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期到俄国革命，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包含了大量的经验教训，说明阶级斗争是如何为妇女问题提供最终解决的。在这篇文章中，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丹麦支部成员Marie Fredriksson探讨了布尔什维克党从其早期开始，一直到革命和夺取政权后，对妇女问题的态度。她审视了党为了让妇女参与进来而采取的措施，即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所采取的进步措施，但也同样审视了后来斯大林主义的堕落对妇女造成的负面后果。（按：原文发表于2017年3月8日，译者：洪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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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的妇女状况
在1917年沙皇俄国革命之前，大多数人口都是由农民组成的，他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落后的农村。在这种情况下，妇女被视为是男人的财产。俄国仍然是一个极度父权主义的国家。根据沙皇的法律，妇女只是男性的奴隶，且丈夫依法有权殴打其妻子。在文化落后的农村，教会和传统牢牢控制着妇女，对妇女的压迫十分普遍。根据1897年的一份报告，俄国妇女的识字率只有13.1%。
列宁在1896至1899年写下了一篇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在其中详细研究了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妇女身上的双重负担。儿童，特别是女孩，会被要求在家里、田间或工厂里帮忙。即使能上学，很多女孩也会在只上了一年学后就被送出学校。女工平均从12-14岁开始就要开始到工厂工作，许多人甚至比这更早。为了微薄的工资，她们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8小时。
但是，列宁也描述了工业的发展如何是进步的一步，因为它把妇女从家庭和父权关系中拉了出来，使她们成为了社会的一个独立部分：
“大机器工业把往往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工人集中在一起，已经绝对不再与宗法关系和人身依附的残余相妥协，并且以真正“轻蔑的态度对待过去”。
“这种同陈腐的传统的决裂，正是使调节生产及对生产进行社会监督成为可能与必要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在讲到工厂对居民生活条件的改造时，必须指出，吸收妇女与少年参加生产，基本上是一种进步的现象。无须争论，资本主义工厂使这两类劳动者的境况特别艰苦，缩短与调整工作日，保证卫生的工作条件等等，对于他们特别必要；但是那种想完全禁止妇女与少年参加工业劳动或者想支持根本不许有这种劳动的宗法式生活制度的意向，却是反动的与空想的。
“大机器工业破坏了这两类居民过去走不出家庭关系即家族关系狭隘圈子的宗法式闭塞状态，吸收他们直接参加社会生产，从而促进了他们的发展，提高了他们的独立性，即创造了比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宗法式停滞状态要高得不可比拟的生活条件。”（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加速了妇女加入劳动力队伍的进程。在纺织业，妇女在许多工厂都成为了工人的大多数。同样，在金属工业中，女工的数量也显著增加了。这对革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个女工组织
在二月至十月的9个月里，妇女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在革命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简单地认为妇女是在1917年2月才登上舞台的，那就错了。诚然，在革命之前，广大妇女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但多年来，布尔什维克党一直在有意识地争取最先进的妇女，并把她们组织到了党的队伍中来。因此，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在1917年10月夺取政权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识地努力提高阶级觉悟、组织并团结工人阶级的结果，不仅跨越了民族界限，而且也跨越了性别界限。
布尔什维克对妇女问题的这种态度，与资产阶级自由派那种居高临下的道德主义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些人在口头上宣扬平等，而他们在实践中支持的政策却使大多数劳动妇女处于贫困状态，从而在经济上依赖于男性。
如果我们回溯到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早期，就会看到存在着一些孤立的学习圈子，以教育工人、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中心。1889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布鲁斯涅夫（Mikhail Ivanovich Brusnyev）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分别建立了该市第一个学习圈子，由此便产生了社会民主运动，其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的。起初，这些学习圈子都主要以熟练的男性工人组成，但逐渐地，妇女也开始参加进来了。
大约从1890-91年起，妇女开始参加布鲁斯涅夫的组织。建立起来的妇女圈子特别面向女工，尤其是纺织业的女工，但也涉及到非工厂工人，比如女裁缝和女佣。到了1890年底，这类组织至少有20个。（安娜·希里亚、简·迈克德米德，《1870-1917年俄国的革命妇女》，第64页）
索菲亚·波梅拉涅茨-佩拉齐奇（Sofia Pomeranets-Perazich），最活跃的妇女之一，回顾了19世纪90年代中期基辅的悲惨状况：
“我记得在波尔多有一个圈子。有人把我介绍给了一个女裁缝作坊的女工。通过她，我得以建立了一个由8人组成的圈子。这些人都是年轻的犹太女裁缝，她们被迫在可怕的条件下工作。她们睡在地板上，在工作的房间里吃饭；只有当没有孩子的工厂主夫妇去看朋友的时候，我们才有时间学习。”（安娜·希里亚、简·迈克德米德，《1870-1917年俄国的革命妇女》，第77页）
工人阶级社区的主日学校对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中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学校是由政府建立的，旨在教育城市中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学会读写。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都利用这些学校，来教授和吸引新的成员加入他们的地下圈子。这些学校也被用来散发一些非法的文献。越来越多的主日学校教师都是来自女子学院的女学生。
1895年，几个不同的社会民主团体合并，成立了斗争联盟，及社会民主党的前身。在17名创始成员中，有4名妇女，分别是拉德琴科（Radchenko）、克鲁普斯卡娅（Krupskaja）、涅夫佐洛娃（Nevzorova）和拉库波娃（Lakubova），其中后三位都被分配负责圣彼得堡的不同地区。革命工作的方向越来越倾向于在工人阶级中开展群众工作，而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工人阶级也越来越多地参与了罢工。在女工之间也是如此，特别是纺织业的女工。
在莫斯科，工会最初是反对接受女性成员的，因为他们认为女性成员比较落后保守——在劳工运动的早期阶段，这种想法在所有国家都很普遍。但渐渐地，最先进的工人们意识到，必须克服工人阶级内部基于性别的分歧。
主要由男工组成的莫斯科工人联盟试图在工厂工人中散发传单，开展工人阶级的团结运动。其中一份传单说：
“我们绝不能把男工和女工分开。在俄国的许多工厂里，女工已经占了劳动力的大多数，她们受到工厂主的残酷剥削更甚。她们的利益与男工的利益没有什么不同。男工和女工必须携起手来，共同为他们的解放而斗争。”（《1870-1917年俄国的革命妇女》，第75页）
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妇女
列宁非常重视妇女问题。正如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所记述的那样：“1899年流亡时，列宁与党组织通信（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召开），提到了他想在非法媒体上写的主题。其中就包括一本名为《妇女和工人的事业》的小册子。”（娜杰日达·康·克鲁普斯卡娅，《妇女的解放》序言）
克鲁普斯卡娅也处理过妇女问题。她出生于1869年，加入了布鲁斯涅夫的小组，并在1894年通过该小组认识了列宁，后来与列宁结婚。1896年，她因参加斗争联盟而被捕。1898年，她加入了社会民主党，是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女党员之一。
在流亡中，列宁花了很多时间起草1903年大会的党纲。在他的建议下，“男女权利完全平等”的要求成为了纲领的一部分。然而，这一要求并不是布尔什维克所独有的，而是俄国所有反对党纲领中的一部分，正如它也是第二国际中所有社会民主党派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
布尔什维克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克鲁普斯卡娅写道：“1907年，列宁在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满意地指出，代表大会谴责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做法——他们进行了争取男子选举权的运动，却把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推迟到了‘以后’。”（娜杰日达·康·克鲁普斯卡娅，《妇女的解放》序言）。布尔什维克与其他所有政治潮流的进一步区别在于，他们在1917年上台后确实立即落实了这一要求。
1903年大会之后的几年里，出现了罢工浪潮，最终导致了1905年的革命。女工也参加了这场革命。工人阶级中受压迫最深、政治上最落后的阶层走上了政治舞台，这是革命的必然标志。1905年的革命被列宁描述为1917年十月革命的“带妆彩排”。这时，工人们第一次开始建立起了工人委员会，即俄国的“苏维埃”。
第一个苏维埃在伊万诺沃-沃兹涅森斯克成立。这个苏维埃活跃在1905年5月12日至1905年6月27日期间。它是在1905年春天成立的，那时出现了一系列的地方罢工，最后演变成了城市里的总罢工。共有151名代表被选入了苏维埃，作为罢工工厂工人的代表。其中至少有25人（16.5%）是妇女；卡申采夫（Kashintsev），一名棉纺织厂的女工，选举进入苏维埃的女工比男工还多：在她选举的8人中，有7人都是女性。妇女在苏维埃中的比例其实是很显著的。正如希里亚（Anna Hillyar）和迈克德米德（Jane McDermid）在《俄国的革命妇女》一书中所写：“在这样一个没有民主选举政府历史的父权制国家，能产生如此数量的女性代表，这被看作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1870-1917年俄国的革命妇女》，第111页）
在1905年当选的苏维埃代表中，我们只有其中大约一半人的背景资料。这包括约有70人，即46.3%，是确知的布尔什维克。1905年上半年，伊万诺沃的布尔什维克有400名成员，其中只有4%是妇女。但是，在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中，妇女有11人。这就意味着，该市有62.5%的女性布尔什维克被选入了苏维埃，而对应的男性布尔什维克数量则是15.6%。这揭示了妇女的活动水平，以及她们在男性同僚中可想而知的权威性。
布尔什维克的妇女代表主要来自于纺织业。她们的平均年龄为24岁，但都已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其中6人在14-16岁时就开始在工厂工作，还有两人在12岁时就开始工作了。然而，其中许多做保姆的人更早就开始工作了。她们中有4人不会写字，其他代表不得不代替她们在苏维埃文件上签字。
在科斯特罗马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是纺织女工。在罗斯托夫，这个数字甚至更高，尽管妇女在大城市的苏维埃中所占的比例普遍较低。
波尔蒂列娃（Boldyreva）是被选入了圣彼得堡苏维埃的为数不多的女工之一。托洛茨基于1905年当选为了圣彼得堡首要苏维埃的主席，他后来将这位布尔什维克女工描述为“一个充满希望、绝望和激情的声音…就像一种不可抗拒的责备与呼吁”。波尔蒂列娃曾强烈批评过庞大普蒂洛夫工厂中以男性为主导的工人们，他们虽然具有革命传统，但却不支持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的总罢工的号召：“你们已经让你们的妻子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因此你们害怕失去工资。但我们并不怕。为了确保八小时工作制，我们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刻。要么胜利，要么死亡！八小时工作制万岁！”（《1870-1917年俄国的革命妇女》，第124页）
1905年的革命以失败告终，反革命随之而来。布尔什维克被迫回到以地下为主的工作。女性布尔什维克和男性一样，平等地进行着积极的活动。女性革命者常常被指派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安全屋”（即革命家可以避风头的住处），而这是极为危险的。1905年，伊万诺沃苏维埃的11名女成员中，至少有8人组织过“安全屋”。
许多妇女担任了秘书的角色。这有时会被认为是次要的角色，是女性布尔什维克不被允许发挥重要作用的证据。但这完全不是重点。列宁的妹妹玛丽亚（Maria）和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都曾担任过秘书一职，而列宁认为这个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在列宁流亡的岁月里，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党的秘书，肩负着在党的流亡领导层和俄国的活跃领导层之间保持联系的任务，这是不可或缺的。只要记住，列宁死前曾试图免去斯大林党委书记的职务，就会明白这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职位。
在那个反动的年代，另一个主要的女性布尔什维克是代号为娜塔莎的萨莫伊洛娃（Samoilova）。卡塔舍娃（Katasheva）在《娜塔莎——一个布尔什维克女性组织者》中描述了萨莫伊洛娃的政治活动。
萨莫伊洛娃出生于1876年，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了她的革命活动。被捕几个月后，她于1902年去了巴黎。在巴黎，她接受了列宁等人的教导，成为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于1903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她回到俄国参加了地下工作，而为了革命活动，她不得不频繁地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1912年12月，莫洛托夫（Molotov）被捕后，萨莫伊洛娃接替了其职务，担任布尔什维克党报《真理报》的编辑。当时，《真理报》几乎是工人们唯一可以发表意见的地方。成百上千的工人给《真理报》寄信，或者直接到《真理报》的办公室去。一天内，往往会有多达300-400名访客来到萨莫伊洛娃的办公室。
“简陋的编辑部就像一个蜂巢。工人们络绎不绝：罢工工厂的代表、工会、福利社和工人俱乐部的代表，都来讲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工厂里的工人会议为‘我们心爱的《真理报》’筹集了一点儿钱。[……]经常会有一个洗衣女工或者厨师、铁匠或者非技术工人过来，只是为了把他们的烦恼‘告诉报纸’。然后，报社的工作人员，以及秘书她自己，就会坐在他们身边，把他们说的话写下来，尽可能地记录下讲述人的真实字句。”（L.卡塔舍娃，《娜塔莎——一个布尔什维克女性组织者》，1934年）
布尔什维克和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
在组织妇女方面，布尔什维克一般比孟什维克成功得多。在1907年的社会民主党（联合）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女性代表与孟什维克女性代表的比例为5:1.但是，在妇女中组织工作也确实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1905年失败后的反动条件下。例如，1912年的党代会就没有任何妇女参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新一轮革命浪潮，再次使妇女更多地参与到了政治活动当中。例如1917年8月，出席布尔什维克第六次党代会的171名代表当中，就有10人是女性，约占6%。这一次，还有三位女性——柯伦泰（Kollontai）、斯塔索娃（Stasova）和雅科夫列娃（Iakovleva）——被选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而这个领导层最终将领导布尔什维克参加十月革命。妇女在中央委员会的比例超过了9%，而妇女在委员中的比例还不到8%。
阶级斗争从1914年开始激化，在党员普遍增加的情况下，许多新的女性成员也加入了党。但是，妇女的比例仍然较低。无论如何，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能把妇女组织起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还是受到了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攻击，声称布尔什维克并不“关心”女性问题。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仍然游离于工人运动之外，最初主要关注的是妇女的受教育权，而在当时俄国的条件下，这个关注点就意味着他们只面向极少数俄国妇女。世纪初的一系列学校改革确实为妇女创造了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有许多妇女接受了教师培训。这也反映在了主日学校中布尔什维克女教师的数量上。
工业化的进程，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无产阶级的增长，给女权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新的关注点：慈善工作，即建立一个慈善机构网络，以缓解贫困无产阶级群众的状况。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把工业化的影响看作是要用慈善和改革来“补偿”的东西。尽管工业化造成了痛苦和困难，但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则认为这是积极的一步，因为这意味着妇女被拉入了阶级斗争当中。
1900年左右，正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似乎有了具体的可能性，小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也开始有了政治组织，以确保女性获取选举权的要求不会被遗忘。其中最活跃的团体是1905年成立的妇女平等协会。其主要的活动家之一是安娜米留可夫（Anna Miliukov），她是保守派立宪民主党领袖的妻子。布尔什维克也为民主的要求而斗争，这些要求涉及所有妇女，不分阶级，包括选举权、离婚权等。但布尔什维克拒绝认为这些权利可以单独存在——对他们来说，妇女的解放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是不可否认的。列宁对争取民主要求的斗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作了如下解释：
“使被压迫阶级不能‘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的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常见的，不是个别情形，而是典型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离婚权多半是不能实现的，因为被压迫的女性在经济上受压迫，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管有什么样的民主，妇女始终是‘家庭女奴’，是被关在卧室、育儿室和厨房里的女奴。[……]
“只有根本不会思考或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由此得出结论说：共和国毫无用处，离婚自由毫无用处，民主毫无用处，民族自决毫无用处！马克思主义者却懂得，民主并不消除阶级压迫，而只是使阶级斗争变得更单纯，更广泛，更公开，更尖锐；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一点。离婚自由愈充分，妇女就愈明白，使他们作“家庭奴隶”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无权。国家制度愈民主，工人就愈明白，罪恶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无权。民族平等愈充分（没有分离的自由，这种平等就不是充分的），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就愈明白，问题在于资本主义，而不在于无权。如此等等。”（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
直到1905年，许多不同的政治团体都聚集在一起反对沙皇政权，为民主的要求而斗争。但革命会把阶级斗争放在首位，而其他一切矛盾都要服从于阶级对立。小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主要是由俄国较富裕阶层的知识分子推动的。布尔什维克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女权运动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即妇女必须跨越阶级界限站在一起，并且应该单独组织自己。而布尔什维克则解释说，阶级分化是社会的重要分化。当阶级斗争凸现出来的时候，妇女就会被阶级所划分开来。对于劳动妇女来说，只有通过与统治阶级的权力和特权决裂才能获得解放，而统治阶级的妇女也是享有这些权力和特权的。
小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内部缺乏阶级观点，导致她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支持战争，因为她们认为，由于男子都被动员参战，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将会增加，可以为妇女的政治进步铺平道路。布尔什维克则反对这场战争，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牺牲劳动群众。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非常重视妇女的斗争和组织工作，但他们是把它作为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反对一切压迫的一部分来做的。因此，他们认为，应该把妇女组织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会等其他工人阶级组织内，而不是单独的妇女组织。统治阶级竭尽所能地按照性别、民族和宗教的界限来划分工人阶级。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确保工人阶级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要团结来自沙皇俄国所有不同民族的工人。
这并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党在各方面都是完美的。但正如列宁所解释的那样，党必须“用现在的人”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认为革命应该推迟到人类已经形成“社会主义”意识的时候，这等于完全放弃了革命——这种意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能形成的。布尔什维克党不可能和他们为之奋斗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完全一样。它产生于——也不可避免地地片面反映着——它所对抗的社会。布尔什维克始终关注的是如何建设党，以便最好地实现其目的：组织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而在这其中，妇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妇女与布尔什维克
一些妇女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发挥了领导作用。阿列克桑德拉·柯伦泰（Aleksandra Kollontai）除了努力在社会民主运动中组织女工外，还写了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她于1914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前文已经提到了克鲁普斯卡娅和萨莫伊洛娃。埃琳娜·斯塔索娃（Elena Stasova）在1917年之前就已经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了，当年接替了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党委书记。伊妮莎·阿曼德（Inessa Armand）从1901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自1910年起与列宁密切合作，是很好的私交。她是全俄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妇女部（Zhenotdel）的第一任领导人，该部是革命后为组织妇女参加政治活动而成立的。
所有这些妇女不仅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中，而且在党内组织妇女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从1914年党加大了吸引妇女入党的力度开始。
正如我们所见，从1912年起，俄国工人在经历了1905年之后的反动岁月后，又抬起了头来。罢工活动增加了，其中也包括女工。1914年，在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开始出版一份以女工为对象的报纸《女工》（Rabotnitsa）。第一期杂志于当年的国际劳动妇女节问世，那一年一共出版了7期。随后，政权对其进行了镇压，该报停刊至1917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横空出世，使革命浪潮暂时停止。不过，战争也确实为妇女的政治组织注入了新的活力。数百万男子被动员参军，导致大量妇女流入了工业领域。战争结束时，妇女占了大工业劳动力的40%，占莫斯科地区所有纺织工人的60%。
在这样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取得了成果，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妇女，特别是女工。1905年以前，60%以上的女性布尔什维克成员都来自知识分子阶层，只有28.2%是工人。二月革命后，工人则占了女性党员的45.6%（在这些统计数字中，女佣和护士等不在工人的范畴内）。（《1870-1917年俄国的革命妇女》，第164页）
然而，战争造成的政治冷漠并没有持续多久。军事上的失败、经济上的崩溃和食品价格的飞涨，使得包括妇女在内的大量工人对这些悲惨的条件进行了零星的罢工行动。所有这些都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中达到了高潮。
革命的爆发
俄国革命始于1917年2月23日国际妇女节（即西方儒略历3月8日）。即使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最先进层，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也并没有完全掌握革命的形式是多么成熟。虽然他们能够看到革命的来临，但他们认为还有更多的准备工作要做，例如先赢得士兵的支持。他们的观点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总罢工，而为了避免与国家机器发生过早的冲突，他们试图不让工人上街，并将当时运动的范围限制在了工厂的集会上。
M.埃瓦斯工厂的女工们建议将这一天作为妇女平等日来庆祝。她们指出，妇女既要在工厂工作，又要在家里照顾孩子。她们要求男工支持她们的诉求。在一次工厂会议后，她们决定进行罢工，并向其他工厂派出了工人代表团。越来越多的工厂加入了罢工和示威。
彼得格勒诺贝尔工厂的一名男性布尔什维克工人描述了布尔沙亚-桑普森涅夫斯卡亚棉纺厂的女纺织工人如何在那天走上街头，来到他的工厂，说服他和他的同事加入她们：
“第一布尔沙亚-桑普森涅夫斯卡亚工厂的大门敞开着。成群的激进女工涌入了狭窄的街道。注意到我们的人开始挥舞着双手，高喊着：‘出来吧！放下你们的工具！’有人把雪球从窗户里扔了进来。我们决定加入示威。在大门旁的总办公室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后，工人们就上街了。女工们喊着‘万岁！’来欢迎诺贝尔的工人。示威者们开始向布尔绍伊-桑普森涅夫斯基大街前进。”（《1870-1917年俄国的革命妇女》，第152页）
革命以前，妇女被视为工人阶级中最保守的一层。由于要直接负责照顾家庭，她们往往犹豫不决，甚至反对采取罢工行动。但当生活的条件已经无法忍受，伴随着面包的匮乏和通货膨胀水平的飙升，且她们中的许多人都与丈夫一起在前线作战时，情况就变得完全相反了。因此，女工们，特别是纺织业的女工们，在达到了人类可以忍受的极限后，决定采取行动了。
从1917年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凌晨开始，女工们就出来罢工，并在俄国首都彼得格勒组织群众集会，呼吁男工加入。当天，有9万人参与了罢工。运动的直接原因是缺少面包。彼得格勒的人民在挨饿，而负担主要就落在了妇女的身上，她们不得不在2月的严寒中排着无休止的队伍等待面包，结果却往往是失望而归。
那一天，彼得格勒总共有10万多人参加了示威活动。他们的要求不仅仅是“面包”和“降低物价”，还有“打倒战争！”等等。在2月23日的警方报告中，可以读到女工被捕的消息；她们曾向警察喊话：
“你们的好日子不多了……你们很快就要被绞死了！”（《1870-1917年俄国的革命妇女》，第152页）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数千名士兵驻扎在彼得格勒。妇女参加了劝说士兵加入运动的博爱和鼓动运动：她们到军营散发传单，组织会议。这一招果然奏效了。许多士兵拒绝服从向示威者开枪的命令，站到了革命的一边。
随后的几天里，示威和罢工发展成了一次大规模的罢工及起义。五天后，人人厌恨的沙皇被推翻了。工人阶级在不知不觉中就掌握了权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女工们是最坚定、最激进的，是她们点燃了革命的火花。
这是我们在历史上所有革命中都能看到的一个现象的生动展示：通常惰怠的、受压迫的阶层突然站到了最前线；多年甚至几代人积压下的愤怒和挫折，使这个被动的阶层变成了运动中最先进的部分。妇女一直是被动的，而现在她们却是最主动的。这一革命进程打破了工人阶级内部的既有分歧，特别是男女之间的分歧，比千篇一律的请愿书更加有效。
二月革命之后
女工的这场运动让整个工人阶级都活跃起来了。二月革命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工人提出了对面包、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停止战争的要求。然而，在第一阶段的欢乐过后，气氛变得更加苦涩了，因为工人意识到，即使是新政权也不愿意满足他们的要求。罢工运动愈演愈烈，工人们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和示威游行，以迫使领导人满足他们的要求。
尽管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分歧，但当时所有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将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除了托洛茨基发展了他的不断革命理论之外。这场革命将结束旧的专制沙皇政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基础。但俄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他们怕的是俄国工人，而不是君主制；直到最后一刻，他们还试图与旧政权达成协议。直到他们意识到无法通过与君主制达成协议来阻止革命运动时，他们才匆匆成立了临时政府。
然而，工人阶级根据1905年的传统，着手建立了工人委员会和苏维埃，作为工人阶级的权力机关。列宁明白，资产阶级革命的旧观点已经被工人阶级的介入取代了。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继续提出与资产阶级合作，而布尔什维克则拒绝与临时政府进行任何合作，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认为这是实现“和平、面包与土地”诉求的唯一途径。
女工是这一进程中的关键因素，她们不仅参加了罢工和示威游行，而且还组织了武装保卫革命的活动，例如科尔尼洛夫在8月企图发动反动政变时，她们在彼得格勒就进行了武装保卫。她们与赤卫队的男人们并肩作战，同生共死。布尔什维克的妇女自然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包括地方和全国性的组织工作，以及在公开会议上发言、散发传单、运送武器、保障通信和照顾伤员。
这种情况也极大地改变了农村妇女的状况。战争只会加重农民妇女的双重负担。当她们的男人在前线时，农场和土地的所有责任都落在了她们的肩上。临时政府说要解决农业问题，承诺给予农民土地，但却并没有任何实质行动。临时政府过于关注民主的问题，而并没有实施土地改革。夏天，革命运动蔓延至农村，产生了农民起义，主要诉求是土地与和平。革命的热潮极大地影响到了农民，以至于尽管父权关系占主导地位，农村还是出现了几起农民妇女反抗的事件。
例如，1917年初夏，沃罗涅日省发生了士兵妻子的起义。运动的原因是当局无视30名士兵妻子提出的要求，即应把村庄土地的分配推迟到她们的男人从前线回来之后。200名士兵的妻子聚集在了一起。“她们先是到处打下界桩，然后突袭了拥有土地的农民的农庄，摧毁了他们的菜园，拆掉了窗框和门，有时还进屋打碎了炉子，拆毁或偷窃家具、家用工具和其他财产。一群妇女之所以闯入他们的产业，最初是因为受到了跟随着她们的男人的鼓励：‘砸吧，妇女们，你们不会受到惩罚的，你们的丈夫还在前线。’”（（《1870-1917年俄国的革命妇女》，第154页）
自由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
当女工和女农民——与对应的男性一起——走向革命时，自由派资产阶级就暴露了其自身的所有局限性。尽管他们大谈平等和妇女解放，但被革命推上台面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却完全无法解决妇女面临的任何紧迫问题。小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也是如此，它除了支持战争以外，还倾向于把工人对“面包”的关注当作赤裸裸的物质主义。
改良派社会主义者——他们仍然坚持资产阶级应该领导革命的思想——是支持自由派和临时政府的。在这种观点下，他们认为，争取工农利益的斗争是次要的。二月革命后，他们立即背叛了工人的主要诉求之一，即结束战争的诉求，而是又要打响一场“保卫革命”的战争。
妇女尤为受其影响。城市妇女的男人往往都在前线，这就意味着她们既要工作谋生，又要照顾整个家庭。对于农民妇女来说，这则意味着最强壮的男性都离开了农场，把农场全部留给老人和妇女来打理。战争还导致了混乱的经济失调，导致了粮食和商品的短缺，而这对负责家庭生活的妇女影响最大。另外，尽管从事同样的工作，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由此我们看到，虽然群众已经把自己从沙皇的直接压迫下解放出来，但所有的社会不公正现象仍在继续。
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相比，布尔什维克站在工人阶级争取“面包”斗争的最前沿，并解释说，实现这一要求的唯一途径，就是工人阶级通过苏维埃夺取政权。
在这种情况下，1917年3月，布尔什维克开始出版《女工》了。编辑部里坐着克鲁普斯卡娅、伊妮莎·阿曼德、斯塔尔（Stahl）、柯伦泰、叶莉亚萨洛娃（Eliazarova）、库代利（Kudelli）、萨莫伊洛娃和尼古拉耶娃（Nikolayeva），还有彼得格勒的一些女工。每个工厂都有自己的代表参加编辑部，每周举行会议，全员到会并审阅来自不同地区的报告。该报被用来提高妇女的觉悟。同样在1917年3月，布尔什维克还成立了一个机构，在女工中推动革命工作。最初它只是提出了一些想法，但随后便开始组织召开了女工会议。会议最终因革命而被推迟，直到在1918年终于召开。列宁在这一时期写了许多文章，说要寻找新的方法来吸引女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布尔什维克正是通过不折不扣地维护男女工人的实际利益，把所有被压迫阶层的斗争都凝聚在一起，才最终在2月至10月期间赢得了大多数工人的支持。
革命后的女性
10月，也就是2月之后的9个月，工人们夺取了政权。布尔什维克一直在有意识地争取男女平等，而现在他们可以将这一要求付诸实践了。新的苏维埃政权开启了建立起一个没有压迫和不平等的社会的斗争。
布尔什维克立即废除了所有使妇女相对于男子处于不利地位的法律，取消了对妇女行动自由的所有限制。革命前，法律要求妻子必须与丈夫捆绑在一起，如果丈夫搬家，妻子也必须跟随他。财产关系的深远变化削弱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地位，也削弱了父亲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另外还有一些法律，赋予了妇女拥有土地、担任户主的平等权利。
所有妇女都有了自由堕胎的权利。政教实现了分离，婚姻、子女登记等都脱离了教会的控制。现在，婚姻是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通过简单的登记程序完成的。任何一方都可以选择使用对方的名字或保留自己的名字。到了1926年，婚姻甚至不需要登记了，而离婚也变得尽可能简单起来，只要有一方提出了离婚要求，即使没有另一方的同意，也可以实现离婚。歧视私生子的概念被废除了，所有的孩子都得到了平等的待遇，无论他们是婚生还是非婚生。产前和产后的带薪产假也被引入了进来，禁止孕妇和刚分娩的妇女上夜班。此外，还设立了特殊的产房。
这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在法律上是与男子平等的。1917年，丹麦和挪威是唯一拥有妇女投票权的欧洲国家。在英国，妇女于1918年获得投票权，美国则是1920年，瑞典是1921年，而在法国和意大利，妇女还得再等30年才行。
在丹麦，学生们被告知，世界上第一位女部长是社会民主党人妮娜·邦（Nina Bang）。事实上，她是在1924年才成为部长的——而早在7年前，在革命后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府”中，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就被任命为了社会福利人民委员。因此，柯伦泰才是世界上第一位女部长。直到1973年，丹麦才将堕胎合法化，同年美国也引入了堕胎，比苏联落后了五十多年。
俄国法律上的平等不仅适用于妇女，也适用于一般的受压迫群体。在沙皇统治下，同性恋是被禁止的，不符合性别和性行为规范的人有可能被送进劳改营。所有这些歧视性的法律在1922年首次被新苏维埃政权废除。在此之前，1918年颁布了一项法令，停止适用革命前的沙皇法律。在1922年的新《刑法》中，同性恋实现了去罪化。
格奥尔基·契切林（Georgy Chicherin）是公开地同性恋者，于1918年至1930年任人民外交委员。在与德国进行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期间，他担任托洛茨基的副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一职位上，他负责与尤金尼奥·帕切利（Eugenio Pacelli）谈判革命后天主教会在俄国的地位，而后者日后将成为教皇庇护十二世。
布尔什维克的格里高利·巴特基斯（Grigorii Batkis），社会卫生研究所所长，对这一立场作了如下描述：“目前苏联在性方面的立法是十月革命的成果。这场革命不仅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确保了工人阶级的政治作用，而且对于由它演变而来的、深入到生活各个领域的革命来说，也是重要的……[苏联的立法]宣布国家和社会绝不介入性关系，只要它们不伤害任何人，不侵犯任何人的利益……同性恋、鸡奸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性满足在欧州立法中是违反公共道德的罪行，但苏联立法认为这些行为与所谓的‘自然’性行为完全一样。”（参见德文版Die Sexualrevolution in Russland，柏林：弗利茨·卡特，1925年，格里高利·巴特基斯《俄国的性革命》）
这是处理此类问题的一种极其先进的方法，特别是考虑到那个时期的苏联社会仍然存在着几个世纪的极端落后状况。这展示了阶级社会被推翻后可能实现的情况。如果没有孤立的灾难和斯大林的干预，苏联无疑会实现人类可能性的蓬勃发展，远远超过迄今为止的一切梦想。
政治中的女性
然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第一步而已。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让包括妇女在内的群众参与进来，带领社会走向社会主义。苏维埃政府上台四天后，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这是工人阶级，特别是妇女参与政治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新的苏维埃政权中，应该由群众来管理社会。这意味着就连政策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说，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同样，女工的解放也应当是女工自己的事情。[……]
“在资本主义旧社会里，要从事政治活动需要有特殊的素养，因此，甚至在最先进、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妇女也极少参加政治活动。我们的任务是要使政治成为每个劳动妇女都能参与的事情。自从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被消灭、地主资本家政权被推翻以后，政治任务对于劳动群众和劳动妇女，已经是一种简单明白、大家完全能参与的事情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处于无权的地位，与男子相比，她们是极少参与政治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有劳动者的政权，有了劳动者的政权，政治的首要任务就同劳动者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了。”（V.I.列宁，《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
布尔什维克在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执政，文盲现象十分普遍。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巨大任务就是教育群众，使他们能够真正参与进对社会的指导当中。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其1919年的纲领指出：
“在目前，党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彻底消灭过去的不平等现象或成见的一切遗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落后阶层中。党不只限于使妇女获得形式上的平等权利，而且尽力使她们摆脱那些旧时家务的物质重担，其方法是用家务公社、公共食堂、洗衣站、托儿所等等来代替。”（《俄国共产党纲领》，1919年）
向妇女宣传她们的新地位、吸引她们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基本需要已经出现。在使共产党决定建立新的组织机构，以动员妇女方面，柯伦泰、克鲁普斯卡娅和尼古拉耶娃发挥了尤为关键的作用。在革命后的几个月里，召开了一系列规模较小的妇女会议，最终于1918年11月召开了第一次全俄劳动妇女大会：
“一千名妇女聚集在克里姆林宫工会大厅，其中包括来自全国偏远地区的工人和农民妇女，她们穿着鲜艳的地方服装，接受新的苏维埃政权领导人列宁本人的讲话。列宁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列宁在概述了苏维埃政府已经采取的提高妇女地位的措施后，号召妇女发挥更积极的政治作用。他告诉她们：‘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都表明，革命的成功取决于妇女参加革命的程度。’”（瓦尔霍夫斯基·拉皮杜斯·盖尔，《苏维埃社会中的妇女》，1978年，第63页）
会议召开时正值内战，在这种情况下，能把全国各地的一千名妇女召集起来，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会议在发达的城市地区和相对偏远落后的地区之间建立了更好的联系。许多妇女在会议期间被社会主义所吸引，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和“红色姐妹”女民兵组织，积极与白军反革命势力作斗争。
会议还决定将当时一直存在的妇女工作委员会改为隶属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机构。这些机构的目的是在女工中进行鼓动和宣传，于1919年转型成了妇女部，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在与地方党委的紧密联系中，其建立起了一个支部网络。妇女部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但并不是纯粹的党的机构。伊妮莎·阿尔曼是妇女部的领导，当她于1920年去世后，柯伦泰接任了她的职位。在党的各级机构中，妇女部在地方上的各部门都隶属于党的委员会。这些部门由从党内女党员中招募的志愿者组成，但也有从非党员中招募来的成员。她们的任务是把工厂和乡村中尚未组织起来的妇女吸引到公共活动中来，使她们政治化，吸引她们加入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党。
只有扫除文盲，才能实现政治参与和有效的政治对话。妇女部很快就进入了教妇女读书写字的斗争之中。在20世纪20年代，它以工人和农民通讯员网络为基础，出版了一些专门面向妇女的杂志。《共产主义妇女》（Komistka）作为妇女部的理论杂志问世，由克鲁普斯卡娅担任编辑。1927年，有18种不同的妇女杂志出版，发行量达38.6万份。在政治上，这些报刊注重妇女解放和建立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其主要目的是鼓励妇女参政，为党政工作培养更多有经验的女干部。
接触妇女的手段之一是召开工农妇女会议，或者参照苏联模式召开代表大会，以促进对妇女的政治教育、培训与征聘，并使他们发挥政治作用。妇女部在工农妇女中组织选举，派出“代表”——每5名女工和每25名农民妇女选出一名代表——让这些代表参加党领导下的会议和培训班，然后在国家、党、工会和合作社中“实习”。其目的是建立一个不断增长的、有经验和信心的妇女层，以发挥公共作用。
很难判断这方面的成功有多广泛。根据斯大林于1926年向党代会提交的组织报告，城镇有46000名代表，农村有100000名代表。1926年的数字显示，有62万名妇女参加了在城市召开的6000次会议，以及在农村召开的12000次会议。（《苏联社会中的妇女》，第65页）
妇女部和党将妇女政治化并组织起来的努力开始取得了成果。直到1929年，这主要是政治动员的结果，而在随后的一段时期内，这也反映了妇女在劳动力中人数的增加，以及妇女受教育机会的扩大。
“1917年至1934年这一时期的统计数字虽然非常稀少，且并不完全可靠，但这些数字也说明早期为吸引妇女参政所做的努力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果。履行最基本的公民义务，即在选举中投票的妇女比例，在城市和农村地区都稳步上升，城市地区从1926年的42.9%上升到了1934年的89.7%，农村地区则从28%上升到了80.3%。
“通过吸引妇女参加地方苏维埃工作，扩大妇女参政水平和范围的努力也取得了实质性成果。地方苏维埃中妇女代表的比例在农村从1922年的1%上升到了1926年的10%，1934年又上升到了27%；在城市则从1920年的5.7%上升到了1926年的18%，进而上升到了1934年的32%。”（《苏联社会中的妇女》，第204页）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妇女人数也有所增加。根据1922年的一次党员普查，党内共有41212名女党员，只占党员总数的不到8%。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由于妇女部等方面的努力，女党员的人数开始上升。到1932年，女党员的比例翻了一番，达到了15.9%。（《苏联社会中的妇女》，第211页）
第三国际与妇女问题
第三国际也关注了对妇女进行工作的问题。共产主义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是世界革命斗争的工具。1921年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深入讨论了妇女问题，通过了决议《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法和方法（提纲）》。决议详细说明了共产国际中的各部门应如何努力组织妇女，因为首先，妇女在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至关重要。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无论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或者是在推翻了资产阶级压迫的国家内进行共产主义建设，如果没有广大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妇女群众的积极参加，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同时，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也只能作为共产主义斗争的一部分来完成。
“另一方面，大会再次提请全体妇女注意：对于促进妇女解放的各项任务和创议，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支持，妇女平等的人权和她们的真正解放，实际上也是不能实现的。”（《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法和方法（提纲）》，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妇女必须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来组织，而不是单独进行妇女运动。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肯定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既没有“特殊的妇女”问题，也没有特殊的妇女运动；只要女工同资产阶级的男女平权论结合起来，只要女工支持社会妥协分子、即机会主义分子的不彻底的或公开叛卖的策略，无产阶级的力量就会被削弱，因而会推迟社会革命，延缓共产主义的实现，从而也推迟了彻底解放妇女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
“共产主义的胜利，不是依靠各阶级妇女的联合努力，而是依靠所有被剥削者的联合斗争取得的。”（《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法和方法（提纲）》，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但是，大会“承认对妇女采取特殊的工作方法是必要的”，所有的共产党都必须为这项工作建立一个特殊的机构。在党内的每一级上，都应设立专门的妇女工作机构，这些妇女机构的代表有权参加同一组织层次的领导委员会，即地方、地区、全国的领导委员会（即使她们还不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例如，可以说，全国性妇女部门的领导即使还不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也应有权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并有权对有关妇女工作的问题进行表决，同时也对所有其他问题进行协商表决。
这些专门的妇女工作机构的任务之一，是“与无产阶级男子群众中对待妇女的各种偏见作斗争，使男女工人确信无产阶级两性的利益是一致的”，同时“与传统势力、资产阶级习惯、宗教说教进行有计划的斗争，使男女之间建立健康、和谐的关系，从而保证劳动人民身心的健康发展。”（《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法和方法（提纲）》，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对妇女的工作方法是“通过实践来进行宣传鼓动”，这意味着“首先是要善于唤起女工的主动精神，消除她们对自身力量的怀疑，并通过吸引她们参加实际建设工作或斗争。”（《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法和方法（提纲）》，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然而，决议是一回事，将其付诸实践却是另一回事。列宁在与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的谈话中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许多国家部门对这项工作的态度都很敷衍：
“在妇女中间进行的鼓动宣传工作，她们的觉醒和革命化，被认为是附带的问题，被认为是仅与女同志有关的事情。因为那方面的工作进行得不快也不活跃，就认为只有女同志才该挨骂。这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真正的分离主义，像法国人所说的à rebours（颠倒了的）女权主义！我们各国支部不正确态度的根源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且不说苏俄。归跟到底，那不过是低估了妇女和她们的工作。是的，的确！‘搔破一个共产党人的皮，就发现原来是个市侩’，不幸地，这句话用来形容我们许多同志，还是恰当的。当然，你必须搔着痒处，就是他们对于妇女的心理状态。妇女在琐碎的、单调的家务上弄得疲倦不堪，她们的体力和时间都浪费掉，她们的心眼儿变得又狭窄又消沉，她们的心跳得有气无力，她们的意志变得薄弱，如果男子眼看着这种情况而恬不为怪，那末对这一点还能有更切实的证明吗？当然，我并不是讲那些把包括照顾儿童在内的一切家务的责任都推给佣人的资产阶级太太们。我所讲的话，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的妇女，适用于工人们的妻子，甚至整天站在工厂里挣工资的妇女。
“简直没有几个男子——甚至在无产阶级中——了解到，只要他们肯在‘妇女工作’中帮一下忙，他们就能减轻甚至完全免掉妇女的多少操劳和忧虑。可是不行，那是有损于‘男子的权力和尊严’的。他们需要自己的安宁和舒适。妇女的家庭生活是每天在千百桩不重要的琐事中牺牲自己。男子的旧日的主人权利依然暗中存在着。客观上，他的奴隶也暗中进行她的报复。妇女的落后，她们对男子的革命理想的缺乏了解，减低了他的战斗的快乐和决心。她们像小小的蛀虫一样，虽然看不见，却慢慢地、着实地破坏着和侵蚀着。我了解工人的生活，不仅从书本上。我们共产党的妇女工作，我们在她们中间的政治工作，包含着在男子中间的大量的教育工作。我们必须在党内以及在群众中间彻底铲除旧日的‘主人’思想。这是我们的政治任务之一，其迫切需要，正不下于组成一批在理论和实践上颇有训练的男女同志，去进行和推动劳动妇女中间的党的活动。”（《妇女、婚姻和性的问题》，克拉拉·蔡特金）
经济国有化
在这里，列宁是以苏维埃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对加入第三国际的各共产主义党派的积极分子讲话的。但同时，他也充分意识到，要想在两性关系方面取得进步，还必须创造物质条件，使新社会从言语走向行动。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俄国的新苏维埃政权创造了法律面前的平等，但这本身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平等。是经济国有化为生产资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使家务劳动社会化，消除了妇女的双重负担。从长远来看，生产资料的发展将意味着所有不平等和压迫的物质基础的消失。
“布尔什维克革命即苏维埃革命彻底铲除了妇女受压迫和不平等的根源，这是过去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敢做的。在我们苏维埃俄国，法律上男女的不平等已经完全取消了。苏维埃政权彻底消灭了婚姻法和家庭法上的特别可耻、卑鄙、伪善的不平等，消除了在对子女关系上的不平等。
“这只是妇女解放的第一步。但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哪怕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都不敢走这第一步，因为它害怕触犯‘神圣的私有制’。
“第二步，也是主要的一步，就是废除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这样，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妇女获得真正彻底的解放，通过从单独的琐碎的家务劳动向社会化的大规模劳动的转变摆脱‘家庭的奴役’。
“这个转变是困难的，因为这关系到改造根深蒂固的、习以为常的、陈旧和僵化的‘规矩’（老实说，这不是什么‘规矩’，而是丑恶现象和野蛮行为）。但是这个转变已经开始，事情已经向前推进了，我们已经走上新的道路。”（《国际劳动妇女节》，V.I.列宁，1921年）
新苏维埃政权的目标是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即取消所有委托给个体家庭的、往往落在妇女肩上的任务，把它们变成全社会的任务。要建立托儿所、幼儿园、汤厨、公共洗衣房，等等。这也将为家庭的变革奠定物质基础。家庭将不再是一个经济单位，所有扭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例如经济压力等，都将从家庭中消失，从而使夫妻可以因为自由选择而生活在一起，而非迫于外部压力。
托洛茨基曾于列宁一起担任俄国革命的领袖，他解释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是什么：
“同样，为新生活和新家庭的条件而作的物质准备，基本上不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工作分离开来。工人国家必须变得更富裕，使得儿童的公共教育、将家庭从厨务和洗濯工作的重担下解放出来，予以严肃解决。
“我们的经济若没有显著的改善，就无从想象把家务工作和儿童教育社会化。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主义经济方式。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能把家庭从家务劳动的重担中解放出来；这些重担现在正压迫着家庭，令其解体。洗衣工作应交给公共洗衣房，膳食应交由公共食堂，缝纫交由公共工场。儿童必须交由敬业乐业的良好公共教师来教育。
“这样一来，丈夫和妻子间的盟约才得以从任何外来的或偶然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一方不再依赖另一方而生活。真正的平等终于确立，双方的盟约将系于相互爱慕。当然这盟约会因人而异，但对谁都是没有强制性的。”（《从旧式家庭迈向新式家庭》，托洛茨基，1923年）
布尔什维克的设想并没有停留在家务劳动的“分工”上，而是进而设想要完全取消家务劳动。这并不是强迫人们到公共餐厅吃饭，而是说只要自愿，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这样做。
用马克思的话说，人的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即思想和观念等是由物质条件最终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建立新的社会规范的必要条件：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社会结构的价值由生产力的发展来决定，这是无可争议的。可是问题也有可能从另一端来着手。生产力发展并没有自身的需要。归根究底，生产力发展之所以是必需，是由于他为崭新的人性和意识提供基础；地面上再无地主，也不再有因恐惧而生、远在天上的想象出来的天主——反之是一种吸收了过去所有年代所创造的思想和创造力的人类，团结一致、共同前进、共同创造、共同建设比诞生自阶级奴隶制更为高级和高贵的崭新的文化价值和个人、家庭的新态度。生产力发展作为更高级人性的物质前提，对我们弥足珍贵；这种更高级的人性不把自己封闭起来，而会是富有协作性、富有联系性的。
“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说，大概在许多个十年以后，运用怎样对待妇女、对待母亲和儿童的态度来给人类社会做出评价是最有可能的——而这种评价不仅适用于社会，也同样适用于个人。”（《保卫母亲和为文化而斗争》，托洛茨基）
苏维埃政权开始了家务社会化的任务，但起点很低。然而，革命结束后，旧的统治阶级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立即崛起并发动了恶性内战，再加上此前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这使得这项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了。
经济状况百废待兴。即使在战前，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国的经济也是极其落后的。苏联的经济远没有发达到可以取消家务劳动、取代家庭作为经济单位的程度。布尔什维克只能赋予政治权利、发布表达经济意向的宣言。在革命的最初几年，所有的精力都必须用于确保人民不会死于饥饿。
1936年，托洛茨基如此描述这个过程：
“十月革命忠实地尽了它对妇女的义务。年轻的政府不只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给她们同男子完全一样的各种权利，而更重要的是，它尽了一切力量，比任何其它政府都尽了更多的力量，来保障妇女能从事一切形式的经济和文化的工作。可是，最勇敢的革命，像“全能”的英国议会一样，也不能够把女人变成男人——或者不如说，不能使男女平均分担怀孕、生产、哺乳和养育儿女的责任。革命作了一次英勇的努力来摧毁所谓“温暖的家庭”——就是劳苦阶级的妇女从童年到死亡在其中干着奴隶般的苦工的那种陈腐、沉闷而停滞不前的制度。按照计划，家庭这种封闭的小单位，要由社会一整套的服务和供应的设备来代替，如产科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急救站、医院、疗养院、体育馆、电影院等。家庭的家务职能，若完全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机构来执行，同时让上下辈代的人都亲密团结并且互相帮助，就会使妇女，因而也使相爱的夫妻，都摆脱千年的桎梏。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四千万苏联家庭，绝大多数仍然处于中世纪的状态，妇女受奴役并且有歇斯底里症状，儿童天天受着委屈，充满女性和幼稚的迷信。因此我们不能有任何幻想。正由于这个原因，苏联在处理家庭问题的态度上的接连改变，才最足以说明苏联社会的真正性质及其统治层的演变。
“用猛烈手段一下子把旧式家庭废除，已经证明不可能。这并不是因为缺乏意志，也不是因为家庭那么深入人心。相反，经过一个短时期不相信政府及其托儿所、幼儿园之类机构以后，女工和比较进步的农民都了解到集体照管儿童以及整个家庭经济的社会化的无数好处。不幸，社会确实太穷，也太没有文化了。国家的实际资源与共产党的计划和愿望不相称。你不能“废除”家庭；必须拿什么来代替它。妇女的真正的解放，在“普遍匮乏”的基础上不可能实现。经验很快就证明了马克思在八十年以前所说明的这个严酷的真理。”（《被背叛的革命》，第七章，《家庭中的热月》，托洛茨基）
革命的堕落
早在1917年，列宁和托洛茨基就已经说明，俄国革命是点燃世界革命的火种。俄国只能发动革命，却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为此，俄国需要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德国）的技术和技术工人阶级的帮助。
革命确实得到了传播，但由于一些我们在这里不能彻谈的原因，革命以失败告终。俄国的生产资料还远远不够发达，无法为每个人提供足够的生活资料，而这又导致了斯大林领导下官僚体系的结晶，这一官僚体系凌驾于社会之上，进而导致了革命的堕落。这种政治上的反革命在妇女的地位上得到了明显体现。
妇女的状况是一个社会文化发展最敏感的晴雨表之一。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崛起，革命的许多成果也出现了倒退和瓦解。崛起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体系在进行官僚政治反革命时，需要“旧”的资产阶级家庭作为社会基础。
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实现，但这与事实相差甚远：当时仍然存在广泛的短缺，物质不平等的现象显然依旧存在。妇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数不清的家务活限制在家里。1930年，斯大林官僚机构关停了妇女部，理由是“苏联现在已经解决了妇女问题”。
托洛茨基解释说，事实远远不是这样：
“[……]因其保守的本能，官僚机构对家庭的‘解体’十分警惕。它开始为家庭晚餐和家庭洗濯工作，即妇女的家庭奴役大唱赞歌。最重要的是，官僚机构恢复了对堕胎的刑事处罚，正式将妇女拉回到了群居动物的地位。这样一来，统治阶级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恢复了阶级制度中最反动、最愚昧的核心，即小资产阶级家庭。”（引自《妇女与家庭》序言，列夫·托洛茨基）
斯大林和官僚机构重新引入了资产阶级对家庭的旧态度，将家庭作为社会的核心，并强调妇女的母亲角色。离婚变得更困难、更昂贵了，从而为官僚机构保留了离婚的权利，而且还向孩子多的家庭发放奖金。托儿所的开放时间被缩短了，以至于与工作日时间相重合。官僚机构在学校里实行隔离教育，要求女孩学习特殊的“女孩科目”，为她们成为家庭主妇做准备。
1936年，堕胎被定为非法。这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举措，尽管苏维埃政权实行独裁，但报刊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然而，斯大林政权作为回应，开展了一场赞扬母亲幸福感的反运动，并将对禁止堕胎的批评等同于对苏维埃政权本身的批评：
“一场大规模的新闻宣传运动，把做母亲的乐趣与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联系了起来。‘一个没有孩子的妇女值得我们的同情，因为她没有尝过生活的全部乐趣。我们的苏联妇女，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的嫡系公民，已经得到了做母亲的幸福。’对家庭和婚姻的理想化，以及把女性与母性紧紧捆绑在一起，也相对应地把非常规性行为作为了一种社会犯罪加以压制。”（《苏联社会中的妇女》，第112页）
斯大林政权逮捕了妓女，这与此前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相悖的：布尔什维克只逮捕妓院老板、揭发嫖客，并为妓女提供了自愿参加生产劳动的机会。1933年，同性恋再次被定为犯罪，推翻了之前1922年的法律，最高刑罚为5年苦役。斯大林主义的宣传把同性恋与反动腐朽等同了起来，把同性恋与旧统治阶级和法西斯主义也都联系了起来。这种倒退也蔓延到了各国共产党。
尽管如此，仍有进步
斯大林主义的兴起意味着大规模的社会倒退，给妇女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但与此同时，1928年苏联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带来了经济进步，这意味着妇女被更大规模地吸引到了劳动力队伍中，在教育、托儿所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斯大林去世后，经济在二战后持续增长，使得物质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妇女的预期寿命增加了一倍多，从沙皇时代的30岁增加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74岁。孕妇有权改做较轻的工作，产前产后可享受56天的全薪产假。1970年，政府禁止妇女从事夜间工作和地下工作。婴儿死亡率降低了90%。
1917年，新的苏维埃政权计划建立托儿所和幼儿园，但却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源来开展这项工作。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大量妇女进入了工业领域后，这项工作才真正开始。1927年到1932年，托儿所的数量从2155个增加到了19611个。到1960年则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有440万儿童进入了固定的托儿所和幼儿园。1976年，这个数字又增加到了1200万。（《苏联社会中的妇女》，第131页）
特别是自1930年以来，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了。例如，同龄人中上中学（5-7年级）的比例从1926年的10%上升到了1939年的65%，到1958年又上升到了97%。女生的比例从1927年已经相当高的44.4%上升到了几乎一半。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从1927年的28%上升到了1960年的43%，到1970年则又上升为49%。世界上，女性在高等教育中占40%以上的其他国家只有芬兰、法国、瑞典和美国（《苏联社会中的妇女》，第148页）。1950年，拥有科学博士学位的妇女有600人，而1984年则增加到了5600人！
妇女的教育模式反映了在特定领域内对性别刻板观念的某种突破。传统的“女性”领域，如教育和卫生，占俄国妇女中的比例也很高，但也有大量妇女从事研究和工业工程，这使苏联的妇女教育模式与西方有很大区别。1959年，有三分之一的女性从事明显的女性职业，而1970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55%。当时，有98%的护士、75%的教师、95%的图书管理员和75%的医生是女性。
斗争仍在继续至今
列宁坚信，“没有妇女的参与，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俄国革命充分显示了妇女的革命潜力。俄国妇女不仅发动了革命，还积极参加了革命。而且她们是有充分理由的。
十月革命之前，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下，耐心组织俄国工人的工作已经开展多年了。布尔什维克坚持认为，在争取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中，妇女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党成功跨越了性别、宗教、国籍等因素，在阶级基础上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只有这样，他们才得以在1917年10月赢得大多数工人的支持。
十月革命是俄国妇女的一大进步。革命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开启了把妇女从家庭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任务，使她们成为了社会的一个平等组成部分，消除了偏见，提高了教育和意识水平。
然而，由于国家的经济落后，布尔什维克只能开始工作，却不能把工作做到底。如今，我们的情况要强得多。科技的进步创造了布尔什维克党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奇迹：洗衣机、洗碗机、机器人吸尘器，等等。如果将资源用于发展对社会有用的技术，而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所隐含的巨大浪费，包括如今在生产足以毁灭地球十次的武器时浪费的大量资源，那么现在这些发明创造也只是微不足道的。
今天，我们看到青年和工人再次走上街头，抗议紧缩、压迫、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在波兰，妇女组织示威和罢工，以阻止政府严格限制堕胎法的计划。在美国，迎接特朗普的是数百万男女的愤怒，以抗议他的性别主义和厌女政治。今年的3月8日，我们也看到了大规模的动员活动，比如马德里的大型示威。
妇女参与了社会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被列入了议程，其程度是我们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性别歧视和对妇女的压迫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根除了这个制度，我们才能消除这些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
俄国革命和俄国妇女的革命能量，显示出了强大的勇气和决心，其潜能可以被社会主义革命所动员起来。1917年，布尔什维克开始了妇女解放的任务。而现在，这一任务将由我们来完成。
[笔者注：虽然我并没有直接引用2004年3月8日伊莉莎贝塔·罗西（Elisabetta Rossi）所著的《俄国革命前后的妇女解放》，但我认为该书是关于这一时期的一个非常有用的资料来源，建议结合本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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