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十月革命后的民族问题
“民主运动的个别要求，包括民族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整个民主主义（现在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小部分。在个别的具体情况下，部分可能和总体相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这一部分。某一国家的共和国运动可能只是其他国家教权派或财阀君主派进行阴谋的工具，那时我们就不应当支持这个具体的运动，但是，如果根据这点就从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纲领中抛弃共和国的口号，那就可笑了。”（《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
这句话表明，自决权只是一种相对的权利。工人阶级是否应该支持自决权的要求要看每个个案的具体情况。这是一个具体问题，不可能采取对所有情况都适用的一般立场 。列宁当然从未采取过这样的立场。必须研究每一个具体的情况，非常仔细地区分什么是反动的，什么是进步的。否则，你最终会陷入混乱。而列宁的立场在1917年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在俄国，民族问题不是由资产阶级解决的，而是由社会主义革命解决的。这是所有诽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拒绝承认的事实。从所有真正希望了解马克思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的人的角度来看，这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列宁所预言的那样，波兰人只是由于俄国的革命而获得独立，十月革命為波兰的分裂創造了條件。波兰社会党右翼被推上了政府首脑的位置，在那里他们急于把权力交给波兰资产阶级。波兰资产阶级在英法的怂恿下于1920年对俄宣战。布尔什维克不仅抵御了波兰资产阶级的反动而且把战争带到了波兰。这是不是剥夺了波兰的自决权？列宁在1916年7月写的《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一文中预先回答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是沙皇政府在国际政治方面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的时代，如果这具体形势又以同种形势重演，即有几个民族开始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如1848年在欧洲开始实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其他民族却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那我们还是应当主张同后面这些民族进行革命战争，“粉碎”它们，摧毁它们的一切前哨，不管它们那里已经掀起了什么小民族的运动。”（《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
这些话充分表达了列宁对自决问题的真实态度。民族问题（包括自决问题）始终服从于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的总体利益。无产阶级必须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只要后者是针对帝国主义和沙皇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国族运动可以像农民一样成为无产阶级的盟友。但是，当这种国族运动是针对革命的，当小国被当作帝国主义和反动的棋子时（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情况），那么工人运动的态度就必须是彻底的敌对，甚至对这种运动发动战争。这一点从列宁的话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布尔什维克关于民族问题的方案旨在团结沙皇俄国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沙皇主义。俄国工人一旦夺取政权，就向被压迫的民族提供了自决权，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民决定留在一起，自愿参加苏维埃联邦。的确，波兰和芬兰分离了，并且都建立了反动独裁政权敌视苏维埃政权。乌克兰落入德国的控制之下。布尔什维克没有对芬兰和波兰进行干预，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自决权，而是因为他们太弱小了，不能这样做 。后来，他们确实对波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进行了干预。
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政府不止一次被迫向反动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动战争，例如亞美尼亞的“革命联盟”（Dashnaks）和烏克蘭的“拉达议会”（Rada）﹐这只是外国帝国主义对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干涉的幌子 。1920年，列宁赞成对波兰发动革命战争。托洛茨基反对这场战争，不是出于原则，当然也不是出于波兰自决的理由（波兰反动的皮尔苏斯基政权只是充当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的傀儡，而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鼓励它对苏俄采取侵略姿态），而只是出于实际的原因。
当芬兰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反动原因在十月革命后脱离俄国时，布尔什维克没有试图进行干预。但这反映了当时苏维埃国家的软弱，工人政府在许多战线上进行着生死斗争，托洛茨基不得不从零开始临时组建红军。在芬兰国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白卫军和工人之间爆发了一场血腥的内战。如果布尔什维克有红军，他们肯定会介入支持芬兰工人反对反革命的芬兰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恰好，当时在物质上不可能进行干预，但这与“自决权”完全没有关系，正如列宁一再解释的那样，“自决权”只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战略的一部分——相对较小的一部分。前者总是从属于后者，就像部分总是从属于整体一样。
1922年，托洛茨基在他的《社会民主主义与干涉战争》（有时也称为《红白之间》）一书中写道：
“当今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强烈的中心主义特征。资本主义已经为世界范围内的规整经济奠定了初步基础。帝国主义只不过是掠夺性的资本主义表达了在世界经济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欲望。一切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发现，在国民经济的狭小范围内没有足够的余地，都在寻求更广阔的市场。 他们的目的是垄断世界经济.
“我们时代的根本任务是在世界各地区的经济体系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在最经济地利用一切力量和资源的基础上，建立协调的世界生产。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任务。不言而喻，自决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取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统一倾向。在这方面，自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一般民主所具有的从属地位。但是，如果没有过渡，社会主义集中制不能取代帝国主义集中制，必须给被压迫的民族提供机会，让他们伸出在资本主义胁迫的枷锁下变得僵硬的肢体。
”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和方法绝不是机械地消灭民族特点，也不是采取强行合并的办法。 干涉各民族的语言、教育、文学和文化，当然是与无产阶级革命格格不入的。那是关心知识分子的职业利益和工人阶级的'民族'利益以外的其他事情。胜利的社会革命将给各民族集团以充分的自由，让他们自己解决一切民族文化问题，同时把经济任务归到一个头下（为了共同的利益，并征得工人的同意），而这些经济任务需要以深思熟虑的方式处理，并与自然、历史和技术条件相适应，而决不是以民族团体的方式处理。在协调国家和经济需求方面，苏联代表着最具适应性和灵活性的国家形式。
“第二国际的政客们和资产阶级外交大臣的导师们齐声嘲笑我们承认民族自决的权利，我们小心翼翼地向大众解释其有限的历史意义，我们从不把它置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之上。”
列宁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
列宁了解并热爱俄罗斯的民族传统、历史、文学和文化。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他却也深深扎根于俄罗斯的生活和文化中。然而，列宁从不向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出丝毫让步，他一生都在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残酷的斗争。当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古老的偏见和思想习惯的立即消失，也不意味着传统的消失，用马克思的话说，传统“像阿尔卑斯山一样”压在人的意识上。仅仅靠推翻剥削者的统治和生产资料国有化，并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人们的思想。社会仍然背负着旧秩序的伤痕和畸形，不仅在它的背上，而且在它的思想上。
男女之间、原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真正的人际关系的建立只能在一个时期内发生变化，而这个时期的长短，将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工作日的长短和群众的文化水平来决定。这正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意义所在。就俄国而言，革命发现自己被孤立在最可怕的落后条件下，苏维埃政权面临的问题是巨大的。这直接关系到民族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列宁写道：
“无产阶级民主派现在就应当考虑到大俄罗斯农民的民族主义（不是对它让步，而是要同它作斗争），而且将来也许还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考虑到这一点。 ”（《论民族自决权》，我们的重点）
“这种实际情况就使俄国无产阶级负有双重的，或者更确切些说，负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认建立国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分离权；另一方面，正是为了同一切民族中的各种民族主义胜利地进行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使它们不顾资产阶级的民族隔绝的倾向而极紧密地融合为一个国际整体。
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融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 （同上）
列宁在处理苏维埃国家的民族问题时总是非常敏感。布尔什维克履行了他们对前沙皇帝国被压迫民族的所有义务。最初，俄罗斯的名字从所有的官方文件中消失了。布尔什维克刚刚提到了“工人国家”。后来又有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动议 。虽然列宁显然赞成十月革命后立即成立的自愿联邦，但他极力避免给非俄罗斯民族留下布尔什维克只是想用一个新的名字重建旧的沙皇帝国的印象。他敦促人们要谨慎和耐心。然而，因为是格鲁吉亚人而被任命为民族委员的斯大林却有不同的想法。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在一个压迫性的多数民族的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小国成员往往会成为最坏的大国沙文主义者。因此，拿破仑，尽管是科西嘉人，却成为法国中央集权主义最狂热的支持者。
斯大林，官僚主义的产物，尽管俄语说得很差还带着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但他也成为了一个同样狂热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1921年，斯大林不顾列宁的反对，组织了对格鲁吉亚的入侵，格鲁吉亚（理论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列宁不得不接受这一立场。但他强烈建议在与格鲁吉亚人打交道时要谨慎和敏感以避免任何俄罗斯欺凌的迹象 。当时的格鲁吉亚是一个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的国家，由孟什维克统治。列宁赞成采取和解政策以期赢得格鲁吉亚人的信任。他非常重视维护各民族之间的兄弟关系，坚持任何联盟或联邦的自愿性。斯大林则相反，他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推动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与外高加索联邦、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的联合。当斯大林的建议草案提交给中央委员会时，列宁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提出了与斯大林草案原则上不同的替代方案。列宁典型地强调了平等的因素和联邦的自愿性，他写道： “我们承认自己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共和国是平等的，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新的联邦... ”（《关于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与此同时，在党的领导层的背后，斯大林在他的爪牙奥尔忠尼启则（Sergo Ordzhonikidze，和他本人一样是俄国化的格鲁吉亚人）和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波兰人）的帮助下，在格鲁吉亚发动了相当于政变的行动。他们不顾列宁的具体建议清除了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当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提出抗议时，他们被无情地推到一边。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践踏了一切批评。换句话说，他们执行的政策恰恰与列宁为格鲁吉亚倡导的政策相反。他们欺负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甚至不惜使用暴力，如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了一名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这是闻所未闻的行为。当因病失去行动能力的列宁终于发现后，他大惊失色，并口述了一系列信件给他的秘书们，用最严厉的措辞谴责斯大林的行为，并要求对奥尔忠尼启则进行最严厉的惩罚。
在1922年12月24-5日口述的一篇文章中，列宁称斯大林为“一个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是一个粗俗的“伟大的俄国恶棍”。（见伯兰诺夫：《列宁的遗嘱》，p. 46）他写道：
“我还担心，去高加索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罪行’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他的整个委员会是否不偏不倚，这在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说明。”（《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列宁把这一事件的责任牢牢地放在斯大林的肩上：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同上）
列宁把斯大林在格鲁吉亚的行为与苏联国家机器在可怕的落后条件下的官僚堕落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他特别谴责斯大林不顾有关人民的意见，以“统一国家机器”的需要为借口，急于推行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做法。列宁坚决反对这种论调，并解释说这是来自官僚制的腐朽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表现，而这种官僚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从沙皇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
“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毫无疑问，应当等到我们能够说，我们可以保证有真正是自己的机关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又忙于军“务”和同饥荒斗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
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象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我们的重点）
格鲁吉亚事件发生后，列宁倾其所有，竭力争取解除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死后于1922年担任的党总书记职务。然而，列宁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担心，在当时的情况下，领导层的公开分裂可能会导致党按照阶级界限分裂。因此，他试图将斗争限制在领导层之内，笔记和其他材料也没有公开。 列宁秘密地给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写信（抄送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全心全意”地承担起他们反对斯大林的事业。由于他无法亲自追究此事，他写信给托洛茨基，要求他在中央委员会中承担格鲁吉亚人的辩护工作。
列宁最后一次与斯大林和官僚机构斗争的文献证据被莫斯科压制了几十年。列宁的最后著作被俄国和国际上的共产党员阶层所隐瞒。列宁写给党代会的最后一封信，不顾遗孀的抗议，没有在党代会上宣读，一直被锁起来，直到1956年赫鲁晓夫等人把它和其他一些内容，包括关于格鲁吉亚和民族问题的信件一起发表。因此，列宁为捍卫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真正政策而进行的斗争被遗忘了。
一国社会主义
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水火不容的。但是民族主义是斯大林主义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 。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所谓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是马克思和列宁永远不会赞同的。直到1924年，斯大林仍然支持列宁的国际主义立场。同年2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这样总结了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
“总的说来，这就是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特点。”（《论列宁主义基础》，p, 2462 ）
这些正是“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特点”，这一点直到1924年上半年都没有任何争议。自1905年以来，它们在列宁的数百篇演讲、文章和文件中一再被重复。然而在1924年底之前，斯大林的书已经被修改了，并把完全相反的东西放在了它的位置上。到了1926年11月，斯大林可以断言完全相反：“党始终把在那个国家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而这个任务是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力量来完成的。”
这几句话标志着与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彻底决裂。当列宁还在世时，斯大林决不可能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初，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反映了那些从十月革命中得利的新兴官僚阶层的心情，现在希望结束革命风暴和压力时期。这是小资产阶级反对十月的理论表现。在一国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斯大林官僚集团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了一面倒的内战，最终摧毁了列宁的政党，建立了一个可怕的极权政权。
建立在布尔什维克党骨架上的政权最终摧毁了十月革命的一切残余。但这一点事先并不明显。俄国革命后，共产国际又在民族问题上维护了正确的立场。但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发展和第三国际的堕落，所有的基本思想都丧失了。大多数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盲目地追随莫斯科的路线。那些试图保持独立立场的人被驱逐了。 共产国际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载体转变为斯大林外交政策的被动工具。当它不再适合他时，斯大林在1943年轻蔑地解散了它， 甚至没有召开代表大会。
只有一个人事先解释了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何方。早在1928年，列昂-托洛茨基就警告说，如果这一理论被共产国际采纳，那么它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进程的开始，这个进程的结局只能是世界上每一个共产党的民族改革主义堕落，无论是执政的还是下台的 。三代人之后，苏联和共产国际躺在废墟中，各共产党早已放弃了在各地主张真正列宁主义政策的任何借口。
托洛茨基和乌克兰问题
对托洛茨基和列宁来说，是否应该支持自决的权利的问题是一个具体的问题，答案完全取决于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的利益。托洛茨基的方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对乌克兰的态度。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对乌克兰的荒谬行为严重破坏了十月革命建立的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团结联系。
与格鲁吉亚一样，乌克兰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绝大多数是农民。 乌克兰幅员辽阔，人口数量可与法国媲美，对布尔什维克党具有战略重要性。乌克兰革命的成功对于将革命扩展到波兰、巴尔干半岛以及最重要的德国至关重要。1919年1月，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表示：
“乌克兰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战略中心。创造一个革命的乌克兰将意味着在巴尔干半岛引发革命，给德国无产阶级抵抗饥荒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可能性。乌克兰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决定性因素。”（《拉科夫斯基选集》，p. 24）
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的建立遇到了一些困难，外国干预在这问题上只是部分的结果。主要的困难是农民占压倒性优势，这一点因民族问题而加剧。虽然乌克兰语与俄语非常接近，两国人民几个世纪以来拥有共同的历史（基辅最初是古代俄罗斯的首都），但乌克兰人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国家认同——这一事实并不总是被大俄罗斯人认识到，他们传统上将乌克兰人称为“小俄罗斯人”。
乌克兰的民族分裂很大程度上与乌克兰社会的阶级分裂相吻合。80%的人口是讲乌克兰语的农民，而城市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俄罗斯人。因此，布尔什维克在城镇有强大的基础，但在农村却极其薄弱。这个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乌克兰革命的命运。布尔什维克的弱点在于他们看起来是一个“俄罗斯和犹太人”政党。然而，随着革命在乌克兰扎根，农民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阶级分化，这反映在旧的乌克兰传统国家组织的分裂中。 最重要的发展是“斗士派”（Borotbists）的左翼演变，他们实际上相当于乌克兰的俄罗斯左翼社会革命派。内战期间 ，斗士派与布尔什维克联手对抗白军（佩特留拉）。尽管在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心存疑虑，列宁还是坚持要求他们与斗士派统一 。在经历了许多困难之后，斗士派最终与共产党合并，从而使共产党第一次在乌克兰农民中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对乌克兰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的确，此后在乌克兰党内出现了许多“民族主义”偏向的问题。但是这些都被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和所特有的耐心和机智所克服。然而﹐斯大林的崛起和苏维埃国家官僚体制的堕落极大地加剧了乌克兰民众的不满情绪。在1923年的第十二次党代会上， 拉科夫斯基领导了反对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的斗争。拉科夫斯基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勇敢的讲话，用与列宁本人密切相关的语言明确指出了问题的根源：
“斯大林只是停留在解释的门槛上。”他宣称：“还有第二种更重要的解释，即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与我们的国家机器之间的根本差异。这是核心、关键的问题。”（同上，p. 33）
他接着说：
“我们的中央当局开始从方便的角度来看待整个国家的行政管理。自然，管理二十个共和国是令人厌烦的，如果把整个共和国统一起来那将是多么方便。从官僚主义的观点来看，这将更简单、更容易、更愉快。”（同上）。
权力集中在享有特权的新官僚贵族手中，这对苏联的民族问题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强迫集体化的官僚冒险在整个苏联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但没有什么地方比乌克兰更严重。斯大林的清洗在乌克兰比其他地方开始得更早，因为对这一疯狂行为的抵抗程度迫使乌克兰广大农民反对斯大林。这又反映在乌克兰共产党队伍中的反对。1933年至1936年，乌克兰党被斯大林斩尽杀绝。仅1933年一年，就有一半以上的地区党委书记被清洗。被肃清的人中，有很多是斯大林的支持者，比如老布尔什维克、乌克兰党的著名领导人斯克里普尼克（Skrypnik），他在1933年为抗议肃反而自杀。这只是第一次打击。1938年，在莫斯科大清洗的高峰期，几乎一半的党组织书记又被清洗。这是一个警告，只有完全服从莫斯科官僚机构才会被容忍。
托洛茨基在国外流亡期间，对这些事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注意到大清洗对乌克兰的打击比任何其他共和国都大，他得出结论：俄国官僚机构的压迫性措施将对乌克兰与苏联其他地区的联系造成不可容忍的压力。他清楚地看到了乌克兰反革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复兴的危险，在特定的情况下，这种趋势会在农民中得到强大的回响。托洛茨基已经警告全世界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必然性，在这场战争中，希特勒将试图征服苏联。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问题对世界的未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托洛茨基正是在这样的特定条件下，提出了独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乌克兰的口号。他的意图相当明确：要从乌克兰资产阶级国族主义者的脚下割断土地，因为这些人力图在反动的基础上把乌克兰从苏联分裂出去，这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把具有巨大农业和工业潜力的乌克兰交给希特勒。托洛茨基明白，乌克兰的政治革命将不可避免地把民族问题摆在当务之急。他明白，要阻止乌克兰脱离一个强制的联盟，事情已经走得太远了，这个联盟现在在群众心目中与暴力、苦难和国家耻辱联系在一起。因此，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任务是赋予乌克兰民族运动一个以社会主义而非资产阶级的内容。
乌克兰革命的成功将对俄罗斯和周边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在乌克兰西部，该国正处于皮尔苏斯基的波拿巴独裁统治之下。 在独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上统一乌克兰将导致皮尔苏斯基的垮台和波兰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反过来又会鼓励德国工人阶级反对希特勒。因此，和1919年一样，乌克兰是“世界革命的关键”。如果乌克兰工人阶级上台执政 ，即使这导致了与俄国的分离，以后与俄国建立联邦的大门也会敞开。然而，事情的发展与托洛茨基的预期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他的预测。
当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条约，并派红军占领了包括西乌克兰在内的波兰部分地区时，托洛茨基警告说，希特勒将不可避免地违反协议进攻苏联。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的民族不满情绪将对苏联构成致命的威胁：“希特勒的政策是：为他的征服建立一个确定的秩序，一个接一个的征服，并由每一个新的征服建立一个新的‘友谊’体系。在现阶段，希特勒将大乌克兰作为临时存款让给他的朋友斯大林。在下一阶段他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是这个乌克兰的主人，是斯大林还是他希特勒？“（托洛茨基，《1939-40文集》，p. 90）
他警告，俄国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对乌克兰的民族压迫将把乌克兰人推向希特勒的怀抱。正因为如此，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托洛茨基提出了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的口号，作为打击乌克兰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争取乌克兰工人和农民接受苏维埃政权的手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写道：
“乌克兰一部分舆论的亲德倾向现在将同时暴露其反动性质和乌托邦主义，只剩下革命倾向。这场战争将加快事态发展的步伐。为了不被措手不及，有必要在乌克兰问题上及时和明确地采取立场。” （同上，p. 86）
正如托洛茨基所预言的那样，在1941年，就在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特工暗杀了一年之后，希特勒入侵了苏联。而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许多乌克兰人，尤其是农民，最初对德国抱有一定的希望，至少是甘愿让他们进攻。但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纳粹的肮脏的种族主义政策和他们疯狂的“劣等种族”理论。如果苏联被美国军队用装在行李车上的廉价商品入侵， 结果很可能会不同。但希特勒的部队来的时候不是带着廉价商品，而是带着毒气室。结果，不仅在乌克兰，而且在整个苏联，广大民众都奋起反抗纳粹侵略者。最后，与纳粹合作者的数量相对较少，即使在乌克兰也是如此。尽管斯大林主义犯下了种种罪行，但人民认为它是罪过较轻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托洛茨基把乌克兰看作是一个特例。他出于特殊的原因，占时性地提出了“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的口号。他从来没有为苏联的任何其他共和国提出过同样的口号。而且，这个口号如今也不再适用于乌克兰。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和其他所有前共和国一起——获得了独立。但是在经历了十年的独立和资本主义的双重祝福之后，乌克兰的群众现在两样都不要了。他们从由此导致的可怕的经济和文化崩溃中得出了结论。现在有一种强大的、日益增长的赞成返回苏联的情绪。当然，乌克兰人要的是民主权利，包括管理自己事务的自主权，尊重他们正当的民族愿望、语言和文化。他们希望得到平等的待遇，而不是沦为二等“小俄罗斯人”。换句话说，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联邦，以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这也是我们的纲领。在这种具体情况下，推进“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的老口号是荒谬的。它将使我们比普通的乌克兰人更落后，因为他们明白独立并不能解决问题。
更愚蠢的是试图将托洛茨基的旧口号机械地套用到科索沃，就像某个宗派团体试图做的那样。他们偶然发现了托洛茨基1930年代著作中的一句话，就像鹦鹉学舌一样重复这句话，丝毫不明白托洛茨基为什么提出这个口号，也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列宁和托洛茨基所使用的辩证法，是从“真理总是具体的”这一基本命题出发的。我们已经解释了托洛茨基在这一特定情况下（也只有在这一特定情况下）试探性地提出特定口号的具体原因。但是，半个多世纪后的科索沃问题，与这一情况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解释我们对科索沃问题的态度（我们以前已经多次解释过）。南斯拉夫的解体与苏联的解体一样，是一种完全反动的发展，我们不能支持。在巴尔干半岛，每一个民族运动的背后，总是有某种强大的力量在幕后操纵。对于大国来说，小国只是只棋子，可以被犬儒地随意利用和抛弃。在这个等式中，决定性因素是伪装在北约旗帜下的美国帝国主义的行动。科索沃解放军是一个完全反动的运动，它当时充当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地方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厌其烦地重复的那样，科索沃战争——据称是在科索沃“自决”的旗帜下进行的——只能以在科索沃建立美国保护国而告终。而这正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如果还有人到看不到这一点，我们为他们感到可悲。
我们想知道这与自决有什么关系？目前的恶行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有什么帮助？科索沃解放军是一个主要由黑帮分子组成的组织，它参与了毒品走私、强收保护费和有计划地谋杀塞族人、吉普赛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活动，它正试图让自己掌权，希望以后能获得独立。但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独立的科索沃将意味着巴尔干地区的战争，不仅涉及南斯拉夫，而且涉及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希腊、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为此，美帝国主义是反对的。但俗话说，“傻子冲进天使不敢踏足的地方”。如果这导致了巴尔干半岛的全面战争，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宗派的呼声。 重要的是科索沃独立了！这样的疯狂已经够糟糕了。但是其他更疯狂的宗派分子却又加入了一个新的、最原始的扭曲：“独立，是的，但它必须是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
令人遗憾的是，北约的总参谋部无法获得这些智者的著作，他们无疑不时需要一点轻松的娱乐 。这会让美国的将军们笑得无奈。如果没有美军在背后支持，科军过去和现在都不算什么，它实际上是美军的一个辅助部门。因此它没有独立的意义，只有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英勇的”科军才重新进入科索沃，只有在美国允许的情况下它才能运作。如果（尽可能）科索沃解放军越界，这将很快得到处理。现实情况是，帝国主义现在统治着科索沃，而且这种情况将长期存在，因为他们不能轻易撤离科索沃。这就是科索沃的具体现实，这就是美国炸弹带来的“自决”。期望有什么不同是十分愚蠢的。然而也有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支持这一行动，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求这样做。 其中有一位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家”的先生居然给英国外交大臣罗宾-库克（Robin Cook）写信，要求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是的，他们都赞成“自决”和“独立”，甚至赞成“独立的社会主义科索沃”。但现在，当面对帝国主义在巴尔干地区建立新飞地的具体现实，以及一个曾经被压迫的民族谋杀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可怕景象时，他们还能说什么？
民族问题恰恰是那些没有把事情想清楚到底的人的陷阱。除非你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否则你最终总会以一种压迫换取另一种压迫而告终 。科索沃就是这方面的又一个例子。
民族问题与斯大林主义
列宁解释说，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面包问题。国有化的计划经济使苏联经济迅速发展 ，标志着苏联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改善最大的是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最落后的共和国，从1917年到1956年，苏联的总体工业生产增长了30多倍。但哈萨克斯坦增长了37倍，吉尔吉斯增长了42倍，亚美尼亚增长了45倍。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也有类似的增长。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令人瞩目的成就，苏联仍然存在着民族压迫。官僚主义的吹嘘是没有根据的。以下是典型的例子：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多民族国家，它建立在兄弟般的合作 和相互信任的原则之上。它居住着社会主义国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乌兹别克人和其他人。这些国族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型国家（?）。他们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没有任何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他们因道德和政治上的团结以及建设新社会的人民的真诚友谊而联系在一起。这些国家有一种新的道德和政治构成，它表现在共同的文化中，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在形式上是民族的。共产党用苏维埃的爱国主义精神、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和尊重其他民族的权利，用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他们。”（《列宁的民族政策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问题》苏联进步出版社导言，p. 11）
官僚机构的糖衣炮弹以理想化的方式介绍苏联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但这些与现实毫无干系。这里不是详细讨论列宁死后苏联民族政策演变的地方，我们请读者参阅泰德·格兰特的《俄国——从革命到反革命》一书，书中对苏联的民族问题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在此我们只想说：斯大林和官僚机构的畸形沙文主义起到了破坏苏联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的团结的作用，从而为苏联的解体铺路，这对所有民族都是不利的。如果接受斯大林主义的宣传并认为一切都只是完美的，那就无法解释苏联崩溃的速度。但事实却截然不同。
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对苏联少数民族犯下了最骇人听闻的罪行。大清洗完成了斯大林在1922年就开始的工作——清算布尔什维克党的残余。大约在1937年年中，每一个共和国的共产党都遭到了全面攻击。在 1938 年 3 月对布哈林进行的臭名昭著的公开审判中，一些国家党的领导人被列入其中。这些领导人通常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国族主义者”并被处决。在这之后，大规模逮捕和驱逐出境的途径开放了 ，斯大林大清洗的受害者的确切人数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但他们的人数肯定是数以百万计。对于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来说，俄罗斯人民遭受的痛苦并不亚于他们。1945年5月25日，《真理报》转载了斯大林的一篇讲话，总结了斯大林极端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他在讲话中说，俄罗斯人民是“苏联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苏联的“指导力量”。言下之意，所有其他民族都是二等民族，必须接受莫斯科的“指导”。这种观念违反了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政策的文字和精神。
斯大林犯下的最滔天罪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的大规模驱逐民族的行为。在战争期间，至少有七个民族在最不人道的条件下被驱逐到西伯利亚和中亚。这就是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日耳曼人、卡尔米克人、卡拉查人、巴尔卡人、印古什人以及车臣人的命运。NKVD——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把所有人——男人、女人、孩子、老人和病人、共产党员和工会会员——都抓了起来，用枪指着他们，命令他们带着所有能带的东西上牛车。许多人在运输途中或抵达时死于寒冷、饥饿或疲惫。在前线作战的士兵，甚至那些因为英勇而被授予勋章的士兵，也同样被逮捕和驱逐出境 。这种残酷专横的野蛮行为和民族压迫所造成的苦难遗产一直持续到今天。它表现为苏联的解体和车臣的噩梦。
各共和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组成情况表明了俄罗斯以外各国人民的俄罗斯化趋势。 1952年，中亚共和国和波罗的海共和国的所有领导官员中，只有大约一半是当地人。在其他地方，这个比例更低。例如，在摩尔多瓦党中，只有24.7%是摩尔多瓦人，而据说1948年塔吉克党的新兵中只有38%是塔吉克人。
斯大林主义最令人厌恶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反犹太主义。布尔什维克党一直在与反犹太主义作斗争。因此﹐犹太人把十月革命视为他们的救星。布尔什维克给予犹太人充分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受到鼓励。他们甚至建立了一个自治的共和国，以便那些想要一个独立的家园的犹太人能够得到它。但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所有旧的种族主义污秽都复活了，犹太人再次成为替罪羊。早在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就准备用反犹太主义来对付托洛茨基。由于犹太人在旧布尔什维克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他们在大清洗中遭受了过大的伤害。二战后出现了一场反犹主义运动，只是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或“无根的世界主义者”——这些词只是“犹太人”的代号等借口来部分掩饰。在臭名昭著的“医生阴谋”中，一些克里姆林宫的医生被指控试图毒害斯大林，这是公然反犹运动的信号，因为有关的医生是犹太人。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后（最初得到莫斯科的支持），迄今为止被容忍的犹太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压制。意第绪语出版的所有出版物都被关闭，意第绪语剧院也被关闭。1952年，也就是斯大林去世的前一年，几乎所有犹太文化界的领袖都被枪毙，大量犹太人被捕。只有斯大林的死，才阻止了新一轮的大清洗。即使在今天，由现任俄共党魁久加诺夫领导的所谓“共产党”中，也存在着反犹太主义的因素。这本身就足以说明斯大林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与真正的列宁主义之间的鸿沟。
现在，所有的鸡终于都归巢了，苏联已经在纷乱的战争和冲突中解体 。 列宁喜欢引用“生活本身教会了我们”。而生活本身也给苏联人民上了一堂非常残酷的课。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失败已经刻在了官僚机构的鼻子上，而官僚机构现在正忙于把自己改造成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剥削者阶级。没有人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现代时代，世界经济是决定性的因素。“一国社会主义”已被揭露为反动的乌托邦。
目前经济崩溃、战争和种族冲突的噩梦，是莫斯科几十年极权官僚统治的有毒遗产。然而，资本主义没有为前苏联各共和国提供任何出路。正式的独立对他们来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相反地。 把它们与一个共同的生产计划联系起来的联系的中断，导致了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崩溃，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比起现在的苦难，大多数人民无疑更愿意选择以前的情况。苏联的重组将是一个进步的步骤——但回到旧的官僚制度将不是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所有旧的矛盾都会回来，结果将是一场新的危机。所需要的是回到列宁和托洛茨基最初的纲领和思想：建立一个工人（苏维埃）民主政权，在这个政权中，所有共和国的劳动人民都能在真正平等和博爱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社会主义联邦，没有一个民族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
尽管如此，社会转型的前景仍然存在。尽管俄罗斯在过去一段时间经历了可怕的崩溃，但它已不再是1917年那个落后的文盲农民国家。一旦工人阶级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至少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前景就会存在，尽管最后的胜利只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然而，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拥有巨大的生产潜力，尤其是拥有庞大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队伍——这是发展新的信息技术的关键因素。资本主义已经表明，它无法挖掘这种潜力。但民主的国有化计划经济可以迅速改变整个局面。
在工人阶级占社会绝大多数的现代经济基础上，实行利用广大的自然、人力和技术资源的民主社会主义生产计划，以至于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生产出丰硕的资源，所有过去的国家竞争和猜疑都会消失得无足轻重，就像对过去的不好记忆一样。这条道路将为自由的社会主义联邦中的人民的自由交流开辟道路，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类文化的发展。这样的未来愿景比狭隘且本质上反人类的民族主义乌托邦更具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