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国家”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都是最基础性的课题。这个课题在某些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也是占了主要的地位，如恩格斯的《家庭丶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以及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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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奇怪的是，尽管国家的问题具有巨大的意义，但却是一个即使是最先进的工人也通常不会注意的问题。这也不足为怪。如果人们不曾认为“国家”是某种无害的丶公正不阿的，并且是高於阶级或个人之间利益的东西——即认为“国家”只是“自然而然的”丶理所当然的东西——那“国家”对统治阶级而言就是没有用处的。
因此，将群众的注意力，聚焦到我们称之为“国家”的机构的真实内容上，是不符合建制当局的利益的。宪法丶法律丶军队丶警察，或其他名为“正义”的系统机关——这些都是当前称自己为“民主”的国家体制，最不想被窥视的禁忌。关於这些机关为何会存在？或者是如何丶何时被取代的？这些疑问几乎都没有被提出过。任何对於这些问题的严肃讨论，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丶不可接受或低俗的——就像在教堂内起誓一样。归根究底，“国家”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财产”。事情不就是这样的吗？
但事情却不是某些人所看待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指出，国家（这里指的是所有的国家政府），是某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行使压迫的工具。国家并不是什麽本来就有的东西。早在150年前，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明过，所谓的国家是：“整个资产阶级管理集体事务的委员会”。确实是这样。谁控制这个生产系统，最终谁就控制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的起源，是根植於生产关系，而不是个人的特质。早期人类社会里头，部落酋长的权威是取决於他在战斗的英勇战功，部落长老的威严是取决於他的睿智...等等的。但今日的国家，是一群不以真面目示人的个人丶匿名的官僚和工作人员管理的，而他们的权威是来自於他们被赋予的职务和头衔。国家机器是一只非人性化的怪物，在理论上是要为人民服务，但实则是作为他们主人的代表，并凌驾於人民之上。
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权力必然是集中化丶分层化丶官僚化的。在国家的最初形态，还带有着一种宗教性质，并融合了僧侣阶层的权力。这样的国家的顶点，是一位天选之人，还有由他带领的以官员丶公务员丶文人雅士，以及监督者们所组成的军队。书写创作本身是一门神秘的艺术，而只有这些少数人才知道。因此，最一开始时，国家的职权就是被神秘化的。真正的社会关系被以一种异化於社会的假像表现出来。
而直到现代社会也是如此。在英国，这种神秘化是透过加冕仪式丶庆典丶传统来刻意地培育出来的。而在美国，神秘化是由另一种的方式培养出的：即对总统的个人崇拜，而总统则是代表了国家权力的化身。任何形式的国家权力，都代表了一个阶级对整个社会的统治。即使是国家权力中最民主的形式，它还是代表了某一个单一阶级（即统治阶级）专政的立场，而这个阶级是拥有与控制生产资料的阶级。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作的历史分析时说：
“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於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毋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於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恩格斯，《家庭丶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而在恩格斯的精彩着作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毫无疑问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本质的最佳解读，而这本着作也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着作之一。这本马克思主义的关键着作，写於1917年的夏天，正值俄国革命的危机时刻。在书中，列宁解释了，“国家”在除去所有无足轻重的东西後，最後分析出来的就是“特殊的武装团体”：军队与警察。国家代表的就是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进行压迫的机构。
改良主义者与国家
在资产阶级的法律理论，将国家视为是一个在所有阶级与特殊利益之上，公正的裁决者。这是所有的改良主义者都共有的观点。但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每个国家的本质是由武装部队丶警察丶法院和其他机构组成的武装团体，并且是为社会中一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阶级就是资产阶级。
着名的法国作家安那托尔．佛朗士（Anatole France）曾写道：“在其崇高的平等之下，法律同时禁止富人和穷人睡在桥下丶在街上乞讨和偷一块面包。”几世纪前，雅典宪法的作者梭伦大帝（Solon the Great）就对宪法与法律十分精通，并得出以下结论：“法律就像蜘蛛网一般；小的用来捕猎，而大的用来撕裂。”这些文字用无情的现实主义，展示了资产阶级合法性的现实。
在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统治下，如英国丶美国或瑞士，只要大银行和大垄断资本家能决定一切事物，任何人或多或少都能畅所欲言。换言之，资产阶级民主只不过是大商业财团专政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几十年来，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府的经验，可以很容易地证明这一说法。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繁荣和阶级相对平静的时期，形成了厚厚的官僚阶层，而这个社民派与工会的官僚，对是工人运动来说是有力的刹车，因此也是资产阶级的主要防线。就像国家凌驾於社会之上一样，社民派和工会的改良主义官僚，也凌驾於工人阶级之上，并驾驭着工人们。
这些社民派与工会的官僚的任务，并非是要坚守民主的原则，而是要为维护他们本身这个控制了工人与青年，臃肿又放纵的官僚阶层的物质利益。在这方面，社会民主主义者，也非常类似於它所效忠的资产阶级国家。
统治阶级如何掩盖国家的本质
英国的统治阶级，将国家做为统治机关的作用趋近完美，并狡诈地将中世纪的遗留物，即过去的传统丶高贵典雅以及各种授勋仪式，做为其统治的遮羞布。就以君主制为例，就被表现为一个凌驾於所有社会阶级与政治之上的无害制度，彷佛就像是挂在墙上的老照片，许久以来已经无人去注意过了。
就是左派中最进步的人士，也没有了解到英国君主制的真正本质，而只把它当成是一种无害的不合时宜的制度。即使是那些自称持有共和制观点的人士，通常也将其批评仅限於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是一个可憎的丶浪费钱的制度。但这些肤浅的批评，也完全没有指出君主制中真正的反动内涵。
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到，君主制并非只是一种毫无任何权力的丶无害的不合时宜的制度。君主制是反动派的一项重要的後备武器。英国女王拥有各种强大的後设权力，以便国家进入危险状态时能够随时启动。毫无疑问，这样的权力将被用来对抗左倾的工党政府，因为左倾的工党政府试图挑战拥有并控制英国大部分地区的大型银行和垄断企业的权力和特权。尽管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是君主制的主要作用，也是统治阶级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君主制的原因。
最近，当英国女王循着反动派的保守党领袖鲍里斯．强森的“建议”，休闭了下议院（即冻结了议会），就展现了英国君主制的真正霸权。一个非民选的首相以及一个非民选的君主，联合起来要冻结一个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下议院！这件事引发了一些争议，但最终被一组同样非民选的法官所驳回。但这件小插曲却曝露了英国君主制的真正本质。这对於任何一个未来试图要执行社会中根本变革的工党政府而言，都是一记警告。
19世纪广为人知的《英国宪政论》作者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以一种诚实的方式解释了此一事实，他以最不恭维的说法质疑了维多莉亚女王以及威尔士阿尔伯特亲王：为什麽英国人民每年要付出一大笔钱，就为了维持“一个寡妇与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的生活？他这麽回答道：
“对於受过教育的数百数千人而言，整个议会制丶内阁制丶政党政治，以及其馀机关的体制，是有『效率』的。对於一般非知识分子的百万人民而言，这个体制则是有着『庄严』（可以形容成有演出效果的丶神秘的丶宗教性质的，或半宗教性的）意义的，并使人愉悦丶激发了想像力，为整个政治体制提供了动力，却从未提升过最无知或最愚蠢人民的知识。当然，这些与君主制之间密不可分；实际上，这就是君主制所有意图和目的。”（《英国宪政论》，第18页。）
白芝浩又写道：
“在英国，我们没有需要靠特殊的恐怖和单独的法案打压的奴隶。但是我们有一整个阶级的人民无法彻底理解宪政的观念——无法对没有人性的法律感到一丝丝依凭的人。的确，大多数人隐约知道了在女王以外，还有其他治理机构，以及她用以统治的一些统治规则。但是，就像多数人将更多的心力放在女王本身，而不是其他任何事情上，也因此女王本身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共和制中有一些人们难以理解的思想；而君主立宪制则是对人们而言是简单易懂的；对脑袋空无一物的许多人而言，它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要素，尽管对有着探求的好奇心的少数人而言，则是复杂难懂的法律与观念。”（《英国宪政论》，第34页。）
这些话表现的非常明白了。“无知的群众”不了解政治，也不能胜任投票的权力。但自群众征服了普选权，统治者就必须巧妙设计一种使他们满意的闹剧，而让真正的权力行使牢牢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中：
“最後，在立宪制下的皇室还有我在前篇文章中最後说明的那种功用。这种功用尽管到目前为止是最大的，但我无需在这里多加赘述。它起到了一种伪装的作用。它使我们的实际统治者在不注意的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变换。英国人对一种经选举产生的政府是不适应的。如果意识到他们离这种政府有多近，他们会感到惊讶，甚且几乎发抖的。”（《英国宪政论》，第48页。）
为了让群众从真正的国家事务上转移注意力，就值得统治者花大钱在授勋仪式和排场上。群众必须要对君主制忠贞不二，因此这就是一项投资，如同其他的投资一样。而以防情势走向不利的地步，这项投资同样也是一个必要的保险。英国与其他国家不同，这个国家没有成文的宪法，大多数法律都是基於判决先例。但基於必要的理由，这中间有很多灰色地带。例如，如果当一个民选的政府试图接管大银行和垄断大企业，会发生什麽事？白芝浩以他一贯的坦率回答这个问题：
“答案也许会是这样的：如果下议院的大多数想要一场革命，那他们应该进行一次革命；如果下议院毫无疑问地代表了人民社群的坚定信念，那这样的答案是让人满意的。但如果没有呢？有什麽方法可以确保，在这些极端的情况下，下议院将会代表人民社群的坚定意志？我们是否有任何理由能期望我们的内阁系统，能够应付这些暴力局势，而这个内阁系统又非常擅长调整政治上的行动，以适应公众舆论的普遍动荡？这个内阁是否能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动荡中长久存续？就我看来是没办法的。这样的社会实验从来就没有被尝试过。我们的替代内阁虽然属於不同的政党，但对於社会基础的看法上却没有任何不同。显然这个政治体制是以人民意志作为幌子，但让政客们能无後顾之忧地去琐碎争吵；并且可以确定的是，他们自己的缓和化作用，使他们免於无止尽的政治斗争压力的危害。但愿事情能一直如此吧。”（《英国宪政论》，第23至24页。）
反动派的後备武器
在一般情况下，英国社会中的矛盾，可以通过议会民主制安全地解决。但当议会民主制不再履行义务时，情况会怎样呢？当阶级斗争达到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极限时，情况会怎样呢？更重要的是，如果议会本身在群众的压力下，试图实现革命性的变革，情况会怎样呢？
白芝浩解释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君主制所起到的作用。总的说来，军队是效忠於具统治力的君主，而不是民选的议会。任何议会所讨论而来的法律，都需要英国女王的签字。藉由她拒绝签字的权力，女王便自动排除了一场宪政危机。而军队丶警察和公务员将服从谁？换句话说，我们有的，是“合法”地发动政变的所有条件。
英国女王能够休闭议会，并透过枢密院进行统治。枢密院是一个不常被提及，但更常是幕後黑手的国家机关——直到有一场全国性的紧急事态来做为解禁灯号，以便让它展现其真面目。君主制的各种後备权力，就像是刺客的一把袖中剑。因为无从查觉，所以这些权力就越加危险。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是这样说的：
“只要资产阶级议会还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只要资产阶级还不需要一些非议会的手段维持统治，王权便会很弱。但是一旦有必要，资产阶级就会集中包括王权在内的一切非议会力量，用来攻击工人阶级。”（托洛茨基，《英国往何处去？》，1925年）
而白芝浩也提出了完全相同的观点：
“国王还有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从理论上说只能在紧急情况下作极端的处理，而从法律上说则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使用。他可以解散议会。他可以实际上对他的大臣说：『这次议会把你推到了这个位子，但是我倒想试试我能不能叫另一次议会推另外某个人把你换掉。』 ”（《英国宪政论》，第71页。）
这种情况下，最终就是要搬出君主制的後备权力，而君主制要使社会大多数无条件的听命於它，後备权力就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要维持君主制以及围绕其周围的所有神秘感——至少到近来为止——真正的理由。正如白芝浩所指出的：
“神秘的崇敬，宗教般的忠诚，是构成真正君主制的基础。这些理念层面的情感，不是任何立法机构都能够在它统治下的民众中创造来的。政治中那些『半子女』式情感的继承方式，就如日常生活中真实的子女情感一样。”（《英国宪政论》，第3页。）
白芝浩又继续说：
“如果君主是神圣的，那麽最好他是不能被碰触到的。因为不证自明的，他是不会出错。不应让他过於接近真实的衡量。他应该是超然而孤独的。由於英国皇家的功能大部分是隐性的，因此它满足了这一条件。它似乎是在发号施令，但它似乎从不去斗争。它通常像谜一般隐身，有时也会像是在唱歌作秀，但任何情况下君主都是与人无争的。整个国家被分成各个政党，但带皇冠的代表人物不属於任何党派。它明显脱离了世俗事务，使它摆脱了敌意，又不会亵渎神圣性，使其保持神秘性，又使其获得各个对立党派的共同爱戴——对於那些仍受着不完善的教育，但需要一个象徵的人来说，君主就成了肉眼可见的团结象徵。”（《英国宪政论》，第40页。）
而在《英国宪政论》中，下面是其最有名的引言：
“一个具保密性的特权是异常的，并且也许是最最异常的。但是，这种保密性对於现在英国皇室的权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皇室是要用来崇拜的，如果你开始对其深究，就不是在崇拜它了。如果有一个对女王深究的委员会，皇室的魅力也就消失了。皇室就是靠神秘性而赖以维生的。我们不能把这样的神秘性摊在阳光下。我们不能让皇室进入政治的斗争，不然所有斗争者都是对其不敬；皇室就成了众多斗争者之一。”（《英国宪政论》，第53页。）
这位统治阶级的完美代表，以难以言喻的犬儒心态，揭示了英国君主制的内在机制和秘密。白芝浩的着作，值得每一个社会主义者，以及每一个努力思考的工人来仔细研究。
“无产阶级专政”
国家实际上是有组织性的暴力机构。这点对任何地方方的民主国家也是如此。而唯一的不同在於，资产阶级民主的假面具将这个事实掩盖了。但是这种幻觉，在当前国际之间动荡的动荡时期，将连馀地都没有。
工人阶级将会为了最进步性的民主诉求而战，也会对任何要削减过去他们在斗争中所取得的民主权利与解放的意图进行斗争。在英国，就是对君主制与非民选的上议院进行斗争，以清除所有封建主义剩下的垃圾。
在其他国家所进行的斗争也是如此。在西班牙，工人和青年面临着清理由於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人的出卖，而强加给他们的1978年反民主宪法的任务，而正是这些领导人背叛了工人和青年反对佛朗哥专政的英勇斗争。
没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日复一日的争取进步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将会是不可能的。这些日常的斗争包括争取民主诉求的斗争，以便为阶级斗争的最大化发展，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防御性的斗争可以转变为进攻性的斗争。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将会受到阶级斗争的考验程度，从而暴露出它的局限性。
在描绘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型态时，马克思所用的词是“无产阶级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这个词招来了许多严重的误解。今天的“专政”一词的意涵，与当时马克思所认识到的是不同的。在一个知道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恐怖罪行的时代，“专政”所让人联想到的是怪物极权丶集中营和秘密警察的噩梦。而这些噩梦甚至还没有出现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的想像里。
马克思使用“专政”这个词，灵感是来自於罗马共和国。在当时的罗马共和体制下，“专政”指的是在战争时期，先将正常统治搁置的情况。像斯大林俄国这样的专制独裁政权的想法，只会让马克思感到恐惧。在斯大林那里，国家会为了官僚的特权阶级而对工人阶级进行压迫。实际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工人阶级或工人民主政治统治的另一个术语。
马克思以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建立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理念。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历史上一篇荣光的篇章。这是史上第一次，群众以工人阶级为首，推翻了旧的国家政权，并开始执行社会变革的任务。在没有明确的行动计划丶领导或组织计划下，群众表现出惊人的勇气丶主动性和创造力。然而，最後总结下来，由於缺乏大胆而有远见的领导，以及明确的计划，导致了可怕的失败。
马克思和恩格斯详尽地对公社的结果进行总结，并指出了公社的进步以及其他的错误和不足。这些错误几乎可以追溯到领导层的失败。公社的领导人龙蛇杂处，从少数的马克思主义者，到更接近改良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分子都在其中。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它没有对安置在附近的凡尔赛的反动政府发动革命性的攻势。这给了反革命的势力集结和进攻巴黎的时间。反革命势力屠杀了3万多人。公社人民是真正意义上的被杀地尸横片野了。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现代国家是一个官僚怪兽，它吞噬了工人阶级所生产的巨大财富。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意，国家是一个洪水猛兽般的压迫机构，应该要将其废除。那麽问题是，如何废除？由谁来废除？用什麽取代国家？这些在任何一场革命中，都是最基础的问题。
无政府主义者只是在总体上和原则上反对国家机构。乍一看之下这样的立场似乎是非常革命性的，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为了证明这点，我们必须要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到其实践的过程中去看。1936年，无政府主义的工人们——西班牙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和最具革命性的部分——在巴塞隆纳的起义中异军突起，粉碎了准备加入佛朗哥反革命叛乱的法西斯主义者。
工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的局势。工厂被占领後置於工人的控制之下，而在巴塞隆纳唯一的武装力量，是无政府主义的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CNT）和左翼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的武装民兵。旧的国家政权已经被摧毁殆尽，而加泰隆尼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已经被架空。实际上，权力已经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中了。
连加泰隆尼亚的行政长官孔帕尼（Lluís Companys），都承认了工人掌权的事实。孔帕尼邀请无政府主义者的领导人们到他的办公室，并向他们致辞：“先生们，现在看来你们已经掌握了政权。你们应该要组建一个政府。”无政府主义者的领导人以反对所有政府为由，愤怒地拒绝了这一提议。就是一动作变成了摧毁了整场革命的致命错误。
事实上，当时无政府主义者们要在加泰隆尼亚建立一个工人政府是易如反掌的。他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召集由工厂委员会和工人民兵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然後将其本身构成为革命工人政府，而这个政府也可以呼吁西班牙其他地区的工人和农民效仿其作法。
如果无政府主义者这麽讨厌“国家”丶“政府”之类的字眼，他们大可以用“公社”或其他什麽都好，随他们高兴。但是，保证革命成功的唯一方法，是以组织的形式让工人阶级取得实际上的权力。但这才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拒绝的，而其结果就是一场灾难。在短短几个月内，资产阶级得到斯大林主义者的协助，重新建立了旧有的国家政权，并将革命击败了。1937年5月，斯大林主义者发动了挑衅，并将巴塞隆那的无产阶级彻底击溃。
在这所有进程中，无政府主义者的领导人们扮演了什麽角色？在拒绝组建一个加泰隆尼亚的工人政府後，他们随後加入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但政府正在清理西班牙革命的成果，并为佛朗哥的胜利做准备。无政府主义者各部会的部长（是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部长！）积极参加镇压巴塞隆纳的革命。费德丽卡．蒙特瑟尼（Federica Montseny）就亲自到工人所搭建的街垒，说服工人们投降。工人放下武器後，斯大林主义者立即对无政府主义者和POUM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西班牙革命的丧钟也就此敲响了。
西班牙革命的悲剧并不是个案。在一战前，法国的工会是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Anarcho-Syndicalists）所带领的。这些领袖们提倡以大罢工反对战争。但在1914年一战爆发後，这些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们就抛弃了他们的立场，加入了与资产阶级合作的爱国主义阵线，即所谓的“神圣联盟”（Sacred Unity）政府。
这一切都证明了托洛茨基对无政府主义的国家理论正确判断：“它就像是一把破伞，只在没下雨时有用。”托洛茨基在俄国内战期间，对马克思主义者看待这个问题的立场做了最好的总结：
“资产阶级说：不要碰国家权力，它是属於受教育阶级的神圣世袭特权。但是无政府主义者说：不要碰它，这是地狱的发明，是魔鬼的手段，不要跟它扯上任何关系。资产阶级说：不要碰它，它是神圣的。无政府主义者说：不要碰它，那是罪恶的。双方都说：不要碰它。可是我们说：不要只是碰它，要把它抓在手里，让它为你自己的利益工作，为了废除私有制丶解放工人阶级而工作。”（托洛茨基，〈革命是如何武装它自己的〉，第 1 卷，1918 年。）
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概括地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以现有的国家权力为基础，而是必须推翻和摧毁它。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概述了这一基本立场：“马克思的思想是，工人阶级必须瓦解丶粉碎『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能仅仅局限於掌握它。”
马克思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混乱思想，并且认为工人们需要一个国家机构来克服剥削阶级的反抗。但马克思的论证被资产阶级与无政府主义者所扭曲。工人阶级必须摧毁现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都是意见一致的。但在这之後呢？要进行这个社会的社会主义重构与变革，就需要有新的国家政权来实现。无论阁下们称这个新政权为国家也好，公社也罢，都不会有任何差别。工人阶级必须组织起来，并因此使其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
工人阶级需要有一个属於自己阶级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必须完全不同於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权。一个代表了社会绝大多数的国家，不需要庞大的常备军或警察部队。实际上，这样的政权也不说是国家，而是“半国家”的，比如说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绝不是一个官僚的极权怪物政权，它甚至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加民主——理所当然的要比今天的英国还要民主。
托洛茨基在个人的着作《被背叛的革命》中评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时指出：
“这种关於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大胆见解，在取得政权一年半以後，又以完整的形式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上，包括关於军队的一章。强有力的国家，但是没有官老爷；武装力量，但是没有军阀！并不是防卫的任务产生出军事和国家的官僚制度，而是社会的阶级结构，把官僚制度带入防卫的组织中。军队只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覆印本。为抵御外来的威胁，工人国家自然与其他国家一样，需要一种特别的军事技术组织，但是决不需要一个特权的军官阀阅。党的纲领要求用武装的人民，去代替常备军。”
“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一开始就不是原有意义的『国家』了，即不是用来压制大多数人民的一种特殊机关了。物质的权力，连武装在内，都直接并且立刻转到工人阶级组织（如苏维埃）手上。所以从无产阶级专政第一天起，那作为官僚机关的国家，就开始消亡了。”（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三章）
1917年十月革命的工人国家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所建立的工人国家，即不是官僚主义，也不是极权式的。相反地，在斯大林官僚主义从人民手中夺取控制权之前，这个国家是有史以来最民主的国家。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原则不是由马克思或列宁发明的，而是以巴黎公社的具体经验为基础，并且各个苏维埃是在1905年与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所自发产生的。
工兵代表苏维埃是由民选组成的议会，它不是由专业的政治家和官僚组成，而是由普通的工人丶农民和士兵组成。它不是站在社会之上的异化力量，而是基於来自底层人民直接主动行动的力量。它所制定的法律，不像资本主义强权所制定的法律。苏维埃也和当前欧洲和美国的先进国家中仍然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共和制国家中，那种普遍存在的权力完全不同。每当任何一场革命开始时，任何形式的苏维埃丶工人议会，或是类似於苏维埃的雏形机关，就或多或少的自发性地产生出来。
更早以前，恩格斯就曾说明过，任何社会中，当艺术丶科学和政府被少数人所垄断时，这些少数人都会出於自己的利益，去使用和滥用其地位。列宁很快也意识到，在俄国这种普遍落後的物质条件下，革命会出现官僚腐败的危险。
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与当今存在的官僚怪兽政权没有什麽共通之处，甚至也不同於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列宁是官僚体制的真正敌人。他总是一再强调，无产阶级唯一需要的国家政府是“从建立之初就注定要消亡且不得不消亡。”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指出了四条建立工人民主的基本条件：
- 全体人民自由而公平的选举权，包含立即撤换任何官员的权利
- 官员薪资不得高於技术工人
- 废除军队和警察，以武装民兵替代
- 每一位公民都要接受训练从事政府行政工作，最终由公民轮流在地方社区执行行政事务，促使官僚制度解体
列宁提出这些基本条件，并非是给成熟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世界的纲领，而是给一个工人国家初始阶段，即由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时期的纲领。这些工人民主纲领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对抗官僚体制的危险。这些纲领後来成为1919年布尔什维克党党纲的基础。
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即向一个以真正民主与能满足所有人生活需求，更高层次的社会形态的过渡，只能藉由工人阶级对社会丶产业，以及国家政府的事务，积极且有意识的参与来达成。要促成这样的社会转变，不会是靠慈善的资本家或官僚放手给工人掌控的，而马克思丶恩格斯丶列宁丶托洛茨基所有观点都是以此为基础。谁都看得出来，这一纲领是完全民主的取向，并且与官僚专制统治是绝对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的，否则它就什麽都不是。
是共产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
资产阶级及其辩护者，希望通过试图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与斯大林主义俄国的巨大官僚和极权政权等同起来，以便混淆工人和青年的视听。“你想要共产主义吗？看看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极权吧！这就是共产主义！柏林围墙就是共产主义！1956年匈牙利革命惨遭苏联镇压就是共产主义！苏维埃劳改营就是共产主义！”不只资产阶级与改良主义者这麽说，还有无政府主义者也都一直重覆这些论调，但这些都是最愚蠢的诽谤。
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建立的工人国家，与斯大林催生的官僚极权政权是截然相反的。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带领下，苏维埃国家的建立，是为了促进工人们参与政治经济的控制管理和核算任务中，以确保减少官僚的“特殊职能”，以及国家权力的持续增长。严格限制官员的薪水丶权力和特权，就是要防止形成一个特权阶级。如同列宁说明的：
“这个政权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同一类型的政权，其基本标志是：
（1）权力的来源不是议会预先讨论和通过的法律，而是来自下面地方上人民群众的直接的创举，用流行的话 来说，就是直接的『夺取』”；
（2）用全民的直接武装代替脱离人民的丶同人民对立的机构即警察和军队；在这种政权下，国家的秩序由武装的工农自己，即武装 的人民自己来维持；
（3）官吏，官僚，或者也由人民自己的直接政权取代，或者至少要接受特别的监督，变成不仅由人民选举产生丶而且一经人民要求即可撤换的官吏，处於普通的受委托者的地位；他们从占有能领取资产阶级高薪的『肥缺』的特权阶层，变为特殊『兵种』的工人，其报酬不超过熟练工人的一般工资。
巴黎公社这一特殊的国家类型的实质就在於此，而且仅仅在於此。”（列宁，《论两个政权》）
早期的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国家，而是劳动群众们革命力量的组织性的表现方式。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它是一个“半国家”的国家，一个如此建设起来的国家最终将要消亡，并融解於社会当中，而在没有武力或胁迫的情况下，为所有人的利益让位给社会的集体管理。这才是唯一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国家观点。
然而，由十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工人民主政权，并没有能存续下来。1930年代初期，上述的重点都被废除了。在斯大林统治下，苏维埃工人国家经历了官僚的堕落，最终以建立可怕的极权政权，以及对列宁所建立的党进行人身灭绝而告终。俄国的斯大林主义政治反革命中的决定性要素，是因为革命本身被孤立於一个物质环境落後的国家当中。托洛茨基在其着作《被背叛的革命》中，解释了这种政治反革命是如何发生的。
在俄国骇人的落後丶贫穷和知识匮乏的情况下，俄国的工人阶级无法掌握由自己所征服的政治权力。十月革命经历了官僚堕落的过程，导致斯大林主义的出现。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谎言完全相反，斯大林主义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物，而是它最大的仇敌。斯大林与马克思和列宁的关系，大概类似於拿破仑之於雅各宾党人，或教宗之於早期的基督教。
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当前，当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发动了反对提高生活水平丶工资丶养老金丶工作，以及生活条件的攻击时，有必要了解到，就算工人阶级从资本家那边赢取了更多的让步，这些让步也都只是暂时性的。今天老板右手给的，明天他们就会用左手收回去。在某个历史阶段，这将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极大加剧。
毋庸置疑，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民主途径，来捍卫我们的权利，并为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型做准备，包括参与地方丶区域和全国的选举。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的是，我们能理解，如果没有在资本主义下的日复一日争取进步的斗争，以及为了各种局部要求和改革而进行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不可想像的。只有这样，才能在斗争过程中，对群众进行组织和教育，这是打造社会转变的必要武器的唯一途径。
我们与资本家要将危机的重担置於工人阶级与千千万万个家庭肩上的任何意图做斗争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为争取一个真正工人政府做斗争，而这个政府必须要实施将银行丶土地和垄断企业国有化，并置於工人民主控制与管理之下的纲领。这是捍卫生活水平和来之不易的各种权利的唯一途径。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对那些厌倦了谎言与欺瞒的工人阶级说出事实，而事实就是，要解决当前危机的唯一方法，是通过社会的根本变革，来终结大银行和垄断企业的统治。任何其他的解决方案都将造成灾难的後果。幻想着当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权认真下定决心要改变社会时，资产阶级还会坐壁上观，这样的想法未免太过天真。一个工人政权成立後，必然会立刻面对到银行家与资本家的顽强抵抗。
资产阶级与其悍卫者总是指控马克思主义者是宣扬暴力。只要想想统治阶级掌握了大量的武器库丶全副武装的军队丶警察丶监狱等等，这种指控是非常讽刺的。所有历史都表明，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会不做抵抗的战争，就放弃自己的财富丶权力和特权——这意味着通常这些抵抗战争是没有下限的。每一次的革命运动都会与这种国家的镇压手段直接进行冲突。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宣扬暴力。我们准备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给予我们的每一个机会做斗争。但是我们不应该抱有幻想。在民主肤浅的天鹅绒之下，存在着银行和大企业专政的现实生活。人们被告知可以通过选举民主地决定国家的方向，但实际上，所有真正的决定都是由董事会做出的。一小撮银行家和资本家的利益，要比数百万普通公民的选票具有更大的份量。
统治阶级压根就不反对暴力本身。事实是，统治阶级就是靠着方方面面的暴力做为统治的基础。统治阶级所憎恶的唯一一种暴力，是穷人丶被压迫和受剥削的群众们，企图用一种暴力来为自己抵挡资产阶级国家的有组织暴力。也就是说，它反对针对其阶级的统治丶权力和财产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大企业的专政统治通常隐藏在面带微笑的假面背後。但在历史的重要时刻，资本的专政就会撕下“民主”的伪善假面，露出其狰狞的嘴脸。
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丶群众，是否有权为反对这个资本专政去斗争，并竭力去推翻它？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当然是这样认为的。这些开国元勋坚决维护人民面对暴政时武装起义的权利。《新罕布夏1784年宪法》中说到：“不反对任意的权力和压迫，是荒谬的丶盲目的，并摧毁了生而为人的美好和幸福。”这不失为一个理想的忠告。
革命是否就必然是暴力的？这要视实际情况而定。统治阶级总是垄断了暴力，而国家本身就是最好的呈现方式。但在社会中有种力量，也就是工人阶级的力量，只要将其组织并动员来改变社会，其强大程度甚至要超越最强大的国家政权或军队。没有工人阶级的许可，电灯不会发光丶车辆不会行驶丶电话不会铃响！一旦工人阶级这一强大的力量动员起来，地表上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工人运动就表现了这一强大力量改变社会的潜能。如果强大的工会组织能够为了革命动员他们所代表的千万工人，那麽他们将有足够的能力推翻资本主义。工会与改良主义政党的领导手中握有的工人阶级的力量，足以和平地进行社会的变革。但如果这些领袖不打算启用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那在可预见的未来就将导致暴力的结果，而改良主义政党的领导必须负全责。
没有改良主义领导的帮助，资本主义将无法长久维持其制度。但问题正是在於这些领导人不打算发动一场与资本主义的严肃斗争。相反的，他们害怕这样的斗争，就像魔鬼害怕十字架。因此托洛茨基在最後总结：
“现在，危机轮到了无产阶级——主要是它的革命先锋队头上。人类的历史危机已经化为革命领导的危机。”（托洛茨基，《过渡纲领》）
当前国际间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与青年为坚实基础的革命趋势组织，而没有革命性的理论，就不可能建立这样的革命趋势组织。革命政党是工人阶级的集体记忆。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让工人与青年回首过去的伟大革命传统，并促进他们对於马克思丶恩格斯丶列宁丶托洛茨基的经典文本的融会贯通。在这些文本中，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地位举足轻重，而这本一百馀年前写成的着作，在今日仍然意义重大。
2019年11月15日，写於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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