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1年，列宁撰写了他期待已久的著作《怎么办？》。这本马克思主义杰作，对于任何想要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人来说，对于如今任何严肃对待推翻资本主义斗争的人来说，都是一本无与伦比的手册。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解释是什么赋予了这本书经久不衰的力量，以及为什么今天每个共产主义者都应该把这本书理解透彻。（原文于2024年3月14日发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译者：小凡）
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
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被捕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陷入了混乱。在俄国各地小规模的、孤立的马克思主义圈子里，普遍存在着方法业余、松散和缺乏政治明确性的现象。
离开西伯利亚流放地后，列宁前往西欧。在那里他、马尔托夫 (Martov) 和波特列索夫 (Potresov) 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元老们普列汉诺夫 (Plekhanov)、查苏利奇 (Zasulich) 和阿克雪里罗德 (Axelrod) 会合。他们共同创办了一份新报纸《火星报》，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工具。通过这份报纸，他们开始将所有的线索汇集在一起，为党指明方向，带来清晰度和组织性。
【关于列宁一生中这一重要篇章的更全面分析，我们推荐罗布苏沃尔 (Rob Sewell) 和艾伦·伍兹 (Alan Woods) 的新传记《保卫列宁》的第5章。】
但他们的努力遭到了一些人的抵制。党内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它把马克思主义者所处的悲惨境遇当作美德。他们赞美业余的、不清晰的方法，崇拜工人运动的纯自发性质，而不是努力将其提升到共产主义领导下的自觉的、有组织的运动的水平。这种倾向被称为 “经济主义”。
如果党要克服青春期的危机，进入成年期，就必须开展尖锐的政治斗争来击败这种倾向。我们总是在尖锐的思想碰撞中看到列宁的最佳状态。
《怎么办？》这本简短的书就是这场论战的成果。这部马克思主义的杰作充满了对今天如何建设革命党的启示。它是每一个严肃的共产主义者的必读的书。
正如列宁的终身伴侣和战友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 (Nadezhda Krupskaya) 所说，“每一个想在实践中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成为列宁主义者的人，都应该研读这本书”。
经济主义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俄国的工人骚乱就急剧增加。所有大工厂都爆发了罢工。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经济问题展开了鼓动。很多时候，只要现场出现了一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传单，揭露工厂中的一些弊端，工人们就会举行罢工。
这是一场自发的、猛烈的运动。它代表了觉醒的工人阶级意识的最初曙光。列宁和《火星报》的支持者们明白，工人阶级先锋队政党的作用是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水平：将这些阶级意识的曙光转化为清晰的革命认识。
随着工人们开始反对自己的老板，有必要提高他们的眼界：说明他们的敌人不仅仅是一个老板，而是作为一个阶级的老板、地主和整个沙皇专制制度。
如果工人阶级要提升到一个能够挑战专制制度的力量水平，就必须以全方位的政治鼓动和宣传来补充经济鼓动，换句话说，就是要把这种自发的、半自觉的觉醒提升到有组织的、自觉的革命运动的水平。
相反，经济主义者崇拜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工人事业》(Rabocheye Dyelo）的编辑指责列宁和《火星报》的支持者过于强调政治和理论，只适合知识分子和高级工人，而对“实际的”、日常的工作和针对“中等工人”的简单经济宣传的重视不够。
他们声称，政治意识将从经济斗争中自动产生——“政治源于经济”。因此，没有必要通过先锋队的干预来提高这种意识。只需要马克思主义者大力鼓励罢工运动，剩下的事情就由工人自己来做。
但列宁解释说，工人比马克思主义者更清楚他们在经济上受到剥削！如果马克思主义者的鼓动仅限于告诉工人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他们很可能会让工人感到厌烦。直到现在，仍有许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宗派继续像经济主义者那样认为，工人只对“实际的”、糊口的问题感兴趣。他们的灰色报纸读起来不像是革命斗争的机关报，更像是夜晚治疗失眠的读物。
对于这些现代宗派来说，真正的列宁是一个谜，尽管他们每隔一句话都要对列宁发誓。他们试图通过淡化他们的材料来找到一条与“落后”的工人联系的捷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把工人当成了孩子：
“你们这些关心‘中等工人’的先生一讲到工人政治或工人组织就想到必须弯下腰来，实际上这毋宁说是对工人的侮辱。你们还是直起腰来谈严肃的问题吧，你们还是把教育交给教育家，而不要把它交给政治家和组织家！”
列宁指责经济主义者把自己局限在经济问题上，把党员的作用降格为工会书记的作用。
恰恰相反，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建立在专业革命者基础上的政党。这些革命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能够充当“人民的代言人”，揭露并教育工人了解资本主义的整个内部运作，带来生动的报告和分析，帮助工人从多方面看待阶级斗争。
他解释说，除了经济问题之外，还有更多形式的鼓动和宣传可以唤醒和教育群众：
“地方官横行不法，农民遭受体罚，官吏贪污受贿，警察欺压城市“老百姓”，摧残饥民，压制人民追求光明和知识的愿望，横征暴敛，迫害教派信徒，虐待士兵，侮辱学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什么所有这些事实以及千百种诸如此类不是同‘经济’斗争直接联系的压迫行为，一般讲来就是进行政治鼓动和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不那么‘普遍适用的’手段和缘由呢？”
只有当工人们认识到他们不仅与这个老板，而且与老板的阶级、他们的国家机器、媒体和教育系统发生冲突时，只有当工人们学会理解政客们措辞的真正含义，看清非工人阶级反对派的长处和短处时，他们才能真正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最后一战做好准备。共产主义者的职责是组织工人阶级，从工人阶级的先进层开始，对工人阶级进行全面的政治教育。
但是，经济主义者们并没有努力领导工人，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而是把自己降低到了他们自以为的工人意识的水平上。
他们对党的“理论家”嗤之以鼻，指责他们“精英主义”，因为他们谈论的东西据称是超出了 “中等工人” 的兴趣和理解范围。总之，他们歌颂工人阶级的落后和无知，用 “群众”、“工人为工人” 等蛊惑人心的措辞来迎合人们对“领导者”和理论家的最坏偏见。
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这种“工人主义”非但没有帮助运动成熟起来，反而人为地使群众运动停留在婴儿期。通过放弃政治斗争，他们实际上把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力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自由派。
在《怎么办？》中，列宁对这种以理由是需要关注“小”的、“实际”的行动而蔑视理论的做法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种做法在当时和现在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在政治上屈从于自由资产阶级：
“由此可见，《工人事业》(Rabocheye Dyelo）得意扬扬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 ‘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一样。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我们看到，今天，这种对理论嗤之以鼻的工人主义态度也被用来为最令人作呕的机会主义辩护。在2018年《名利场》的一篇文章中，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 (Alexandria Ocasio-Cortez）举了一个粗糙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态度：
“我认为，在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下成长，是一种真正的奢侈(bougie)。你需要父母受过大学教育，懂政治词汇。我母亲连英语词汇都不懂！当人们说我不够社会主义时，我觉得那是阶级歧视。这就好像在说，‘怎么——我还要为你多读点书吗？’”
说工人阶级对理论不感兴趣或无法理解理论，是对工人阶级的诽谤。//图片来源：nrkbeta, Flickr
一方面，她炫耀自己工人阶级的身份，讥讽那些认真对待思想和理论的 ‘富二代’、‘书呆子’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她又做了什么呢？她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工人直接引入统治阶级的怀抱！2019年，她、桑德斯和整个“激进四人帮”（Squad）可耻地支持拜登和民主党。更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包括这些人支持拜登禁止铁路工人罢工，以及自10月7日以来向以色列提供新的军事援助。
当然，AOC是个一目了然的野心家。说工人阶级对理论不感兴趣或无法理解理论，是对工人阶级的诽谤。如果以生动的方式进行简单而巧妙的解释，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就最多样的主题写出好的鼓动性文章和宣传文章，那么工人们，从先进层开始，一定能够理解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力量在于它是真理，而生活每天都在向工人传授这些同样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者的作用正是帮助工人从他们的经验中得出一切正确的革命结论。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正确的政治结论会自动地从工人的经济斗争中自发产生。
列宁以英国为例——在那里，费边主义、蜗牛式渐进改革的鼓吹者主导着工党的领导层——说明工人在经济层面上争取让步的运动也会受到中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影响，而这些自由派的目光只会停留在议会层面上的小改革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共产主义者必须为争取政治影响力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顺便一提，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反驳经济主义者的歪曲时，列宁有时会矫枉过正。特别地，这导致了《怎么办？》中一个列宁实际上是从考茨基那里借来，后来再也没有重复过的说法，即工人阶级 “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
这显然是夸张所造成的错误。正如列宁在书中所解释的那样，这是一个“简单生硬”的说法。但这并不妨碍许多所谓的 “列宁主义者” 重复这些话。事实上，历史上不乏工人得出影响深远的政治结论的例子，而这些思想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从外部引入的。例如，只要指出19世纪30年代英国“强力派” (“Physical Force”) 宪章派的先进政治结论就足够了。
【中文编者注：在1903年俄社民工党第二次大会上，面对反对者对《怎么办？》的批评，列宁解释道：“‘经济派’把棍子弄弯了。矫枉必须过正，要把这根棍子弄直，就必须把棍子弯向另一边，我就是这么做的。”在1905年革命中，针对党内的保守倾向，列宁用了完全不同的提法：“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
然而，列宁正确地指出，革命政党在开展政治斗争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革命政党的第一批干部可以从各个阶级中选拔——在俄国，这不仅包括许多学生，甚至还包括资本家甚至贵族的子弟——而且革命政党的建设部分地独立于工人运动的发展。
职业革命家的政党
经济主义者指出了困扰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全部真正问题——特别是业余方法和由此产生的不断扰乱其工作的警察突击搜查——但随后得出了所有错误的结论。
他们特别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学生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组织的领导层中占主导地位。相反，他们主张忽视学生的工作，而支持“广泛的”工人群体。一个由“群众”而非“领导者”组成的政党。
但列宁解释说，松散、业余、领导不力的组织的反面是由训练有素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集中、纪律严明、领导良好的组织。 列宁所说的不仅仅是全职党员。 正如他在《火星报》创刊号社论中所说，职业革命者是“将一生，而不仅仅是业余时间，奉献给革命的人”。 职业革命家出身于学生、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并不重要。
为了解释他的观点，列宁直接比较了阶级战争和常规战争。历史上很多次，一支规模虽小但纪律严明、由优秀军官指挥的部队击败了由勇敢的士兵组成但由糟糕的军官领导的规模较大的军队。在阶级斗争中也是如此。一个革命政党要想发挥作用，就必须围绕政治上和技术上训练有素和坚定的干部来建设。
这样的政党要实现政治上的明确性和行动上的统一性，唯一的途径就是民主集中制。在做出决定之前，党员要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最充分的民主讨论，以实现明确性并提高大家理解水平。但决定做出之后，行动上最严格的统一是绝对必要的。
这不是列宁发明的东西。事实上，他以整个马克思主义运动，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榜样。该党当时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组织，并被视为国际上的典范。
今天，许多所谓左派人士对民主集中制嗤之以鼻，他们听信了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谎言。这些历史学家通过把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联系起来给列宁抹黑，错误地把民主集中制与斯大林独裁统治下的可怕的官僚集中制等同起来。
这些左派相信这个神话。与集中的政党关系相反， 他们相信他们在“广泛”、松散的网络中发现了比列宁更“民主”的东西。他们在民主方面的“创新”总是会导致未经选举产生、不负责任的领导层的官僚集团的出现，并最终导致灾难。 这正是列宁想要阻止的。
事实上，动量派和“我们能” (Podemos) 的领导人担心将主动权交给基层成员会失去对组织的控制。//图片来源：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
举个例子，2015年科尔宾当选工党领袖后不久，当数十万普通工人和年轻人涌入工党时，动量派（Momentum）尝试给科尔宾主义以组织表现。成立初期，数百个动量派团体在全国各地涌现，数以万计的人被其旗帜所吸引。
其领导人乔恩·兰斯曼 (Jon Lansman) 声称他们正在发起一场“广泛的草根运动”。 这一切听起来都非常美好，非常“民主”。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他们没有召开可以讨论政治思想、提高理解水平并制定可以推动完成工党内部革命的行动纲领的民主代表会议，而是通过偶尔的数字投票来建立民主的外表。
他们以“我们能” (Podemos) 组织为榜样，后者举办了大量看似非常民主的在线辩论和“协商”。 在后一种情况下，只有那些有足够的时间致力于这个在线讨论世界的人才能参与。如果没有适当的内部渠道，大多数人最终会脱离整个过程，陷入被动。
事实上，动量派和“我们能” (Podemos) 的领导人担心将主动权交给基层成员会失去对组织的控制。相反，成员们被视为没有思考能力的小卒，面对着一台可以像水龙头一样可以打开和关闭的选举机器。
最终，“我们能”成为右翼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次要合伙人。与此同时，动量派导致科尔宾运动彻底溃败，如今，它作为一个组织几乎已经消亡。理应如此。
动量派领导人从来没有假装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对于许多自称“马克思主义”甚至“列宁主义”的宗派团体来说，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英国社会党认为现有的群众工人组织腐朽且官僚，并一再试图简单地宣布新的、“广泛的”“群众工人政党”。 在实践中，他们最终只是淡化了自己的革命形象，就像经济主义者所做的那样，采纳改良主义，只谈论基本生计问题，并人为地浪费大量时间来让死气沉沉的“广泛战线”（Broad Front）继续存在。
无一例外，类似的尝试总是失败。
对于我们严肃的革命共产主义者来说，建立一个严密、纪律严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职业革命者组织并不是天方夜谭。这是建立一个能够争夺工人阶级政治领导权的战斗性革命政党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十月革命彻底证明了列宁思想的正确性。因此，当我们开始建立革命共产国际时，《怎么办？》是我们的一本手册。
全俄马克思主义报纸
一旦人们理解并同意我们需要一个由职业革命者组成的政党，那就需要一个计划。我们该怎么做呢？ 列宁的回答很明确：革命运动需要一份全俄马克思主义报纸。
经济主义者们感到困惑。对他们来说，计划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而列宁的计划无论如何都显得非常“书呆子气”。不，他们说，我们只需要做点什么：做更多的“实际”活动，“建设运动”，收集罢工储金等等。
但俄国各地的革命者已经做了很多活动！问题是，这些活动协调不力。俄国某一地区的团体无法向其他地区学习。 乌拉尔罢工、乡村屠杀等消息在其他地方没有引起注意。 高质量的理论材料很少进入当地团体，与全国领导层的联系充其量也只是零星的。地方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在沙皇秘密警察的一波逮捕行动后又被关闭，结果就是白干一场。
正如基线有助于协调共同工作一样，报纸可以指导党的共同工作。//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一份全国性报纸将让党同时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这样的报纸将浓缩工人必须关注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主要政治观点、主要教训和关键事件，并将其交给所有读者。
但更重要的是，即使是一份报纸的技术准备也会加强和训练组织。列宁用石匠使用的基线做了一个精彩的类比，解释了报纸的作用：
“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即随时都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的革命组织）得以不断发展、加深和扩大的一条基线。当石匠建造一座前所未见的巨大建筑物而在不同的位置上砌石头的时候，总要拉一根线来帮助找准砌石头的位置，指明整个工程的最终目标，不仅使每一整块石头而且使每一小块石头都能用得上，使它们相互衔接起来，形成完整而统一的大厦的轮廓，请问，这算不算是‘纸上的’事情呢？目前我们党的生活的状况，岂不正是既有石头，又有石匠，但就是缺少一条使大家都能看得见、都可以遵循的引线吗？
“[……]假使我们有一大批老练的石匠，能够彼此非常协调地工作，即使不拉引线也能把石头恰到好处地砌在需要的地方（抽象地说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也许又可以去掌握另一个环节了。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批老练的而且能够彼此协调地工作的石匠，石头往往砌得完全不是地方，不是按一条共同的引线来砌，而是乱砌，敌人一吹就倒，好像这不是石头而是沙子。”
正如基线有助于协调共同工作一样，报纸可以指导党的共同工作。它将促进各地区和中心之间的定期接触和通信。这需要一个配送网络，筹集资金来资助革命组织，并在工厂中建立可靠的联系网络。
《火星报》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各种报纸后来在俄国群众中建立的联系，在准备起义的日子到来时，将像神经网络一样发挥作用。
延续着这些久经考验的方法，在革命共产国际成立之前，我们的同志最近在过去几个月里在许多国家创办或重新创办了共产主义报刊，其中包括英国、加拿大、德国、萨尔瓦多、葡萄牙、瑞典、瑞士、匈牙利，还有一系列其他国家。
今天，有许多所谓的左派（包括许多自认为是列宁学生的人！）继续嘲笑坚持出版报纸的真正列宁主义者。 他们指出了电子和社交媒体的新形式。 确实，有了博客，任何人躺在家里都可以畅所欲言。
但办报纸需要全方位、专业化的组织。它需要清晰的编辑路线，以及由训练有素、受过良好政治教育的通讯员组成的强大网络。对革命媒体吹毛求疵的批评家们不明白，我们真正在构建的根本不是一份报纸：我们正在构建一个革命组织的胚胎。
国际分裂
尽管列宁是一位俄国马克思主义领袖，但他的视野绝不是纯粹的民族视野。他立即认识到经济主义只是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趋势的俄国版本。
在社会主义国际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明显分歧随处可见。
在德国，劳工运动纸面上仍然忠于马克思主义，但由安逸的野心家组成的奸诈官僚机构正日益根深蒂固，特别是在党和工会的高层。一直持续到1914年的长期经济繁荣允许统治阶级在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做出了重要让步。这在一些人脑海里播下了一种幻想。他们认为事情会继续变得越来越好。
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是第一个尝试通过修改马克思主义来为这种机会主义提供理论辩护的人。//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是第一个尝试通过修改马克思主义来为这种机会主义提供理论辩护的人。他声称，资本主义正在解决其内部矛盾。和平发展将永远持续下去。对他来说，渐进的、零碎的改革可以消除革命的需要——社会民主党所要做的就是增加其议会代表团的规模，推动小规模改革，并敦促逐步的经济让步。然而，很久以前，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在她1899年出版的精彩小册子《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就回复了这些观点。
爱德华·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已经摆脱其矛盾的所有预言后来都因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破灭。
与德国不同，俄国共产党人必须在地下工作。该党几乎没有什么合法途径可以利用。它所能为成员提供的是充满危险和牺牲的生活。只有那些出于最高尚意图的人才会被吸引到这场运动中。自私的野心家在那里找不到任何东西。尽管如此，同样的机会主义趋势也表现出来了，只是以一种更微妙的形式。但恰恰是俄国革命工作的危险和困难，以及整整一代人被迫流亡海外并从国际运动中汲取的教训，使成千上万年轻革命者的思想变得更加敏锐。
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与革命之间的分歧绝非偶然。这是时代的标志。随着资本主义从一场危机转向下一场危机，严肃、持久的改革的余地正在消失。那些可以赢得严肃改革、同时口头上支持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工人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问题迫在眉睫。如今，改良主义很快就以背叛和对统治阶级的彻底投降而告终。激进左翼联盟 (Syriza) 以及科尔宾和桑德斯运动的惨败清楚地提醒我们这一事实。
将所有革命共产主义者团结起来组成一个政党，为打破改良主义与机会主义对广大工人阶级的影响而进行的斗争，是我们时代的决定性斗争。在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之前，我们必须把工人阶级争取过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怎么办？》仍然没有失去其活力。世界各地的改良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经常重复经济主义者的论点。
他们小瞧工人阶级。他们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觉悟太低”，无法理解革命的鼓动。他们说，相反，我们必须将自己限制在小事上。 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纯粹的工会主义、“互助”和基本生计问题上； 我们必须让自己成为广大群众“选举的对象”，而不是把群众的目光提升到超出他们知识范围的宽泛历史任务上。
他们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实际上把自己的落后和意识水平低下与工人的混为一谈。他们驳斥了以职业革命者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政党的想法，称其为“精英主义”。相反，改良主义者只把政党视为让他们进入议会的选举机器。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崇拜自发的工人阶级行动，除了通过“直接行动”来推动工人以外，方便地免除了他们采取行动的任何需要。
列宁很久以前就在《怎么办？》中以尖锐的辩论风格回答了这一切。共产主义者必须回去反复阅读这本书，为未来做好准备。
列宁和火星派的耐心工作通过《从何着手？》、《怎么办？》等文本以及《火星报》的文章取得了反对经济主义的精彩的政治胜利。这为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基础。实际上，这是一个成熟政党的第一次真正的代表大会。
但代表大会开幕后不久，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分裂出现了。所有代表大会的与会者都感到惊讶。《火星报》的编辑们分裂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随后的几年里，这两个名字代表着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
下周我们将纵览列宁1904年的重要著作《进一步，退两步》。在这里他对俄国工人运动中的这一新分裂首次进行了细致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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