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以下這封信寫於1920年8月，在共產國際第二和第三次代表大會之間。托洛茨基當時竭力地幫助法國共產黨爭取法國工運內具有革命意識的無政府工團主義人士。本文收錄於《共產國際首五年》（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文集。以下譯文由英譯版轉譯成中文。）
親愛的朋友！你對第三國際的政治和政黨性質抱持著嚴重的懷疑。你擔心法國的工團運動會落入一個政黨的掌控。請容許我就這個問題發表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我必須說，你們所關心的法國工團運動的獨立性，已經完全在一個政黨的牽引下了。當然，無論是儒奧（Jouhaux）還是他的最親密的助手們——杜穆林（Dumoulin）、梅爾海姆（Merrheim）等人——暫時都沒有當過議員，他們也不正式屬於任何一個議會政黨。但這只是一種簡單的分工。事實是，在工團運動的領域裡，儒奧執行的是同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就像法國社會主義的雷諾德爾（Renaudel）-龍格（Longuet）式的社會主義在議會領域裡一樣。如果你們要求今天社會黨的領導層為法國總工會（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提供一個綱領，並挑選它的領導人員，毫無疑問，黨會批准儒奧-杜穆林-梅爾漢姆現在遵循的綱領，並會把這些先生們留在他們現在的崗位上。如果今天派儒奧一夥人在議會中坐鎮，而把雷諾德爾和龍格放在總工會的領導崗位上，那麼通過這種換位思考，無論是在法國的內部生活中，還是在法國工人階級的命運中，都絕對不會有任何改變。您自己當然不會開始否認這一點。但是，正是這些情況表明，這不是議會主義或反議會主義的問題，也不是正式加入某個政黨的問題。舊的標籤沒有理由拒絕"工團"這個詞。但你也同意，問題的核心不在於術語，而在於內容。所謂共產黨，我們理解為一批以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革命的名義統一起來的無產階級先鋒隊。
在針對政治和黨的爭論背後，往往隱藏著無政府主義對國家在階級鬥爭中的作用的誤解。蒲魯東說，工坊（l'atelier）會迫使國家消失。這只是在未來的社會將是一個不受國家控制的巨大工坊的意義上是正確的，因為國家意味著階級統治的強制組織，而在共產主義下將沒有階級。但整個問題是：我們將沿著哪條路線到達共產主義社會？蒲魯東認為，工坊將通過聯合的方式，逐漸取代資本主義和國家機器。這被證明是最純粹的烏托邦空想。強大的工廠淘汰了工坊，而在工廠之上，卻崛起了壟斷信託財團。法國的工團主義者認為，而且他們中的一些人現在仍然認為，工會以當前的樣式將摧毀資本主義財產，粉碎資產階級國家。但這是不正確的。工會是發動總罷工的強大機器，因為發動總罷工的方式和方法與工會組織的方式和方法是一致的。但是，要使罷工真正成為普遍的罷工，就必須有一批“少數的發動人”，這批少數人將日復一日、時復一時地在群眾中進行革命教育工作。
很明顯，這批少數人必須不是按廠房或行業來組織，而是基於（共同認可）無產階級革命行動的明確綱領來組織。而這也正是我們所說的共產黨。
但是，通過工會機器才能夠進行到最理想程度的總罷工，是不夠於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的。總罷工是防禦的手段，而不是進攻的手段。 [1]
因為我們必須推翻資產階級，把國家機器剝離他們手中。資產階級的國家形式是依靠軍隊的。只有無產階級與軍隊面對面地碰撞，給軍隊內的反革命分子予以殘酷的打擊，並贏得軍中較好階層的支持，只有這種公開的無產階級起義，才能夠使無產者主宰國家的情勢。但是就起義來說，積極和集中的準備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不論在煽動性的、組織性的和技術性的工作上。 （革命家們）必須日復一日地揭露資產階級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罪惡：國際政治、殖民暴行、資本主義寡頭的國內專制、資產階級報刊的無賴；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在群眾之間）構成真正革命性的揭露，以及隨之而來的一切革命結論。對於一個工會組織及其任務來說，這些題目太過廣泛了。除此之外，還必須建立一個無產階級起義的組織支點。在每個地方工會支部、每座工廠和每間廠房內，都必須有一批思想統一而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工人，能夠在決定性的時刻以他們的一致行動贏得群眾支持，為他們指明正確的道路，保障他們不犯錯誤，保證勝利。他們必須滲透到軍隊中去。在每一個軍團內，都必須有一批緊密聯繫的革命軍人，在與人民發生衝突的時刻，隨時準備好並能挺身而出，號召全團的人到工人那邊去。這些思想慎密並在組織上互相連接的革命無產階級團體，只有作為一個集中的共產黨的細胞，才能完全成功地運作。如果我們能夠在不同的政府機構中，包括在軍事機構中，擁有我們真正的朋友，他們會公開或秘密地處於一切事物的中心，處於統治集團的一切計劃和陰謀的中心，並且會使我們適時地了解一切情況，那麼，這當然只會對我們有利。此外，如果我們能夠把少數忠於和獻身於共產主義革命事業的工人送進資產階級的議會，哪怕是與我們黨的合法組織和非法組織緊密聯繫在一起，無條件地遵守黨的紀律，在議會——資產階級的政治總部之一——中扮演革命無產階級的偵察員的角色，並隨時準備放棄議會的論壇而去設置街壘，那麼我們才會更加強大。
當然，親愛的朋友，這不是雷諾德爾，也不是森巴特（Sembat），也不是瓦雷納（Varenne）所倡導的。但是我們知道卡爾·李卜克內西。他也是一位議員。資本主義和社會愛國主義的敗類淹沒了他的聲音。但他確實設法在德國暴君的頭頂上拋出的幾句控訴和呼籲的話來喚醒了數十萬德國工人的意識和良知。李卜克內西從議會走到波茨坦廣場上，號召無產階級群眾進行公開鬥爭。從廣場上他掉進了苦役營，從監獄裡掉進了革命的街壘。他這位蘇維埃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熱情捍衛者，當時認為有必要參加德國製憲會議的選舉，同時他還在組織士兵共產黨員。他倒在了他的革命崗位上。李卜克內西是什麼人？一個工會會員？一介議員？一名記者？不，他是一位共產主義革命家，他克服一切障礙，找到了通往群眾的道路。他向工會發表講話，揭露德國內像儒奧和梅爾海姆的這等人物。他指導黨在部隊的工作，準備起義。他出版革命報紙和呼籲書，無論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他深入議會，以便在那里為同樣的事業服務，而在一天中的其他時間，他從事地下工作。
在法國無產階級內最頂尖的分子為自己建立一個集中的共產黨之前，它無法接管國家政權，無法摧毀資產階級的警察、軍事機器和生產資料的私有製。而沒有共產黨...工坊是不會消滅國家的。經過俄國革命的經驗，誰要是不能理解這一點，誰就完全沒有希望了。但是，在無產階級的成功起義把國家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後，一旦把有效的權力交給工會，它也絕對無法瓦解國家。工會按照著行業和生產部門組織工人的領導，而政權則必須是整個工人階級利益和需要的體現。這就是為什麼無產階級專政的機關不是由工會組建的，而是由全體勞動人民，包括千百萬從未參加過工會、第一次被革命喚醒的工人所選出的蘇維埃組建的。但是，創建蘇維埃只是一個開始。蘇維埃必須執行明確的革命政策。他們必須堅決區分敵人和朋友。它們必須有能力採取果斷的行動，如果情況需要，還必須採取無情的行動。俄國革命以及匈牙利革命和巴伐利亞革命的經驗表明，資產階級在第一次失敗後決不會放下武器。相反，一旦它確信自己的損失有多大，它的絕望就會加倍，精力就會加倍。蘇維埃的政權標誌著在國內和國外與反革命進行嚴厲鬥爭的政權。但是，誰來給由不同意識水平的工人選舉出來的蘇維埃提供一個明確的、明白的行動綱領呢？誰來幫助他們理解混亂的國際形勢，找到正確的道路？不言而喻：只有最自覺、最經得起考驗的先進無產階級，用統一的綱領緊緊地聯繫在一起。而這就是共產黨。
一些傻瓜（也許還有些惡棍）驚恐地指出，在俄國這裡，黨"指揮"著蘇維埃和工會。另一些工團主義者則說："法國工會要求獨立，不會容忍一個黨指揮他們。"但是，我再一次重複：那麼，親愛的朋友，法國工會怎麼會忍受儒奧——即法國和美國資本的直接代理人——正在指揮著他們呢？法國工會在形式上的獨立並不能保障不受資產階級的指揮。這樣的獨立是被俄國工會所拒絕的。他們已經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他們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就，是因為他們把像儒奧、梅爾海姆、杜穆林這樣的人趕出了自己的隊伍，而把真正的、有經驗的、堅貞不屈的戰士，即共產黨員放了進來。這樣，他們不僅保證了自己從資產階級中獨立出來，而且保證了自己可以戰勝資產階級。
我們的黨指導工會和蘇維埃，這是非常正確的。一直都是這樣嗎？不，黨是在同小資產階級政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同非黨人士（即落後分子或無原則分子）的長期鬥爭中贏得了領導地位。可以肯定的是，被我們擊潰的孟什維克說，我們是通過"暴力"的手段確保了我們對他們的多數。但是，那些先是推翻了沙皇的權力，然後又推翻了資產階級和妥協派的權力的勞苦大眾，儘管國家暴力機器掌握在後者手中，現在怎麼不僅容忍了領導蘇維埃的共產黨的"暴力"權力，而且越來越多地加入了我們的隊伍呢？這只能用以下的事實來解釋：近年來，俄國工人階級經歷了巨大的經驗，有機會在實踐中檢查不同黨派、集團和小集團的政策，用他們的行動來衡量他們的言行，從而最終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革命的每一個時刻、在挫折的時候和在勝利的時候，唯一始終如一的政黨，就是共產黨，也仍然是共產黨。那麼，如果每次勞動者的選舉會議，每次工會會議都把共產黨員選到最重要的崗位上，那是絕對自然的。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共產黨的領導作用。
目前，革命的工團主義者，或者更確切地說，像莫納特（Monatte）、羅斯默（Rosmer）等共產黨人在工會組織的框架內只佔少數。在那裡，他們發現自己處於反對派的地位，批評和揭露遵循改良主義——即純粹資產階級政策——的統治多數派的陰謀。法國共產黨人正是在這樣的立場上上活動在遵循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社會黨的框架內。
莫納特和儒奧不會有共同的工會政策嗎？不會的，他們是互相為敵的。前者為無產階級服務，後者以變相的形式，追求資產階級的趨勢。而洛里歐（Loriot）和雷諾德爾-龍格有沒有共同的政策？沒有，前者在領導無產階級走向革命專政，後者在使勞苦大眾服從於民族資產階級民主。
但是，莫納特與洛里歐的政策有什麼不同呢？只不過是莫納特主要是在工會事務的領域內活動，而洛里歐則是在政治組織內活動。但這只是一種分工。真正的革命的工團主義者以及真正的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必須聯合在共產黨下。他們必須停止在外來組織中做反對派。他們的責任是作為一個獨立的組織站在第三國際的旗幟下，與廣大群眾面對面地回答他們的一切疑問，並領導他們進行鬥爭，引導他們沿著共產主義革命的道路前進。工會、合作社和政治組織、報刊、軍隊中的非法圈子、議會的論壇、市議會等等，都只是不同的組織形式、實踐方法和不同的支持點。鬥爭無論擴展到什麼領域，都將是同一個鬥爭。工人階級構成了這場鬥爭的載體。它的主要先鋒隊是共產黨，而革命工團主義者們必須在其中佔據他們應有的地位。
L·托洛茨基敬上
19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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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托洛茨基註：然而，必須指出，歷史上曾有過在幾乎沒有工會的情況下進行的總罷工（1905年10月）。另一方面，法國工會召集總罷工的嘗試，到目前為止總是以失敗告終，這正是因為法國沒有一個領導的革命組織（共產黨），而這個組織能夠日復一日地為無產階級的起義作系統性的準備，而且它不僅是不時試圖即興採取壯觀的群眾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