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今天的民族国家
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古典时期，即大约从1780年到1871年这一段时期内，民族国家的建立在打破地方特殊主义，粉碎封建主义残余，为生产力在全国市场的基础上的发展奠定基础等方面起了比较进步的作用。但在当今时代，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生产力早已超出了单一民族国家的狭窄界限。目前，民族国家已经不再发挥任何进步的作用。它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对生产力的巨大阻碍，这是资产阶级自己含蓄地承认的。欧盟的成立是欧洲资产阶级承认过去的欧洲的小国无法与帝国主义的美国和强大的斯大林主义的苏联这两个巨人竞争。但是欧盟的成立并没有废除欧洲的民族国家。恰恰相反，旧的民族对立仍然存在，实际上德意志帝国主义目前统治着欧洲，法国是一个二流的伙伴。但是民族对立仍然存在，而且在世界经济衰退的基础上，这种对立将进一步加剧。
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喜欢把所谓的全球化描绘这样一幅美好的图景，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充满喜悦地朝着更大的自由和自由化迈进。但事实却截然相反，世界并没有像他们所假装的那样变得全球化。在一个方面，它倾向于分裂成三个对立的帝国主义集团。美国控制加拿大和南美洲。在亚洲，有一个由日本主导的日元集团，相对弱势。以德国为主导的欧盟，也主导着非洲、中东、东欧和加勒比地区的大部分殖民地。这些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对抗现在和历史上的任何时候一样激烈。事实上，在任何其他历史时期，这都意味着这些集团之间的战争。现在似乎已经排除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因为可怕的毁灭手段——核武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出现意味着大国将面临相互毁灭的危险。但是，市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各地的战争。只要提一下为争取势力范围、市场和获得该区域丰富矿产资源的斗争就足够了，这些斗争导致了非洲中部灾难性的大规模战争。这些通常被认为是非洲人部落主义和纯粹的野蛮行为的结果。但实际上，在大多数这些冲突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法国和英国之间利用各自阵营中的傀儡在非洲获得立足点的斗争所产生的影响。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所描述的世界，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今的世界形势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市场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即使是为了最小的市场。这与一个美好的全球化世界的舒适画面截然不同，在这个画面中（全球化），所有的矛盾都得到了解决。而实际上，帝国主义列强正在像狗一样为争夺一块骨头一样地争斗。只要看一眼非洲地图，就可以看到帝国主义的罪行如何残酷地扭曲了数百万人的生活和进化。这里边界是用尺子在地图上画的直线。《经济学人》对实际发生的情况给出了相当准确的描述：“欧洲官僚随意地将大约10,000个不同的部落和国家聚集成几十个几乎是殖民地的国家。”目前在非洲中部发生的战争，部分是这种跨越所有自然地理、语言和部落分界的巨大分裂的遗产。在刚果、卢旺达、布隆迪、塞拉利昂这些国家，恐怖是没有尽头的，甚至带有陷入野蛮主义的危险。《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提到了塞拉利昂的战争：“孩子们杀死了他们的父母，食人团伙在乡下游荡，混乱统治，野蛮盛行，塞拉利昂是最新一个陷入血腥混乱的非洲国家。结果可能是迄今为止最糟糕的。”
帝国主义瓜分非洲是一种可怕的行为。但是现在，一百多年后，一系列的民族国家在非洲建立起来了。要使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各国具有真正的民主、理性和进步的特点，只能在无产阶级最终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地方官员的统治之后才能完成。只有在共同的社会主义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将分裂的非洲团结起来，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和抵抗一切外国统治企图的能力。联合开发非洲大陆的巨大自然财富、其巨大的农业潜力和矿产资源，可以改变各国人民的生活，从而结束部落和种族冲突的恶梦。然而，企图在资本主义基础上重新洗牌，通过战争改变现有的边界，只能产生最具破坏性的结果，甚至直接导致野蛮行为。在千千万万绝望的人们面前坚持认为，通过改变边界就可以解决他们最迫切的问题，这是一种卑鄙的欺骗。
滥用反动性质的自决口号在非洲最为明显。在非洲，自决的口号曾多次被用于反动目的，通过分割矿产资源丰富的省份来削弱某些国家，使得这些省份更容易被外国势力和大型跨国公司所控制。帝国主义者每一次都参与其中。美国和法国帝国主义者为了争夺非洲市场发生了一场巨大的战斗。而且，如同模仿大狼一样，英国这只小贵宾犬也试图涉足塞拉利昂，虽然，可以预见的是，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
尽管台面上又不少所有关于前殖民地国家自由化和民主的漂亮演讲，但现实则是帝国主义正在对前殖民地人民进行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近50年来，低廉的原材料价格一直是西方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本身就表明了民族国家的局限性。事实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形式上的独立，虽然本身是一个进步的发展，但什么也解决不了。殖民地国家在理论上是自家的主人，但实际上完全服从于世界市场，也就是说，服从于帝国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看到了殖民革命的巨大高潮。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被压迫人民最大的运动。这是殖民地人民的巨大觉醒，中国、非洲、中东、印尼、印度、巴基斯坦，这是一个个鼓舞人心的运动，数以百万计的前殖民奴隶起来反抗他们的奴役主，为他们的民族解放而斗争。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支持殖民革命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场革命运动，是对帝国主义的一次打击，是对群众的一次激发，是对阶级斗争的一次推进。然而，50年后，如果以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例，资产阶级解决了什么问题？他们有形式上的独立，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根本不是独立。前殖民地国家通过世界市场机制与世界帝国主义的战车拴在一起。事实上，他们现在比50年前更受奴役。唯一的区别在于，取代军事和官僚统治的是间接统治，即通过贸易条件——即以较少的代价换取更多的劳动力——以及通过负债。
商品价格下跌和债务
亚洲股市的暴跌反映在全球市场上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下跌。仅在1998年，石油价格就从大约每桶20美元下降到每桶不到10美元。这会每一个产油国内造就革命的浪潮。的确，随后几年，由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产油国同意限制生产，石油价格已经回升。但这种影响不可能持久，特别是因为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完全依靠石油获得外汇收入。他们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卡特尔的整个历史表明，迟早有一个国家会开始试图通过销售更多的石油来获得优势，而整个事情就会因此失败。所有的原材料都是如此。
前殖民地国家受到双重剥削。剪刀有两点，宗主国还通过债务压榨殖民地人民，10年前，殖民地世界累积的债务约为8000亿美元，所有这些都已经付清。但是从1990年到1997年，仅仅是偿还债务的利息，殖民地世界就支付了1.8万亿美元。这是原来欠款的两倍多。累积的债务发生了什么变化？1994年为1.4万亿美元，1997年为2.1万亿美元。这笔钱永远不会还清。
在尼日利亚，石油占外汇收入的95% 。1997年，尼日利亚从石油销售中获利120亿美元。到了1998年，这个数字减少到了68亿。这种可怕的下降并没有被随后的石油价格上涨所抵消。石油价格剧烈波动导致的不稳定反映在日益增长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中。在任何情况下，社会中最贫穷的阶层并没有从石油价格上涨中获益，而是在价格下跌时遭受最严重的后果。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尼日利亚曾经是非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现在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这种情况造成了可怕的社会后果，其最严重的表现是不同地区和族裔群体之间日益增长的对立。
如果工人们不能成功夺取政权，按照社会主义路线改造尼日利亚，那么一场噩梦就要来临了。尼日利亚至少有120个少数民族，其中包括三个主要民族ーー北部占主导地位的豪萨族，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传统上统治着该国，并压迫该国南部和东部的约鲁巴人和伊博人这两个主要民族。帝国主义介入比亚法拉战争，企图分裂伊博地区，导致了一场可怕的大屠杀。如果尼日利亚按照民族界限分裂，那将会造就一场让比亚法拉战争变得像儿戏的更可怕屠杀。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宗派主张尼日利亚主要民族的自决要求，甚至主张部落群体的自决要求，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现。
在印尼，民族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立场对印尼马克思主义者和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同样重要。如果印尼的无产阶级不能成功地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指明前进的道路，印尼的分裂将成为现实的可能。考虑到种族和宗教的爆炸性混合，其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可怕。东帝汶的血腥事件是对印尼所有人民的警告。现在，我们看到 Aceh、 Molucca 和其它岛屿出现了种族间的血腥冲突。军队高层中的反动势力、地主、资本家和旧政权的成员，在面临失去权力和特权的情况下，他们将毫不犹豫地使印尼陷入混乱和流血的噩梦，用以分裂和迷惑群众运动。只有巧妙地将承认群岛所有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愿望的方案与联合各种民族和宗教的工人和贫穷农民没收地主和资本家的方案结合起来，才能找到出路。
今天的殖民地革命
殖民地革命之所以呈现出如此畸形的形态，如无产阶级的波拿巴主义这样的畸形现象，一方面是因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延误，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存在这样的党派，就完全有可能按照经典路线进行革命。毕竟，1917年的俄国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帝国主义强权。在一个有1.5亿人口的国家里，只有350万产业工人，如果把阶级、交通、采矿等各个方面都算上，也只有1000万。然而，列宁把自己建立在工人阶级的基础上，并在俄国进行了一场经典革命。
毫无疑问，如果在巴基斯坦或墨西哥等国建立起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场运动就不会偏离正轨，成为游击战和无产阶级的波拿巴主义。欠发达国家的农民战争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附属物，但它不能发挥主导作用。然而，不发达国家的大众不能等到群众政党成立，或者等到英国或法国工人掌权。因此，暴力冲突、起义、甚至游击战争，正如我们在哥伦比亚看到的那样，在当今时代是不可避免的。在没有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下，殖民革命可以采取各种奇特的形式。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者将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任何运动，特别是那些导致消灭地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运动。但是，解决殖民地人民问题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列宁和托洛茨基1917年在俄国实行的苏维埃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没有出路的。工人阶级必须掌握自己的权力。通过将生产资料国有化，在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下，可以立即着手解决社会上最紧迫的问题。
然而，在现代条件下，这是不够的。国际主义政策是一项基本要求。国族主义不能提供前进的道路。例如，如果厄瓜多尔的工人和农民掌权ーー这完全有可能，就像我们在去年1月的宏伟运动中看到的那样ーー美帝国主义不会袖手旁观。华盛顿不想卷入拉丁美洲（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战争，因为担心对国内造成影响。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会竭尽全力破坏革命。它不仅会组织经济封锁和支持厄瓜多尔境内的反革命组织，而且还会煽动邻国干预革命。在过去的几年里，厄瓜多尔和秘鲁之间已经发生了一场战争。如果有必要的话，美帝国主义会毫不犹豫地促使秘鲁右翼藤森政府与厄瓜多尔革命发生新的武装冲突。
因此，成功的关键在于正确的政策。这需要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是国家形式，但在本质上总是国际性的。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工人，虽然可以而且必须首先同本国的资产阶级算帐，但不能仅仅停留在纯粹的民族革命的基础上。它必须采取步骤把革命扩大到本国以外，否则就会面临失败和毁灭的前景。正因为如此，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对立、互不相容的概念。
例如，一个革命的厄瓜多尔能够对抗它的敌人的唯一方法就是立即呼吁秘鲁、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整个拉丁美洲的工人和农民来帮助它。这样的请求不会被置若罔闻！整个拉丁美洲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这是生产资料和民族国家私有财产反动性的最生动的表现。一旦革命在拉丁美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开始，它就有可能蔓延开来。有意识的国际主义政策将极大地促进这一进程。事实上，拉丁美洲的民族国家具有人为的特征。通过使拥有共同历史、文化和除巴西外拥有共同语言的人民之间的分裂永久化，我们正在使拉丁美洲的巴尔干化永久化，也就是说，这是帝国主义强盗奴役数百万人民和掠夺一个潜在繁荣和先进大陆的先决条件。
很久以前，委内瑞拉革命领袖西蒙 · 玻利瓦尔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拉丁美洲的前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这个想法仍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但是，在工人力量的基础上，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联合会将意味着汇集该大陆的所有巨大资源，造福于所有人民。这反过来又会对北美的工人产生令人震惊的影响，因为现在北美20% 的人口是西班牙裔。这将为格兰德河南北的社会主义胜利奠定基础，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奠定基础。
巴勒斯坦问题
民族问题对中东至关重要，尤其是巴勒斯坦问题。在以色列帝国主义手中被实行了几十年的民族压迫统治之后，巴勒斯坦群众对不公正有一种强烈的反应，这种感觉表现为对自己家园的渴望，这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马克思主义者将坚持并为之奋斗。但是，过去三十年的经验应该为我们提供一些必要的教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人坚持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所谓的反以色列武装斗争来获得自决。在实践中，这归结为简单的个人恐怖主义、爆炸、绑架、劫持飞机等行为。这些行动丝毫没有削弱以色列。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说服了普通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意图“把犹太人赶入大海”，但把以色列人民推入了反动者的怀抱。他们非但没有削弱以色列国，反而加强了它。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的战术使巴勒斯坦人一次又一次地失败。首先，他们在1970年被约旦侯赛因王击溃，尽管他们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该国夺取政权。随后，他们在黎巴嫩重演了同样的故事，并帮助挑起了一场血腥的内战以及以色列和叙利亚的干预。当他们继续干涉个人恐怖主义的灾难性策略时，他们没有策略在约旦河西岸发动群众起义。当起义最终爆发时，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并没有在其中发挥任何实际作用。巴勒斯坦青年不得不只身面对强大的以色列军事机器，除了棍棒和石头没有武器。尽管如此，西岸群众运动在短短几个月内为巴勒斯坦事业所做的贡献，比阿拉法特及其同伙三十年来所做的贡献还要多。
特拉维夫当局提供的“让步”根本不是巴解组织流亡者行动的结果。它们部分是起义的结果，起义震动了以色列社会，引起了全世界同情的注意。但它们也是新世界形势的反映。自从斯大林主义崩溃以来，世界力量的平衡被改变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压倒性的统治地位。这意味着华盛顿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依赖以色列。美帝国主义在中东地区有着至关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这意味着它有兴趣支持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阿拉伯政权，并维护该地区的稳定。因此，华盛顿向特拉维夫当局施压，要求其与巴勒斯坦人和邻近的阿拉伯国家达成妥协。阿拉法特欣然接受了他们提出的条件。几十年来，巴解组织领导人未能推动巴勒斯坦事业前进一步，他们贪婪地享受人民所争取来的“官位成果”。他们所接受的妥协相当于对巴勒斯坦人民族斗争的背叛。
华盛顿希望通过强行达成妥协来建立该地区的稳定。然而民族问题是出了名的动荡和复杂，帝国主义过去所造成的爆炸性局势，不可能总是在帝国主义改变主意时轻易化解。正如英国帝国主义在爱尔兰北部创造了一个它无法控制的弗兰肯斯坦怪物一样，美帝国主义现在发现，在以色列建立了一个附庸国之后，傀儡并不总是在牵线时跳舞。以色列统治阶级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些利益可能与美国的利益相一致，也可能与美国的利益不一致。因此，所谓的中东和平协议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根本问题都没有解决。
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阿拉法特与以色列签署的协议是巴勒斯坦人民的陷阱。这不是自决，而只是一幅可悲的漫画和一个骗局。这个新的巴勒斯坦整体是一个畸形的流产，加沙与约旦河西岸分离，耶路撒冷仍然牢牢处于以色列的控制之下，还有各种各样的羞辱性条件。更糟糕的是，大量犹太定居者仍然留在那里，并对巴勒斯坦人持续挑衅。实际上，所谓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只是以色列的一个工具，而以色列实际上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阿拉伯民众的状况可能比以前更糟，大量失业，尤其是青年人失业。以色列可以随时关闭边界从而剥夺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的就业和面包。更糟糕的是，阿拉法特和他的帮派已经形成了一个享有特权的官僚精英阶层，他们充当特拉维夫当局的警察，却牺牲普通巴勒斯坦人的利益来填满自己的口袋。
在华盛顿方面的压力下，经过大张旗鼓而促成的协议正在破裂。随着内塔尼亚胡的下台和工党政府的当选，华盛顿希望最终能成功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但正如我们预测的那样，犹太定居者的压力已经导致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特拉维夫政府试图与叙利亚就戈兰高地问题进行谈判，但未能与巴勒斯坦人取得任何进展。但是，归还戈兰高地的问题一提出，以色列国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示威活动。而与叙利亚的谈判破裂，导致黎巴嫩南部爆发新的敌对行动。
最严重的是，西岸和加沙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有可能引发新的起义。这种情况是不言而喻的。一场新的起义将包含一个明显的革命潜力，但有一个条件： 它拥有一个坚定的革命领导层，代表一个国际主义的解决方案。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不可能有任何解决办法。有远见的领导人将努力把巴勒斯坦人的革命运动与以色列工人阶级的运动联系起来。这就解释了阿拉伯和以色列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是以色列的银行家和资本家。这将表明，巴勒斯坦革命运动并非针对普通的以色列公民。它将系统地在以色列社会中寻求支持：在学生和进步青年中，在工厂和军营中。中心思想必须是不仅在巴勒斯坦而且在以色列进行社会根本转变的必要性，这是摆脱僵局的唯一途径。
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是一场可怕的悲剧。30多年来，巴勒斯坦人一直在为自决组织而战，他们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领导了什么？导致了一场彻底的灾难和背叛。教训是明确的，必须吸取：巴勒斯坦的民族问题不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解决。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通过革命手段，在以色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周边的所有阿拉伯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约旦开始，如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没有背叛革命的话，30年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本可以在约旦掌权。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在中东社会主义联邦的基础上，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享有充分自治。
小资犬儒主义者会说这不“实际”。但是，我们并非没有看到这些自作聪明的人在过去三十年中提倡“实用”的解决方案所带来的后果。这些“务实”的政策——归根结底是个人恐怖主义和民族主义愚蠢行为的疯狂——无一例外地带来了灾难和背叛。我们在库尔德工人党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领导人的投降，和曼德拉和姆贝基如何出卖了南非黑人无产阶级的愿望中，再次看到了这一点。列宁对民族主义者所谓的“务实”政策嗤之以鼻，这句话千百次后依旧正确。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巴勒斯坦人唯一的出路是建立在革命性的、国际主义的阶级政策基础之上。任何其他的解决方案都会带来新的灾难。唯一真正实际的纲领是社会主义革命纲领。
为反动服务的自决口号
马克思主义与和平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原则上并不是反对所有战争，并承认有些战争是进步的。但“所有闪光的并不都是金子”。并不是每一场在自决的旗帜下进行的战争都具有进步的特征。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例中，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审查一场战争或民族斗争以确切阶级内容，确定战争或民族斗争背后的利益，以及它对工人阶级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我们对战争的态度，才能说它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才能根据这种决心采取一种立场。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以自决的权利为由支持南方联盟是正确的吗？这个问题不言自明。在给定的条件下，维护联邦的斗争具有进步和半革命的性质。北方各州将其意志强加于南方，无疑侵犯了南方自由决定其命运的权利。但是，与基本问题，即阶级问题相比，这些考虑完全是次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是谁在幕后操纵对自决的需求？南方的奴隶主。工人阶级必须支持北方，因为联邦的维持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解放黑人奴隶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必要和进步的一步。这个案子很清楚，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反对。但是，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对自决的要求完全是为了反动的目的而提出的，必须果断地予以拒绝。例如，意大利北方联盟要求他们有权脱离并组成一个单独的国家，这显然具有反动性质。
这些例子足以证明民族愿望和自决权利不是绝对的，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种要求可能具有进步的性质，但它也可能是完全反动和倒退的。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必要审查具体的内容，确定涉及哪些阶级利益，并弄清楚一个特定的运动对工人阶级的总体利益和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斗争会产生什么影响。虽然国家问题非常复杂，但通常只要提出具体的问题就足以得出正确的立场。1991年，在南斯拉夫解体之初，本文件的作者与一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进行了一场辩论，在辩论过程中，一个宗派主义者打断了格兰特的讲话，大厅后面大喊： “你对克罗地亚自决的立场是什么?”泰德迅速回答了一个恰当的反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我们支持乌萨塔西还是切特尼克? （即塞尔维亚法西斯主义者或克罗地亚法西斯主义者）。”那个起哄的人也无言以对。
任何了解战争和外交历史（这两件事密切相关）的人都会知道，揭露争斗各方的真正战争目的，消除谎言和半真半假的事实的迷雾，证伪一方或另一方试图就战争的性质愚弄公众，是必要的。从外交口号的角度来看待战争的人是有祸的！正如列宁所解释的那样，自决的口号可能具有进步和革命的内容。但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自决的口号被用于反动目的，作为帝国主义阴谋诡计的便利伪装，这种情况已经有过很多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帝国主义派遣其代理人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煽动阿拉伯人对抗土耳其，并许诺他们自决。伦敦把巴勒斯坦承诺给了阿拉伯人，同时也承诺给了犹太人，然后又迅速背叛了他们，在战后自封为新的殖民主人。巨大的凡尔赛条约奴役了欧洲，为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创造了条件，它的旗帜上还铭刻着各国享有自决的权利。后来，希特勒使用了苏台德地区德国人、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其他人的自决权利的口号来推进他的帝国主义扩张和奴役人民的政策。他的警察局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写道： “...在与东方的外国人打交道时，我们必须培养尽可能多的单一民族群体; 波兰人、犹太人（原文如此）、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 Kashchuben 人以及其它许多小民族。”
这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罗马人很久以前就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后来英国统治阶级在他们涉足的任何地方都使用这个公式： “分而治之”。分裂国家和设立一个民族或种族对抗另一个民族的政策，长期以来一直是帝国主义的一个基本工具。相比之下，革命者力图团结工人阶级和所有受压迫的人民反对各地的剥削者。
今天的民族问题比列宁时代要复杂得多。列宁以挪威为例，挪威在1905年从瑞典分裂出去。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作为维也纳会议同意的反动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挪威被割让给了瑞典。这不是一个自愿的结合。挪威人反对这样做，但不得不被瑞典军队强制收编。尽管瑞典语和挪威语相当接近，而且挪威人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但他们仍然被瑞典人的统治所折磨。1905年8月，挪威议会决定，瑞典国王不再是挪威国王，人民以压倒性多数投票决定脱离瑞典。列宁这样写道： “这个例子向我们表明，在现代经济和政治关系下，民族分离是可能的，而且是实际发生的，在政治自由和民主的条件下，分离的形式是可能的。”（《论民族自决权》）
瑞典工人捍卫挪威人民脱离联邦的民主权利这一事实解除了瑞典反动派的武装，他们在最初的犹豫之后决定不干预。这有助于巩固瑞典和挪威工人之间的团结。但是，尽管列宁认为这个例子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典范，但实际上它是历史上的一个例外。目前，民族问题所呈现的形式完全具有不同的性质。列宁本人也经常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是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自己的立场的。1905年在挪威发生的事情很简单，和今天的北爱尔兰、黎巴嫩或巴尔干半岛相比简直是小菜一碟。挪威是一个种族单一的国家，没有这种复杂性。挪威人只需在议会通过了一项投票，就获得了独立。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与北爱尔兰的情况毫无关系，那里的人口分裂，英国军队的撤离将意味着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一个更清楚的例子是巴尔干半岛最近的历史，我们将看到这一点。
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意歪曲
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来看，民族问题并不是昨天才提出来的新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有大量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献。然而，矛盾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可能没有一个领域如此鲜为人知，如此被恶意歪曲。最好甚至是不要去谈论斯大林主义者，他们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就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直接放弃。虽然看起来不可思议，但今天每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宗派团体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都是完全错误的。
在巴尔干地区，几乎所有宗派都支持一个或另一个匪帮集团，据称他们是基于支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立场。特别是，他们声称支持科索沃的“自决” ，导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向美国帝国主义投降，成为科军最热情的拉拉队。我们从一开始就警告说，这种立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最反动的结论。我们曾预言，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反动战争远非自决，最终只会在科索沃建立一个美国的“保护国”。今天，我们请那些如此热情地支持科索沃解放军的女士们和先生们表明，他们是否认为目前的局势推动或损害了巴尔干地区的社会主义事业。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在这一切中没有一点进步的内容。美帝国主义不仅为其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建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科军本身也对手无寸铁的塞族男女老少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族清洗”和大屠杀。在民族问题上放弃阶级立场就导致了这样的怪物。
当然，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就爱尔兰而言，这些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过去30年里支持爱尔兰共和军的个人恐怖主义运动。这是对民族主义最卑鄙的投降，完全违反了列宁主义的最基本原则。 这一切都导致了什么呢？ 经过一代人所谓的“武装斗争“，3000多人死亡，爱尔兰共和军的任何一个目标都没有实现。 北爱尔兰的工人阶级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痛苦地分裂。 天主教和新教的孩子分开生活和学习。 这两个社区被围墙和铁丝网隔开。 爱尔兰重新统一的前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
在阿富汗，同样是这些人在与喀布尔斯大林政权的战争中可耻地为所谓的圣战者“自由战士”辩护--他们再次以阿富汗人民的“自决权”为借口。 美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派巴基斯坦也捍卫了这一“权利” ，他们武装并资助了这些反革命黑帮。现在，这件事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反应的胜利而告终，这是最可怕的形式。 提到自决权，塔利班统治下的赤裸裸的反动的胜利又能以什么方式来证明是正当的呢？
这只是几个例子，说明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必然走向何方。这些宗派的“智慧”整体来说就像鹦鹉学舌一样一直重复一句话：“毕竟，列宁不是提倡自决吗？” 在读了几行列宁的著作之后，这些宗派主义者认为自己是伟大的天才。 人们不禁想起一句古老的英国谚语“一知半解是一件危险的事”。他们就像一个不太聪明的小学生，通过不断重复“ABC”来炫耀自己的知识。 但是在“ABC”之后，字母表中还有其他字母。 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并不是在每一个情况下都拥护自决权，而是在仔细研究具体情况的基础上，仔细区分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是反动的。
矛盾的是，那些早已走上这条道路，抛弃马克思和列宁的阶级立场和国际主义立场，转而支持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人，却试图批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偏离了“正确的”路线。对于这些批评家，我们只能说： 我们感到骄傲的是，只有以《社会主义呼唤报》（IMT英国支部）和《保卫马克思主义》网站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趋势保持清醒，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在所有其他问题上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立场。我们的记录不言自明。我们今天重新出版我们在过去五十年中所写的任何东西，并不以此为耻。问题是，那些在这个问题上以列宁的名义发言的人只是表明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家问题上的立场的无知。这份文件的目的是澄清事实。当然，它不是针对那些无法学习任何东西的宗派的。
马克思主义者与爱尔兰问题
正如在巴尔干问题上，在北爱尔兰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趋势可以为自己的记录感到骄傲。30年来，我们一直保持冷静，始终捍卫阶级立场。其他人就不一样了，1969年，当北爱尔兰“动乱”爆发时，英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和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IMG）的曼德尔派以及所有其他宗派都支持派遣英国军队到爱尔兰北部，理由是他们要保护天主教徒，现在他们都宁愿忘记这件事。但事实是不可改变的。工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唯一谴责它的人。我们是唯一在1969年秋天的工党大会上提出反对派遣英国军队决议的组织。我们说过，英国军队不能扮演进步的角色，军队是被派去保卫帝国主义的利益的。
这些支持向北爱尔兰派遣英国军队的女士和先生们后来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形成了所谓的撤军运动。他们都向爱尔兰共和军的个人恐怖主义投降了。这场所谓的武装斗争持续了三十年。1970年，爱尔兰共和军认为他们可以用武力击败英帝国主义，并轰炸北爱尔兰，迫使其接受与南爱尔兰的统一。我们当时指出，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统一的爱尔兰永远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实现，因为新教徒拥有武器，并将为抵抗它而战斗。如果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爆发战争，爱尔兰共和军将被击败，天主教徒将被驱逐。所有将发生的事情都将是边界的重新绘制。但这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完成。这将意味着一场可怕的屠杀，就像我们最近在前南斯拉夫看到的那样。这将最终在北方形成一个100%的新教政权，在南方形成一个100%的天主教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南北双方很可能最终都会成为军警独裁政权。这将是试图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唯一可能结果。
南斯拉夫的教训可怕地证实了这一点。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伦敦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从北方撤军的问题。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帝国主义现在对维持对北爱尔兰的控制没有兴趣。与1922年不同的是，留在那里既没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没有战略上的原因。但问题是，撤军将引发一场血腥的混乱，这将蔓延到英国的其他地区。这是伦敦不能允许发生的噩梦场景。因此，他们注定要留下来。如果爱尔兰共和军再战斗30年，也会有同样的结果。爱尔兰共和军的政策导致了完全的僵局，给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带来了负面后果。结果是什么？ 三千人死亡，整整一代人丧生，工人阶级在宗教界限上完全分裂。西方媒体大谈分裂柏林的柏林墙。但没有人谈到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市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那堵墙。他们彼此不说话，他们不能见面。 这就是所谓的“和平线”，是民族分裂疯狂的最骇人听闻的表现。 这是爱尔兰共和军个人恐怖活动的直接结果。
马克思主义趋势站在阶级基础上，争取工人阶级的团结。 这是可能的。 在1969年的工厂里，工人们本能地进行了团结运动，如果当时有一个有意识的领导在场的话，这场运动本来是可以成功的。 我们要求在工会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工人民兵组织，而工会是唯一仍然联合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组织。当然，在具体情况下，它必须武装起来，以抵御双方的宗派疯子。 我们的口号是“为了统一的武装工人的国防力量!”的革命口号！ 这是打击宗派主义者的唯一办法。 极左人士认为这很有趣。 他们总是觉得列宁主义的立场很滑稽。 但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也常常嘲笑他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是乌托邦的。 列宁用他们应得的轻蔑的口吻回答了这些“务实”的人。
他们现在对北爱尔兰的局势有何看法？ 爱尔兰共和军同意休战，原因很简单，即所谓的“武装斗争”毫无进展。 正如我们从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他们认为可以用这种方式驱逐英国军队的想法是完全不现实的。 现在这一切在哪里结束了呢？ 就像巴勒斯坦的巴解组织领导人和南非的曼德拉和姆贝基一样，新芬党的领导人用炸弹和枪支换取了“政治”--也就是说，换取了一套时髦的西装和一份部长的薪水。 他们准备放弃支持者为之牺牲一切的事业，为了美好的事业和资产阶级的尊严。 这就是所谓的“武装斗争”（即个人恐怖主义）的结局。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恐怖分子描述为“有炸弹的自由主义者”。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断言的字面真实性。 30年后，爱尔兰共和军在统一的爱尔兰的道路上再也走不远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新芬党（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分支）的领导人签署了耶稣受难日协议，该协议特别批准了北爱尔兰作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的地位。 与南方达成的所谓”跨境协议”的”让步”只是为了迎合共和国的愿望，因为南北机构没有重大权力。
即使是这笔交易对许多联合主义者来说也太过分了，他们最终在所谓的“武器退役”（实际上，由爱尔兰共和军解除武装）问题上固执己见。 这造成了一场危机，因为爱尔兰共和军并没有严肃的解除武装的意图。 撇开任何其他考虑不谈，枪支是必要的，因为共和运动有着长期的分裂和内部不和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昨天的领导人变成了今天殡仪馆的顾客。 像“继续爱尔兰共和军”这样的分离出来的组织已经继续上演了炸弹袭击 ，以表明他们仍在经营。 联盟党人要求立即解除武装，显然这是在进行挑衅行动，这肯定会遭到爱尔兰共和军的拒绝。 这将导致耶稣受难日协议破裂，北爱尔兰议会暂停，并重新引入伦敦的直接统治。
我们在爱尔兰问题上所谓的乌托邦政策与我们已经提到的列宁和马克思的政策是一致的。 在爱尔兰问题上，英国和国际上的宗派在爱尔兰扮演了一个特别可耻的角色。 他们奉行所谓的“实际”政策，可耻地尾随爱尔兰共和军，完全放弃任何阶级立场伪装，无偿的充当恐怖主义倡导者。 这更加卑鄙，因为他们自己不冒任何风险 ，这等于向小资产阶级国族主义和个人恐怖主义屈服，而这种屈服在每一个案例中都导致了民族问题上的灾难。列宁对这些所谓的在民族问题上的“实际”政策不屑一顾。生活本身说明，所谓向小资产阶级投降的实际政策，根本不是什么实际政策。这是对工人阶级的可耻背叛，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导致灾难。 让我们把这一点说清楚。马克思主义者支持爱尔兰的统一。但是，一个统一的爱尔兰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段都更加遥远。这是过去三十年来个人恐怖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策略的唯一结果。
在写这篇文章付梓之际，当地局势极不稳定。双方在看到深渊后，有可能会退缩。 可能会达成一些妥协，涉及爱尔兰共和军交出一些武器。 如果再次爆发敌对行动，英国人将进行恶毒的镇压。 此外，这样的发展将在宗派分裂的双方中都非常不受欢迎。 经过30年的流血冲突，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厌倦了战争。 爱尔兰共和军将冒着因谴责而失去许多人的风险。 这不是一个诱人的前景。 但是，接受妥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任何问题。 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在共和党人的队伍中被提出：“我们过去30年的战斗和牺牲是为了什么？”
毫无疑问，共和主义队伍将开始发酵。 那些对领导层的政策持批评态度，但又不想回到个人恐怖主义死胡同的最具思考力的分子，将对阶级政治的替代方案持更开放的态度。 唯一的出路是回到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的思想，打上社会主义的旗帜。 这是唯一可以团结工人阶级，橙色（新教徒）和绿色（天主教徒），南北，以及爱尔兰海对岸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旗帜，与我们共同的敌人：银行、垄断和大英帝国主义作斗争。不是回到“武装斗争”，而是回到爱尔兰工党的最佳传统，回到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前进的道路。 过去曾提出：“先解决边界问题，再谈社会主义！” 但三十年的经验表明，这是一种错误的提出问题的方式。 现在我们有权说：爱尔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的解决，我们所说的爱尔兰统一，只有无产阶级在爱尔兰和英国都取得政权才能解决。爱尔兰资产阶级已经证明自己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上帝知道他们已经有足够长的时间这样做了！ 现在是时候把目光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了。马克思很久以前就解释说，爱尔兰革命和英国革命的命运密不可分。今天，这一论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正确。
巴斯克地区
在西班牙，存在着巴斯克人、加泰罗尼亚人和加利西亚人的民族问题。几十年来，在佛朗哥独裁统治下，这些民族的语言、权利和民族诉求被压在脚下。推翻旧政权，自然会给各民族的民族运动以强大的推动力。托洛茨基不是没有说过，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只是不成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外壳。只要有正确的政策、策略和方法，就有可能为马克思主义赢得最优秀的民族主义青年。但先决条件是必须保持坚定的立场。在坚定捍卫被压迫民族的同时，必须批判民族主义的混乱思想。
这里的很大一部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道德权威的崩溃。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民族问题上有一个正确的立场。这很容易在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队伍中找到反响。但是，民族主义青年被工人组织的改良主义领导人的粗暴政策所排斥，他们在民族问题上不可避免地采用了统治阶级的路线，就像在其他所有问题上一样。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第二国际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混乱。我们在1914年看到了这种情况的结果。在西班牙，即使是在其最好的时期，社会主义工人党对民族问题的理解也很差，尽管它在巴斯克地区有坚实的支持基础。当然，现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右翼领导人已经放弃了在民族问题上的社会主义立场的一切伪装，正如他们放弃了与其他一切问题有关的立场一样。费利佩-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和其他“社会主义”领袖在执政时，积极支持西班牙国安机构对巴斯克祖国和自由组织（埃塔）进行的肮脏战争。难怪巴斯克青年会对这种伪装的“社会主义”产生厌恶。
在过去，战斗性的民族主义青年被共产党吸引是很自然的。十月的革命旗帜和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路线上提供了一条出路。但由于斯大林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腐朽产生了各种混乱而怪诞的歪曲——毛主义、卡斯特罗主义、游击主义——它们把水搅浑了，把最可怕的混乱主义引入激进青年的头脑。现在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垮台，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混乱的程度还是比较大的，各种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情绪都在蔓延。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早就回答过的属于这场运动史前的思想，现在又重新出现了，伪装成“新的、现代的”理论，进一步迷惑了人的头脑。
除此以外，还必须加上所谓的第四国际在托洛茨基死后的畸形堕落。所谓的“托洛茨基派"对列宁和托洛茨基最基本的思想的彻底抛弃，最明显的莫过于在民族问题上。这些宗派与世界上每一个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恐怖组织调情，充当爱尔兰共和军、埃塔、巴解组织或非洲国民大会的拉拉队和无偿（通常是不需要的）“顾问”。在那些他们有一定影响力的情况下（还算少的），他们只是起到了加强年轻人偏见的作用，并把他们引向灾难。例如，1970年代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这些分子玩弄恐怖主义和所谓的“城市游击”。这些冒险的结果就是运动的粉碎和最凶残的军事独裁政权的胜利。结果，大量年轻干部丧生，革命倒退多年。
鉴于马克思主义完全缺乏权威性，巴斯克国家的年轻人在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驱赶下，理所当然地要在埃塔和巴斯克人民团结党（Herri Batasuna）中寻找另一种选择。在巴斯克激进民族主义者的队伍中，有一些非常英勇的年轻人。我们的任务是与这些人建立对话，让他们相信，实现他们目标的唯一途径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战。不可避免的是，最优秀的分子会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必须通过友好而耐心的论证，通过在我们有原则性一致意见的所有问题上团结一致的行动来帮助他们这样做，同时强调整个西班牙国家的工人和青年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像巴斯克人民团结党这样的群众性民族主义运动，当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总是倾向于沿着阶级路线分裂，这似乎是一个规律。这种运动的构成总是异质的。一方面，可能会有极端的右翼分子—通常，虽然并不总是与最“武装主义”的一派联系在一起——但左翼会包含许多诚实的战士和潜在的革命者。大约30年前，在埃塔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左翼的分裂。在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选择的情况下，曼德尔派倾向支持埃塔，并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这些人都是好人。如果有正确的政策和观点，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在西班牙可能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曼德尔的错误政策，这个阵地就失去了。这些小资产阶级丢掉了一个机会，并为这个罪行付出了代价。他们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已经被清算了，还有其他所有的宗派。因此，在巴斯克地区发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趋势的道路是开放的。很明显，许多最优秀的干部将来自阿尔贝扎莱斯（激进的巴斯克民族主义者）的队伍和外围。
随着停战协议的签署，巴斯克人民团结党有了新的发展，他们已经改名为巴斯克公民党（Euskal Herritarrok）。这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运动。群众对公民党有真正的热情。但现在事情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公民党政治领袖的机会主义地把自己和巴斯克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巴斯克民族主义党（PNV）联系起来。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一如既往地充当着使工人阶级从属于“我们的”资产阶级的机制。但是每一个巴斯克工人都知道，巴斯克的银行家和实业家和西班牙的资本家一样坏。在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所有诚实的公民党成员都必须驳斥这个与民族主义党的可怕联合。
更糟糕的是，停战协议现在已经破裂 。有可能出现更多的恐怖主义行动，并遭到更多的国家镇压和出现更多的政治犯。这个古老的恶性循环已经毒害了巴斯克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数十年，却没有实现其宣称的目标。在这条道路上，巴斯克人没有出路！既然埃塔已经取消了休战协议，各方势必会展开激烈的讨论 。毫无疑问，他们会寻找一个解释和出路。必须以坚定而友好的方式向他们解释，巴斯克地区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现独立。为了成功，西班牙和法国都必须进行革命。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采取阶级和国际主义的立场，放弃盲目的个人恐怖主义。
西班牙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记录，就是坚定的站在原则性阶级立场上。他们一贯捍卫巴斯克人的民族权利，包括自决权。最近，他们用巴斯克语和西班牙语编写了一份关于民族问题的非常好的文件。我们的书都被译成了西班牙文，巴斯克人民团结党的日报《Egin》对我们的书进行了热情的评论。这说明，巴斯克民族主义者中有一层是向马克思主义趋势看齐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可能在一场积极的运动的基础上争取到一大批青年斗士的支持。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民族问题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 。托洛茨基曾说过 ，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只是“不成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外壳”。如果我们对民族被压迫人民所面临的问题采取原则性的立场，有力地同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作斗争，同时把解决问题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观点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就有可能把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争取到马克思主义中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基础上为尤斯卡赫里亚的民族问题提供真正的解决办法。
民族问题和巴尔干半岛
在民族问题上采取错误立场的后果的最令人震惊的例子是前南斯拉夫的命运 。在一个先进和发达的欧洲国家里，战争、疯狂的沙文主义和“种族清洗”的血腥泥沼应该让那些不断鼓吹所谓"自决"是万能药的人重新思考。遗憾的是，似乎有些人天生就是无法思考任何事情。在巴尔干问题上，以《社会主义呼唤报》和《保卫马克思主义》网站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趋势在过去十年中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巴尔干问题上采取了坚定的列宁主义立场。我们从一开始就解释说，前南斯拉夫的解体没有一点进步的内容（见《巴尔干危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可查阅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文字集）。与此相反，每一个宗派要么支持克罗地亚人，要么支持塞尔维亚人，要么支持“可怜的”波斯尼亚政府，就像“可怜的”比利时政府一样，要么打着科索沃解放军的旗帜跑来跑去，每一个宗派都陷入了反动立场。
西方的宣传——无论是对非洲、俄罗斯还是巴尔干地区的宣传——都试图将这些斗争描绘成民族性格、所谓的落后、种族等的产物。据称，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等不能在一起生活，互相仇视等等。这是个谎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发生了可怕的冲突。顺便说一下，在其中，塞尔维亚人是受害者，受到克罗地亚法西斯乌什塔西政权的恶毒迫害，其残暴行为甚至引起了德国纳粹的抗议。然而在铁托的领导下，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在国有化的计划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铁托采取了相当明智的政策，给予每个共和国自治权，尽量避免一个民族比另一个民族拥有更多的权力。各族人民相互友好交融，塞族人和克族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几乎消失了。这是在每年10-11%的经济增长率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为前提下达成的，因为正如列宁所解释的那样，从本质上讲，民族问题是一个面包问题。
随着斯大林主义危机的爆发，南斯拉夫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和70年代的通货膨胀 ，所有的古老恶魔都开始重新出现。现在，如果我们特别回顾过去50年的历史，我们就会得出结论 ：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斯大林主义者，都不能解决民族问题。铁托成功了一段时间，但沙文主义是斯大林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斯大林主义政权的阿喀琉斯之踵，就像埃塞俄比亚一样，门格斯图政权正是在民族问题的基础上垮台的。他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铁托建立了不同的共和国，每个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国家官僚机构，这些官僚机构把民族问题作为加强自身权力和特权的手段。这其中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逻辑，它直接来自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这种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彻底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南斯拉夫解体中发挥了致命作用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其他敌对官僚的民族主义倾向热情地接受了这种"理论"--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和国。他们刻意渲染民族差异：既然可以有俄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等等，为什么不能在斯洛文尼亚，在克罗地亚和马其顿也有“社会主义”呢？随着南斯拉夫官僚政权的经济危机，各共和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每一个地区集团都以牺牲其他集团为代价，努力改善“自己”共和国的地位 。这为南斯拉夫的解体埋下了种子。
特别可怕的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反动和特权官僚机构所起的作用 。虽然它们的工业是由整个南斯拉夫的劳动和集体资源建立起来的，但它们想把这些资源全部据为己有。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南斯拉夫和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历史表明，在20世纪发生的所有为所谓的自决组织而进行的全国性斗争都牵涉到这个或那个大国。俄国沙皇主义、德国帝国主义、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都利用小国的斗争来实现它们的阴谋诡计。
托洛茨基谈巴尔干半岛
马克思主义者在1912-1914年巴尔干战争时期的立场是什么 ？尽管至少在最初，巴尔干斯拉夫人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中有半进步的内容，但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寻找对这些国家的任何支持都是徒劳的。托洛茨基当时在巴尔干半岛担任战地记者，他写了许多关于巴尔干战争的文章，其中他谴责了所有交战大国的野蛮行为。 但对这些敌对的民族主义帮派都没有任何支持的迹象，这些战争是反动的战争，是各方的掠夺性战争。如果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话，列宁会怎么看待南斯拉夫目前的处境呢？
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宗派似乎患有一种神经性抽搐。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就立即开始喊：“你们支持谁？”好像马克思主义者在敌对的统治集团之间的冲突中有某种绝对的义务选边站似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在列宁那里得到了清楚的阐述 。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 。我们在战争中是支持哪方，要看战争的内容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这种判断不是由一般的“自决权”的宣示来决定的，而是完全由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的总体利益来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者在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中的立场不是加入一个或另一个集团 ，而是为巴尔干地区的民主联邦而战。这就是列宁、托洛茨基和那位伟大的巴尔干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拉科夫斯基的立场，拉科夫斯基后来成为主要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并在1941年被斯大林下令清洗和枪杀。拉科夫斯基作为巴尔干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有着悠久的资历。1903年，也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同一年，保加利亚党内也出现了类似的“广义”和“狭义”倾向的分裂。左翼（"tesnyaki"）由老牌马克思主义者布拉戈耶夫和拉科夫斯基共同领导。十月革命后，共产国际主张建立巴尔干社会主义联邦。这个想法是拉科夫斯基在1917年以前就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反对把巴尔干半岛分裂成许多小国，这些小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或另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棋子。也就是说，他们为了联邦而反对巴尔干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托洛茨基在巴尔干地区担任通讯记者，非常密切和直接地关注局势，他写道：
“像诅咒一样压在[巴尔干]身上的不是它的民族多样性，而是它分裂成许多国家的事实。海关边界把它人为地分割成不同的部分。资本主义列强的阴谋与巴尔干王朝的血腥阴谋交织在一起。如果这些情况继续下去，巴尔干半岛将继续成为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托洛茨基，《巴尔干战争》， p. 12）。
当奥匈帝国夺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并陷入战争狂热和复仇的渴望之中时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保持了理智，坚决反对歇斯底里的沙文主义。同样，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也反对自己的统治集团和俄国对巴尔干地区的干涉。1910年1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一次巴尔干社会主义党派代表大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奥匈帝国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派的代表以及来自黑山的一小批社会民主党派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在其纲领中确定了巴尔干社会民主党的目标：“把我们从地方主义和狭隘性中解放出来；废除把部分在语言和文化上相同、部分在经济上结合在一起的人民分割开来的边界；最后，扫除各种形式的直接和间接的外国统治，这些统治剥夺了人民为自己决定命运的权利”（同上，p. 30）。
他又说：
“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不断与巴尔干地区特殊主义的狭隘局限性发生冲突，联邦制已经成为统治集团自己调解的一种思想。不仅如此，沙皇政府无法在半岛上发挥独立的作用，正试图以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土耳其联盟的鼓动者和赞助者的身份出现，其矛头直指奥匈帝国。但是，这些只是巴尔干王朝和政党暂时结盟的模糊计划，这些政党根本无法保证巴尔干的自由与和平。无产阶级的纲领与这一切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的目的是反对巴尔干王朝和政治集团，反对巴尔干国家的军国主义，不亚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反对官方俄国，不亚于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它的方法不是外交联合而是阶级斗争，不是巴尔干战争而是巴尔干革命。”（同上，p. 30，我们的重点。）
这句话是多么的现代！对巴尔干地区目前的危机是多么的重要！
巴尔干半岛被分割成小国，并被军国主义的负担压垮。在他的文章《巴尔干问题与社会民主》中，托洛茨基写道：
“摆脱民族和国家混乱以及巴尔干生活血腥混乱的唯一途径是半岛所有人民在各自组成部分民族自治的基础上组成一个单一的经济和政治实体。只有在单一的巴尔干国家框架内，马其顿的塞族、桑贾克族、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塞族才能团结成一个单一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同时享有巴尔干共同市场的优势。只有团结起来的巴尔干人民才能真正反击沙皇主义和欧洲帝国主义的无耻伪装”。
而托洛茨基补充了一个预言性的警告：
“中东巴尔干半岛的国家统一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 要么从上面，通过扩张一个巴尔干国家，无论哪个国家被证明最是强大的，以弱小国家为代价ー这是一条灭绝和压迫弱小国家的战争之路，一条巩固君主制和军国主义的道路;。要么从下面，通过各国人民自己走到一起ー这条路意味着推翻巴尔干王朝，展开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的旗帜。”（同上，p. 40.）
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巴尔干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不是以所谓的“自决”为基础支持一个或另一个民族集团的立场，而是支持巴尔干联邦的革命方案。巴尔干地区的每一个民族集团总是喜欢以受害者和受害方的角色出现，为了所谓的“民族权利”和“主权”而与不公正现象作斗争。然而，事实上，在“民族权利”的口号背后隐藏着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他们只对夺取其他国家的领土和压迫其他弱小国家感兴趣。因此，一些人所谓的“民族权利” ，对另一些人来说往往是民族压迫 。此外，在每个统治的民族集团背后，总是站着一些“大哥”或其他人。因此，所谓的争取"国家主权"的斗争，结果总是意味着国家从属于某个外国大国势力：
“这些小规模的巴尔干半岛君主国及其部长和执政党所奉行的政策,其表面目标是将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统一在一个国王的统治之下。但实际上，没有人把这些口号当回事。这些都是半官方的谎言，是为了赢得人民的欢心而编造出来的。巴尔干王朝是欧洲各国外交政策人为扶植起来的，在历史上没有任何根基 ，他们的王位太微不足道了，太没有安全感了，以至于不敢冒险采取类似俾斯麦那样的广泛政策，当时俾斯麦用血与铁统一了德国。第一次严重的冲击就可以把巴尔干半岛上的卡拉乔格维奇、科布尔格和其他冠冕堂皇的小丑彻底扫地出门。巴尔干资产阶级和所有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走得太晚的国家一样，政治上是不健全的，懦弱的，没有才能的，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沙文主义的腐朽。农民群众太分散，太无知，对政治太冷漠，从他们身上找不到任何政治主动性。因此，在巴尔干地区建立正常的民族和国家关系的任务就落在了巴尔干无产阶级的肩上。”（同上， p. 40）
巴尔干地区的民族问题只能由无产阶级坚定地站在阶级独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主义的纲领上解决。正如托洛茨基所说：“巴尔干地区独立和俄国自由的历史保证，在于彼得堡和华沙的工人和贝尔格莱德和索菲亚的工人之间的革命协作。”（同上，p. 41-2）他又说：“正如在俄国，反对家长制-官僚制的斗争的主要任务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一样，在巴尔干地区，无产阶级独自承担着为半岛上许多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共存和协作建立正常条件的艰巨任务。”（同上，p. 30）
争取巴尔干社会主义联邦！
南斯拉夫的经验完全证实了上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只要具体地提出问题，就能得到正确的答案。敌对行动开始8年后，南斯拉夫的解体的真实结果是什么？它是否导致了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的加强？它是否使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它解决了任何问题吗？它发展了生产资料吗？问题不言而喻 ，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看，南斯拉夫的解体绝对是一场灾难。而这种对工人阶级的犯罪，永远不能以任何民族的自决权为理由。现在我们在科索沃又发生了新的畸形斗争。我们当然支持科索沃人的自决权。他们有权拥有自己的领土，有权不受压迫和屠杀。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人们必须始终说真话。真相就是：一个小民族的命运又一次被帝国主义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犬儒地操纵和被利用。正如我们从一开始就预言的那样，北约在利用了科索沃人之后，将抛弃和背叛他们。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如果允许科索沃独立，它将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与阿尔巴尼亚国家融合，从而形成大阿尔巴尼亚的怪物——步上大克罗地亚、大塞尔维亚、大保加利亚、大希腊的后尘。小小的马其顿国家非常脆弱，而且有很大数量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如果马其顿解体，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就意味着战争。而这将是一场不同于我们迄今为止在巴尔干地区所看到的战争。南斯拉夫的战争主要是民兵之间的战争。如果马其顿解体，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以及最终的土耳其人，都会被卷入其中。希腊和土耳其——这两个北约成员国——之间的战争，对所有民族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对美国人来说则是一场噩梦。这是华盛顿不能容忍的。他们试图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施加压力，迫使他作出让步 。当这一切失败后，他们就无意中陷入了一场毫无计划和远见的战争。中央情报局通知克林顿，爆炸案将在几天内使米洛舍维奇屈服。这个计划失败了，只有当俄罗斯向米洛舍维奇施加压力，迫使他达成妥协时，美国的立场才得以保全。但结果是什么呢？
科索沃人有自决权，正如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库尔德人、马其顿人、巴勒斯坦人一样。只是有一个小问题。如何实现这种自决？如何在实践中行使这一权利？塞尔维亚人不会自愿放弃对科索沃的控制，他们认为科索沃是塞尔维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问题是，科索沃人--或者至少是科军--指望美帝国主义来帮助他们。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冒险解决了什么问题？什么也没解决。它使局势恶化了一千倍，播下了新的战争和噩梦的种子。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在巴尔干地区一如既往地发挥着有害的作用，并导致了血腥的僵局。科索沃解放军的反动领导人被美帝国主义扶植上权力宝座 ，现在正扮演着最可怕的角色。在谋杀和压迫塞族工人和农民的同时，他们正在努力占领所有关键地位，同时通过掠夺、勒索、毒品交易和各种犯罪充实自己的钱袋 。但是，科索沃解放军将被允许实现的目标是有限的。 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将会后悔他们如此盲目地相信帝国主义的诚意。
尽管华盛顿急于从科索沃撤出，但他们仍被困在那里，并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这种状态。还有另一个潜伏在背后的“老大哥”——俄罗斯，他们对该地区也有兴趣。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一直在增加。因此，莫斯科现在正在鼓励米洛舍维奇再次提出塞族控制科索沃的问题。事实上，在国际法上，根据贝尔格莱德和北约为结束敌对行动达成的妥协协议，科索沃在形式上仍然是南斯拉夫领土的一部分。北约（即美帝国主义）则不希望有一个独立的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因为它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这将导致大阿尔巴尼亚的形成，从而立即破坏马其顿和黑山的稳定，引发新的甚至更具破坏性的战争。这种矛盾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阿尔巴尼亚科索沃人将在某个阶段与北约部队发生冲突。我们事先就预测到了这一点，而且正如米特罗维察的冲突所表明的那样，这一切已经开始 。因此，整个事件完全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对各方来说都变成了一场噩梦。再一次，试图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解决民族问题的努力以灾难告终。
很久以前，恩格斯就解释说，解决巴尔干地区民族问题的先决条件是消除外国势力的干涉。当时他主要想到的是沙皇俄国。后来德国和意大利也扮演了同样的恶性角色。现在是美国和德国。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有可能打破帝国主义对巴尔干地区的束缚，并允许一种真正民主的替代品，取代历史上所称的“巴尔干化”的怪物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恩格斯所写的这样一种境地：“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纳乌特人［编者注：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将终于有可能不受外来的干涉而自己解决相互间的纠纷，划定自己的国界，按照自己的意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 （引自《马恩全集》，第22卷）
前进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回到列宁的位置上来。1916年，他不怕告诉波兰人，独立不是解决办法，是乌托邦式的。他们获得真正独立的唯一途径是俄罗斯革命和德国革命。今天，同样的真相必须告诉科索沃人。试图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基础上解决他们的问题是徒劳的。唯一的出路是在塞尔维亚和整个前南斯拉夫建立工人政权。只有南斯拉夫工农团结奋斗 ，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甚至科索沃的工人和农民现在一定在怀念地回顾铁托时期，与目前的血腥混乱相比，铁托时代看起来像是一场梦 。在国有化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恢复各民族的联邦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这样的联邦必须由劳动人民自己进行民主控制和管理，而不是由既得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为了自己的私利而玩弄民族差异——也就是巴尔干社会主义联邦。只有劳动人民对压迫其他民族的人民没有兴趣。所以，正如列宁经常重复的那样，民族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任何其他的解决方案，往好了说，只会导致局部的和不稳定的进展，往坏了说，就会导致一场彻底的灾难。在这方面，前南斯拉夫的命运是对所有工人的严重警告。
为国际主义的政策而奋斗！
“只有拥有财产的人或是无论如何能拥有成为财产所有者的自由和手段的人，才有国家。而没有这种自由和手段的人是没有国家的。”-魏特琳
“工人没有祖国。”- 《共产党宣言》
民族问题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因此，本文件仅仅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要点。它是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广泛的辩论的起点，通过这个起点 ，工人运动可以达成一个明确的原则立场 。通过对民族问题的认真讨论，我们可以提高先进工人和青年的水平，就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很大影响，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实基石上建立国际运动奠定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算账“推翻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把自己摆在民族（国家）的前列 。 但是他们又说，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这是什么意思？ 很明显，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但是，马克思认为这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而不是内容。工人一旦征服了一个国家的政权，就会面临其他国家资产阶级的反对。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内涵不是一国性的而是国际性的，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扩展到资本主义的主要国家，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共产党宣言》中不折不扣的国际主义精神从每一行字中迸发出来：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共产党宣言》）
当然，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与国家压迫、种族主义、歧视和不公正的每一种表现作斗争是一项基本义务。必须在每个国家制定出这方面的具体要求方案。如果没有资本主义下日复一日的前进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就会成为乌托邦。群众只有通过参加一系列局部战斗和小规模冲突ーー罢工、示威等等，才能为最后的战斗进行训练和锻炼 。为每一个趋向于改善群众条件的进步而斗争，不管是多么局部的进步，都是正确的，必要的 。这不仅适用于社会改革、教育、卫生和住房、养老金等等，而且也适用于民主要求，只要这些要求还保留着丝毫的活力。
例如，在英国，必须为废除君主制和上议院——这些封建主义的反动遗迹而斗争。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都支持妇女的权利，并将在堕胎和离婚等领域为最先进的立法而斗争。这也适用于民族问题。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极力支持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自治。这是一个基本的民主要求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支持任何具有丝毫进步内容的民主要求。当然，让步于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议会并不能解决任何根本问题，但这毕竟是一种局部的民主改革，任何社会主义者都不能反对。
然而，这还不够。在现代条件下，任何改良，无论是经济改良、社会改良还是民主改革，都不可能持久，除非它导致社会的根本变革。 早在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指出，民族问题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解决，他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口号明确地从国际纲领中删除，改为“民族解放运动”。对于那些屈服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压力，要求工人阶级放下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即接受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领导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一点已经完全丧失了意义。 相反，列宁解释说，在现代时代，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解决民族问题。托洛茨基这样总结列宁的立场：“民族自决权当然是民主原则，而不是社会主义原则。但是，真正的民主原则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支持和实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们才与社会主义的任务交相辉映。”（托洛茨基《1939-40年文集》，p. 45，我们的重点）
这就是我们所捍卫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现今的条件下，在每一个阶段都必须把争取民主要求的斗争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观点牢牢地联系起来，同没收银行家和资本家资产联系起来。而做到这一点的先决条件是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无条件团结。我们的战斗口号不是“民族反对民族”，而是“阶级反对阶级！”而且，我们的目标不限于一个国家。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这是过去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1916年，在欧洲处于灾难性战争的黑色反动时期，列宁写道：“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 ，我们的重点）
尽管面对确凿的证据，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仍不愿承认一个对所有有会思考的人来说越来越明显的事实：即民族国家本身现在扮演着与旧的封建特殊主义、地方障碍和过去的地方收费公路一样的倒退角色。只有彻底摧毁这些陈旧的壁垒，代之以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有计划的和谐发展，人类文化和文明才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是过时的民族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才是人类的唯一希望。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不是建立新的疆域——即人类进步道路上的新障碍，而是废除一切疆域，建立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秩序。
“所有国家的边界都只是对生产力的束缚。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维持现状，即使疆界永久化，而是相反，要努力以革命的方式消除这些疆界，目的是建立欧洲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联合国家。”（托洛茨基，《1935-36年文集》）。
完笔于2000年2月25日，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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