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艾伦·伍兹於1968年5月前往巴黎，寻求与当时发动法国五月风暴革命的的革命工人和青年们接触。他在下面这篇文章内描述了他所遇到的情况丶氛围以及与工人和学生的讨论。他解释了工人们是如何寻找他们可求的政治领导和方向，却没有在当时的极左团体或是背叛他们的斯大林主义领导层中找到。本文原文发表於2008年5月23日）

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

我最近写了一篇关於法国1968年5月革命的文章。不过就当时的事件我也可以从个人的经历说起，因为当时我人在巴黎。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记忆涌现出来，我所目睹的非凡事件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生动。那时的我是英国“战斗趋势”（Militant Tendency）的成员，也还是苏塞克斯大学的学生。战斗趋势是由泰德·格兰特成立的，当时还是一个很小的团体，尽管它後来会成为自俄国左翼反对派以来最成功丶最有影响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

那时，我们在英国以外没有成员（除了北爱尔兰的一位同志）。但我们仍然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每一次全国性的组织会议总是从讨论世界情势开始。泰德总是坚持这样做，而且这样做是十分正确的。因此，法国事件对我们来说具有极大的啓发性，特别是当几乎所有其他左派团体都不再把欧洲无产阶级视为一种革命力量的时候，我们还坚持了工人阶级运动的观点。

当时我们的资源非常少，但我们在讨论了法国情势後，决定我们之中应该有人前往法国，尝试与革命青年和工人联系。因此，我收拾好行李，和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同志，乘坐者他那陈旧但仍让他引以为傲的汽车，一起出发去巴黎。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罢工本身，罢工造成了严重的汽油短缺。在去巴黎的路上，我们注意到两件事：一件让我们充满了兴奋，另一件让我们相当担心。沿路的每一家工厂屋顶都有红旗在微风中飘扬，但每一个开着门的加油站外（加油站不多）都排着长队等待汽油和柴油。我们担心：我们到底能不能成功地到达巴黎？苏格兰同志没有想到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先加油。幸运的是，我们後来成功地找到了一些汽油，也松了口气。

巴黎的气氛是无与伦比的。这让我想起了青年时代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在法国大革命後第一次访问法国时写下的着名诗句：

“活在这样如同黎明的时代是幸运的，
然而像你们这样拥有青春年华，则更是无上的美好！”

充满能量的氛围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能量，令人陶醉。那是革命的精神。我当时住在拉丁区的一间公寓里，和一位来自墨西哥的同志在一起，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同情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组织，但不是成员。他带我在街上转了一圈，每个角落都有社会大动荡的迹像。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解释道，革命的实质是群众对政治的直接干预。法国当时的情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在每条街道，每座房屋丶地铁站和办公室的墙壁上都贴满了宣传画和革命海报。但更有趣的是，大量的人围着这些海报，争先恐後地阅读，读着每一行字，恨不得在把那些讯息一口喝下去。在大街上丶公交车站丶市场和酒吧里，都会有精彩的讨论。这就是革命的意义！几年後，我在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革命後的里斯本和波尔图街头上，看到了完全相同的现象。

各种各样的人都被卷入了这场革命运动。在我们住的地方附近，科学家们占领了一座天文台。我们漫步经过一个劳务交易所，它已经关闭了。建筑物门面上贴满了法国民主工联（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CFDT）工会的海报。如此的场景，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典型的。法国的工会会员人数一直很低，尤其是与当时的英国相比。在1968年5月之前，法国有组织的工人不到400万。但现在有一千万人占领了法国各地的工厂和工作场所。

法国的工会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是由政党组织起来的。英国是个例外：那里的工党是由工会成立的。法国最大的工会是法国总工会（Confede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CGT），它与法国共产党有直接关联，约有150万名会员，在重工业和传统制造业，即工人阶级的重营内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

接下来是民主工联，它大约有75万名成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像。民主工联起初是作为一个天主教工会成立的，但它向左移动，并开始采取社会主义立场。1968年，它比总工会更加左倾，主张一种工人控制（他们所谓的“自动控制”（Autogestion））。民主工联的主要基础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国工人阶级内的“轻旅”，即技术人员和受薪人员丶白领工人以及轻工和电子行业的工人。1968年以後，它的发展非常迅速，吸引了激进的工人和年轻的层级，他们对总工会的官僚主义行径感到反感。

最後，还有约60万人的“工人力量”（Force Ouvriere）组织，它是在中情局的积极支持下成立的，目的是打击“共产党的”总工会，并倾向於法国社会党。顺带一提，当时法国社会党已经衰落到了很多人认为已经完蛋的地步。宗派们特别把持着这个立场。但即使社会党在选举中只有4%左右的支持率，格兰特始终坚持认为社会党会得以重振，最後也如是的恢复群众支持率，超过了法国共产党。

群众组织

1968年5月风暴的经验完全平反了格兰特一直捍卫的观点：当工人开始行动时，他们总是首先通过现有的阶级群众组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法国的情况当然也是如此。数百万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正在被组织起来。但他们没有成立新的工会，也没有寻找新的政党，更没有开展无政府主义运动。他们立即向现有的群众组织寻求解救之道。

在当时的法国，工会组织正在迅速发展。巨大的雪铁龙（Citroen）工厂，其劳工绝大多数由来自西班牙丶葡萄牙丶北非和南斯拉夫的移民组成，专门生产像雪铁龙DS这样的豪华汽车。它实行的是恐怖制度，工会被禁止，工人经常受到保安丶抽查身份证等的骚扰。但运动一开始，随着工人占领工厂，几乎一夜之间就工人们就组织起来了。

但经历爆发式增长的不仅仅是工会。我记得我读过一份法共发行的日报《人道报》（L'Humanité），其中有一篇小文章报导，仅在巴黎地区，法共就成立了80多个新的支部。由於新党员大量涌入，以至於党证都不够发了！

我到巴黎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格兰特，他那是已经到达法国并和他姐姐住在一起了。在此几年前，我们由於反对曼德尔丶弗朗克（Pierre Frank）丶韩生（Joseph Hansen）和其他所谓的“第四国际”领导人们的投降主义路线，已经被开除出第四国际的所谓联合秘书处（United Secretariat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USFI）。但是，我们还是抱有一些希望，希望能在法国托派的队伍中找到回音，甚至还制作了一份传单，声援他们的青年组织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Revolutionary Communist Youth，JCR）。

然而，格兰特寻找这个组织的领导人的尝试未果。我们有他们办公室的地址，於是我们一起去看是否能找到人讨论。但办公室已经关门了，没有任何人的踪迹。他们似乎已经转入地下了。泰德以他一贯的幽默感，开了个玩笑：“巴黎唯一知道弗朗克在哪里的人，大概就是警察吧。”第二天，我们读到他被逮捕的消息。

我们很快就发现，要与工人建立直接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被占领的工厂被牢牢地锁住并上了门闩, 理论上是为了防止警察和特工的挑衅。这部分是正确的，但这也是工会领导人的一个有用的手段，使工人远离“左翼煽动者”的“有害”影响。人们有时可以接近工厂，透过栏杆与纠察线上的工人们交谈，但这是极其困难的。

学生们

在没有任何其他线索的情况下，我决定前往索邦大学，试图与学生们取得联系。大学被学生们占领了。至於被古建筑包围的中央大庭院，我看到了一个不和谐的场景。献给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的柱子上挂满了红旗，毛泽东丶托洛茨基丶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画像俯瞰着广场。然而，当时那里几乎没有人。也许他们正在进行示威抗议（这种活动不断在进行）。

在院子的四面有很多摊位，可以看到所有左派团体的报纸。当时他们都是月刊，罢工开始後还没来得及出版新版。他们都在头版专门介绍越南丶玻利维亚丶古巴丶切·格瓦拉丶毛泽东——事实上，除了关於法国工人阶级的报导之外，应有尽有！唯一的例外是半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人民之声报》(现在的《工人斗争》，Lutte Ouvriere)。

这些事实显示，1968年5月革命对其他一切政治趋势来说确实是一起出乎意料的发展。其他的团体没有料想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已经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冠上了“腐败的”丶“资产阶级化的”和“美国化的”罪名。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放弃了托洛茨基的理念，而选择了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思想。

他们之中不少人在巴黎的咖啡馆内无休止的关於“武装斗争”的讨论中找到了一个舒适的避难所，在那里，他们以德布雷（Regis Debray）的低俗“理论”为基础。这个可悲男人不负责任的行为造就了格瓦拉的被捕和死亡。他写了一本题为《革命中的革命》（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的书，宣称小规模的游击队可以在拉丁美洲引发一场农民战争。

这个所谓的“创新”思想，其实只是巴枯宁“行动宣传”（Propaganda of the Deed）的翻版。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灾难性的。它的唯一结果是使拉丁美洲数以万计的年轻革命者毫无意义地丧命，并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国促成了军事独裁政权。

游击战在一个农民人数众多的不发达国家有一定的意义，不过即使在那里，游击战也只能起到辅助城镇工人革命运动的作用。但在法国这样一个工人阶级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这纯粹是一种疯狂。然而，这却使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免去了寻求与法国工人的现实世界和问题接触的任何必要。如果他们有和工人们接触，就会从後者得到足够的信息，让他们得以预知即将发生的社会爆炸。

值得注意的是，在学生组织中也发生了与我们已经提到的有关工人工会的类似过程。新闻界大肆渲染像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作用，但实际上这些人只是少数。主要的学生组织“法国学生全国联盟”（Union des Etudiants Français，UNEF，中文简称法全学联），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巅峰时期，在24万学生总人数中有10万名成员。但此後，该组织的成员人数有所减少，後来在50多万名学生中仅有5万人。

科恩本迪特把法全学联描述成一支死气沉沉的队伍，声称它“在全国范围内奄奄一息，在楠泰尔大学完全是一场闹剧”）。事实上，法全学联在占领楠泰尔大学的重要行动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然而，运动一经开始，全学联就开始壮大，这与无政府主义者和宗派分子的所有预测相反。甚至在1968年5月之前，它就开始了反对戴高乐政府的反动教育政策的运动，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参与。

遗憾的是，我们在法国没有一个团体能够有效地参与这些事件。1968年和最近的1995年12月罢工运动的主要教训是，一旦工人上街，我们就太迟了。一个革命组织是不可能临时建立起来的。它必须事先建立起来。我们确实制作了一份传单，其中主要的口号集中在民主选举的行动委员会的理念上，这些委员会如果在地方丶地区和国家的基础上联系起来，将能构成替代性工人政府的基础。

无政府主义的无用性

人们在革命期间自然地渴望民主和参与。甚至法西斯分子也被允许以“言论自由”的名义在群众大会上发言！如果今天是他们当权，我不知为何认为这种恩惠不会得到回报。我参与了其中一个由与罢工工人接触的学生组成的行动委员会。他们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或半无政府主义者，毫无疑问，他们非常真诚，但对运动没有明确的想法丶计划或观点。

在这个阶段，运动已经过了高峰期，当局开始组织反攻，派出防暴警察（CRS）攻击纠察线。学生们正在为起草一份关於这个问题的传单而争论不休。对於工人如何对付警察的侵略行为，没有明确的建议。传单草稿中充满了俚语和恶语，谴责“flics”（条子），但没有具体内容。即使这样，经过激烈的讨论，他们也没能达成统一口径。

在这些程序继续进行的时候，我和苏格兰同志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听着他们的争论。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与会者问我们：“英国来的同志们怎麽看？”我回答说，我们不是任何组织选出来的代表，但他们对这样的细节并不在意。“无所谓！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发言！” 於是我走近讲桌，提出了我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应该提高工人防卫的组织性，从武装纠察队开始，这个口号符合某些地区纠察队受到暴力攻击的形势需要。

语毕，他们都点头同意。“你们同意这个想法吗？” 我问道。

“是的，我们同意！”

“那你们是不是要把它写进传单里？”

“不，我们不能！”

“为什麽不能？”

“我们不能告诉工人该怎麽做！”

我试着向他们解释：这不是告诉谁该怎麽做的问题，只是表达一种意见，提出一种建议，工人们可以接受或拒绝。学生们做了很好的团结工作，支持罢工者，筹集资金等等。工人们尊重学生们的这种活动，怎麽会剥夺他们提出意见的权利?

“不！我们不能对工人说三道四！” 他们像老式唱片一般地重复。

主导这些委员会的学生，正如我所说，并不是坏人，非常活跃，无疑是真诚的，但无可奈何地感染了无政府主义的偏见。他们非常礼貌地拒绝了我们的提议。我们能做什麽呢？事实上，即使一个方案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如果你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参与工人运动的组织，你也没有什麽办法。而这个组织是不能在事发时临时拼凑起来的。必须事先耐心地建立起来。

悲剧的是，工人活动家们急切地在寻找学生们所不能提供的东西：一个革命的领导。这个事实在我的眼前得到了证明。在这场讨论的中间，有一群年轻的工人进入房间（我想他们是电工）。他们来自当地一个被占领的工厂，显然非常沮丧，甚至有点绝望。

我听了这群工人和其中一个带头的无政府主义者（哦，对了，无政府主义者也有领袖！）的对话。前者说：

“你看，我们这些年轻工人和你们学生们想法一致， 但其他大多数人都是老工人。当我们讲到革命时，他们不明白我们的意思。我们不能使他们明白我们的意思。我们需要的是领导！”

我对那次讨论记得很清楚，这些话都是出自工人们自己的口中。我还记得学生脸上绝对惊恐的表情。“不，我们不需要任何领导！”学生领袖喊道。工人们仍然坚定地认为领导正是他们想要的。讨论（这其实是聋子的对话，因为双方都不会动心）开始变得有些激烈。这时，我插话了：

“对不起，但我认为同志们所说的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革命的党和领导层，能够推进具体的口号，并赢得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支持！”

工人们都喊道，是的，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可怜的学生只是耸耸肩，放弃了，无疑对工人们不能理解无政府主义哲学的精髓感到痛苦失望。

这样的讨论一定会在法国各地重演。工人们，尤其是工厂青年中最激进的那层人，开始领悟到运动开始衰落的事实。他们曾将权力握在手中，他们看到权力逐渐从他们的指缝中溜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穿工会和“共产党”领导人的奸诈诡计。如果当时在工厂丶工会支部丶共产党和共青团员中存在着一股强大的马克思主义趋势，它本可以获得巨大的回响。但它并不存在。

当时在学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模糊的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曾经说过，无政府主义就像一把满是窟窿的伞——恰恰在下雨的时候毫无用处。国际上无政府主义的全部历史都证实了这一观点。1968年5月也不例外。

作为一种理论，无政府主义是完全空洞的。它断言工人阶级不需要革命组织，不需要党，不需要领导，这种论调是极端幼稚的。如果我的鞋子弄疼了我的脚，我就断定我必须赤脚吗？不，我出去再买一双合适的鞋。如果我住在一个糟糕的房子里，我是否会得出结论说，唯一的选择就是没有房子？不，我试图找到更好的住所。如果我对我的牙医不满意，我是否会得出结论说，最好是忍受牙痛？答案不言则明。

完全相同的逻辑也适用於工人阶级的组织问题。马克思早就解释过，没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只是剥削的原料。无产阶级本能地明白，需要工会来保护它免受老板的攻击。後来，他们才明白需要政党和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

诚然，无产阶级的组织（包括工会和政党）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压力下变质，变成工人阶级通向胜利道路上的障碍。但是，工人们得出的结论并不是说必须放弃建立组织的想法，只是说他们需要一个适合达成他们目的组织丶工会丶政党。

斯大林主义者的背叛

1968年5月期间，法国各大工会和政党的领导层的确发挥了消极作用。但当时与我交谈的青年工人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即必须把腐败的丶懦弱的领导人踢出去，以诚实的丶愿意战斗的工人战士代之。

法国共产党和总工会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扮演了最卑劣的角色。从一开始，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劝退工人，把运动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我记得当时有一些法共成员在街上散发传单。标题是：“政府停止作秀！”一个人拿起传单，看了看标题，讽刺地评论道： "Les manoeuvres, c'est nous!" (“作秀？是我们在作秀！”)

法共领导人认为，国家太过强大，革命会引发暴力和内战。这是党的总书记瓦尔德克罗歇（Waldeck-Rochet）的话：

“实际上，在5月要做的是以下几个选择：

要麽，我们使罢工能够满足工人的基本要求，但 同时在政治层面上，推动通过宪法手段进行必要的民主改革。这是我们党的立场。

要麽，我们简单地挑起力量的角力，换句话说，走向起义：这将包括诉诸武装斗争，旨在用武力推翻政权。这就是某些极左集团的冒险主义立场。”（《人道报》，1968年7月10日，我的重点）。

共产党和工会领导人无意夺取政权。这个想法甚至从未进入他们的想像。5月21日，总工会领导人塞吉（George Séguy）在记者会上表示：“工人自我管理是一个空洞的公式；工人们想要的是立即满足他们的要求。”他还说，总工会内“高度负责任的抗争者”并没有将自己的愿望与现实混淆的习惯。“不，千万的罢工者并不追求权力，他们想要的只是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工会领导人的问题在於，工人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权力意识。我在巴黎的时候，工会领导人与雇主协会和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涉及到巨大的经济让步。即便如此，工会领导人也很难向工人推销这个协议。雷诺和其他大公司的工人拒绝复工。

我记得我站在巴黎的一家酒吧里，和许多其他人一起，观看雷诺巨型工厂内的电视转播的群众大会，那里聚集了大量的工人，其中一些人坐在起重机和龙门架上，听总工会的总书记塞吉宣读老板们提出的清单：大幅增加工资丶养老金丶削减工时等等。但在他的演讲中，他被工人们的嘘声淹没了。“（我们要）人民的政府！人民的政府！”

这件事让我记忆犹新，因为它概括了整个局势。那些聚集的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和他们在法国其他地方的兄弟姐妹们一起，他们才是法国真正的主人。他们理解了自己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不想被提出的工资增长收买，无论增长幅度有多大。在我的记忆中，塞吉甚至没能把他的讲话讲完。

宗派团体的政治破产

斯大林主义官僚巧妙地利用了群众的恐惧。像各地的劳工官僚一样，他们知道许多工人害怕暴力和流血的前景。极左派对这个道理一窍不通，他们马上就掉进了资产阶级和官僚们为他们设置的陷阱里。这就是他们永远不会赢得群众支持的原因之一。那种作为宗派分子指标的术语激进主义，不过是他们对工人阶级完全没有信心，迷信所谓的“强势政府”论（Strong State），最重要的是他们本身无法融入到工人阶级内，甚至无法与工人找到共同的语言。

我们可以毫不畏惧地说，以格兰特为首的趋势是抵制第四国际所谓领导人的小资产阶级堕落的唯一派系，後者放弃了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革命政策，而选择了小资产阶级学生政治。曼德尔派不断喋喋不休地谈论1968年以前法国的所谓“强势政府”。这些小资产阶级认为，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女士和先生们，工人们什麽也做不了，他们会从外面优雅地给他们带来“社会主义意识”。

我当时站在一场工人会议外面，有一个曼德尔派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在散发传单。这份传单我保存了很多年，但不幸的是，由於我後来频繁搬家，把它和其他所有从法国带回来的资料一起丢失了。但我记得很清楚。它的制作不是很好——有一页两面都是小字，几乎无法阅读。它非常抽像，用大学校园的语言写成，任何工人都看不懂。

我已经记不清楚内容了，只记得它非常抽像，在“理论”（或者说在极左派中被称为理论的东西）上装得很愚蠢。但它的要点是这样的：他们郑重地向法国工人解释说，如果任由工人们自己永远只能达到“工会意识”。更糟糕的是，他们还试图引用列宁的话来捍卫这个畸形的立场。而他们可以选择的所有列宁的着作（有很多可以选择！），他们不得不选择《怎麽办》中的一段话，这是一个错误，更是列宁从考茨基那里承袭来的错误。

列宁的这个错误总是被全世界的宗派所引用（可能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读过的列宁的一点）。由於无知，他们不知道列宁本人坦率地承认这是一个错误。他改正了，再也没有重复过。但这没关系，因为全世界的宗派人士都不介意为他重蹈覆彻。

有一千万工人占领工厂的工人，居然“只有工会意识”！这些宗派什麽也没有预见到，什麽也不懂，因此仍然完全与阶级隔绝。他们在玩弄革命，修筑路障，与警察作战，这些在一定条件下都是非常必要的活动，但除非你赢得群众，否则完全没有用处。

领导的缺乏

1968年5月的悲剧在於缺乏领导。如果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趋势，哪怕是几百名干部，根植於群众组织内（在这里是指法共丶总工会和民主工联），整个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即使是《大英百科全书》文章的资产阶级作者也明白，斯大林派领导人害怕运动的控制权被左翼（他的说法是 “极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敌人”）夺走。但是，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却什麽也没搞清楚。

五月的事件不仅仅是一次总罢工。这是一场革命，是被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领袖出卖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每个阶层都参与了斗争。这场运动的巨大范围，它的广泛性和积极性，是法国工人阶级最好的革命传统。而这是在没有任何来自法共和法国社会党高层的领导的情况下实现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趋势会如何行动呢？会提出起义和发动内战的口号吗？这正是各个宗派所做的。事实上，他们企图把它付诸实践（却没有群众基础！）。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极左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精髓，它总是被右翼所利用。

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排斥最激进的份子，特别是青年。我记得有一张传单，上面有一幅漫画，一个人拿下法共领导人瓦尔德克罗歇的画像，有人对他说：“Va l'decrocher!” (这是一个文字游戏，意思是：“去把他打下来！”)。但这些领导人在群众中仍有巨大的权威，控制着群众组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成千上万的工人在这个时候加入了共产党，他们会对领导层抱有许多幻想，而这些幻想只能根据经验来消除。

曼德尔派不顾我们的劝告，从法国共青团中分裂出来，成立了自己独立的青年组织——革命共青团。他们在街头表现出了勇气，但在群众组织之外，他们仍然与工人阶级完全隔绝。此外，他们的整个方针丶语言丶方法和战术使他们与有组织的工人区别开来，使他们很容易成为官僚的目标，官僚们把他们（不是没有理由的）描绘成不负责任的小资产阶级冒险家。

当时所需要的是一种趋势组织，遵循着列宁的政策丶纲领和方法，并在法国共产党和工会内部以耐心和同志式的方式论证自己的观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共产党丶共青团和工会中进行系统性的工作，在前一时期的整个过程中建立起支持点。在“五月风暴”期间，主要的口号应该是成立民选的委员会来协调和指导斗争，并把这些委员会在地方丶地区以及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联系起来。同时，还必须要求共产党夺取政权，征用资本家的资产，改造社会。这是赢得总工会和支持法共的工人阶级阶层的唯一途径。

後记

我所描述的事件已经过去了40年。世界已经改变。苏联已经垮台。老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已经死亡或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那些人不再向莫斯科看齐，而是向资产阶级和改良派看齐的人们。

而当时占据舞台中央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和极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也早已把他们年轻时的革命梦想忘得一干二净。他们穿上了灰色的西装，赚了很多钱，过上了舒适的退休生活，发了胖。有些人回忆起年轻时理想主义的美好时光，会叹息一声。然後，他们审视自己的银行帐户馀额，警告自己的儿女：“乌托邦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

最糟糕的是那些还在假装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活尸，他们还嗜好讨论如何改变社会，但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主义者”。奈格里（Tony Negri）和迪特希（Heinz Dieterich）这样的人，现在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试图“对青年进行再教育”上，他们解释说，马克思主义的旧思想已经不再有效，需要全新的丶独创性的思想来取代它们。只是当我们来审视这些“新思想”时，才发现它们不过是从垃圾箱里捞出来的丶被抹上灰尘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旧思想，并被他们说成是全新的丶现代的东西。有何不可呢？难道我们不能像回收旧瓶子和报纸一样回收旧思想吗？

莎士比亚在他的剧作《凯撒大帝》中说：“人的事务潮起潮落”。阶级斗争中也有起落。它像海洋的节奏一样起起伏伏。当潮水退去，我们在海滩上行走时，会发现各种死亡和垂死的动物，它们在腐烂时产生一种难闻的气味。但当潮水再次前进时，正如它所必须的那样，这些无用的腐烂垃圾都会被冲走，生命会随着新的丶新鲜的浪花的氧气而回归。

笔者现在已经比1968年5月那个去观摩革命，不是作为一个游客，而是作为阶级斗争的积极参与者的青年学生要年长许多。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参与丶工作丶战斗，为了同一个光荣的事业。我不把1968年5月看作是过去，而是未来。当我想起它的时候，它使我不是充满了怀念，而是充满了巨大的希望和乐观。

新一代人必须研究1968年法国的辉煌事件，了解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丶创造力。格兰特曾经说过：一旦工人阶级被组织起来，被动员起来改变社会，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之抗衡。这话不假！而当工人阶级拥有一个配得上它的领导时，将证明这是真的。1968年5月将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再次回归。让我们确保下一次它拥有成功所需要的政治主观因素！

伦敦，2008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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