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桃園空服員職業工會領導,歷時半個月餘的長榮空服員罷工在7/6日落幕,長榮資方稍稍鬆動了先前的態度,工會與公司達成協議。從台灣工人運動的視角看來,這場運動不會是句號,更可能是一個逗號。
就像之前社會上不斷提到的,這場罷工除了本身的訴求,蘊含的另一涵義是在勞權長期低落的龐大企業中,不僅看到了工會的出現,甚至促成了罷工。即使罷工的結果與先前工會的訴求未完全一致,是妥協之下的產物,至少運動昭示了一個可能性,即是當工人階級團結在一起,即使這個群體在行動上年輕而欠缺經驗、即使它沒能在各個方面上施力準確,都足以使資方顫抖。在大規模群眾抗爭同時在香港爆發的背景下,台灣資產階級積極動員來鎮壓空服員們的罷工。
防衛與對策——運動中的問題
這場參與人數高達2300人的空服員罷工是台灣自戒嚴以來最大規模的一起私營企業罷工,造成了資方27.8億台幣的損失,並引起廣大社會關注。
然而在17天的苦戰過程中,長榮資方和所有主流資產階級媒體也傾巢而出,企圖利用各種壓力來孤立並誹謗罷工的空服員們。在罷工晚期工會領導已經做出不少讓步後,長榮資方卻變本加厲提出“和平條約”,企圖大幅削弱工會力量,使得勞工們將一開始為爭取更多合理權益的罷工轉變成工會生存的保衛戰。
長榮資方以及整個台灣統治階級不遺餘力地向罷工工人們施壓,儘管空服員們的訴求是相當合理的。平常互相之間表面上水火不容的親綠,親藍和親中媒體突然且有效率地以統一口徑,散布各種關於罷工勞工們的謠言,假消息,或是明顯的親資報導。政客們更企圖將這場罷工政治化。一方面,國民黨召開記者會要求民進黨官員為罷工的爆發道歉下台,究責民進黨沒有如期通過關於罷工預告起的法案,因而“損害消費者旅客的權益”。綠黨共同召集人和桃園市議員王浩宇則在臉書上聲稱“(這場罷工)唯一的獲益者,大概只剩下背後操作這場罷工的工會,還有本來想趁機攻擊民進黨,利用這場罷工幫立委選舉造勢的那個政黨”,影射了國民黨和他在當地的主要對手時代力量。資產階級更直接向工會聘請來保管罷工空服員“三寶”的保全公司,後者在經過“多方關心”的壓力下與工會提前解約。
最後,資方在部分航班環境,勤務獎金,勞資會議,工會幹部會務假等訴求做出些許讓步,而工會又承諾國內航線不罷工,三年內也不會發動爭議性行動的重大錯誤,就此結束了這場震撼台灣社會的重大抗爭,但也為資方在罷工結束後對最具戰鬥力的勞工秋後算賬鋪路。
儘管在經濟層面上此次罷工的收穫並不可觀,但是卻為整個台灣社會和勞工階級帶來了巨大的啟發。一整時代的台灣勞工和青年們認識到了罷工可以做為抵抗資產階級攻擊的武器,也看清了老闆們如何利用台灣低迷的工會組織率來維持台灣勞工的血汗生活。一個由罷工空服員親友所發起的連署群組“一起陪長榮空服員罷工”有超過三萬人參加,成員們積極討論如何支援罷工。
在獲得看破主流資產階級媒體的謊言的熱心網路聲援下,罷工的領導們一時也有機會準備動員一場可以鼓舞整個台灣勞工階級的集會。如果他們當時能夠花幾天動員臉書群組的所有成員和基層工會會員們造訪其他工作場所,學校和公共空間去解釋他們的訴求,並邀請所有勞工階級人士參與一場聲援勞工權益的集會,如此準備的集會有潛力達到非常可觀的規模。最後,工會在7月2日週二前一日公布聲援大會。儘管在傾盆大雨下,仍然吸引了過千人抵達凱道聲援。
主導此次罷工的桃園空服員職業工會成立不到五年,而參與罷工的長榮空服員們也是第一次參與對資方的直接抗爭,但是勞工們的巨大創意和團結是推動這次抗爭的主力。最後雖然仍取得了一些成果,我們也敬佩工會方面的辛苦付出,亦還是提出一些檢討,讓我們在面對資產階級未來必然發動的反撲時,握有能夠將勞工階級力量最大化的綱領和對策。
首先,我們要了解任何的罷工事件都會引起台灣整個資產階級的注意,也因此任何資方能夠立即動用各式各樣政府官員、盟友或其他方式打壓勞工。各家媒體立場不論藍綠,都充分地暴露出他們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本質,對罷工採取了惡毒的進攻,想必每一位罷工參與者都印象深刻。一個年輕的企業工會發動的罷工,就足以使資產階級媒體們全力戒備,煽動社會各角落可能支持他們的力量,意圖撲滅罷工,可見他們的恐懼達到了何種程度。 尚處鬆散的勞工階級面對一個行動劃一、團結起來的資產階級,固然是難以勝利的,但這不正在諭示我們工人階級應當有組織地團結起來對抗資本家的輿論機器或社會力量嗎? 並且資本家之恐懼來源,正是團結的工人內藏的無比力量,資本家已然深刻認識到了,才用盡方法想把它擰熄,工人不正應在這個時候意識到自身的力量,並且學習如何妥善運用嗎?
因此,在現階段,在加強工人階級之戰鬥性與團結的任務下,工會領袖們有責任最大化罷工的規模,並讓個別的工會抗爭能夠連結於更廣大群眾。這次工會領導的一些正確準備過程讓罷工得到空服員廣泛支持,但這仍與“發動”勞工有一定的區別,發動勞工不僅僅是得到群眾的支持,而是讓勞工發揮創造性,檢視自身需求,並且盡可能民主性地由下而上主導運動,在大多數勞工們首次發起罷工的條件下,工會領袖不能只是與工人相隔離的指揮部,而是負責教育所有工人,鼓勵工人參與其中,並且協助工人認識當前局勢與經驗的意義。這些工作也不能停留在個別工會內,而是要積極在所有勞工之間傳播。
然而本次工會領導並未對空服員以外的勞工採取綱領性的宣傳(不只是罷工訴求與情感支持,更必當包含工會將採取的策略與當前態勢如何與所有工人的生計息息相關),導致資方能從其中蛀蝕、瓦解部分工人的信心,從而掘掉工人運動的根,不只是要求領回護照的空服員,聲量微弱的機師、反對罷工的地勤都是同一條生產線上的勞工,工會領導發動的對象不應該限定在空服員,對地勤(勞方反對罷工顯著者)以及生產線上的其他工人都應該嘗試爭取。一個可能的方式是積極將各部門勞工甚至其他公司勞工的訴求歸納於罷工綱領之下,並邀請所有勞工參與罷工投票和所有討論、表決。當然,台灣極度反勞工的法律並不准許這樣的嘗試,但是只有忽視這些法令才能夠最大化抗爭參與人數和力量。工會領導此次的行動不僅僅將自己限定在法律框架下,更是透過“合法罷工”的招牌來賦予罷工正當性,因此在行動上,便不得不為各種細項雜則絆手絆腳。而受惠於資產階級法治系統的資方則可以仗著財力動用各種訴訟程序來打壓勞工。長榮資方在罷工結束後對空服員郭芷嫣的窮追猛打,堅持要她付出法律責任的行為,完全暴露了資產階級司法是資方用來對勞工實行言論控管的武器。工會接受了不罷工條約也部分導致老闆們能夠在罷工後為所欲為,因為他們作為統治階級並不需要遵行他們所簽署的條約。
我們再一次呼籲,罷工的正當性不用哀求資產階級法律的授權,這一次罷工參與者都看見了媒體被藍綠資本家控制的本質,那麼試想立法院的藍綠“民意代表”又是代表什麼階級的民意(利益)呢? 故在工人運動中,我們本來便不該期待資本家訂下的法律規章會給予工會什麼能有效打擊資本家的手段,在工會領導的立場,為了運動的最佳收效,如何組織工人讓資本家屈服才是最重要的,畢竟在談判破裂的情形下,能夠“說服”對方的只有硬實力。勞工有的只有組織起來後的力量,因此比起法律攻防戰的繁複迂迴,如何透過最有效的手段組織工人群眾打擊資本家,停止生產活動,中斷老闆們的財源並連結於其他抗爭,應該是工會領導的首要任務。
長榮罷工在台灣階級鬥爭史上的地位
經歷過長榮罷工,參與者一定曾在罷工現場呼吸過勞權飄溢的甜美空氣,然而除了社會各界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整個工運未來的走向和綱領。它是任何罷工的制勝關鍵,如果不去談綱領和未來而只談聲援以及加油打氣,我們便什麼都無法改變。 要為工運未來找到方向,我們也要從歷史性的角度來看待長榮罷工的意涵以及背後推動勞工抗爭的社會體制原因。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資之間的不平等幾乎伴隨著資產階級而生,當然,勞工階級也生於該時,而長期作為被壓迫的存在。台灣的勞工階級自一九一零、二零年代即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出現,為了更方便地剝削殖民地,日本財閥在台灣促成了資本主義化,而日本企業的殘酷統治也養成了日治時期台灣工人的戰鬥性性格,在遭到總督府鎮壓前,台共領導的罷工時有所聞,農民組合、台共都代表了這一戰鬥性的傾向,然而當東亞局勢被推向戰爭,台灣人民的反抗運動便被嚴厲地壓制了。 一九四九年撤退來台的中華民國政權延續了它在中國大陸對共產黨的失敗與恐懼,工人權利的爭取被劃歸為“為匪宣傳”(一直到今天,資產階級政府的“民主喉舌”都還是有這種傾向),台灣的工運因此遭到拔根,過去不論是台灣的或是國際的工人抗爭經驗都被化為虛無,直到八零年代末期工運短暫的復興,但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工運領袖不少很快地若非化作資產階級政黨的側翼,則成為中共在台的協力者,對工運也許時有參與,但絕不能起到任何先鋒作用。 因此,“台灣慣老闆”於焉養成,長榮集團勞工所面對的壓榨情況也油然而生。
在長期勞權低落的環境中,長榮向來以“零工會”自豪,而2016年長榮企業工會的興起,以及這一次的運動表示,即使在如此“出色“的“就是要這個威權”統治之下,工人都能意識到團結並組織起來,表明了台灣的勞工意識正在上漲,青年工人越來越意識到,不團結起來對抗資本家,永遠只能被指著鼻子頤指氣使。
然而,雖然工人意識的上升正處在萌芽期,也是在這個時期,資本家相較於工人,會更早並更精確地認知到工人的實力並想方設法撲滅,作為對策,工人階級必須設法組織起自己的政治力量,對抗資本家以及一切附庸於他們的政治力量,並提供所有工人兄弟姐妹強大的後盾。在罷工期間,不少隸屬於國民黨,民進黨和時代力量的政客們趁機抵達糾察線表示聲援。但是這些人沒有一個人在訴求勞工階級發展屬於自己民主控制的政治力量,而是為他們自己的資產階級政黨拉票,將勞工抗爭的精力導入資產階級控制的議會政治之內。勞工們必須清楚地與這些人劃清界線,並組織屬於自己的群眾政黨。一個能夠代表全台勞工訴求,清楚尋求推翻資本主義和對抗中美帝國主義,並激發勞工積極參與政治的政黨自然能夠成為全國第一大黨,因為台灣勞工已經是台灣社會的絕大多數。
在台灣媒體和學術界所作出的傳統分析上,罷工主要分成“經濟性罷工”跟“政治性罷工”,前者指的是主要追求經濟利潤改善的罷工,比方說這次長榮罷工就屬此類,後者指的是為了取得政治上的成果,比方說大幅度的修法保障勞權,或者是對資本家宰制的社會實施顛覆行動。但是罷工能不能完全與政治分割開呢? 不僅不能,並且該種嘗試實際上是自掘墳墓,因為當體制無法滿足經濟罷工意圖取得的成果時,它便有可能向政治罷工轉化,透過對體制的撼動來達到工人階級利益的提升。罷工本身便是一件“很政治”的事情,牽涉到階級之間不可避免的角力。但是這裡所說的政治,是透過“階級”的三稜鏡下去透視的,而不是藍綠之間兩個資本集團的爭權奪利。 這次罷工不只要吸收本次經驗,更應該意識到在工人運動傳統被殲滅的台灣社會,罷工若要取得勝利,就應當先了解資本主義社會如何造就了迫使我們抗爭的低落生活環境,並從台灣自己過去的抗爭記憶和國際工人運動中截取經驗。
總結與前瞻
隨著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陷入無法避免的不穩與動盪,在世界各地都造成工人生活水準、待遇的降低或停滯不前,世界工人正在激進化。在台灣,階級鬥爭漸為工人階級所理解,整個社會對工人運動的恐懼逐步降低,更準確地說,年輕卻又“窮忙”的工人們正在組織起為了自身利益戰鬥的集體,不論它是以工會或任何什麼形式出現,它都象徵著台灣工人階級的進一步發展。 這次的長榮罷工如第一段所提,是這種傾向的表徵之一,它所具有的象徵意義非同小可,即便資本家意圖透過“三年”的罷工禁令來捆住工人意識的上升,但是我們也呼籲勞工們注意,對基層空服員的整肅與藉故開除有正在醞釀的趨向,透過抓言論上的小辮子,不僅封鎖空服員的言論自由,並且藉故打擊已有罷工經驗的工會,勞工必須嚴加警惕資本家的突襲,隨時準備組織起來抵抗。
被中美帝國主義和國際資本霸權機構忽視、孤立的台灣勞工階級,也必須要理解他們這次的抗爭是全世界階級鬥爭上揚的一部分。就今年來說,我們已經在世界各地看到整個勞工階級站起來來反抗資本統治階級的暴政。然而,所有抗爭最後能不能獲得勝利取決於勞工群眾和運動的領導們是否把持著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也就是他們是否完全消除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各種幻想,並理解到導引勞工階級奪下政權來改變社會的必要性。
長榮工會成員的努力、罷工參與者的汗水都是不可磨滅的功勛,鑄造了對此後台灣工運具有昭示意義的運動,你們不需要誰來可憐,你們是昂首闊步的戰士,為了自己的利益戰鬥。然戰鬥尚未結束,更加激烈的抗爭和英勇的戰役也會隨之而來。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將會與台灣勞工們並肩同行,不斷提供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分析來促進工運的前進,並將台灣的階級鬥爭經驗分享給我們世界各地的同志和勞工朋友們。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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