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以下是对Wellred出版社新再版的卡尔·马克思所著《法兰西内战》的介绍。这篇出色的导读解释了工人阶级斗争史上这一鼓舞人心的分水岭的主要事件和政治过程。公社人民为建立第一个工人政府所做的英勇、胜利但最终又是悲剧性的努力，充满着当今的革命家们应该汲取的教训。校对：Iw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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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有史以来最合适、最重要的再版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经验的经典手册《法兰西内战》的时机。在公社诞生150年后的今天，千百万工人正在奋起反抗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苦难、不公正和反人道。在这样一个阶级斗争的重要时期，工人阶级必须了解和认识自己的历史。
《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又称第一国际）的一系列讲话，从普法战争爆发开始，到他为当时正被暴力摧毁的公社辩护结束。这是马克思主义方法在战争、革命和国家问题上的娴熟运用，应该是每一位社会主义者必读的。
然而，由于马克思在内战的热潮中起草和发表这些讲话，许多公社的历史背景和具体事件被遗漏了。因此，本导言的目的是提供其中的一些细节，以及马克思当时的信件中的见解，以便当代读者能从这不朽的文本中得到尽可能多的启示。
第二帝国的兴衰
法国经常被认为是典型的“共和制”国家，但150年前的情况绝非如此。事实上，从1789年的革命到1870年第三共和国成立，法国人民只在共和国中生活了12年。其余的81年里，他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王和两个不同的波拿巴统治下。
1848年，人民，特别是巴黎无产阶级起义，推翻了路易·菲利普一世国王的“资产阶级君主制”[1]。但工人在赢得共和国后，并不只限于民主要求。与同时期的英国立宪派一样，在工人的民主诉求之下，还隐藏着社会的、阶级的诉求：渴望建立一个以共和国为手段的新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社会上最反对民主共和的阶层莫过于大资产阶级，他们聚集在两个对立的君主主义派别的背后，即旧波旁王朝的“合法派”支持者和路易·菲利普的“奥尔良派”捍卫者。共和国核心的这种矛盾将产生一场激烈的斗争，并在1870-1971年的事件中留下印记。
法国人民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生活在三个国王和两个波拿巴的统治之下。//图片来源：巴黎公社
1848年6月，新共和国的诞生透过巴黎最激进的工人被屠杀而宣告。但即使这样也不足以让统治阶级满意。不到四年后，1851年12月2日，共和国由自己的总统、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军事政变而解体。经过四年的风风雨雨，地主、实业家和金融诈骗犯们首先要求“秩序”，他们更愿意牺牲资产阶级共和国来换取和平和利润。正如马克思在其关于第二帝国诞生的经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所解释的那样：
“因此... 它（资产阶级）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迫使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2]
资产阶级用成千上万工人的鲜血，为自己争取到了波拿巴统治下的18年社会和平。但即使在这个反动时期，革命的鼹鼠也在不断地钻洞。第二帝国建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地加强了工人阶级的队伍，随着新一代工人开始奋力反抗波拿巴主义的枷锁，他们转向了革命思想，包括第一国际的思想，在法国，第一国际的内部既包含了蒲鲁东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形式），也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趋势。
1869年，工人们开始行动起来，表面上强大的帝国拥有庞大的军队、警察和官僚机构，却无力阻止民怨沸腾。政府与所有注定要失败的政權一樣 ﹐ 面對著同樣的選擇 ﹐ 即鎮壓或让步﹐ 政府首先试图鎮壓工人﹐ 然後安撫他們。兩者都令群眾更加有恃無恐。
1869 年 5 月舉行了選舉﹐从现政权和溫和的反對派之間作出選擇。政府只获得了55%的选票，绝大多数集中在国家最落后的农村地区。反对派的选票增加了一倍多，巴黎以压倒性优势选出了共和党候选人。
工人们察觉到了政府软弱，于是发动了攻势。人群聚集在巴黎，唱着法国大革命的赞歌《马赛曲》。1870年1月，皇帝的堂兄枪杀了记者维克多·诺伊尔（Victor Noir）后，巴黎群众以20万人的巨大示威游行作为回应。皇帝的权威扫地。波拿巴被迫提出改革，以准备反攻，于是他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实际上是一次信任投票，要求选民认可政权的“自由”改革，或者拒绝改革。同时，为了限制第一国际在工人阶级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逮捕已知的第一国际成员。
1870年5月的公民投票表面上看，波拿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82.7%的选票对他有利。与1869年一样，政权依靠的是农村群众的支持，而巴黎绝大多数人都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但在杜伊勒里宫和巴黎证券交易所的庆祝活动中，仍然可以隐约看到未来的危机。仅仅四个月后，第二帝国就不复存在了。
在历史上，民族沙文主义和战争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被用来作为凝聚国家支持的手段。波拿巴希望通过把法国推向与普鲁士争夺欧洲统治权的战争，来驱除笼罩在国家上空的1848年的幽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870年7月的军事阴谋不过是1851年12月的政变的修正版”[3]。但是这次冒险，将彻底终结帝国的命运。
法皇以西班牙王位战争为借口，于1870年7月19日宣战。双方迅速调动了数十万军队，投入到毫无意义的大屠杀中，这实际上是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工业屠杀进行的一次预演。由于战线过长、寡不敌众，法军遭遇了一系列血腥的失败。8月18日，法国莱茵军在巴扎因将军的指挥下退守梅兹，梅兹被普鲁士人围困。
波拿巴入侵德国的计划是无望的，然而他的将军们却继续跳入为他们布置的陷阱。实际上，他们宁愿选择被外敌打败的未来，也不愿意在国内进行革命。公社的一位目击者利萨加雷在他的《1871年巴黎公社史》中写道，波拿巴主义部长帕利考曾在8月27日写信给法军首脑马歇尔·麦克马洪（MacMahon），说：“如果你们放弃巴扎因，我们就会在巴黎进行革命。[4]”拿破仑三世亲自率领军队试图营救巴扎因。1870年9月1日，他在色当被20万普鲁士军队包围，被俘。波拿巴为了冲出普鲁士的包围圈，损失了1.7万多人，9月2日，波拿巴带领全军投降。
在得知色当战败、皇帝被俘的消息后，统治阶级开始密谋以君主立宪制取代帝国。而资产阶级共和派除了维持秩序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对于要求建立共和国的巴黎示威者，“激进派”莱昂·甘贝塔（Leon Gambetta）宣布：“你们错了，我们必须保持团结，不要闹革命。[5]”但工人们没有理会他的请求。9月4日上午，工人们聚集在国民警卫营（1789年首次组织的民兵，用于维持治安和军事后备队），强行进入立法团，把现在已经不存在的议会的代表们赶出大厅，并迫使同一个甘贝塔宣布废除帝国。
在市政厅（Hôtel de Ville），巴黎的代表们在群众的压力下宣布成立新的共和国，并宣布自己是新的“国防政府”。于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诞生了：一场无视资产阶级本身而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工人们一鼓作气建立了共和国，但却把共和国的保卫工作委托给了“一帮投机取巧的律师[6]”，而他们的任务只是代表巴黎参加波拿巴主义议会。
对巴黎的围攻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工人们靠自己的力量推翻了帝国，却允许自己被甘贝塔等这样一个虚伪无用的“小圈子”所欺骗，甚至在市政厅宣读这些名字时还鼓掌。如果考虑到即将发生的革命事件，这似乎更令人费解。但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所表明的，恰恰是意识本身的矛盾性。正如托洛茨基在他的名著《俄国革命史》中所解释的那样：“可见，革命期间群众的意见和情绪的急遽改变不是源自人类心理的灵活性与善变性，而是相反，它源自这种心理深刻的保守性。[7]”只有当维持现状的不可能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时，群众才会走上革命的危险道路，但即使如此，他们也不一定会带着明确的计划组织起来。
俄国群众在1917年2月(公历3月)起来，在几天之内就推翻了沙皇几百年的专制统治。他们的力量是锐不可当的。然而，权力却落入了一个“临时政府”的怀抱，这个小圈子也许比1870年的国防政府还要杂乱无章。在俄国，就像在法国一样，工人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自然而然地认为权力应该归他们的“上级”所有，即过去代表他们的政界名流。毕竟，所有国家在秩序时期几十年都加强了这种观点。但是，群众不会接受领导人开的空头支票，痛苦的经验让群众在检验和抛弃那些阻碍他们道路的领导人和政党时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
公社希望通过将城市的管理权交给人民，不仅能保证更有效地抵抗普鲁士军队对巴黎的围攻，还能提供一种向国民政府施压甚至与国民政府决裂的手段。//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巴黎工人之所以欢呼国防政府，是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击退普鲁士人的唯一可用手段。即使是最坚定的革命者也为这种“国防”的情绪所陶醉。国际妇女联合会的地方支部派代表到市政厅，表示要支持国防的组织工作。巴黎的国际主义工人奥古斯特·塞拉叶耶写信给马克思，对这种屈服于“极端沙文主义”情绪的做法感到愤怒，他解释说：“当我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气愤时，他们回答说，如果他们不这样讲，那早就见鬼去了！”[8]
当时的观察家如果只考虑到社会表面的情绪，就会像今天许多“左翼”评论家一样，把巴黎工人写成被沙文主义幻想“收编”了，无法进行进一步的革命。然而，正是这些工人在半年多以后选举外国人进入公社，宣称“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9]”，并在拉倒旺多姆柱（一座纪念拿破仑征服的纪念碑）时欢呼雀跃。在事件的基础上，群众的幻想将转变为它们的反面。
对巴黎工人来说，由自己的压迫者发动的掠夺性战争，在胜利的情况下只代表着对自己压迫的加强，在失败的情况下也只代表着自己痛苦的加剧。但是，波拿巴的投降，帝国的废除，以及俾斯麦打算把保卫战变成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改变了这一切。尽管以一种混乱的方式，夹杂着资产阶级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民族沙文主义，但工人们认为继续战争不仅是保卫法国，而且是保卫共和国。而最关键的是，在共和国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理想，而且是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手段。简而言之，工人们不自觉地追求的是一个工人的共和国，他们准备捍卫这个共和国，以抵御一切来犯者。他们必须这样做 。
俾斯麦和法国统治阶级对维护1870年9月4日的共和国都没有任何兴趣。对俾斯麦来说，一个民主共和国在他的西部边境的存在，只能为被压迫的德国群众，特别是工人提供一个榜样，他们在柏林组织了反对继续战争和要求承认共和国的示威。对法国的各位资本家来说，一个以巴黎工人为首的共和国是令人厌恶的，就像1848年一样。在他们眼里，类似英国国家的君主制为资产阶级的社会统治提供了更好的政治庇护。
与此同时，“左派”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了防止国家政权落入工人手中而被迫接过国家的缰绳，他们公开宣布“既不割让我们的一寸领土，也不割让我们的一石堡垒”[10]。巴黎国民警卫队的组成人员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店主、工匠等小业主），他们急切地响应了这一号召。9月14日，当被授予共和国军队指挥权的波拿巴支持者特罗胥（Trochu）将军在巴黎举行国民警卫队检讨会时，25万人集结起来。但没过几天，这个国防政府就变成了马克思所言的“卖国政府”[11]。
国防政府尽管拥有一支50万人的潜在部队，装备着数百门大炮和优于敌人的步枪，却浪费了一切击退普鲁士入侵的机会。这不是偶然的。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武装巴黎无疑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无 是法国工人战胜了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12]
特罗胥本人也认识到了这一事实，他告诉费弗尔，采取更强硬的进攻措施将“使巴黎的蛊惑宣传占上风”[13]。俾斯麦成功地包围了巴黎，并于1871年9月20日开始围攻。
此时与政府的瘫痪相反，巴黎工人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保卫城市的机关。从9月4日开始，城市的每个区（县）都举行了公众集会。在包括第一国际在内的革命演说者的鼓动下，这些集会选出了一个地方性的“警戒委员会”，并各派出四名代表参加“二十个区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要由工人和知名的革命者组成，在第一国际和工会联合会的总部设立。它实际上是一个工人政府的雏形，类似于俄国工人在1905年和1917年建立的苏维埃。
中央委员会立即与国民政府对立起来。早在9月4日，也就是政府成立的那一天，委员会就发表了一份宣言，提出以下要求：
“将各市镇的选举、警察交到他们手中，选举和控制所有的地方法官，新闻、公共集会和结社的绝对自由，征用所有初级必需品，以津贴方式分配，武装所有公民，派遣专员以联络各省”[14]。
这些要求最终在3月实现，但除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外，还没有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利萨加雷（Prosper-Olivier Lissagaray）写道：“巴黎当时被一种自信的情绪所感染。资产阶级期刊谴责委员会是普鲁士人。他们的海报被撕掉了”[15]。
随着国民政府无力打破普鲁士的包围圈的形势越来越明显，恢复1792年的巴黎公社作为拯救城市的手段的想法开始流传。最初的公社基本上是一个市议会，代表从城市各区选出。最激进的阶层之所以期待公社的拯救，是因为在大革命期间，公社曾被最强硬的雅各宾派所控制，并在君主制的倒台和雅各宾会议的建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1795年罗伯斯庇尔下台和反革命议会成立后，它曾被镇压。
公社人民希望通过把城市的管理权交给人民，公社不仅可以确保更有效地抵抗围城，而且可以提供一种向国民政府施压甚至与之决裂的手段。他们的机会比他们想象的来得更快。10月31日清晨，巴黎人民得知巴扎因和他的全部军队在梅斯投降了，而奥尔良派领袖阿道夫-梯也尔已被派去谈判停战。当天下午，巴黎爆发了示威游行，要求“不要停战！”、“打倒特罗胥！”[16]就像9月4日一样，一群人冲进了市政厅，高喊着，“公社万岁！”。 但权力的归属再次悬而未决。
二十个区的中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迅速爬上桌子，宣布废除政府，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安排新的选举。率领国民警卫队的部队到城楼镇压叛乱，他们举起步枪的枪托端，表示不开枪。国民政府成员儒勒·费里回忆说，当时“巴黎的民众，从最高层到最低层，都对我们抱有绝对的敌意。大家都认为我们应该被解雇”[17]。然而第二天，费里、特罗胥和政府的其他成员又安全地回到了政府中。
当时巴黎群众对政府的情绪已经极其恶劣，但他们还没有转向革命者，由奥古斯特·布朗基这样的人物来领导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警卫队中最革命的营，以为已经取得了胜利，便在没有得到指示的情况下离开了市政厅。与此同时，比较保守的营正在向特罗胥集结，他们被告知，以布兰基为首的一帮臭名昭著的革命者已经把政府俘虏了。当天晚上，维稳部队成功地夺回了市政厅，并逮捕了布兰基，几乎没有遭到抵抗。第一次共产党起义，过早地、无计划地失败了。
在随后的市政选举中，大多数区选出了支持政府的市长。革命者 “缺乏干部、方法和组织者”[18]，除了最贫穷和最激进的地区外，其他地区的革命者都受到排挤。那些在第19区和第20区当选的公社人民，由于政府已经发出了逮捕令，所以不能就任。知名的革命者们被迫躲藏起来。
冬天的几个月给被围困城市的居民，特别是穷人带来了沉重的代价。利萨加雷描绘了一幅惨不忍睹的苦难画面：
“饥饿的痛苦无时无刻不在增加， 马肉已经成为一种美味。狗、猫、老鼠都被急切地吞食。妇女们在寒冷和泥泞中等待了几个小时，以获得饥饿津贴。他们得到的面包是黑色的灌浆，那是对胃的折磨。孩子们死在母亲空荡荡的乳房上。木头价值连城，穷人只能靠甘贝塔来的的电报来取暖，电报总是宣布着惊人的胜利。12月底，他们的挫败开始让人们看到了曙光。他们要屈服吗，他们的武器完好无损吗?”[19]
1月6日，20个区的共和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应对这一严峻的局势。他们发表了一份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政府的背信弃义：
“致巴黎人民，巴黎二十区的代表们： 9月4日承担国防任务的政府是否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没有！”[20]。
在详细解释了政府在进行战争中的失败之后，声明得出了结论：
“如果住在市政厅的人还保留着一些爱国主义精神 那么他们的责任就是下台，让巴黎人民来负责他们自己的解救工作。”
另一种行动方案已经被提出来了：
“巴黎人民永远不会接受这种耻辱和痛苦。他们知道，还有时间，果断的措施将使工人们得以生存，使每个人都能加入这场战斗。一般要求--免费配给--大规模进攻。”
起义声明的最后，发出了一个号召：“为人民让路，为公社让路”。1月7日凌晨，这份由140名代表签名的红纸声明被贴在了巴黎的墙上。红色海报尚未导致公社的实际宣布，但明确预示了3月18日的事件。
最终，寄希望于他们成功地把共和派工人饿得屈服，国防政府实现了它一直想做的事情。1871年1月27日，儒勒·法夫尔（Jules Favre）向俾斯麦投降巴黎，条件是解除堡垒的武装，巴黎要在两周内支付2亿法郎，并尽快选出一个议会进行和平谈判。与普鲁士的战争即将结束，内战即将开始。
双重政权
在俾斯麦的指导下，法国于2月8日进行了投票。这是第三共和国的第一次立法议会选举，结果是两个君主制政党获得大多数支持，虽然他们对於由哪一位君主统治他们存在分歧，但他们与神职人员组成了反动的统一阵线。君主党不惜一切代价地提出了和平的要求，赢得了62%的选票，在农民中占了压倒性的优势，在638个席位中赢得了396个。共和派发现自己在自己的共和国中是少数派，但在城镇中却是多数派。巴黎以压倒性的优势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未来的公社领袖路易-德勒兹获得了15.4万张选票。全国的阶级分裂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这种分裂在地理上表现为波尔多立法议会和巴黎共和党之间的对立，内战就在眼前。
名为“国民警卫队”的人民武装成为巴黎的实际权力机构，国民警卫队只对其选出的委员会和为首的中央委员会负责。//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工人们对共和国的前途以及他们自己的前途的担忧，完全被在波尔多组成所谓“乡下人”的“猪尾巴贵族、富农、工业代表[21]”的联盟所证实。奥尔良派（最大的君主主义派别）的首领梯也尔成为政府的首脑，而共和派在议会中的发言则被“国王万岁！”的嚎叫声所淹没[22]。共和党的报纸被查禁。议会甚至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巴黎不应再作为国家的首都，而应设在凡尔赛。梯也尔将仍处于武装状态的国民警卫队置于波拿巴主义将军德奥雷利斯（D’Aurelles）的指挥之下。无产阶级国民警卫队将被解除武装，必要时用武力解除武装--一场类似1848年6月的大屠杀显然正在准备之中。
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反革命的鞭子起到了推动革命的作用。“乡下人”赤裸裸的威胁只会使工人的决心更加坚定，并起到了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部分团结在他们周围的作用。巴黎的国民警卫队无非是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武装，他们决心由其各营组成一个联合会，由从其队伍中选出的中央委员会领导。2月24日，2000名代表聚集在一起，选举他们的领导人。第一国际成员尤金-瓦林提出以下决议：国民警卫队只承认自己选出的领导人，国民警卫队抗议“任何解除武装的企图，并宣布在需要时将进行武装抵抗”[23]。两项法案均获得一致通过。
实际上，此时法国已经出现了两个并存的国家政权。凡尔赛尔议会于2月26日以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和50亿法郎的赔款换取了普鲁士人的和平协议，但它继续对巴黎发难。“乡下人”提议停止国民警卫队队员的工资，并停止对最贫困者的一切债务减免，但他们的律令基本上被无视了。国民卫队举行武装示威，却不受惩罚。3月3日，内务部长皮卡尔（Picard）呼吁“所有善良的公民扼杀这些应受谴责的示威活动”[24]，但没有人响应号召。革命者被剥夺了出版物的合法性，他们在城市里贴满了海报，这些海报受到群众的狂热认同和保护。
国民警卫队、人民武装现在是巴黎的实际权力机构，国民警卫队只对其选出的委员会和为首的中央委员会负责。这种双重权力的局面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效地同时拥有两个由两个不同阶级领导的国家。一个国家必须征服另一个国家。要么“凡尔赛人”(以凡尔赛为基地的国民政府的力量)压垮巴黎，要么巴黎工人压垮凡尔赛。在这场冲突中，公社诞生了。
公社的诞生
巴黎的工人掌握着实际权力，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他们还没有下定决心与凡尔赛决裂，但也没有放弃武装的打算。与此同时，梯也尔正准备进行他所期待的决定性打击。他任命另一位波拿巴派将军维诺伊（Vinoy）准备一支能够解除巴黎武装的部队。问题是，这样的部队并不存在。
普鲁士人俘虏了大量的正规军，加上普遍的士气低落，使维诺伊的兵力不超过25000人，已经“濒临叛变”[25]。以这样的兵力，他只能在黑夜的掩护下，像夜里的小偷一样，试图解除国民警卫队的武装。3月18日凌晨，他行动了。
巴黎的工人实际上掌握着权力，但却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它。//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从凌晨3点开始，几支纵队向全城的战略要地进发，目的是确保和运走国民警卫队自被包围以来所拥有的大炮。他们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到达了目标。在索尔费里诺塔（Tower of Solferino），入侵者被一名哨兵拦住，他被击毙，这是内战中的第一个伤亡。凡尔赛人认为自己取得了胜利。他们立即张贴了海报，宣布政变的消息：
“巴黎的居民们，为了你们的利益，政府决定采取行动。区分好公民与坏公民；让好公民协助公共力量；他们将为共和国服务......罪人将被绳之以法。秩序必须被，完整、立即、不可改变地重新建立起来。”[26]
不幸的是，在历史上一个微小但重大的意外中 他们忘记了带马匹来运走大炮。在几个小时里，“秩序”的拥护者们一直在等待他们的马匹到来，而巴黎的无产阶级却开始骚动起来。
最先起来的是妇女，她们像往常一样出门买早点。一看到士兵，巴黎的劳动妇女们就围了过来，骂着部队。“这太可耻了；你们在那里干什么？[27]”正规军静静地站在那里，而他们的军官则徒劳地试图驱散人群。最后，在妇女们的召唤下，国民警卫队集合起来，开始向驻扎大炮的高地行进。由于和正规部队的交情，他们被允许通过。指挥官莱孔特命令他的部队开火。人群前进，但部队没有开枪。他命令他们再次开枪，又一次，但在第三次命令时，他的部队转身逮捕了他。这一幕在每一处都在重复。每到一处，部队都叛变，加入了革命的行列。到了11点，人民又完全控制了城市，“正义和秩序”的力量也完全消失了。
政变的设计者们惊慌失措。政府一直在关注巴黎外交部的事件。在第一次发生逆转时，其“勇敢”的首领梯也尔立即下令撤离巴黎，并从后楼梯逃了出去。但是，当梯也尔飞奔出城的时候，事实上的政府--国民警卫队中央委员会还没有完全掌握发生了什么。他们远没有策划起义，甚至连梯也尔的政变都没有察觉到，17日晚哨兵的缺席就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在两点钟，即政变被推翻的三个小时后，革命的领导人才把命令传到担任官务的地方，如市镇旅馆。他们并没有夺取权力，而是权力夺取了他们。
国民警卫队继续控制国家印刷厂和拿破仑军营。他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七点半，自梯也尔逃走后的八个多小时，市政厅被包围并占领。市长儒勒·费里被他的部下抛弃，在没有得到现在逃亡的政府的消息的情况下，他从窗口跳了出去，避免了被捕。大概是他担心国民警卫队会对他做他一直计划对他们做的事。
因为寻求报复或人质，中央委员会几乎无法调和负责人的想法。他们在辩论和商议，而忠于议会的残余势力则完全混乱地从敞开的城门中流出。马克思对这种错失的机会感到惋惜，他在1871年4月12日的一封信中写道：
“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当维努亚和随后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部队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那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28]”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批评，他还是对“这些冲天的巴黎人”表示钦佩。
对政变领导人采取的唯一报复行动是处决了克雷芒-托马（Clément-Thomas）将军和勒孔特（Lecomte）将军，就是这个人，几个小时前曾三次命令他的部队向包括手无寸铁的妇女在内的人群开火。但即使是这种报复行为，也是他们自己的部队不顾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要求而执行的，中央委员会要求进行军事法庭审判。其余的俘虏都被放了出来。在这一天，统治阶级本想是一场血战，但工人阶级却以极少的伤亡夺取了自己手中的政权，没有财产损失，也没有抢劫，几乎处于完全平静的状态。一如既往，在受到毁灭的威胁时，工人阶级表现出了宽宏大量的人性，如果说有什么过错的话，与 “秩序”的狂暴暴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接下来是权力的问题：如何处理它？中央委员会出现了分歧。一些人主张向凡尔赛进军，推翻立法议会，向各省发出呼吁。另一些人则反对说：“我们的任务只是确保巴黎的权利。如果各省同意我们的意见，就让他们效仿我们的做法吧。”[29]
此时人们敏锐地感觉到了革命党的失误。革命的领导层虽然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的，但更多的是由事件引发的个人集合，而不是一个具有共同策略的政党。作为最接近工人阶级的政党，第一国际没有一个共同的纲领和纪律，没有一个集中的领导。大多数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既没有计划也不希望夺取政权。也许是想起了10月31日失败的起义，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尽快交出政权。当维诺伊的残余军队逃跑的时候，委员会却专心致志地组织选举。
第二天早晨，人们醒来时发现，市立酒店上空飘扬着红旗，街道上也出现了如下的公告：
“公民们，巴黎的人民，冷静而不可动摇的力量，毫无畏惧地等待着，就像没有被挑衅一样，等待着那些想要动摇我们共和国的无耻的傻瓜们。让巴黎和法国共同奠定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的基础，这个唯一的政府将永远结束革命的时代。巴黎人民被召集起来，进行选举。[30]”
巴黎公社于是诞生了。
公社是什么？
经过一段时间的拖延和犹豫，3月26日举行了市镇选举。公社执政委员会共有70个席位，是在男性普选的基础上选出的，但也有罢免权。公社的任何官员，包括其理事会成员的最高工资为6000法郎，消除了困扰我们自己的“民主”的职务特权和职业主义。28日，公社在20万人的盛大集会上宣布成立，人们高呼“公社万岁！”并高唱《马赛曲》，欢迎公社的成立。公社已经成为现实，但即使在公社党人中间，这也意味着不同的事情。正如列宁曾经说过的：“谁要是等待‘纯粹的’社会革命，谁就永远要落空[31]”。对一些人来说，公社只是一个市政机构，其目的是保证巴黎在共和国下的行政自治。在3月28日宣布成立公社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按年龄论资排辈的主席、一位名叫贝斯雷（Beslay）的资本家发表了如下的开幕词：
“1793年的共和国是一个军人，他想集中国家的所有力量；1871年的共和国是一个工人，他首先要自由来建设和平。公社将在地方上占有一切，部门管理区域，政府拥有国民。我们不要逾越这个限度，国家和政府就会高兴而自豪地为这个革命喝彩。”[32]
更激进的无产阶级分子则把公社看作更深远的东西：他们可以通过它来实现自己的社会解放以及政治解放。而尽管运动的顶层存在着矛盾和混乱，但这正需要由公社的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一面突破。
马克思：“（巴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巴黎公社真正的阶级性不是在任何宣言和讲话中，而是在实践中显露出来的。工人群众催生了公社，甚至在公社宣言之前，他们就开始着手塑造公社。教堂里挤满了人，他们前来聆听披着红布的讲坛上发表的激进的革命演说，并讨论当天的事件。人们现场起草并通过了决议，要提交给在市政厅的中央委员会。工人们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正在学习如何使用它。
公社的第一个行为是解散常备军，把国民警卫队作为唯一的军事力量，以人民武装取代国家的 "武装人员的特殊机构"。正如马克思在《法国内战》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甚至是对过去最革命的运动的根本性突破。实际上，公社代表了一种根本性的新的国家形式。列宁在1917年俄国革命中写道，把上述公社的民主措施描述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33]”他甚至根据公社的制度，特别是所有公职人员的选举和罢免权，以及公职人员应以工人工资为服务标准，以及以常备军代替武装人民等，得出了夺取政权后如何组织工人国家的结论。
在《法兰西内战》里，马克思将公社解释为：
“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34]
几乎在公社诞生之初，就开始了对社会经济基础的“连根拔起”。当公社开始组织和保卫城市的工作时，立即遭到了敌人的破坏。当它到达财政部、邮局、印刷厂、电报交换所，城市的所有行政中心时，公社人员发现，大多数前官员已经逃走了，并破坏了各区的印章、登记簿和现在，甚至包括公墓的管理部门。新的权力不得不临时组织一切，从税收，到邮政，到警察，到路灯。这种应急的需要也释放了工人的创造力。
比如，邮局已经完全被打乱了组织。公社人民在没有高薪雇员和顾问的情况下，在两天内就成功地恢复了服务，并成功地通过凡尔赛宫的封锁将邮政偷运出城。在印刷厂，公社让邮政工人自己任命管理人员，当旧政权的行政人员妨碍张贴公告时，工人们只需自发组织起来，不加理会地完成工作。
公社把印刷工人的工资提高了25%，但同时也为印刷局节省了每天200法郎的开支，因为它削减了最高官员的过高工资，而这些官员都已逃亡。同时也削减了以前的官僚主义造成的浪费，工人管理不仅对工人待遇更好，效益也更好。在3月18日之前，印刷厂的预算是每月12万法郎。在公社下，每周从未达到2万法郎以上。正如马克思所评论的那样：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35]
劳动和交换部被置于第一国际的主要成员利奥-弗兰克尔的领导之下。在他的领导和由工人组成的委员会的协助下，夜班工作以及当铺生意都被制止了。禁止从工人的工资中扣除罚款。但这仅仅是个开始。正如弗兰克尔自己所写的那样：“公社的建立需要有保护工人不受资本剥削的机构。”[36]
在公社成立的短短几周内，社会主义计划和工人阶级控制经济的要素被引入。每个区都登记了工作的供需，以期消除失业。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被逃亡的资本家遗弃的工场都交给工人自己，由商业工会指定的委员会检查账目和库存。所有政府合同的申请都必须说明工资水平，以防止竞争导致工资降低，并且优先考虑工人组织。除了从围困中获利的工业家外，所有人的租金都被减免。这些措施无非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设想的 “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37]。
旧的警察武装被废除了。维持公共秩序的工作由国民警卫队即武装的人民管理，辅之以警察，他们不过是为公社责任的且可撤销的代理人。而这种真正的“社区治安”的效果如何呢？利萨加雷写道：
“她的街道在白天是自由的，在寂静的夜晚是否就不那么安全了呢？自从巴黎有了自己的警察，犯罪就消失了。每个人都任凭自己的本性，你看放荡不羁在哪里取得了胜利？”[38]
3月18日领导起义的巴黎妇女，在3月26日的选举中被剥夺了选举权，这是公社最明显的局限性之一，如果公社能存活更久，无疑会克服这一局限。但尽管如此，劳动妇女仍然平等地参与了巴黎工人政权的建设和保卫。
劳动妇女在公社的各个层面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她们是街区警戒委员会的成员，保卫街垒，参加武装斗争。其中有教师路易丝·米歇尔（Louise Michel），她被选为蒙马特公民警戒委员会的负责人。她作为国民警卫队的一员参加了战斗，既是战斗员，又组织了救护服务。
劳动妇女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如保卫巴黎和援助伤员的妇女联盟，由第一国际的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夫（Elizabeth Dmitrieff）的俄国成员成立。
职业妇女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如废除“不同性别工人之间的任何竞争，因为在她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她们的利益是相同的”[39]，同工同酬。这一要求至少得到了部分实现，一些妇女得到的工资是其旧承包商所付工资的四倍。废除夜班和工人组织对工作场所的管理也对劳动妇女的生活和条件产生了影响。教育被从教会手中解放出来，免费提供给所有儿童，不论性别或宗教。
我们考虑到公社所处的环境，四面受敌并且仍在从包围中恢复，公社的成就简直是奇迹。公社的经验永远证明，世界上的劳动者可以民主地管理社会，而不需要银行家、地主和企业家。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公社就改变了历史。但是，公社是第一次尝试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而且领导层混乱，无怪公社也犯了错误，我们有责任从中吸取教训。
利萨加雷在其《公社史》中评论道：“所有严肃的叛乱者都是从抓住敌人的筋骨--国库开始的。[40]” 然而公社人民却对国库和法国银行都不闻不问。当革命者占领财政部时，他们发现国库的钥匙已经被带到凡尔赛去了，但他们没有强行开锁，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消除与凡尔赛和解的任何可能。事实上，正是由于对凡尔赛的这种让步，使得和解的可能性降低了，因为公社人民放弃了一个对敌人施加压力的有力杠杆。
同样，法国银行行长也深信革命党人会占有银行，所以在公社选举之前就逃之夭夭，把30亿法郎的现金、珠宝和资产留在了金库里。由于没有钱支付国民警卫队的费用，公社派了阶级调解人贝斯雷来谈判。对于贝斯雷提出的公社应任命新行长的委婉建议，留在现场的副行长强烈抗议，并恳求他拯救“法国的财富”。公社的代表非常感动，以至于在回到市政厅时，他解释说，银行不能动，因为“如果你破坏了它，它所有的钞票就会变成相当废纸”。[41]
公社的领导们接受了这个借口，于是任命贝斯雷为银行的“代表”，银行宽宏大量地同意每天给公社40万法郎的贷款。他们甚至没有允许国民警卫队占领大楼，以防遭到破坏。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妨碍资产阶级报刊对侵犯公私财产、大肆掠夺的行为进行嚎叫。
另一个机会则是错失在市政厅的内部，那里的官方记录和外交文件甚至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公社人民本可以揭露自拿破仑一世以来进行的秘密外交、肮脏交易和针对人民的阴谋，但委员会既没有公布大量的文件，也没有把这些文件作为政权的重要“人质”加以占有。
领导层本身没有领袖，没有计划，也不知道是要取代旧政权还是改良旧政权，于是就把自己挡在悬崖边上，希望能防止进一步的流血事件。与此同时，梯也尔和凡尔赛人正在集结他的军队，打算对巴黎工人阶级发动一场灭绝性的战争。4月2日，也就是巴黎庆祝公社宣言的四天后，他们的大炮开始轰击巴黎城。
巴黎被孤立了
公社拥有20多万人的潜在力量，拥有周围的堡垒、大量的步枪和大炮，对于凡尔赛人来说，公社不是一个容易的目标。对城市的不断炮击，使许多无辜平民丧生，但却无济于事。巴黎的工人，包括妇女和青少年，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生命而战，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人类的未来而战。他们像狮子一样战斗着。
在七个星期的时间里，凡尔赛人甚至无法到达巴黎，更不用说进入巴黎了。但是，即使巴黎拥有力量和勇气，也不可能永远独自坚持下去。因此，革命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它能否从巴黎蔓延到省城，再从省城蔓延到农村，可农村的大部分农民仍然忠于凡尔赛议会。
从3月18日的起义一直到5月，法国各地的城市和城镇都发出了声援巴黎的信息。在许多重要城市，工人们发动了自己的起义，支持公社，最著名的是里昂、马赛和图卢兹。如果这些南方的重要中心沦陷，局势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起义发生的地方也不只有这些地方。克留索、圣艾蒂安(一个重要的矿业城市)和利摩日都短暂地诞生了自己的公社。即使在那些工人们没有夺取市政厅的地方，法国各地也发生了反凡尔赛的示威游行、悬挂红旗和其他类似的 "骚乱"。在反动的农村议会的第一所在地波尔多，工人们逮捕了几名警察，并向步兵营投掷石块，高喊“巴黎万岁！ 叛徒去死吧！”[42]
1921年，刚刚亲自执行并成功保卫了一次起义的托洛茨基在他的《法兰西内战》导言中写道：
“如果1870年9月在法国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已经有一个采取革命行动的集中的党，全部法国历史以及包括它在内的全部人类历史就早已改变方向了。”[43]
这句话的真实性在巴黎公社历史上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最明显的是革命未能成功地扩展到各省。
如同在巴黎一样，起义或多或少都是自发地进行的，而且往往使那些没有做好战斗准备、缺乏革命中心指导的领导人上台。这导致全国各地的格局极不平衡，使每次起义都被孤立起来，依次被扑灭。许多工人本能地把握住了集中领导的必要性，并向巴黎寻求领导。利摩日的工人甚至派代表到巴黎请求设立“委员会”[44]。委员会成员表示会考虑，但没有派人。
梯也尔尽其所能地把革命限制在巴黎，以便孤立和摧毁它。//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除了省城之外，还有农民的决定性问题。从2月8日的选举中可以看出，这时法国的构成绝大多数是农民和农村，这部分人曾多次被统治阶级利用，作为遏制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手段。然而，我们不能忘记，1789年8月，正是这部分农民用焚烧领主城堡的方式点燃了法国乡村。因此，如果认为农民永远只能是反动派的工具，那就大错特错了。
大多数法国农民以怀疑甚至是敌意的态度看待革命，而凡尔赛的大量虚假宣传则助长了这种情绪。然而，从根本上说，普通农民的立场可以用“共和国给我什么吃的？”这个问题来概括。只有把贫苦农民和农业劳动者的利益同巴黎青年工人共和国的利益联系起来的方案，再加上工人们坚决执行这个方案的决心，才能使农村人口中具有大部分人支持公社的红旗。然而，这个方案始终没有真正出现。
公社曾向各省发表过宣言，但只是非常笼统地指出，“巴黎为全法国而战”。还起草了一份对农民的讲话，解释说：
“兄弟，你被骗了。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所要求的，你们也希望......。巴黎毕竟要的是农民的土地，工人的工具。[45]”
这本来可以成为在农村开展一场严肃运动的开始，但在各省没有干部或任何形式的组织的情况下，这个重要讲话的分发是通过气球来分发的，气球把货物随机地投放到农村的各个地方。
另一方面反动派则竭尽全力把革命限制在巴黎。遇到抗议他对巴黎进行恶战的人，他回答说：“让起义者解除武装吧，大会不能解除武装。但巴黎要的是共和国。共和国存在；以我的名誉，只要我在位，它就不会消失。[46]”这一承诺足以使议会中的资产阶级 "左派 "放弃巴黎的命运。在巴黎遭到轰炸的同时，共和国的著名代表被派往各省呼吁冷静。其中有一位共和国的“朋友”路易·勃朗（Louis Blanc）解释说，虽然巴黎保卫共和国是正确的，但“在那里力争夺取政府的人是狂热分子、傻瓜或流氓”，他为 “狰狞的斗争”流下了鳄鱼的眼泪。[47]
共和派的中产阶级就这样被镇压了，农民仍然反对革命，工人们发现自己是极少数人。在省城，他们的起义一个个被扑灭。与此同时，俾斯麦释放了6万名战俘，以换取国王的赎金。随着凡尔赛军队的壮大，能够集中全部兵力攻打首都，公社人民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绝望。
巴黎沦陷
自4月2日开始进攻以来，凡尔赛人一直被工人的英勇抵抗所阻挡。妇女们尤其以其坚不可摧的勇气著称。一位被俘的公社人民警告凡尔赛人说：“相信我，你们撑不住了，你们的妻子都在流泪，而我们的妻子却不流泪。”这句话让人想起斯巴达母亲送儿子去打仗时说的那句话：“带着你的盾牌回来，或者躺在它上面回来。[48]”
许多妇女自愿照顾伤员。有几十人为了扶起倒下的战友，冲进了战斗的重围，牺牲了。其他人则自己拿起步枪，在绝望的情况下，守住了堡垒和路障。女工们的抵抗如此凶猛，以至于《泰晤士报》（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日报）的一位记者说：“如果法兰西民族只由法国妇女组成，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民族。”[49]
妇女们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不应该让人感到惊讶。1871年的劳动妇女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承受着双重负担。因此，劳动妇女从保卫工人共和国中得到的好处甚至比男子更多。无论是在公社诞生之时，还是在公社最后的痛苦日子里，劳动妇女都是为了全人类的未来而奋斗和努力的。
在“血腥周”和随后的报复行动中，被凡尔赛人杀害的总人数估计为30,000人。//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经过激烈的斗争，5月21日，凡尔赛人进入巴黎。接下来又是七天残酷的街头战斗，这就是著名的“血腥周”。共产党在每个区都设置了路障，迫使凡尔赛人逐街攻占城市。与此同时，凡尔赛人继续对城市进行狂轰滥炸。梯也尔甚至吹嘘说：“我们已经粉碎了整个巴黎的一个区。”[50]
巴黎变成了地狱。夜晚，城市被燃烧的建筑物照亮，白天，天空被烟雾笼罩。街道上充斥着炮火的雷鸣声和垂死者的尖叫声。人行道上布满了血迹。凡是胜利的地方，资产阶级“文明”的卫士们都把自己交给了屠杀和掠夺。被俘的公社人民被排成一排，靠在墙上，当场枪毙。即使是被怀疑支持公社的非战斗人员，也未经审判就被处决。任何支持公社的店主，他们的店面都会被洗劫一空，并被毫不留情地殴打。穿着破烂衣服的妇女，或提着桶的妇女，被当作涉嫌纵火犯而被枪毙。一周内就有2万人被屠杀。
凡尔赛人进行大屠杀的消息传来后，公社人民威胁要处死70名人质，其中包括巴黎大主教。需要指出的是，早在4月12日和5月14日，公社就提出用这些人质只换一个人。奥古斯特-布朗基。但他们的提议被反动派拒绝了，不仅因为怀疑布兰基对革命的价值，而且还想以他们的生命为借口，对巴黎工人阶级进行已经计划好的可怕报复。5月24日，公社人民铤而走险，处决了大主教和其他五名人质。他们的死亡责任完全在凡尔赛。
最后，剩下的守卫者终于体力不支，战斗于5月28日结束。梯也尔在大会上向欢呼的代表们宣布：“正义、秩序、人道和文明的事业取得了胜利”[51]。随后，这些“正义、秩序、人性和文明”的拥护者们又着手逮捕和处决了数千名公社派嫌疑人。
在“正义”的名义下，许多大律师拒绝为被告辩护，而其他许多大律师则积极地与检方合作。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尽管他与公社毫无关系，因为“他是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所以“总之，一个谨慎而明智的政府在找到合法的机会时必须除掉这些人”。[52]
政府军以“秩序”的名义，枪杀一名路人，只因它戴了一块手表。尸体被搜查、抢劫。就连保守派媒体也抱怨说：“这些不再是执行任务的士兵”[53]。在混乱中，许多无辜的人被个人或商业对手斥为公社人民。警方共收到399,823份告发书。[54]
政府以“人道”的名义，将数千名男女老少关在没有光线、空气和食物的肮脏牢房里。凡尔赛人自己也承认抓了38,568名囚犯，其中1,058名妇女，651名儿童，包括73名14岁以下的囚犯。最年轻的囚犯只有7岁[55]。利萨加雷估计，有2,000名囚犯因条件恶劣而死亡[56]。孕妇也未能幸免于酷刑，许多妇女流产或生下死胎。还有许多人疯了。《泰晤士报》写道：“人的生命已经变得如此廉价，一个人比一条狗更容易被枪毙”。[57]
在“文明”的名义下，如此多的人被屠杀，以至于没有足够的马车来运走尸体。死者在街上堆积如山。6月，资产阶级报刊开始恳求：“我们不能再杀人了。”这并不是因为同情受害者，而是因为腐烂的尸体发出的恶臭和疾病有可能吞噬整个城市。在这些让人联想到黑死病最严重的场景中，资产阶级的巴黎用咖啡馆、妓院和街道上的放荡节来庆祝它的回归。就连亲凡尔赛的媒体也抱怨，一位记者引用塔西佗的话说：
“然而在那场可怕的斗争的第二天， 甚至在它完全结束之前，堕落和腐败的罗马， 再次开始沉浸在那正在摧毁它的身体和污染它的灵魂的艳丽的泥沼中... alibi proelia et vulnera，alibi balnea popinaeque... (这里有吵架和受伤，那里有浴室和餐馆)” [58]
在“血腥周”和随后的报复行动中，被凡尔赛人杀害的总人数估计为3万人。此外，有13,000多人被运往新喀里多尼亚，他们的家人一无所有。更多的人被迫逃离该国。在7月的补选中，巴黎的选民比2月8日少了10万人。这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在激烈的斗争中无意的“过激”[59]。甚至在3月18日之前，克莱芒-托马就说要“彻底消灭巴黎暴民之la fine fluer（精粹）”。[60]
在法国统治阶级的眼里，必须消灭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部分，即1848年和1871年斗争的活记忆。这种社会和平甚至是以牺牲资产阶级的短期经济利益为代价换来的。1871年10月，一份官方报告声称，由于缺乏工人，某些行业不得不拒绝订单。
公社的遗产
巴黎公社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这些事件充满了阶级斗争的教训。//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巴黎工人建立的第三共和国，是用他们的鲜血凝结而成的。在公社的发源地蒙马特山顶，资产阶级建造了圣心大教堂，不是为了“忏悔”被凡尔赛宫杀害的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而是为了忏悔公社的“罪行”。今天，它仍然作为法国统治阶级臭不可闻的伪善的纪念碑矗立在那里。
牺牲的公社社员则在拉夏兹公墓的一个安静幽静的角落里被纪念，一些公社最后的保卫者在这里被抓获并枪毙。事实上，巴黎公社并不需要任何雕像和纪念碑。公社真正的纪念碑存在于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它为社会主义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公社的经历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留下了巨大的印象，他们一生都在工人阶级的斗争、胜利和失败的基础上提炼和更新自己的革命纲领。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的序言中写道，《宣言》第二部分中的诉求纲领“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特别是“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61]
具体来说，公社所证明的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62]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对《共产党宣言》进行有效的修正和更新，这句话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工人们不是想利用资产阶级社会下发展起来的现存议会、军队、官僚机构等，而是要用革命的手段粉碎这种“国家寄生虫”[63]，代之以自己的政治组织，在这种政治组织中，“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正如列宁根据自己对法国公社和马克思内战的研究所言[64]。
公社的影响也不限于理论领域。1871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公社的幸存者，其中包括被争取到国际组织的布兰基主义者。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大家详细讨论了公社的教训和公社的失败，最终通过了下列决议，该决议的最后形式是由马克思起草的：
“鉴于：
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团结，同样应当成为它在反对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本家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代表会议提请国际会员们注意，
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65]
这是对国际内部的巴枯宁主义和蒲鲁东主义倾向的决定性趋势，他们宣扬放弃政治和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实际上，公社不仅明确了工人斗争的最终目标，而且明确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塑造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无非是工人阶级的一般经验。这句话的真实性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这个纲领的每一个基本点——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和集中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工人斗争的国际性，以及粉碎资产阶级国家，以无产阶级专政取而代之的必要性--都是在公社的兴衰中形成和锻炼出来的。
巴黎的工人已经指明了方向。他们在短短两个月内证明了一个新世界是可能的。公社的红旗升起，成为世界工人阶级的旗帜，而公社垮台后一个月写成的《国际歌》则成为其国歌。而《法国内战》和其他著作中提炼和保存的公社教训，也起到了教育和激励千百万革命者的作用，其中不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
今天，当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提供了甚至超过第二帝国最严重罪行的恐怖时，正在崛起的一代工人又开始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我们有责任研究公社，研究它的胜利和错误，并把这些教训付诸行动。如果我们以共产党人哪怕一半的英雄气概来做这件事，我们就不会失败。
公社万岁！
伦敦，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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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1851-1852/02.htm
[2] 同上，第四章
[3]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71-4.htm
[4] 利萨加雷（P. O. Lissagaray），《1871年巴黎公社史》（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 New York， 1898， p. 11.，译者自译
[5] 同上， p. 12.
[6]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7]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第一卷，前言，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1-00b.htm
[8] 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1870年9月14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3/076.htm
[9]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1年2月4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3/093.htm
[14] 利萨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p.15.
[15] 同上， p.16.
[16] 同上， p. 22.
[17] 同上， p. 23.
[18] 同上， p. 26.
[19] 同上， p. 32.
[20] “Affiche rouge”: Au peuple de Paris， les délégués de vingt arrondissements de Paris， FICEDL，译者自译
[21] 利萨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 p. 57.
[22] 同上， p. 75.
[23] 同上， p. 62.
[24] 同上， p. 69.
[25] 同上， p. 76.
[26] 同上， p. 79.
[27] 同上， p. 79.
[28]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3/106.htm
[29] 利萨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 p. 90.
[30] 同上， p. 92.
[31]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607.htm
[32] 利萨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 p. 156.
[33]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三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1708-09/04.htm
[34]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35] 同上
[36] 利萨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 pp. 232-233.
[37]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
[38] 利萨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 p. 302.
[39] E. Thomas， The Women Incendiaries， Secker & Warburg， 1967， pp. 45-46.
[40] 利萨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 p. 187.
[41] 同上， p. 188.
[42] 同上， p. 273.
[43] 托洛茨基，“巴黎公社的教训”，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210204.htm
[44] 利萨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 p. 180.
[45] 同上， p. 228.
[46] 同上， p. 196.
[47] 同上， p. 274.
[48] 同上， p. 208.
[49] 同上， p. 397.
[50] 同上， p. 254.
[51] 同上， p. 395.
[52] 同上，p. 493.
[53] 同上， p. 348.
[54] 同上， p. 402.
[55] 同上， p. 404.
[56] 同上， p. 411.
[57] 同上， p. VII.
[58]同上， p. 487.
[59] 同上， p， 404.
[60]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61]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德文版序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1
[62] 同上
[63]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64]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三章
[65] 马克思和恩格斯，《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7/048.ht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