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当时的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的领导阶层完全迷失了方向。这些领导阶层无法理解当下的情况，而这标志着第四国际这个组织走向终结的开端。
不过，在简单分析第四国际最终崩溃的原因之前，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引用自当时的第四国际领导阶层的一份文件中的重要言论。请读者们记得，这其中的所有内容都写于1946年，当时正逢资本主义正要进入其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而苏联也因二战而变得非常强大。我们相信，这些言论能够体现第四国际领导阶层的观点。（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04年10月26日。译者：Kostya，刘若望，Lou）
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
“尽管当前的革命工人运动存在个别弱点，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正面临着一个资本主义稳定并且发展的新时期。”
“在被战争削弱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的国家，经济活动复苏将特别缓慢，因此这些国家的经济保持在几乎是停滞和衰退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寄望政治民主力量的长期地、相对充分与稳定地发展，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资产阶级自战争结束以来所给予的少数对民主的让步，一方面是群众压力的结果，而另一方面是各个改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政党的阶级调合主义与投降政策的结果。”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性危机，以及一场世界性革命浪潮，而毫无疑问的，这些情况会在世界不同地区以不同的节奏发展，但又会不停地从一个中心到另一个中心之间，进行相互的影响，因此决定了未来的形势是一场长期的革命形势。”（原文的重点）
“当前所有国家的事件都表明了，建立第四国际政党的客观可能性从没有像现在这么大过，并且这个可能性不断地在增加着。”
“我们首先要坚定地认为，我们带着热情与信心去建设第四国际政党的必要前提，也就是极大的革命可能性已经存在于世界上。”
“在苏联及其官僚体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背后，潜藏着其存亡已经进入了危机的现实。”
引自《新帝国主义的和平与第四国际政党的建立——第四国际预备会议通过的决议》（1946年4月）
我们拿上述的引文，与以格兰特（Ted Grant）为主要理论家的英国革命共产党(British RCP，以下称英革共)的领导阶层所说的来比较一下。尽管英革共的领导也不能够预测到接下来会有一场长期的战后经济繁荣，他们也能够看到当下的时期，是一个经济复苏与社会体系稳定的时期。
“与试图用资本主义复兴和未来的民主化的观点，来诱骗群众的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不同，国际预备会议的决议百分之百正确地强调了这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衰退与崩溃的时代。但是该决议试图为我们自己的干部对当下经济的观点提供指导——也就是我们下一步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因而我们目前的宣传与战术又是什么——那么这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目前的危机和低水平生产，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经典意义上理解的经济危机。这是一场由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战争而将生产力集中，以及战争破坏了生产力所造成的'生产不足'的危机。”
“资本主义自行崩溃的理论完全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观念。列宁与托洛茨基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过，如果资本主义不被领导群众的革命政党趁其各种困境与危机时，有意识地去推翻掉它，那么它总是可以找到一条出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再次说明了列宁与托洛茨基观念上的深刻正确性。”
“与此同时，第四国际的各个党派还很弱小，这个阶段上只算得上是小宗派，而这让资本家有办法避免资本主义经济的衰退与崩溃。这为西欧稳定而迅速的复兴提供了条件。” （原文的重点）
“如果第四国际拒绝承认将会有不可避免的经济恢复，那么它只会让自己蒙羞，并且第四国际会误导它的干部与广大群众，因为它预测西欧会经历长期的衰退与缓慢的恢复，而事实并非如此。”
（引自《经济情势纵观-对国际会议决议的纠正意见》与《新帝国主义的和平与第四国际党派的建立》1946年12月）
我们可以从上述引文看出，1946年第四国际的领导们，并没有透彻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方法”。对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科学方法，而是被死板地运用的教条。他们所作的无非是重复了第四国际在1938年的政治纵观。他们忽略了单一的纵观并不能成为具体蓝图的事实。纵观只能够勾勒出大概的进程——有时当事态逐渐发展，纵观也需要从根本上被修改。那些“领导”对此一窍不通。
这些第四国际的领导们忽略了真实发生的进程，而仅仅试图把自己的主观欲望强加到现实之上。想必他们是认为，承认资本主义有任何恢复元气的可能都会打击他们的士气。最终是他们的确是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错误导致了托洛茨基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第四国际的瓦解。
托洛茨基预测二战结束后会出现一波革命浪潮，就像一战后那样，并且他希望第四国际能够成为这一次工人运动的中流砥柱。革命浪潮的确出现了，这个观点被证实是正确的。希腊内战、意大利与法国境内的战后立即的反抗与罢工、1949年的中国革命、整个殖民地世界的独立斗争、英国1945年选举中工党的压倒性胜利，都证明了托洛茨基的预期是正确的。
问题是第四国际当时的力量太弱，以至于无法在这些事件中起到主要作用。如果革命政党太弱小，或是时机不合适，那么革命性的时刻就会过去，机会也会丧失。这样的后果是诸多战后革命运动的历史性失败。即使在革命成功的地方，例如中国，新生政权也以苏联模式的斯大林主义，也就是堕落工人国家的形式出现。这些革命不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然而这些都增加了斯大林主义的力量。与第四国际领导预测的完全不同，俄国斯大林主义政权并没有面临立即的危机，而是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斯大林主义的力量在西方世界也增强了，因为在许多工人眼里，俄国看似是在“传播革命”。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分崩离析便是在那段时期开始的。那时的第四国际领导阶层完全没有能力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你读过那些领导，如当时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American SWP）领导坎农（James Cannon）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的著作，你就会发现他的立场完全是错误的。他的立场是资本主义面临着紧迫的危机，因而革命运动的发展将会在短期内实现。他甚至在著作中的某一处否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1946年，第四国际举行了“国际预备会议”。曼德尔（Ernest Mandel）和其他人起草了该会议的宣言，但是它完全和现实冲突。第四国际的领导发展了一种理论，即任何经济繁荣都是不可能的。而事实证明这个理论完全是错误的。由于斯大林主义与改良主义领导的各种理论，工人阶级被打败了。第四国际实力太过弱小，因此不能阻止这些失败。
战后工人阶级的失败是经济好转的主要政治前提。美国通过二战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力量。美国是主要的从战争生产中积累了巨额利润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为了避免欧洲革命，美国向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注入了大量资金，以振兴其经济，这就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战争造成的破坏意味着必须进行大规模的重建计划。所有这些都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第四国际的领导无法适应这些变化，他们不理解有必要重新评估情况。事实是，他们认为通过承诺革命“马上就到来”就可以团结起来。这样的政策只会导致一个国际革命组织的分裂，而后来情况也正是如此。
正如列宁所说的，如果不改正错误，那么就会不断地犯错，而最终结果就是宗派主义。第四国际的所谓“领导”没有理解他们在40年代的错误，于是沿着堕落的道路走了很远，提出了各种奇怪的理论。他们从立即革命转向了欧洲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的理论——这完全是的180度的大转向！例如在1968年4月，曼德尔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二十年内将没有欧洲工人阶级的运动了。可这段发言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法国工人运动的前夕！他们在1946年看不见的现实，在1968年也看不见。
第四国际的英国支部，也就是英革共，理解了当时正在发生的变化，并且发展出了新的观点。英革共的主要理论家是格兰特。他在2004年的今天仍然活跃，并且是《社会主义呼唤报》编辑部的一员。如果你进入到《卫马网》你将会发现一本叫做《不间断的传承》（The Unbroken Thread）的书。这本书是格兰特1938年至1983年的著作选集。在其中《1946年经济纵观》的文章里，你会找到对逐渐发展中的经济上扬的分析，一个对于事物是如何发展的更清醒的评估。这份文件中反映的分析，与英革共对第四国际1946年观点的纠正意见中使用的分析相同。
我们已经谈过，第四国际的领导们就像上述引文表现出来的那样，在俄国问题上犯了错误。斯大林主义俄国在当时得到了巩固并且在扩张其势力范围，而不是面临着危机。在中国问题上第四国际的领导阶层也错了。他们说毛泽东已经与蒋介石妥协并且背叛了革命。格兰特在中国问题上的著作（见《论中国革命》，1949年1月）揭示了一个对形势发展更准确的理解。
第四国际的领导阶层接下来又在东欧的未来局势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刚开始他们拒绝接受东欧的政权是按照苏联模式制造出来的观点。接着他们转向了另一边（却没有给出解释），甚至宣称其中一些国家（如中国、南斯拉夫）是“健康的工人国家”，却又在这个定义变得不可接受时立即抛弃了它。
这一切足以表现出曼德尔、坎农，以及其他的第四国际领导在战后的方寸大乱，而这导致了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逐渐背离。这样的情况稍后造成了第四国际一次又一次的分裂，以及最终的瓦解。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尽力在第四国际的残骸中抢救，但是余下的势力力量弱小。直到几十年后我们才能说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重新兴起了，不过这是另外一件事，我们会在其他地方讨论。
《新帝国主义的和平与第四国际党派的建立》和《经济纵观—对国际会议决议的纠正意见》，这两篇文章应该被放到一起来阅读，因为它们可以为了那些在今天寻找革命出路，以用来来打破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僵局的工人与青年们提供许多教育。对比我们与第四国际领导阶层运用的两种不同方法，然后做出你自己的判断吧。
如果群众的革命热情被背叛（当革命的时机成熟），而工人阶级被击败时，就会发生我们在整个历史中看到过的类似状况：只有工人阶级中先进阶层的残余部分会保持活跃，而他们常常会对政党和工会的官僚体制变得更加忠诚。他们从失败中总结出错误的结论，而这进一步阻碍了整个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捍卫革命理念变得更加困难，马克思主义者也会发现他们更孤立无援。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极左翼（以及改良主义）的宗派倾向可能会发展起来。在巴黎公社运动失败后，无政府主义者在第一国际内形成了一股力量。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被用来解释第四国际的领导们的极左倾向——而这是由二战后革命运动的失败导致的。
如果我们不理解阶级是如何运动的，我们就可能会在类似情况下做出错误的判断，一部分先进工人也会如此。当工人运动浪潮退散时，工会与大型工人政党中的官僚体制就会变强。一些先进工人会继续对抗官僚体制，却无法得到工人队伍中的帮助。由此他们断定这些组织已经变得过于官僚化，以至于他们无法在其中工作，并最终离开原本的组织去建立新的工会与政党，以提供工人阶级另一个政治选择。不幸的是他们发现在官方组织之外工作并不简单。这是因为解决官僚问题没有捷径与魔法公式。如果革命运动因为过去的失败而出现了衰退，你不能简单地靠建立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或者忽略现实去寄望于马上到来的革命来解决问题。工人运动有自己的节奏和时机。你不能过早地强迫它去加快脚步。
我们必须学习历史经验来为未来的斗争发展出新纵观。第四国际的崩溃，一部分是由于客观环境，但是我们也要记住英革共的领导们没有屈服于这样的环境。为什么？因为他们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方法。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魔法水晶球，而是一种科学方法、一份行动指南。
今天的工人与青年已经被资本主义危机压迫到了再次反攻的边缘。我们马上就会有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去继续—并最终完成—那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提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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