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门事件：一份马克思主义的阅读指南

6月4日是1989年中国天安门运动被残酷镇压的32周年。今年我们无疑会看到许多资产阶级评论员发表文章，一如既往地利用1989年的悲惨事件煽情，为的不是解释这场运动的实际内容，而是声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如何是一个失败的、不可行的制度，借此断言资本主义是人类唯一可取的社会体制。也因此，西方的媒体不断把六四学运描绘成一场争取在中国实施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和复辟资本主义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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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49年的中国革命事实上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就像1917年的俄国革命一样，全球的富人和当权者竭力掩盖这些革命为工人和农民所取得的成就：使数亿人摆脱了农村的落后状态，摘掉了封建地主的枷锁，使这两个国家从帝国主义的淫威下解放出来。

然而，俄国革命被孤立在一个国家的事实，导致了特权官僚机构和斯大林的畸形政权的崛起，使革命初期的真正工人民主被扑灭。[关于这一过程的分析，可以阅读托洛茨基的优秀著作《被背叛的革命》]。我们必须明白的是，1949年的中国革命并不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再版，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以斯大林的政权为蓝本並具有官僚化的畸形特质。斯大林主义的崛起及其专制的统治方法被用来掩盖这些革命对参与革命的群众的真正意义之真相。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拒绝美化这些政权，只希望揭开真相。就中国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反对中共当局对1989年事件的官方解释，以及他们掩盖真相的企图。但我们也反对西方媒体对1989年事件的描绘。

事实是，在毛泽东去世和邓小平崛起之后，中国采取了渐进的市场改革政策。这意味着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元素。正是这种逐步市场化的后果——其中之一是导致非常高的通货膨胀率——创造了点燃1989年运动的环境。当时的中国政权被大规模的青年抗议活动所动摇，抗议活动于4月中旬在天安门广场开始，6月4日结束，政府派军队镇压了青年，杀死了数百甚至数千人。

我们必须扪心自问：这场运动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支持资本主义，还是一场本能地朝着争取工人和青年权利、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行工人民主而不是官僚精英统治的方向发展的运动？

本阅读指南旨在帮助任何想了解1989年事件及其起因的人来厘清这一切。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明白，过去在中国存在的根本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可怕的扭曲。那时的中国没有工人对工业的控制，也没有得以让工人阶级管理社会的民主。的确，资本主义已经被1949年的革命所铲除，计划经济已经到位，但权力掌握在一个有特权的官僚阶层手中，以独裁的方式管理社会。

如此政权的行径很容易被有心人士用来在全世界的工人和青年眼中诋毁真正的社会主义。西方的资本家用对正在为更好的社会而奋斗的工人和青年说：“你们想要革命吗？革命就会变成那样！”，并把资本主义说成是无法超越的最佳社会体制。

另一方面，中共政权也把1989年的运动说成是亲资本主义的反共暴动，把他们自己的政权说成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府。时至今日，西方的一些左翼人士仍将中国说成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权，拒绝承认该政权在过去是斯大林主义性质的，也拒绝承认它后来成为了一个资本主义政权。这些为中共当局辩护的人拒绝承认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有任何积极意义，并将当时的抗议者描绘成自始至终都是美帝国主义中情局操纵来推翻中共的走狗。这一立场的讽刺之处在于，镇压天安门运动的官僚正是逐步推动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那些人。

我们可以看到，天安门抗议活动不仅仅是简单的支持或反对“社会主义”。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历年来对天安门发表了大量文章，分析事件本身及其在历史上的意义。以下的阅读书单包括了一系列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分析中国1989年运动的文章。

这份清单中的第一篇文章是由丹尼尔·摩利撰写的“中国：从革命到天安门”。此文提供了天安门事件背后的重要的背景脉络，解释了于1949年成立的中共政权的性质，它在1980年代开始引入的亲市场政策，以及这些政策的影响如何造成不满情绪，从而造就了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

文中还分析了学生运动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包括确实有一些阶层对资本主义抱有幻想——事实上，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事实上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持不同政见者，有些人后来流亡国外，在西方大学里为自己创造了舒适的学术生涯。

然而，1989年运动内重要因素之一是工人阶级的角色，这透过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的登场而表现。工自联并不是一个亲资本主义的组织，而是中国工人反对邓小平在当时推动的市场“改革”的真正表达，因为这些改革加剧了不平等和恶化了工作条件。

在原载于端传媒而被我们翻译成英语后发表的“边缘化的六四论述：八九春夏，其实发生的是‘两场运动’”（吉汉著）一文中，对当时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不同趋势提出了非常值得参考的观点。文章对当时运动内确实存在的更倾向于自由资产阶级民主的阶层进行了分析，同时也纵览无产阶级参与者的角色。文章显示，工人们本能地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是诉求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值得强调的一点，因为无论是西方的评论家，还是中国的官方说法，都没有兴趣提及这一重要的因素。

事实上，正是在这场从学生抗议开始的运动开始吸引有组织的工人参与后，邓小平政权才最终结论他们需要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这时，他们把军队招了进来，借此明确地警告中国群众天安门这种抗议活动将受到野蛮的打击。随后，他们试图埋葬所有关于这样一场工人运动的记忆。

天安门运动对今天也有重要的教训。进来我们目睹到了和89运动有不少共同点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在东南亚。这些运动显然是由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深度发酵所推动的。然而，这些运动内确实民主性质的诉求占主导地位，例如在香港和泰国。这使得公开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得以成为运动的主导者，也使得更多公开的反动趋势能够将运动导向阶级斗争之外。

早在1989年，正是那些公开的亲资份子疏远了工人。他们认为，坚持不懈地争取民主意味着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权靠拢，比如欧洲或北美国家。在今天的缅甸，我们也看到了一场革命规模的运动内起初普遍幻想西方“民主国家”会来帮助他们。当然这种幻想随即就破灭了。

在世界资本主义深陷危机的情况下，每个国家的贫困和失业都在增加，把运动简单地限制在民主诉求上意味着削弱运动本身的能量，因为空洞的民主诉求对工人阶级的吸引力较小，而工人阶级却是唯一能够持续为真正的民主而斗争的力量。因此，这些通常是由年轻人推动的民主运动——至少在早期阶段——需要采用阶级观点，并理解争取连贯的民主斗争不能停留在单纯的民主要求上，而必须着手解决劳动人民面临的紧迫问题。这意味着，争取真正民主的斗争必须成为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工人民主即社会主义的斗争。否则，在将运动的目标限制在民主诉求上，最终是无法达成任何目标的，就连民主改革的目标都达不到。

青年在打开革命的闸门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但他们也必须采取阶级观点。因此，在参与这种性质的运动时，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积极支持群众的进步愿望，同时坚定地与反动分子进行意识形态斗争。1989年运动的领导层由于被反动的人士主导，至少在某些阶层中是这样，而官僚机构正是看中了这一知名弱点，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它把运动描绘成某种反革命阴谋。

然而，在粉碎了敢于挑战政权的学生和工人之后，中国官僚机构意识到他们必须谨慎行事，因此决定放慢市场改革的步伐，但在两三年内，他们感到有足够的信心继续实施他们的计划。从1990年代初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速度加快，最终导致整个经济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局面，所有这些都由中共党国赞助和支持的。

关于我们对上述过程的分析，可以参考《中国通向资本主义的新长征——第二部分》，和John Peter Roberts的著作《中国：从不断革命到反革命》一书中的相关章节。我们提供的事实和数据追溯到1978年的中共第一个试探性改革步骤——一开始是在整体计划经济下的市场刺激，最终导致2000年代资本主义方法成为主导。那些指责天安门运动是亲西方、亲资本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官僚们，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体制面对的最大危险。尽管他们高喊着“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言辞，高层的官僚们并不满足于成为特权的官僚精英，而是渴望所有权和将其财富传给后代的权利。要了解今天的中国是什么，以及它不是什么，这些文本是必不可少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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