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國社會主義
光是「關於'一國社會主義'的辯論」這個章節的命題，就預先警告了讀者蒙迪·約翰斯通會如何處理這個問題。附以嚴厲的警告後，他開始說道:
「對於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可行性的重大歷史辯論，至今仍然籠罩於兩方長年以來的扭曲和誤解。因此，一方面托派形容斯大林自1924年他提出「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以來是與將革命擴散至其他國家對立的。另一方面，蘇維埃史學家們仍然將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理論的反對解釋成他反對在蘇聯內實施社會主義工業化並主張以武力向外輸出革命。這兩個版本都一樣的錯誤。」（《我思》P. 74）
立起兩株稻草人又輕松的把它們推倒，蒙迪·約翰斯通占得他慣常舒適的立場「兩極之間」。 （好一個美滿的「客觀性」!仿佛是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基礎。）約翰斯通繼續他的說教:
「斯大林的論點是：將革命向西方擴散當然是最理想的，但是由於這個過程被延遲了，俄國並無他法，只好將目標轉向建立社會主義，並認為當時的俄國其實是有足夠條件來達成的。」（同上）
添加一些恰當的斯大林的引用，約翰斯通洋溢著勝者風采地總結:
「世界各地革命的發展，尤其是今天我們看到社會主義陣營逐漸在挑戰舊的帝國主義陣營，大致上證實了斯大林的宏觀看法。」（同上）
斯大林他那被歷史拍胸脯保障的「宏觀看法」是如何洗練而成的?1924年二月，在他的著作「論列寧主義的基礎」,斯大林搜羅了列寧對建立社會主義的觀點集結成以下的文字:
「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還不等於保證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即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任務尚待解決。沒有幾個先進國家中無產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呢?不，不能。為了推翻資產階級，一個國家的努力就夠了，這是我國革命的歷史給我們說明了的。為了獲得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為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單靠一個國家的努力，特別是像俄國這樣一個農民國家的努力就不夠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中無產者的共同努力。
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論的特征大體上就是這樣。」[1]
這些正確的「無產階級革命列寧主義理論的特殊性質」在1924年初都是無可爭辯的。它們重復出現在自1905年以來，列寧數以百計的演講、文章與文件中。我們已經引用了夠多的例子;只要你想，它們還能以倍數計。而1924年底前，斯大林的書就已經翻訂，並且置入完全相反的立場。到了1926年11月，斯大林甚至可以臉不紅氣不喘的做出以下斷言:「黨始終以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的思想為出發點，而這個任務可以由單一國家的力量來完成。」
著迷在被「整體」歷史所證實的斯大林「宏觀看法」的欽佩中，蒙迪·約翰斯通只看到了托洛茨基對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反對中，對「俄國內部社會主義力量的駁斥與低估」。對托洛茨基的「教條」，蒙迪·約翰斯通解釋:
「托洛茨基對於在西方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前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的駁斥，源自於我們之前討論過的'不斷革命論'（！）。事實上，這是他不認為蘇聯能夠在革命擴散至進步國家之前以一個工人國家型態存活的一個表示。」（《我思》，P .26）
托洛茨基在1906年的《總結與前瞻》第八章「俄國的工人政府和社會主義」中，曾寫道: 「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權，這是一分鐘也不能懷疑的...俄國工人階級如果孤立無援的話，就必然會在農民背棄它的時候被反革命所擊潰。」[2]
以上的推測是否只是用不斷革命論產生的?就如我們所展示的，當時與托洛茨基意見相左的列寧，曾在1905年寫道:
「這時無產階級已在進行為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維護民主主義成果的鬥爭。如果沒有歐洲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對俄國無產階級的支援，那麼，這個鬥爭對於孤軍作戰的俄國無產階級，幾乎是毫無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敗...因此，在這個階段裡，自由派資產階級和富裕農民（加上一部分中等農民）組織反革命。俄國無產階級加上歐洲無產階級則組織革命。在這種條件下，俄國無產階級能夠取得第二次勝利。事業已經不是沒有希望。第二次勝利將是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歐洲的工人會告訴我們「怎樣干」，那時我們就與他們一起進行社會主義革命。」[3]
列寧的立場怎麼說都不是「源自於不斷革命論」已經很清楚了。不過讓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拔出更具鋒芒的權威之劍吧。 1905年5月所舉行的一場會議中，批准了如下的主張:
「只有在一種情形下，就是說，只有在革命蔓延到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已經相當<?>成熟的西歐先進國家去的時候，社會民主黨才應當主動地努力奪取政權，並且盡可能長久地把政權保持在自己手裡。在這種情形下，俄國革命有限的歷史範圍就能大大擴大，那時就有可能走上社會主義改革的道路。」[4]
這起會議乃是由俄國孟什維克，這個離不斷革命論最遠的趨勢所舉行的!
因此，讀者們可以看到，不論在其他問題上的分歧，俄國馬克思主義的所有趨勢都同意一件事，即:沒有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俄國的社會主義轉型都是空想。比起托洛茨基，列寧在這個問題上還要更為堅決。托洛茨基在1905年就預示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要在西方國家的工人革命之前建立的展望，而列寧的觀點是建築在跟隨西歐革命之後的俄國社會主義革命。
蒙迪·約翰斯通為了達成目的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他先是花了一半的文章來「證明」列寧對不斷革命論的冷漠仇視，又花了另一半文章「證明」俄國馬克思主義派內的所有趨勢都無異議一致把持的主張居然僅僅是「不斷革命論的發明」。實際上，托洛茨基，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認為單獨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分析（直到1924年都還沒有人敢挑起這個問題），不是僅僅來自不斷革命論，而是來自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基本思想。
馬克思與恩格斯曾解釋道，資本主義發展最基本的要素是，超過資本主義狹隘範疇的最劇烈的生產資料的集中;一方面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另一方面國家邊境制度加速的經濟成長的進步功能，轉變成抑制生產力發展的反動束縛。這些在《共產黨宣言》在理論上所驗明的過程，在今日變成現代生活的決定性要素。資本主義把整個全球聚合成統一的、相互聯系又相依存的整體。 「國家資本主義」的破產已經由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的情況驚人的顯現出來，其資本超過了西歐資產階級在絕望中求生而被迫集合成一個共同市場下的比利時的國家預算。因此，就連力不從心的資產階級也會試圖衝破國家市場的界限。
兩次災難性的世界大戰，應當能夠向最食古不化的人證明了老舊民族國家體制，和需要自由適用所有國家資源來達成全球生產力發展，兩者之間的衝突橫跨大陸的跨國企業的巨大發展，讓不同國家的工人們有了共同的敵人。而現在，《共產黨宣言》所倡導的國際主義，比以往更清楚地代表著人類向前邁進的唯一出路，以及真正社會主義運動的唯一綱領。社會主義性質的國際主義，不是奠基在空想主義或情感上，而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世界性的發展上。
蒙迪·約翰斯通試圖要把左翼反對派對抗「一國社會主義」的斯大林主義的綱要的鬥爭描述成一場沒有實際重要性的學究爭辯。要對這種妄斷加以莊重權威的注解，約翰斯通向「多伊徹主義」尋求一個經典的說詞: 「一國社會主義的爭辯」就好像是「兩個住在一個屋頂破洞房子裡人在爭吵是不是有可能把洞完全補好，就算這兩個人都同意應該開始補，填補的方式和所需要的材料也都齊全了。」[5]
在多依徹成堆的粗糙理論研究與豐富的半真理之間，要找出更無知的說法也是很難了。左翼反對派與斯大林主義官僚之間的不同從來就不是關於蘇聯經濟在社會主義路線下發展的需要。談到這個問題，事實上是反對派為了一個計劃性綱領與工業化而鬥爭，而「一國社會主義」的倡議者們，一直到1929年還反對工業化，並傾向尋求富農與「新經濟政策世代（奈普曼）」的支持。堅決支持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國際主義觀點的反對派，同時也最堅決主張在俄國實施社會主義建設，這也不是偶然的。
這時在俄國內所升起的種種衝突，與學院性「爭辯」沒有一點相似之處，而是攸關了俄國工人階級的生活與福利、俄國與國際革命未來的重大議題。我們已經大略敘述過當時俄國所發生的各種過程。我們已經揭露「單獨俄國的社會主義」反映了一批在革命後得利，現在尋求停止十月革命所啟發運動，重建「平衡」之社會階層的反動情緒和犬儒主義，。左翼反對派對抗這種「理論」的鬥爭，是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為了存續而展開的，對小資產階級，以及對反對十月革命的官僚反動的攻擊的鬥爭的一部分。
斯大林主義官僚源自於革命從沙皇體制下結果來的落後經濟和文化。它從國際無產階級的每一次失敗吸取養分。國際無產階級的僅需勝利一次就能提供給蘇維埃國家資源，用以克服各種慢性病性的落後問題，以及在社會主義路線上執行完整的社會轉型。官僚依附在俄國內最落後的、反社會主義的份子（富農與新經濟政策的投機者們）來重擊無產階級與其先鋒隊，也就是左翼反對派。另一方面，他們不相信西方工人有執行革命的能力，這個觀點使它變成共產國際各個年輕、青澀的黨活動的障礙。
列寧與托洛茨基的寫作中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反映了他們對工人階級改造社會能力的信念。經過在俄國的政權奪取，第三國際的創建是布爾什維克革命觀念的最高展現，它不是做為一種只在前沙皇帝國範圍內才有效的民族現像，而是一種國際性的大事。從最早期開始，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們就看見十月革命將會是世界革命的開端。少了這樣的觀點，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會變成孟什維克所指控的，是一場冒險活動。 1918年11月，列寧做出回應。而這些批判是:
「世界歷史用事實向那些只知道祖國眼前的（而且是舊觀念中的）利益的俄國愛國者表明，把我們俄國的革命變成社會主義革命並不是冒險，而是必然，因為當時沒有別的選擇，如果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世界布爾什維主義不能取得勝利，英，法，美三國帝國主義就必然會扼殺俄國的獨立和自由。」[6]
在蒙迪·約翰斯通看來托育茨基「高估」了國際社會主義革命，而「低估」了在單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多伊徹與約翰斯通的「明智觀察」，實質上同為改良主義政客「現實主義」，是既定事實的盲目崇拜所組成的結論: 「列寧與托洛茨基預計了一場世界革命。而這並沒有發生。他們兩人都說，沒有一場世界革命，社會主義就無法在俄國建立起來。但是事實到底就是如此。因此，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一個詭異的空想，而斯大林主義是有理可循的。 」這就是多伊徹主義的「哲理」，它的文體是精心修剪的。對於他的導師的深刻見解，蒙迪·約翰斯通不再補充什麼，而只是把列寧從這筆三段論邏輯中除名。
兩位大哲學究式的智慧卻無法面對一個基本問題:為何在歐洲「未曾有過革命」?確切的說:為什麼勞動階級在1918年到1923年間歐洲一系列的革命運動沒能奪取政權?從約翰思通和多依徹這裡，我們僅僅能得到：革命失敗了這件「事實」。但對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恰恰不能在這裡就結束問題。如果我們尋求的不是賣弄亮眼的博學式姿態，而是對實實在在的改變中的社會，我們必須要理解歷史的教訓，特別是偉大革命運動的教訓。這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列寧以及托洛茨基一貫的方法;當一個人沒有從過去的錯誤中學習，那他肯定要絕望地重復這些錯誤。
1918年到1920年間橫掃歐洲的革命性運動之所以會失敗，是由於社會民主黨領袖的背叛。同一批在1914年出賣工人階級，直接有責屠殺了百萬身披軍服工人們的叛徒，現在卻唯恐自己國家陷入「血腥內戰」。從一個國家再到另一個:德國、奧地利、英國、法國、意大利，當群眾以革命性的方向移動時，卻只能被他們的「領袖」的無能與懦弱所阻礙。因而在1918年的德國，當革命在這裡要把政權和平地交到工人手上時，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卻對資產階級「舉白旗投降」。他們的腐敗阻止了德國工人兌現他們的勝利，以及他們援助四面楚歌蘇聯的可能。
當列寧與托洛茨基解釋，沒有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俄國的工人國家必然要被反動或帝國主義戰爭所摧毀，這個說明並不是約翰斯通所妄下斷言的，是「失敗主義」的表現，而是極度革命性的現實主義之一。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唯物主義（因此也是深刻實際的）的哲學，完全的吸取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與那種自滿的「現實」實利主義，實則是各式各樣改良主義的內在，是不能相容的。
列寧與托洛茨基對於俄國與國際性革命的前景，他們的評斷一向都是誠懇與實際的。他們已經懂得真正唯一能給蘇聯未來的保證，是仰賴於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他們不會用關於「和平共處」的蜜糖毒藥來麻痹勞動階級，而是對於沒有在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轉型，必然要導致新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第二次、第三次、第十次的世界大戰——這個事實毫不留情地開門見山。
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工人們的各個雄偉運動，列寧與托洛茨基對於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景抱持著樂觀主義，是完全合理的。但不管是列寧、托洛茨基，還是其他什麼人都不能保證這些革命性運動的成功。這取決於某些因素:資本主義系統的僵化，政府的危機、工人階級的運動、以及社會的中間階層的不滿程度。但這當中最主要的一個因素是：工人階級是否擁有一個稱職的領導團隊。在西歐，正確領導的缺乏導致了工人運動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並為下一個時期中，法西斯主義反動的勝利與新的且更加恐怖的世界大戰鋪路。2700萬俄國人死亡，以及由蘇維埃工人們英雄般的犧牲才慘痛地建立起來的工業區塊的毀滅，這些是對列寧與托洛茨基的現實預期，最殘酷的一個驗證。
在此要深入探究斯大林主義的國際策略是不可能的。這個議題會在未來的著作中處理。只需要注意到， 「一國社會主義」的政策導致蘇維埃對外政策從為各國勞動階級考量為出發點的革命性策略，並且試圖要透過第三國際在一些國家建立可行的共產黨做為革命領袖，逐漸的轉型成與資產階級政府、工會官僚、蔣介石類型的殖民地「民主派」進行斡旋與「交易」。
原因和結果不會在永恆不動的對跖點，而是經常地改變位置，互相穿插。蘇維埃官僚興起的前提是革命被孤立在一個落後國家中。 1923年德國、保加利亞、1926年的英國，這些革命工人們們遭到慘烈的失敗，加上1927年，中國共產黨跟隨著斯大林-布哈林領導層的災難性政策，反過來又加強了官僚的地位以及對「一國社會主義」的提倡，並決定了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潰敗。在1927年開除了左翼反對派，是為了斯大林主義鞏固時期，在俄國一個新的且更加的反動的回合鋪路。俄國與國際性革命的命運，絕不是機械式地分解的「階段論」，把國際革命視為理想，但卻不是完全必要的附加物（房子的屋頂、聖誕樹上的裝飾）會緊密地結合並彼此相互地制約。
托洛茨基和五年計劃
蒙迪·約翰斯通以最奇特的一招強詞奪理，宣布托洛茨基對於在蘇聯實施社會主義計劃的態度為「失敗主義」。這當中托洛茨基所謂的「失敗主義」在哪?
就如同我們所見，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花了一整個時期（1923-1927）年間，在斯大林主義者的攻擊與訕笑下，為提倡以五年計劃來發展工業的方案而鬥爭。隨著1927年左翼反對派的開除，斯大林派系為打擊布哈林的「右傾派系」，沿用了部分左翼反對派所提倡綱領，雖然這些政策確實以荒誕的方式實行的。
在忽略反對派綱領中建立工人民主訴求的同時，斯大林主義者們挪用了工業發展和五年計劃的構想。左翼反對派所警告的、斯大林主義者在之前一再否認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現在卻被斯大林派系做為打擊他們過去的布哈林派系支持者的手段。
看待斯大林主義者這一見風轉舵，約翰斯通是這樣寫的:
「聲稱斯大林在1928年後實行了比先前反對派所提出的計劃（？）更佳深遠的政策，因而證明反對派是對的，是庸俗托洛茨基主義所營造的迷思之壹。如莫裡斯·多布（Maurice Dobb）解釋道:'在1928-29年之間能夠實行的措施不代表它們在先前工業和農業更加微弱的幾年內是可行的。但是，申論如果黨有聽從反對派先前對於富農在鄉村權力成長的危險，那1929-30年間的農業集體化就不必如此暴力（？）的說法，是我可以接受的。但是，托派支持以價差系統來犧牲農作物價格，維持工業產品並達到城市剝削農村的效果理論上（參見反對派首席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新經濟學》）也會導致斯大林在1929年所實行的許多措施（？）。」（《我思》，P.25，注釋）
我們之後會再談論更多斯大林其「更加深遠政策」。但首先，讓我們看看「紅色教授」莫裡斯·多布。比起更早的時期，在1928-1929年間執行工業化政策與五年計劃真的有比較容易嗎?當蒙迪·約翰斯通指出反對派警告要對抗富農危機時，他自己就回答了這個狗屁倒灶的問題。
為了對抗斯大林—布哈林，以貧農與產業工人作為祭品，來與富農與商業投機者（新經濟政策世代）做出讓步的政策，反對派提倡對富農課稅，借以提供工業化必要的投資;在工業化的基礎上，能提供鄉村各種方法，以克服俄國農業古老的落後性質。只有農業機械化的基礎上，才能為農業集體化開出先例並推廣。把打擊富農的政策說成是「城市剝削農村」，僅僅只是斯大林主義者對左翼反對派做出毀謗的老調重彈-在他們用暴力進行農業集體化的瘋狂政策之前!
開除了左翼反對派後，斯大林主義者們被迫要回頭對抗被開始招兵買馬的富農反動勢力所支持的「右派」，偏遠農村的情況已經是岌岌可危，而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要基礎重工業，在一整個時期處於癱瘓狀態。說1923年到1927年間斯大林主義是基於工業和農業建設的考量而反對工業化是單純武斷的鬼扯。相反的:他們的路線是鼓勵那些後來對五年計劃中對蘇維埃經濟生產發展有害的社會份子。
蒙迪·約翰斯通大人有大量，承認如果黨曾經考慮左翼反對派對於富農危機的警告， 「1929-30年間的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也就會少一點暴力。」試問約翰斯通同志，農業集體化「過程」有多麼「暴力」?1930年所有糧秣的收成達到8億3500萬英擔。之後兩年就下探到2億;當時糧秣生產的程度差點無法養活人民。結果是百萬工農慘不忍睹的飢荒。同一時期糖業生產從1億零900萬普特銳減到4千8百萬。
最可怕的是牲口的損失。農業集體化瘋狂的步調與惡劣的方式，激化農民做出絕望的抵抗，讓農村陷入一場新的血腥內戰。憤怒的農民屠殺他們的馬匹與牛群以做為抗議。馬匹的數量由1929年的3千4百90萬減少到1934年的1千5百60萬;也就是了減少了55%。牛群的數量則是從3千零70萬減少到1千9百50萬，共40%的損失，豬羊分別是55%、66%。直到今天蘇聯農業還是沒能從強迫性農業集體化的打擊中恢復。但所有最駭人的統計數字是，上百萬農民在與紅軍的追擊或奴役勞改營中，因飢寒疾病所遇害;斯大林沒有否認這一千萬人的遇難人數;最少的估計也有四百萬人。這樣的小小的「暴力」蒙迪·約翰斯通卻羞於在他的腳注中指出。
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自然是要比左翼反對派被丟棄的建議還要「高明」!基於俄國農業物質上的落後性，托洛茨基譴責這是一場冒險行動。斯大林的「宏觀看法」把俄國農業逼入險境。但在工業上又是如何?難道斯大林各種計劃的成功沒有比左翼反對派的觀點還要「高明」?而證明托洛茨基是過於杞人憂天?
在惡名昭彰的莫斯科大清洗公審後，托洛茨基自行出席試圖平反對他和反對派指控的「杜威審議會」，除了其他事務，他答復了一些1923-1929年間在工業化問題上與斯大林主義者的分岐問題。我們逐字逐句的引用他的證詞:
「古德曼:托洛茨基先生，關於蘇聯工業化，在你被逐出蘇聯前你的態度是如何?
「托洛茨基:1922-1929年的這段期間，我為了加強速工業化而鬥爭。 1925年年初時我寫下一本書，在當中試圖去證明經由工業化的規劃與方向，工業化的年度系數可望上看20%。當時我被譴責為是一個空想家，一個超級工業人[7]。這是當時托洛茨基主義者被公然稱之的。
「古德曼:請問那本書的名字叫做什麼?」
托洛茨基:《俄國何去何從，面向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
「古德曼:我非常肯定就是英文版的《俄國何去何從，面向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吧?
「托洛茨基:事情的進展顯示出我對於計劃經濟可能性的激賞過於保留了——可以說是不夠果決。這是我在1922-1925之間所做的鬥爭，也為了五年計劃而鬥爭。這一切從1923開始，當時左翼反對派為了使用五年計劃的必要性而鬥爭。
「古德曼:而當時斯大林稱你為'超級工業人'嗎?」
「托洛茨基:是的。」
「古德曼:他當時反對國家的快速工業化。」
「托洛茨基:請容我提到在1927，我時任在Dnieprostroy的發電廠委員會主席，我堅持中央委員會會議中對於建立這座發電廠的必要性。斯大林則回應，這個回應爾後還被出版:「對我們來說，建立Dnieprostroy發電廠和一位農民買了一台留聲機而不是一頭牛是同樣的意思。 」[8]
這就是斯大林在1927年「宏觀看法」的程度!當時斯大林主義者對於反對派的指控不是「悲觀主義」，而是「超級工業人」!有什麼能斷定斯大林之後所實施的是要比托洛茨基「高明」的計劃?
1925-27年間，左翼反對派展開對斯大林布哈林派系領導層在經濟面懦弱表現的鬥爭。斯大林主義者在1926年初提出一個經濟成長率年年下滑的「計劃」。被統治集團冠以「超級工業人」的托洛茨基形容這是做為一個「工業破滅」的計劃的可悲借口（當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稍後這個計劃經過修正後則是前五年都以9%成長。托洛茨基則是為了18%到20%的成長率而鬥爭。他指出在資本主義下的成長率最少也有6%。統治集團對左翼反對派不顧一屑徑自執行他們優柔寡斷的計劃。反而是由斯大林布哈林派系宏觀看法制定的可悲9%成長率，在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就完全體現了左翼反對派的觀點，曝露出斯大林與其走狗經濟成長的乏善可陳。因此，接下來幾年他們陷入「四年內達成五年計劃」的災難般的冒險行徑。就算托洛茨基已經警告過了，這是個讓一切都失去平衡的瘋狂觀點。由於官僚御旨，領導層把成長率修定為30到35%。這個時期在工業上的挫敗，實際上是斯大林主義者冒險主義的結果，卻全都怪罪到「破壞性實驗」的不幸受害者頭上，而斯大林主義者追尋「一國社會主義」以及「四年的五年計劃」的這場鬧劇造成了對經濟上的大權獨攬，還有說不完的蘇維埃工人的苦難。
要回應蒙迪約翰斯通所有對於托洛茨基面對五年計劃態度的誤導與真真假假，讓我們再看看托洛茨基本人對杜威委員會說了什麼:
「托洛茨基:我對於蘇聯經濟發展的態度能看成如下所說的:我保衛蘇維埃經濟以對抗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改良主義的種批判，並且批判領導層的官僚形式。這些推論都十分的簡單明了。它們都是以蘇維埃本身為基礎的。那些官僚催眠我們有一定的自由。絕對看得出來所有以蘇維埃媒體本身為基礎的所有危險。
「古德曼:能否請你給我們一個蘇聯工業化成功的總的來說的看法?」
「托洛茨基:這些成功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論何時我都肯定這點。這些成功是因為財產私有制的廢除以及計劃經濟在本質上的可能性。但我無法確實的說明，不過我會不只一次的說這些都只能一個蘇維埃民主的政權之下。」
「古德曼:所以盡管是官僚的控制與手段下，還是有所進步嗎?」
「托洛茨基:那些都是由於生產力社會化本質中的可能性。」[9]
為了要佐證更多托洛茨基的「悲觀主義」，約翰斯通從托洛茨基的《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引用:
「勞動生產率和整個社會制度的生產率在市場上是通過價格的相互關系予以衡量的。就這個意義來說，蘇維埃經濟所面臨的最巨大，最直接的威脅看來並不是軍事干涉，而是更廉價的資本主義商品的干涉。」[10]
這些話寫在1928年，當時在新經濟政策下本主義市場的勢力又再次建立起來。富農跟著布哈林的「發財吧!」的口號，而左翼反對派警告並對抗的真正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沒有前後驗證就對托洛茨基的文字做出評論的約翰斯通寫道:
「對於對外貿易的壟斷，也就是斯大林和黨內多數正確地強調這是將蘇聯保護於如此經濟破壞的辦法，對托洛茨基來說變成了「證明我們的（對新經濟主義的）依賴具有嚴重而危險的性質。 」（《我思》，P. 267）
蒙迪·約翰斯通的記憶如同魚類般的短暫，這也方便了他的論據。同為「斯大林和黨內多數」（也就是布哈林），不是在五年前就主張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而實際是在1922年十月十二日的中央委員會通過了廢除壟斷的決議。俄文版本的列寧全集包括了所有列寧呼吁托洛茨基要組建一個他的團隊，來為維持國家壟斷做鬥爭的一系列信件。因此列寧在1922年十二月十三日寫給托洛茨基:
「不管怎樣，懇請您在即將召開的全會上出面維護我們的共同觀點，即保留和加強對外貿易壟斷是絕對必要的。 」[11]
托洛茨對「外國廉價商品」會對蘇維埃力量構成威脅的立場代表了什麼?1917年發生無產階級革命，卻不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所預期的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而是落後、半封建的農民經濟體。革命發生並不是因為俄國「萬事俱備，只欠建立社會主義」，而是俄國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系統的基礎上，對於它眼前的任何歷史任務，卻一個都無法解決的絕對無能。俄國被推往無產階級革命，不是因為她最先進，而是因為她在歐洲列強中敬陪末座。如列寧形容的，資本主義在它最脆弱的環結斷開。
俄國工人在十月革命的勝利是俄國社會轉型開始的條件。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任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執行。這才是1905年托洛茨基奠定的不斷革命論的根本意義。工業國有化、國家計劃、對外貿易壟斷意味著，俄國工人因此把俄國從古老落後的泥沼給拖了出來對蘇聯來說，五年計劃的歷史性成功是十月革命充分的理由。如同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托洛茨基寫道:
「社會主義已經證明有權取得勝利，不是在資本論的書頁上，而是在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工業舞台上;不是用辯證法的語言，而是用鋼，水泥和電力的語言。 」[12]
然而蘇聯歷史命運的問題，不能由五年計劃成功的列表所排解。早期的列寧把重要問題說得十分出彩: 「誰會勝出?」蘇聯不是一座荒漠孤島，而是世界政治經濟系統的一部份，沒有一個國家的命運能從這個整體中孤立起來。盡管蘇聯工業有著巨大的成功，仍然必須要與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力量對峙。
盡管擁有超越蘇聯的不可計量的優勢，資本主義系統已經在世界範圍內顯現出一切衰竭的征像。布爾什維克最初在俄國就跟群眾的文化落後、技術勞動力的缺稀，一句話，和低下的勞動生產率在做鬥爭。這個因素不是絕對程度上的生產量，是經濟成功的正確規劃與社會進步。在這一決定性的領域內，過個五十年，蘇聯仍舊是遠遠落於美國。
蘇聯官方的統計數據指出蘇聯的工業人均生產量只有美國的一半出頭。有著龐大的勞動階級，和兩倍計的技術與工人員，俄國的實際工業產量只有美國的65%。重工業的生產指數最為戲劇性。蘇聯的鋼鐵生產由1928年的430萬噸開始上升，到了1968年的1億零700萬噸，只比美國少了1千8百萬噸（不包括2千4百萬由美國進口來的）。但一方面，美國的鋼鐵人均生產量卻高過蘇聯。又一方面，人類生活與文化平穩的發展不能只靠經濟面的鋼鐵生產總量，而是靠消費者的發展與給予人民大眾高品質的科技商品才能准確的反映出來。在此一影響了工人生活水平的範疇，蘇聯仍是落在資本主義國家後頭。
莫斯科成群結隊的投機者、地痞、黑市商人，為了把西方國家的商品與貨幣用以賺取比蘇維埃工人更好的利潤而周旋在外國游客之間，就清楚表明了即使在今天都沒能消失的「廉價外國商品」的威脅。用來打擊投機行為而導入的嚴刑峻法，對於不是由「資本主義的幸存」或是人性質的扭曲，而是由蘇聯與世界經濟客觀關系所擠壓出的社會危機，可說是毫無用武之地。傲慢的官僚「理論」也無力解決它。
正如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型態》中所解釋的: 「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 '」長期的短缺，加上昂貴卻品質惡劣的消費用品（不只是汽車和科技產品，還有衣物和食物），都是蘇維埃勞動階級生活中的根本事實。這不是指說沒有奢侈品。官僚的特殊階層、工廠經理人、軍隊官員等等的，占有著蘇維埃工人作夢也沒有想到的豐富物品:昂貴的華服、名貴的汽車、鄉間別墅、奢侈的公寓，等等的。當莫斯科的工人家庭和其它城市蘇維埃處於長期擁擠的生活條件下，許多上層階級除了城市住所外，還擁有不只一棟的渡假小屋。官僚的奢華生活風格是對蘇維埃人民大眾的不停的羞辱。而在二戰後，蘇維埃工農在恐怖苛刻的生活條件下受苦時，來訪的英國元帥蒙哥瑪利卻從他的蘇維埃「袍澤」官員手中收受了一件要價5000英鎊，滿是勛章與鑽石的蘇聯元帥毛皮大衣!
在列寧與托洛茨基時期， 「最高黨務薪資」意指一名黨員的薪資不能於一名普通工人，就算他的技能職銜合乎更高的薪資。一個工人國家能夠成立的條件之一，就如同列寧在《國家與革命》內所奠定的，即任何官職的薪資都不能比一名技術工人還高。十月革命早期的一條法令限制了工人與專業人員薪資的差異上不能為四倍以上，而列寧明白地將其敘述為系統性遞減的「資本主義薪資差異」。這項法令一直執行到1931年，被斯大林正式廢除。
《被背叛的革命》
約翰斯通在他文章中第32頁到33頁寫道:
「至今，托洛茨基關於建立'一國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這種教條性的陳詞濫調，仍然讓他低估了俄國的社會主義式系統是多麼的扎實和強韌，盡管收到了斯大林屠殺的傷害。在戰爭情況下，如果沒有西方革命的介入，托洛茨基聲稱「蘇聯的社會基礎壹定要垮台，不僅戰敗時如此，戰勝時也是如此。
完全脫離了蘇聯社會的現實，他寫道'蘇維埃官僚已經為資產階級復辟做了深入的准備，'而且'在將來的階段上，他們就必然會在財產關系上找支柱以支持自身的。'這也意味著'他們變成一個新的占有階級了。'」
托洛茨基真的是這樣說的嗎?我們就從約翰斯通力圖從《被背叛的革命》中揀選「最平衡」的小小引用的完整段落來看看。托洛茨基寫道:
「官僚已經以一種自覺的政治力量的資格背叛了革命。但是一個勝利的革命，幸而不僅是一個綱領和一面旗幟，也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社會關系的體系。僅僅背叛革命是不夠的。還得推翻革命才行。十月革命已經被統治層所背叛了，但是還沒有被他們推翻。十月革命有一種偉大的抵抗力，符合於已造就的財產關系，無產階級活的力量，最優秀的份子的自覺，世界資本主義之走到死路，以及世界革命之不可避免。」[13]
約翰斯通顯然對於這些托洛茨基的文字一點也不省心，在這裡裡頭看不出任何對十月革命中基礎社會成就的彈性的低估，或者任何對於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宿命論。不過我們再讀下去吧。從我們所還原《被背叛的革命》的段落的下個小節（ 「蘇聯的性質尚未為歷史所決定」）更容易說明蒙迪約翰斯通是如何「平衡」的引用。接續上述的論證，托洛茨基寫道:
「為了更明白的了解現在蘇聯的性質，且讓我們對它的前途作兩種不同的假定。我們首先假定蘇聯的官僚制度，被一個革命政黨所推翻，這政黨具有資深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一切特性，而且增加了近期的世界經驗。這樣一個政黨，首先就要恢復工會中和蘇維埃中的民主制。它能夠而且一定要恢復蘇維埃各黨各派的自由。它要與群眾一起並且領導群眾，對國家機關舉行一次無情的清洗。它要廢除各種等級和勛章，廢除一切種類的特權，並且要限制勞動支付上的不平等，使它只限於經濟上和國家機關上絕對必要的程度。它要讓青年們有充分機會獨立思想，有充分機會學習，批評和成長。它要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上舉行重大的改革，要使這種分配符合於工農大眾的利益和願望。但是關於財產關系，新的政權便用不著采用革命方法了。它要保持並且發展計劃經濟實驗。在這種政治革命以後即在打倒官僚統治，無產階級自然要在經濟上實行許多重要的改良，但這並不是另一次社會革命。
現在來說第二個假定：假使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打倒了蘇聯的統治層，那它就會在現在的官僚，行政長官，技術專家，經理，黨部書記以及一般特權的上層當中，找到大批現成僕人。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也還需要把國家機關清除一下。但是資產階級的復辟，較之革命政黨所要清除的人，大概要少得多。這時新政權的主要任務，便是在生產資料上恢復私有財產。首先它要創造許多條件，使強有力的私人農場主從微弱的集體農場中發展出來，並且使強健的集體農場轉變為資產階級型的生產合作社──即轉變為農業的股份公司。在工業方面，取消國有會從輕工業以及生產食物的企業開始。計劃的原則在過渡的時期，要變為國家政權與個別「公司」之間的許多妥協辦法，而這些公司就是這些工業的潛在的所有主由國有工業的首長，流亡外國的以前的業以及外國的資本家組成。可是新的政制在財產形式和工業經營方法上所做的，將不是改良，而是社會革命。
現在讓我們來做第三種假定：即不是一個革命的政黨也不是一個反革命的政黨，將來取得政權官僚們仍繼續統治著國家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關系也不會凝固不動的。我們絕不能希望官僚會為社會主義的平等而和平的和自願的犧牲自己。既然現時官僚可以不顧那些太顯明的不便之處而實行等級和勛章制度，那麼在將來的階段上，他們就必然會在財產關系上找支柱以支持自身的。有人也許會說，大官僚一點也不注意目前的財產形式是什麼，只要它能保證他得到必需的收入就行了。這種論斷，不僅忽視了官僚自身的權利現在尚不穩定，而且忽視了他們的兒孫的問題。新起的家庭崇拜，不是從雲端降下來的。特權若不能傳給自己的兒孫，那只有一半價值。而遺產權又是與財產權不可分離的。所以僅僅做一個托拉斯的經理還是不夠的，必須做一。股票持有者才行如果官僚在這緊要的方面得到了勝利，那就是表示他們變成一個新的占有階級了。反之，如果無產階級戰勝了官僚，那就保證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復興。因此，這個第三種假定，又使他們回轉到前二種假定來。為了簡單明了起見，我們起初只提出這二種假定。 」[14]
約翰斯通的「馬克思主義」的手法就是這樣應用的。他提出托洛茨基某些論證的觀點，並把這些觀點斷章取義，就如同從《被背叛的革命》所拿出的此一部份假設（還只是三選一），並且有一堆不包括約翰斯通本身「客觀地」談論托洛茨基觀點時所受限的預設立場與解釋。
「托洛茨基預視到了在俄國資本主義復辟的必然。 」這是蒙迪約翰斯通「平衡」論證的關鍵。但是任何讀者看過上述《被背叛的革命》的段落都不會做出這樣的結論。相反的，托洛茨基一再地重申的是面對政治革命（反官僚）相對來說是簡單的任務，任何黨內官僚重新導入資本主義產權關系的意圖，都會遭到蘇維埃工人的頑強抵抗，而只能以血腥鬥爭與內戰取勝。
和資本主義在蘇聯行將到來的復辟的預測相去甚遠，《被背叛的革命》解釋道，官僚由於它自身權力與特權，而被迫要保護國家的財產關系。對於某些人形容官僚為統治階級而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托洛茨基解釋道:
「蘇維埃官僚已經剝奪了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利，其目的是要用它自己的方法去保障社會的勝利品。但是它既在一個主要生產資料為國家所有的國家裡把政治權力都奪在它自己手中，這事實就創造了官僚與全國財富之間一種新的，前所未聞的關系。生產資料屬於國家。但國家可以說是「屬於」官僚。假使這些尚屬全新的關系固定下來，假使這已變成規範並且合法化了，那麼不管有沒有工人的抗拒，長久下去，它總是要把無產階級革命所獲得的一切社會勝利品完全消滅的。可是現在來說這種事，至少也嫌太早。無產階級還沒有說出他的最後一句話。官僚也還沒有為他們的統治造成特殊財產形態的社會支柱。他們被迫保障國有財產，看作他們的權力與收入之來源。他們的活動，在這方面說來，仍然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武器。」[15]
看到這些文字，蒙迪·約翰斯通怎麼還能控訴托洛茨基是在宣稱資本主義復辟會在蘇聯發生?如果不是因為他讀過這本著作後對於所做出的分析沒有影響，那只能是他根本對於他所讀過的是無法理解的。這是進一步的可能性，不過我們不應當妨礙讀者們的注意。這也足夠指出，如果英國共產黨共青團的成員希望了解在托洛茨基筆下是如何看待俄國的，那他們應當求教於托洛茨基本身的著作，而不是全憑他們的「理論家們」的公正性。然而，約翰斯通文章中則插入這樣的說法：托洛茨基預期了在戰後蘇聯的失敗與資本主義反革命的勝利!。（參見《我思》，P. 33）
「然而我們能希望未來大戰時蘇聯不致於失敗嗎?對於這個坦率的問題，我們也要坦率地回答：?如果戰爭始終限於戰爭，則蘇聯之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在技術，經濟和軍事方面，帝國主義是無比強大的多。若不是受了西方革命的麻痹，帝國主義一定會鏟除那產自十月革命的制度。 」[16]
托洛茨基接著以如下的文字給出了對於國際間階級平衡的明確分析:
「戰爭的危險和蘇聯的失敗是實在的，但革命也是實在的。革命若是不能先爆發來阻止戰爭，那麼戰爭就將幫助革命的爆發。第二次分娩一般總比第一次容易些。大戰發生後，不需兩年半便會出現第一個暴動。而且，革命一經開始，這回就不會半路而廢。長遠來說，蘇聯的命運不是由總參謀部裡的地圖來決定，而是由階級鬥爭的地圖來決定。惟有歐洲無產階級堅決地反對其資產階級以及與資產階級同一陣營的「和平朋友」，才能保衛蘇聯，免遭毀滅，免遭「同盟國」的暗算。若是無產階級在好些國家得到勝利，即使蘇聯戰敗了，那也不過是短時期的事。反之，若是帝國主義仍舊操縱了蘇聯以外的世界，則蘇聯無論如何戰勝，都不能拯救十月革命的遺產。 」[17]
二戰結束後，蘇聯所面臨的情況是如何?在1945年，俄國因2700萬人死亡的巨大損失而受苦。俄國鋼鐵的產量為八百萬噸，比不上美國的一億兩千萬噸與英國的兩千五百萬噸。另外英美帝國主義強權的武力還是維持著水平——歐洲的戰事很大一部份是由於蘇聯與納粹德國之間荷馬史詩般的鬥爭才得以解決。美國帝國主義手握原子彈自重，而俄國還沒有。
所有英美帝國主義的詭計都建立這樣的情況上。他們的政策就是同時耗弱德國帝國主義和蘇聯，保留實力以扼殺成功擊敗希特勒的蘇聯。而為何這個計劃流產了?1945年是什麼力量阻止了英美的帝國主義?如同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解釋的，紅軍是保衛十月革命成就最有力的因素;但是面臨到勢力平衡中如此一面倒的不利，紅軍再如何的英雄氣魄也無能為力。
蘇聯之所以能獲救是靠「同盟國」軍隊的革命情緒以及當時歐洲的革命性運動。希特勒失敗後，任何要對蘇聯展開攻擊的意圖都會引發所有英美帝國主義軍隊內部士兵的反叛。托洛茨基已經設想到會如此，而這也被事件的發展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對於俄國工人而言，二戰悲劇已經付出了的可怕代價，是斯大林與官僚在戰前時期所追尋罪惡性質政策的結果。這不只是因為斯大林為了削弱德國與西班牙工人士氣的國際性的機關算盡，並且導致了法西斯主義在這些國家的勝利。大清洗審判造成蘇維埃武裝勢力和經濟上的分崩離析，蘇聯國防力量的破壞激化了納粹的攻勢，並且在造成在戰爭初期，當百萬蘇聯軍隊面對納粹不戰而降時一系列恐怖的打擊。這無關軍事劣勢的問題，而純粹是由於大清洗而導致的紅軍領導層的真空狀態，以及那些歇斯底裡地譴責托洛茨基「悲觀主義」的斯大林與官僚的短視近利，讓蘇聯陷入面對法西斯攻勢時卻毫無防備的狀態。
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政權
蒙迪·約翰斯通關於斯大林主義的起因還談得不夠。他無處不放置有關於「違反社會主義法治」的奇怪說詞。盡管有著關於「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批判與自我批判的分析」所有浮誇的說詞，但是在通篇文章裡頭卻沒有半點分析的成份。約翰斯通在托洛茨基的短語裡鑽漏洞，無視文本，並且從不同著作中把各種訊息人為的拼湊起來。因此他一方面叫罵托洛茨基是對中央計劃上癮的「大官僚」;在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托洛茨基對於社會主義計劃的態度分屬成「失敗主義」!
列寧反對斯大林主義官僚的基礎是什麼?列寧害怕這個階層會讓革命窒息，並且准備復辟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復辟沒有發生，約翰斯通急欲點出的托洛茨基的關聯性，而原來托洛茨基也預視到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不過就如列寧所解釋的，歷史知道社會轉變的所有形態;不只是只有社會革命與反革命，還有政治上的革命與反革命。
對蒙迪·約翰斯通文章的讀者來說，在整個歷史時期可以透過一個人的專政就把（扭曲的） 「社會主義」傳達出來，似乎是另人費解的。實際上，在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中，就有許多在相似過程中的案例。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聲稱本身是受克倫維爾的維護。法國大革命經歷許多時期，最後還是屈服在拿破侖的政治反革命下。法國的反動代表的不是封建主義的復辟，而是一個雖然是棲息於由革命建立的新形態資產關系的反革命政權，波拿巴主義。
當然，在任何意義上，如果理解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或者托洛茨基的文字，還能假設把社會主義和這一類專政撮合起來，那就是極其荒謬的。但是俄國所有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無產階級專政;再者，這一專政是發生在某些特殊歷史條件下的;在一孤立無援的落後國家，被各種外來的巨大階級勢力所牽制。想像在這些條件下，無產階級專政是經歷不了一系列內部的轉型的，而是必須一直維持在原始性質的形態才是能夠想像的——與馬克思主義完全相反的——從社會所發生的過程中竊取革命才是可能的。無產階級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無法隨便就與來自階級社會的各種壓力絕緣的。
試圖要擺脫蘇維埃機構的官僚化威脅，列寧對於在沒有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協助下而能夠解決問題是不抱任何幻想的。在這點上他完全是正確的。就如列寧與托洛茨基所設想的可能，西方革命的失敗沒有導致資產階級反革命。但是那些由俄國被孤立的革命所產生的社會過程，引起了工人國家往集權主義的轉變，在斯大林底下的國家就是波拿巴主義怪物，並且在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把一些最醜陋的惡習去化後依舊繼續下去。國家把自身置於群眾之上，偷取階級的統治職能，毀壞了僅存的工人民主，並經由整個「老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予以物理性質的泯滅來把它的勝利封存起來。
閱讀列寧的著作時，最出色的部份莫過於那種絲毫沒有一點的傲慢，那些斯大林主義用來吹噓的語言。列寧在他關於蘇維埃國家的寫作上一向是誠實、務實、真實的。當時他們有的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而是一個工人國家，而列寧也不諱言的加注是「伴隨著官僚變態的」。不同的是當時的蘇維埃國家正移動到社會主義的方向上。不平等仍然存在，但是自覺地在平等的方向上努力，削弱公務人員特權與權力，讓工人涉及他們生活上的經營，還有國家與工業的管理。那今日又是如何?唯一能分辨出蘇聯是工人國家的只剩下國有化的經濟與計劃;這些是十月革命僅存的成就。這些對它們自己來說是構成了前進的一大步，但它們仍然無法保證往社會主義的成功過渡。
與這些能夠經由計劃經濟來引導至工人們更大的公平與自由的進步相去甚遠，由於工人民主的遏止，上層階層之間最蠻橫的腐敗與特權不受阻礙在滋長中。
就算是沙皇統治下，來自上層的「改良」，也都要出自於對基層發動革命的恐懼而被制定出來。官僚們不會觸及他們特權與權力的基礎。就算是那些最微不足道的施舍，只要讓它們能遲疑一會兒，下一秒就會被收回。
官僚會「消亡」嗎?
「但是，他不了解壹種不確定甚至長期的社會主義經濟和非民主、非社會主義上層建築之間不安且對立性的共存是有可能的。前者遲早（雖然痛苦的，不均的，且不是「自動化的」）會將社會推向上層建築的改革（？），並將其更加吻合於其經濟基礎和逐漸發展（？），受過教育的勞動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意願。」（《我思》，P. 30）
斯大林主義官僚權力的興起是扎根在俄國社會的落後性質，但預設官僚會隨著經濟的前進而輕易地「消亡」，這是一個由自由主義的「漸進主義」心態所形成的粗糙的錯誤。在相對健康的，官僚變態較無關緊要的工人國家情況下的確如此，比如說列寧與托洛茨基時期的俄國。但蒙迪約翰斯通的重點是為了粉飾目前蘇維埃官僚構成一個特權團體，一群新的達官貴人，並且官僚數十年來已成長為慣常的君臨整個社會的事實。這其中包括了政治權力、國家機器、大型媒體、警察與武裝部隊的壟斷。官僚數十年如一日一般的持續展示著，自身能夠對即使是最溫和的反對，也能變得更加殘忍與野蠻的鎮壓。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解釋了國家的上層建築是如何從社會各階級的矛盾中間生長出來的。但是為了要建立起來，國家總是傾向獲得某種程度的獨立性，以及它自身的運動。這就是馬克思與列寧在談及國家權力時所指出的: 「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後所采取的措施，是設計藉由工人所控制的最嚴密的檢查與監督，防止在蘇維埃國家機器中某些勢頭的發展。但自從斯大林主義官僚得逞後（如同約翰斯通被迫承認的），把自身做為一個特殊的特權團體提高至社會整體之上，打擊官僚的問題就轉為一個完全不同的層面了。官僚各種既得的利益，以及它以自身名義行使統治而與工人完全地相異化，也就意味著新的革命性鬥爭就變成必要——一場政治革命——借以掙脫官僚警察統治的枷鎖。
為何官僚會頑強地攀附在權力上?是否在它們心理層面的粉飾有一些奇特的特征?是否都是「個人特質」的問題?不盡然。就像歷史上其他的統治階級、種性與群體，蘇維埃官僚行使國家權力來保護它在社會中的特權地位。比起西方國家資產階級會老實交出權力並且由工人階級奪得，官僚不會有任何自身自願「消亡」的跡像。
蒙迪·約翰斯批判托洛茨基對於1936年斯大林憲法的批判是「吹毛求疵卻又考慮不周的」，此一憲法取消了蘇維埃系統的選舉制度，並以接近資產階級民主的另一憲法（表面上的）取代: 「如他（托洛茨基）對於1936年頒布的憲法錯誤的批評了其民主的條文，而不是這些條文在當時蘇聯的現實情況下得以且固然被斯大林踐踏而喪失了重要性。」（《我思》，P. 32）
約翰斯通是在自打嘴巴。什麼類型的「憲法」是不能實施的?而這一憲法又如何可以被一個人「踐踏」的?這僅僅是斯大林的怪誕思維嗎?又或者是「個人特質」的強大?我們之前已經說過了，我們就再重復一次:一個思想獲得大量支持並變成人類事件中的一股力量時，它必然要表現出某一階級或群體的利益。 「個人崇拜」的「理論」是無法解釋在斯大林下俄國的任何事物的。必須提出疑問:那些斯大林所實施的，對工人民主的壓迫，對工會的鉗制，取消法定的最高薪資措施，軍隊中獎章制度、軍禮、隨從官的重新引進，以上這些措施的獲利，對誰來說有利可圖的?這些利益都反映在列寧所反對而鬥爭的，那些多數官僚的斯大林主義反工人階級政策上——百萬個國家公務人員、黨、軍隊、集體農舍和工會。
「但這些是什麼?」約翰斯通如是宣稱，是由百萬人所構成的一個團體!你口中的官僚是包含了:
「所有黨、共青團、政府、合作社和集體農舍的領導、官員、管理人、技術士、工頭、以及他們的家人，他們來自於工人和農民階級中最進步的部分，在斯大林死是有約兩千兩百萬人。」（《我思》，P. 33）
約翰斯通以一種傲慢的態度草草結束論證，兩千兩百萬人的一個統治團體?有人聽過這類荒謬絕倫的事嗎?約翰斯通沒有解釋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官僚並不是一個同質性的階層，而是由一系列不同階層組成的。托洛茨基不會用斯大林派與勃列日涅夫派去定義地方的黨書記，如同我們也不會獨斷地定義路口轉角的小販就跟富豪洛克菲勒和蓋蒂都是一樣的資產階級。
如果壟斷資本家最頂端的百分之一是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的唯一支柱，那這個系統只消一天就會瓦解。但是資產階級所用的是整個次級與更次級剝削者中間階層的手段來維持統治。東方的斯大林主義官僚也是類似的現像。斯大林集團是由於背後百萬公務人員做為靠山。這也就無法避免斯大林將委任的無數小公務人員（而野心卻不小）在集權陣營中帶往可怕結局。在奧圖曼帝國，乃至於其他專制國家，地方官員都要為整體官僚的罪行而做為代罪羔羊。
在大清洗中，斯大林在十月革命與新的無產階級波拿巴政權之間以鮮血劃分界線。對於十月革命的思想，還有工人民主的精神與社會主義者的國際主義感到恐懼，他將整個「老布爾什維克」領導層屠殺殆盡，之後對任何人，包括他那些還留有布爾什維克主義與十月革命傳統連系的支持者們，都予以相同的對待。大清洗就像托洛茨基解釋的，是一場由官僚發動的對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單方面的內戰。蘇維埃國家的「領袖們」與十月革命沒有任何相似之處。赫魯曉夫派、勃列日涅夫派，以及柯西金派，這些三零年代的流氓與走狗世代的所有成員，都是越過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屍骸而爬上權力。
目前蘇維埃波拿巴政權內部的矛盾越發清楚地裸露出來。知識分子之間的反叛運動是即將到來的各種事件前兆。馬克思主義者了解知識分子不會因此成為一個階級，而是社會中各個階級運動與壓力最為敏感的社會階層。因此，1956年的知識分子的運動（波蘭的波茲南事件，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都做為工人階級革命性運動的先導。
格外重要的是其中某些顯眼的蘇聯政權反對者，本身是前官僚體制的成員——如近來由「退伍」將軍所發起的克裡米亞韃靼人事件。官僚在工人階級的壓力下被內部各種矛盾所糾纏而分裂。官僚中與工人階級有所接觸的較低階層——地方公務員、共產黨基層人員、軍警中的低階人員以及小型部門——當頂端的官僚們被架空時，他們會像1956年在匈牙利一樣的與工人並肩而行。匈牙利工人面臨的唯一阻礙是集結在國家保護局AVO（State Protection Authority）——令人發指的政治警察，最後的下場是在受盡他們罪行恐怖的無產階級手中迎來血腥的終結——的流氓無產階級渣滓。
與蒙迪·約翰斯通「漸進主義」的幻想相反，直到俄國與其他變態工人國家的官僚統治被新的政治革命所推翻，蘇聯要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是不可能的。這次的革命不是針對改變現有財產關系的一場社會革命。蘇維埃工人不會要走回資本主義的老路，而是在工業與科學成就的基礎上前進，並走向比列寧與托洛茨基時代更高層次的工人民主，以及走向社會主義。
反官僚革命會是一場奪取國家與工會控制的革命，擺脫特權寄生蟲的掌控，並重新導入一個能夠蔚為楷模與世界工人們鬥爭烽火的健康工人民主，而不是在世界工人們眼中被怪異漫畫的既成事實而導致無數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有害的印像。而且我們對於俄國的說法同樣適合在那些資本主義與地主制度已經被推翻的國家，即:東歐、中國、古巴、北越、朝鮮、敘利亞與緬甸。
什麼樣的社會主義?
「如果我們要對托洛茨基政治主張做出有意義的評量，我們必須避免隨意抽出歷史脈絡的定義和無用的文字游戲。」（《我思》，P. 28）
如果這就是我們看待托洛茨基政治主張的有意義的評量，那我們最好再看看別的。蒙迪·約翰斯通在整篇文章中沒有一處解釋托洛茨基真正寫出的斯大林主義與蘇聯的關系。他自我設限的把引用的片段孤立起來，這麼設計並非要讓讀者更了解托洛茨基的主張，僅僅是要讓托洛茨基看起來愚昧無知。運用這個模式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身上也是「非常管用」的方式——資產階級教授也經常如此!約翰斯通不能或不想了解的都是同樣的現像，這個現像會在不同條件下會有不同的表現。因此對於俄國資本主義復辟可能性的問題，除非西方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列寧與托洛茨基都將其視為必然。事實上在1927-31年間這是有可能的。但在托洛茨基最後的著作《斯大林評傳》裡，已經得出結論，斯大林主義政權因為一些原因有可能以現有的形式持續數十年。
就以「任意妄為」而言，讀者們注意到，比起陷入如此無原則的討論，約翰斯通同志並非快速否認這樣的思維。社會主義是指: 「一個沒有階級、商品、貨幣與國家」嗎?又或者，是「各種生產手段轉為整個社會的一般財產」?約翰斯通的最後結論是「大範圍的合作社生產」— —然後一副勝利者姿勢的總結「社會主義」已然建立，不只是在蘇聯，在另外十三個國家也是如此。
這個時候，我們也就不必跟約翰斯通的「定義」瞎攪和了。毫無疑問「大範圍合作社生產」的成份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質。但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全部嗎?約翰斯本人都不敢貿然回答。他在第30頁寫道:
「在三零年代達成的社會主義經濟當然僅是社會主義的骨架，並需要幾十多年的和平發展才能夠完全克服俄國落後的遺毒並呈現了壹個完全發展，繁榮的，融洽的，以及有文化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們的重點）
在約翰斯通看來，一切事物在斯大林的俄國自然是不夠好的。但它們直到現在是社會主義的唯一的「頂梁柱」...好的，約翰斯通同志，我們來談談這個當下吧!在你看來蘇維埃社會是「一個發展完全、繁華、和諧並文明的社會」。挺不賴的，但那些有關貪腐的報導呢?蘇維埃的領袖聲稱他們正在「建立共產主義」——人類社會最高最文明的形式——而他們還對於經濟罪行還是需要死刑。兩年前《晨星報》報導了以莫斯科地區的輕工業巨子因為侵占而被射殺。蘇聯內部的腐敗也是「穩定發展」。薪資嚴重的不平等有怎麼說呢?有500個百萬富翁他們的確非常「繁華」。而俄國與捷克的官僚們又能夠「和諧」到哪去?又或者這個字眼是意指社會中所有反對事件的情況都被無情的殲滅了?以「文明」的標准來說——他們以履行蘇維埃憲法為罪行，把作家們抓到「矯正」的勞改營裡。
1935年，斯大林吹噓蘇聯的社會主義建立「已然完成」。當時死刑還適用於十二歲的孩子!事實上，每幾年蘇維埃官僚的官方說法都是「社會主義」即將「完成」 ;社會主義一天到晚在「完成」已經變成蘇維埃工人茶余飯後的笑話，官僚們在斯大林死後開了一個更糟的玩笑:不再是建立「社會主義」，而是「共產主義」——在二十年內!
當然，當我們越靠近這二十年的期限，在俄國的共產黨媒體上就越少看到」共產主義的成就」!因此約翰斯通在30頁又寫下:
「斯大林和赫魯曉夫時期聲稱能夠在可見的未來過渡到共產主義，如今普遍被視為（！）是充滿巨大誇張的。」
確實如此，約翰斯通同志。但你在第22屆黨大會時，在共產黨讀者文摘是怎麼描寫這一「充滿巨大誇張的」的?當時你忙著要兜售這些話語給你的成員們。現在這些話似乎又要有所變動了——卻不對基層黨員做出任何解釋!這個轉變簡直是「稀疏平常」——這一公式似乎就是這些羞愧「理論家們」的遮羞布，昨天他們還贊揚赫魯曉夫，前天則歌誦斯大林，並且准備像有錢人家的公子哥兒換新衣一樣地把整套思想和原則換掉。
任何會思考的共產黨黨員都首先浮現的第一個問題是:如果社會主義已經在蘇聯建立，如果資產階級已經被清掃完畢而克服了階級鬥爭，那為什麼他們還不允許工人民主的權利?如果我們認為現在在俄國以及任何工人國家沒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那又為什麼要嚴禁任何形式的工人政黨表達他們的反對觀點?如果社會主義主真的已經建立，蘇聯實在沒有什麼好怕的。就算允許資產階級政黨參政，也不必假設他們會從事恐怖與破壞活動。你大可允許前剝削者們在報紙刊登滿版的呼吁重返有錢人老板、哥薩克騎警、大眾文盲的「舊時好光景」。他們都會被工人們投以異樣眼光，就像G·K·卻斯特頓呼吁重返「歡樂英格蘭」的封建制度而被英國資產階級「公眾」視為怪裡怪氣的人物一般。
我們把問題換個方向:如果社會主義（不只是國有化計劃經濟，並且是「因應人類需求調整的有計劃並合宜的商品生產」）真的在俄國建立了，那麼外在與內部的反動都會被癱瘓。一幅真正「發展完全、繁華、和諧並文明的蘇維埃社會」的畫面，會在西方國家的工人心中鍛煉出深刻的影響。面向社會主義轉型的衝動是無可抵擋的。但現實生活是如何面對約翰斯通同志的「美麗公式」?蘇維埃現實生活能鼓舞西方國家工人往社會主義移動相去甚遠，是無法與資產階級相抗衡的，並且資產階級還能指著俄國、東歐與中國的集權主義惡瘤來嚇阻他們本國的工人。 「想要共產主義?」他們貓哭耗子的說「看呀!那就是'共產主義'!柏林圍牆就是共產主義!1956年的匈牙利就是共產主義!勞改營就是共產主義! 「共產黨」的辯護士們只能用「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標簽來竭力掩飾集權主義的惡心外貌。他們不會成功將俄國官僚洗白——只會讓工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主要思想失去信心。
蒙迪·約翰斯在處理一國社會主義建立與否的問題上，不是用馬克思主義，而是用詭辯的方式與糟糕的邏輯。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問題不是以邏輯的定義，而是以歷史的辯證性訂定。約翰斯通從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引用了「定義」，卻沒有解釋這本著作中所記載的，一個工人國家能夠往社會主義移動的過程的分析。在《國家與革命》中，列寧給工人國家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成立奠定以下的條件:
1.全體人民自由而公平的選舉權，包含即撤換任何官員的權利。
2.官員薪資不得高於技術工人。
3.廢除軍隊和警察，以武裝民兵替代。
4.所有管理任務要漸漸讓所有人都能完成——每個廚都應該要能當一名總理—— 「當每個人都是官僚的時候，也就沒人能成為官僚。 」
這些列寧奠定的條件不是要給「社會主義」的，也不是要給「共產主義」的，而是要給工人國家最初階段的——由資本主義往社會主義轉型的階段。列寧不曾玩弄過什麼「社會主義」的定義。工人國家的條件不是列寧發明的。這些條件是由工人階級的歷史經驗總結所構成的。這些條件是萃取了1870-72年巴黎公社經驗的精華，並且以馬克思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為基礎，並由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做出精湛的分析。
唯有靠工人主動、有覺悟的參與來運作社會、工業與國家，向社會主義的轉型才能完成。這一切不能和和氣氣的放手給「共產黨」的官人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與托洛茨基的所有觀點都以此一事實為基礎。為了對抗無政府主義者思想上的混亂，馬克思論證工人們需要一個國家來攻克剝削階級們的反抗。但，一方面馬克思的論述被改良主義者與斯大林主義者為了自己的詭辯而扭曲，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集權主義鬧劇已經據稱在蘇聯建立了。但如列寧所強調的是，無產階級需要的國家只能是「即組織得能立刻開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國家」，或以馬克思的話來說，是一個「半國家。 」
在列寧與托洛茨基時期，蘇維埃國家是為了促使工人進入管理與控制的任務，以確保削弱官僚習氣與國家權力的「社會職能」而不斷的進步所建立的。為了阻止特權團體的形成，而對薪資與官員權力與特權執行嚴厲的限制。由於普通的落後性質以及熟練工人的缺乏，而訂定薪資差距不得超過四倍。1919年，一個人民委員會委員（等同於一個內閣部長）只能領取與工人相同的薪資。資產階級的專業人士可以領取多一些——但一個黨員同時身為專業人士同樣也只能領取工人的薪資。
斯大林於1931年將最高法定薪資限制給廢除了。今日俄國工人的平均月均薪資是八十到九十盧布（約二十五英磅，如果在官方通膨時，最高為四十英磅）。但部長級人物的月均薪資卻是五千盧布（一千二百五十英鎊至二千英鎊）且不算可觀的「油水」可撈，如未核定的開支，人的療養院、劇院、別墅、酒吧，等等的。當托洛茨基締結紅軍時，紅軍同時是以同樣的國家工人民主觀點為基礎;舊沙皇時期的軍服、等級、獎勛等等的階級區別的傳統都被廢除了;沒有任何特權官員團體;紅軍官員的組成自由，在「等級」上也是平等的。在斯大林時期，所有的「廢物」全都再次引進了；所有的軍官職務都重現其拜占庭式的華貴:等級、獎章制度、軍禮以及私人侍從官——所有舊團體與等級崇拜、阿諛奉承，在三零年代全都復活了。今日在俄國與東歐，軍事服役代表的是兩年的微薄薪資的辛苦勞動，同時將軍與元帥是所有等級的主宰。如在保加利亞，工人的月均薪資約一百列弗，士兵一百五十列弗，基層官員則是兩百列弗起跳。而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軍隊會以一種更快的方式揭示所有社會矛盾。
當然，不會有馬克思主義者假設社能夠不經過中間階段，就立刻從資本主義躍進到社會主義，尤其又是在一個落後國家。但如同列寧所解釋的，過渡時期的本質是，當人民大多數投入到社會運作的計劃工作時，國家權力的逐漸削弱。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會問到，不只是關於現有的社會本身，還有社會本身移動的方向。在列寧與托洛茨基時期，蘇聯正由無產階級專政往社會主義的方向移動。在斯大林、赫魯曉夫以及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是一個極度變型的工人國家——保留了生產方式國有化與計劃經濟，卻是由一個集權者控制，一黨專制的國家，這個國家不是往社會主義方向移動，相反的，是往一個寄生物統治集團的更多財富、特權與權力的方向移動。
蒙迪·約翰斯通食之無味的「社會主義」已經在蘇聯建立的保證，已經構成對所有馬克思與列寧的思想的巨大毀謗。他一面是所有現今統治集團的承諾，另一面則是異議，盡管這一切由於1956年對匈牙利工人的血腥鎮壓，特權、貪腐的持續存在，俄國內部的抵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的文字獄，對托洛茨基以及「老布爾什維克」著作的持續抵制，對於如烏克蘭人與克裡米亞韃靼人的威脅， 「官方」歷史的明顯偽造，反猶太主義等等的族繁不及備載，而已經失去價值。蘇聯官僚的統治已經使「社會主義」一詞臭名遠播。蒙迪約翰斯通，這一切都是斯大林主義與國際間共產黨領袖的重大罪行。
各個共產黨的民族主義墮落傾向
「雖然我們必須研究托洛茨基的著作來汲取許多正面及負面的教訓，馬克思主義尚未對於斯大林主義做出的根本批判，是不會以托洛茨基的提論為出發點的。然而就連他不時做出的犀利見解，仍然是源於根本上是錯誤的社會學模式，這也阻止了他得以了解蘇聯社會的發展常規，或掌握了（固然是全新，前所未見的）斯大林主義現像及其復雜性和多面性。這也造就了歷史對他做出的上述主要預測的刻薄否定。」（《我思》，P. 33）
我們已經評論過以非歷史的方式，約翰斯通對托洛茨基「預測」的「處理」。非常遺憾地，他並沒有談論某些斯大林的，或者過去數十年來西方國家共產黨領袖所做的「預測」。他沒能敢引用這些言論。他也不必以訴諸扭曲使這些言論表現完全離開現實的渠道!
我們希望能展示出，至少是以概論來說，托洛茨基是如何給出斯大林主義「誠然是新的且沒有前例」現像，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我們仍然在探求那些勃列日涅夫式的與柯西金式的，杜特式的與克盧格曼式的，那些「精湛、深奧、多面向的分析」。歷史會公平處理這些言論——因為這些言論從未發生過!
那歷史對托洛茨基那些最重要的預測是如何「苛責」的?在1928年托洛茨基的《列寧之後的第三國際》中，他寫道，如果第三國際接受了「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必然要導致第三國際朝著民族主義墮落：
「革命的愛國主義只能是有階級性的愛國主義。它開始的時候是一種對黨組織和工會的忠誠，到無產階級奪得政權時就發展為忠於國家的愛國主義。只要政權掌握在工人手中，愛國主義就是一種革命義務。但是這種愛國主義必須是革命國際主義的不可分離的一部份。馬克思主義一向教導工人，即使是他們為爭取提高薪資和縮短工時而進行的鬥爭，如果不是作為一種國際鬥爭的話，也是無法取得勝利的。可是現在突然出現了這樣一種看法，認為僅僅依靠民族的力量就可能達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這是對共產國際的致命打擊。
根本的階級目標甚至比局部的目的更無法用民族的手段或者在一個民族界限以內實現。這種不可動搖的信念正是革命國際主義的核心。然而，如果可以通過一國無產階級在民族界限以內實現最終目的，那就摧毀了國際主義賴以成立的根據。已經奪權的無產階級對工人國家的愛國主義和國外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失敗主義立場之間，本來有 著緊密的內在聯系，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卻在思想上摧毀了這種聯系。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尚在取得政權的途中，他們用什麼方式方法向這個目標邁進，完全決定於他們把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當作一個國家的任務，還是當作國際性任務。
如果有任何可能在一個國家實現社會主義，那麼人們不僅在奪取政權以後，而且在奪權以前就可以相信這個理論。如果在落後的俄國的民族範圍以內可以實現社會主義，那麼就更有理由相信先進的德國可以實現社會主義。到明天，德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就會著手鼓吹這個理論。綱領草案使他們有權利這樣做。再隔一天，法共也會起而效之。這將是共產國際沿著社會愛國主義的路線分崩離析的開端。」[18]
托洛茨基提前幾十年在這些文字中精湛地預示了第三國際的瓦解，以及各個「共產黨」的民族主義墮落。在將第三國際犬儒式的當成蘇聯的邊境守衛後，斯大林於1943年，做為對他對帝國主義同盟的示好，輕蔑視地將第三國際解散。在當時，在戰爭的衝擊下，意大利、希腊、中國、東歐、英國，百萬工人向革命方向移動，而第三國際被邀請到歷史的垃圾堆中去了。
確實，由於某些理由，斯大林主義從二戰展現暫時性的強勢。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更進一步的破產;在二戰結束時資本主義無力再干涉對抗俄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工人階級的革命性運動以及「同盟國」軍隊的情緒，麻痹了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對於在東歐與中國干預上的無力，加上在這些地區資本主義的腐敗，導致推翻了資本主義與地主制度，根據蒙迪·約翰斯通的說法，這些是對於托洛茨基錯誤質疑了斯大林主義反革命性質，所無法反駁的演示。他沒有提到法國的情況，在法國，共產黨藉由黨員在二戰中英勇地對抗而獲得群眾支持，得以進入戴高樂的聯合政府;或者是意大利，當時北方的一些城市在工人的掌握時，斯大林指示共產黨要支援「前法西斯份子」佩特羅·巴多格裡奧;在希腊，二十萬人由共產黨領導的強大游擊隊被告知要放下武器並「等候選舉」，而Grieva的右翼暴徒則在街上射殺共產主義者。 ;或者是英國，在這裡共產黨主張與丘吉爾一起組成一個「民族陣線」政府！
中國與東歐的地主制度與資本主義的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國有化計劃經濟，對世界範圍內的帝國主義而言是一記重拳。特別是1949年中國紅軍的勝利，是繼俄國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後，二十世紀第二大的偉大事跡。由於這場革命，數百萬中國農民大眾第一次站上歷史的舞台。
這些發展在當時的英國馬克思主義者間頗受歡迎，這些人不曾懷疑這些落後國家能開啟克服半封建時期所留下的問題的歷史任務。但我們也完全了解，在中國與東歐所發生的這類「革命」當中所隱含的矛盾。我們了解這些革命是由斯大林主義者領導階層以波拿巴主義風氣所執行的。將紅軍做為攻城炮，俄國官僚打碎虛弱、拔去利牙的資產階級，並在這些區域安置他們自身的衍生物。在階級間追求平衡，他們以莫斯科的形像創立了國家。工人蘇維埃的統治，被斯大林主義俄國模版的「國家」變型的一黨專政國家的所有可怕的畸形所取代。東歐與中國的「革命」是從俄國革命的終結——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的畸形政權——所開始的。
自二戰後，我們以一種驚人的方式見證了托洛茨基對「一國社會主義」分析的真實性。與蒙迪約翰斯通所指出的團結地、和諧地的社會主義集團不同，首先我們看到的惡心至極，在戰後俄國官僚對東歐的壓迫與掠奪，接著是沿著民族主義分裂的斯大林主義者的「集團」，由南斯拉夫的崩潰的開始，並以俄國與中國「社會主義」的軍隊在邊境衝突中以坦克、戰機、槍炮的互相殘殺做為終結。
十月革命以它社會主義者國際主義的號角贏得了進步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注意。布爾什維克以「沒有兼並與賠款的和平」做為呼吁，包括德國在內，在所有交戰國中厭戰的工人心中演奏出反響的旋律。由於德軍基層大量的不滿，而能在階級路線進行宣傳與團結，在稍後的協約國武裝干涉中也起到同樣作用。
二戰期間俄國官僚在它的宣傳中使用了最無恥的沙文主義偏見。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主張不同，官僚們以輕薄的偽裝宣揚「唯一的好德國人是死德國人」的思想。而這種反德國因子仍然布滿在斯大林主義者的宣傳中。俄國官僚的政策是:讓德國工人為希特勒的罪行付出代價。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們罪惡的行動讓希特勒的勝利變成可能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斯大林與德國共產黨所造成的。在戰後一千萬名德國人被強制驅離出東歐，其中有兩百萬人在過境時因為野蠻的條件而遇難。
在戰後的幾年間，俄國官僚掠奪東歐，而東德付出了一百六十億美元的賠款，而羅馬尼亞與匈牙利分別是五億七千萬以及四億。不只是對「敵人」，連東歐國家都被系統性的被掠奪了由俄國提供的工業鐵路等等的。因此，這些在戰後斯大林沙文主義者的罪行，造成在西德被驅逐的人民之間，反動運動的崛起，並且讓「共產主義」在戰前「歐洲的大紅旗」的德國工人階級間臭名遠播。
戰前東歐最為人所詬病的是它的民族隔離問題。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展現了他們無法和平與理性地處理從民族與語言的復雜拼湊織物中所提出的問題。這些民族隔離問題已經是東歐的災難，是延續了區域的落後性質與人民的貧困與苦難，以及對少數民族血腥鎮壓的最大因素。如果斯大林主義者還保有一絲絲布爾什維克國際主義的傳統，他們會以一個合理的經濟計劃，並聯結蘇聯廣大資源與潛力，來提出東歐社會主義聯邦的口號。
東歐的「巴爾干化」是俄國斯大林主義者在戰後有意培植的，並必然要上升為現有的情況。如托洛茨基所預判的，每一個民族官僚集團都會看照「所擁有的」邊境!當時就算是在西方國家，資產階級都面臨了在民族市場與現代經濟勢必要求之間的狹隘限制的矛盾。當然，就算是在生產方式私有制的基礎上，對於此一民族矛盾也是無法解決。
此一民族「社會主義」的結果是可怕的。現在的南斯拉夫有三十萬人失業，在他們「社會主義」的祖國則有將近四十萬人因為找不到工作而被迫到西方國家工作。隔壁的「社會主義」保加利亞呢?他們用著同樣的語言，由於半技術性的機具缺乏而有百分之四十五到五十的企業工作[19]。捷克斯洛伐克與東德同樣拜主要是蘇丹德蘭德人的驅逐，與大規模從另人討厭的烏布利希斯大林政權的出走所賜的勞工短缺而受害。
然而「一國社會主義」最罪行重大的表現莫過於中蘇交惡。蒙迪約翰斯通指出1949年中國紅軍的勝利是「一國社會主義」與革命性社會主義者國際主義並非毫不相容的「證明」。盡管中國斯大林主義者在他們的蘇維埃「同志」的「兄弟般」的建言下還是奪權了。斯大林更贊成瓜分中國，或者是與蔣介石組織聯合政府!
看看蒙迪·約翰斯通對中蘇爭議的分析是十分有趣的，而這一分析打從他文章的一開始就沒有提到!這該做何解釋呢，約翰斯通同志?還是那句話是另一個「悲慘的錯誤」嗎?還是這是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結果呢?如果斯大林的「個人特質」能將整個俄國以恐怖控制，相必毛澤東也是以他的強勢來控制七億的中國人民!事實上，蒙迪約翰斯通與斯大林主義的「理論家」都不曾解釋過中蘇交惡。如果我們接受俄國與中國同為「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沒有任何解釋。
中蘇交惡（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在毛澤東的軍隊奪取政權前，就已經以托洛茨基的各種預期為基礎而預料到了[20]）在理論與意識形態的問題上是無能為力的。這是兩個敵對民族官僚之間利益衝突的結果。就像是在艾爾·卡彭的芝加哥的兩派黑幫火拼，俄國與中國的官僚互相都還沒准備好要和任何人分享他們的權力與財富，並妒嫉地守護「他們的領土」來對抗「兄弟般的同志」的入侵。
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中蘇爭議是一場奇怪的事變，在兩個正統健康的工人國家之間是絕不會發生的。這不只是對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造成數不清的傷害，而且是站在對中蘇兩國工農利益的對立面。
任何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在很久之前就應該會提出如下的初步要求:一個俄國與中國的社會主義聯邦。俄國官僚試圖要在亞洲讓蘇維埃遍地開花，礦產豐富的亞洲能夠讓整個蘇維埃人民的生活方向轉變。而主要的阻礙是勞工的短缺;蘇維埃工人不願離開莫斯科與列寧格勒而到中亞去。另一方面，中國的廣大人民為它的歷史任務提供潛力無窮的勞動力。當中國人跨越一條隨意且毫無意義的，切斷了所有自然單位的「邊境」時，他們仍然被紅軍單位所強制驅逐。同一時間，俄國官僚還為了開放西伯利亞而忙著與日本的財閥磋商。
他們犬儒式的叫喊著「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但不管俄國或中國的官僚都不提出真正國際主義的綱領，來聯結中俄兩個經濟巨人的人民利益。我們反而見證了邊境衝突的場景，俄國與中國軍人罪惡的謀殺案，而俄國與中國斯大林主義者更加罪過與險惡的宣傳，已經不只是沙文主義的程度，而甚至是種族主義的語調。
這就是蒙迪·約翰斯通的「十三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真相，是十三個集權主義國家，由十三個用機關槍與火箭炮的兄弟語言來互相對話的民族主義官僚統治!
不過托洛茨基的預期還適用於另一個問題上。托洛茨基在《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指出「一國社會主義理論」顯現民族主義墮落的危險，不只是在奪取政權後，同時在奪取政權前也是。今日的前第三國際黨派的立場是什麼?不論何處，取得政權與否，那些所謂的「共產黨」都顯露出所有民族主義取向退步的醜惡性質。
數十年來，國際間共產黨的「領導階層」都以一種真正卑賤的方式向俄國斯大林主義官僚的命令叩首跪拜。他們的政策依斯大林的最新的謀算而由一系列矛盾曲折所組成;一會兒譴責社會民主黨的工人是「工賊」與「原法西斯份子」;一會兒又高喊與所謂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政黨同進退;一會兒又面對希特勒以和平為由反對德國戰爭;一會兒在1941年以「民族利益」為由扮演最糟的罷工破壞者。
蒙迪·約翰斯通以操弄各種引用的手段試著「證明」托洛茨基對蘇聯的各種分析是相互矛盾的。但他的朋友們卻在政治上有著一系列翻船的表現，如波利特、杜特、葛爾蘭、坎貝爾等等都榜上有名。如此的謀算與馬克思主義與其方法沒有任何相似之處——這些不過只是證明了各個共產黨領袖完全無原則性的手段。
斯大林主義的神主牌在過去二十年造成了一系列毀滅性的打擊:南斯拉夫解體、波蘭的事件與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以及最糟的中蘇交惡，都弱化了俄國官僚在國際運動的大權在握。但「進步的」或「左翼」的共產黨領袖選擇如何詮釋「莫斯科路線」?回到列寧去嗎?這可差遠了。
各地的共產黨領袖挾著情況的優勢獨攬每個民族官僚的權力來各自占地為王。 「英國社會主義道路」、波蘭社會主義道路」——這些都是共產黨領導層民族心態，狹隘的聲明，並且決定在「自己的」國家守護守護自己的領導地位， 「遠離紅塵，不問世事」。
某些國外共產黨對捷克斯洛伐克所采取的態度就是證明。對1956年俄國官僚行動造成的災難結果，他們「袖手旁觀」。葛爾蘭派、杜特派、約翰斯通派，對於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沒有任何分析或解釋。 「是黨的領導層與入侵還沒切割完全嗎?你所要控訴又是什麼?」沒錯，同志們，但馬克思主義者該關心的不只是虛偽的舉措（右翼的工人領袖同樣也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做出「切割」!），還有對事件的解釋。
勃列日涅夫與同伙決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真正原因，是因為他們害怕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絲絲民主讓步都能影響俄國工人。他們的所作所為不是自信與強勢，而是頭皮發麻的明。而葛爾蘭派與約翰斯通派還是一副這只是部份俄國官僚的「悲慘的錯誤」![21]
與莫斯科對峙的西方國家共產黨領導層的「獨立」立場不過是硬幣的正反兩面。一方面，我們看到葛爾蘭派與羅歇派不斷努力去迎合「他們的」民族資產階級「輿論」。新斯大林主義者的「新面貌」比舊斯大林主義者的還要醜陋。這是社會民主黨領袖們的虛弱改良主義鬧劇。因此，每日工人報變成了晨星報，共產黨領袖們的聲明都強調他們的黨是非革命性的、尊重資產階級的，其深刻的愛國主義正要在英國來個「偉大」回歸。很顯現的，共產黨領袖們想證明他們能把民族曲調唱得比保守黨或右翼工人領袖還要嘹亮。每個大型共產黨都表現出英國國旗的性質;畢竟，這才是「我們的」旗幟啊...!
重要的是，那些相同共產黨的，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做出批評的「理論家」，在年五月風暴期間與結束後，卻同樣聲援法國共產黨與法國工會總同盟所扮演的可恥作用。
注釋
[1]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此段中文翻譯摘自林建華/孫國華，「列寧、史達林與'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https://read01.com/65QDDG.html，作者的重點。譯者注：由於現有的斯大林全集是被修改過的版本。格蘭特和伍茲在接寫來的段落有提及了這本書後來的修正。譯者也找到了這篇對於歷代史達林全集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格蘭特和伍茲所引用的段落來自於那本書的第一版（文中也正好翻譯了這段，完全與作者們所引用的段落吻合）。
[2]托洛茨基，《總結與前瞻》，「俄國的工人政府和社會主義」，蔡漢敖譯，陳泰編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index.htm
[3]列寧，中文版全集，第12卷，第141頁，「革命的階段，方向和前途」（PDF），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d-works/12.pdf
[4]列寧，中文版全集，第11卷，第65頁，《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PDF），https: //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d-works/11.pdf
[5]本書譯者自譯
[6]列寧，中文版全集，第35卷，《皮季裡姆·索羅金的寶貴自供》（ PDF），P. 187-188，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d-works/35.pdf
[7]譯者注：「超級工業人」是斯大林/布哈林派指責托洛茨基工業化政策，認為其不切實際所產生的罵名。
[8]《關於莫斯科公審對托洛茨基指控的聽證會》（The Case of Leon Trotsky: Report of Hearings on the Charges Made Against Him in the Moscow Trials，又名「杜威委員會聽證報告」），1937年4月於墨西哥召開，英文逐字稿：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7/dewey/session07.htm
[9]同上
[10]托洛茨基，《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評共產國際綱領草案」，吳繼淦、李潞譯，陳泰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01-1.htm
[11]列寧，中文版全集，第52卷，P. 548（PDF），https: //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d-works/52.pdf
[12]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一章，何偉舊譯，向青、林廣廈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1.htm
[13]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9.htm，作者的重點
[14]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9.htm
[15]同上，作者的重點
[16]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8.htm，作者的重點
[17]同上
[18]托洛茨基，《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評共產國際綱領草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01-1.htm
[19]參見《經濟學人》雜志，1968年1月20日
[20]參見泰德·格蘭特，「論中國革命」 ，楊進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ed-grant/mia-chinese-ted-grant-1949.htm
[21]對捷克與法國事件的分析，請參見《SPARK》期刊, Winter 1968-69。也可參見Czechoslovakia: An Open Letter to a CP Militant （London） and Czechoslovakia （1968） by V. Karalasingham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lom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