爾什維克錯誤的低估了蘇維埃的重要性，因此並沒有積極的參與該蘇維埃的活動。流亡在瑞典的列寧曾致信布爾什維克刊物《新生報》（Novaya Zhizn），要求布爾什維克對蘇維埃的活動采取更加積極的態度。然而這封信並沒有被刊登，一直到34年後才被公諸與世。
這個情況不斷的在俄國革命的每個重要關鍵點上重演：俄國境內的黨領導們在沒有列寧的指導下驚慌失措，無法采取必要的大膽和果斷的行動。
關於托洛茨基當時的政治立場和他與列寧的理念之間的關系，本書會在對於不斷革命論的討論中加以描述。但當時問題主要集中於革命運動中對於資產階級以及各種所謂「自由主義」政黨的不同態度。而托洛茨基就是在這個問題上於1904年與孟什維克決裂。如同列寧，托洛茨基對於丹、普列漢諾夫等人提倡的階級合作的行徑嗤之以鼻， 並指出唯有工人及農民才能夠將革命運動進行到底。
1905 年，托洛茨基在廣泛發行的《開端》（Nachalo）月刊上刊登了他對於革命的看法在，這些看法明顯的傾向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路線大相徑庭。因此，雖然第二次黨大會中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依然存在激烈的爭執，但布爾什維克和托洛茨基在革命路線問題的見解上完全相同。因此，托洛茨基的《開端》月刊和列寧編輯的布爾什維克《新生報》理所當然的團結一致，在雙方都受到反動攻擊時互相聲援，支持，完全沒有互相攻擊。《新生報》用以下的方式來歡迎《開端》月刊的首次發行：
「《開端》月刊的第一期已經開始發行。我們歡迎新同志加入我們的鬥爭。托洛茨基同志在這一期中對十月份的罷工的卓越描述更讓此刊物大放異彩。」
盧那察爾斯基回憶道，當列寧得知了托洛茨基在蘇維埃中取得的成功時，臉色雖然暗了一陣，但仍然說到：「托洛茨基傑出與勞苦的付出，為他贏得了理所當然的成功。」
革命的進展帶來了要求統一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極大呼聲。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工人們並肩發起了共同的口號；過去敵對的委員會突然同意合並。終於，在列 寧重新隸屬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建議下，統一的行動逐漸開始。托洛茨基在《開端》月刊中持續的要求統一，並試著置身於派系鬥爭之外。但此時他卻因為他在蘇維埃中扮演的角色而遭逮捕入獄，無法參加隨後發起的斯德哥爾摩第四次全黨（團結）代表大會。
這次的黨大會於1906年5月召開，但當時革命的浪潮已經開始平息，孟什維克的鬥爭意志以及「左派」言論隨之漸漸退卻。普列漢諾夫此時已經開始抱怨群眾的行動過於「操之過急」，並說出了他享譽天下的箴言：「他們不應該拿起武器。」在持續堅持革命和早已棄群眾於不顧並適應了反動浪潮的兩派之間，衝突是無法避免的。
斯德哥爾摩黨代表大會
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這次黨大會中的主要分歧為：
1. 農業問題
2. 對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問題
3. 對議會制度的問題
4. 關於武裝起義的問題
普列漢諾夫的發言透露了充滿恐懼的孟什維克機會主義，他譴責了列寧提出的動員農民來實現土地公有化的計劃，他認為該計劃「在（私有制）有可能復辟的情況下是危險的。」他更用以下的說詞總結了孟什維克對於工人和農民奪取權力的看法：
「當我們發動無產階級革命時，奪權是必要的。可是現在的革命只有成為小資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所以我們有義務拒絕奪取權力。」[2]
這種論點跟孟什維克在1907年提出的論點是相同的： 這次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因此這次革命的工作應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俄國當時並沒有建立社會主義的條件，因此任何促成工人奪權的嘗試都是冒險主義。工人們應該與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政黨們建立聯盟，並協助他們完成資產階級革命。
那列寧是如何回應普列漢諾夫的呢？他並沒有嘗試否認這次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更沒有聲稱社會主義可以在俄國獨立的建立。所有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 包括孟什維克、列寧、托洛茨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俄國沒有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但是西方卻富有著各項成熟的條件。」 這是相當基礎的概念。 對於普列漢諾夫陰暗的對於「復辟的可能性」的警告，列寧解釋道：
「如果我們所說的是防止復辟的真正的、完全切合實際的經濟保證，即能夠創造防止復辟的經濟條件的保證，那麼應該說：防止復辟的唯一保證是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真正的、名副其實的保證。如果沒有這個條件，無論怎樣解決問題（地方公有、分配土地等），復辟都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3]
因此，列寧從一開始就將俄國革命設想為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序幕。他將俄國革命的命運與世界革命做了息息相關的連結，並認識到沒有世界革命，俄國革命必然會臣服於內部反動力量之下：
「我想這樣來表述這個論點：俄國革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來取得勝利，但是它絕對不可能單靠自己的一雙手來保持和鞏固自己的勝利果實。只要西方不發生社會主義革命，俄國革命就不可能做到這一步；沒有這個條件，無論實行地方公有也好，國有也好，分配土地也好，復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小業主在任何占有和所有制的形式下面都是復辟的支柱。在民主革命完全勝利以後，小業主必然會掉過頭來反對無產階級，而且，無產階級和小業主的一切共同的敵人如資本家、地主、金融資產階級等被推翻得愈快，他們掉過頭來反對無產階級的情形也就來得愈快。我們的民主共和國除了西方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以外，沒有其他的任何後備軍。」[4]
我們完整的引用了列寧的這一番話來消除任何誤解的可能，並防止約翰斯通指控我們引用了托洛茨基，而非列寧。對於約翰斯通的讀者來說，列寧在此闡述的無庸置疑的是「托洛茨基主義」。列寧不但否定了俄國獨自「建立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更強調只要西方沒有發動社會主義革命，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果實也無法保住。他「低估了農民的角色」，因為他意識到小業主們作為復辟的中流砥柱，必然在民主革命後反咬無產階級。
然而，列寧並沒有從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著作中取得這些想法，他其實從來沒有讀過這些著作，而在黨代表大會的同時托洛茨基自己也身陷牢獄。列寧所表述的理念正是最基本的馬克思主義，最基礎性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階級鬥爭的原理。列寧抵御了「博學的」普列漢諾夫機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扭曲。孟什維克在1906年罵道：「這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列寧主義。」而蒙迪·約翰斯通則在1968年寫道：「這不是列寧主義，這是托洛茨基主義。」先生們，你們想怎麼稱呼這個理念都可以，對於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一個東西的精髓是不會因為名稱的變動而改變的。
為了回應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不應該嚇跑那些「進步的」資產階級盟友的說法，列寧說道：
「孟什維克的基本錯誤在這裡表現得十分明顯。孟什維克沒有看到，資產階級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是自覺地趨向妥協。」[5]
這是列寧與孟什維克在接下來的期間鬥爭的關鍵點：有必要防止革命工人的運動與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形成糾纏的同盟；必須堅持認同勞動階級為唯一可以貫徹革命的階級，以及唯一能夠推翻沙皇並在必要時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
「防止復辟唯一相對的保證只有盡可能的堅決的進行革命，必須由革命的階級直接進行革命，盡可能少讓中間分子、妥協分子和各種調和分子插手，必須將革命真正進行到底。」[6]
列寧隨後批評了孟什維克對議會的迷信， 即他們毫無思考的和過於樂觀的看法高估了馬克思主義者能夠運用議會的可能性。他毫不留情的批評了普列漢諾夫放棄武裝鬥爭這懦弱的主張。對於這些議題的分歧才是導致了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內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分裂的主要原因。不是組織結構的問題，或者針對「集中制」的問題，而是在革命或改良，階級合作或依賴革命群眾之間的選擇。 然而對於這些史實，蒙迪·約翰斯通卻只字不提。這不免讓讀者們百思不得其解！我們可以大度的認為約翰斯通急躁的想要描述1910-1916年這段更為「精彩 的時期。」 畢竟，無論如何，「十三，四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所以忽略個五，六年有什麼了不起的？反正這五，六年的發展跟約翰斯通對托洛茨基做出的種種指控「毫無關聯。」
反動時期
斯托雷平（Stolypin）於1907年開始的反動潮流帶來了俄國境內革命運動的極度艱困時期，並在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內部催生了更多分歧。黨的各種合法運動完全被列寧譽為 「歐洲最反動的選舉法」束縛。而非法的組織運行，即所謂的「地下運動」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以便抗衡俄國當局所強加的限制。然而，一部分的孟什維克開始 傾向於逐漸遷就反動的要求，回避非法行動以便舒服的在議會中找到生存空間。這就是所謂的「取消主義（Liquidationist）爭議」的基礎，這在黨內造成了新的分裂。
在1907年倫敦黨代表大會中，托洛茨基首次有了在全黨面前闡述他對革命看法的機會。他對於如何面對資產階級政黨的發言，雖然只有短短15分鐘，卻被列寧評論了兩次，著重的同意托洛茨基的觀點，尤其是他提出的形成左翼聯盟來反制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提案。「在我看來，」列寧評論道，「這些事實足以說明托洛茨基是接近我們的觀點的。撇開「不斷革命」的問題不談，我們對待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問題上是一致的。」[7]
對於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列寧當時還沒有准備完全同意。而我們之後會探討到這個問題。但是在基礎上對於當下革命任務的看法，兩人有著完全的共識。 對於列寧與托洛茨基兩人在這個時候立場的不同，我們會稍後再處理。但是，這些歧見對於列寧來說是次要的，這充分的在後來托洛茨基發動對於面對資產階級政黨態度的修訂案中得到了展現。列寧反對這項修正案，並不是因為他認為此案是錯誤的，而是覺的托洛茨基的修正案並沒有對原案進行任何補充：「我們必須承認，」他說道， 「托洛茨基的修正案並不是孟什維克，而表示了與布爾什維克一樣的理念。」[8]
但是，雖然他與列寧在對於當下革命任務的分析是完全相同的，托洛茨基仍然無謂的嘗試著游走與兩個敵對陣營之間以防止黨的分裂。「如果你們覺得分裂是無可避免的，」他在黨大會中說道，「那至少等到重大事件發生後（再做決定），不要讓這些議案就分裂你們。不要在事件發生前就急於分裂。」[9]
在 1905年經驗的基礎上，當時的托洛茨基認為新一波的革命浪潮將會把孟什維克內最好的人才，尤其是馬爾托夫，推向左派。托洛茨基的主要目標是在當下的艱困時期中維持馬克思主義勢力的團結，並防止分裂和對革命士氣的衝擊。這就是托洛茨基「調和主義」的原意，也是因為如此讓當時的托洛茨基無法加入布爾什維克。對此，列寧評論道：
「在這個時期，許多社會民主黨人從各種非常不同的前提出發，'陷入了'調和主義。托洛茨基所表現出來的調和主義比任何人都徹底，幾乎惟獨他一個人企圖給這個派別建立理論基礎。」
這才是列寧和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1917年之前辯論的關鍵；既不是關於「低估農民階級」，也不是「一國社會主義」，而是關於調和主義的不同見解。
托洛茨基這時的錯誤在於過度強調孟什維克裡「中間派系（半革命性的）」趨勢的重要性。他當時想像著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能夠重新在馬克思主義下團結，並清理黨內的「極右」和「極左」份子，即開除孟什維克取消派以及布爾什維克「抵制派（Otzovists）」。他並不像列寧一樣的了解：任何一致性必須要先在完全與任何機會主義趨勢斷絕關系的情況下建立。在革命處於困難的時期，馬克思主義勢力的維持並不是確保一個抽像的「一致性」，而是有系統性的教育革命干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觀點。孟什維克組織的松散以及他們在反動時期間的驚慌失措都是他們毫無觀點的結果。另一方面，列寧對於建立一個「穩定，集中和有紀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呼吁源自於訓練和教育一支不被低下士氣和機會主義者的犬儒主義影響的革命前鋒的絕對需要。
後來，托洛茨基了解了他之前的錯誤，並徹底地承認了列寧對於這個議題的看法一直以來都是正確的。然而斯大林主義者們依然持續的形容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辯論為派系鬥爭，並引用雙方在此辯論中撰寫的尖銳文章，試圖切割列寧和托洛茨基兩人理念整體上的關系。托洛茨基當時是犯下了錯誤，但他的錯誤不外乎是誠實的，從革命的利益上出發的。因此列寧也毫不意外地認識到調和主義是「從各種非常不同的前提出發」，而這些前提既有革命性的，也有機會主義性的。列寧自己有時也高估了與孟什維克統一的可能性而「犯下了機會主義」的錯誤。1909年他邀請了普列漢諾夫以及其他「支持黨的」孟什維克成立聯盟。盧那察爾斯基也表示，直至1917年，列寧仍然「想像著一個與馬爾托夫共同成立的聯盟將會是多麼的有價值。」後來事件的發展證明了列寧的錯誤。但這些真誠革命家所犯下的錯誤，遠不及半世紀後的這些「事後諸葛亮」們，躊躇滿志的在自己書房內用文筆來重演歷史，永遠站在勝利者的一方。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派
「在1907至1914年之間的幾年，卻是托洛茨基的生命中唯獨沒有政治成就的幾年…托洛茨基也沒有任何實際的革命成就可歸功於他自己。而在這幾年中，列寧在他的 追隨者的協助下鍛造了他的黨，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後來的斯大林等人都增長了才干，使他們在1917年能在黨內發揮領導作用。」[10]
這段約翰斯通從艾薩克·多伊徹（Issac Deutscher）書中引用的話完全的展現了作者的庸俗。對於季諾維也夫（Zinoviev）、加米涅夫（Kamenev）和斯大林在1917年的「領導作用」，我們將會在其他篇章中探討。值得一提的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對武裝起義的主張投下了反對票，而列寧也譴責他們為應該被開除黨籍的「破壞罷工份子」！但是讓我們先來看看這段話中提到的時期。
多伊徹所提到的「沒有政治成就」是正確的，但這不只是托洛茨基著一個人，而是整個革命運動在這個反動時期都沒有成果。那麼這個時候的布爾什維克是如何被影響到的呢？反動時期的開始造成了布爾什維克領導階層的分裂，列寧發現分裂後他只能孤軍奮戰。大部分的布爾什維克持有著「極左」態度，並拒絕承認當時的革命運動是在撤退的狀態。這個處於和孟什維克取消派極端另一方的立場被稱之為「抵制派」，即教條性的拒絕參與任何選舉和議會活動。列寧的親近戰友們，如克拉辛（Krassin），波格丹諾夫（Bogdanov），和盧那察爾斯基，都移動到了「左派」的一方。波、盧兩人當時的決定是因為受到了哲學神秘主義的影響，展現了反動時期在革命派系中造成的絕望感。
當時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內看似永無止境的派系鬥爭造成了以調和主義為形式的反應，而托洛茨基也成為這個反應的主要發言人。各個派系內都有支持調和主義的人，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托洛茨基在1910年成功的斡旋並讓所有派系領袖同居一堂並企圖以驅逐清盤派和抵制派來保全黨的團結。
「他（托洛茨基）當時在這場會議上達成的唯一成就是取消派被驅逐出黨，「前進派 （抵制派）」也差點被開除出黨籍，甚至暫時，微弱的削弱了馬爾托夫派和列寧派之間的間隙。」[11]
托洛茨基並不是唯一一個對黨內團結的問題有這種看法的。羅莎·盧森堡在1911年夏季曾寫道：
「挽救統一的唯一的道路，是召開由俄國派出來的人的會議，因為在俄國境內的人都希望和平與統一，他們是使僑居國外的好鬥的公雞們恢復理智的唯一力量。」[12]
這份對於俄國境內黨員情緒的描述是毫無意外的。在這整段「十三，四」年間，俄國境內社會民主主義者都認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分裂是不方便和不必須的，是境外俄僑惡毒鬥爭造成的氣氛下的結果。約翰斯通和多伊徹把當時布爾什維克營造成一個同心齊力，團結在列寧背後穩步邁向十月革命政黨的印像，是對歷史的嘲弄。
列寧自己也從很早的時期就在書信中抱怨所謂的「委員會份子」，即俄國境內的布爾什維克的狹隘觀點。他的抱怨在1910-14年間逐漸演變成了對自己俄國境內「支持者們」行為的一系列憤怒抗議。當時身處布爾什維克主義邊緣的馬克西姆·高爾基（Maxim Gorky）在他與列寧的通信中哀嘆的寫到「俄國工人開始對領袖之間的爭吵產生反感。」在一位身處高加索地區的布爾什維支持者寄給莫斯科同志們的書信中，也清楚的反映了布爾什維克「委員會份子」對於境外黨員爭議的態度：
「對於我們所聽說的在境外的‘各種小題大做所產生的風波’，也就是列寧－普列漢諾夫聯盟以及另一方面的托洛茨基－馬爾托夫－波格丹諾夫一派。據我所知，工人們對前者是持有正面看法的。但是整體上來說工人們已經開始厭煩境外俄國人。我覺得最好的策略是讓他們（境外俄國人）盡情的龍爭虎鬥，而讓關切運動利益的我們繼續工作，其余的部分就會順理成章地解決了。」
這些被沙皇警察攔截下的一番話正是出自於一位「高加索人索索」，也就是朱加什維利，斯大林本人！
在俄國境內的布爾什維克運動家中，對於理論辯論和「境外人爭吵」的排斥態度頗為嚴重，也因此引發了列寧對此的激烈抗議，如他在一封於1912年四月寄給奧爾忠尼啟則（Ordzhonikidze）、史班達爾言（Spandaryan）和斯塔索娃（Stasova）的一 封信中指出：「不要對國外取消派（清盤派）的行徑掉以輕心。有人對取消派不屑一顧，或‘一罵了之’，那就大錯特錯了。」[13]
斯大林、奧爾忠尼啟則，以及其他「務實派的」布爾什維克庸俗的調和主義，並非來自於機會主義或對於革命團結的期盼，而是對於相關的更大問題的無知。
而在1912年俄國境內工人運動的興起為馬克思主義勢力和黨內調和主義打了一劑強心針，新開辦的《真理報》（Pravda）正好反映了這樣的氛圍。
正當列寧全力以赴的試圖將黨內的革命派與機會主義潮流做永久的切割之際，「取消主義」一詞也在《真理報》的篇章中消失。列寧撰寫的文章在被嚴重扭曲後刊登，任何對於取消派的批評也被略去，甚至完全消失。列寧和真理報的通信切實地刻畫出了當時俄國境內的情況：「委員會份子」沒有了列寧的指導，又一次脫離了正確軌道。在一封於1912年十月寄出的信件中，列寧氣急敗壞的斥責真理報對於揭發取消派的失敗。他寫道：
「如果真理報不及時說明這一切，它就要承擔（在工人運動中）造成混亂和分裂的罪責…在激烈鬥爭的時刻，《涅瓦明星報》（Nevskaya Zvezda，布爾什維克報紙）一封信和一個聲明也沒有就停辦了，編委會交換意見完全終止，政治撰稿人一無所知…我不得不對這種現像提出強烈的抗議，不得不解脫自己將造成今後長期無休止紛爭的不正常狀況的責任。」[14]
在1912年舉辦的選舉期間，列寧致信了包括斯大林在內的《真理報》編輯部：
「真理報現在在選舉期間的表現倒像是個無精打采的老處女。真理報不善於戰鬥。它不進攻，不追擊立憲民主黨人和取消派份子。」[15]
調和主義的疾病當然不僅僅侵害了《真理報》。在1912年的選舉內，六位布爾什維克代表從工人法庭中勝選。當時人在波蘭的列寧警告了這六個人千萬不要被孟什維克代表影響：
「如果我們這邊的六個人都是從工人法庭中選出的，那他們絕不能在一群‘西伯利亞人（知識份子，孟什維克）’面前忍氣吞聲。如果他們被霸道的鎮壓，這六個人必須清楚的表示抗議…」
然而布爾什維克代表們卻和「西伯利亞人」們結成了一個「統一派系」，並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個共同聲明，要求整個社會民主勢力的團結以及《真理報》和取消派刊物 《光》（Luch）合並。四名布爾什維克代表和高爾基一起宣稱他們將成為 《光》的合作者。
列寧雖然憤憤不平，但他當時的抗議卻完全被忽視了。最後，忍無可忍的列寧終於放出狠話：
「（《真理報》的）編輯部寄給我們一封既愚蠢又無恥的信件。我們不會予以回復。他們必須要被開除…沒有任何計劃重整真理報編輯部的消息讓我們感到相當的不安…不只是重整，更進一步的是，我們絕對有必要完全開除所有的守舊派。」
再者：
「…我們必須在真理報編輯部內置入我們自己人，並把現在的這些人踢走。現在的情況實在是太糟糕了。這些人完全不呼吁一個從下到上的團結，是愚蠢且可恥的…這幫人還能被稱呼為編輯嗎？這些家伙根本不是人，而是一團肮髒的抹布，弄髒了我們的事業。」
列寧的這些措辭，不是用來攻擊托洛茨基或者孟什維克的，而是他自己陣營內向孟什維克倒戈的集團，他自己創立的報紙的編輯部！此時的列寧正努力的建立一個「穩定，集中且有紀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他時常被迫攻擊他自己辛苦建立的組織。
1917年的「老布爾什維克」們
在一段相當長的，比十三、四年更長的時間內，列寧不斷地嘗試著教育一整代的領袖，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干部中植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念，方針及政見。他更注重於強調工人運動必須不能被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污染的重要性。他反復強調，（無產階級的）運動在組織上有必要完全的獨立於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以及也有必要獨立於那些企圖把運動收歸到資產階級旗下的機會主義分子。列寧的觀點的正確性在1917年孟什維克們紛紛叛逃到了資產階級民主派陣營的事實中得到了證實。
那，當時的「老布爾什維克們」，也就是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斯大林，以及列寧其他的「忠實的追隨者們」，在1917年是持有著什麼樣的立場呢？他們每一個人都主張支持克倫斯基政府、與孟什維克團結、也就是說，從根本上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以迎合鄙俗的資產階級民主陣營。在列寧長期苦心試圖教育的所有「老布爾什維克」中，沒有任何一個人通過了事件的考驗。
為什麼布爾什維克黨，列寧建立的黨的領袖們，受過抗爭的冶煉，從1903年開始就持有者正確的路線，會在最關鍵的時刻叛逃至機會主義的一方呢？讀者不會從蒙 迪·約翰斯通的文章中找到解答，徒有更多的疑惑。我們這位「公平的」、「科學的」史學家對這個歷史事件完全不知情！從二月到十月之間的過渡很顯然的是布爾什維克輕而易舉的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情調裡「突然轉換」到了社會主義革命：
「在皇權被推翻而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而俄國已經成為一個民主共和國’後，列寧動員了布爾什維克黨來進行革命的第二個階段，也就是將政權交給無產者和貧農手中，並將俄國抽離出帝國主義戰爭。」（《我思》，P. 11，我們的重點）
俄國境內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們在列寧於1917年四月抵達俄國之前，持有著什麼樣的立場呢？完全與列寧在一戰期間教導的理念背道而馳。當時由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領導的真理報編輯部主張捍衛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在兩軍對峙之際，」加米涅夫寫道，「建議其中一方放下武器而回家是最愚蠢的政策。這不是建立和平，反而是建立奴役的策略，是會被自由的人民拒絕的。」[16]
列寧的革命失敗主義政策居然在革命前夕竟然被黨中央機構宣布為「最糊塗的政策」和「建立奴役的政策」！《真理報》編輯部又在別處宣稱：
「我們的口號不是毫無意義的‘拒絕戰爭！‘我們的口號是向臨時政府施壓（！）並令其（！）呼吁所有參戰國家的立即談判…在此之前所有的士兵都應留在他們的崗位上。」[17]
斯大林和加米涅夫走的是最輕松的路線：只要臨時政府還「於反動勢力作鬥爭」，就支持臨時政府。只在口頭上喊著「向著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前進!」的空話。這種將建立社會主義列為遙遠未來的工作，而將向改良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妥協視為「當務之急」的習慣，對當今的各個共產黨領袖們來說當然不是新鮮事。對他們來說這樣的路線正是誠如人民陣線政策，以及「英國前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一書中所描述的一樣，是「列寧主義」的精髓！這根本就是孟什維克的政策，而「老布爾什維克們」也落入了這一圈套。
在布爾什維克所有的領袖都支持臨時政府的情況下，列寧又如何的「為了革命的第二階段而動員布爾什維克」呢？約翰斯通同志很顯然的急著想要陳述這個精彩的「動員」而完全略過了上述的發展。但是，為了嚴謹的對待歷史，我們將會為他補上這些細節。
在境外的列寧著急的目睹著黨內的這些發展。他不斷向彼得格勒方面寫信要求同志們與資產階級和護國主義的政策劃清界限。三月六日，他從斯德哥爾摩發了這封電報：
「我們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給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別要懷疑克倫斯基；把無產階級武裝起來——這是唯一的保證；立即舉行彼得格勒杜馬的選舉；決不同其他黨派接近。」
三月17日，列寧寫道：
「如果我們的政黨參與了這場騙局，那它會永遠的活在恥辱下，這是政治性的自殺…我寧可選擇與黨內的任何人分裂，也不會向社會愛國主義投降。」
列寧的這些話很明顯的是在警惕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但是兩人仍然堅持己見，而黨內基層激進的工人們也因為領袖的妥協而紛紛退黨。後後，列寧在抵達俄國後後馬上與「老布爾什維克」們展開了一場尖銳的派系鬥爭。在1917年四月，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中，列寧憤怒的談到了受妥協主義氣氛感染的領袖們：
「一個基本的問題是對戰爭的態度問題。讀一讀關與俄國的報導，再看一看這裡的實際情況，就會看到最突出的一點就是：護國主義占上風，社會主義的叛徒占上風，群眾受了資產階級的欺騙…在新政府仍然是帝國主義政府的條件下，在我們對戰爭的態度上決不允許對護國主義作絲毫讓步…
甚至我們的布爾什維克也有輕信政府的。這只能用革命的狂熱來解釋。這是會斷送社會主義的。同志們，你們對政府就抱著輕信態度。如果是這樣，那我們就走不到一起。我寧願處與少數…
《真理報》要求政府放棄兼並。要求資本家政府放棄兼並，這是荒謬的，是肆意嘲弄……
從科學觀點來看，這簡直是彌天大謊，對此整個國際無產階級，整個……是承認錯誤的時候了。賀詞、決議都已經夠多了，是動手干的時候了。」[18]
關於孟什維克對於蘇維埃作出的宣言「致全世界人民」，真理報將其譽為「蘇維埃代表之中不同趨勢的意識性和解」，而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也囑咐布爾什維克代表們為其投下贊成票，列寧說道：
「工人代表蘇維埃的號召書中，沒有一個滲透階級意識的字眼。全部是空話！危害一切革命的唯一東西，就是空話，就是對革命人民的曲意逢迎。整個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不要受革命空話的影響，特別是在這種空話大為流行的時候。」[19]
約翰斯通同志，請問列寧到底在斥責哪些臣服於「革命空話」的人呢？難道是當時人根本不在俄國的托洛茨基嗎？不是的，約翰斯通同志。列寧痛罵的正是你所言的那些「老布爾什維克」們，那些在1917年「在黨內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忠心「列寧主義者」們！會議前三天，斯大林公開支持接受孟什維克黨員策烈鐵裡（Irakli Tsereteli）聯合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的提議。他的理由是：既然兩黨都認同了蘇維埃號召書中的主張，那兩黨就沒有原則上的不同。對此，列寧間接提出了鮮明的警告：
「聽說俄國有聯合的趨勢，即護國派聯合。這是對社會主義的背叛。我認為，寧可像李蔔克內西（Karl Liebknecht）那樣單槍匹馬，1個對110個。」[20]
「對社會主義的背叛」、「欺騙了群眾」、「荒謬的」、「肆意嘲弄」、「彌天大謊」。為了「動員布爾什維克黨」來展開社會主義革命，列寧必須訴諸這樣的措辭！在列寧火力全開的責罵後，斯大林退出了公共辯論的舞台，悄悄的移動到列寧的一方。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則一直到十月前仍然堅持己見，並在決定是否發動革命的黨代表大會中投下了反對票，甚至為了阻止革命而奔走於黨內外。這就是「老布爾什維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列寧甚至氣急敗壞的要求開除這些人的黨籍。
蒙迪·約翰斯通攻擊了托洛茨基1917年之前的調和主義，但卻不提斯大林和他的同伙們直到十月革命幾個月前，正當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孟什維克主義之間的不同（革命和反革命）都應該要以最突顯的方式表達時，都還很明顯的支持調和主義，支持與孟什維克合並。
話雖如此，我們還是必須要解釋道，雖然他們在很多方面是失敗的，但是這些「老布爾什維克」們都是真心誠意的革命家。他們當時犯下了一個基礎性的錯誤，而如 果不是當時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即時制止，將會引領運動走向災難。沒有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領導，俄國革命就不會在1917年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或是科尼洛夫反動：這是列寧在1917年提出的面對俄國的兩條道路。如果當時沒有聲望很高的列寧不辭勞苦的糾正這些問題，那社會主義運動想必會敗於反動勢力的鐵拳之下。
雖然如此，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並沒有因為他們的懦弱和妥協而被審判，沒有被指控為「德意志帝國主義的間諜」，沒有被虐待至招認假罪，沒有被處決。在布爾什維克主 的傳統，也就是一個包容，有分寸的傳統下，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不但沒有被開除黨籍，甚至還當選至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委員，承擔了最大的職責。而他們之後也不是完全都是對的，甚至犯下了災難性的錯誤。但是就算是「老布爾什維克」們所犯下的最大錯誤，也無法跟之後斯大林的官僚制度及其全世界的支持者的罪行和對革命的背叛相比。斯大林主義極權傳統和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之間是由一條血河隔開的。
在1917年的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
我們看到了約翰斯通是如何地引用了對托洛茨基「相當有同情心但也極度客觀的傳記作家」艾薩克·多依徹。約翰斯通經常求助於多依徹的著作，一來閃躲了直接引用托洛茨基著作的痛苦經驗，二來也讓他能夠找到關於托洛茨基人格和心理狀態等等的一些瑣碎無聊的細節，利用這些來裝飾他對托洛茨基的「分析」，並理直氣壯的呈現如此：
「事實上，雖然托洛茨基於1917年7月為了（？）即將發生（？）的十月革命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並在革命中扮演著出眾的角色（？？），我們在托洛茨基這十四年的人生裡...完全無法在非革命時期為建立一個稠密組織的任務奉獻，無法融入並准備接受組織的共同領導和紀律。這樣的表現將會在革命風暴平息後再次浮上台面。」（《我思》，P. 7）
約翰斯通企圖將托洛茨基描述成一個革命煽動家，一個被「革命風暴」鼓舞的「出色的演說家」、不錯的鼓動者，但始終還是一個士氣隨著革命落幕而消沈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約翰斯通的這番話真是一件相當不賴的印像派文字繪畫。而如同所有的印像派藝術，你只能在一段距離外眯著眼睛才能欣賞到它的美。
我們則首先要問問約翰斯通同志，這位「出色的演說家」怎麼可能「為了」一個還沒發生的事件而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呢？顯然的，蒙迪·約翰斯通實在很想要將托洛茨基加入布爾什維克的日期換到十月革命之後（「詭計的」）。然而我們這位原則端正的同志也做不出如此扭曲歷史的事來，他也因此心不甘情不願的斷言托洛茨基是「為了即將發生的十月革命」而入黨！
但是還有一個困難的小細節，也就是蒙迪·約翰斯通所說的在實現這個「即將發生的」革命中托洛茨基所扮演的「出眾角色」。實際上，托洛茨基並不是在約翰斯通所暗指的革命高潮，即將奪權的時刻才正式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反而是在整個黨所面對的「七月危機」，當列寧必須出逃和不少黨員被捕入獄時加入的。
為什麼托洛茨基在1917年加入了布爾什維克呢？首先，最大的原因是兩者之間沒有政治上的分歧。托洛茨基於1917年三月在美國撰寫的文章與列寧同時在瑞士寫的「遠方來的信件」中闡述的理念吻合。這些吻合難道只是巧合嗎，約翰斯通同志？從你片面的對於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過去的爭論的陳述，我們無法做出其他的結 論。但是，那些「老布爾什維克」在這個時期所扮演的可悲角色呢？這些人正是以你所言在之前成功的「融入了並接受組織的集體領導」。他們的所作所為也只是意外嗎？列寧在他1923年對黨代表大會的致信內說這不是意外的。而且，約翰斯通同志，在列寧反抗「老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的動搖的過程中，他最堅定的支持者正是托洛茨基。
革命理論和革命政黨的建設就是為了成功的執行革命才存在的。而理論，革命家，和政黨都會在「革命的風暴」之中，也就是受到其他階級強大壓力之下，受到尖銳的考驗。而「老布爾什維克」們之所以無法通過這項考驗而在革命的風暴中絕望的動搖的原因，正是因為在此之前，他們沒有吸收和了解列寧的方針和理念，也就是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方針和理念。
「老布爾什維克」們在革命前的這段時期內，為了自己能夠「融入組織」而自滿，靦腆的尾隨列寧，並機械性的重復著他的理念，而這些理念在他們手中變成了毫無意義的咒語。 結果是在面臨決定性的時刻時，當有必要面臨巨大的變動時，他們猶豫了，變得「暈頭轉向」，從而反對列寧，落到了孟什維克主義的陣營。反觀從不同出發點開始的托洛茨基，卻不約而同地與列寧做出同樣的結論。從那個時刻開始，所有過去的糾葛都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直到在列寧死後才又被斯大林主義者拿出來炒作，以便將托洛茨基驅逐出領導職位。
從托洛茨基在1917年五月抵達彼得格勒的那一刻起，他所有的言論和行動都是支持布爾什維克的。布爾什維克黨員拉斯柯尼科夫（Raskolnikov)對此回憶道：
「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當時並不是正式的黨員，但是事實上他從美國抵達的那一天開始就一直在黨內工作。在他第一次在蘇維埃會議上的演說後，我們都將他視為黨的領袖之一。」[21]
對於過去的糾紛，拉斯柯尼科夫寫道：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那些糾紛和分歧已經完全消失了。列寧和托洛茨基在策略路線上不存在任何分歧。這個現像在戰爭期間就可以觀察到，在托洛茨基回到俄國後更加明確了。從他第一次演說開始我們這些老列寧主義者都覺得他跟我們是一伙的。」[22]
托洛茨基沒有馬上正式加入布爾什維克的原因，並不是出於任何的政治上的分歧（他有在與列寧和其他同志談話後立即表示想要加入布爾什維克的意願），而是他希望能夠贏得由4000名彼得格勒工人以及諸多重要左翼領袖如烏裡茨基（Uritsky)、越飛（Joffe）、盧那察爾斯基、梁贊諾夫（Ryazanov）、沃洛達斯基（Volodarsky）及其他以後成為重要布爾什維克領袖所組成的「區聯派（Mezhrayontsi）」的支持。對於這個組織，在一個革命後出版的列寧的筆記中指出：
「在對於戰爭的問題上，區聯派持有這一個國際主義的主張，而他們的策略也和布爾什維克相近。」[23]
在一個於六月初召開的全俄蘇維埃大會裡，當時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主導下，卡爾（E.H. Carr）觀察到：
「托洛茨基和盧那察爾斯基隸屬於十名‘統一社會民主派’成員，並在為時三星期的黨代表大會中堅定的支持布爾什維克。」
在部分黨領袖反對的情況下，為了加快區際組織加入布爾什維克的步驟，托洛茨基將下列的聲明致信給《真理報》：
「我的意見認為；現時，區聯派和布爾什維克派中間，無論原則上或策略上，都毫無不同之點了，因之也就沒有什麼理由可以替這兩個組織分立存在作辯護了。」[24]
在這段艱困又危險的時期，托洛茨基寫了一封信給臨時政府，我們認為有全篇引用的價值，因為這封信的內容能夠完全的反映出托洛茨基在1917年與布爾什維克的關系：
「各位公民部長們：
今天我得知由於在七月16-17日發生的事件[25]，你們頒布了一道拘捕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通緝令，此令並沒有包括我在內。因此，我希望能夠告知你們下列的事實：
（1） 我同意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主要理論，並在前進報（Vpered）中以及我自己公開演說裡主張相同的理論。
（2） 我對於在七月16-17發生的事件的態度與他們是一致的。
（a） 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我首先在於七月16日召開的各行政委員會聯席會議中得知了機關槍部隊以及其他武裝團體的提案。我們聽完後立即試圖勸阻其他士兵離開兵營。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聯絡了布爾什維克，而我則通知了我所隸屬的「區際組織」。
（b）然而，雖然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士兵們的武裝抗議行動仍然發生了，我和我的布爾什維克同志們在塔夫利宮前做了多次的演說，並在群眾中推動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主要口號，但是我們同時也懇求所有參與的士兵和公民們以和平和有秩序的方式回到他們的軍營及家中。
（c） 在七月16-17日晚間於塔夫利宮內，部分布爾什維克以及市區團體召開了一場會議。其中我支持了加米涅夫要求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地防止同樣抗議行動於七月 17再度發生的提議。當下，我們從一些不同市區來的煽動者們口中得知了工人和士兵都已經決定再度發起行動，而在政府危機解決之前制止群眾抗議是不可能的。 所有在場的代表都同意最好的解決方式是盡量將抗議行動引導向和平的氣氛，並懇求所有參與者將他們的槍枝留在家裡。
（d）七月17日那天我都是留在塔夫利宮的。我和我的布爾什維克同志們不只一次的敦促群眾遵循我們上述的對於抗議行動的要求。
（3） 雖然我和真理報沒有實質上的關系，也不是布爾什維克黨員，但是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有政治上的不同，而是由於我們各自政治團體上的一些情況，不過現在這些都不重要了。
（4） 對於部分媒體希望引導大眾相信我和布爾什維克黨是「毫無關系」的嘗試，就如同有人說我請求警方保護我免受「群眾的暴力」或其他類似出自於同樣媒體的謠言一樣，都是無稽之談。
基於我列的事實，你們很顯然的無法邏輯性的將我排除於包括了列寧、季諾維也夫，以及加米涅夫的拘捕名單之外。[26]
你們也可以毫無疑問的認識到我和上述的同志們一樣都是堅定的反政府革命家。不把我加到拘捕名單內只會凸顯對於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攻擊背後的反革命高壓。」[27]
在這段時期中，托洛茨基在數十次場合中表示了他認同布爾什維克的主張。在最艱困的時期，當黨被逼至地下，當列寧和季諾維也夫被迫潛逃至芬蘭，當加米涅夫 被逮捕入獄而布爾什維克被指控為「德國間諜」時，托洛茨基公開的保衛了他們，並認同了他們的立場。蒙迪·約翰斯通對這些完全知情，卻故意安靜的忽略這段歷史， 只恍惚地說到：
「看來，‘驕傲自大’的托洛茨基在此刻真心的相信布爾什維克黨已經被「去布爾什維克化」了，並在這個基礎上加入了布爾什維克。」（《我思》，P. 14）
「去布爾什維克」一詞並非出自於托洛茨基，而是出自於「中立的」傳記作者艾薩克·多依徹；「驕傲自大」的形容則出自於盧那察爾斯基的「革命剪影」書中，全段如下：
「托洛茨基這個人是滿身帶刺且霸道的。然而，在托洛茨基加入布爾什維克後，他對於列寧的態度則是感人且溫馴的恭敬。他以一個只有真正偉大的人才具備的謙卑來認同了列寧的首要地位。」
而在第43頁中，盧那察爾斯基繼續道：
「當列寧已經病入膏肓的時候，沒有人能夠比托洛茨基更能夠表達我們的恐懼。在世界巨變的混亂中，正是不愛透露情緒的托洛茨基，革命的另一個領導人，說出了：‘當你發現列寧可能要過世時，我們的生命都變得看似毫無意義，甚至不想活了。’」[28]
我們決定讓各位讀者來評判「驕傲自大」是否存在於這兩位偉大的革命家的關系之間。
兩年後，列寧強調了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主義吸引了它周圍社會主義潮流裡最好的人才。」這句話是在指誰呢，約翰斯通同志？是在指左翼孟什維克或左翼社會革 命黨嗎？但是這些勢力都在1918年與布爾什維克劃清界限。列寧的這番話很明顯的是指托洛茨基和「區際組織」。列寧對於「區際組織」的特別態度顯現在當他要求入黨機制必須變得更加嚴格以防止不可靠的人進入黨內時，「區際組織」成員們並不需要進入其他新黨員所要進入的觀察期，並且從入黨第一天起就享有正式黨員的所有權限。
這個舉動證明了列寧同意了托洛茨基認為兩派之間沒有政治上或策略上的不同的觀點。在「區際組織」加入布爾什維克的黨代表大會上。「驕傲自大的」托洛茨基也當選了中央委員會委員，他也是得票數最高的的四位候選人（其余三人為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之一（得到了134票中131票）。
斯大林偽造學派
「如果我們忽略托洛茨基在對於布爾什維克早期14年間所做的鬥爭，或由於托洛茨基聲稱列寧在1917年11月在革命期間（而托式黨齡不到四個月時），在認識到無法與孟什維克聯合的情況下所說的一句「沒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爾什維克」而宣告全案完結，是不符史實的。」（《我思》，P. 8）
蒙迪·約翰斯通用了這種對「歷史之神」的祭奠來總結了他「廣泛，復雜但深具啟發性的」布爾什維克歷史陳述。盡管他如此細致的選擇他的資料來源，他卻拒絕承認列寧「據稱」對於「托洛茨基的地位所做出的評價」。列寧到底說了什麼？他為什麼要這麼說？
在彼得格勒委員會於1917年十一月14日召開的會議上，列寧提到了黨內領導之中的調和主義趨勢甚至在革命成功後仍然構成了威脅。在十一月14日，起義成功11 天後，三位中央委員會委員（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諾金（Nogin））以辭職來抗議黨的政策，並對黨發下了最後通牒，要求形成一個包括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聯合政府，「如不如此，一個純粹布爾什維克的政府只能通過政治恐怖來維持。」 他們在聲明的結尾使用「所有社會主義政黨的聯合政府萬歲！」這口號為基礎，呼吁工人們支持「立即和解」。這個黨內的危機威脅了所有在十月革命中取得的成果。列寧以要求開除這些人的黨籍來回應他們的訴求。在這個情況下列寧做出了以「絕不妥協！一個完全布爾什維克的政府。」為基礎的演說，在這個演講的原稿中包含著以下這些話：
「至於組織一個聯合政府，我實在沒辦法把這個提議當一回事。托洛茨基很久以前就說了聯合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了解這個事實，而從那時候開始就沒有比他更好的布爾什維克了。」
列寧死後，掌權的統治集團（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開始了一個系統性偽造文件的行動，以縮小托洛茨基在革命中的影響力，而壯大他們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首先發明了「托洛茨基主義」這個子虛烏有的名詞，試圖分隔托洛茨基和他們這些「列寧主義者」們的立場。偽歷史學家們開始埋頭在垃圾桶中翻找，尋找過去早已被當事人遺忘的糾葛。這些糾葛被遺忘，正是因為所有的問題都在十月革命的經驗中獲得解答，也因此毫無實質意義。但是對於這些偽造者最大的障礙則是十月革命本身。為了移除這個障礙，他們漸漸的從歷史書中刪除、竄改有關托洛茨基的篇章，最後在文獻中完全移除了任何相關托洛茨基在革命中角色的信息。
蒙迪·約翰斯通自己就引用了這樣被篡改的著作。在斯大林寫的《十月革命》1934年版本中，我們看到了一下的段落：
「在起義行動之中，所有的組織工作都是直接由時任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的托洛茨基同志領導的。我們可以肯定的說黨應該感激托洛茨基同志能夠快速地贏得軍隊對蘇維埃的支持，以及他對革命軍事委員會有效的組織。」
「這句話，」蒙迪·約翰斯通寫道，「被毫無理由的從斯大林於1953年莫斯科出版的文集P. 157頁中移除了。」（《我思》，注記3，P. 16，我們的重點）
「毫無理由的被刪除」是一個被一些之前沒遇見的瑣碎細節驚訝，厭煩到的人所用的詞語。但是這沒有什麼可驚訝的，而約翰斯通同志的吃驚當然也是裝出來的。他完全知道所有有關蘇聯歷史的文獻至今還是充滿著對於俄國革命，尤其是托洛茨基的角色完完全全的謊言。而這項在1924年做出的扭曲，雖然粗糙，只是為斯大林接下來的謊言鋪路而已，上面被刪掉的段落則被下面這段話取代：
「托洛茨基同志當時才剛剛入黨，不可能在十月革命或在黨內扮演任何特殊的角色。」[29]
這只是斯大林官僚主義完全腐朽的第一步，整個官僚體系將會把偽造策略套用在所有「老布爾什維克」領袖們，指控他們與德國法西斯勾結密謀推翻蘇聯。在1930年 代的大清洗之中作出的各種指控內，包括了被列寧在被壓制的遺囑中形容為「黨內最受愛戴」的布哈林，竟然被指控為計劃在1918年刺殺列寧的主謀！
而列寧「據稱對於托洛茨基地位」的贊賞則是存在於彼得格勒委員會會議記錄原文內，但後來因為「會議記錄誤抄了列寧的發言」而被刪除。當然，這份紀錄就如同許多列寧演說的紀錄一般，都沒有被好好的編輯，充滿著空白和不完整的句子。但是就這本會議記錄來說總共只有一頁被刪除，也就是列寧提到托洛茨基的那一頁。在托洛茨基的「斯大林偽造學派」一書中，他提供了這一頁的照片副本。而會議記錄原文則被收錄在托洛茨基的文庫內，和其他許多在蘇聯境內被鎮壓的史料一起。蒙迪·約翰斯通並沒有質疑這些資料的權威性。他也不敢：這些史料被任何專業研究俄國革命的歷史學家以及蘇聯政府自己在第二十屆黨代表大會後公布的資料所承認，其中包括了早在蘇聯統治集團自己公開三十年前就被俄國的左翼反對派以及世界托派發表的列寧被藏匿的「遺囑」。當然，他們只發表了遺囑的一小部分，也就是列寧反對斯大林的部分。但是還是有很大一部分仍然被封鎖在列寧文庫的「禁書區」內，只供給黨內捏造歷史的「史學家」們閱讀。
列寧發言的真實性可以被他當時身處的環境證明。在對於調和主義的問題上，戰前沒有任何一個人像托洛茨基這樣公開的反對調和注意。當時的托洛茨基在1905革命經驗的基礎上相信，一段新的革命浪潮將會把孟什維克中最好的人才推向左翼，讓與布爾什維克合並變得有可能。事件後來的發展證實了這個見解的錯誤。托洛茨基在 1917年毫不猶豫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並完全放棄了任何與孟什維克重新聯合的念頭。反觀「老布爾什維克」派系，一直到奪取政權之後，依然執迷不悟地緊抓調和主義的幻想。他們在11月做出的訴求其實就是資產階級復辟，或者偽裝成民主的反革命思想。我們可以直接地問蒙迪·約翰斯通：誰在1917年表現得像是個布爾什維克？是托洛茨基還是那些自稱「老布爾什維克」的人們？他不會回答。不過沒有關系。列寧在1917年11月彼得格勒委員會會議中回答了這個問題。
約翰斯通在他文章的第21頁中從列寧被藏匿的遺囑中引用了列寧給黨代表大會寄得最後一封信，這本史料一直到蘇聯第二十屆黨代表大會後才被蘇聯領導們批准公開給一般的蘇共黨員。約翰斯通引用了列寧提到了托洛茨基的人格，但是並不提到一句對他自己文章很重要的話。列寧在對俄國共產黨的遺囑中，警告人們托洛茨基非布爾什維克的過去不應該被用來對付他。
蒙迪·約翰斯通至少用了自己文章一半以上的內容來展現他所能夠挖掘到列寧在1917年前對托洛茨基攻擊的成果。但是他毫無意外的不引用列寧對於托洛茨基和1917年前的布爾什維克黨關系的最後決斷。
對列寧來說，也對托洛茨基來說，1917年代表著一個大轉折，並將所有兩人過去的糾葛變得無關緊要。這就是為什麼列寧在1917年後對此只字不提。這也是為什麼托洛茨基在1921年對奧爾敏斯基（Olminsky）說在當時發表他之前寄給奇赫伊澤（Chkheidze）的信是不合時宜的。蒙迪·約翰斯通藉此暗示托洛茨基自己和斯大林一樣，又偽造文件的嫌疑：
「當黨史委員會會長奧爾明斯基詢問托洛茨基是否發表這封信時，托洛茨基回答此舉「時機不對」，並如家長一般的斷言：「當今的讀者們不會了解，不會用適當的歷史觀點去看待這封信，只會更被迷惑。」這個動機與托洛茨基自己名正言順譴責的斯大林派掩蓋竄改歷史文件背後的用意，並無兩樣。」（《我思》，P. 7，我們的重點）
從蒙迪·約翰斯通完全沒有為這封信或其他部分提供任何的歷史背景，他引用這個例子的動機是明顯的。我們希望我們對於托洛茨基「動機」至少提供些許的描述，也就是對馬克思主義運動的統一的期望。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保衛馬克思主義》中完全地解釋了他立場背後的原意。約翰斯通一如既往的以「高度選擇性，只取片段」的手法引用了這本著作，只用了一小段話，也就是「對於組織，當時的我還是沒有將自己從一個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的思路中解放出來。讓我們把托洛茨基的話全段重復在此，而不是「方便的」縮短它：
「我想說的就是所謂1912年的8月聯盟。我積極地參加了這個聯盟。在某種意義上說，它還是我創立的。政治上我與孟什維克在一切基本問題上都不同意。我也跟極 左派的布爾什維克，「前進」派不同。在總的政治傾向上，我更接於布爾什維克。但我反對列寧的「制度」，因為我還不曾懂得為要實現革命的目標，一個熔合得很堅固的集中的政黨是不可少的。因此我組織了這個成分龐雜的插話性的聯盟，它反對著黨中的無產階級派。
在八月聯盟中，取消派有他們自己的派別組織，「前進」派也有類似派別組織的東西。我是孤立的，有共同思想者而無派別組織。大多數文件是我寫的。故意避免原則上的不同意見，目的要在「具體的政治問題」上造成表面的一致。沒有一個字提到過去！列寧予八月聯盟以無情的批評，而最厲害的打擊落在我的身上。列寧證明 道：只因我在政治上既與孟什維克或「前進」派都不相同，所以我的政策是冒險主義。這批評是厲害的但是確實的。
讓我提到這個事實，作為「可恕之處」，即我本來的意思並不想擁護右派與極左派來反對布爾什維克，而要統一整個的黨。布爾什維克也被邀請來出席八月會議。但因 列寧直率地拒絕與孟什維克聯合（這是正確的），我便只能和孟什維克與「前進」派締結不自然的聯盟了。第二個可恕之處是：成為真正革命黨的布爾什維克主義這 一現像本身，那時還只有第一次發生，在第二國際的實踐上向無先例。不過我決不想藉此來解脫我自己的罪過。雖然不斷革命的觀念無疑地揭示出一個正確的前景， 但那時，特別在組織方面，我還不曾清除掉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特性。我患了對孟什維克主義的妥協病，又患了不信任列寧的集中主義的毛病，八月會議開過後，聯 盟立刻便開始分解成它所組成的幾個部分。不多幾月後，我不僅在原則上，而且在組織上也立於聯盟之外了。」[30]
因此，托洛茨基直接誠實的揭發並解釋他自己的錯誤。約翰斯通當然沒有意願讓托洛茨基為自己辯解，僅用只字片語（「妥協病」、「小資產階級革命主義者」）以斯大林主義者的姿態引用。他試著融合（斯大林造假學派最愛用的手法）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這一行為相當的可恥。他的「動機」有兩個層面：一來將托洛茨基污名化成一個故意藏匿自己與列寧過去關系的騙子和造假者，二來將斯大林主義者誣陷、算計所造成的血海與托洛茨基寄給奧爾敏斯基的一封信劃上等號！
蒙迪·約翰斯通利用了這封信來強化他對於托洛茨基如何「強烈的反對列寧」的論點。而托洛茨基的部分措辭似乎與他的形容相符。但是約翰斯通對這封信的使用正是完全的符合了托洛茨基在給奧爾敏斯基通信中預見到的，也就是不熟悉他書寫這封信背景的讀者們會做出的錯誤結論，也正是約翰斯通希望讀者們做出的錯誤結論。
托洛茨基在什麼時候，又為什麼會寫這封信呢？他在自傳《我的生平》中解釋道：
「就在這時候公布了我給奇赫伊澤的反列寧的信件。這件事發生在1913年春，與彼得堡的一份合法布爾什維克報紙使用了我在維也納出版的《工人真理報》的報名有 關。這事件造成了當時僑民生活中眾多的尖銳衝突之一。我寫信給一度曾站在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之間的奇赫伊澤，在信中我曾在一時憤怒之下縱情發泄了對布爾 什維克中央和列寧的憤恨。如果再晚兩、三個星期的話，我自己一定會成為該信的書刊檢查官，再過一、兩年的話，我索性會把它看作笑談。但是這信件的命運卻不 同尋常。警察廳把它截獲了，在警察廳的檔案中一直存放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後轉到了黨史研究院檔案中。列寧對這封信完全清楚，他和我一樣，把它看做'去年 的皇歷'，僅此而已。在僑居國外期間，什麼樣的信沒寫過啊！ 1924年追隨者們把這封信挖了出來扔到黨的頭上，此時，黨的成員已有四分之三是新人了。把時機選在列寧剛剛逝世那幾個月決非偶然。這個條件有雙重的必要性：第一，列寧已不能站起身來戳穿這些老爺們的真相；第二，人民群眾因領袖去世悲痛萬分。群眾因為對黨的以往歷史毫不了解，讀到了托洛茨基敵視列寧的評語，便會十分震驚。誠然，評語是在12年前寫的，但光憑引文看不出事件的年代關系。追隨者們利用我給奇赫伊澤的信件是世界史上的最大騙局之一。法國反動派在德雷福斯案中的偽造文件比起斯大林及其同伙們的政治偽造真是小巫見大巫了。」[31]
斯大林主義者們已經把誣陷發展成了一門藝術，這封信的使用不過是在無數卑鄙的算計中的一例而已。我們可以說信中許多被約翰斯通激動點出的措辭是魯莽且錯誤的。但是一急之下所說出的氣話或造成的糾葛，還是和冷血，惡毒的斯大林主義誹謗有著天壤之別。蒙迪·約翰斯通道貌岸然的譴責斯大林大清洗中的誣陷手段，卻毫不猶豫的引用了之前由季諾維也夫、 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集團在列寧死後所捏造的謊言。當蒙迪·約翰斯通重復了這些惡意的偽造時，他並沒有脫離斯大林的行徑，反而以一個比較「可敬」的偽裝下賦予其新生，但其屍臭仍然蕩漾。
蒙迪·約翰斯通對托洛茨基的「指控」其實也都是陳詞濫調。它其實只是之前從早已被完全反駁的1930年代「托洛茨基法西斯主義」，到後來在1924-1929年間蘇聯官僚體制興起期間更「微妙」的偽政治論證。在1917年十月革命後就立刻控訴托洛茨基是德國間諜而布哈林策劃刺殺列寧未免操之過急，所以官僚們則被鼓勵去從文庫中尋找證明托洛茨基先前「強烈的反對」列寧的只字片語，而這些指控則被蒙迪·約翰斯通喬裝為他自己對歷史科學的獨到貢獻。既然蒙迪·約翰斯通完全沒有對這些四十年前偽造的扭曲歷史加入任何新東西，那我們也可以適當的讓托洛茨基用他在1924年寄給黨史委員會的信為自己辯護：
「我已經聲明過許多次，在我同布爾什維主義有分歧的一系列根本問題上，錯誤在我這方面。為了把我同布爾什維主義之間以前那些分歧的性質和程度用幾句話概括一下，我要這麼說：當我站在布爾什維克黨外的時期，當我同布爾什維主義之間的分歧達到最高峰的時期，我同列寧觀點之間的距離也從來沒有像現在斯大林——布哈林的立場同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基礎之間的距離那樣大。」[32]
注釋
[1]盧那察爾斯基，《革命剪影》，倫敦1967年，pp 60-1，本書譯者譯
[2]大會會議記錄，Chertvyoritiy S’yezd RSDRP， Protokoly，p.142，本書譯者譯，作者的重點
[3]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十二卷，「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代表大會文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2/045.htm，作者的重點
[4]同上，作者的重點
[5]同上，作者的重點
[6]同上
[7]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十五卷，「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文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5/040.htm
[8]於1959年發表的俄文版大會紀錄中指出：「事實上，托洛茨基在所有基礎問題上支持布爾什維克」，Pyatji S’yezd RSDRP Protokoly，莫斯科，1968，p.812，本書譯者譯
[9]大會紀錄，Pyatji S’yezd RSDRP Protokoly，本書譯者譯
[10]多依徹，《武裝的先知》，英文版，p.176，本書譯者譯
[11]盧那察爾斯基，《革命剪影》，倫敦1967年，p.61，本書譯者譯
[12]盧森堡，引用自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中，中文版，第十七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19.htm
[13]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6卷，PDF文檔中P88-89，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d-works/46.pdf
[14]同上，PDF文檔中P. 157
[15]同上，PDF文檔中P150
[16]引用自卡爾（E. H. Carr），《布爾什維克革命》，英文版，第一卷，倫敦1950年，p.86，本書譯者譯
[17]引用自裡布曼（Marcel Liebman），《列寧時期下的列寧主義》，倫敦1973年，p.123，本書譯者譯
[18]列寧，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上的報告，中文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ia-chinese-lenin-19170404.htm
[19]同上
[20]同上
[21]Proletarskaya Revolutsia，莫斯科1923年，p.71，本書譯者譯
[22]同上
[23]列寧，英文版全集，第14卷，p.448，本書譯者譯
[24]引用自卡爾（E. H. Carr），《布爾什維克革命》，英文版，第一卷，倫敦1950年，p.86，本書譯者譯
[25]編者注:這是指一起由軍中反克倫斯基政府勢力，尤其是機關槍部隊所發起的武裝抗議行動。布爾什維克有嘗試著勸阻士兵們發起這項行動，並解釋時機還未成熟，但是還是無法制止抗議的發起。士兵們的行動被克倫斯基政府當作鎮壓布爾什維克的借口，開始了反動、艱困的七月。
[26]編者注：政府在收到這封信後隨即逮捕了托洛茨基
[27]引用自《不斷革命時代》，多伊徹編，英文版，P. 98-9，我們的重點，本書譯者譯
[28]盧那察爾斯基，《革命剪影》，P. 43和66，本書譯者自譯
[29]斯大林，英文版全集，《十月革命》，莫斯科，1934，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stalin/works/1918/11/06.htm。譯者注：在中文版全集中同樣的文章既沒有包括被刪除的段落，也沒有本書作者所引用後來加上的新段落，中文原文可在此找（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Russian_communists/stalin/4.pdf），PDF 文檔中 P. 153
[30]托洛茨基，《保衛馬克思主義》，中文版，《小創不治將成壞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22.htm
[31]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中文版，第四十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43.htm
[32]托洛茨基，斯大林偽造學派，中文版，第二十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710/22.htm，譯者注：這篇中文版的翻譯將最後一句話中的「列寧主義」翻譯成「恩格斯主義」，譯者按照英文版加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