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十月革命後的民族問題
「民主運動的個別要求，包括民族自決在內，並不是什麼絕對的東西，而是世界整個民主主義（現在是整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小部分。在個別的具體情況下，部分可能和總體相矛盾，那時就必須拋棄這一部分。某一國家的共和國運動可能只是其他國家教權派或財閥君主派進行陰謀的工具，那時我們就不應當支持這個具體的運動，但是，如果根據這點就從國際社會民主黨人綱領中拋棄共和國的口號，那就可笑了。」（《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
這句話表明，自決權只是一種相對的權利。工人階級是否應該支持自決權的要求要看每個個案的具體情況。這是一個具體問題，不可能采取對所有情況都適用的一般立場 。列寧當然從未采取過這樣的立場。必須研究每一個具體的情況，非常仔細地區分什麼是反動的，什麼是進步的。否則，你最終會陷入混亂。而列寧的立場在1917年的實踐中被證明是正確的。在俄國，民族問題不是由資產階級解決的，而是由社會主義革命解決的。這是所有誹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人拒絕承認的事實。從所有真正希望了解馬克思主義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的人的角度來看，這是至關重要的。
正如列寧所預言的那樣，波蘭人只是由於俄國的革命而獲得獨立，十月革命為波蘭的分裂創造了條件。波蘭社會黨右翼被推上了政府首腦的位置，在那裡他們急於把權力交給波蘭資產階級。波蘭資產階級在英法的慫恿下於1920年對俄宣戰。布爾什維克不僅抵御了波蘭資產階級的反動而且把戰爭帶到了波蘭。這是不是剝奪了波蘭的自決權？列寧在1916年7月寫的《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一文中預先回答了這個問題：
「馬克思當時所處的是沙皇政府在國際政治方面具有壓倒一切的影響的時代，如果這具體形勢又以同種形勢重演，即有幾個民族開始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如1848年在歐洲開始實行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其他民族卻是資產階級反動勢力的主要支柱，那我們還是應當主張同後面這些民族進行革命戰爭，「粉碎」它們，摧毀它們的一切前哨，不管它們那裡已經掀起了什麼小民族的運動。」（《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
這些話充分表達了列寧對自決問題的真實態度。民族問題（包括自決問題）始終服從於無產階級和世界革命的總體利益。無產階級必須支持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鬥爭，只要後者是針對帝國主義和沙皇主義的。在這個意義上，國族運動可以像農民一樣成為無產階級的盟友。但是，當這種國族運動是針對革命的，當小國被當作帝國主義和反動的棋子時（歷史上經常發生的情況），那麼工人運動的態度就必須是徹底的敵對，甚至對這種運動發動戰爭。這一點從列寧的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布爾什維克關於民族問題的方案旨在團結沙皇俄國各民族的工人和農民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沙皇主義。俄國工人一旦奪取政權，就向被壓迫的民族提供了自決權，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人民決定留在一起，自願參加蘇維埃聯邦。的確，波蘭和芬蘭分離了，並且都建立了反動獨裁政權敵視蘇維埃政權。烏克蘭落入德國的控制之下。布爾什維克沒有對芬蘭和波蘭進行干預，並不是因為他們有自決權，而是因為他們太弱小了，不能這樣做 。後來，他們確實對波蘭、烏克蘭和喬治亞進行了干預。
十月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政府不止一次被迫向反動的民族主義運動發動戰爭，例如亞美尼亞的「革命聯盟」（Dashnaks）和烏克蘭的「拉達議會」（Rada）﹐這只是外國帝國主義對蘇維埃共和國進行干涉的幌子 。1920年，列寧贊成對波蘭發動革命戰爭。托洛茨基反對這場戰爭，不是出於原則，當然也不是出於波蘭自決的理由（波蘭反動的皮爾蘇斯基政權只是充當法國和英國帝國主義的傀儡，而法國和英國帝國主義鼓勵它對蘇俄采取侵略姿態），而只是出於實際的原因。
當芬蘭民族主義資產階級由於自身的反動原因在十月革命後脫離俄國時，布爾什維克沒有試圖進行干預。但這反映了當時蘇維埃國家的軟弱，工人政府在許多戰線上進行著生死鬥爭，托洛茨基不得不從零開始臨時組建紅軍。在芬蘭國內，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白衛軍和工人之間爆發了一場血腥的內戰。如果布爾什維克有紅軍，他們肯定會介入支持芬蘭工人反對反革命的芬蘭民族主義資產階級。恰好，當時在物質上不可能進行干預，但這與「自決權」完全沒有關系，正如列寧一再解釋的那樣，「自決權」只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總戰略的一部分——相對較小的一部分。前者總是從屬於後者，就像部分總是從屬於整體一樣。
1922年，托洛茨基在他的《社會民主主義與干涉戰爭》（有時也稱為《紅白之間》）一書中寫道：
「當今社會的經濟發展具有強烈的中心主義特征。資本主義已經為世界範圍內的規整經濟奠定了初步基礎。帝國主義只不過是掠奪性的資本主義表達了在世界經濟管理中發揮主導作用的欲望。一切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都發現，在國民經濟的狹小範圍內沒有足夠的余地，都在尋求更廣闊的市場。 他們的目的是壟斷世界經濟.
「我們時代的根本任務是在世界各地區的經濟體系之間建立密切的關系，為了全人類的利益，在最經濟地利用一切力量和資源的基礎上，建立協調的世界生產。這正是社會主義的任務。不言而喻，自決原則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取代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統一傾向。在這方面，自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占據著一般民主所具有的從屬地位。但是，如果沒有過渡，社會主義集中制不能取代帝國主義集中制，必須給被壓迫的民族提供機會，讓他們伸出在資本主義脅迫的枷鎖下變得僵硬的肢體。
「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和方法絕不是機械地消滅民族特點，也不是采取強行合並的辦法。 干涉各民族的語言、教育、文學和文化，當然是與無產階級革命格格不入的。那是關心知識分子的職業利益和工人階級的』民族』利益以外的其他事情。勝利的社會革命將給各民族集團以充分的自由，讓他們自己解決一切民族文化問題，同時把經濟任務歸到一個頭下（為了共同的利益，並征得工人的同意），而這些經濟任務需要以深思熟慮的方式處理，並與自然、歷史和技術條件相適應，而決不是以民族團體的方式處理。在協調國家和經濟需求方面，蘇聯代表著最具適應性和靈活性的國家形式。
「第二國際的政客們和資產階級外交大臣的導師們齊聲嘲笑我們承認民族自決的權利，我們小心翼翼地向大眾解釋其有限的歷史意義，我們從不把它置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之上。」
列寧與大俄羅斯民族主義
列寧了解並熱愛俄羅斯的民族傳統、歷史、文學和文化。作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國際主義者，他卻也深深扎根於俄羅斯的生活和文化中。然而，列寧從不向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作出絲毫讓步，他一生都在與大俄羅斯沙文主義進行殘酷的鬥爭。當然，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並不意味著古老的偏見和思想習慣的立即消失，也不意味著傳統的消失，用馬克思的話說，傳統「像阿爾卑斯山一樣」壓在人的意識上。僅僅靠推翻剝削者的統治和生產資料國有化，並不能在一夜之間改變人們的思想。社會仍然背負著舊秩序的傷痕和畸形，不僅在它的背上，而且在它的思想上。
男女之間、原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之間真正的人際關系的建立只能在一個時期內發生變化，而這個時期的長短，將由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工作日的長短和群眾的文化水平來決定。這正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意義所在。就俄國而言，革命發現自己被孤立在最可怕的落後條件下，蘇維埃政權面臨的問題是巨大的。這直接關系到民族問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夕，列寧寫道：
「無產階級民主派現在就應當考慮到大俄羅斯農民的民族主義（不是對它讓步，而是要同它作鬥爭），而且將來也許還要在很長一個時期內考慮到這一點。 」（《論民族自決權》，我們的重點）
「這種實際情況就使俄國無產階級負有雙重的，或者更確切些說，負有兩方面的任務：一方面要反對一切民族主義，首先是反對大俄羅斯民族主義；不僅要一般地承認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認建立國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認民族自決權，民族分離權；另一方面，正是為了同一切民族中的各種民族主義勝利地進行鬥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組織的統一，使它們不顧資產階級的民族隔絕的傾向而極緊密地融合為一個國際整體。
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決權，各民族工人融合起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教導給工人的民族問題綱領，全世界經驗和俄國經驗教導給工人的民族問題綱領。」 （同上）
列寧在處理蘇維埃國家的民族問題時總是非常敏感。布爾什維克履行了他們對前沙皇帝國被壓迫民族的所有義務。最初，俄羅斯的名字從所有的官方文件中消失了。布爾什維克剛剛提到了「工人國家」。後來又有了建立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動議 。雖然列寧顯然贊成十月革命後立即成立的自願聯邦，但他極力避免給非俄羅斯民族留下布爾什維克只是想用一個新的名字重建舊的沙皇帝國的印像。他敦促人們要謹慎和耐心。然而，因為是喬治亞人而被任命為民族委員的斯大林卻有不同的想法。一個公認的事實是，在一個壓迫性的多數民族的政府中擔任領導職務的小國成員往往會成為最壞的大國沙文主義者。因此，拿破侖，盡管是科西嘉人，卻成為法國中央集權主義最狂熱的支持者。
斯大林，官僚主義的產物，盡管俄語說得很差還帶著濃重的喬治亞口音，但他也成為了一個同樣狂熱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1921年，斯大林不顧列寧的反對，組織了對喬治亞的入侵，喬治亞（理論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在既成事實的情況下，列寧不得不接受這一立場。但他強烈建議在與喬治亞人打交道時要謹慎和敏感以避免任何俄羅斯欺凌的跡像 。當時的喬治亞是一個以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為主的國家，由孟什維克統治。列寧贊成采取和解政策以期贏得喬治亞人的信任。他非常重視維護各民族之間的兄弟關系，堅持任何聯盟或聯邦的自願性。斯大林則相反，他希望不惜一切代價推動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與外高加索聯邦、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和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的聯合。當斯大林的建議草案提交給中央委員會時，列寧對其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並提出了與斯大林草案原則上不同的替代方案。列寧典型地強調了平等的因素和聯邦的自願性，他寫道： 「我們承認自己同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以及其他共和國是平等的，將同他們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聯盟，新的聯邦... 」（《關於成立蘇維埃共和國聯盟》）
與此同時，在黨的領導層的背後，斯大林在他的爪牙奧爾忠尼啟則（Sergo Ordzhonikidze，和他本人一樣是俄國化的喬治亞人）和捷爾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波蘭人）的幫助下，在喬治亞發動了相當於政變的行動。他們不顧列寧的具體建議清除了喬治亞孟什維克，當喬治亞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提出抗議時，他們被無情地推到一邊。斯大林和奧爾忠尼啟則踐踏了一切批評。換句話說，他們執行的政策恰恰與列寧為喬治亞倡導的政策相反。他們欺負喬治亞布爾什維克，甚至不惜使用暴力，如奧爾忠尼啟則動手打了一名喬治亞布爾什維克——這是聞所未聞的行為。當因病失去行動能力的列寧終於發現後，他大驚失色，並口述了一系列信件給他的秘書們，用最嚴厲的措辭譴責斯大林的行為，並要求對奧爾忠尼啟則進行最嚴厲的懲罰。
在1922年12月24-5日口述的一篇文章中，列寧稱斯大林為「一個真正的國家社會主義者」 ，是一個粗俗的「偉大的俄國惡棍」。（見伯蘭諾夫：《列寧的遺囑》，p. 46）他寫道：
「我還擔心，去高加索調查這些『社會民族主義分子』『罪行』案件的捷爾任斯基同志，在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現了他的真正俄羅斯人的情緒（大家知道，俄羅斯化的異族人在表現真正俄羅斯人的情緒方面總是做得過火），他的整個委員會是否不偏不倚，這在奧爾忠尼啟則『動手打人』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說明。」（《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
列寧把這一事件的責任牢牢地放在斯大林的肩上：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歡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對有名的『社會民族主義』的憤恨，在這件事情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憤恨通常在政治上總是起極壞的作用。」（同上）
列寧把斯大林在喬治亞的行為與蘇聯國家機器在可怕的落後條件下的官僚墮落問題直接聯系起來。他特別譴責斯大林不顧有關人民的意見，以」統一國家機器「的需要為借口，急於推行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做法。列寧堅決反對這種論調，並解釋說這是來自官僚制的腐朽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表現，而這種官僚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從沙皇主義那裡繼承下來的：
「據說需要統一機關。但是，這種主張來自何處呢？還不是來自俄羅斯機關本身，而這種機關，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記裡已經指出的，是我們從沙皇制度那裡接收過來的，不過稍微塗了一點蘇維埃色彩罷了。
毫無疑問，應當等到我們能夠說，我們可以保證有真正是自己的機關的時候，再采取這種措施。現在我們應當老實說，正好相反，我們稱為自己機關的那個機關，實際上是和我們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資產階級和沙皇制度的大雜燴，在沒有其他國家幫助，又忙於軍「務」和同飢荒鬥爭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內把它改造過來。
在這種條件下，很自然，我們用來替自己辯護的「退出聯盟的自由」只是一紙空文，它不能夠保護俄國境內的異族人，使他們不受典型的俄羅斯官僚這樣的真正俄羅斯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實質上是惡棍和暴徒的侵害。毫無疑問，在蘇維埃的和蘇維埃化了的工人中，會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沒在這個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垃圾的大海裡，就像蒼蠅沉沒在牛奶裡一樣。」（《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我們的重點）
喬治亞事件發生後，列寧傾其所有，竭力爭取解除斯大林在斯維爾德洛夫死後於1922年擔任的黨總書記職務。然而，列寧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擔心，在當時的情況下，領導層的公開分裂可能會導致黨按照階級界限分裂。因此，他試圖將鬥爭限制在領導層之內，筆記和其他材料也沒有公開。 列寧秘密地給喬治亞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寫信（抄送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全心全意」地承擔起他們反對斯大林的事業。由於他無法親自追究此事，他寫信給托洛茨基，要求他在中央委員會中承擔喬治亞人的辯護工作。
列寧最後一次與斯大林和官僚機構鬥爭的文獻證據被莫斯科壓制了幾十年。列寧的最後著作被俄國和國際上的共產黨員階層所隱瞞。列寧寫給黨代會的最後一封信，不顧遺孀的抗議，沒有在黨代會上宣讀，一直被鎖起來，直到1956年赫魯曉夫等人把它和其他一些內容，包括關於喬治亞和民族問題的信件一起發表。因此，列寧為捍衛布爾什維克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真正政策而進行的鬥爭被遺忘了。
一國社會主義
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水火不容的。但是民族主義是斯大林主義不可分割的孿生兄弟 。斯大林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核心是所謂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觀念是馬克思和列寧永遠不會贊同的。直到1924年，斯大林仍然支持列寧的國際主義立場。同年2月，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中，這樣總結了列寧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觀點。
「可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還不等於保證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即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任務尚待解決。沒有幾個先進國家中無產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決這個任務，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呢？不，不能。為了推翻資產階級，一個國家的努力就夠了，這是我國革命的歷史給我們說明了的。為了獲得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為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單靠一個國家的努力，特別是像俄國這樣一個農民國家的努力就不夠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中無產者的共同努力。」
「總的說來，這就是列寧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特點。」（《論列寧主義基礎》，p, 2462 ）
這些正是「列寧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特點」，這一點直到1924年上半年都沒有任何爭議。自1905年以來，它們在列寧的數百篇演講、文章和文件中一再被重復。然而在1924年底之前，斯大林的書已經被修改了，並把完全相反的東西放在了它的位置上。到了1926年11月，斯大林可以斷言完全相反：「黨始終把在那個國家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作為自己的出發點，而這個任務是可以用一個國家的力量來完成的。」
這幾句話標志著與列寧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政策的徹底決裂。當列寧還在世時，斯大林決不可能這樣表達自己的觀點。最初，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反映了那些從十月革命中得利的新興官僚階層的心情，現在希望結束革命風暴和壓力時期。這是小資產階級反對十月的理論表現。在一國社會主義的旗幟下，斯大林官僚集團對布爾什維克主義進行了一面倒的內戰，最終摧毀了列寧的政黨，建立了一個可怕的極權政權。
建立在布爾什維克黨骨架上的政權最終摧毀了十月革命的一切殘余。但這一點事先並不明顯。俄國革命後，共產國際又在民族問題上維護了正確的立場。但隨著斯大林主義的發展和第三國際的墮落，所有的基本思想都喪失了。大多數外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都盲目地追隨莫斯科的路線。那些試圖保持獨立立場的人被驅逐了。 共產國際從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載體轉變為斯大林外交政策的被動工具。當它不再適合他時，斯大林在1943年輕蔑地解散了它， 甚至沒有召開代表大會。
只有一個人事先解釋了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理論將不可避免地走向何方。早在1928年，列昂-托洛茨基就警告說，如果這一理論被共產國際采納，那麼它將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進程的開始，這個進程的結局只能是世界上每一個共產黨的民族改革主義墮落，無論是執政的還是下台的 。三代人之後，蘇聯和共產國際躺在廢墟中，各共產黨早已放棄了在各地主張真正列寧主義政策的任何借口。
托洛茨基和烏克蘭問題
對托洛茨基和列寧來說，是否應該支持自決的權利的問題是一個具體的問題，答案完全取決於無產階級和世界革命的利益。托洛茨基的方法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他在20世紀30年代對烏克蘭的態度。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對烏克蘭的荒謬行為嚴重破壞了十月革命建立的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團結聯系。
與喬治亞一樣，烏克蘭也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絕大多數是農民。 烏克蘭幅員遼闊，人口數量可與法國媲美，對布爾什維克黨具有戰略重要性。烏克蘭革命的成功對於將革命擴展到波蘭、巴爾干半島以及最重要的德國至關重要。1919年1月，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克裡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表示：
「烏克蘭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戰略中心。創造一個革命的烏克蘭將意味著在巴爾干半島引發革命，給德國無產階級抵抗飢荒和世界帝國主義的可能性。烏克蘭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決定性因素。」（《拉科夫斯基選集》，p. 24）
蘇維埃政權在烏克蘭的建立遇到了一些困難，外國干預在這問題上只是部分的結果。主要的困難是農民占壓倒性優勢，這一點因民族問題而加劇。雖然烏克蘭語與俄語非常接近，兩國人民幾個世紀以來擁有共同的歷史（基輔最初是古代俄羅斯的首都），但烏克蘭人形成了一個獨立的民族，擁有自己的語言、文化和國家認同——這一事實並不總是被大俄羅斯人認識到，他們傳統上將烏克蘭人稱為「小俄羅斯人」。
烏克蘭的民族分裂很大程度上與烏克蘭社會的階級分裂相吻合。80%的人口是講烏克蘭語的農民，而城市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俄羅斯人。因此，布爾什維克在城鎮有強大的基礎，但在農村卻極其薄弱。這個問題的解決關系到烏克蘭革命的命運。布爾什維克的弱點在於他們看起來是一個「俄羅斯和猶太人」政黨。然而，隨著革命在烏克蘭扎根，農民內部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階級分化，這反映在舊的烏克蘭傳統國家組織的分裂中。 最重要的發展是「鬥士派」（Borotbists）的左翼演變，他們實際上相當於烏克蘭的俄羅斯左翼社會革命派。內戰期間 ，鬥士派與布爾什維克聯手對抗白軍（佩特留拉）。盡管在烏克蘭的布爾什維克心存疑慮，列寧還是堅持要求他們與鬥士派統一 。在經歷了許多困難之後，鬥士派最終與共產黨合並，從而使共產黨第一次在烏克蘭農民中獲得了廣泛的群眾基礎。這對烏克蘭革命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的確，此後在烏克蘭黨內出現了許多「民族主義」偏向的問題。但是這些都被列寧和托洛茨基在民族問題上的政策和所特有的耐心和機智所克服。然而﹐斯大林的崛起和蘇維埃國家官僚體制的墮落極大地加劇了烏克蘭民眾的不滿情緒。在1923年的第十二次黨代會上， 拉科夫斯基領導了反對日益嚴重的官僚主義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傾向的鬥爭。拉科夫斯基在代表大會上發表了一篇勇敢的講話，用與列寧本人密切相關的語言明確指出了問題的根源：
「斯大林只是停留在解釋的門檻上。」他宣稱：「還有第二種更重要的解釋，即我們的黨和我們的綱領與我們的國家機器之間的根本差異。這是核心、關鍵的問題。」（同上，p. 33）
他接著說：
「我們的中央當局開始從方便的角度來看待整個國家的行政管理。自然，管理二十個共和國是令人厭煩的，如果把整個共和國統一起來那將是多麼方便。從官僚主義的觀點來看，這將更簡單、更容易、更愉快。」（同上）。
權力集中在享有特權的新官僚貴族手中，這對蘇聯的民族問題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強迫集體化的官僚冒險在整個蘇聯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但沒有什麼地方比烏克蘭更嚴重。斯大林的清洗在烏克蘭比其他地方開始得更早，因為對這一瘋狂行為的抵抗程度迫使烏克蘭廣大農民反對斯大林。這又反映在烏克蘭共產黨隊伍中的反對。1933年至1936年，烏克蘭黨被斯大林斬盡殺絕。僅1933年一年，就有一半以上的地區黨委書記被清洗。被肅清的人中，有很多是斯大林的支持者，比如老布爾什維克、烏克蘭黨的著名領導人斯克裡普尼克（Skrypnik），他在1933年為抗議肅反而自殺。這只是第一次打擊。1938年，在莫斯科大清洗的高峰期，幾乎一半的黨組織書記又被清洗。這是一個警告，只有完全服從莫斯科官僚機構才會被容忍。
托洛茨基在國外流亡期間，對這些事件的關注度越來越高。他注意到大清洗對烏克蘭的打擊比任何其他共和國都大，他得出結論：俄國官僚機構的壓迫性措施將對烏克蘭與蘇聯其他地區的聯系造成不可容忍的壓力。他清楚地看到了烏克蘭反革命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復興的危險，在特定的情況下，這種趨勢會在農民中得到強大的回響。托洛茨基已經警告全世界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的必然性，在這場戰爭中，希特勒將試圖征服蘇聯。在這種情況下，烏克蘭問題對世界的未來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托洛茨基正是在這樣的特定條件下，提出了獨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烏克蘭的口號。他的意圖相當明確：要從烏克蘭資產階級國族主義者的腳下割斷土地，因為這些人力圖在反動的基礎上把烏克蘭從蘇聯分裂出去，這將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把具有巨大農業和工業潛力的烏克蘭交給希特勒。托洛茨基明白，烏克蘭的政治革命將不可避免地把民族問題擺在當務之急。他明白，要阻止烏克蘭脫離一個強制的聯盟，事情已經走得太遠了，這個聯盟現在在群眾心目中與暴力、苦難和國家恥辱聯系在一起。因此，烏克蘭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任務是賦予烏克蘭民族運動一個以社會主義而非資產階級的內容。
烏克蘭革命的成功將對俄羅斯和周邊國家產生巨大影響，尤其是在烏克蘭西部，該國正處於皮爾蘇斯基的波拿巴獨裁統治之下。 在獨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政權的基礎上統一烏克蘭將導致皮爾蘇斯基的垮台和波蘭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這反過來又會鼓勵德國工人階級反對希特勒。因此，和1919年一樣，烏克蘭是「世界革命的關鍵」。如果烏克蘭工人階級上台執政 ，即使這導致了與俄國的分離，以後與俄國建立聯邦的大門也會敞開。然而，事情的發展與托洛茨基的預期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打斷了他的預測。
當1939年斯大林與希特勒簽訂了臭名昭著的條約，並派紅軍占領了包括西烏克蘭在內的波蘭部分地區時，托洛茨基警告說，希特勒將不可避免地違反協議進攻蘇聯。在這種情況下，烏克蘭的民族不滿情緒將對蘇聯構成致命的威脅：「希特勒的政策是：為他的征服建立一個確定的秩序，一個接一個的征服，並由每一個新的征服建立一個新的『友誼』體系。在現階段，希特勒將大烏克蘭作為臨時存款讓給他的朋友斯大林。在下一階段他將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誰是這個烏克蘭的主人，是斯大林還是他希特勒？」（托洛茨基，《1939-40文集》，p. 90）
他警告，俄國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對烏克蘭的民族壓迫將把烏克蘭人推向希特勒的懷抱。正因為如此，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托洛茨基提出了獨立的烏克蘭蘇維埃的口號，作為打擊烏克蘭反動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爭取烏克蘭工人和農民接受蘇維埃政權的手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他寫道：
「烏克蘭一部分輿論的親德傾向現在將同時暴露其反動性質和烏托邦主義，只剩下革命傾向。這場戰爭將加快事態發展的步伐。為了不被措手不及，有必要在烏克蘭問題上及時和明確地采取立場。」 （同上，p. 86）
正如托洛茨基所預言的那樣，在1941年，就在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特工暗殺了一年之後，希特勒入侵了蘇聯。而正如他所擔心的那樣，許多烏克蘭人，尤其是農民，最初對德國抱有一定的希望，至少是甘願讓他們進攻。但這種情況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因為納粹的肮髒的種族主義政策和他們瘋狂的「劣等種族」理論。如果蘇聯被美國軍隊用裝在行李車上的廉價商品入侵， 結果很可能會不同。但希特勒的部隊來的時候不是帶著廉價商品，而是帶著毒氣室。結果，不僅在烏克蘭，而且在整個蘇聯，廣大民眾都奮起反抗納粹侵略者。最後，與納粹合作者的數量相對較少，即使在烏克蘭也是如此。盡管斯大林主義犯下了種種罪行，但人民認為它是罪過較輕的。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托洛茨基把烏克蘭看作是一個特例。他出於特殊的原因，占時性地提出了「獨立的蘇維埃烏克蘭」的口號。他從來沒有為蘇聯的任何其他共和國提出過同樣的口號。而且，這個口號如今也不再適用於烏克蘭。蘇聯解體後，烏克蘭——和其他所有前共和國一起——獲得了獨立。但是在經歷了十年的獨立和資本主義的雙重祝福之後，烏克蘭的群眾現在兩樣都不要了。他們從由此導致的可怕的經濟和文化崩潰中得出了結論。現在有一種強大的、日益增長的贊成返回蘇聯的情緒。當然，烏克蘭人要的是民主權利，包括管理自己事務的自主權，尊重他們正當的民族願望、語言和文化。他們希望得到平等的待遇，而不是淪為二等「小俄羅斯人」。換句話說，他們希望建立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聯邦，以列寧主義原則為基礎。這也是我們的綱領。在這種具體情況下，推進「獨立的蘇維埃烏克蘭」的老口號是荒謬的。它將使我們比普通的烏克蘭人更落後，因為他們明白獨立並不能解決問題。
更愚蠢的是試圖將托洛茨基的舊口號機械地套用到科索沃，就像某個宗派團體試圖做的那樣。他們偶然發現了托洛茨基1930年代著作中的一句話，就像鸚鵡學舌一樣重復這句話，絲毫不明白托洛茨基為什麼提出這個口號，也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列寧和托洛茨基所使用的辯證法，是從「真理總是具體的」這一基本命題出發的。我們已經解釋了托洛茨基在這一特定情況下（也只有在這一特定情況下）試探性地提出特定口號的具體原因。但是，半個多世紀後的科索沃問題，與這一情況完全沒有關系。
我們將在其他地方解釋我們對科索沃問題的態度（我們以前已經多次解釋過）。南斯拉夫的解體與蘇聯的解體一樣，是一種完全反動的發展，我們不能支持。在巴爾干半島，每一個民族運動的背後，總是有某種強大的力量在幕後操縱。對於大國來說，小國只是只棋子，可以被犬儒地隨意利用和拋棄。在這個等式中，決定性因素是偽裝在北約旗幟下的美國帝國主義的行動。科索沃解放軍是一個完全反動的運動，它當時充當了美國帝國主義的地方機構。在這種情況下，正如我們從一開始就不厭其煩地重復的那樣，科索沃戰爭——據稱是在科索沃「自決」的旗幟下進行的——只能以在科索沃建立美國保護國而告終。而這正是已經發生的事情。如果還有人到看不到這一點，我們為他們感到可悲。
我們想知道這與自決有什麼關系？目前的惡行對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事業有什麼幫助？科索沃解放軍是一個主要由黑幫分子組成的組織，它參與了毒品走私、強收保護費和有計劃地謀殺塞族人、吉普賽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活動，它正試圖讓自己掌權，希望以後能獲得獨立。但這是不可能的。一個獨立的科索沃將意味著巴爾干地區的戰爭，不僅涉及南斯拉夫，而且涉及阿爾巴尼亞、馬其頓、希腊、保加利亞和土耳其。為此，美帝國主義是反對的。但俗話說，「傻子衝進天使不敢踏足的地方」。如果這導致了巴爾干半島的全面戰爭，那又有什麼關系呢？宗派的呼聲。 重要的是科索沃獨立了！這樣的瘋狂已經夠糟糕了。但是其他更瘋狂的宗派分子卻又加入了一個新的、最原始的扭曲：「獨立，是的，但它必須是蘇維埃和社會主義的！」
令人遺憾的是，北約的總參謀部無法獲得這些智者的著作，他們無疑不時需要一點輕松的娛樂 。這會讓美國的將軍們笑得無奈。如果沒有美軍在背後支持，科軍過去和現在都不算什麼，它實際上是美軍的一個輔助部門。因此它沒有獨立的意義，只有在美國軍隊的支持下，「英勇的」科軍才重新進入科索沃，只有在美國允許的情況下它才能運作。如果（盡可能）科索沃解放軍越界，這將很快得到處理。現實情況是，帝國主義現在統治著科索沃，而且這種情況將長期存在，因為他們不能輕易撤離科索沃。這就是科索沃的具體現實，這就是美國炸彈帶來的「自決」。期望有什麼不同是十分愚蠢的。然而也有一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支持這一行動，不僅如此，他們還要求這樣做。 其中有一位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理論家」的先生居然給英國外交大臣羅賓-庫克（Robin Cook）寫信，要求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是的，他們都贊成「自決」和「獨立」，甚至贊成「獨立的社會主義科索沃」。但現在，當面對帝國主義在巴爾干地區建立新飛地的具體現實，以及一個曾經被壓迫的民族謀殺和壓迫其他民族的可怕景像時，他們還能說什麼？
民族問題恰恰是那些沒有把事情想清楚到底的人的陷阱。除非你有堅定的階級立場，否則你最終總會以一種壓迫換取另一種壓迫而告終 。科索沃就是這方面的又一個例子。
民族問題與斯大林主義
列寧解釋說，民族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面包問題。國有化的計劃經濟使蘇聯經濟迅速發展 ，標志著蘇聯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改善最大的是高加索和中亞地區最落後的共和國，從1917年到1956年，蘇聯的總體工業生產增長了30多倍。但哈薩克斯坦增長了37倍，吉爾吉斯增長了42倍，亞美尼亞增長了45倍。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國也有類似的增長。然而，盡管取得了這些令人矚目的成就，蘇聯仍然存在著民族壓迫。官僚主義的吹噓是沒有根據的。以下是典型的例子：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種多民族國家，它建立在兄弟般的合作 和相互信任的原則之上。它居住著社會主義國族（？）-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喬治亞人、烏茲別克人和其他人。這些國族是歷史上不曾有過的新型國家（?）。他們是勞動人民的國家，沒有任何形式的壓迫和剝削。他們因道德和政治上的團結以及建設新社會的人民的真誠友誼而聯系在一起。這些國家有一種新的道德和政治構成，它表現在共同的文化中，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在形式上是民族的。共產黨用蘇維埃的愛國主義精神、各民族之間的友誼和尊重其他民族的權利，用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他們。」（《列寧的民族政策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問題》蘇聯進步出版社導言，p. 11）
官僚機構的糖衣炮彈以理想化的方式介紹蘇聯各民族之間的關系，但這些與現實毫無干系。這裡不是詳細討論列寧死後蘇聯民族政策演變的地方，我們請讀者參閱泰德·格蘭特的《俄國——從革命到反革命》一書，書中對蘇聯的民族問題作了較詳細的分析。在此我們只想說：斯大林和官僚機構的畸形沙文主義起到了破壞蘇聯不同民族之間存在的團結的作用，從而為蘇聯的解體鋪路，這對所有民族都是不利的。如果接受斯大林主義的宣傳並認為一切都只是完美的，那就無法解釋蘇聯崩潰的速度。但事實卻截然不同。
在斯大林的統治下，對蘇聯少數民族犯下了最駭人聽聞的罪行。大清洗完成了斯大林在1922年就開始的工作——清算布爾什維克黨的殘余。大約在1937年年中，每一個共和國的共產黨都遭到了全面攻擊。在 1938 年 3 月對布哈林進行的臭名昭著的公開審判中，一些國家黨的領導人被列入其中。這些領導人通常被指控為「資產階級國族主義者」並被處決。在這之後，大規模逮捕和驅逐出境的途徑開放了 ，斯大林大清洗的受害者的確切人數可能永遠不會知道，但他們的人數肯定是數以百萬計。對於烏克蘭人、亞美尼亞人和喬治亞人來說，俄羅斯人民遭受的痛苦並不亞於他們。1945年5月25日，《真理報》轉載了斯大林的一篇講話，總結了斯大林極端的俄羅斯民族主義，他在講話中說，俄羅斯人民是「蘇聯所有民族中最傑出的民族」，是蘇聯的「指導力量」。言下之意，所有其他民族都是二等民族，必須接受莫斯科的「指導」。這種觀念違反了列寧主義關於民族問題政策的文字和精神。
斯大林犯下的最滔天罪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行的大規模驅逐民族的行為。在戰爭期間，至少有七個民族在最不人道的條件下被驅逐到西伯利亞和中亞。這就是克裡米亞韃靼人、伏爾加日耳曼人、卡爾米克人、卡拉查人、巴爾卡人、印古什人以及車臣人的命運。NKVD——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把所有人——男人、女人、孩子、老人和病人、共產黨員和工會會員——都抓了起來，用槍指著他們，命令他們帶著所有能帶的東西上牛車。許多人在運輸途中或抵達時死於寒冷、飢餓或疲憊。在前線作戰的士兵，甚至那些因為英勇而被授予勛章的士兵，也同樣被逮捕和驅逐出境 。這種殘酷專橫的野蠻行為和民族壓迫所造成的苦難遺產一直持續到今天。它表現為蘇聯的解體和車臣的噩夢。
各共和國「共產黨」領導機構的組成情況表明了俄羅斯以外各國人民的俄羅斯化趨勢。 1952年，中亞共和國和波羅的海共和國的所有領導官員中，只有大約一半是當地人。在其他地方，這個比例更低。例如，在摩爾多瓦黨中，只有24.7%是摩爾多瓦人，而據說1948年塔吉克黨的新兵中只有38%是塔吉克人。
斯大林主義最令人厭惡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反猶太主義。布爾什維克黨一直在與反猶太主義作鬥爭。因此﹐猶太人把十月革命視為他們的救星。布爾什維克給予猶太人充分的自由和平等的權利。他們的語言和文化受到鼓勵。他們甚至建立了一個自治的共和國，以便那些想要一個獨立的家園的猶太人能夠得到它。但在斯大林的統治下，所有舊的種族主義污穢都復活了，猶太人再次成為替罪羊。早在20世紀20年代，斯大林就准備用反猶太主義來對付托洛茨基。由於猶太人在舊布爾什維克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他們在大清洗中遭受了過大的傷害。二戰後出現了一場反猶主義運動，只是用反對「猶太復國主義者」或「無根的世界主義者」——這些詞只是「猶太人」的代號等借口來部分掩飾。在臭名昭著的「醫生陰謀」中，一些克裡姆林宮的醫生被指控試圖毒害斯大林，這是公然反猶運動的信號，因為有關的醫生是猶太人。1948年以色列國建立後（最初得到莫斯科的支持），迄今為止被容忍的猶太文化受到了嚴重的壓制。意第緒語出版的所有出版物都被關閉，意第緒語劇院也被關閉。1952年，也就是斯大林去世的前一年，幾乎所有猶太文化界的領袖都被槍斃，大量猶太人被捕。只有斯大林的死，才阻止了新一輪的大清洗。即使在今天，由現任俄共黨魁久加諾夫領導的所謂「共產黨」中，也存在著反猶太主義的因素。這本身就足以說明斯大林主義（和新斯大林主義）與真正的列寧主義之間的鴻溝。
現在，所有的雞終於都歸巢了，蘇聯已經在紛亂的戰爭和衝突中解體 。 列寧喜歡引用「生活本身教會了我們」。而生活本身也給蘇聯人民上了一堂非常殘酷的課。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的失敗已經刻在了官僚機構的鼻子上，而官僚機構現在正忙於把自己改造成一個新的資本主義剝削者階級。沒有人能夠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在現代時代，世界經濟是決定性的因素。「一國社會主義」已被揭露為反動的烏托邦。
目前經濟崩潰、戰爭和種族衝突的噩夢，是莫斯科幾十年極權官僚統治的有毒遺產。然而，資本主義沒有為前蘇聯各共和國提供任何出路。正式的獨立對他們來說沒有解決任何問題。相反地。 把它們與一個共同的生產計劃聯系起來的聯系的中斷，導致了貿易和經濟增長的崩潰，給人民群眾帶來了可怕的後果 。比起現在的苦難，大多數人民無疑更願意選擇以前的情況。蘇聯的重組將是一個進步的步驟——但回到舊的官僚制度將不是一個持久的解決辦法。所有舊的矛盾都會回來，結果將是一場新的危機。所需要的是回到列寧和托洛茨基最初的綱領和思想：建立一個工人（蘇維埃）民主政權，在這個政權中，所有共和國的勞動人民都能在真正平等和博愛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社會主義聯邦，沒有一個民族凌駕於其他民族之上。
盡管如此，社會轉型的前景仍然存在。盡管俄羅斯在過去一段時間經歷了可怕的崩潰，但它已不再是1917年那個落後的文盲農民國家。一旦工人階級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至少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前景就會存在，盡管最後的勝利只能在世界範圍內取得。然而，俄羅斯和獨聯體國家擁有巨大的生產潛力，尤其是擁有龐大的受過教育的勞動力隊伍——這是發展新的信息技術的關鍵因素。資本主義已經表明，它無法挖掘這種潛力。但民主的國有化計劃經濟可以迅速改變整個局面。
在工人階級占社會絕大多數的現代經濟基礎上，實行利用廣大的自然、人力和技術資源的民主社會主義生產計劃，以至於可以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生產出豐碩的資源，所有過去的國家競爭和猜疑都會消失得無足輕重，就像對過去的不好記憶一樣。這條道路將為自由的社會主義聯邦中的人民的自由交流開辟道路，所有這些都意味著人類文化的發展。這樣的未來願景比狹隘且本質上反人類的民族主義烏托邦更具啟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