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事件，因为工人阶级不仅第一次领导了革命，而且直接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着手改造社会。工人夺权被诽谤为不民主，但就整个世界革命史来看，相较于农民革命或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言，工人阶级革命已经是非常温和的了。在这篇文章中，丹尼尔·摩利解释了俄国工人民主在实践中是如何工作的。（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19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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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同志们！请记住，现在是你们自己管理国家。如果你们自己不团结起来，不把国家的一切事务自己担当起来，谁也帮不了你们。你们的苏维埃从现在起就是国家政权机关，即拥有全权的决策机关。
你们要团结在你们的苏维埃的周围。要巩固苏维埃。自己动手从下面干起来，不要等待任何人。”[1]
列宁在掌权10天后对俄国群众说的这些有力的话，忠实的反映了他对工人民主的真实态度。一天前，列宁更详细地阐述了同样的观点。
“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让工人着手在自己的工厂建立工人监督吧，让他们用工业品来供应农村，换取粮食吧。每一件产品、每一俄磅粮食都应当计算到，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计算。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2]
通过这些革命宣言，列宁宣布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和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没有人可以谎称十月革命是不民主的。正如这些声明所示，俄国革命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彻底的民主国家形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听说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民主。我们的政治家、媒体、杰出的知识分子，以及一般的建制派，从不厌倦自豪地赞美他们那模糊且抽象的“民主”。
在它们模糊和抽象的地方，让我们具体一点。他们所赞美的民主，其实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那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正如列宁所说，这就像古希腊的民主——奴隶主的民主。它掩盖了资本的专政。
工人民主是非常不同的，事实上它与资产阶级民主直接相反。资产阶级民主是形式上的和人为的。尽管人们为了它曾与统治阶级斗争了好几个世纪，但它相关的权利和自由几乎不能说明你真正有自由做什么。我们拥有正式的投票自由，但是是在自己无法控制的经济体系的背景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希腊举行的关于欧盟实施紧缩政策的全民公投，其中61%的人投票反对紧缩政策。但对于欧洲银行而言，这些反对票并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带来更为严厉的紧缩政策作为惩罚。
在这个制度下，投票只是满足民主制度的需求，真正的决策总是由大银行和其他幕后的主要资产阶级人物控制，这也是众所周知的现状。议会是一个清谈和表演的地方。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英国工党内部的斗争对于理解统治阶级在幕后操纵和支配民主进程的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工人可以加入和参加工党，这是一种真正的自由。但是，如果他们投票选出左翼领导人，这将面临诸如进步党（一个由亿万富翁资助的右翼工党派别）等组织的无情反对。资产阶级每走一步，都有自己的金钱和代理人在牵线搭桥，而工人们的收入微薄，没有时间投身政治。民主归根结底是一个物质问题，而且首先是一个阶级问题。
工人国家的第一个例子
工人民主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统治形式——它是多数人的统治。它不是一套人为制定的、固定的规则，用来掩盖真正发生的事情，也不是起到使绊子或授予权力的作用。工人民主使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这是一个真切的、实际的、初步自觉的发展。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发明的理想计划。相反，这是我们从社会现实中得到的。第一个例子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马克思和列宁从中获得了许多灵感。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
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
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3]
从这一鼓舞人心的、英勇的最初经历中，马克思和列宁得出了民主工人国家形式的一般原则，我们稍后将对此进行讨论。我们在这里的主要观点是，工人民主是工人阶级实践的产物，反映了工人自我解放革命斗争的真正需要。
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工人国家的第一个例子，马克思和列宁从中获得了很多灵感。//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也正是从这一经验中，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无产阶级专政所表达的不是对无产阶级的专制统治，而是我们在巴黎公社看到的，工人阶级民主地组织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按照自己的条件管理社会。在马克思时代，“专政”一词并没有今天的糟糕含义，实际上是指古罗马的一种传统。
资产阶级民主的抽象认为，我们都是平等的原子，被假定拥有相等的资源和时间，因此每张选票代表的价值与下一张票完全相同。但这种假定的背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物质不平等的现实，以及至关重要的阶级利益冲突。但在资产阶级民主中，这些基本真理被忽视了，资本家的巨额财富在幕后操纵着一切。
从这些自由主义抽象概念的角度来看，工人民主似乎不那么民主，因为它必然排斥资本家。但这源于它产生的条件。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民主，排斥压迫者是必要的。资产阶级民主给予每个人投票权（至少在通过各种斗争赢得普选权之后），以此来掩盖权力的真正所在，并使民主制度沦为无用的空谈。
当工人成立工会时，他们会邀请老板参加会议吗？这样做会更民主吗？还是会妨碍他们自由讨论和落实决定的能力？
整个社会的工人民主必须意味着无产阶级的专政，就像在工作场所，它必须意味着排斥老板一样。资产阶级民主一样是资产阶级的专政，只是它对大多数人不够诚实。
苏维埃体制
苏维埃国家就是通过一个自发的、活生生的、实际的工人民主的例子——苏维埃（代表会议）建立起来的。他们是工人民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创造。他们的许多原则和规则都受到了巴黎公社——工人权力的第一个真正实例的启发。
“新宪法与其说是创造了新的政府形式，不如说是登记和规范了那些在革命动乱之后未经协调而自主建立起来的政府。”[4]
苏维埃这个词的意思是“代表会议”或“委员会”。它起源于1905年俄国革命，然后在1917年被重新建立起来，作为捍卫工人阶级的组织。它们的形式是非正式且具有灵活性的，一切取决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和发展阶段。一般来说，工人和当地社区的成员会从他们自己的工作场所或社区中选出代表参加当地的苏维埃，苏维埃将讨论与革命有关的事项，然后将决定付诸实践。建立苏维埃的经验推动了工人政治意识的巨大进步。
苏维埃是工人民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创造。他们的许多原则和规则都受到巴黎公社的启发。//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由于他们在革命中产生，有自发的和非正式的属性，他们很自然地具有以阶级为基础的民主的性质，或者说是被压迫阶级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机构。从来没有人想过要正式排除富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苏维埃出现过。
尽管在1905年苏维埃第一次露面时，许多布尔什维克并没有理解苏维埃的意义，但列宁却理解了。对他来说，这些不仅仅是临时的防御委员会，而且是潜在的工人权力机构；一个新的工人国家的雏形，类似于巴黎公社。这一理念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决定性区别——后者经常领导苏维埃但它从没有理解什么是苏维埃——它激发了那句十月革命的重要的标志性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1917年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苏维埃成为了新生工人国家政权的基本机构，正如列宁12年前所设想的那样。
1918年1月16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于次日在《消息报》上发表。它正式宣布，在整个俄国，苏维埃都拥有主权。不出所料，这项决议在第二天提交给对立的立宪会议时被否决了。
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工人民主的胜利，实现了迄今为止的所有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权利和自由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言论和集会自由得到了保障。事实上，工人们被积极鼓励集会！宗教信仰自由（与此同时，教会官方的地位和大量土地被剥夺了）、性的自由、男女平等的离婚自由、婚姻所有其他方面的平等以及女性拥有堕胎权——所有这些以及更多权利都是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赋予的。
1918年7月3日，新的苏维埃宪法草案完成，提交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它宣布：
“共和国的联邦性质；教会与国家和学校分离；通过向工人提供制作文件、小册子和书籍的技术手段以及会议场所来保证他们的言论、意见和集会自由；所有公民都有义务按照“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工作[这是针对靠别人的劳动为生的资产阶级个人，而不是残疾人或失业的无产者]；所有服兵役的工人都有义务保卫共和国；所有居住在俄国领土上的工人都有公民权，因政治或宗教罪行而受到迫害的外国人都有庇护权；以及废除一切基于种族或国籍的歧视。”[5]
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甚至不能实现自己的“自由”。在英国，“议会之母”，另一个非选举产生的议会，有权阻止民选议院通过的立法。它由被任命官员、贵族同侪和老旧的教会等级制度组成。英国的国家元首是女王，军方宣誓效忠女王。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充分实现一切民主自由，并继续让有组织的工人掌权来结束资本主义。
苏维埃宪法宣布，社会的最高权力是：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市苏维埃代表（每25000名居民有一名代表）和省苏维埃代表（每125000名居民有一名代表）组成。全俄代表大会选出了不超过200名成员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代表大会的一切权力”[6]。
类似的条款还规定，负责较小地区的苏维埃地区代表大会将由该地方苏维埃成员组成。根据宪法，这些地方性苏维埃成员“在地方问题上完全自治，但其活动须符合中央政权和较大的苏维埃组织的一般法令和决议”。
1918年，全俄议会举行了四次会议，通常为期一周。全俄议会不是由每五年选举一次的职业政治家组成，而是由来自全社会的工人阶级代表组成。它激烈地辩论了革命的根本问题和如何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具体来说，它“授权、修订和补充宪法，指导总体政策，宣布和平与战争，确定国家经济生活计划，投票决定预算，规范财政和类似安排，立法和赦免”。[7]
苏维埃宪法要求每年至少召开两次这样的代表大会，这将意味着会对执行委员会进行考察，代表们也可以获得连任。执行委员会和三分之一的地方苏维埃有权召开紧急代表大会。这个制度本身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发明。事实上，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1917年中期十月革命之前举行的。它是工人阶级自己在革命中实践出来的，因此在他们眼中具有民主合法性。
巴黎公社的原则
这种民主最普遍的原则是由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写的，它受到巴黎公社（以及1905年和1917年初的俄国苏维埃）的经验的启发。它们是：
1) 自由民主选举和所有官员的罢免权。
2) 没有哪个官员的工资比熟练工人高。
3) 没有常备军，只有武装的人民。
4) 渐渐地，所有管理国家的任务都由工人轮流执行：当每个人依次作为“官僚”时，就没有人成为官僚。
这是无产阶级权力的一般原则和口号，是工人阶级保持对其国家的民主控制的最佳规则。1918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还提出了新政权的十项原则：
1) 把受资本主义压迫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和组织起来。
2) 把被压迫阶级中最活动、最积极、最觉悟的部分，即他们的先锋队联合起来，并对全体劳动者进行再教育。
3) 废除议会制（立法和行政的分立）；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
4) 使整个国家政权机关和国家管理机关同群众的联系比过去的民主形式更加密切。
5) 建立一支最不脱离人民的工农武装力量（苏维埃＝武装的工人和农民）。加强全民武装的组织性作为完全实现武装全民的最初步骤之一。
6) 实行更充分的民主制，其方法是简化手续，使选举和罢免更简便易行。
7) 同各个行业和生产单位、经济单位建立密切的（和直接的）联系（按工厂、按农业区和手工业区为单位进行选举）。有了这种密切联系，就有可能实现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
8) （此项全部或部分归入前项）——就有可能取消官僚制，不要官僚制，并使这种可能性开始变为现实。
9) 在民主制的问题上，把重心从形式上承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穷人和富人的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使被剥削劳动居民群众能实际上享受自由（民主）。
10) 为了进一步发展苏维埃国家组织，应该是每一个苏维埃成员除参加苏维埃的会议外，都必须担负管理国家的常务工作；然后逐步做到使全体居民都来参加苏维埃组织（在服从劳动者组织的条件下）并担负管理国家的职务。[8]
马克思肯定地指出，巴黎公社的一个特点是行政、立法和司法职能的融合。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坚持把它们分离，表面上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受“暴政”的侵害。但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眼中，暴政主要是指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暴政，而财产对他们来说是通向自由的钥匙。权力分立确实起到了维持资本主义现状的作用，在国家限制自己权力的同时，赋予资本在幕后操纵的自由。社会主义改造社会是一项巨大的现实任务，需要全副武装，全力以赴。工人阶级要掌握着生产的脉搏，必须行使对经济和社会的集体权力，以便对经济和社会进行重组，以满足群众的需要，结束市场的无政府状态。
特许经营权
宪法在规定苏维埃享有主权的同时，还规定只有劳动者、士兵和残疾人才能在这一制度下享有选举权；那些雇用他人为其工作的人则被排除在外。当然，选举权没有性别限制。苏维埃如果对自己的代表不满意，可以随时召回他们。正如列宁所说：“一切官僚手续和限制都从选举中消失了，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顺序和时间，并有自由罢免当选者的权利。”
苏维埃是工人自己创造的真正权力机关，直接从工厂中选出，真正反映了他们的愿望和权力。他们不能让资本家参与进来，资本家也从未尝试过参加苏维埃。为了使苏维埃制度成为它所需要成为的——有史以来最民主的制度——它就必须完全建立在群众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之上。
“旧的资产阶级机构——官僚机构、财富特权、资产阶级教育、社会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在苏维埃的组织形式下都消失了”。//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中指出，苏维埃最初是政治上开放和包容的实体：
“我已经说过，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利，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的和必要的标志。就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时，也并没有事先说过要剥夺剥削者的权利。专政的这个组成部分并不是依照某个政党的“计划”出现的，而是在斗争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历史学家考茨基当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不了解，当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妥协的人）在苏维埃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自己就已经同苏维埃分离，抵制它，同它对抗，对它施展种种阴谋。苏维埃是在没有任何宪法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成立了一年多（从1917年春至1918年夏）也还没有任何宪法。资产阶级痛恨被压迫者的这种独立的和万能的（因为是包括所有人的）组织，肆无忌惮、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地反对苏维埃，公开参加（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从米留可夫到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叛乱——这一切造成了资产阶级被正式排除出苏维埃的结果。”[9]
在这本著作中，列宁认为，对于在实践中实现民主来说，更重要的不是给予形式上的自由（如言论自由），而是采取必要的实际措施来实现这一点，而这些措施又必须具有阶级性，即有必要将报纸、广播、会场等国有化并给予工人控制权，以保证工人能够使用它们。他们在这些法律条文中对此作出了实质性规定内容。
正如列宁所解释的：
“旧的资产阶级机构，即官吏，还有财富特权、资产阶级的教育和联系等等特权（资产阶级民主愈发达，这些事实上的特权也就愈多种多样）——所有这些，在苏维埃组织下正在消失。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如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就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更加“民主”百万倍；而没有集会权利，民主就是骗局。非地方性的苏维埃的间接选举使苏维埃代表大会易于举行，使整个机构开支小些，灵活些，在生活沸腾、要求特别迅速地召回或派遣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代表的时期，使工农更便于参加。
在世界上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里，哪一个国家的平常的、普通的工人，平常的、普通的雇农或者农村半无产者（即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群众的一分子），能够多少像在苏维埃俄国那样，享有在最好的建筑物里开会的自由，享有利用最大的印刷所和最好的纸库来发表自己意见、维护自己利益的自由，享有推选正是本阶级的人去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自由呢？
在俄国，则完全地彻底地打碎了官吏机构，赶走了所有的旧法官，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建立了正式使工农更容易参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维埃选举法官。”[10]
立宪会议
1917年，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第一个工人政府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之间的联盟。此时，所有这些政党——包括左翼和右翼社会革命党、所有孟什维克等——都参加了苏维埃选举，当选为苏维埃代表大会议员，并自由发表论文。
立宪会议本质上是一个资产阶级议会，当它的卫兵拒绝让其开放时，它就不再存在了。真正的物质力量掌握在苏维埃手中。//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然而，在1918年中期开始的内战中，许多自由确实受到了限制。但这是必要的，也表明不可能存在真正“超”阶级的民主政体。其他党派拿起武器反对工人政权，他们在内战中与帝国主义政府合谋，这导致了众多的死亡和苦难。以绅士的辩论方式对待他们是行不通的。
1918年1月18日，切尔诺夫（Viktor Chernov）在立宪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否决了接受苏维埃权力作为国家主权的决议——立宪会议本质上还是一个资产阶级议会，但当卫兵宣布他们已经疲于维持大会运作时，大会就不复存在了。换句话说，真正的物质力量在于苏维埃。他们不是通过强迫而是通过阶级忠诚来指挥“群众武装”，因为这些群众武装是来自工人阶级的红卫兵。任何一个国家想建立起来时，如果找不到人来执行它的意志，那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第二天，一项解散议会的法令简明扼要地解释说：“劳动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资产阶级议会已经过时，与社会主义建设完全不相容，因为只有阶级机构，而不是旧国家机构，才能打破资产阶级的抵抗，为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基础。”[11]
内战条件：对另一阵营党派的封锁
1918年，这个国家卷入了全面内战。正如人们在革命风暴中所预料的那样，政治情况越来越令人担忧，越来越暴力，因为掌权意味着破坏旧统治阶级的特权。
对布尔什维克和革命的典型的攻击是谴责他们取缔其他政党和取消“新闻自由”。这种谴责没有任何理由或背景，这就是自由派圈子里对“新闻自由”的尊敬，仅仅提到这一事实就足以谴责整个革命。但真正的背景是什么呢？
1918年5月，沃洛达尔斯基（V.Volodarsky）解释说：“批评苏维埃政权的行动和鼓动支持另一个政府的自由是我们给予所有反对者的。如果你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们将为你保证新闻自由。但你必须停止虚假的新闻传播……谎言和诽谤。”我们必须理解，在内战的这些条件下，在整个帝国主义世界都反对俄国的情况下，仍然自由的资产阶级新闻界会不屈不挠地编造有意识的谎言，直接和蓄意地协助反革命。
S·R·范妮·卡普兰（如图）企图刺杀列宁等事件导致布尔什维克组织红色恐怖，以对抗在内战中蔓延的白色恐怖。//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似乎是为了证明沃洛达尔斯基的警告是正确的，一个月后，他被一名高级军官暗杀。8月，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契卡（革命秘密警察）首领乌里茨基（Moisei Uritsky）又被一名军校学员暗杀。就在同一天，另一位高级军官范妮·卡普兰（Fanny Kaplan）在列宁离开工人大会时向他开了三枪。列宁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他所受的暗伤导致了1924年的中风。这三起事件导致布尔什维克恢复了他们在掌权后废除的死刑，并组织了红色恐怖来打击在内战中蔓延的白色恐怖。
1918年3月，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准了带来和平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这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伙伴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因为他们想要在革命的基础上恢复与德国的战争。结果，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们退出了工人政权，现在只剩下了布尔什维克自己。左翼社会革命党与德国开战的热情如此之大，以至于四个月后，他们暗杀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Wilhelm von Mirbach），试图逼迫德国人重新开始进攻。他们利用革命秘密警察（契卡）的正式成员身份进入德国大使馆。
“这次政变之后，还发生了在莫斯科企图夺取政权，并在各省区中心发生叛乱等事件……著名的左翼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萨文柯夫（Boris Savinkov）后来声称是这些叛乱的组织者，并受法国驻莫斯科的武官提供资金资助。当盟军在摩尔曼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时，当捷克军团开始公开对抗布尔什维克时，当战争的威胁正在四面八方逼近的时候，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叛国行为……（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措辞谨慎的决议，大意是“只要左翼社会革命的某些部分与试图通过谋杀米尔巴赫和起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将俄国卷入战争的企图联系在一起，这些组织就不能在工农代表苏维埃中占有一席之地”。[12]
1918年5月，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公开主张在英法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并恢复议会民主。社会革命党的这次号召导致他们被排除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之外，并建议地方苏维埃也将他们排除在外。孟什维克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在内战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都与帝国主义军队和沙皇政权的反动白人将军并肩作战，由此造成的死亡和经济破坏远远超过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的任何镇压活动。
但不能夸大布尔什维克被迫使用的镇压手段。尽管颁布法令禁止那些公开宣扬反对工人政府的政党和报纸，但大多数政党和报纸，从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到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仍在继续运作。
“党在革命一周年前夕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是第一次出现几乎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大会……它立即批准了所谓的‘大赦'，下令释放所有“因打击反革命而被机关拘留”的人，除非对他们提出明确的反革命活动指控。”[13]
这次代表大会还赋予全体公民对国家官员提出上诉的权利，并赋予地方苏维埃更多的权力来反对全国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代表大会还寻求与孟什维克和解，孟什维克大约在同一时间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接受十月革命，“停止与敌对阶级合作”。在这一点的基础上，即1918年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被允许活动和参选加入苏维埃以及发表他们的论文等等。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即内战期间），这两个政党公开活动并当选为苏维埃成员。然而，他们时不时地会重新支持反革命，导致他们的办公室被搜查，他们的报纸被没收等。
我们不能忘记，在这一切活动背后，正在进行一场极其残酷的内战，苏维埃俄国被西方帝国主义封锁。至少可以说，在这些条件中实践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这就像是自由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对革命抱有的期望）是极其困难的。然而，尽管偶尔会禁止或镇压其他政党，但工人仍可以自由经营他们的工厂，选举苏维埃代表，并有机会获得私有制迄今为止不可能准许获得的大规模通讯和集会手段。
工人控制
布尔什维克以实行“民主集中制”而闻名。这引发了很多争议，主要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引起的。他们将其描述为独特的中央集权主义或独裁主义。实际上，民主集中制只是工人民主的一般原则。工人罢工的决定是经过自由辩论和投票后作出的，这是民主的第一步。然而，一旦做出罢工决定，就必须强有力地集中，换句话说，投票反对的人不能“选择退出”。如果所有的工人都可以为所欲为，那么罢工或组建工会就不具备意义。必须对任何可能止步不前的人施加权威，否则罢工将失败。这就是集中制，民主的第二步。
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府意味着工人有充分的自由参与讨论、参加苏维埃选举和掌握工作场所的权利。但这一过程必须有一个总体的政治方向和国家经济计划，工人控制下的所有工作场所都必须服从于这个总体政治方向和国家经济计划。
有许多关于工人控制的天真想法，反映了左翼无政府主义或工团主义的影响。工人的控制被认为意味着每个工作场所都有完全的自由，或者说自主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工作。无政府主义者强调需要一个联邦制体制，而不是集中制体制。对他们来说，将权力强加给这个或那个工厂或行业是对工人民主的侵犯。在革命初期，人们曾就国家应该如何集中或联邦化展开辩论。一个被称为“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组织，由中央委员会中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包括布哈林）组成，主张给予当地工人更多的自治权，完全不使用来自旧体制的专家，然而这场辩论因内战的紧急情况而中断。
列宁掌权后立即颁布了以下法令，敦促工人控制他们的工厂：
1) “在工人和职员（共计）人数不少于5人，或年周转额不少于1万卢布的一切工业、商业、银行、农业等企业中，对一切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储藏和买卖事宜应实行工人监督。
2) 企业较小，可由全体工人和职员直接实行工人监督者，则直接实行，否则，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实行，代表应立即在全体大会上选出，作出选举记录，并将当选人名单报告政府和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3) 非经工人和职员选出的代表许可，绝对禁止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或生产部门（参看第7条）停工，以及对生产进度作任何改变。
4) 一切账簿和文据，以及一切仓库和库存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等，应毫无例外，一律对选出的代表公开。
5) 工人和职员选出的代表所作的决定，企业主必须服从，只有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有权加以撤销。
6) 在一切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里，一切企业主和一切由工人和职员选出实行工人监督的代表，均应对国家负责，维持严格的秩序和纪律，并保护财产。凡玩忽职守、隐瞒存货和报表等等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判处5年以下的徒刑。
7) 凡为国防服务以及与生产人民大众生活必需品有关的企业，都是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
8) 工人监督细则，由各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以及职员委员会代表会议的代表联席会议制定。”[14]
当时还商定，政委（相当于部长）的工资将为500卢布，大致相当于一名熟练工人。列宁上面提到的工人民主政体的四项原则正在付诸实践！工人法庭的建立是为了将司法系统从旧的特权国家官僚机构手中解放出来。
布尔什维克以其实行“民主集中制”而闻名。由此引发了很多争议，但民主集中制只是工人民主的一般原则。//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当然，这些法令本身只是纸上的文字——尽管工人确实接管了他们的工作场所，且这项政策成功地粉碎了资产阶级国家，而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资产阶级管理是必要的。但真正的管理、有效的控制和计划，在实践中只有在一定的技术、教育、时间和物质文化条件的成熟程度下才能实现。
在俄国，最初的计划是（仅仅）让资产阶级掌握所有权，同时工人的控制权意味着对雇佣和解雇、工资等的控制。托洛茨基对此作了解释：
“[通过控制]，我们将确保工厂的运行不是从追求利润的角度出发，而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出发。我们不会允许资本家通过关闭工厂来迫使工人屈服或因为没有带来利润就停产。如果这个工厂正在生产经济上的必需品，那它就必须保持运行。如果资本家放弃了它，那他就会完全失去它，因为由工人选择的委员会将会接手……
同样“控制”还意味着公司的账簿和信件将向公众公开，因此不再有工业秘密。如果该公司发现更好的流程或设备，它将被传达给同一行业的所有其他公司，这样公众就能从发现中获得最大的利益。目前，这些信息是被这些公司出于利润动机而隐藏起来的，这导致相关商品多年来一直处于不必要的稀缺和高价……
‘控制’也意味着主要必需品的数量有限，如煤、石油、铁、钢等，将分配给需要它们的不同工厂，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它们的社会效用……
（这将不会）根据资本家相互竞标，而是基于全面而仔细收集的统计数据。”
正如你所看到的，十月份授予工人的这种权力是过渡性的。当时人们认为工人们缺乏时间和专业知识来突然控制经济，所以让资产阶级继续作为所有者。但是，以上述方式给予工人控制权，显然与让资产阶级及其管理者掌权是矛盾的，因为他们只想谋取私利，不会容忍工人的加入和社会的更大需求。于是在工作场所形成了一种双重权力的局面。
实际上，内战迫使布尔什维克发动进攻，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使后者无法通过停止生产来破坏新政权。
工人控制中的问题（上）
在这个时候，授予工人控制权赢得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它所造成的局面确实接近于完全的无政府状态！正如我们所说，工人在实践中的控制取决于真实的经济、技术、教育条件，以及时间和文化水平。在俄国，这些都是非常有限的。实际上，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在1918年初对于工人控制的幻想非常混乱——经济正在瓦解。
当时的一位工人领袖解释了这个问题：“工人的控制变成了在一个企业实现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企图，但实际上导致工人之间的冲突，以及对彼此提供的燃料、金属等的拒绝。”[15]
在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有些工人进行偷窃。一些工厂被工人们剥夺了资产。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行业，或供应短缺和高需求商品的行业，工人有时会和老业主合谋，推迟生产，以获取更高的价格。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莫斯科的一家纽扣厂，工人们驱逐了以前的管理人员，结果发现他们缺乏管理的技术诀窍，于是恳求他们回去！
这不是反对工人控制的论点。产生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工人们早期缺乏经验，对他们新获得的权力感到兴奋而又不能完全适应。另一方面是俄国在三年令人筋疲力尽的战争后所遭受的严重短缺和经济混乱。没有人知道是否存在生产原材料，或者是否存在运输工具来运输他们工厂的产品，每个人都面临严重的饥饿和贫困；所以很多人自然而然地采取了极其短视的绝望行为，比如资产剥离。
内战的绝望条件使工人民主的建立变得极其困难。//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工人的全面控制也存在政治障碍。尽管布尔什维克暴动得到了大多数工人阶级的积极支持，但自然也有少数人抵制这一变化。例如，电报局的工作人员拒绝处理新政府的通信，因为他们是劳动力中相对特权的一部分，从未被视为工人阶级。正如约翰·里德在其经典著作《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所描述的，新的工人政府试图说服他们重返工作岗位。
“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小维什尼亚克，试图说服女孩们留下来。他非常有礼貌。他说，你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电话系统由市杜马控制。你一个月挣六十卢布，还得工作十个小时以上……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会改变。政府打算将电话置于邮电部的控制之下。你的工资将立即提高到一百五十卢布，你的工作时间将减少。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你们应该感到高兴……”[16]
但后来他们被切断了联系。同样，被称为“维克热尔”（全俄罗斯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铁路工人工会领导层也处于孟什维克的控制之下，他们是保守派，经常通过停运列车来威胁政府以图生存，只有少数工人阶级把革命当作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政府会希望说服这个落后的少数工人阶级与整个工人阶级和谐共处，但这并不能得到保证，而且客观环境越困难，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就越倾向于把自己的阶层利益放在第一位。
维克多•塞尔日(Victor Serge)引用了布尔什维克的一句话，生动地描述了1918年工人控制面临的巨大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市政府各部门重新运转起来，难上加难。全体工作人员无一例外地罢工，包括医生、教师和工程师；抵制他们的工作；新官员的破坏行为，以及向体力劳动者支付正常工资的需要（莫斯科的文职和军事管理部门雇用了超过20万名体力劳动者）；为数万名难民提供食物的需要，以及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供水、排污、电车、屠宰场、煤气和电力服务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的工人和武装分子必须立即面对的问题，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毫无经验可言，除了自己的智慧之外，他们一无所有。”[17]
工人政府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该怎么办？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确实存在许多分歧，这经常涉及上述左翼共产主义派别。1918年3月，列宁在苏联行政会议上回应了左翼对政府依赖中央权威的批评：
“当我听到成千上万的抱怨，当这个国家出现饥荒，当你看到并知道这些抱怨是正确的，当我们有面包却无法运输（因为保守的铁路工会维克热尔拒绝这样做，事实上它刚刚威胁要切断彼得格勒的所有供应），当我们遭遇左翼共产党人对我们的铁路法令等措施的嘲笑和抗议时……（列宁以蔑视的姿态打断了谈话）。”[18]
只能执行从上面否决工人控制的规定，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无政府主义者抱怨这种“一人管理”（相对于集体管理），但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
社会主义意味着计划
此外，即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民主政体，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情况。工人的控制不服从整体计划，实际上只是一种合作资本主义制度，每个工作场所都在市场无政府状态和追逐利润的基础上，而不是社会需求的基础上，以民主的方式作出决定。社会主义意味着全社会努力满足需要的全面协调。只有取得这样的成就，才能使群众的生活获得真正的自由，使他们摆脱贫困、长时间工作、争夺稀缺资源等等。
托洛茨基解释了这一事实：
“不，工人不会完全控制他们的工作场所。他们将受到由工人代表组成的地方委员会制定的政策的约束……并且他们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将依次受到中央政府各部门为每个工业阶层制定的法规的限制。
克鲁泡特金的公社主义将在以农业和家庭工业为基础的简单社会中起作用，但它根本不适合现代工业社会的情况。顿涅茨盆地的煤炭遍布俄国，在各种工业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现在，你不明白如果该地区的组织能随心所欲地处理煤矿，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占领整个俄国吗？在达到地方工业专业化的社会中，各个地方的完全独立将导致无尽的摩擦和困难。它甚至可能引发内战。克鲁泡特金想到的是60年前的俄国，他年轻时的俄国。”[19]
我们所说的“工人控制”是指当地工作场所对雇佣和解雇的控制，对经理人选举的控制，以及对当地苏维埃和其他起草经济计划的机构选举代表的权利。但总体规划一旦制定出来，就必须优先考虑。一个特定的工作场所不能选择退出，尽管它可以自由地批评该计划并参与起草。
最高经济委员会最初在俄国成立，是与政治苏维埃并立的最高经济苏维埃，计划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其职权范围是“管理和组织所有生产和分配，并管理共和国的所有企业”。它由政治苏维埃执行部门的10名成员，地区工厂的20名成员和工会的30名成员组成。它主要通过向国有化工业提供信贷来执行该计划。
在最高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下，每个行业都由一个负责执行总体计划和组织国有化行业的“分支机构”来管理。分支机构的部门由10%的前雇主、9%的技术人员、38%的政府官员和43%的工人或他们的代表组成。
工人控制中的问题（下）
但在内战的情况下，这些机构通常不会每月举行一次会议。最高经济委员会和分支机构过于倾向于集中制，有效指挥决策的同志越来越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内战的迫切需要。必须在瞬间作出决定。传达下来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和组织上的混乱，再加上内战，意味着一切都是不稳定的，因此，在大型会议上制定的计划不断地被小型团体改变。在提高生产力的压力上存在冲突——例如，一些生产力低下的工厂需要关闭，引发罢工，政府和一些工人代表之间存在冲突——这是在恶劣条件下实行工人控制十分困难的另一个例证。这种代表中央的总体规划与当地工人之间冲突的趋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过度集权。
同样的压力也施加到了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个主权机构身上。在内战期间，它没有能够满足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的必要条件，而是设法每年只召开一次会议。在一个被残酷的内战破坏的国家里，每年只召开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从全国范围内选出并运送数百名工人代表前来参加会议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许多可能当选为工人代表的人正在前线作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孤立落后的国家里发生革命的客观压力，这甚至最终摧毁了建设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工人民主政体，苏维埃逐渐衰落。工人们不再集体管理他们自己的体制，而是越来越多地由专业的官僚来负责：
“无可争辩的是，这些早期的苏维埃官僚通常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官僚阶级的前成员，他带来了旧俄国官僚的许多传统。但这些团体提供了一点知识和技术技能，没有这些知识和技能，政权就无法生存。”[20]
仅仅授予工人在工作场所的控制权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先进国家革命的帮助，物质条件实在太贫穷，无法实现真正的工人民主。//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工人控制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它不能归结为纸面上的规定，也不仅仅是一种权利。工人阶级需要真正的物质力量来改变社会，结束资本主义下的无政府状态、贫困和生活异化。为此，我们需要一支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队伍，有时间参与工人民主。我们需要一个协调良好、生产力高的先进和综合性产业，以满足社会的所有需求。我们需要提高生产力，以便减少每周工作时间，让工人有时间定期参与管理社会。简单地赋予工人在工作场所的控制权，离实现这些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俄国，物质条件太差，没有发达国家革命的援助，根本无法达到目的。但这种援助从未出现过。
列宁不断地试图激发下层的积极性。内战胜利后，共产党在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试图在那段艰难岁月之后进行开放，鼓励对其决策进行广泛辩论，并鼓励普通民众控制中央机关。但不幸的是，这与大规模的经济和农业危机以及饥荒同时发生（这导致了新经济政策的出台），这一紧急情况中断了所有民主化努力。
“如果列宁是出于实际需要而承认权力不断高度集中的话，那么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他曾对他的‘直接民主’这一补救办法丧失过信心：但是，他开始懂得，进展将比他起初所希望的更为缓慢，官僚主义的泥潭更难摆脱……1921年4月，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一项法令，其公开的动机是‘保持苏维埃机关同广大群众的联系，活跃苏维埃机构，并逐渐将其从官僚主义分子手中解放出来’。除其他事项外，该法令还试图将劳动妇女和农妇纳入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支部。”[21]
最后，俄国革命的客观条件——孤立、贫穷、文盲和长时间工作——使得通过大规模的无产阶级运动从国家中清除特权官僚成为不可能。但是人民群众和苏维埃为此所作的努力是非常真实的，没有白费，而且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深入得多。工人在俄国革命中展现的力量对全世界的革命者和工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宝贵的教训，对未来工人政府实现工人对生产的控制将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只有在现代工业的先进条件下，我们的努力才会完全成功。工人民主将再次实现，并将达到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虚假民主中无法想象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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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列宁全集》第33卷-告人民书（1917年11月5日〔18日〕）
[2]《列宁全集》第33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献（1917年11月4日〔17日〕）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
[4]《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32》第一卷-第134页
[5]《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32》第一卷-第135页-我们的焦点
[6]同上-第136页
[7]塞尔日《俄国革命第一年》-1992年-第273页
[8]《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3月）
[9]《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
[10]同上
[11]同上塞尔日-第135页
[12]同上-173-4页
[13]同上，第6页
[14]《列宁全集》-第33卷-工人监督条例草案（1917年10月26日或27日〔11月8日或9日〕）
[15]《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第164页
[16]《震撼世界的十天》约翰·里德
[17]塞尔日-同上第90页
[18]《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32》-第二卷-第395页
[19]托洛茨基-《为俄国革命、工人控制和国有化辩护》
[20]《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32》-第一卷-第187页
[21]《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32》-第一卷-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