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原文于4月5日发表在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加拿大支部网站上。译者：Affor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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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早已停止了其对人类的推动作用，且早应该在很久以前就被工人阶级推翻了。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目前仍还没有发生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就在于革命政党作为领导角色的作用。这篇文章基于2021年蒙特利尔(Montreal)马克思主义冬季学校里所做的演讲，着眼于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来分析世界工人阶级运动中所得到的丰富教训。
2020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主义已经通过新冠肺炎病毒在数百万人的眼中暴露出了其制度的完全破产。统治者们说我们是“同舟共济”的这类神奇咒语已经作为一个谎言而被揭穿了。在世界各地，利润总是先于社会需求。在数百万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的同时，富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有。而在美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中，数百万的人们正在饱受饥饿之苦。
新冠病毒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加剧了过去十年一直以来都保持着的上一次经济危机的影响。自2008年的危机以来，财政紧缩政策对公共服务的破坏，工人不是停滞不前就是下降的实际工资使年轻人们成为二战以来第一代比他们的父辈要更加贫困的一代人。
社会主义思想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正在卷土重来。今年，不能被指责为是向马克思主义偏袒的共产主义受害者基金会(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Foundation)发布了年度调查，发现16到23岁的Z世代（译者注:Z世代一般指欧美国家1995-2009年受互联网等新型科技影响的一代年轻人）中有49%对社会主义有好感，比2019年上升了9个百分点。在美国人中，这一比例从36%上升到了40%。在这个麦卡锡主义的发源地上，有18%的Z世代认为共产主义是比资本主义体制更公平的制度!
这些数字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令人惊讶。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毕生除了紧缩、生活水平下降、恐怖主义、帝国主义干预和环境破坏之外没有其他的经历。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已经不复存在。许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希望看到资本主义被革命所推翻的结局。
条件已然成熟
现实表明资本主义体制长期以来一直是人类发展的阻碍。它早就应该被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推翻了。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至今还没有发生呢?
这当然不是因为缺乏建立生产过剩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条件。毫无疑问，从经济角度来看，满足人类需求的所有条件都存在。我们有办法养活所有人。技术和知识的存在可以在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时候与自然和谐相处。像亚马逊和沃尔玛这样大公司的存在证明，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配送是可能的。而许多困难或危险的工作也是可以被机器所取代的。
马克思解释说，资本主义体制通过创造工人阶级来“生产它自身的掘墓人”——这个阶级在我们周围建造建筑，生产我们所需要的消费品，分发商品与服务。他还解释说，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只出现在少数思想家头脑中的优秀的想法。他表明，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工人阶级是能够通过控制生产资料去领导斗争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去克服老板、银行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他们的政治家的反抗。今天，这个阶级(不同于马克思时代)构成了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一旦这个阶级动员起来下定决心去推翻资本主义，没有事物可以去阻止它。
那么，为什么工人阶级目前还没有用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体制呢?
怪罪于工人？
列夫·托洛茨基是列宁身边的俄国革命领袖，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写了一篇题为《阶级、党和领导——为什么西班牙革命会失败》的文章。
这篇文章如题地着眼于1931-39年的西班牙革命和其失败的原因。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这场革命。现在只需要说，尽管发生了无数次起义、工人控制工厂和农民控制他们土地的自发行动，尽管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和丰富的斗争传统，但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依旧没能夺取政权。1939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领导的法西斯政权最终成立并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
托洛茨基的著作虽然很短(托洛茨基在完成它之前就被暗杀了)但却蕴含了黄金般珍贵的教训，并解释了这种革命失败的原因——以及如何为胜利做准备。这篇著作是今天的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必须要去阅读的。
《阶级、党与领导》开始于一场论战，论战的对象是一个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小期刊《怎么办(Que faire)?》。在这篇文章中，《怎么办？》把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解释为：工人阶还尚“不成熟”。如果西班牙革命遭到了失败，那么错误就应该归结于群众自身的问题。
这种指责群众的思想在今天的劳工运动中是很普遍的。事实上，对于许多左翼人士来说，责任在于还没有推翻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本身。
工人阶级被指控为是因为“太软弱”才无法改变世界。这是一些左派人士对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的委内瑞拉革命未能完成的解释之一。尽管工人们在2002年政变期间进行了历史性的动员，尽管工人们多次投票给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的社会主义党(PSUV)，尽管工人们控制了他们的工作场所，尽管工人们最后成功抵制了自2019年以来的进一步政变，可却仍然有人说委内瑞拉的工人阶级实在是太软弱了。
例如，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PSUV)的主要成员赫苏斯·法里亚斯(Jesús Farías)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就声明,”我们可以不用害怕被误解地说，在国家中，社会变革进一步加速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就在于工人阶级在组织、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软弱而导致的它不能在今天发挥它作为社会进步主要动力的角色的作用。“
2015年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政府的前财政部长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就是这种趋势的另一个例子。在2013年的一篇被有趣的命名为《一个古怪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白》的文章中，其把欧洲的危机解释为”孕育出的不是一个进步的替代物，而是一种极度的倒退力量。”在他这么说的同时，希腊工人阶级自2008年以来已经举行了30次大罢工了！他对工人阶级没有一点信心，就只看到了“倒退”的可能性。他声称，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去建立一个其中“包括右翼分子”的广泛联盟来去拯救欧盟，并“拯救资本主义它本身。”
其他记者、知识分子和所谓的左翼人士也表示：工人阶级不希望变革，也不会被“左翼”的计划所吸引。而这也是英国著名的左翼记者保罗·梅森(Paul Mason)的观点。
在英国，成百上千的人热情地加入了工党，随之而来的是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在2015年成为了工党党魁。而自从2019年他大选失败后，科尔宾就不再是工党的领导人了；该党的右翼也在新党魁基尔·斯塔默爵士(Sir Keir Starmer)已经开始了的进行的清除党内左翼的肮脏工作之下重新获得了党内的控制权。
梅森(Mason)紧随着科尔宾的失败，认为对于英国的“传统工人阶级”来说，某些“左翼议程的一些部分使工人们丧失了兴趣：开放的移民政策、对人权的捍卫、普遍的福利政策，以及最重要的反军国与反帝国主义的政策。”全民福利政策，多么可怕啊！他还补充道，“这是否有助于我们向畏惧变革的选民们去讲述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
所以问题在这里就变成了是工人阶级不想要改变——害怕改变。对于梅森来说，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去支持英国工党温和派的领袖基尔·斯塔默。梅森对工人阶级改变社会的能力完全丧失了信心ーー如果我们假设他曾经有过这种信心的话。
所有这些人所表达的都可以归类于同一个观点，那就是：是工人们自己不愿意或者不能去改变社会。
这些观点暴露了一件事实：这些人对工人阶级去进行革命，去改变社会，去自己管理社会的能力没有丝毫信心。这些观点被各种各样的记者，自由主义者和学者所推崇。然而，他们也通过工会的官僚机构渗透到工人运动中。通常情况下，被选举出来担任领导工作的工会领导人会指责工人们，因为这些工人们可能“不想战斗”。
领导层的危机
马克思主义应该怎么去回应这些申论呢？为什么工人阶级到现在还没有推翻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的出发点一向是工人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根本作用。马克思主义者也与那些蔑视工人阶级抱着悲观主义与犬儒主义的知识分子和记者毫无共通之处。所谓工人阶级“太软弱”而不足以推翻资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在过去的100年里，在无数次的事件中工人们都站了起来去反抗剥削者并改变社会。他们已经在许多场合用他们自己的力量竭尽所能地去做了。
但几乎每次都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不管是工会还是工人政党——阻止了运动。他们选择去与资产阶级妥协，而不是试图夺取政权。许多革命都被运动的领导人以这种方式阻止了。列夫·托洛茨基在他的《过渡纲领》中正确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人类的历史危机已经演变成了革命领导的危机。”
然而，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落入这一立场的错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工人总是准备好进行革命，他们只是在等待社会主义领导人为他们指明道路。 说工人运动的领导起着刹车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如果我们有社会主义者领导工会，如果我们有一个革命组织领导工人运动，那么革命就会立即爆发，并自动地推翻资本主义。
阶级意识
工人阶级意识的演变并不是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去进行的。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工人们会逐渐开始认识到组织自己的必要性。在与老板的斗争中，建立工会是为了保护工人。最终，工人们会成立组织、政党来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马克思也解释说，没有组织，工人阶级只不过是被剥削的原料。通过斗争历史的不断发展，工人阶级会开始通过工会或其他组织参与政治。这个过程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且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工人群众得出结论，即组织起来是不可或缺的，是一回事；他们得出用革命去推翻资本主义是必要的结论，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工人阶级参与斗争时，他们不会自动地得出革命性的结论。
确切的说，人的意识不是革命性的，意识通常是非常保守的。人们固守旧的观念，固守旧的传统， 固守已知的舒适圈。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希望能够在体面的条件下和平地生活。 谁又能责怪他们呢？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工人们不是为了发动罢工而去找工作的。
革命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例外，工人们并不总是在斗争，正是恰恰相反。
然而，有那么一些时候只是现状单纯的不能维持下去了。数百万人受够了。紧缩政策落在了工人身上。一边生活成本不断上涨，一边工资却停滞不前。同时公共服务则实行了私有化。但显而易见地，富人则是变得越来越富有了。
创造革命的不是革命者或社会主义者，而是资本主义创造了迫使数百万人起义的条件。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前一天无动于衷，到第二天就走上街头。昨天还落后于事件发展的意识， 轰的一声赶上了现实。这就是革命发生的时刻。
创造伟大革命的不是革命者，而是资本主义的条件，它把群众推到了他们容忍的极限之外。图为2011年在开罗解放广场抗议的数百万人。//图片来源：Jonathan Rashad，Flickr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意外”引发了一场革命。2010-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开始于突尼斯，当时一名年轻的街头小贩在当地首长办公室外自焚了。而这就是点燃这场战火的火花。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场群众运动，而这最终推翻了突尼斯的独裁统治。这场运动随后蔓延到埃及， 然后又蔓延到整个阿拉伯世界。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愤怒只是需要一点火花就足以点燃。在几乎每一次革命中，你都能发现类似的事件。
什么是革命? 托洛茨基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这样解释：
“革命最不容争辩的特征就是群众对历史事件的直接干预。平时，君主制国家以及民主制国家都是凌驾于民族之上的；是这方面的专职人员——君主、大臣、官僚、议员、记者在支配历史。可是在那些转折关头，亦即当旧秩序根本不能为群众所忍受的时刻，他们就会摧毁把他们和政治舞台隔开的障碍，推翻自己的传统代表，用自己的干预为新制度建立出发阵地。这到底是坏还是好，让道德家去评判吧。我们自己则要把握事实，认清它们是怎样被客观发展进程赐予的。对于我们来说，革命的历史首先是群众对掌握他们自身命运的领域实行强有力干预的历史。。”
这句话完美地概括了革命的本质。它首先是群众的参与——今天绝大多数则是由工人构成——再去登上历史的舞台的。
如果我们回顾过去 10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就会发现革命并不少见。事实上，没有一个十年是没有发生过至少一次重大革命的。
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1923年的德国革命和1925年到1927年的中国革命; 1931年至1937年的西班牙革命;1936年的法国大罢工;1943年至1945年意大利、希腊和法国的革命浪潮和1949年的中国革命;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 1968年5月的法国革命;1970-73年的智利革命; 1974年的葡萄牙革命; 1980-83年的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1983-87年布基纳法索的革命; 1998年印尼革命地推翻独裁政权;2000年代在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革命; 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历史中不时会出现这样的时刻：群众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然后走上街头，把他们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革命可以比喻为地震。没有人能准确预测地震将会何时发生。而且地震通常很罕见。但是我们可以研究板块构造。我们可以知道地震发生的条件。地震并不总是发生，但它们最终是不可避免的。
革命也是如此。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测革命何时来临。但我们可以研究经济状况，观察工人们日益增长的愤怒情绪，来预测一个革命时代的来临。
而不同之处则在于，革命是由人类创造的。我们可以为它做准备，我们可以在让革命以胜利而告终的方面发挥作用。可是我们要怎么去做这件事呢？
自发性？
那么，怎么在实践中进行革命呢？如果工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资本主义一下子就推翻掉，那就没有必要发展革命理论。也就没有必要在工人的运动过程中讨论思想、纲领和具体措施等等。更没有必要去建立组织来捍卫这样或那样的纲领了。
在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有很多关于群众运动自发性的讨论。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理
论几乎都回到了同一种观点，即群众可以用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发性活动去实现一种无阶级社会。例如，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在他最著名的一篇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中解释说，他的贡献是“指出在革命时期，在一个大城市中——如果那里的居民接受了这个想法——那他们就能够按照共产主义的路线自由地把自己组织起来。”因此，他在这里暗示，工人们可以用革命自发地去推翻资本主义。然而，克鲁泡特金并没有解释应当如何让当地居民“接受”共产主义。
毫无疑问，在所有的群众运动中，所有的革命中，都存在着自发的因素。它甚至在一开始就作为一种力量而存在。自发性让数以百万与政治无关的人涌上街头，震惊统治阶级。大多数情况下，革命的爆发甚至也会惊讶到那些坚定的革命者。在 1917 年俄国的二月革命时期，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就远远落后于事件的发展，以至于在示威游行的第一天，他们竟然向工人们提议不要走上街头！
但是自发性足以推翻资本主义吗? 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不够的。
实际上，在每一次运动，每一次斗争，每一次革命中，无论这些事件看起来是多么地像自发进行的，都有一些团体或个人在其中发挥着领导的作用。
不管我们希望与否，广大劳动者通过组织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至少通过那些赢得同伴的信任来担任领导角色的个人表达自己的意见。
即使是在看似自发的运动中，也有人在一般的集会上发表演讲，去说服他们的工友们进行罢工。一个组织或个人编写传单去向工人提出的罢工的观点。一个组织或个人提出去占领工作场所的意见。以上的这些想法从来都不是无中生有的。
反之，在工人运动中，组织或个人也会动用其权力对斗争运动进行阻碍。个人或组织可能会要求结束罢工。一些人会告诉你，占领工作场所在是在侵犯老板的财产权。
这场思想和方法的战争并不是在事先就决定好的。不是所有的工人都会在同一时间得出同样的结论。少数人会比其他人更早地意识到占领工厂、大罢工以及其他活动的必要性。在革命中，少数人会明白工人掌控经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他们的工作就是组织起来说服剩下的工人。
即使在一场看似自发的运动中，组织最终也会发挥主导作用。
正如托洛茨基在《阶级、党和领导》一文中所解释的:
“历史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过程。但阶级并不能自动且同时地施展他们的全部力量。在斗争的过程中，阶级创造各种各样的起着重要且独立作用的机构，这些机构易发生变形。…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政治领导层能变成一个决定性因素，有如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总司令的作用。历史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否则，为什么需要领导？为什么需要党？为什么需要纲领？为什么需要理论斗争？“
工人运动内的不同趋势通过不同的组织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者也需要组织起来，建立一个革命性的党派。
什么是革命党
“党”这个词在如今的工人运动和年轻人中有着消极的意味在里面。而这是有理可循的！现有的政党拼命将这些层面尽可能地推开。即使是所谓的“左翼”政党，一旦掌权，也会屈从于银行的指示，帮着资本家做一些肮脏的工作，其有时候甚至比右翼更加可恶。2015 年，希腊最近的左翼政府之一，左翼激进联盟党(Syriza)就是这种情况。
当马克思主义者提到，我们需要一个革命政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指一个选举机器。一个政党最初的也是最首要的就是理念，一个基于这些理念的纲领和去实现这样一个纲领的方法，也只有一个具有这样结构的组织，在整个运动中才能够在传播纲领的同时，赢得人们的支持。
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组织起来的趋势已经存在于工人阶级当中，也正因如此形成了工会和政党。而工人运动的不同趋势也通过不同的组织或团体表现出来。
工会从本质上讲，其目的是尽可能多地使工人们聚集到一起。谁会打算让工会只将革命的工人囊括于其中呢？实际上，这些工会是软弱的工会。但革命党的组成与工会是不同的。
托洛茨基在《就共产党本质致一名法国工团主义者的一封信》中这样解释道：
“这个最初的积极主动的小组[党]应当怎么去组成？很明显，它不能由一个专业或领域性质的小团体组成。这不是金属工人、铁路工人或高级木匠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最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问题。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制定一个明确的行动纲领，通过严格的内部纪律来巩固他们的团结，从而确保他们自己在工人阶级的所有激进性质的行动中，在这个阶级的所有机关中，特别是对工会中指导性的影响。”
不是所有的工人阶级和年轻人都会在同一时间得出同样的结论。一些工人坚信资本主义是最好的制度。其他人虽然不喜欢资本主义，但也不相信它能被推翻。另外一些人则对此漠不关心。但有些人却得出的结论，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必要的。而一旦了解到这一点，这些人就必然希望引导工人运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自然而然地，这个社会主义中的少数人(被托洛茨基称之为“干部”)的任务就是组织起来，并在斗争中去赢得其他工人阶级的信任。如果这个少数群体被集中在一个有着共同计划的组织中，这项工作将会被更加有效地完成。
在《关于过渡计划的讨论》中，托洛茨基解释道:
“此时此刻，问题在于什么是党？那种凝聚力又是由什么组合而成的？而这种凝聚力正是一种对事件的共同理解，对工作的共同理解，这种共同理解就是党的纲领。正如现代工人比野蛮人更不能没有工具工作一样，在党内，纲领就是工具。没有这样的纲领，每个工人都必须临时地用着凑合着的工具，而找到的临时凑合的工具，又会与另一个工具相矛盾。”
一个纲领和组织需要在革命之前建立起来，就像一个工人在开始一项特定的任务之前必须先装备自己的工具一样。
西班牙革命当下没有党派或领导层的工人阶级
当没有革命的领导，没有革命的组织，或者存在着阻碍运动发展的组织的时候，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呢？
托洛茨基的《阶级、党和领导》讨论了 1931 年至 1939 年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这一鼓舞人心的事件或许是作为最悲惨的例子来阐述当一个阶级在没有革命领导，或者当现有的组织拒绝夺取政权地情况下，一个阶级竭尽全力地去推翻资本主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1930年代的危机重创了西班牙。工人和农民被巨大的贫困压垮了。而地主和资本家(通常是同一批人)为了维持利润，把生活条件降低到了悲惨的地步。1931年，面对着群众日益高涨的愤怒，统治阶级在被迫牺牲了君主制的同时，宣布成立了共和国。但就其本身而言，向民主共和国的过渡对于解决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贫穷问题没有任何帮助。
在1930年代的西班牙革命中，群众表现出了最惊人的力量和决心，但他们却一再被他们的领导人阻挠夺取政权：社会党、共产党、POUM和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1936年2月，经过两年的右翼政府，群众把人民阵线推上了权力舞台。这个政府由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统一工人党(POUM) (一个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经常在革命和改良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以及领导主要工会联合会的无政府主义者组成。这些工人组织还包括人民阵线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资本主义政党的存在迫使政府调整其政策，减缓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改革，保持资产阶级财产的完整性。而人民阵线政府甚至到了去镇压工人斗争的地步。
工人们没有去等待人民阵线承诺过的改革，自行实施了每周 44 小时工作制和加薪，并释放了被前右翼政府监禁的政治犯。1936年2月至7月间，每个西班牙主要城市都至少发生过一次总罢工。1936年7月初，100万的工人进行了罢工。
工人运动对资本家来说太越界了。1936年7月17日，佛朗哥将军在西班牙工业资本家和地主的全力支持下，开始了一场法西斯起义。其目的是推翻现有政府，消灭工会和工人党派，并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以使工人和农民们放弃不间断的斗争来让资本家能够去永远地剥削他们。面对法西斯政变，人民阵线拒绝以武装工人们的方式去反抗法西斯政权。
尽管这些政党处于被动地位，工人们还是自发地尽一切力量以抵制法西斯分子。他们手里拿着棍子、菜刀和其他武器并去与士兵交好，入侵军营以便去寻找更实在的武器。工人们组建了民兵以取代资产阶级的警察。除了这些对法西斯的“军事”防御措施，工人们还采取了经济手段。在加泰罗尼亚，交通和工业几乎完全落入工人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的手中。除了马德里的中央政府和加泰罗尼亚政府以外，另一股力量——工人的力量——正在兴起。
但接下来呢？所有组织的领导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无政府主义党派全国工人联盟(CNT) ——都对这场运动进行了制止。在加泰罗尼亚，他们参与了解散工人委员会的运动。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率先充当了要求工人回家的先锋，然后告诉工人们，不要夺取工厂，让资产阶级政府去领导反法西斯斗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终结了其他组织，并于1936年秋进入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政府的同时制定了旨在遏制革命的政策。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全国工人联盟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的态度。在此期间，全国委员会领导人甚至吹嘘说，它是本来可以夺取政权的:”如果我们希望夺取政权，我们本来可以在1937年5月毫无疑问地取得政权。但我们反对独裁。”
由于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总的来说是反对权力的，全国工人联盟的领导人拒绝去巩固正在诞生的工人民主。机会就这样被错过了。但是这些拒绝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掌权的同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却很乐意加入加泰罗尼亚的资产阶级政府！你不能掩盖这个事实。
工人们的士气完全被打击到了。这个悲惨的故事以佛朗哥和法西斯在 1936-39 年内战中的胜利而告终。
为什么西班牙的革命被挫败了？
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工人们自发地击退了法西斯并控制了厂房。工人们也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工人阶级组织的领导人却都一致地阻止了群众的运动。正如托洛茨基在《阶级、党和领导》一文中所解释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要克服领导人的保守主义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另一种选择必须早已存在:
“我们确切地明白，诡辩论者就阶级和政党、群众和领袖之间的关系，没说出任何东西，只是在这空洞地重复宣称：西班牙的群众仅仅是听命于他们地领袖。唯一能说的是：一直在努力寻找正确道路的群众发现，在战火纷飞地日子里，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组建出一个能够反映其革命要求的领导层。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极其动态的过程：革命的各阶段迅速转换，领导层或领导层的不同部分迅速地投靠到了阶级敌人的一边。”
然后：
“但即使在旧的领导层显露出内部腐化的情况下，阶级也不能立即临时拼凑出一个新的领导层，尤其是如果它还没有从旧的领导层崩溃过程中吸收一批强有力的革命干部的情况下。”
并不遥远的过去
西班牙革命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也不是一个只属于过去的例子。
就在2019年，一场革命浪潮席卷了拉丁美洲、北非和中东。智利、厄瓜多尔、哥伦比亚、伊拉克、黎巴嫩、阿尔及利亚和苏丹都经历了大罢工、群众运动或革命。无论 在哪里，革命领导的问题都被提了出来，而其缺席也在事件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苏丹的情况尤其引人注目。2018 年 12 月，一场反对独裁者奥马尔 · 巴希尔(Omar al-Bashir)的群众运动爆发了。极度的贫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紧缩政策，以及大规模的失业驱使着大众走上街头。首都喀土穆的革命者甚至组织了大规模的静坐示威。
《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解释道:
“人们无法确切得知 1917 年沙皇被推翻时的俄罗斯是什么感觉，也无法确切知道1871 年短命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时那令人陶醉的理想主义时代的法国是什么感觉。但是这种感觉一定有点像 2019 年 4 月的喀土穆。”
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四月，统治阶级被迫罢免独裁者。成立了一个军事过渡委员会以确保军队保留权力。
抗议活动背后的主要组织是苏丹专业人员协会(SPA)。这个组织号召示威游行，甚至号召在五月底进行大罢工以要求军队放弃权利。这场罢工使整个国家都陷入了瘫痪。
六月初，政府派遣民兵镇压了喀土穆的静坐。与吓唬苏丹工人相反，苏丹专业人员协会组织了另一次大罢工，使国家再次陷入瘫痪。并成立了抵抗委员会。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实在的机会来让工人们夺取政权以控制经济。然而，苏丹专业人员协会却要求结束罢工。然后它与军事委员会谈判达成协议：在举行选举之前进行为期三年的过渡。导致的结果便是，两年后，军队仍然掌权，苦难仍在继续。
苏丹缺少的是什么？工人们进行了两次总罢工，不顾镇压举行了静坐，并成立了草根委员会来组织这场运动。工人们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他们本可以夺取政权。
但是在群众中有权威的主要组织却与军队进行了妥协而不是夺取政权。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临时创造出一个新的组织。
不管希望与否，领导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一个人不能逃离组织的需要。在工人运动被错误的领导人领导，而工人阶级的组织阻碍了运动的发展的同时，眼下的任务就是提前建立一个替代方案——即一个真正的革命党。
1917年的俄国革命
在讨论革命党的角色时，我们不可能忽视1917年的俄国革命。
马克思主义者花这么多时间研究这场革命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除了1871 年的巴黎公社以外，工人与被压迫者夺取了政权，推翻了资本主义，并朝着建立工人民主和社会主义社会迈出了第一步。为了创造未来的胜利，革命者必须学习过去的胜利。
1917年10月俄国工人的胜利并不是自发取得的。
1917年2月，世界大战在俄罗斯肆虐着。前线身着军装的工人和农民们已经不再愿意为他人的事业而战。工厂里的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正在挨饿。现状已经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在彼得格勒女工的倡议下，该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在经过一个星期的大规模政治动员后，沙皇被迫退位。
俄国革命以一种积极的形式显示了革命工人阶级在配备了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熏陶的钢铁般的领导层后，能够在革命中取得什么成就。//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在这场斗争中，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成立了，并在整个俄罗斯迅速崛起。苏维埃扩大了罢工委员会的规模，开始把社会的运转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确切的说，他们掌握了政权。
但是与苏维埃相比，资产阶级则组成了所谓的“临时政府”来着急地去维持资本主义。而这种“双重政权”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1917年10月。
从二月到十月，随着革命的起起落落，临时政府表明了它无意去满足群众的要求：和平、工人的面包以及农民的土地。
在苏维埃里，当时的改良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SRs)以及孟什维克 (Mensheviks) ，在革命的头几个月里得到了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的信任，并利用他们的地位迫使苏维埃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他们的领导人甚至还加入了这个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认为，现在让工人阶级掌权“还为时过早”，应该允许资产阶级来统治而社会主义的斗争将在以后再继续进行。
几个月过去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发现自己在工人、士兵和农民的眼中已经完全失去了信誉。但谢天谢地，还有一个选择。人民转向了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耐心地解释了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与不可或缺性，并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最后得以能够引导群众的充足活力和主动性迈向了1917 年10月的胜利。
布尔什维克党与列宁
随着俄国革命的爆发，工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掌握了政权，并设法保住了它。为什么他们在许多其他运动都失败了的情况下取得成功了呢？
比如，与1930年代的西班牙工人相比，这种解释不可能出现在俄罗斯工人的比较“成熟”的基础上。这并不是说俄罗斯工人比西班牙工人更具有斗争性。也不是因为俄罗斯工人更聪明，或者类似的原因。区别在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
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创造俄国革命。尽管布尔什维克活动家在二月份发挥了作用，但是民众的战斗情绪是由资本主义和国家的灾难性局势造成的。托洛茨基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这样解释: “他们指责我们制造了大众的情绪; 这是错误的，我们只是试图去阐述它。”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组织的作用: 有意识地规划工人们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理解的东西。
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在 1917 年自发地出现。你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世界。建立一个革命党派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开始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创立了一些孤立的小组来组织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RSDLP)于1898年正式成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发生在1903年，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个派系。布尔什维克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并在1912年与孟什维克分道扬镳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
今天，我们有时会听到，左派应该简单地团结起来，抛开分歧。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社会主义或者左翼组织？为什么 IMT 如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实情况是，如果群体在没有真正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团结起来，就会导致瘫痪。在每一个重要问题上都会出现理论上的分歧，而“团结”的组织将无法前进。两个人划着相反方向的皮划艇会转圈，而一个人划着的皮划艇会前进。
任何政治团体都必须基于某种理论。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历史上最宝贵的教训之一。正如列宁早在 1900 年就解释的:
“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我们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不然，我们的统一就只能是一种假象，它会把现存的涣散状态掩盖起来，妨碍彻底清除这种涣散状态。因此很清楚，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一个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相反，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
在革命前 的20 年间，布尔什维克党的马克思主义者耐心地建立了一个基于共同纲领的组织来事先教育拥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活动家，目的是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对理论和历史的研究对于今天建立一个革命组织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自行其是的话，他们会带领革命走向失败。幸运的是，在1917年赢得了工人支持布尔什维克是另一种选择，这是以2月至10月间群众的经历为基础的。以下是托洛茨基在《阶级、党和领导》一文中对此所做的解释:
“广大群众只有逐步地、在他们自己经历过几个阶段经验地基础上，才能确信新的领导层与旧的比较起来，更为坚定，更为可靠，对群众更为忠诚。诚然，在一场革命期间，即当事件瞬息万变时，一个弱小的党，如果能够对革命进程有透彻的理解，而且拥有一支不满足于现状、不畏惧迫害的坚定的干部队伍，他就能够快速地成长为一个强壮的党。但这样的一个党必须在革命之前建立，因为教育干部的过程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革命耽误不起这个时间。”
党内领导的作用
但是布尔什维克是如何提出一个正确的政治观点的呢？党的这一存在本身就足够了吗？
从布尔什维克的崛起到最后掌握政权的这一道路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直线。但这不是个人们所熟知的事情：在1917年3月至4月期间，俄罗斯境内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并没有夺取政权的想法。此时列宁和托洛茨基仍在努力从流亡中回到俄罗斯，当时在彼得格勒的主要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是斯大林和卡梅内夫(Kamenev)。在他们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的报纸《真理报》基本上捍卫的是孟什维克的政策: 工人夺取政权还“为时过早”。
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一些基本的活动家们拒绝接受这些观点。他们活跃于当地，认为工人们通过苏维埃来夺取政权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实际上，苏维埃已经统治了这个国家，但还是需要去巩固他们的政权。那么对于现在夺取政权还“为时过早”的说法，他们做出了什么回答呢？
正如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解释的那样: “这些工人革命者只是缺乏捍卫自己立场的理论来源。但他们已经准备好去响应最首先和明确的号召了。”
1917年4月，这一响应从列宁返回俄罗斯的那一刻开始。在那个时候，列宁是明确的: 工人阶级联合贫民，可以通过苏维埃来夺取政权，这不仅是解放了农民，也给工人们带来了和平与面包，而且也开始了社会主义的任务，开启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
1917年4月，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唯一捍卫这一观点的领导人(托洛茨基当时还没有到达俄罗斯，并直到 7 月才加入该党)。但是由于他巨大的个人权威，尤其是他的政策符合布尔什维克激进分子的基本的斗争经验，列宁成功地让他的观点在 4 月底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会议上被采纳。从那时起，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确立了自己的目标并耐心地向工人们解释用苏维埃来夺取政权的必要性。
如果列宁没有到达俄罗斯会发生什么呢？在一场革命中，时间是一个关键因素。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可能已经开始理解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性，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会在工人仍然可以被动员的时候理解这一必要性。工人阶级不能一直处于斗争之中。在某些时候，不是革命取得胜利，就是怀疑和冷漠的开端。如果列宁没有在 1917 年进行干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很可能已经错过了夺取政权的机会。因此，仅仅有一个党是不够的，这个党还必须拥有一个知道自己应该往哪里走的领导层。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工人阶级的参与。但是这个阶级必须有一个党。党必须有一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领导层。这三个要素是未来革命成功的关键。
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如果拿西班牙和俄罗斯作比较，人们可能会问: 俄罗斯工人阶级能够依靠到像列宁这样的人，难道不是纯粹的运气吗？是不是只要有一个西班牙列宁，一切都会好起来？
首先，列宁自己并非生来就是列宁: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俄罗斯工人运动的产物。列宁是他为其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建立的革命党的结果。没有党，列宁不可能在 1917 年传播他的思想，也不可能扮演他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正相反，列宁在他的政党中的
权威也正来自于他花了将近 25 年的时间耐心地建立起了这个政党的事实。
托洛茨基在《阶级、党和领导》一文中完美地总结了这些思想:
“无产阶级在1917年2月或3月成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列宁。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工人阶级革命传统的化身。为了能让列宁的口号找到其通往群众的道路，必须要有骨干分子的存在，尽管刚开始人数不多；骨干分子要有信心担负起领导的责任，这种信心来自于过去的全部经验……在革命时代里领导层的角色和责任是至关重要的。“
《俄国革命史》中也有类似的例子:
“列宁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而是俄国全部过去历史的产物。他把自己最深刻的根源植入了历史之中。过去25年来，他与先进工人一道从事他们的全部斗争。...列宁不是从外面反对党，他是党的最充分的反映。他培养了党，也在党内受到培养。“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提供的革命领导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这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耐心地去建立一个组织的结果。在建设党的过程中，列宁成为了列宁。成千上万的其他的布尔什维克，通过建设党，也成为了工人运动的领导者。1917 年，一个工厂里的布尔什维克可以赢得他所有的工友去赞成党的纲领。这种权威来自于以前所有的党的建设工作。辩证地说，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这些个人，自身也受到了党的建设。
俄国革命是个人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一个突出例子。一个革命组织的建立，一个集体的努力，使个人能够在运动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成为可能。整体大于各个部分之和; 同时整体的建立也强化了部分的功能！我们今天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将布尔什维克所达成的伟业再度达成一遍。
不幸的是，一个不同的命运等待着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当代的布尔什维克，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尽管她的一生都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中的改革派官僚机构作斗争，但卢森堡并没有像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LP)中与布尔什维克一起所做的那样，在党内建立一个有组织的革命派别。斯巴达克斯主义联盟直到 1916 年才成立，它更像是一个分散的网络，而不是一个革命组织。
当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爆发时，这个联盟与群众是没有什么联系的。12月，联盟转变为了德国共产党。然而，从一开始，德共就被一种宗派主义所渗透，这种宗派主义严重阻碍了党的发展。该党的积极分子拒绝在工会工作，该党抵制能给它一个机会去传播思想的平台，即国民议会的选举。在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内，罗莎 · 卢森堡反对这种极左主义。但是她没有一群像她一样了解政治形势并且能够传播她的思想的干部。共产党犯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
尽管卢森堡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而且远非某些人所说的纯粹“自发主义”的信徒，但她没有及时将德国工人运动中最优秀的革命分子集中起来，并不幸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图片来源：Cassowary Colorizations，Flickr
1919年1月，为了孤立和镇压先进工人，尤其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在柏林挑起了工人起义。共产党对工人的影响的微弱以及缺乏经验意味着他们没有能力在事先就去阻止这种挑衅。在这次事件中，卢森堡本人和另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卡尔 · 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也被谋杀了。因此，实际上正因为卢森堡没有在事先建立一个革命党派导致了一个悲惨的失败和她自己的死亡，而这也削弱了德国工人阶级的领导。从那时起直到1923年，共产党都无法在丧失了两位主要领导人的情况下去领导德国工人阶级以取得政权。俄国和德国的革命都强调了同一要点，尽管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 革命领导的需要是至关重要的。
在被暗杀的前几天，罗莎 · 卢森堡从头几个月的德国革命中得出了结论。而她的结论也与她所谓的追随者归属于她的“自发主义”相去甚远:
“目前柏林工人阶级缺乏领导和缺乏组织中心的情况已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革命事业要前进，如果要使无产阶级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梦想，那么革命的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一个跟得上时代、懂得引导和运用群众的战斗能力的领导机关。”
今天的革命运动的领导
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已经倒退了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着不是什么秘密。战后繁荣为西方的改革主义奠定了基础，而苏联的解体也伴随着空前的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的攻击。最自命不凡的人，比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声称这是 “历史的终结”，也就是历史的最高成就为终止于全球的自由民主体制。
工人运动在1980和1990年代也经历了挫折，然而1970年代是群众运动和革命的时代。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工人运动的领导层都大幅度地向右倾斜了很多。
例如，在魁北克，省中最大的工会中心魁北克劳工联合会(FTQ)在 20 世纪 80 年代停止了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第二大工会全国工会联合会(CSN)抛弃了《只依靠我们自己的方式( Ne comptons que sur nos propres moyens.)》宣言中所表达的反资本主义理念。在今天的劳工运动中，偏向于与老板勾结而不是动员他们的工会会员的领导人往往处于劳工运动的顶层。例如，现任的全国工会联合会主席称，在雇主协会(the Conseil du patronat)(老板联合会)成立 50 周年之际，这个魁北克资产阶级总部说道：“我们有时会发生冲突，会有不同的观点，但在促进就业、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确保魁北克经济增长方面，我们携手合作地很好。“这远不是单一的个案。这是今天的工人运动领导层的总的状态。
在劳工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攻击方式之一是扭曲我们的诉求：如果有革命的领导层，那么工人们就总是在斗争之中，总是随时准备将其付诸行动。根据这些人的说法，我们批评工会领导人就好像领导人能够神奇地带来群众运动一样。
这种观点是对工人阶级与其领导层之间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完全讽刺。
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工人并不总是处于斗争之中。革命是历史上的例外情况，其不可避免地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但是在革命之前发生了什么呢？当形势不是革命性的时候，也就是大多数时候，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必须重申：工人阶级并不是整齐如一的。直到革命的那一天，当其他的人将要去反抗老板的攻势时，还会有一些层面上持冷漠态度的人，一些层面上持怀疑态度的人。阶级意识的矛盾性和不一致性是一个我们别无选择而只能去面对的事实。
工会领导人没有能力神奇地带来一场运动。但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在阶级斗争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就是去做好一般的准备工作、制定行动计划、教育工会的成员，以便去开展群众运动。不，神奇地组织一场运动是不可能的。但是，确实，教育工人了解这种或那种需求，这种或那种斗争方式的必要性是可能的。
2012年的魁北克学生罢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良好的政治领导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2010年，魁北克自由党政府暗示将提高学费。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已经开始组织了起来。2011年3月，政府正式宣布学费将增长75%，且将在 2012 年秋季实施下去。
当时最激进的学生联合，学生团结协会(ASSÉ) 的领导层在 2011 年花了一年时间教育学生学费的增加意味着什么，动员学生有意识地计划组织一场无限制的大罢课。一些学生工会团结协会的积极分子，其中许多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当然不会喜欢让“领导层”或“领导者”之类的词语附加到他们身上，但你不能用改变名称的方式去改变现实——他们最大肯定地发挥了领导作用，而且是一个很好的领导作用！
带着有意识的计划去组织罢工，并且由于这些斗争方法正是运动在面对僵化的政府时所需要的，学生会团结协会的领导层组织了北美历史上最大的学生罢课。
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与完全的基层参与决不矛盾。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学生团结协会的领导层提供了方向，教育了数千名活动人士去认识到了抵抗学费上涨的必要性，才激发了参与魁北克各地运动的数十万学生的战斗精神和创造性。
学生罢课的例子表明了良好的领导的作用。所展示的前进道路为成千上万的人积极参与斗争创造了条件。可以肯定的是，学生团结协会的领导人确实犯了一些错误。2012 年夏天，当自由党宣布举行选举时，他们拒绝支持魁北克互助党，而这是唯一支持免费教育的主要政党，相反，在大部分学生结束了罢工而开始为推倒自由党政府而战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忽视了选举。我们在其他地方分析了这整个过程。但是这个错误并没有模糊主要的教训: 运动需要够格的领导。
领导层的问题在工人运动和世界各地的工会中都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我们有多少次听到工人们被认为是不想斗争？都少人说罢工不是一蹴可及的？在魁北克，公共部门的工会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谈判了。右翼的魁北克未来联盟CAQ)政府不肯让步并且给工人们开出了荒谬的条件。尽管一些教师工会正朝着全面罢工的方向发展着，但其他教师工会只对五天的授权进行了投票，要求“在适当的时候”执行。而我们已经在其他的地方批评了这种情况。我们的劳工反抗联盟(Labour Fightback) 在魁北克举办的一次公开会议上，一个工会的地方主席在五天的罢工授权中解释了他对工会领导作用的看法，如下:
“不是我们（工会领导层）决定（罢工），而是我们的成员，他们可以决定我们是否通知他们……在学生会联合会(FSE，工会）中 ，我们本可以呼吁全面罢工，但在“托盘”（当地工会）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代表说: ‘让我们去进行全面罢工吧’…我们必须把信息散播出去，当我们是工会（领导人）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个必须告诉人们该做什么的人。在我当地的大会上，如果有人来并且告诉我：‘我想要全面罢工‘的话，我想我会感到欣喜若狂。“
这种逻辑在这里达到了极致，且在整个运动中都可以找到。根据这种逻辑，如果工人们不是在谈论全面罢工，那么工会领导人的工作就不是提议罢工。这个逻辑是一个自我应验的预言: 如果领导人什么都不做，也不给成员们提出一个大胆的解决方案(这被认为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 ，那么工人们对我们能够战斗并取得胜利没有信心，也不提出激进的他们自己的战斗方式，是再很正常不过的了！
我们并不是说一场群众运动是能以登高一呼就组织起来的。但我们要说的是，工会领导人的作用是提供领导，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信息办公室，等待成员们自己得出激进的结论。工会领导层需要制定计划，教育会员，给予他们信心，从而为成员准备走上不妥协的阶级斗争之路创造条件——就像学生运动领导层在 2012 年所做的那样。
为运动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领导层
如今，工人运动是由那些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以及不相信资本主义体制可以被推翻的人所领导的。工会领导人已经脱离了工人的生活条件。他们宁愿维持现状也不愿与老
板们作对。他们对此持一种怀疑态度，不相信他们成员的创造性和战斗精神。
目前工人运动的领导层将会越来越频繁地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相冲突。紧缩政策很快就会成为当务之急。资本主义将越来越多地展示出它的真实面目: 劳动人民深陷在永无止境的恐怖之中。
我们已经能从新冠病毒的疫情中看到这一点了。
但是，如果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允许工人受到攻击并无动于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代表着在工人们的眼中，他们将名誉扫地。而托洛茨基解释了这个过程是如何发展的:
“领导层是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过程或特定的阶级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过程中塑造的。领导层一旦形成，总是立于其阶级之上，且因此预先感受到来自其他阶级的压力和影响。会由这种情况出现，虽然无产阶级的领导层可能已经在内部完全堕落，但由于没有出现重大事件以致没有机会对外暴露出它的堕落，从而使得无产阶级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容忍“着这个领导层的存在。为了急剧揭露领导层与阶级之间的矛盾，需要一个巨大的历史性冲击。”
新冠病毒的疫情和现在才刚刚开始的经济危机就是这些历史性冲击的其中之一。在世界范围内，群众的愤怒正在积聚。工人们正在遭受失业，生活和工作条件下降的痛苦的同时，富人们的财富积累却日益增加。当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世界的革命时代时，工人运动的领导仍然停留于过去。
那么，什么才是社会主义者能做的事情呢？
在最近一篇题为《社会主义领导人拯救不了工会》的文章中，世界工业工人联合会
(IWW)的一名活动人士指出:
“人们总是认为，领导者就是凭借当选的优势佩戴肩带和皇冠，拥有所有的信誉， 每个人都会听你的——但这根本不是真的。
实际上你只需要简单的组织基层。这并不是说当你身为一名工会会员时你不能就做这件事，但也不（是）说作为一名工会会员就会对此有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赞成我们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同志。他们在此攻击了声称社会主义者个人在一个没有任何一般基础的工会中应该试图担任领导职务以此来制定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的主张。有许多例子都表明，优秀的活动家走捷径的结果只能是被孤立于领导框架中以及被官僚机构所吞噬。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在没有建立基础的情况下去占据领导地位。
但是，基层组织和工会领导之间的这种二分法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缺陷，而且只看到了问题的一半。事实上，许多改革派的工会领导人会同意民选领导人不能在基层组织起来的观点，因为这样就将他们从采取行动中赦免了出来！此外，动员基层本身就是一种领导行为——它意味着你需要领导你的同伴朝着一个特定的行动方向前进。但是一旦你完成了在基层的组织运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如果处于工会领导地位的人们试图主动去瓦解基层组织怎么办？那么他们所做的事需要被阻止。那要怎么做呢？如果你不准备用那些想要战斗的工会领导人来取代这帮人，就意味着把控制权交给那些糟糕的领导人。不管我们希望与否，现在我们回到这里：运动需要良好的领导来与激进的阶级战士们相对应，工会领导人与工人是需要被区分的。
因此，什么才是社会主义者在劳工运动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呢？我们说，是的，我们必须要在普通群众中组织起来，去捍卫阶级斗争的手段，教育工人们必须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同时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获得来自于其他工人的信心和他们给予我们的权威，以此在工会中担任领导职务，并领导这场运动。要实现这样的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同一个革命组织。
现实是，在魁北克有一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工会执行员确实没有能“拯救工会”。问题就在于他们被孤立了，他们没有一个完整的组织来允许他们真正地运用社会主义的政策来对抗那些不想战斗的运动领导人的抵抗。为了在这场运动中拥有真正的举足轻重的影响，把那些真正理解社会主义必要性的人团结在同一个组织当中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历史不止一次地表明，不仅仅在劳工运动中，不去建立一个革命组织的社会主义者或激进分子会发生什么。这些人将不可避免地向现有的组织屈服。例如，安吉拉 · 戴维斯(Angela Davis)，一位备受尊敬的前共产主义活动家，很久以前就放弃了建立一个革命党的想法。她最终在上次选举中支持了民主党和乔 · 拜登。无政府主义者诺姆 ·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 · 哈维(David Harvey)也是如此。政治是通过组织来实现的。如果你不建立一个替代的组织，你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一种相比之下“较小的邪恶”的存在之中。
革命的乐观主义
阶级意识是一种发展很快的东西。在2012年的学生运动中，有多少参与者在罢课前的几个月中对学费上涨几乎是一无所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人在准备发动运动之前都是抱着一种冷漠的态度？每一次群众运动或革命都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意识是保守的，但是其有潜力去转变为激进和革命的。
怀疑论者们的观点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的弱势一面，建立在其冷漠和士气低落的层面上，并以此得出结论：革命是不可能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则把他们自己建立在我们阶级巨大的革命潜力之上。
不，工人们并不总是停留在准备好去领导革命的阶段。但是，通过现在的斗争为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运动中获得的权威，是有助于我们在群众运动时取得革命的胜利的。
图为来自加拿大IMT的“反抗者联盟”的同志们。今天的革命者应该吸取历史教训，着手建立必要的革命党，领导工人阶级推翻这个腐朽的制度。//图片来源：反抗者联盟官方脸页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但是从这种混乱中也涌现出了一批想要与资本主义体制作斗争的新一代的年轻人。
由乔治 · 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谋杀而引发的美国庞大的群众运动表明，即使是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也无法逃避日益增长的群众们的愤怒。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都在创造条件。马克思主义者不可动摇的革命乐观主义正是建立在这种潜力之上的。
社会主义革命不会自动发生。它要求积极分子在运动中有意识地去捍卫社会主义纲领。作为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你做不了任何事情。但是当我们在一个共同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有一个共同的纲领和共同的理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产生比任何单独的个人活动家都大得多的影响。通过加入一个革命性的组织，你建设了自己也建设了别人。通过加入一个革命组织，你建设了一个可以代替领导工人从失败走向失败的现有组织的组织，而不是接受他们并向他们投降。通过加入革命组织，你就能够帮助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带给工人阶级，而这是任何个人都无法独立完成的。这就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所提供给工人和年轻人的事物。我们邀请你们加入这个比我们所有人都重要的事业。
我们把最后的结束语留给在被暗杀的前几个月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些鼓舞人心的话的托洛茨基：
“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走投无路，只能尽可能地垂死挣扎。需要为持续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战争、起义、短期休战、新的战争和新的起义作准备。一个年轻的革命党，必须立足于这个前景。历史将会给它提供足够的机遇与可能性，让它考验自己、积累经验并成长起来。先锋队锻造得越快，流血冲突的阶段就会越短，我们这个行星遭受的破坏也就会越少。但是，只有让革命党成为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才能解决这个重大的历史问题。革命的发展速度与时间间隔的问题固然极为重要；但它不会改变历史的总前途，也不会改变我们的方针政策。我们的结论很简单：必须用十倍的精力去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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