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序文原着于1999年5月，摘自艾伦·伍兹的重要著作《布尔什维克党史：通往革命的道路》（History of the Bolshevik Party: Bolshevism - The Road to Revolution），全书检视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如何在俄国凝聚成一股马克思主义革命势力，并探讨了当今革命家们可以从中学习到的组织建构教训。全书将于日后翻译。译者：《火花》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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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布尔什维克党史：通往革命的道路 》作者序
“1917年，俄国经历了她最大的社会危机。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以所有的历史教训为鉴，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党，那么群众们那无可计量的革命能量，将毫无成效地成为零散的抗争爆发，而巨大的革命浪潮将会葬送于最严酷的反革命专政手上。阶级斗争是历史推进的原动力。它需要一个正确的纲领丶一个坚实的政党丶一个值得信赖且果敢的领导阶层，这个领导阶层并不是那些安坐在别宫以及在议会滔滔不绝的大英雄们，而是那些准备好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革命家们。这才是十月革命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托洛茨基，《1935-1936年文集》（Writings: 1935-36）， 英文版第166页，译者自译）
革命，就定义而言，代表着一个转捩点，为人类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不论任何人去如何看待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其所带来的巨大历史意义都是不容置喙的。自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它就决定了整个二十世纪内四分之三以上的历史发展。就是在千囍年之际的现在，整个世界依旧从根本上感受到十月革命的余波。因此，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既不用辩解什么也不需要内疚什么。研究十月革命是属于巨大历史转捩点的范畴，我们必然要了解其前因后果，就如同我们在谈及英国的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革命或法国大革命一般。
俄国十月革命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有许多相似之处。有时这些共同点是几乎不可思议的，我们甚至可以谈及剧中主角的人物性格，像是英国查理一世丶法国路易十六丶沙皇尼古拉斯的相似之处，以及他们都为政治利益而从外国迎娶各自的王妃。但除开所有的共同点，布尔什维克革命与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不同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可以藉由生产力自发性的发展而崛起。做为一个生产系统，资本主义不需要群众有意识的介入。而市场的功能同样的，如同一座蚁丘或者是动物界其他的自我组织社群，也就是说，是盲目的并且自动化的。事实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丶失调的丶混乱的生产方式下，而无止尽的浪费以及毫无效率，让人类蒙受了最大的折磨，而这些折磨对资本主义来说却都是无关紧要的。资本主义的“运作”（而它也确实这么运作了大约两百年）不需要任何人类的控制或计划。要造就这样的一个系统，不需要特别的洞察或理解。这个事实关系到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根本上的不同。
社会主义之所以不同于资本主义，在于不像后者，社会主义需要工人阶级本身对生产力自觉的控制与管理。没有了群众自觉的介入，社会主义是无法运作的。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在性质上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它只能由工人阶级自觉的运动所带来。社会主义讲求最完全的民主，否则它什么都不是。从最初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工业丶社会以及国家的运作就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工人的手里。在管理与监督上，群众的参与程度会是史无前例的活跃。在这样的方式下才能杜绝官僚的崛起，以及为社会主义的运动创造各种合适的物质条件，而一个更高层次的社会是藉由废除剥削丶压迫丶限制而成型的，因此，还要将“国家”，这种野蛮的遗产逐渐地灭绝与消亡。
此外还有另一个不同的地方。为了夺取政权，资产阶级会动员群众来对抗旧有的社会秩序。而以建立统治地租丶利益与利润的这些必要条件，用来做为宣扬动员群众口号的基础，当然是不可想像的。反之，资产阶级会将自己包装成是所有人类受苦者的代表。在17世纪的英国，克伦威尔的革命是以在地球上建立上帝王国之名发动的。在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标榜自己就是理性统治的代表。许多人们毫不迟疑在这些旗帜下战斗，诚挚地相信这些承诺会成真。如果没有产生对革命事业正当性的坚定信念的特殊动机，群众是不会赌上一切来对抗所有陈腐之物的。这些资产阶级所宣扬的革命目标，每次的结果都只是单纯的泡影。在那时的历史阶段，英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实际内涵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如此而已。由于资本主义体制以上述的那种自动性的方式活动，人们是否了解它是如何运作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本书《布尔什维克党史：通往革命的道路》（Bolshevism: The Road to Revolution），并不像其他讨论这个主题的著作，以将这次革命视为尘封于过去的事件为出发点。正好相反。现今世界局势更加证明了，过去资本主义曾经扮演的进步角色，在现代社会已经站不住脚。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已然成熟。打造一个充满着先前不可想像的富足世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无可计量的人们还生活在困境中。放眼当今世界，列宁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一书特别与现代息息相关。大银行丶垄断资本与跨国企业公司的权能从未如此的巨大。而如同过去腐朽君主专制者们，他们也没有乖乖交出政权的打算。人类进步的首要条件就是击碎这些现代土霸王的权力。为了达成这个首要条件，要先从打倒并推翻在现代社会握有实权的阶级的抵抗开始：那些不止是经由他们的经济实力，更经由他们对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与对文化的垄断，来进行统治的银行家与垄断资本家们。
为了达成这些任务，工人阶级不但必须组织一个政党，还需要一个够格的领导阶层。不同于过去17丶18世纪英国和法国的革命家们，现代工人阶级要改变社会，只能依靠他们对自身所生存的世界的科学了解。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就是这样真正连贯且科学的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就提供了我们一个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示范。在所有史册的记载内，恐怕是找不到另一个如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党，其支持者能在短短九个月内，由8000人成长到超过250,000人，这样剧烈发展成长的例子。这样的成就绝不是由自发性运动的蔓延所能达成的。能有这样的成果只能归结于在数十年间耐心的政治工作，由几个微小的政治圈子开始，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在当中伟大的进展也伴随着苦涩的败北丶失落丶绝望。每个人不论男女，人生中都有过类似的时刻，这些经验的总和就是生活本身，每个人所克服的生命中的难题，以及在各种困难的环境中学习到的教诲，都是每个人用以成长发展的食粮。这对一个政党来说也是如此。但每个人也都从别人的经验与知识吸取宝贵的教训。但如果我们都持续对周遭所积累的知识视而不见，日子不也会变得困难许多？同样的，学习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集体经验也是十分必要的，由此我们也要避免过去曾犯下的种种错误。就如西班牙裔美国哲学家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所说的：“那些拒绝学习历史的人，将会被迫重蹈历史的覆辙。”
我们需要一个革命政党吗？
我们需要一个革命政党吗？过去一百年以上的阶级斗争历史已经回答了我们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绝不否认历史上个人作用的重要性，但只有解释了个人或政党的作用，是受到一定的历史发展丶客观社会环境的约束，以及最后总结下来，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而这并非是指，群众们只是被“经济决定论”盲目操作的傀儡——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们都是这样指控的。马克思与恩格斯都解释过，群众会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但不会是完全自由的动力，而是以当时他们所处的社会基础去创造历史。重要政治人物的个人特质，包括理论水平丶技巧丶勇气，以及决心，能在一定情况下决定成败。在人类历史上的关键时刻，领导阶层的素质可以成为决定成败的因素。这样的历史时期并非有固定的模式，而只有当隐匿起来的各种矛盾经过漫长历史才慢慢地成熟起来，用辩证法的话来说，就是量变产生质变。虽然单独的个人无法用意志的力量改变社会的发展，其主观因素的作用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十分重要的。
革命政党与其领导阶层的存在，对于阶级斗争的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同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时，军队与其将领们的素质有多么重要。革命政党不能是临时间拼凑起来的，正如军队的将领不会是在战争爆发时才临时徵召的。革命政党的筹措，需要有系统地丶年复一年甚至数十年的准备。这份教训已经被整个历史所验证了，尤其是二十世纪的历史更是如此。伟大的德国革命家与工人阶级的烈士卢森堡（Rosa Luxemburg）不只一次的强调：群众的革命主动性是驱动革命的动力。在这点上，卢森堡绝对是正确的。在革命的过程中，群众会以飞快的速度来学习。但一个革命情势，就本质来说，并不会持续太久。社会本身不会一直处于激烈蕴酿的革命情况下，而工人阶级的行动也不会持续处于白热化。机会与情势都是稍纵即逝的，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去实验什么，或让工人阶级在背叛与错误中学习。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一棋失着便可能全军覆没。因此，有必要将群众的“自发性”运动与组织丶纲领丶观点丶策略以及方针结合起来，也就是，与一个由有经验的干部所领导的革命政党结合起来。
一个政党不只是一种组织形式丶冠名丶挥舞着的旗帜丶单独个人的集体，又或者只是一部政治机器。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一个革命政党，首重其纲领丶方法丶理念与传统，其次是将理念带给广大工人群众的组织或机构（但也毫无疑问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草创时期，就必须以总结了所有无产阶级历史经验的理论与纲领为基础。没有这些基础，这个政党便毫无用武之地。革命政党的建立，总是伴随着集结与教育革命干部，这样冗长却又细致的政治工作。而这些革命干部们，将作为整个革命政党的生命历程中的骨干。这些是我们所面临的难题的前半部，而且仅仅是前半部而已！难题的后半部更加复杂了：如何让我们的理念与纲领与群众连结？这绝不会是个简单的问题。
马克思曾解释过：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任务。而工人大众往往以他们的经验来学习。工人阶级不是透过书本学习，绝不是如中产阶级所信口胡诌的是由于他们缺乏才智，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去阅读理论，但偏偏文化的精进与阅读的习惯都不是自动拥有的，而是需要后天培养的。当一个工人从工地或生产线工作八到十个小时下岗后，回到家时无论身体或精神都已是疲备不堪，一整天下来最后还得拿起书本学习理论或者参与讨论会？任谁都会觉得“这些事还是给懂的人去办吧”。但如果发生了罢工，那工人阶级的心理也会随之转变。而革命，就像是一整个社会的大罢工。群众们在革命中会想去理解：“发生什么事了？”丶“该如何学习？”丶“该如何思考？”丶“该如何行动？”。当然，群众们的行动若少了经验丶策略与方针上的知识以及正确观点，就会发现：统治阶级们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代表们，都有足够多的经验应付各种情况，而在他们面前，工人阶级的运动是处于劣势的。统治阶级掌握了各式各样的武器，即他们对国家丶军队丶警察与司法体制丶媒体与其他大型传媒的控制。统治阶级掌握这些有力的机构，以用来捏造民意丶制造诽谤丶公然说谎丶并对特定人物以暗杀做为处决。另外还有一些武器与辅助用的权能，如：对各级学校体系的控制丶组建一支包括了教授丶经济学家丶哲学家丶律师丶僧侣，训练有素的“专业”部队，还有愿意对他们所谓的“道德”生吞活剥的人，他们也联合起来保卫他们的“文明”（即他们的特权以及他们的主子），来对抗“混乱的暴民们”。
工人阶级不会轻易地就达到需要发动革命的结论。如果是如此的话，那建立一个革命政党的任务就变得多馀。如果工人运动是以直线性发展的，那改变社会的任务就再简单不过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经过一段非常长的历史时期，工人阶级们才从中理解到成立组织的重要性。透过各种工人组织的建立，包括工会在内，以及更高层级的具有政治性质的组织，工人阶级将自身作为一个阶级的独立性表现出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由一个“在己”的阶级（Class in itself）转变成一个“为己”的阶级（Class for itself）。这样的发展，会经由渡过所有斗争的历史阶段后发生，在那当中不只是那些或多或少已经觉悟的行动者参与了阶级斗争，还有“政治上尚未启蒙的群众”，而这些群众通常都是以大事件的发生为基础，才醒悟过来主动参与政治生活（哪怕只是加入工会也好）。以巨大的历史性事件为基础，工人阶级开始创立大型群众组织来保卫自己的利益。这些历史悠久的组织（工会丶合作社丶工人政党）代表了旧时代中新社会的起点。而这些组织则服务于动员丶组织丶训练和教育工人阶级。
对于刚觉醒并开始政治生活的群众，必定会要寻找一个能保卫其利益的政党。这个政党必须要坚决且大胆，但也要能表现出它是具有远见的，才能在任何阶段指出前进的方向，宣扬与实际情况联结的符合时宜的口号。但如何确定哪个政党和哪个纲领是正确的呢？市面上的政党与纲领可是多如繁星！群众们除了在实践上去试验各个政党与纲领外，没有其他捷径。这样渐近式且重复性高的过程同样是费时费力的，但却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在任何一场革命（不只是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以及17世纪的英国内战革命）我们看到类似的过程：革命群众们透过循序渐进测试中的过程得到经验，找到最坚定革命的一方。每场革命的历史都是由各个政党与领袖的兴衰所描绘出的，在这个过程中，越激进的趋势总是将越保守的趋势取代掉，直到革命运动进程完结为止。
在整个浩大的工人阶级运动历史里，要找到如1917年前的布尔什维克党一样，如此丰富且精彩的历史是不可能了。这段历史横跨了三十多个年头，同时包含了从马克思主义小圈子发展到一个革命群众政党的每一阶段，历经所有合法与不合法斗争的时期，中间还发生了三次革命，爆发了两次国际战争（日俄战争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面对为数众多的复杂理论问题的斗争，而这些理论斗争不只在是文墨笔战，在实践上也是如此，其中包括：个人恐怖主义问题丶民族与民族自决权问题丶农民问题丶帝国主义问题丶国家问题。同时，再也找不到如同这段时期，这么丰富及巨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宝库。两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家：列宁与托洛茨基，这两人的文章著作所讨论的问题范围可谓包罗万象，并极具其深度。然而任何读者要想了解这段历史时，不免都要遇到一个难题：几乎所有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的著作，都出自于它最坚定的敌人们。当然这当中还是有少数令人赞叹的例外，如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皮埃尔·布鲁埃（Pierre Broué）与比利时的马赛·利布曼（Marcel Liebman）。除此之外，我们找不到能值得我们不怕一切麻烦去研读的布尔什维克党历史了。然而虽然布鲁埃与利布曼的著作中所主要研究的问题与本书的稍有不同，但还是非常推荐阅读的。对于本书所十分关注的主题，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前，他们是如何为掌握政权的任务做准备的，这点在他们两位的著作里只是稍微着墨。
关于本书
本书的作者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维护马克思丶恩格斯丶列宁丶托洛茨基的理念，我将成年后的人生献给了为这些理念的斗争。做出这样的声明，并不会让我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反而正好相反。就我的立场而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不仅仅是学术上的研究，还是与现今世界相互呼应的活生生的事物。我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认识不只是限制在书本上的知识。四十年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经验，提供了作者许多洞见，而这些洞见绝不是只是把其当成学术兴趣就可以拥有的。当考茨基（Karl Kautsky）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时，曾写下可说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最佳范例的著作《基督教之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ity）。在此著作里，考茨基描述了早期基督教的革命运动，而这样的描述，只能是经历过并掌握了当年还是英勇果敢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严苛的地下工作环境下，还能与当时德国的《反社会党人法》进行斗争的亲身体验，才有可能给出的。诚然，这两个革命运动之间的社会内容和历史时刻的发展是截然不同。尽管如此，在这两场革命运动的相同之处，就和它们的相异之处一样引人瞩目，都是受压迫者们起身反抗强大的国家。
我的个人经验，使我对俄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所遭遇的许多情况非常熟悉：除了在英国工党运动内所做的马克思主义理念的斗争外，还有1968年五月法国的革命运动丶1975年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丶在西班牙度过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专政的最后几年丶在智利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专政的眼皮下展开的地下工作...等等的这些经验，都为我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可以直接且准确地观察到布尔什维克在与沙皇政权的长期斗争中，所面临的那些情况。此外，我还有与拉丁美洲以及亚洲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家们，多年共同参与政治工作的经验。特别要指出的是巴基斯坦，在那里所呈现的半封建社会特质与沙皇时期的俄国让人意外的相似。另外，我在三十年前留学于苏联时，也将当时所获取的许多材料用来撰写本书，当时我还与曾经参加过布尔什维克党的人们面对面谈论过，包含了当年在十月革命后，于克里姆林宫担任过列宁秘书的两位女士。我相信，这些经验都提供了我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真实本质的洞见。
最后，对于泰德·格兰特（Ted Grant），这位我近四十年的同志丶挚友与导师，只能说我亏欠他太多了。我认为，泰德·格兰特不只是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在世继承者，也是与过去的伟大革命传统：左翼反对派与布尔什维克党，与这两者之间所剩无几的直接联系。多亏有他过去六十年间的政治工作，两位十月革命的理论家与实际上的领袖：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理念，才得以维持活性丶延续并发展下去。本书的用意，将是与泰德·格兰特以追寻考察在十月革命后俄国所发生的所有过程而写下的《俄国：从革命到反革命》（Russia:From Revolution to Counter-Revolution），做为它的姐妹作而出版的。我相信，这两本著作将会提供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最初到今日，一份最完备的历史回顾与分析。
我意识到，本书并不会像一般研究布尔什维克的学术人士一样“宣布作者的中立立场”。这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绝大部份的人尽管表面上表现得公正无私，但事实上却完全出于对布尔什维主义和革命的偏见，甚至是以完全敌视的动机在行动的。此外，对于明确的立场也不能失去客观性。一名外科医师对于拯救病人性命是非常关心的，正因如此对病人的存亡不保持中立态度，才要极度小心的剖析病人各层次的身体状况。我尝试要以深思熟虑的态度来客观地处理这个主题，因为本书的目的，正是要让新时代的年轻人们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经验中吸取各种教训。过度美化各种问题丶困难丶错误，都是愚蠢且毫无建设性的。
当年克伦威尔对于自己的肖像画，曾对画家严正的叮嘱：“我是什么，就画什么！无论所有疙瘩和一切！”。同样诚实的态度与同样直率的现实主义，都表现在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思想上。当他们犯错时，他们都承认这些错误而不粉饰太平。列宁自己也都承认他们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都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历史表述”相去甚远。在这些错误的“表述”里，给了布尔什维克党总是正确且永不犯错的伪造形象。本书将要描绘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坚毅的一面，但也绝不隐匿它的各种问题。这样做，并不是对列宁主义事业的过去，而是会对它的现在与未来造成严重的伤害。为了让新时代的年轻人们都能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中学到东西，“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什么，就写什么！无论所有疙瘩和一切！”，我们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
我刻意地且尽可能多地使用来自非布尔什维克的资料，特别是孟什维克的作家们：丹（Fyodor Dan）丶阿克雪里罗得（Pavel Axelrod）丶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以及“经济主义派”的阿基莫夫（Vladimir Akimov）。还有几个批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资产阶级作家，也提供了许多相关的资料。书籍方面，像是莱恩（David Lane）关于早期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著作，或罗伯特·麦基恩（Robert McKean）的《革命之间的圣彼得堡：工人与革命家于1907年六月至1917年二月》（St. Petersburg Between the Revolutions: Workers and Revolutionaries, June 1907-February 1917）就包含了不是别处就能简单找到的珍贵材料。麦基恩的著作，毫无疑问是1917年之前布尔什维克的实力夸张化的解毒剂，如果其作者没有受到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敌意之影响，这本书会更有参考价值。至于其他的著作内容其参考价值就差远了。
然而在花费约三十年研究这些材料后，我得出如下结论：若要再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那最好的材料只能是来自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文章著作。这些材料是取之不尽的讯息和思想宝库，并以严谨的态度共同构成了整个时期俄国和世界的详尽历史。而难题就在其材料之多，单单是英文版的列宁全集就有45卷，加上俄文的10卷。托洛茨基所写下的文献可能还要更多，但他的著作在出版发行上实在过于分散。他那杰出的自传《我的生平》（My Life）丶旷世巨作《俄国革命史》（History Of Russian Revolution）丶被忽略的最后杰作《斯大林评传》（Stalin），都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问题在于，那些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兴致勃勃的学生们，如果要打算阅读完这些研究材料，那得花上多少时间。因此尽管会使文章本身变得既冗长又拖沓，我依旧刻意保留了从这些材料中的从长的引用。但尽管有这些疑虑，对作者而言，就以两个原因来说，这样的作法看起来是很有必要的：第一，避免了引用的不确实而落人口实。第二，为了提高读者们的兴趣从而回头去阅读这些原作。因为到头来，阅读马克思丶恩格斯丶列宁丶托洛茨基的原作经典依旧是无可替代的。
没有布尔什维克党，没有列宁与托洛茨基的领导，就算俄国工人们具有如何的英雄气慨，也无法在1917年时夺取政权。这就是本书的中心课题。如果有人去检视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就会看到当中整个血腥且悲惨的失利。如果我们不谈巴黎公社短暂且充满英勇的篇章，十月革命是史上第一次工人阶级成功推翻了他们的压迫者，并着手进行将社会转型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如卢森堡所形容的：“这是属于他们的果敢行动”，而俄国工人们也出色地成功了。这是属于布尔什维克的，永远不会被资产阶级与他们的诡辩家们所原谅的“罪行”。直到今天，统治阶级都活在对革命的致命恐惧中，并投注了大量资源要来打击革命。在打击革命的任务上，俄国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倒是让他们轻松不少。俄国斯大林主义官僚对列宁的理念的背叛，最终得出了属于它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在整个工人运动历史上最最严重的背叛——苏联的解体，以及官僚统治阶层要转向到资本主义路线的各种企图。在革命过去八十年后的现在，所有“十月”所取得的成果都被“自由市场”的野蛮所消灭并取代了。但对统治阶级来说，推翻了十月革命还远远不够。他们还必须肃清属于十月革命的遗志，用不洁之物与谎言来湮灭它。为了完成这项卑劣的成就，资产阶级需要那些渴望维护“自由市场经济”（写做“自由市场经济”，读做“大银行与垄断资本的统治”）的忠实学术派的效力。这也就解释了对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盲目仇恨，仍然刻画在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所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写作中，还隐藏在虚假公正的假面后。
资产阶级如何“解读”十月革命
苏格兰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撰写关于伟大的英国革命家克伦威尔的文章时，曾抱怨在他下笔前，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垃圾山底下的克伦威尔给拉出来。所有的历史都不会是毫无偏见的，而革命的历史更是如此。自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它的领袖们，就遭到对革命抱有敌意的各方势力明显仇视丶反对。这当中不只包括资产阶级与社会民主党人，还有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与半无政府主义人士，以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些藉由跨过列宁所建立的政党的尸体，进而夺取政权的斯大林主义者。要从这些人的史料中找到稍微正经一点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是不可能的。虽然西方国家的大学院校不停的出版关于俄国革命运动的书籍，但却没有一本书能够不展现出对布尔什维克的敌意，以及对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恶劣态度。
西方国家史书对十月革命所给出的最普遍的解释是，十月革命并不是一场革命，而是由少数人所发动的政变。但这样的“解释”却什么都没有解释。试问这要怎么解释这样一小撮屈指可数的密谋者，其人数在当年三月时还没有超过八千人，却有办法在短短九个月内带领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这暗示着列宁和托洛茨基肯定拥有什么神秘的力量。但是要诉诸单独个人的毫无根据的神秘力量来做为历史事件的解释，也只是再次为我们提供空话，只是将提问者导向唯一可以产生超然之人（也就是指，超自然的）特质的地方，也就是宗教和神秘主义的领域。我们绝不否认在历史过程中个人的特殊重要性。而1917年的各种事件或许正是这个事实最惊人的证明，在当时的环境下，个人所扮演的角色绝对是决定性的。没有列宁与托洛茨基，十月革命永远不会发生。但这样的说法还是不够充份的。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与托洛茨基在革命运动中行动了近二十年，这其中更多的时候是无法发动革命的，且很长一段时间在群众当中没有任何影响力。因此将十月革命的胜利都归功于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天纵英才（又或者是仁心或恶意，端看于你的阶级观点），完全就是无稽之谈。
要证明俄国十月革命在当时所引发的群众高涨是几乎史无前例的，有太多可以引用的材料了，不胜枚举。还记得三十年前的我，当时还在莫斯科当研究生时，曾与一位岁数已高的女士有过一次对谈，而这位女士当年曾以一名布尔什维克党员的身份，在伏尔加河地区参与革命。我已经记不清在哪里和她谈话，也记不清她的名字了，但我仍记得她曾在斯大林的一个劳改营浪费了十七年的人生，和她一起受刑的还有许多布尔什维克。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就是当我向这位女士问及十月革命时，她用了两个我无法恰当翻译的词：“Kakoi pod’yom!”，以及俄语的“pod’yom”，这两个词在英语中都没有同义词，但大概的意思是：“精神上的高涨”丶“如此的上升”，但这样来表达其真正的意思还是很拙劣的。这个词要表达的，是远远超过大量群众人数上的概算，更是要表达出人民群众中对于拥抱革命的热忱——不只局限于工人们丶贫农们丶基层士兵们，还有知识份子中的最好的表率们（这位年迈的女士曾担任过学校的教师）。十月革命所吸引的都是最有活力的丶最进步的丶最活跃的，是俄国社会中最好的一群人。而我也还记得，当这位女士在重述那些年所有的雀跃与期盼时，在她双眼中所闪耀的光芒。今天，当所有专职犬儒的庸人强盗们都列队站好，要用污秽抹黑将十月革命的遗志给活埋时，我就会回想起当年那位年迈女士，她那长年饱经风霜的脸庞。尽管在后来遭遇了她和她那代人的苦难，但在她的记忆中却依然洋溢着光辉。
在上个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中，用来攻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部份，就是复活它的政敌：经济主义，特别是孟什维克主义。其中一位那些主要的“复活者们”，是孟什维克的领袖之一施瓦尔（Solomon Schwar）。他的基本论点是：“根本上，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指那些积极的少数派的擅自行动；而孟什维克主义才是群众的激化剂”。从这个出发点就是错误的论断，这位作者也非常自然地就衍生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发展出独裁式的观点与实践；而孟什维克主义自始自终都维持它的民主性。”的结论。（S.S. 施瓦尔，《1905年俄国革命，工人的运动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的形成》，p.29）（S. S. Schwarz,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 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Bolshevism and Menshevism, p. 29.）而本书会将这个论断胡说八道的本质，展现给各位读者。本书将会为各位读者展现，布尔什维克党是透过它的最广泛可能性的党内民主的历史所形塑的。这是一段每个党员都能自由地发表他们的想法的，让各别趋势与理念相互斗争的历史。由党内的民主提供了理念的发展中必要的氧气，而最终也确保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些与在斯大林底下，那些“共产党”的极权式丶官僚式的领导体制可谓是天差地别。
最新一份来自反布尔什维克历史学院的挑战书，是费吉斯（Orlando Figes）的著作（《一场人民的悲剧：俄国革命从1891到1924年》，1996于伦敦）（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London, 1996）。这本著作为我们在献上革命的愿景，直达了但丁的地狱。这位客观且科学的学者的各种形容，说十月革命是一场“阴谋”丶“政变”丶“酒后闹事”。并说十月革命：“比较像是城市革命（?），尤其是工人运动作为一个具建设性组织的腐化所导致的。它以层出不穷的破坏，犯罪，各种肢体暴力，以及酒醉打劫来表现了这个社会崩溃。”费吉斯很清楚，是布尔什维克很迅速地就压制了由落后份子所引起的骚乱与放荡的暴动。这些事态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突发意外，然而这些意外却被视为革命的本质。自然，对于一个旧建制社会秩序的“科学的”辩护者，任何一场革命的本质都会被视为是骚乱丶疯狂丶混乱的。对这些建制派而言，他们能对群众有什么期待呢？群众们是多么无知与落后到无法理解的地步，更别谈他们要统治社会了。不行！这么重大的任务应该要交给我们这些知识份子！让他们这些卑微的捆木工与凿井工去做他们该做的，社会的运作就交给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们吧。
我们有冤枉费吉斯先生吗？莫非是我们误解了他那本厚重的著作中所要传达的讯息？我们让费吉斯先生为他自己辩护。在工农兵苏维埃大会上，以绝对多数的投票数同意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对于费吉斯的主要提纲（没什么原创性的提纲），也就是“十月革命仅仅只是一场政变”来说，就有点小麻烦了。但不用担心！费吉斯可以解决所有难题。群众为何投票给苏维埃政权？是因为群众太过无知了！费吉斯先生写道：“群众的代表们可能太过无知到无法理解他们所作所为的政治意义，就举手表示赞成（他们真的赞成苏维埃政权吗？）。”（出处同上，第491页，我的强调）
顺带一提，在这里应当要指出：认为参与选举投票的大多数人在理解所涉入的政治议题上“有可能是无知的”，这个论点普遍来说就是反对民主的。所以，我们的费吉斯先生所试图要表达的是什么？直到布尔什维克与其盟友在苏维埃里占大多数前，工人与基层士兵都非常清楚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但在十月革命爆发时，工人与基层士兵在他们所做的事情上，突然又变得“可能是无知的”？这种论点是愚弄不了谁的。工农兵苏维埃大会上的代表们，很遗憾的没有接受过剑桥大学的教育，所以无法被认同。而作为补偿，他们已经在残酷的战争与九个月的革命的历程里学到一些事了。他们早就很清楚他们想要什么：和平丶面包丶与土地。而他们也早就明白了，他们要的这些东西，是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临时政府与当中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支持者所给不起的。同时他们在这段经验历程中也学到了，唯一能为他们争得这些诉求的政党，只有布尔什维克党。群众们不必通过任何学力测验或考试，就对这一切理解得十分透彻。
当然，任何人都有资格从反对革命的立场去书写历史。那么一开始就宣布真正的意图，是表明革命是不会让这些人致富的，岂不是更好？从而因此让读者们因为害怕未来更糟而接受资本主义系统，岂不是更好？“可怜啊！人性是如此软弱！”，那些历史学家们也没胆子直接承认他们的偏见。
斯大林的伪造历史学派
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在苏联出版了数十年，并在过去由斯大林化共产党在国外广泛传播的，大量的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献。而从这些文献中，同样不可能获得对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真实印象。为了篡夺权力，斯大林主义官僚们先是被迫先在口头上同意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十月革命，从而在当时俄国各种落后的情况下，在已经精疲力竭的工人阶级的手中篡夺了权力。同样的，第二国际的官僚也在口头上同意“社会主义”的同时，却行使了资产阶级的政策，而罗马的天主教教宗也在口头上同意了早期基督教会的教义。苏联的统治官僚，让人在陵墓瞻仰列宁的遗容，同时却背叛了列宁与十月革命的基本理念，用污秽与鲜血掩盖了乾净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旗帜。为了巩固他们所篡夺的地位，官僚统治层只能将老布尔什维克消灭掉。像所有犯罪者一样，斯大林不希望有任何证人可以出言反对他。这一切事实都已经先一步决定好了苏联出版的所有历史书籍之命运。
有一种经常出现的论断是：“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基本上是同样的东西。”当然，这些都躲在所有研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资产阶级史家们的诽谤后面。但是，在1917年十月由列宁与托洛茨基所建立的工人民主国家，与由斯大林与其后继者所主导的官僚集权式怪物政权，没有一丁点相同的地方。斯大林与官僚们的胜利，是革命本身在毁灭性的落后丶贫穷丶蒙昧的孤立下的结果，是代表了对列宁的理念丶革命传统丶方法的完全背弃，以及代表了共产国际从做为世界革命的媒介，到转变成仅仅是为莫斯科官僚服务的外交策略的摆设。1943年，在被斯大林做为莫斯科的外交机构而肆无忌惮的利用后，共产国际在甚至没有召开一次会议的情况，就被可耻地活埋了。而列宁的政治与组织方法的遗产，在整个历史时期也受到严重的打击。这一事实让许多人都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都带上了有色眼镜。即使是立意良善的作家（更不用说带有恶意的作家），也不能不从过去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恐怖中，看见完全不同于过去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民主传统的各种因素。
为了取得官僚的胜利，斯大林主义必须摧毁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工人民主政府，不留一点痕迹。1919年，布尔什维克党曾在它的纲领里，为苏维埃政权提出四条着名的条件：
（1）全体人民自由而公平的选举权，包含立即罢免任何官员的权利。
（2）官员薪资不得高于技术工人。
（3）废除常备军队和警察，以武装的人民替代。
（4）每一位公民都要接受训练从事政府行政工作，最终由公民轮流在地方社区执行行政事务，促使官僚制度解体。
这些条件以巴黎公社的纲领为基础，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里头都阐述清楚了。就如恩格斯所说的，“国家”，将不再是它原来字面上的意思，而是半国家的，试图为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准备的过渡政权。这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后实行的民主理念。而这样的民主实践，取而代之的，是没有任何相同之处的斯大林与其后继者之下的官僚式集权怪物政权。此外，这样的怪物政权只能在政治反革命的基础上所实现，并牵扯到在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场单方面内战中，对列宁所建立的党所展开的人身灭绝：1930年代的大清洗审判。我们只需一份数据来佐证这点。到1939年为止，以列宁为首的1917年的党中央委员会，仅仅剩三人还在世：斯大林丶托洛茨基与柯伦泰女士（Alexandra Kollontai）。剩下的委员，除了列宁与斯维尔德洛夫（Yakov Sverdlov）都是因病去世外，其馀的委员不是被人为杀害处决，就是被逼上绝路自杀。加米涅夫（Lev Kamenev）与季诺维也夫（Grigory Zinoviev）同在1936年遭到处决。被列宁形容为“党内最受爱戴的”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也于1938年遭处决。成千上万的，落在斯大林掌控下的布尔什维克也都面临一样的命运。到最后只剩一位勇于发声的革命家，持续地谴责斯大林的罪行，并保卫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正统遗产。而这位勇于发声的革命家托洛茨基，一位终生的革命家丶十月起义的领袖丶苏联红军的缔结者，最终仍在1940年的墨西哥遭到斯大林特务的暗杀。
对于那些坚持将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相提并论的人，我们有权直接提出如下的质问：如果列宁与斯大林的领导体制真的是相同的，那么这个领导体制又怎么需要斯大林只能靠着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面抹杀而夺权？
列宁去世后，在斯大林及其后继者的统治下，苏联历史上所流传的官方神话，掩盖了一切与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有关的事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正传统，被一层厚重的谎言丶诽谤与扭曲给活埋了。党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至关重要的，党与领导阶层的关系，都以一幅官僚式的讽刺画表现出来。官方的苏维埃历史将布尔什维克党与群众运动的关系，表现成一种过度简化与过度片面的印象。这样创造出来的印象，就像是布尔什维克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在一个由工农兵所组成的极度服从且纪律森严的乐队面前，由乐队指挥轻松地挥舞着指挥棒，便产生了引导并直接迈向革命的指挥力量。如果有人是从这种视角出发的，那他将学不到关于布尔什维克党丶俄国十月革命，或是革命动力上的任何东西。当然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斯大林主义官僚所编造的历史，其目的不在于教育人民起身革命，而是要歌颂官僚统治层，并将“在那个永不犯错的党中，有一个永不犯错的领导阶层”的神话永远流传下去，而尽管这个党篡夺了列宁所建立的党的名字，却已经与列宁的所建立的党毫无关系。同样的，在所有的君主制里，尤其是那些以政变谋反而夺权的王朝，都竭尽所能地的改写历史，以最超然之人与最令人敬畏的光芒，来展示他们的前任君主。而不用说，任何与事实相似的都是纯属巧合。
做为研究材料而言，旧有的斯大林主义历史都是不合适的。要像这些斯大林主义者所做的去描写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也就是，以一条完美上升直线，不可避免地引导出对权力的臆测——那就是远离了严肃历史研究的范畴，并进入到见闻录奇谭的领域。本书中作者唯一采用的苏联官方历史，是在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初期，相对“自由派”的赫鲁雪夫（Nikita Khrushchev）政权统治下的苏联所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党史》（History of the CPSU）全集。这套全集可能是苏联境内出版过最详细的党史了，这当中有包括许多有用的研究材料，还有许多苏共党中央文库未曾出版过的。但是基本上，它依旧是与所有斯大林主义历史一样的片面性，而就算是真实的讯息也需要小心以对。
新的谎言
在这里，本书不整理从列宁死后到现今在俄国发生的所有事件。这个议题是本书的姐妹作《俄国：从革命到反革命》的主题。在可怕的经济条件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下，足以说明必然地导致了俄国革命的孤立，而首先是特权官僚统治阶层的崛起，彻底消除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并全面抹杀了布尔什维克党，并且最后肃清了十月革命最后仅存的进步性成果——经济部门的工人国有化与计划经济。这就是1936年托洛茨基所预测的，是生产力与文化最可怕的崩溃的结果。俄国人民们，为了官僚们要将其本身转变成统治阶级，以及藉由返回资本主义的回头路巩固官僚的权力与特权，而付出了骇人的代价。
正如我们从一开始就预测的那样，这些官僚的作为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阶段遇到工人阶级的反抗。而确实，这个过程会是缓慢的。除此之外还会有别的可能吗？漫长的集权式统治时期，所导致的就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的一部份抹黑；由于苏联解体所造成的巨大困惑与迷惘；让工人一时惊恐不已的生产力崩溃。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缺乏了一个立足于纲领丶方法丶列宁与托洛茨基的革命传统的共产党——所有这些困境都让工人运动开倒车了。但现在在俄国一切有了转变。尽管缺乏一个领导阶层，工人阶级渐渐地以经验为基础得出了必须的结论。工人们的运动将正统列宁主义的纲领丶政策丶领导阶层，这些要求坚定地提到议程上，只是时间上早晚的问题。
随着斯大林主义的溃败，那些旧历史也一样跟着被遗忘了。但这些历史被新的且更加恶毒的反布尔什维克的伪造历史给取代了。在俄国，往资本主义方向走的运动产生了新品种的“历史学家”，藉由出版一切所有关于过去的“启示”，急忙完成他们新主子的吩咐。事实是，当这些人的目的不是（也从来不是）为了树立历史的事实，而是为了五斗米折腰并取悦他们的老板时（这倒是他们都会做的），就算今天所写的文章与昨天所写的相抵触，也丝毫不会让他们感到困扰。数十年来，这些人皮生物所粗制滥造出来的伪造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十月革命的历史，把列宁表现得像是东正教所创造的活生生的圣徒般充盈奇迹，同时又有科学的可效性。过去他们讨好那些支付他们优渥待遇，用以写下那些垃圾历史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并让他们自己成为这些集权式政权的模范从者。现在老大换人当了，他们也如丞相们一样，“起风了！”。他们从过去为斯大林丶布里兹涅夫（Leonid Brezhnev）丶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歌功颂德的唱诗班毕业了，并开始歌颂“自由市场”。
这些现代俄国作家传播“新俄国人”的道德与价值观——也就是，来自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市场的价值观。为了确保通过简单的手段来掠夺俄国人民所获得的新财富，就有必要污蔑俄国过去的革命历史，因为他们恐惧这些俄国的革命历史会在未来再现其锋芒。就像宾士汽车与色情产业在俄国市场已占有一席之地，污蔑列宁与十月革命也同样有利可图。在任何能谈上赚钱的地方，这些“新俄国人”知识份子所表现的热衷丝毫不输给那些在莫斯科喊水能结冻的强盗丶投机者丶黑市商人。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被发展出来了，其中包含以下内容：一个前党员或前克格勃骇入前苏联文库中，“爆料”了一些与列宁有关的“令人震惊的新发现”。接着这些内容就以一些学术界人士，或是将“新讯息”投以“科学客观性”的虚假光环的某些人的名义，公开以“学习研究”的论文发表。再过几个月，这些“令人震惊的新发现”就会在西方国家发表，并让人表示赞同。而这些西方媒体的评论又在俄国到处播送后，就不可能不被各种虚言与虚构加油添醋了。事实是，几乎所有这些“新发现”都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些也绝不会是有什么是令人震惊的，除非有人还愿意相信这一切谎言。
除此之外，列宁还被指控主张使用暴力——在俄国内战期间！但战争又是什么？除了为了某些目的所行使的暴力——还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著名的那句格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这样的格言从来防止不了基督教君主们与政客，藉由采取更为暴力的手段来支持他们的利益。这些人泫然欲泣，假装同情哀悼尼古拉沙皇的命运，以便无视在沙皇政权统治下第一天以来的血腥残酷招牌。也许本书会唤醒他们的记忆。而也许他们也会意外的学到，十月革命是相对之下更为和平的事件，而那些真正恐怖的流血冲突，是由那些背后有世界帝国主义撑腰的协约国白军的奴隶制拥护者发动的。十月革命过后的三年，苏维埃共和国受到不少于二十一个外国军事力量，包括英国丶法国丶德国丶美国丶波兰丶捷克丶日本，等其它国家的入侵。一如往常，当要面对镇压奴隶起义的问题时，统治阶级的打击行动总是最暴虐的。但这次不同以往，过去的奴隶们不再温顺听话，而是要反击到底，直至胜利。
资本家与地主的暴力总是要面对那些被压迫工人与农民的暴力。而这样的反抗统治阶级也绝不宽待。托洛茨基将革命性与国际主义的策略，与军事技巧与英勇气慨结合，将工人阶级组织成为红军，成功地将所有反革命势力击退。这些都毫无疑问的牵涉到暴力的使用，并且不会是严谨的根据耶稣基督《山上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的教诲。革命的敌人们假装他们对革命在暴力的使用上感到恐惧，但他们对其他暴力手段的驳斥却不是这样。那些抵毁列宁与托洛茨基的遗志的人，在提醒他们二战时，美国总统曾命令对广岛与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的事情，或是英国首相曾命令在德国的德勒斯登市（Dresden）进行地毯式轰炸，将城中男女老幼皆燃烧殆尽的事情，他们连眼皮都不眨一下。你们看，这些军事行动不只是可被接受的，还是值得喝采的（“因为这些行动而缩短了战争时程，减少了同盟军的伤员”...他们如是说）。反对列宁与布尔什维克活动的组织者们，很清楚十月革命是苏维埃政权自我防卫的背水一战。他们也明白，如果协约国白军胜利，他们将在俄国扶植一个暴虐专政政权，届时俄国工人与农民们都要付出惨烈的代价。因此，要控诉列宁暴力行使的公审看起来就必须是这样：最低下社会秩序的愤世嫉俗与伪善。
这样的诽谤不仅是毫无根据的，更直白的说是愚蠢至极的。如果列宁本人真的是德国帝国主义的特务，那也不可能解释在十月革命过后，那段期间列宁与德军的行为。事实上，渴望德军在1917年对俄国进行干预的，不是列宁与布尔什维克，而是俄国的资产阶级们。有足足一卡车的证人能证实，俄国的有产阶级们都宁可对德国人投降，也不愿看到彼得格勒落入布尔什维克的掌握。
的确，德军将领们都希望列宁的回归能协助颠覆沙皇，并削减其军事力量。对帝国主义强权们来说，看到以敌方内部内乱做为弱化对方的手段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同样的，革命家的义务就是要利用与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所有矛盾，进一步加快革命的脚步。而列宁很清楚柏林方面的机关算尽。列宁因此被拒绝跨越英法两国的协约国领地，而迫使他只能通过德国返回俄国，而列宁为此制定最严格的条件，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沿途中进出火车。列宁早就明白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会把他冠以“德国特务”的称号，但他提前采取了必要措施来回应这样的诽谤。
就如许多年后托洛茨基向杜威调查委员会（Dewey Commission）所解释的：
“他（列宁）公开地向彼得格勒首个苏维埃的工人们解释：‘我当下的情况如此严苛。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穿越德国境内。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如何希望那是他的事，与我的希望完全不同。我们会见证谁会取得胜利。’他将所有事都交代清楚并且毫无隐瞒，他在全世界面前都说了个明白。他是一位诚实的革命家。很自然地，沙文主义者与爱国主义者都会控诉他是德国的间谍，但就他与工人阶级的关系而言，他绝对是无可挑剔的。”（《托洛茨基案》（The Case of Leon Trotsky），英文版第316页，译者自译）
整个一战过程中，不只是德国，还有协约国都利用它们在工人运动中的走狗收买其他国家中左翼集团的支持。但是去指控布尔什维克是被德国用大批黄金收买的，而布尔什维克与德国帝国主义是有着实际的团夥关系的，不仅是诡异的还是极端的愚蠢。与所有已知事实相悖的还有战时与战后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操守。我们举个例子，沃尔科戈诺夫（Dmitri Volkogonov）就曾尝试揭发德国透过瑞士给予布尔什维克金钱援助，而布尔什维克的瑞士代表什利亚普尼科夫（Alexander Shlyapnikov）却轻易地就反揭，公开谴责在瑞士社会民主党内亲德国派的所有行动，并且与德国特务Troelstra划清界线，而列宁在一战时对帕尔乌斯（Alexander Parvus）的态度也都收录在本书的相关章节里。当然，人人都能在沃尔科戈诺夫的谎言与事实扭曲的议题上谈论更多，但就如一句俄国谚语所言：愚者所问，百智难答（a fool can ask more questions than a hundred wise men can answer）。这样的意见不只对愚者们，也对少数的良善之人有益。
列宁主义与人类未来
自柏林围墙倒塌后，一瞬间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都欢腾鼓舞起来。但他们的愉悦又很快就灰飞烟灭了。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的危机还只是在资本谋略家的悲观情绪中反映出来。但当资本的危机展开时，它一样会反映在工人群众组织的危机上。这些组织过去数十年都经验过改良主义者与官僚主义的衰败，远比在1914年前受到第二国际糟蹋的时期还要恶劣。很长一段时间，工人领袖们将马克思主义弃之如敝屣。他们全心全意的拥护自由市场，以及资产阶级所有最新的经济万灵丹。在二战后的时期，至少在先进的资本国家里，右翼改良主义明显的活力，也仅仅是表现了资本主义经历了长时间扩张的事实，与一战前二十年的情况相似。但这样的时期也就到此为止了。就在作者完成本书最后一章时，到处都是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正在发展中的消息了。
自1945年以来，世界从未处在如此一触即发的情况下。很早以前，马克思与恩格斯就预示了资本主义将以一个世界性的系统发展下去。现在这个预示在几乎是实验室的情况下达到饱和。世界市场压倒性的霸权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惊人的事实。全球化的胜利预示了市场经济的最后胜利。但这样的胜利却在其内部包藏了灾难的祸种。不同于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全球化仅仅只是创造一个新的且更大的，让这些资本主义的矛盾表现它们本身的舞台。亚洲深沉的经济低潮以空前的商品滞销（也就是生产过剩，好听一点的叫“产能过剩”）表现出来，并伴随着日本，这个曾经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瘫痪。在世界的另一端，证券交易不受控制的上扬，在美国引发了金融崩溃的恐惧。资产阶级的紧张程度在世界证卷市场不断的警钟中表现出来了。
那些关于“自由市场经济”所谓的优势的老旧论调，现在对百万人民而言听起来就像是冷笑话一般。在“私有化”的旗帜下，大银行与垄断资本家们都参与了对国家的挟持；在“自由化”的旗帜下，大银行与垄断资本家迫使亚洲丶非洲丶与拉丁美洲的前殖民地国家的疲软资产阶级，对他们所无法抗衡的来自西方国家的出口商品开放其市场。这些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慢性债务，与折磨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永久性危机的真实原因。我们到处可见遍及各个市场与无意义的疆域战争与冲突，这些地方的人民都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付出了可怕的代价。这样的情况，与二战后相对稳定的时期相比之下，更像是一百年前的世界局势。亚洲丶非洲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失调与欧洲和北美的失调情况相去不远。由于南斯拉夫解体所导致的灾难，显示了除非终结资本主义的丛林野蛮法则，并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合理且协调的生产系统来取代资本主义，否则同样的过程一样会影响相信是已经文明化的西方国家人民。
讽刺的是，现今危机的主要引爆点，是俄国“自由市场”政策的巨大瓦解。这代表了一个不只是给俄国，同时也是给全世界的转捩点。在柏林围墙倒塌后，资本谋略家们之间主要的短暂狂喜心态，就像是一滴水滴到热锅上被瞬间蒸发。为了替代马克思主义丶社会主义丶共产主义已死的老曲调，他们现在唱着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副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与政客的文章，满满都是关于时光正在回溯的不祥预感与灰暗警告。在俄国，一场社会的爆发正处于回归1917年革命传统的日程上而准备着。在世界范围内，一场资本主义的危机正进入新的经济失调的阶段。当下在印尼的革命只是这场戏剧的第一步，这第一步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与几年里展开，并找到属于它的表现形式，并且不只是在亚洲丶非洲丶拉丁美洲，还有欧洲与北美皆然。
在这场对革命的重新唤醒里，俄国不会是最后发生的地方。列宁最爱用的一句俄国谚语：“生活会教导你一切”（Life teaches）。将俄国转向资本主义的意图就已经是最惨烈的一个教训。但现在钟摆开始往另一个方向去了。资本家与西方国家支持者的警钟就是最好的基础。如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PRF）的领袖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那俄国工人现在就会是处于夺取政权的前夕。在今天，工人阶级的人数是1917年的千倍之多，一旦工人们开始行动，那必然是势不可挡。但问题就如同1917年二月所面临的，是缺少一个领导阶层。由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所扮演的角色甚至会比1917年的孟什维克还糟糕。在所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领袖们的演讲与文章里，没有任何一个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党理念的原子，彷佛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党从未存在过。这表明了，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反动对抗了十月革命，把工人运动甩到多远的背后去了。俄国工人阶级的新生只能藉由回归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正确传统所引导出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在它为赢得群众支持的斗争上，依旧保持它做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最佳典范。回归列宁的理念初衷是绝对必要的，而另一位与列宁一同站到十月革命前沿，从而保证了胜利的革命家托洛茨基，他的理念同样也是必要的。
领袖的背叛行为永远不能阻止革命运动的脚步。工人们渴望找到一个透过属于他们阶级的行动来摆脱危机的方法。在这样的过程里，他们会重新发现过去的革命传统——来自1905年到1917年俄国革命的传统。苏维埃组织的再次出现，纵使这些组织有着多种名称：行动委员会丶罢工委员会丶自救委员会，都清楚证明了俄国无产阶级从没有忘记他们的革命遗产。尽管由于久加诺夫及其共同领导人，革命运动将继续发展下去——伴随着不可避免的潮起潮落， 事情一向如此不是吗？而这正是本书的主要课题。此外，还有其他课题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没有任何事物能打破工人阶级要去改变社会的潜在意识。布尔什维克主义，仅仅只是无产阶级们为了改变他们生存的基本条件，那种未觉悟或半觉悟渴望的有意识地表达方式。这颗蓝星上没有任何势力能阻止俄国工人们必然的革命运动。经过一段时期后，透过当中学习到的经验，新世代的工人阶级会再次发现重返布尔什维克的道路。革命的传统始终在那里等着我们，而革命会找到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