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篇重要理论文献原着於1923年4月，英语版後由美国《第四国际报》於1941年5月发表。以下中文版包括了英语马克思主义文库上转载的原《第四国际报》编辑部导演，也包括了《托洛茨基网》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後来转载後为文章题的序言。）
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
2000年，我们《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发表了列夫·托洛茨基的这篇关於资本主义发展的文章。当时的目的是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繁荣，但我们所进入的时期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整体衰退的时期。正如我们在以下导言中解释的那样，“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新的上升期，而是走向一个新的萧条类似於战时的下降发展曲线”。这一点被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後的事件所证实。今天（2020年2月21日）我们重新发表这篇文章，以帮助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时期和世界走向。
2000年6月《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导言
对於那些为新社会而奋斗的人来说，思想如何产生并成为历史上的决定性力量，是一个明显的问题。显然，引起伟大的社会运动的原因是植根於社会之中。马克思早就解释过，社会发展的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工业丶科学和技术。
一个社会体制如果没有能力发展生产力，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体制性的危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正如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所断言），一切都被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学。这是很荒谬的。我们必须考虑到其他现象：宗教丶政治丶法律丶道德，等等。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丶机械性的，而是辩证性的。根据恩格斯的说法：“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生产力发展陷入僵局是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资本主义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危机的根本解释。同样，在苏联和东欧，由於官僚主义对国有化计划经济的扼杀，斯大林主义的僵局导致了它的崩溃和走向资本主义的复辟。
1947年後，世界资本主义的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这种上升的原因，我们已在其他地方解释过（见泰德·格兰特：《世界经济崩盘会重现吗？》（Will There Be a Slump？）），但主要因素是世界贸易的增长和新市场的扩张。到1974年，同时发生的世界萧条表明了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僵局。这是一个转折点，具有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後果。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它开始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下降曲线。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大规模失业的回归和经济繁荣与萧条周期的新节奏。不景气的程度更深，繁荣的性质更弱，更浅。这反过来又导致了1970年代大部分时间和1980年代初的深刻世界政治不稳定。
那麽，为什麽1970年代的时期——它的革命动荡——与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如此不同，在那里，资本主义在斯大林主义崩溃後，似乎重获新生？1980年代的繁荣被美国的军备开支和世界商品价格的下跌人工性地延长了。1987年10月崩溃後的“抽水机”（pump-priming，译注：即各种政府刺激经济措施，包括扩大公共支出和降低利率和税率）也刺激和延长了持续到1990年的繁荣。这种繁荣造成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加强了那些执政的政府，并为群众组织向右翼的急剧转变创造了物质基础。正如列宁所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1990-92年的新一轮经济衰退让位於微弱的繁荣，这种繁荣有可能耗尽动力，但却被美国的繁荣所带动。然而，由於缺乏任何“感觉良好”的因素和对现有政府的深刻不满，这种复苏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反响。
1990年代的繁荣使人们再次产生了幻想，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它自身的问题，正在经历新的生机。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说法，资本主义将避免进一步的萧条，经历“软着陆”（soft landing），并重新树立经济持续成长的趋势。有些人提出了资本主义在新技术和全球化的基础上进入新的增长时代的想法。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东南亚的危机蔓延到俄罗斯和拉丁美洲，并没有得到解决。美国经济的崩溃，加上华尔街的崩溃，将为世界资本主义带来新的衰退，对资本主义体制的稳定带来巨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试图理解社会丶政治和经济的基本进程。这使我们能够理解未来事件的总体轮廓。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危机质变期。世界贸易的扩张，尽管比1950年代的数字急剧下降了许多，但不再对整个体制产生同样的影响。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僵局。然而，危机的严重性只是刚刚开始在人们面前显现。人类意识总是倾向於滞後於客观情况。但到了一定时候，它就会以巨大的爆炸性速度追赶上来。我们正处於客观形势急剧突变的时期，这将不可避免地反映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改变群众意识的不是繁荣或萧条，而是繁荣与萧条之间的运动，反之亦然。这种经济状况的快速变化是目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不稳定时期的特徵。
我们重新发表托洛茨基写於1923年4月的文章《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作为对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时期其中经济发展和政治之间辩证关系的贡献。在“新经济范式”（New Economic Paradigm，译注：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内提倡的一种新论述）倡导者的意识形态攻势下，他们令人认为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个新的上升期。而现在重要的任务是要理解另一种科学观点，不仅从观察资本主义的繁荣和萧条周期为基础，而且基於该体制正在经历的发展曲线。与其说是新的上升期，不如说是资本主义正走向新的低迷期和类似於战时的下行发展曲线。托洛茨基的文章让我们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处理这一现象的方法。
《托洛茨基网》编辑部，2000年6月
1941年5月《第四国际报》导言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以下这封信与恩格斯关於历史唯物主义的着名信件最为接近。在这里，托洛茨基采用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阐述的思想；把它们应用於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而为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推广和使用开辟了新的道路和前景。
这篇文章本身是托洛茨基对1921年後呈现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具体政治经济问题的关注而产生的。这段时间标志着战後革命动荡之後，苏联内部（新经济政策）以及年轻的工人国家与资本主义环境之间关系的相对稳定时期的开始。在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建立不稳定的平衡的同时，这个世界也被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所动摇。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事件的结合，让重新评估资本主义稳定的可能性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成为必要的工作。
托洛茨基在提交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这份报告中，托洛茨基抨击了认为资本主义可以自动地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改良主义论断。他写道：“对发展的自动性的信念，是机会主义的最典型的特徵”。他也驳斥当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极左翼提出的机械概念，即资本主义必须继续沿着它的下降趋势，不会经历任何间断或逆转而直达崩溃的结局。针对这些片面的申论，托洛茨基提出了辩证的概念，即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堕落的特点是在关键点上与发展的主要下降曲线发生冲突的剧烈脉动。
在共产国际的讨论内，部分人士认为，群众的进一步贫困化将产生新的革命危机；另有人则认为，需要新的繁荣来振兴无产阶级。托洛茨基断言，这两种提法都是片面的，没有考虑到革命的主要动力。“贫穷和繁荣本身都不能导致革命，但繁荣和贫穷的转变丶危机丶易变性丶缺乏稳定性——这些才是革命的动力因素。”正是历史发展的急转弯产生了社会生活中的革命——转弯越突然，革命的後果就越大。
托洛茨基在给第三次世界大会的报告中，具体提到了1848年丶1905年和1920-1921年期间的革命，阐明了这一思想。本文是对这些早期意见的理论扩展和深化。它以概括的形式勾勒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基础与上层建筑中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动态相互关系。
托洛茨基提出的问题和他指出的解决办法，不仅对阶级斗争中的革命战略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也包含着最广泛的意义。到1922-1923年，在布哈林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的扭曲者们已经开始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把它从分析的工具变成新的神旨。他们不断重复旧的公式，而不是调查新的现实，重塑马克思丶恩格斯和列宁交给他们的思想工具。这些庸俗化者非但没有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反而为其後来在斯大林主义者教授们的手中被扭曲铺平道路。
除了深刻的理论意义，托洛茨基对革命动机因素的观察，对美国国内目前的情况有最直接的影响。战争的繁荣在美国经济中产生了深刻的混乱，在社会生活的所有决定性领域产生了极端的转变。这种从贫穷到繁荣和反之，从战争到和平和反之的迅速而突然的转变，正是引起革命强度的危机的那种社会运动。谁想掌握当前事件的最深层意义，就应该极其认真地研究托洛茨基在此提出的观点，因为它们适用於美国目前的发展和世界局势。
《第四国际报》编辑部，1941年5月
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
（英文版资料来源：《第四国际》，纽约，第4卷。第四国际，纽约，第二卷第四期，1941年5月，第111-114页。）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撰写的序言中写道：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个别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时，总是不能探索出终极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有相当的专门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这样逐日地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发展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以致能够随时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作出一般的总结，况且，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因素，在还没有突然猛烈暴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在长时期内处於潜在活动状态的。对於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後，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後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後头的。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於把政治冲突归结於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源泉。”
恩格斯在去世前不久提出的这些观点，在他之後没有人进一步发展。据我回忆，它们甚至很少被引用——比它们应该被引用的次数要少得多。它们的含义甚至似乎被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忽略了。对这一事实的解释又一次出现在恩格斯指出的原因中，这些原因反对对当前历史进行任何形式的成品经济解释。
要确定经济学传递给当今政治的那些地下脉动，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不可能全面解决；但对政治现象的解释不能推迟，因为斗争不能等待。由此可见，在日常的政治活动中，有必要求助於一些解释，这些解释是如此的笼统，以至於通过长期的使用，它们已经变成了被视为“不证自明”的事实。
只要政治情势以同样的形式丶在同样的渠道内丶以同样的速度流动，也就是说，只要经济数量的积累没有变成政治质量的变化，这种澄清的抽像概念（“资产阶级的利益”丶“帝国主义”丶“法西斯主义”）仍然或多或少地完成了它的解释任务：不是对政治事实的全部具体性进行解释，而是把它归结为一种熟悉的社会范畴，当然，这种范畴在本质上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
但是，当形势发生严重变化时，尤其是急转直下时，这种一般性的解释就会暴露出其完全的不足，并完全变成空洞的老生常谈。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以确定质量方面，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从数量上衡量经济对政治的推动力。这些“脉动”代表了“任务”的辩证形式，这些任务源於动态基础，并在上层建筑领域内表现出其解决方式。
经济形势的震荡（繁荣——萧条——危机）本身就意味着周期性的冲动，这些冲动现在产生了量变，现在产生了质变，并在政治领域产生了新的形式。占有阶级的收入丶国家预算丶工资丶失业丶外贸比例等等，都与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并反过来对政治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明白，逐步跟踪政党丶国家机构等与资本主义发展周期有关的历史，是多麽重要和富有成果的。
我们这样说根本不是说这些周期可以解释一切，因为周期本身不是基本的，而是衍生的经济现象。它们是在生产力通过市场关系的媒介发展的基础上展开的。但周期可以解释很多东西，因为它们通过自动脉动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机制中不可或缺的辩证法弹簧。贸易-工业关系的突破点使我们更加接近政治倾向丶立法和所有形式的意识形态发展网络中的关键结点。
但是，资本主义的特点并不仅仅是周期性的重复，否则所发生的将是复杂的重复而不是动态的发展。贸易-工业周期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徵。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由每个特定周期内的危机和繁荣期之间的数量关系决定的。如果繁荣期以盈余恢复了前一个危机期间的破坏或紧缩，那麽资本主义发展就会向上发展。如果危机——它预示着生产力的破坏或收缩——在其强度上超过了相应的繁荣，那麽我们就会得到经济衰退的结果。最後，如果危机和繁荣的强度接近，那麽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暂时的丶停滞的经济平衡。这是一个粗略的模式。
我们在历史上观察到，同质的周期被分成一系列。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时代，一些周期的特点是急剧的繁荣和脆弱丶短暂的危机。因此，我们有一个急剧上升的资本主义发展基本曲线的运动。也有一些停滞时期，这条曲线虽然经历了部分周期性的振荡，但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在大致相同的水平。最後，在某些历史时期，基本曲线虽然一如既往地经过周期性振荡，但整体上却向下倾斜，标志着生产力的衰退。
我们已经可以先验地假定，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必须拥有——在政治丶法律丶哲学丶文学诗歌方面——与停滞或经济衰退的时代截然不同的特徵。此外，从这种时代过渡到另一个时代，自然会在阶级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产生最大的震荡。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上，我们不得不强调这一点——在反对目前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解体的纯机械主义概念的斗争中。如果周期性的“正常”繁荣被“正常”危机所取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反映，那麽从整个繁荣时代过渡到衰退时代，或者反过来，就会产生最大的历史动荡；而且不难看出，在许多情况下，革命和战争跨越了经济发展的两个不同时代的边界线，即资本主义曲线的两个不同部分的交界处。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所有的现代历史，确实是让辩证唯物主义者最有满足感的任务之一。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之後，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v）教授[1]处理了这个问题。他像往常一样，煞费苦心地回避了大会本身通过的问题的表述并试图在涵盖十年的“小周期”之外建立 “大周期”的概念，其涵盖大约五十年。根据这种对称的风格化的结构，一个大的经济周期由大约五个小的周期组成，此外，其中一半具有繁荣的特徵，另一半具有危机的特徵，还有所有必要的过渡阶段。对於康德拉季耶夫编制的主要周期的统计测定，应该对个别国家和整个世界市场进行仔细和不过分的核实。但现在我们已经有可能事先驳斥康德拉季耶夫教授的企图：他标记为主要周期的时代与在次要周期中可以观察到的同样的“严格的规律性节奏”混为一谈，是一个明显错误的来自形式类比的概括。小周期的周期性重复是由资本主义力量的内部动力决定的，并会在市场经济的任何所到之处表现出来。
至於康德拉季耶夫教授不谨慎地提议把资本主义发展曲线的大段（50年）也称为周期，它们的特点和持续时间不是由资本主义力量的内部相互作用决定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发展所通过的那些外部条件决定的。资本主义获得新的国家和大陆，发现新的自然资源，以及在这些之後，诸如战争和革命等“上层建筑”秩序的主要事实，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丶停滞或下降的时代的特徵和替代。那麽，调查应该沿着什麽路径进行呢？建立资本主义发展的非周期性（基本）和周期性（次要）阶段的曲线，以及我们感兴趣的个别国家和整个世界市场的突破点，这是任务的第一部分。一旦我们有了固定的曲线（当然，刻画固定曲线的方法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问题，而且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它涉及到经济-统计技术领域），我们就可以根据参照横轴上的上升和下降角度，把它分成几个时期（见图）。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图解方案，也就是“所有需要检查的程序的基础的特徵”（用恩格斯的话说）。
根据我们调查的具体性和细节，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这样的图式：一个与农业有关，另一个与重工业有关，等等。有了这个模式作为我们的起点，接下来我们必须使它与政治事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同步对照，然後我们不仅可以寻找对应关系——或者更谨慎地说，寻找社会生活中明确划定的时代和资本主义发展曲线中明确表达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可以寻找那些释放出事件的直接地下冲动。沿着这条道路，自然不难陷入最庸俗的图式化，尤其是忽视意识形态过程的顽强的内部调节和继承——忘记了经济只是在最後才是决定性的这一事实。从马克思主义方法中得出的讽刺性结论不乏其人! 但是，如果因此而放弃上述问题的表述（“这有经济主义的味道”），就表明完全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即从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是其他地方寻找社会上层建筑变化的原因。
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
我们冒着招致“经济主义”反对者理论上的愤怒的风险（部分是为了激起他们的愤慨），在这里提出一个示意图，它任意地描绘了沿着上述路线9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基本曲线的一般方向是由它所组成的部分结点曲线的特点决定的。在我们的图表中，三个时期被明确地划分出来：二十年的资本主义逐步发展（A-B段）；四十年的蓬勃发展（B-C段）；以及三十年的长期危机和衰退（C-D段）。如果我们把相应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引入这个图中，那麽仅凭重大政治事件与曲线变化的图画并列，就足以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提供宝贵的起点概念。当然，政治事件和经济变化的平行性是非常相对的。一般说来，“上层建筑”只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才会记录和反映经济领域的新形式。但这一规律必须通过对那些复杂的相互关系的具体调查来揭示，我们在这里对这些关系作一个图示性的提示。
在提交给第三次世界大会的报告中，我们用1848年革命时代丶第一次俄国革命时代（1905年）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1920-1年）的某些历史实例来说明我们的想法。我们请读者参考这些例子（见《新路向》）。它们没有提供任何完成的结论，但它们足以说明我们提出的方法的非凡重要性，尤其是对於理解历史上最关键的跳跃：战争和革命。如果在这封信中，我们使用了一个纯粹任意的图像方案，而不试图以历史上的任何实际时期为基础，那麽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任何这种尝试，都太像对那些尚未进行的复杂而艰苦的调查所产生的结果的不谨慎预期。
目前，当然还不可能准确地预见历史领域的哪些部分会被照亮，以及从对资本主义曲线以及资本主义曲线与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相互关系的更具体研究中得出的唯物主义调查会带来多少光亮。在这条道路上可能取得的成果只能作为这种调查本身的结果来确定，这种调查必须比迄今为止进行的那些历史唯物主义考察更系统丶更有序。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对现代史的研究方法都有可能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使其获得比极其可疑的对唯物主义方法的概念和术语的投机性玩弄更宝贵的成果，这种玩弄在我们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笔下，把形式主义的方法移植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领域，并导致把任务简化为使定义和分类更加精确，把空洞的抽像概念分割成四个同样空洞的部分。简而言之，它通过康德式的附庸风雅方式掺杂了马克思主义。当我们的任务是运用工具在原材料上工作时，无休止地研磨和重磨一个工具来削去马克思主义的钢铁，确实是一件愚蠢的事情！
我们认为，这个主题可以为我们关於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讨会提供最富有成效的工作主题。在这一领域进行的独立调查无疑会给孤立的历史事件和整个时代带来新的启示，或至少带来更多的启示。最後，以上述类别进行思考的习惯将极大地促进当前时代的政治导向，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公开地揭示了已经达到饱和顶峰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已经完全失控的资本主义政治之间的联系。
我很久以前就答应过要为《社会主义学院报》（Vestnik Sotsialisticheskoi Akademii）在这个主题做点发挥。到目前为止，我因情况所限，无法履行这一承诺。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它。因此，在那之前我只能提供这封信来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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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v）：是一名苏联经济学家，於1922年开始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除了繁荣和危机的周期外，更具有“长波”（Longwave）的总体规律。这种机械性的断定被托洛茨基等人驳斥，但日後被腐化第四国际的领导人曼德尔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