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歧首次出现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 RSDLP)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时,它们仍然局限于组织问题上的次要分歧。直到在1905年革命中才出现了真正的政治分歧,列宁在他当年的出色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Two Tactics of the Social-Democracy in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中解释了这一点。战争和革命比任何事情都更能清晰地揭示政治分歧。(按:原文于2024年3月28日发布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译者:巧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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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革命对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思想发展的意义不可低估。列宁不止一次地指出,如果没有早先的经历,1917年的十月革命绝不会成功。
1905是充满极端危机和动荡的一年。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迅速暴露了遭受屈辱性失败的沙皇制度内在的腐朽。这只加剧了人们对该政权本有的仇恨。
1905年1月16日,普蒂洛夫工人爆发罢工,并开始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到1月20日,一场涉及456家企业、多达15万工人的大罢工正在进行。
年轻的工人阶级与沙皇主义展开了全面斗争,在这一过程中,自由反对派被排挤到了一边。列宁解释说:“人们的政治意识第一次被唤醒”。
没有人预见到俄国会被这样的爆发所震撼。俄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起初被误导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在1903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但党内许多同志对这次分裂的真正性质仍然一头雾水。
在革命的第一次冲击之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于1905年4月在伦敦举行。由于孟什维克没有参加,这次大会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大会。
列宁在《两种策略》中阐述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性。他解释了革命党必须如何在以下问题清楚确立自己的立场:1)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2)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3)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确切条件;4)在什么情况下,即在临时革命政府中没有社会民主党人的情况下,自下而上地对临时革命政府施加压力。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列宁指出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根本政治分歧,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哪个阶级将领导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孟什维克越来越显示出他们对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幻想。他们极力强调自己的领导作用。他们提出了两种“策略”:要么马克思主义者等待沙皇召集杜马(即半议会),然后试图“影响”杜马;要么马克思主义者领导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斗争。
他们声称,后者是不可能的。他们借口说工人阶级“还没有足够的阶级觉悟”,而起义会使工人“孤立”于资产阶级之外。孟什维克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才能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取得对沙皇主义的决定性胜利。因此,他们选择的“策略”就是让工人阶级完全从属于自由资产阶级。
但是,自由派资产阶级通过其喉舌《解放报》(Osvobozhdeniye)主张的并不是建立共和国和推翻沙皇制,而只是主张君主立宪制。也就是说,它准备与沙皇妥协,因为它更害怕已经发动起来的工人革命运动,而不是为自己夺取政权。列宁在《两种策略》中解释了为什么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确切地知道,究竟有哪些实在的社会力量反对“沙皇制度”(这是一种完全实在的而且是一切人都完全了解的力量),并且能够对它取得“彻底胜利”。大资产阶级、地主、厂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社会人士”不可能是这样的力量。我们知道,他们甚至不愿意彻底胜利。我们知道,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和沙皇制度作坚决的斗争:他们带着私有财产、资本、土地等过分沉重的镣铐,不能去作坚决的斗争。他们非常需要用沙皇制度及其警察官僚和军事力量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所以不能尽力去消灭沙皇制度。”
他总结道:
“不,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除此而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列宁极力主张这一点,并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口号,即平民和劳动群众的革命民主政权。
这与孟什维克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孟什维克的立场仅仅停留在采纳最广泛的口号上,例如要求成立人民制宪会议,甚至连君主制资产阶级也支持这一口号。这正源于他们错误的观点。
列宁对此提出了警告,他说:“在革命时期贬低原则上坚定的策略口号的意义,是再危险不过了”。
孟什维克把他们的抽象图式强加于现实。他们从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出发:在俄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资产阶级的,即推翻专制制度和建立民主政权。但他们由此得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即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领导,尽管资产阶级已经表现出了对革命的恐惧和仇恨。
孟什维克完全无法理解真正的阶级动态。列宁解释说,资产阶级革命不仅仅是从专制转变为共和制,它首先意味着土地革命,必须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并重新分配给农民。
列宁解释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俄国资产阶级永远都不会支持这样的一场革命。他们有太多的利益与土地财产挂钩:资本家也是大地主,并通过后者在银行的抵押与地主挂钩。为了推动彻底的土地革命,党必须领导无产阶级与农村农民结成革命联盟。但孟什维克根本不想领导无产阶级,他们只是在拖事件的后腿。
列宁在文中表达了他的挫败感:
“......我们得到的是对过程的一般描述,而丝毫不谈我们活动的具体任务 。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新火星派[即孟什维克]也能差强人意地描写和解释眼前的斗争过程,但是完全不能够提出进行这个斗争的正确口号。”
列宁对历史中的物质概念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坚持无产阶级需要有自己独立的政党和纲领。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托洛茨基正在与列宁并行发展自己对事件的分析,这与后者的思想有重要的接触点。托洛茨基在1906年出版的《结果与前景》一书中完整地阐述了后来的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同意列宁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由于其地位注定要扮演反革命的角色,他同样强调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才能扮演革命的角色。但他进一步解释说,在这两个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一略带代数色彩的口号,对这两个阶级将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没有定论,而托洛茨基则提出了俄国革命可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可能。1917年的事件证明了这一观点正确。
这个工人政府的目标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如土地改革、解决民族问题和建立共和国。然而,一旦完成了这些任务,工人政府将不会止步于此,而是被迫立即着手完成社会主义任务——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财产国有化、建立工人控制、国家计划等。
从这里开始,托洛茨基解释说,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世界舞台上蔓延并完成。虽然在《两种策略》中,列宁还没有提出俄国革命从资产阶级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但他也提出了俄国革命可能“将革命的火焰带入欧洲”的可能性。简而言之,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一切都建立在国际主义视角之上,这与斯大林主义者所信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斯大林主义者谎称自己继承了列宁的传统。
到1917年,列宁与托洛茨基的观点趋于一致。从这时起,他根据形势的变化,放弃了最初在《两种策略》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 "的口号,转而采用“无产阶级专政”。
直到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才重提列宁的“民主专政”口号。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将其与社会主义专政的思想对立起来,为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外交政策开脱。正如我们在1925年至1927年的中国以及后来的许多场合所看到的那样,斯大林的这一政策正是要使被压迫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运动服从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换句话说,在列宁的《两种策略》中,同样的口号在提出时已经过时,但在使用时却恰恰体现了与之相反的精神。
这本小册子是布尔什维主义发展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一时期,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革命与改良主义机会主义之间的政治分歧得到了巩固。通过这篇文本,我们真正了解了列宁的思想方法。孟什维克派只满足于分析形势,任由事态“自然”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自由派),而列宁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没有先例可循的历史关头制定了一条革命行动路线。
正是这一点让布尔什维克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最终导致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
在《列宁年选》系列的下一辑中,我们将把时间推进到1908年。1905年革命惨遭失败,俄国工人和被压迫者陷入混乱,士气低落。在意识形态倒退的时代,列宁创作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杰作,捍卫了运动的基本思想原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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