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4年5月到8月，明尼阿波利斯被一场将永远改写美国劳工历史进程的罢工震撼了。这是托洛茨基主义者领导的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Teamster union）本地分会574的罢工。当今劳工组织所使用的许多最有效果的斗争手段都起源于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特别是流动纠察队。不过，这次罢工最大的收获，是为北美的产业工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导致了随后几年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的形成。最关键的是，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展现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年轻力量在为工人争取利益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19年5月29日。译者：匿名）
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
尽管只持续了四个月，但明尼阿波利斯的事件对今天的劳工运动有着巨大的教训。当被问及罢工带来的经验和教训时，工会领导人哈利·德布尔（Harry DeBoer）给出了相当简单的答案，他说：“没有一个有纪律性的革命政党，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在明尼阿波利斯，这个党以美国共产主义联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的组织形式出现，几乎所有的罢工领导人都属于该联盟。如果没有这个联盟，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就不会发生。想要真正理解明尼阿波利斯罢工，都必须从了解联盟开始，并由此了解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起源。本文的目的是重温这段历史，希望新的一代人能从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和使其成为可能的思想中找到灵感和启发。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起源
1917年的俄国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巨大震动。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国家的工人和农民成功地推翻了资本主义。这激励了其他国家的工人去纷纷效仿。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将全球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在美国，这导致了美国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of America）的成立。
美国共产党的成立是美国工人阶级的一个历史性进步。其成员明白，为了推翻美国资本主义，这个任务需要一个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革命党。在其早期，美国共产党是健康的，充满生机的。它以布尔什维克主义最优良的传统为基础。不幸的是，这并没有持续下去。
到1920年代中期，俄国的权力慢慢落入到聚集在约瑟夫·斯大林周围的官僚集团手中。这对整个共产国际都产生了后果。共产国际的糟糕建议导致工人阶级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遭受巨大失败；首先是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然后是1925-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最后在英国1926年的全国大罢工也失败了。为了保护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威信，对其政策的批评受到了打压。最尖锐的批评是1917年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列夫·托洛茨基提出的。在托洛茨基的批评中，他解释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是如何放弃列宁的思想的，包括在他们对党内民主的压制。为此，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在1927年被开除出俄国共产党。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很快就把它的铁腕控制扩大到共产国际的其他地方，包括美国共产党。这些行动开始引起了美共缓慢的政治堕落。
1928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世界大会。出席会议的其中两人有美国代表詹姆斯·P·坎农（James P. Cannon）和加拿大代表莫里斯·斯佩克特（Maurice Spector）。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两个人看到了托洛茨基对第六次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的译本。这份文件从未打算被大会讨论，也没有分发给所有代表。坎农和斯佩克特已经对共产国际提出的政策持怀疑态度。而在阅读了托洛茨基的批判后，他们被说服了。
詹姆斯·坎农（中）摄于1922年。//图片来源： 伊维特·伊斯特曼（马克斯·伊斯特曼的妻子）
两人决心向党员宣传托洛茨基的观点。为此，他们把托氏的批判文章偷运出国。由于缺乏发行该文件的资源，坎农被迫将这唯一的文本在美共的成员间一个一个传阅。此后不久，坎农和斯佩克特被以“托洛茨基主义”的罪名开除出各自的政党。
然而，坎农对自己被开除并不感到慌乱：
“正如所有活跃的共产主义者所知道的，我们不是昨天才开始为革命思想奋斗的人。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基于对革命责任的坚定信念”（《致党员》，1928年10月）。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年轻力量正是围绕坎农建立的。他和他的支持者组建的新党名为美国共产主义联盟，形式上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少数反对）派别（注：1928-1929年6月份名字是美国共产党左翼反对派；1929年6月到1934年11月名字是美国共产主义联盟（反对派），坎农和他的支持者很长时间内都宣称自己不过是美国正统共产主义运动里面的反对派，为了反击斯大林主义者对他们“分裂党和运动“的攻击）。然而，坎农的支持者起初寥寥无几，人数只有几十人。
这并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力量第一次沦为一小撮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马克思主义者也面临类似的情况。列宁当时开玩笑说，世界上所有的国际主义者都能装进两辆驿站马车。和1914年一样，在被事件沉重打击之后，面前的任务是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和队伍。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在执行这项任务时，不是带着悲观主义，而是带着坚定的乐观主义。美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将被重建，但这次是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重建。这只能通过坚定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实现--也就是被斯大林主义领导层扔到大海里的那些思想。
理论的必要性
从1928年到1933年这段时间，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受到了严重的孤立。到1929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会议时，托洛茨基在美国的支持者不超过100人。坎农经常被他的政治对手鄙夷地称为 “没有军队的将军”。相比之下，美共拥有数万名成员，并在工会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然而，美国共产主义者联盟可以宣称他们拥有最重要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纲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个革命政党首先是思想、方法和纲领。革命党的干部是将这些思想带入工人运动的机制。要有效地完成这项工作，就需要认真关注理论。一个革命者如果没有吸收过去的教训，不了解自己生活的世界，除了眼前的斗争之外没有其他更加长远的目标，就真的没有什么新的或有用的东西可以提供给工人阶级。
在他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中，坎农强调了理论在运动早期的重要性：
“我们的任务和革命义务，是要印出字来，是要按照“宣传”这个词的最狭义的意义来工作，也就是出版和传播理论著作。”（第五章）
又如:
“前几讲中我说过，过去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缺点是它局限于本国的狭隘思维（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中的）、它对国际事件漠不关心、它对理论没有认真的兴趣，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指导。这些毛病在我们年轻的运动中得到了纠正。我们教育了一批人，让他们学会了从最根本的理论角度出发...... ”（第六章）
他还指出：
“但正是这段孤立、艰苦的时期，这段学习、讨论和吸收理论思想的时期，给我们年轻的运动，在运动全面开花新时期的蓬勃发展之前，打下了坚实基础。”（第六章）
在《卡车司机的造反》中，明尼阿波利斯罢工领袖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 Dobbs）解释了当地托派如何采取同样严肃的理论方法：
“在那时候，斯大林派的政策搞得许多党员很苦恼，发生了动摇，他们就想去争取这些党员。为了这个新任务，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讨论如何确定革命路线。”
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托洛茨基派面临着一些人要求运动放弃对理论问题的重视的内部压力。相反，某些成员坚持从“群众工作”入手，把理论学习问题推后到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时候。这些想法在今天的劳工运动中比比皆是。正如坎农的时代一样，坚持“群众工作”优先于其他一切，反映了一些活动家一定程度的焦急心情，他们试图找到通往群众的捷径，但这些捷径并不存在。
坎农明确表示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我前面跟你们讲过，我们在组织内与一些急躁的人进行过的斗争，他们想要开展群众工作，可以说是操之过急，把我们的干部教育，纲领和宣传工作留到未来。这是本末倒置的行为。我们制订出了自己的纲领，培养了我们的干部，首次开始了我们的初步宣传工作。当在工人运动中开展活动的时机到来时，我们已准备好为某些目的而付诸行动。我们不是为了活动而活动，不像有些人调侃的一样，只有运动而没有方向，瞎干一气。为了走进群众运动，我们准备了明确的纲领和方法，它们可以让革命运动事半功倍。”
联盟还需要一份定期报纸来传播其思想。为此，1928年11月发行了第一期《战斗报》。它不仅是一份煽动性的报纸，也是一份理论杂志。在它的版面上，重新出版了托洛茨基写的整本书，包括他对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批评。它的重要性在于，它的第一期是在托洛茨基主义者被开除出共产党后短短一周内就发行的。坎农当时并不知道他们要如何支付这笔费用。幸运的是，这些费用后来经常由明尼阿波利斯和芝加哥的支部来承担。
1929年版的《战斗报》。//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每周，联盟成员都会聚集在街头巷尾，出售最新一期的《战斗报》。由于成员太少，连坎农也被迫参加卖报工作。这样做使托洛茨基主义者能够找人进行交谈，传播他们的思想，并寻找潜在的新成员。但这绝不是什么光彩的工作。坎农对此直率地说道：
“当资本主义似乎就要完蛋时，这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却在腋下夹着文件，要求你们读书、学习、讨论等等。没人愿意听我们的。”
多布斯也提到，当时托洛茨基主义者几乎被所有人“不屑一顾”。然而，这并不能改变理论教育、卖报纸街头宣传等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诞生过程中必要的第一步。这个“没有人愿意去听”的团体很快就会领导整个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罢工之一；这正是因为之前那不光彩的工作的积累。
即使在今天，某些改良派的“知识分子”也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运动中“没有什么社会分量”而予以否定。改良派说，他们的要求因为太“抽象”所以工人无法理解，而工人必须被默认是愚蠢的。相反，他们用“群众工作”这个古老的公式，或用其他一些含义完全一样的难以捉摸的术语来代替。革命党的概念让改良主义者尤其不安；但这都不如他们眼中的滔天大罪：一份革命报纸。在一些个案中，仅仅要求他们购买一份报纸就让他们勃然大怒，好像你刚刚侮辱了他们的母亲一样。
当然，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某些人试图援引托洛茨基、坎农或多布斯来为这种无稽之谈辩护，然而这从根本上是不诚实的。事实胜于雄辩：托洛茨基主义者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托洛茨基、坎农和多布斯所主张的。你不一定要同意他们的做法，但如果那样的话你也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了。然而，我们非常自豪地称自己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并宣示我们属于那个领导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的伟大传统。
转向群众工作
1933年，联盟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那一年，短暂的经济复苏帮助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自大萧条以来第一次重新开始就业。这导致了工人信心的增加，因为工人开始重新获得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失去的东西。除此之外，富兰克林·D·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新政”的一个方面，即《国家工业复兴法》第7（a）条，保证了工人的 “组织权”，无论有多么大的局限性。这导致大量工人涌入美国劳工联合会（AFL），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加入工会组织的唯一选择。此后不久，美国的罢工活动又开始抬头。1934年春天，全国被托莱多汽车工人的激进罢工所震撼。在四年极度凄惨和痛苦之后，一个新的劳工斗争时期开始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现在有机会在阶级斗争中证明自己的能力。
这就要求联盟的工作重点有所转移。坎农写道：
“是时候转变我们的整个活动，转向群众工作了。正如我们在最初的日子里拒绝了那些不成熟的要求，即要求我们带着仅有的的一小撮人放下一切，跳进群众运动一样；所以现在，在1933年底，在完成了我们的初步工作并做好准备之后，我们采取并实行了这样的口号：'从宣传小圈子转向群众工作'。”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死气沉沉的、学术性的 “马克思主义者”毫无共同之处；学术马克思主义者只想讨论、讨论、再讨论，但从不行动。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只是让人痴迷的东西。然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会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把自己投入到群众运动中。这样做就像在没有地图或指南针的情况下出海航行。明确地说，联盟只有在经过四年最为紧锣密鼓的理论准备之后，才准备投身其中；而即便如此，也是在机会出现之后。
第一个机会是在1933年纽约酒店工人的罢工。这也是联盟的成员队伍实力最强的地方。正如坎农后来叙述的那样，他们对这次罢工的参与，完全是机缘巧合。一些联盟成员碰巧是工会成员，包括一位B.J.菲尔德（B.J. Field）。工会中最关键的工人群体是法餐厨师。恰好，菲尔德精通法语，这使得他对这些工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他很快面临来自厨师们的压力，要求他竞选工会秘书。他照做了，并迅速成功当选。
联盟借此机会投入到罢工中。坎农应工会的邀请，亲自在一些群众大型集会上发言。在推进酒店工人的斗争目标方面，《战斗报》是一个特别有用的工具。正如坎农所解释的那样：
“我们的同志们带着《战斗报》参加所有会议和纠察线。这样，经历罢工的这个行业的每名工人都会看到《战斗报》每隔一天就宣传罢工，介绍罢工者的立场，揭露老板的谎言，并提供一些能使罢工成功的想法。”
但参与酒店罢工并非一帆风顺没有挑战。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菲尔德开始逐渐与联盟渐行渐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那些突然被推上官方职位的革命者身上。突然间，他们开始想象自己比党更重要。久而久之，他们开始相信，只有他们才是联盟，甚至是阶级斗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政治纲领里面的的思想指导变得不重要了，而罢工成了所有的一切。这些从党脱离或隔绝的个人很快就屈服于周围的压力：工会官僚、国家谈判代表、政客等等。菲尔德的情况就是如此。不久之后，菲尔德开始缓和工会里工人的战斗意志，然后罢工就完全消停了。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始终坚持党要严格控制那些在工会内担任职务的成员。这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一个革命的政党能够把自己的视野提升到某个罢工之上，并在整个阶级斗争的背景下看待它。一个工会官员，因为职务的必要，会被工会事务占据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然而，如果不考虑工会以外的一系列其他因素，就很难进行有效的罢工：失业群体、国家、其他工会等等。一个革命党有助于扩大工会在这方面的视野，从而使胜利更有可能。其次，党对工会官员所面临的外来相反阶级压力起着制衡作用。一般来说，职位越高，这种压力越大。这一点加倍重要，因为任何懦弱或背叛的行为不仅会反映在该工会官员身上，而且也反映在其所属的党上。
菲尔德采取的行动使联盟陷入了困境。要么他们要为菲尔德的背叛行为负责，要么就把他开除出党。他们选择了后者。坎农这样讲述这些事件：
“罢工还在进行之时，我们就把菲尔德先生送上了审判台。尽管他位高权重，但我们还是当着纽约组织的面，指控他违反了党纪、破坏了党的政策。我们进行了全面的讨论——我记得花了两个周日的下午——让所有同盟成员都有机会发言。伟大领袖菲尔德不屑于出庭。”
此后不久，菲尔德和他的一些支持者被开除出党。这样的行动在今天的许多左派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对工会官员，特别是那些“左派”，推崇至极并奉为上宾。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拒绝批评这些官僚，更不用说在罢工中开除他们了! 然而，这正是该联盟所做的。
一些人预测，开除菲尔德的决定将对联盟产生破坏性影响。菲尔德的支持者指责联盟 “把自己从工会群众运动中驱逐出去”。事实上，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他们的决定之后以更强大的状态重新出现。据坎农说，“许多人看到这么小的一个政治团体对一个‘无人敢碰‘的工会领导人在大型罢工中敢采取这样的坚定的立场，就对托洛茨基派产生了真诚的尊重。”
此外，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年轻力量在酒店罢工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领导工会的时候有哪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或者方法。在那之后，为联盟开展更大规模、更具决定性的运动的舞台已经搭建好了；一个能够真正在工人阶级扎根的运动。这个战场就定在了明尼阿波利斯。
组织煤场
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联盟需要证明它能够领导一次成功的罢工，并为工人争取到实际的成果。党决定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煤场展开这场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许多家庭和企业都用煤取暖，这就需要一个运煤工和卡车司机的运输网络来把燃料送到消费者手中。正如坎农所解释的那样，他们对地点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
“我们是从那些给我们提供了机遇的地方开始真正地投入工运的。根据一时兴起或某种偏好武断地挑选此类时机是不可能的。群众运动敞开大门的地方就是切入点。一系列的具体情况，使明尼阿波利斯成了我们的首次重大尝试的焦点，并成了我们在工会领域中的首次成功。”
从早期开始，明尼阿波利斯就一直是联盟最大和最可靠的支部之一。如前所述，由明尼阿波利斯提供的资金使《战斗报》的出版成为可能。该支部的成员主要由工人组成，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在煤场做运输工。这些人中有文森特·雷蒙德·邓恩（Vincent Raymond Dunne）和卡尔·斯科格伦（Carl Skoglund）。这两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的激进分子和经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者。多布斯非常赞赏卡尔和他对理论的理解：
“卡尔最棒的本领之一，就是他能把自己学到的经验教给年轻人。他是一个很有知识的马克思主义工人，他不但懂得理论的重要性，更懂得运用理论去指导行动。”（注，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第五章，之后多布斯的引文都来源于这本书）
明尼阿波利斯的卡车司机并不是美国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这并不是在明尼阿波利斯发起运动的唯一考虑。如果是这样的话，联盟就会完全忽略这个城市了。明尼阿波利斯还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有着开放工厂（译注：员工可以选择不加入在工作场所内组织的工会，雇主既可雇佣工会会员, 也可雇佣非工会会员，用来打压工会）法律的城市；用坎农的话说，是一个 “难啃的骨头”。事实上，将重点放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决定与卡车司机本身没有什么关系。最关键的考虑是当地有经验丰富的干部，能够领导一场激进的斗争。
但是，在他们能够领导这样一场斗争之前，联盟首先必须争取卡车司机加入工会。在1930年代，明尼阿波利斯大多数行业的工人都不在工会里面，处于无组织的状态。鉴于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层不愿意组织新的工人，联盟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去做。当时，大多数工会都是以特定工种为基础（craft union）组织起来的，因此几乎不可能将整个卡车运输业组织到一个地方。这方面的一个例外是卡车司机 574号本地工会分部。
1915年，574号分部被美国劳工联合会下属的卡车司机工会特许为一个 “综合”分部，这意味着它可以吸纳任何工种的成员。在联盟开始组织之前，这个分部只有大约75名成员。这个分部从来没有打算要吸纳更多的成员。如果有的话，它将像其他工会一样按工种进行细分。联盟的目标是发起一场鼓励让工人加入该工会分部的运动；如果成功的话，联盟将在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层还没来得及采取行动分裂工会之前，让新成员涌入工会。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他们创建了 “自愿组织工作委员会”，让新工人报名加入工会。被解雇的威胁迫使联盟低调地开展工会活动，而这需要创意。多布斯解释了他们采用的其中一个策略：
“雷·邓恩得到了雇主的批准，计划举行一次只为员工的啤酒狂欢派对。雷跟老板说，老板自己就经常搞这样的酒会，他还特地强调说，这是建设“企业文化”的好办法。雇主对这一计划赞不绝口，他不仅同意了这一计划，还支付了大厅的租金并买了啤酒。这件事办得很成功，把组织活动向前推动了一大步。”
正是通过这种别出心裁的方法，574号分会得以建立。这是第一次一个卡车司机工会分会按照产业划分组织起来，而不是工种划分。在那之前，这被认为是几乎不可能的。然而，在574号分会树立的榜样下，它很快就扩展到了整个美国。某些人试图抹去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美国劳工史上发挥的作用。然而，事实胜于雄辩：正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帮助奠定了北美产业工会主义的基础。忽视这一事实就是忽视历史。
马克思主义和为改良的斗争
随着574号分会不断壮大，联盟需要为即将到来的罢工制定一份诉求清单。如前所述，明尼阿波利斯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开放工厂城市，这意味着工会在大多数行业几乎不被正式承认。因此，他们决定核心要求是对工会的正式承认。
我们时不时的会听到有人说，马克思主义者对争取改良没有兴趣。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马克思主义者支持每一个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或民主地位的运动。纵观历史，往往是革命者站在这些运动的前列，并带领他们取得胜利。明尼阿波利斯也是一例。通过胜利的改良斗争，工人阶级的自信心会被提高。在战斗的过程中，工人也会学到关于资本主义和国家性质的重要教训和经验。
然而，我们对这些运动的态度与改良派完全不同。我们不会假装这些运动是工人阶级的最终目的和解决方案。改革可以作为阶段性的斗争果实被赢得，但之后也可以被夺走。只要资本家仍然控制着经济，就最终还是他们说了算，而这往往是对工人阶级不利的。这个不可否定的现实只能通过组建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府，并在社会主义路线上改造整个经济来解决。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对工人阶级隐瞒这一事实，那就是欺世惑众，颠倒黑白。不仅如此，这还会让他们未来的斗争陷入错误的方向。因此，我们的政策是非常简单的：说大实话。对政治保持诚实才是最有效的方法，即便这有可能很不方便。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赢得改革，而且要解释改革固有的局限性，帮助工人看到世界的全貌。争取改革的斗争可以大概被比作整个战争中的一场战役。一个把这些战役看作是孤立的两军交火的将军会理解得很少，并很快被降级。然而，另一位了解每场战役如何导致下一场战役的将军，不仅会制定更有效的战略，而且用赢得战争这个更大的目标来激励他的士兵。
我们经常听到改良派的 “知识分子”说我们需要提出 “合理”的要求。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提升劳工运动的眼界高度和政治觉悟，而是要沉沦到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标准，而这种标准必然是非常保守和落后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搬出坎农和多布斯来为这种做法辩护。但事实是什么？
乍一看，联盟提出的承认工会的要求可能只是这样的 “合理”要求之一。恰恰相反。在明尼阿波利斯，工会几乎不被承认，每一次组建工会的尝试都被雇主无情地粉碎；在这个情况下，对雇主提出承认工会的要求具有激进甚至是革命的性质。
多布斯很清楚这一点，他说：
“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一场阶级战争，而结果取决于共产主义联盟是否有在指导和激励整个运动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能力。”
工会官僚机构
1934年2月初，574号分会投票决定进行罢工，争取工会得到承认。不幸的是，卡车司机工会主席丹尼尔·J·托宾(Daniel J. Tobin)无意支持他们。他们提出的财务支持请求当即遭到拒绝。这并不重要，因为当574号分会收到托宾的答复时，罢工已经结束。仅仅两天半的时间，574号分会就在煤场赢得了对工会的承认。这鼓舞了明尼阿波利斯的其他卡车司机，他们相继很快就涌向了574号分会。然而，托宾的无动于衷和束手旁观表明，在未来的任何运动中，工会的官僚机构都是不可信任的。因此，正确理解官僚机构的性质对今后运动的发展至关重要。
工会主席丹尼尔·J·托宾（最右边）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旁边。//图片来源： LIFE照片集
在1934年之前的15年或20年里，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人没有赢得过一次有影响的罢工，这使它获得了 “工贼天堂”的称号。这个结果并不是偶然的。当时，明尼阿波利斯的劳工运动几乎完全被美国劳工联合会所控制，而该联合会又被一个保守的、亲资本的官僚机构所控制。托宾自己总结了他们的观点：他曾自鸣得意的炫耀说他的成员 “不是进入其他组织的垃圾”，而且他不希望人们加入 “如果他们明天要罢工”。
多布斯是这样描述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机构的：
“劳联的高层们变成了骄傲自满的官僚，他们享用着高薪和奢侈的工会报销账户。官僚沉醉在花花世界里，对工人运动冷漠且一点也不上心。他们经常帮助老板对付工人。工会里要是有人不听话或者持不同意见，他们马上就会动用纪律惩罚。他们不信任工人，害怕工人，企图用独裁手段来严厉管束基层会员。”
毋庸置疑，劳联官僚机构的政治立场并不为大多数美国工人所认同。1929年的经济崩溃导致了生活水平的巨大下降。这将许多美国人推向了激进甚至是革命的方向。在早期，这种情绪在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这样的组织的出现中得到了体现。尽管有其局限性，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是一个公开革命性组织，并成为成千上万美国工人中耀眼的旗帜。从191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明尼阿波利斯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第10分会的所在地，它是该组织在美国中西部最重要的分会之一。在那个时候，明尼阿波利斯数以万计的工人都参与或接触过该组织。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情绪在保守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机构中没有找到同情者或者共鸣。事实上，许多工人正确的把它看作是一种障碍。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呼应了这一观点。在该文中，他解释说，1930年代的主要特征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一个历史性的危机。
多布斯进一步解释说：
“最主要的目标一直以来将是领导一场针对雇主的有效斗争。但当不称职的工会官员掌握工人运动和组织的正式权力时，就有必要同时与他们作斗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场合都要谴责官僚机构就是建设性的。这种幼稚的行为经常出现在某些极左派中。他们这便把对官僚机构的批评变成了一个神圣的原则。但在现实世界中，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有效的批评还必须考虑到工人的看法——其中许多人可能对官僚机构抱有美好幻想——以便确定批评的适当分量和方向。
多布斯很明白这一点：
“这种战术的关键在于工会官僚们所面临的一个矛盾。他们的基本原则，就是要跟资本家合作，可他们要是失去了工会中的基本盘，他们对统治阶级就一钱不值。但为了维持这样一个群众基础，他们必须为工人争取一些好处。然而，在这次运动准备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根本承担不起领导运动的责任。所以，我们应该采用的策略，就是让工人直接将矛头瞄准资方，并让工会官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要是他们对工人的诉求不作出积极回应，那就会让自己的威信扫地”。
这最后两句话被一些左派人士歪曲为 “直接向雇主开火，而完全忽视工会官僚”。他们想象，通过要求温和的改良，他们正在贯彻落实多布斯最优秀的斗争经验。“你看，我们在向雇主开火！” 然而，多布斯的原话指出整个问题的关键是让工会官僚机构 “面对他们无法胜任的领导运动的责任”。574号分会对工会官僚机构的要求不外乎是领导一场针对明尼阿波利斯资本家的阶级战争，这也是后来罢工演变成的结果。当然，工会官僚机构永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后来一定会名声扫地。今天，当某些改良派提出工会官僚机构可以轻松达成的改良时，他们窃以为是在追随多布斯的脚步。这些人可能读过《卡车司机的造反》，但他们显然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
建立工会
托洛茨基主义的力量在煤场运动的成功后已经得到了决定性的证明。罢工后不久，联盟举行了一次大型群众会议，讨论建立一个革命党的必要性。据多布斯说，“事实证明，这是多年来本市最大的一次集会之一”。出席会议的有一些煤炭工人，其中许多人很快就加入了联盟。下一步是组织明尼阿波利斯剩下的卡车司机加入工会，为一场更大规模为了争取到工会承认的罢工做准备。
然而，大多数带头组织工人的并不是574号分会的官员。因此，需要为此目的建立一个组织委员会；这是在574分会的一次大会上投票决定的。当选者包括多布斯、斯科格伦和德波尔。虽然组织委员会不是工会的正式领导层，但它得到了工会成员们的尊重，以至于它被当成了正式领导层。
新当选的委员会强烈要求召开一次群众大会，以推动工会组织新工人的进度。起初，这受到了官方工会领导层的抵制。然而，来自基层的压力很快就迫使他们接受了这个提议。工会领导层中的比尔·布朗（Bill Brown）是联盟的亲密支持者，他代表他们进行了斗争，这对他们很有帮助。
委员会还向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Floyd B. Olson）施加压力，让他在会上发言。奥尔森属于现已解散的农民-劳工党（FLP），该党由工人和农民同时组成。联盟一直对农工党持批评态度，解释它如何将在关键时刻投靠资本家。然而，该党仍然得到了许多工人的支持，所以让奥尔森发言支持这一运动可以把他的口头态度被记录在案。这很有用，哪怕只是为了在以后揭穿他的真实面目。
会议于1934年4月15日举行。举行会议的剧院被挤到不能再挤，人头攒动。会议结束后，574号分会的成员已骤然攀升至3000多人。而就在一年前，这个数字还只是75名成员。会议还投票决定，如果雇主拒绝满足工会的要求，就进行罢工，并选出一个罢工委员会来领导罢工。
工会的要求被卡车公司的老板们断然拒绝。574号分会被指责策划了一个“共产主义阴谋”。老板们尤其对承认工会的要求嗤之以鼻。雇主们很快在当地一家酒店设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以便互相协调对卡车司机的镇压。事情迅速朝着全面罢工的方向发展。在此时，托宾的反应仍然还是不温不火的，虽然这完全在意料之内。尽管如此，组织委员会还是尽其所能让劳联领导层公开支持罢工。
正如坎农指出的那样：
“他们开始通过中央工会，通过与工会官僚[ML]的会议以及来自下面的压力，使明尼阿波利斯的整个劳工运动记录在案，支持这些新组织的卡车司机；不知疲倦地让中央工会的官员参与运动，通过决议支持他们的要求，使他们承担官方责任。”
最后，在1934年5月15日，574号分会的领导层召开了一次会议。谈判委员会报告说，雇主拒绝接受工会的任何要求。会议进行了一次站立投票表决（译注：每个投票者起立表达自己的选择），全城罢工的提议得到全票通过。伟大的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开始了。
工人阶级的创造力
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的标志之一是其创造性。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常见论点是，工人不具备与资产阶级同样程度的创造力。这种想法错的不能再错。如果工人在日常生活中看起来没有创造力，那只是因为他们的想象力在工作场所受到压制。相反，工人被迫执行枯燥的任务，为别人创造利润。只有在斗争过程中，暂时从资本主义的苦役中解放出来，这些被压抑的创造力才会真正大规模地迸发出来。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就证明了这一点。
罢工的中心是位于芝加哥大道1900号的总部。所有的指示、物质援助和斗争需要的人力都从这里被送出去。多布斯对总部的生活进行了描述：
“工会的木匠和水管工正在食堂里安装煤气炉、水槽和柜台。厨师与服务员工会派来了会做大锅饭、能为大型活动提供服务的能手，帮忙组织工作，培训志愿助手。一百多名志愿者分成两班轮流工作，每班工作十二小时，可以为四五千人提供日常服务。不管什么时候，都能吃上三明治，喝上咖啡，在食堂的食材和罢工的情况允许的时候，还能吃上热饭热菜。另外，为了让核心人员也被安排得以在总部内或是附近就寝。”
将罢工者送往医院存在一个危险：他们往往会发现警察在那里蹲守逮捕他们。为此，组织在总部设立了一所临时医院，包括一个由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完整的医务团队。他们的服务非常高效，尽管罢工者经常会受伤，但没有出现一次严重感染。罢工中心还成立了一个法律小组，向罢工者提供法律支持。每天晚上大楼里面都开大会，向工人介绍罢工的最新情况，或者请不同的人上台演讲，以鼓舞他们的士气。
总部外的事情和总部内一样井井有条。多布斯和雷·邓恩负责纠察队的调度工作。在以前的煤场罢工中，工人们发明了流动纠察队的战术。在5月的罢工中，工人们最终熟练掌握了这种战术并被广泛运用。纠察队通常在工作场所外占据一个固定位置。然而，这对卡车司机的作用很有限，因为他们的货物是不断移动的。该如何阻止正在运输货物的工贼？解决办法很简单：货物去哪里，纠察队就跟到哪里。
为了监测工贼的行动轨迹，一些骑摩托车的青少年被招募来执行在城市里面四处侦查的任务。组织还建立了一个临时的情报部门：一些罢工的同情者定期给总部打电话汇报工贼的活动。在大楼的车库里存放着一队卡车，时刻准备着在接到通知后立即出动，拦截工贼的卡车。这种策略使574号分会的力量可以在同一时刻出现在任何地方。多布斯总结道，“没有工会的允许，任何有车轮的东西都不能移动半步”。
1934年版的《组织者》。//图片来源：明尼苏达数字图书馆
《组织者》，574号分会的定期机关报是运动的神经中枢。它在罢工刚开始时只是一份周刊，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已经成为一份每日发行量超过10,000的日报。据多布斯说，“这是美国第一份由工会出版的罢工日报”。与今天一样，明尼阿波利斯商业化的媒体对罢工的描绘是片面和带有明确政治倾向的，即几乎总是站在雇主那一边。《组织者》是驳斥这种 “假新闻”的一个宝贵工具。日复一日，《组织者》上的文章向工人群众介绍真实的情况，从罢工中总结经验教训，并让罢工者准备好面临即将到来的事情。在这里，革命党也发挥了作用。该报的主编是马克斯·沙赫曼（Max Shachtman）和赫伯特·索洛（Herbert Solow），作为联盟的成员他们专门为此被空降到明尼阿波利斯来。坎农也发表了文章。《组织者》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如何被利用来了解罢工的动态与走向，以及制定相应的行动方案。在这一点上，它不仅是一份罢工公报，也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事实证明，这对罢工者来说是非常具有宝贵价值的。正如坎农所说：“没有《组织者》，罢工就不会胜利。”
国家的角色
国家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许多改良派“知识分子”来说，这个问题被完全忽视了。相反，他们狭窄的只关注最基本的"民生和菜篮子问题"，而把国家问题推迟到猴年马月。幸运的是，联盟没有感染上相同的毛病。它的成员对国家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这使他们准备好了面临国家对明尼阿波利斯罢工进行镇压的情况。
从第一天起，雇主就采取了赤裸裸的武力来镇压罢工。第一次凶猛的攻击发生在5月19日，一些罢工者因为试图阻止一辆工贼的卡车而遭到了警察的棍棒殴打。当天晚上，一名警察特务通知了工会会议：一辆受警察严密保护的工贼卡车将运送一车报纸。就在罢工者刚刚到达之后，他们遭到警察埋伏，并被残忍无情地狠狠殴打。然而，卡车司机决不甘心做阶级战争中狼狈溃败的那一边。过去有太多的罢工是被同样这种方式打败的。相反，他们横下心来决定反击。
才过了几个小时，罢工总部就变身成了一个纪律严明的军事指挥所。正如坎农所说，没有联盟就没可能有这一切：
“明尼阿波利斯的托派，在组织工人的过程中，按照这些总原则设计了一个作战方案。在明尼阿波利斯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些独特的东西。那就是一场事先周密策划的罢工，一场准备工作做得像德军一般细致入微一丝不苟的罢工——它细致到了最后一名士兵身上缝的最后一颗扣子。”
多布斯描述了第二天罢工总部的情景：
“星期天一整天，罢工工人都在武装自己，准备迎战。他们拿来了棒球棒；他们把花园浇水的软管切短，里面套上铅做的垫圈，再在一头缠上摩擦胶带，这就做成了包皮短棒。木匠工会的志愿者把两英尺长、两英寸厚的木材锯成了木棍。一个同情罢工的人把自家楼梯上的护栏拆下来，装在儿童雪橇里，叫他妻子帮忙扶着，拉到了罢工总部。工人把硬纸板塞进帽子里面，当作头盔来用。一个罢工工人用棍子来试验头盔的效果，如果不够坚固，就往里面塞更多的硬纸板。”
这一切在著名的 “市场之战”中达到了高潮。星期天晚上，每过一会就有一辆载有五或六名罢工者的汽车抵达劳联大楼——它十分靠近市场的卸货区——但是开出去的车上只有两三个人。通过这种瞒天过海的方式，574号分会为第二天的战斗建立了一支神不知鬼不觉的后备力量。另有900名后备军在罢工总部做好了准备。星期一早上，司机们（译注：工贼）在几百名警察和暴徒（译注：资本家临时招募的狗腿子“特别治安副手”）的监督下开始在卸货区装货。没过多久，一名纠察员被警棍打倒在地。到了行动的时候了！一声令下，数以百计的武装罢工者列好队形，带着他们早已燃烧的熊熊怒火暴揍了警察。到当天结束时，不少于30名警察和治安副手被送进医院。警察和工人之间的公开战斗第一次出现了平局。这导致了 “市场之战”被一些人称为 “副警长落跑之役”。
在罢工的过程中，其他方法也被采用来镇压卡车司机。在市场之战后不久，州长奥尔森部署了州民兵来维持 “秩序”，这一决定立即遭到了574号地方分会的谴责；这并不是他在罢工期间最后一次这么干。
马克思主义者孜孜不倦地指出，归根结底，国家是保卫私有财产的暴力机器。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为这一点提供了不可忽视的证明。在联盟的帮助下，当资本主义民主的假面具被揭穿时，卡车司机们并没有被惊吓到乱了阵脚。恰恰相反，他们已经准备好迎头痛击。正如托洛茨基曾经说过的那样，理论正是有着先见之明的优势，而不是因为意料不到所以措手不及。
联邦政府采用了一种不同的策略，即调解。然而，这样做的目的还是如出一辙：阻止罢工。大多数罢工，并不是在公开的战斗中被击败，而是通常在会议室的谈判中早就被击败了。在这里，老板们和他们的政治走狗使用想得到的伎俩和骗术来操纵工会领导人，说服他们放弃整个斗争。然而，正如坎农所说，这些聪明的谈判者以前从未与托洛茨基分子交过手：
“ [调解人] 他们不过是华盛顿政府的代理人，也是整个老板阶级的代理人。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居然像对付新手一样，也跟我们玩这一套，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他们还真这么做了。显然他们并不知道其他办法。但他们没能取得丝毫进展，最后只好认真考虑，向老板施压，对工会做出让步。”
为了结束罢工，政府和雇主都在赤裸裸的暴力战争和花言巧语的外交之间不断转换。在每一个阶段，他们都被联盟巧妙地推翻了，因为联盟研究过历史，知道资产阶级的每一个诡计。老板们很快就沮丧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用他们中的一个人的话说，“我可以想象和一个保守的、负责任的劳工领袖打交道，但完全无法想象和明尼阿波利斯的任何一个如此一言难尽的领导打交道。”
血腥星期五
每一个伟大的罢工似乎都有自己的 “血腥之日”。在1905年俄罗斯的罢工中，它是 “血腥星期天”。在1919年的加拿大温尼伯大罢工中，是 “血腥星期六”。在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中，它是 “血腥星期五”。
在 “副警长之战”后不久，警察被分发了霰弹枪，用来对付纠察员。局长迈克尔·J·乔汉斯（Michael J. Johanes）对他的警察部队说：“我们要确保货会被运送。不要挨打。你们有霰弹枪，你们知道该如何使用它们。” 警方正在迅速失去对明尼阿波利斯局势的控制，他们绝望的不惜一切急于控制局势。
7月20日星期五，在100多名警察在巡逻车的护送下，一辆工贼卡车从斯洛克-伯格伦（Slocum-Bergren）公司的卸货区驶出。按照惯例，一辆载有9至10名手无寸铁的纠察员的车子追了出来。随后，警察突然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向纠察队的汽车开火。两名纠察员立即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当两边的人群赶来帮助他们时，他们也遭到了枪击。
一名当时在罢工总部现场的护士讲述了伤员开始抵达时的恐怖场景：
“当第一个人被抬进来时，他口吐白沫，脸色犹如水泥一样灰白，失去了知觉；有人尖叫起来。很快，47人躺在临时搭建的小床上失去了知觉，他们的身体上布满了弹痕。”
到血腥星期五结束时，据报道有67人受伤。两名纠察员亨利·内斯（Henry Ness，译注：一名有经验的工会成员，他的遗言是：告诉小伙子们，别让我失望）和约翰·贝罗（John Belor，译注：一位来支援工会的失业工人，他在8月1号逝世）被杀害。在这之后，公众支持决定性的转向了罢工者的一边。数百名来自其他行业的工人涌入罢工总部来提供支援和帮助。由于担心工会总部即将被突袭查封，警察被赶出了大楼周围的所有街道。其他工会的钱开始涌向574号分部；一部分中产阶级开始支持工会。
之前就计划好在7月20日举行的晚间大会人山人海，得到了15000名工人的踊跃参与，所有人都怀着深仇大恨。所有运输行业的工会发出了为期一天的罢工号召，并很快得到了响应。洗衣店工人为支持574号分会也而进行了罢工。即使是失业者，其中许多人是在联邦的 “救济工作”项目中，也为了支持工会而投票进行罢工。在亨利·尼斯的葬礼上，2万人参加了与灵车并排的大规模游行，全天约有4万人参加了葬礼。
亨利·奈斯的葬礼游行。//图片来源：工会民族博客
尼斯的葬礼上，艾伯特·戈德曼（Albert Goldman，注：联盟成员，当时运动的法律顾问）发表的演说中捕捉到了这种愤怒：
“我们必须为他的牺牲报仇。我们绝不能辜负他！我们必须斗争到底，这才能赢得罢工的胜利，才能摆脱剥削者，建立新的社会体制，让工人都能尽情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
在这样一个群情沸腾的环境中，许多人做出了轻率的决定。574号分会的个别成员开始拿起武器枪支。在这个阶段，与国家进行武装对抗纯粹是一种危险的冒进。在与国民警卫队的正面交锋中，工人们几乎没有胜利的机会。只有在多布斯和邓恩直接呼吁解除武装后，这样的结果才得以避免。为了安全起见，这两个人还到处从工人手里去收枪。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1917年7月的俄国。当时，一些布尔什维克工人在彼得格勒举行了反对政府的武装示威，因为他们对革命的进展失去了耐心。然而，俄国的其他地方还没有决定性地倒向布尔什维克的纲领；那时试图夺取政权的结果将是血腥的失败。因此，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敦促大家保持克制；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够保留自己的有生力量，以备后来在十月前夕局势发生变化时发挥最大作用。我们再一次看到，一个革命政党是多么的不可或缺。如果不是领导层洞察先机，知道什么时候大喊 “撤退”，俄国革命的结果很可能会大不相同。在明尼阿波利斯也是如此。
“叛乱状态”
奥尔森州长发现自己正在迅速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他宣布了戒严令，以应对他所谓的“叛乱状态”。为了最后一搏，奥尔森指示国民警卫队占领罢工总部和美国劳工联合会大楼，并逮捕里面所有人。为此，四千名额外的卫兵被部署在该市。奥尔森的计划是逮捕罢工的主要领导人，即那些属于美国共产主义联盟的人，并临时找一个工会中“基层工人”的委员会绕过工会主体而单独达成和解。然而，尽管一些罢工领导人被逮捕了，工会还是坚定地反对奥尔森分裂它的企图。
以总罢工来回应政府军事占领和拘提行动的呼声迅速传开。《组织者》的一个标题是“以抗议性的总罢工来回应军事暴政！”，要求明尼阿波利斯的美国劳联高层来领导这次罢工。这被当即拒绝。相反，劳联高层为奥尔森辩护，并在574分会内部密谋在下次选举中取代其当前的领导层。美国劳联官员还试图分裂工会。在分会内部，行政委员会试图架空并否决组织委员会，坚持认为行政委员会有最高的权力。在他们的动议被否决后，行政委员会的成员开始在工会队伍中散布关于罢工领导人的谎言。所有这些卑鄙的行为没有得逞，反而让工人更加不支持信任工会官僚机构；特别是因为他们断然拒绝领导总罢工。正如多布斯所说，这是一个他们无法履行的责任。很多这些反弹在很大程度上会帮助产业工会联合会在未来几年内取代美国劳工联合会。
然而，即使是工会官僚机构的积极破坏，也无法阻止明尼阿波利斯正在发生的状况。工人阶级开始前所未有的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没有工会的事先允许，在明尼阿波利斯任何东西都休想移动分毫。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联合力量都不是他们的对手。第一次，人们感觉到工人是城市的主人，而不是资本家。
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双重政权的情况。类似的发展可以在几乎每一次工人阶级的伟大运动中看到。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奄奄一息，而与此同时，一个未来工人政府的模糊轮廓出现了。多布斯明白这其中的含义：
“假如全国都出现了这种形势，那么，就算一开始只是一场单纯的工会行动，都会发展成全面的社会冲突，最后变成对峙国家政权的革命斗争。”
如果每个美国大城市都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班子，历史可能会非常不同。事实上，考虑到客观条件，美国资本主义本可以在1930年代被推翻。不幸的是，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当时队伍太小，无法发挥这种作用。尽管如此，资本家们仍然对574号分会的罢工可能导致的后果感到恐惧。这是他们无法杀死的野兽。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让步。
在联邦调解员的要求下，雇主们最终向574号分会的要求做出了让步。根据新的建议，集体谈判选举将在10天内举行。工贼不被允许投票。在分会赢得多数席位的地方，老板们将被迫与之进行谈判。除此之外，分会还被赋予代表 “内部工人”的权利，即公司中除办公人员和销售人员外的所有雇员。最低工资标准也被确定。该提案在8月21日的全体会员大会上几乎获得一致通过。至此，574号分会的成员已攀升至7000多人。投票之后，工人们爆发出了“团结一致到永远”的胜利大合唱。选举的结果是574号分会成为一般卡车运输业61%雇员的代表。在几乎所有大公司中，工人们都以三比一的比例投票支持被工会代表。在明尼阿波利斯这样一个曾经开放工厂的城市，这是一个巨大的战果。
罢工之后，明尼阿波利斯不再被称为“工贼天堂”。它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一座劳苦大众的希望之城”。这不仅仅是夸张的说法。574号分会打出的这一枪，在全美国都是响当当的。在明尼阿波利斯得到了巨大的推动下，不到几年，产业工会主义将散播到整个北美。此外，该工会点燃的战斗火花很快就会迸发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罢工潮之一。几乎很难相信，这一切都始于明尼阿波利斯的几千名卡车司机，以及领导他们的几十名托洛茨基主义者。然而，它确实发生了。
对未来的希望
时至今日，北美的劳工运动处于一种悲惨的状态。无论你看向何处，工人阶级的愤怒都被一个高高在上，并极为不同情理解工人的工会官僚机构所遏制。激进的行动是不存在的，而我们得到的是官僚教训工人要节制。阶级斗争被阶级合作代替。工人争取不来收益和改进，却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出卖，而这种疯狂似乎永远不会结束。
这怎样强调都不过分：这个运动需要吸取明尼阿波利斯大罢工的教训。这些教训中最重要的一点应该已经不言自明，但我们还是要为那些已经忘记的人再重复一次。再一次引用哈里·德布尔的话：“没有一个有纪律性的革命党，我们不可能赢得罢工”。他这句话是难以辩驳的。
在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的所有关键方面，美国共产主义联盟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574分会的建设，罢工者提出的要求，用来捍卫罢工那些严明的军纪——所有这些都是由革命党提供的。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出版了一堆又一堆难以理解的书籍，举办讲座讨论我们如何需要“动能”，利用周末建立“网络”，敲门，张贴海报，散发请愿书，是的，甚至写了关于散发请愿书的文章。简而言之，除了建立一个革命党，他们什么都做了。这些人，以他们的经验和知识，可以帮助领导一场反对工会官僚的斗争。相反，他们经常充当它的左翼掩护。
对此，我们只能耸耸肩。未来不是在他们身上，而是在下一代的年轻激进分子身上，即未来的多布斯、德布尔和斯科格伦。这一代人将无暇顾及工会官僚的阴谋诡计或“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愚蠢的胡来。这些年轻的激进分子将从上到下根本地改变整个劳工运动。与我们今天的工会相比较，他们的工会是如此的大相径庭，我们都认不出来了：活泼、民主，而且最重要的是，随时准备好战斗。劳工运动将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但会比过去的水平还要高得多。对于这一点，我们是绝对肯定的。就我们而言，我们自豪的站在过去那些伟大的传统上，并踊跃的在未来更伟大的运动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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