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是什麽？为什麽是两种理论？它们之间有什麽不同？它们的相对优点是什麽？这两套理论中的哪一种，或两者的思想的哪一种组合，是抗争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最佳利器？这样的质疑过程对於任何革命家来说都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对革命理论的把握和征服的尝试。（按：本文原文发表於2011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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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无政府主义理论都表达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同的目标——建立一个无阶级丶无国家政府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对抗一切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的运动内是站在同一阵线的。而往往开始激进的人都会为此而同情这两种理论。
我们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政府主义理论在解放人类的斗争中是一致的，但无政府主义则自相矛盾地拒绝理论，认为理论学习和发展是知识精英主义的帮凶，或只是某种的纸上谈兵，而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利用科学的方法和历史分析的一切发展，使劳工阶级可以理解社会，藉以改变社会。
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理解社会上的不平等和压迫，理解它们为什麽存在，它们从哪里来，它们的作用是什麽，以及在什麽条件下可以克服它们。而理解它们不仅意味着描述它们，或仅断言社会的阶级划分是不公正的，国家机器从根本上是压迫性的，而是意味着要从物质上和历史上解释它们的存在。
阶级和国家的起源
我们随处可见极端不平等丶苦难和国家压迫的例子，以至於我们认为它们是理所当然的，似乎是一种天然的状态。即使是最普通的个人，也生活在金钱力量屈辱的丶无穷无尽的枷锁之下，发现自己不得不围绕着为别人赚钱的任务，按照老板的时间表和指示安排自己的人生。
正如卢梭所言，人天生是自由的，然而他处处受枷锁的束缚，也就是说，我们所受的束缚是人为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束缚是与我们自己根本平等的人的建构——资产阶级没有魔法或是超人的力量。那麽，我们为什麽要受苦呢？为什麽绝大多数人在少数人明显的人为力量面前变得无能为力？社会什麽时候变成这样的？我们之所以被少数人利用，一定要基於某种条件。那这个条件是什麽呢？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我们明白，阶级斗争不是自己产生的，而是发生在更普遍的生存斗争的前提之下；用一个比较粗略的说法，它是人与自然界的斗争不可避免的表现。因为在我们被同胞奴役之前，我们就已经被一切强大的自然法则所支配。是的，每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自由的，即没有上帝预先安排的某种社会等级，但同时，每个人出生时都是大自然的囚徒。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是一种苦难的丶有限的存在，我们在每一秒钟的呼吸中，每一次胃部不自主的肌肉迫使我们寻找食物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弱小的本质使我们的身体因寒冷而颤抖的时候，都能感受到我们对自然的依赖。如果我们没有如此迫切的物质需求，我们就不需要去向资本家乞讨工作。所以，在我们了解社会缺乏自由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最基本的社会规律——物质环境决定意识。
历史上发生过各种奇怪的转变。在我们人类大部分的历史内，没有任何压迫性的国家权威和阶级剥削可言，然而不知为何，在这样的情况下却产生了剥削和强制。而且，剥削和国家权威的形式也多次发生转变，文化的相对水平也随之发生变化。是什麽基本的机制或过程把这一切联系在一起？是什麽共同的线索让我们把它们都归入同一个范畴：“社会”？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就是争取劳动的经济化，发展生产力（或有用的科技），使之为某个阶级所掌握，作为与自然斗争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发展有用科技的直接目的，总是为了某人可以生活得更好，可以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保障自己。但是，这种科技在社会上的发展和使用，会产生计划外的社会後果，改变社会的结构，使一些人的力量超过另一些人。控制生产力的人控制了社会。
我们已经说过，最初的社会形式缺乏剥削制度和国家机器，是从“自然”中直接产生的，它没有有什麽正式的社会等级和指挥系统。生产力本来就很低，社会不可能有任何特权阶层。虽然在这种条件下的生活无疑是艰难的，但社会内部一定是相对和谐的，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以大致平等的方式“各尽所能”。但这种和谐仅存在於每个部落的地理势力范围内，在这个范围之外存在着其他的部落。而且，随着地理上分散的社群发展其生产力，他们也会扩大，并最终与其他类似社群接触。他们之间的贸易会根据他们能够生产的不同商品而发展起来，这种贸易被每个社群用来充实自己。虽然在每个社群内部，可能在生产方面有巨大的团结和合作，但社群之间一定很少或根本没有。各个族群不会有兴趣为了对方而生产，而是为了得到一些回报。於是，不仅各共同体之间会形成竞争和对立，而且各共同体的内部生活会愈发从由自身的生产需要主导转为由与其他社群交换的需要主导。我们可以推测，在这一过程中参与度较高的人，如领导生产并与其他族群接触的长者，具有优势地位。此外，在这种地域分散丶对立的情况下，一定会出现争夺资源和控制土地的斗争。族群之间为征服土地和利用其他族群的劳动能力而进行的战争，就是从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样，为发展生产力而进行的共同体斗争就导致了共同体的解体，有利於阶级的分化。
这就是阶级和国家的物质丶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有一个争论，即究竟是阶级分化先产生，然後是以保护统治阶级为任务的强制性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还是国家权力及其压迫工具先发展起来并引起阶级分化？有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是这样。但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即阶级还是国家先产生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形式和内容上的问题，即国家权力是根本性的，阶级不平等只是前者的形式表现，其目的仅仅是维护国家权力（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或者说，一切政治权力丶国家权威和强制力的真正内容和基础是经济阶级关系，正如恩格斯在与（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杜林的论战中所指出的那样。
“即使我们暂且认为，杜林先生关於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归结为人对人的奴役的说法是正确的，那我们还是远未达到事情的根底。反而首先发生了这样的问题：鲁滨逊为什麽要奴役星期五呢？单是为了取乐吗？完全不是。相反地，我们看到，星期五“被迫作为奴隶或单纯的工具去从事经济的服役，而且也只是作为工具被养活”。鲁滨逊奴役星期五，只不过是要星期五为鲁滨逊做工。但是鲁滨逊怎样能够从星期五的劳动中获得好处呢？这只是因为星期五以他的劳动所生产的生活资料，多於鲁滨逊为使他维持劳动能力而不得不给予他的东西...杜林先生为了证明暴力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特意编造的天真的例子证明：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同样基础性得多...用杜林先生的优雅词汇来说，压迫始终是“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指最广义的糊口目的），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它都不是什麽为“达到自己目的”而实行的政治分派...鲁滨逊“手持利剑”把星期五变成自己的奴隶。但是鲁滨逊为了做到这一点，除利剑之外还需要别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使用奴隶服役。为了能使用奴隶，必须掌握两种东西：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第二，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资料。因此，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编，第二章）
那麽，国家权力并不是某种任意的丶为了自己而存在的恶。它并不是纯粹从自身获得压迫和不平等的消极属性，而是产生於发展中的经济不平等，并依附於後者来发挥作用。而国家对社会上所有的人的压迫也并不平等，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中，有许多资本家与国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他们却觉得国家很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这是因为，归根结底，国家的权力来自於统治的经济阶级，国家为他们服务，保护他们的财产，总体上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
由此可见，有两件事值得我们注意。如果一个阶级能够掌握经济权力，那麽它原则上就可以控制自己的国家机器，而不是成为国家机器的牺牲品，因为国家权力归根结底取决於经济关系。如果国家机器是用来镇压其他阶级的工具，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能够同意劳工阶级领导的革命将面临资产阶级积极的丶有组织的反对（这是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承认的事实），那麽劳工阶级就可以而且必须掌握这种国家权力，即组织自己的强制机器来保卫自己的革命不受反革命的影响。只要劳工阶级能够通过民主的工人委员会集体地丶民主地管理和发展经济，为自己的利益服务，那麽只要他们需要国家机器，他们就可以保持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对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代议制作为一种政治形式本身就包含着问题的种子，或者说是问题的根源。他们说，每个人不可能被真正的代表，代议士们总是会滥用他们的地位。但问题不在於形式。我们说过，如果是这样的话，资产阶级将永远受到自己的国家代表的压迫。资产阶级议会永远不能代表“人民”的原因，不是因为代议制本身是假的，而是因为议会被那个控制经济丶媒体等等的阶级所控制，而这个阶级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并不一致。
这同样适用於工人自己的组织。如果工会和工人政党的领导层出卖劳工阶级，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个领导层，而是因为他们受到统治阶级的巨大社会压力，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支配着社会。解决这样的问题，决不是要放弃工人运动中的领导概念，而是要对出卖资产阶级的领导进行斗争。讽刺的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尽管宣称对官僚制和领导权恨之入骨，但却常常表现出对右翼领导者的迷信而忽视了劳工阶级基层——他们往往只把工人政党的堕落归咎於官僚制的存在或参加议会，而忽视了官僚向右移的前提条件总是由於公会缺乏公开的阶级斗争策略，缺乏来自基层的压力。但是，除了劳工阶级的群众运动和在这些组织内进行革命思想的斗争之外，没有别的补救办法。这就是我们如何清除一个背叛工人的领导层，并以一个革命的领导层取而代之。如果在工人群众组织中不进行这样的斗争，那麽，这些组织的上层就不可避免地会与阶级疏远，并将试图与资本家合作。
但是，工人国家和真正的革命劳工阶级领导，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我们也看到了无国家社会的必要性。只有当需要国家机器（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消失了，没有国家的社会才可能存在。换句话说，当劳工阶级通过解散所有的阶级，把人类团结在一个全球性的生产计划中，在阶级和国家之间不留下任何持久的物质对立，当生产达到这样的水平，即工作周充分缩短，使所有人都可以参加教育和管理社会，那麽，强制和征服将没有客观作用，变得毫无价值。
领导的客观作用
俄国着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担心，如果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通过政治领导建立起来，并在全国或国际范围内集中组织起来，那麽领导革命的知识精英就会把自己安插在社会其他成员之上，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集团。反过来，对於这样的社会来说，生产的复杂性意味着需要“技术官僚”来指导和规划这个过程（假设是，这些工作对工人来说太复杂了，他们无法理清头绪），他们也会对工人进行主宰。
“集体主义需要在工人协会内设立一些权威机构来衡量个人的表现，并相应地监督商品和服务的分配。因此......集体主义秩序包含着不平等和统治的种子。” （保罗·阿夫里奇，《俄国无政府主义者》（The Russian Anarchists），译者自译）
但是，蕴含着不平等和统治的种子的东西，并不是大规模而复杂的“集体主义”，而是已经存在的物质不平等和剥削，这就造成了阶级社会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有些人可以奢侈地学习，而有些人则被告知要做什麽。正是由於阶级剥削和长时间的工作，在我们的社会中，工人不能自己计划和指导生产，一是因为资产阶级生产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所以不能允许工人有控制私利的发言权，二是因为工人没有时间去民主地计划社会。克鲁泡特金把整个问题说得头头是道，所以他的解决方案——地方化主义（localism）丶联邦制和“简单”经济，只会在小范围内重新制造同样的问题。只有全球化的经济，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事实的全球分工，在全球范围内和谐地计划（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根本没有计划，而是充满了地区性的不平衡和对立），才能解放劳工阶级，让普通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只有它所创造的高生产力，以及其中的技术复杂性，才能缩短每周的工作时间，让群众参与进来，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丶人与国家之间为争夺工作岗位丶控制资源等而进行的惨烈斗争。克鲁泡特金最後其实是在藐视工人，暗示人民群众没有能力计划经济，而实际上，他们只是作为被剥削的工人，才无法计画经济。“技术官僚”之所以能够凌驾於工人之上，是因为在一个以剥削劳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里，工人被组织学习怎麽计画经济。通过经济国有化来取消这种剥削，这个问题就可以被克服，事实上，这是克服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
可以说，“地方化”在1917年後的俄国革命中确实直接发生过，而这恰恰是导致斯大林主义的问题之一。
“（於1924年访问苏联的英国工会代表团内的）一名工人代表报告，工人们一夜之间变成了‘新的股东集团’。1918年初，一位布尔什维克的评论员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写道，（现在由他们控制的工厂里的）工人认为工具和设备是‘他们自己的财产’。掠夺和盗窃的情况并不少见......。个别工厂委员会派‘推手’到各省购买燃料和原料，有时价格高得离谱。他们常常拒绝与其他最需要的工厂分享现有的供应品。”（阿夫里奇，《俄国无政府主义》。(阿夫里奇，《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译者自译)
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 (1888年10月26日-1934年7月6日)
这又该怎麽解释呢？难道在每个地方工厂内工人控制都是不可行的吗？不，问题的真正症结是：是1917年革命後经济极度混乱和贫困，德国帝国主义夺取了已经被战争摧毁的俄国工业的大部分。问题恰恰在於“地方化主义”。这几组工人表面上的自治（实际上根本不是自治，而是在市场丶金钱和他们空虚的肚子的牢牢控制之下），是在革命（革命也是被“地方化”的，因为它被孤立在俄国，因而资源匮乏）无法在一夜之间解决严峻的物质问题而产生的。斯大林主义的粉碎性重压不是由集中主义和经济的复杂性来促成的，而是由经济解体为地区性的对立丶城乡之间的对立来解释的，正是因为同样的贫困条件持续存在，旧沙皇官僚体系才会从中重新获得控制权和特权。劳工阶级革命者忙於为眼前的生存而斗争，或深陷内战的水深火热之中，因而无法集体和谐地规划经济。马赫诺在俄国内战期间在乌克兰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是农村与城镇之间对立的表现。当时的农村养不起城镇，无法解决城镇内发生的问题：
“马赫诺领导的是一起农民运动， 所以在任何一个城市内都没有强大的支持基础。住在马赫诺控制下的乌克兰地区的大多数工人，不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就是站在孟什维克一边。以下例子说明马赫诺对劳工阶级的态度。当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西内尔尼科夫（Ekaterinoslav-Sinelnikovo）铁道的铁路工人和电报工人在白军将领邓尼金（Anton Denikin）的占领下经历了长期的饥饿，并仍在受苦受难时，他们要求马赫诺付给他们工钱。他的回答是：‘我们不像布尔什维克那样养活你们，我们不需要铁路，如果你们需要钱，就从那些需要你们的铁路和电报的人那里拿面包吧。’在另一次事件中，他对布赖恩斯克（Briansk）的工人说：‘由於工人们不愿支持马赫诺运动，并要求我支付装甲车的修理费，我这就把这辆装甲车拿走，不付任何费用。’” (A. Kramer,“马赫诺无政府主义者丶喀琅施塔特和俄国农民在革命後俄国的地位”)
原始人类社群没有阶级和国家，并不是因为“自治”丶“地方化主义”或简单经济，而实际上是由於他们内部的“集中主义”或物质条件要求的统一。大家必须共同努力才能生存。同样，要去除克鲁泡特金所言的，那些专横地告诉工人生产和消费多少的技术官僚，就需要把生产发展到使这种指导的必要性消失的程度。
“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应当是人类的经济力量发展到那样的高度，使生产劳动不再是一种负担，不再需要任何剌激，而经常都很丰富的生活用品的分配不需要任何监督，只靠教育丶习惯和社会舆论来维持，好像现在一切富裕的家庭或“体面”的公寓里那样。”（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三章）
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希望相反，在我们的社会中，政治领导对劳工阶级来说是必要的。如果劳工阶级有时间和兴趣去集体发展革命理论，集体把握革命的必要性，从而立即组织革命，那麽政治领导就是多馀的，该被抛弃的东西。而马克思和巴枯宁等着名理论家的存在，确实发挥了领导作用（不管他们喜欢与否），他们发展了理论，用它来教育运动，这就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政治领导并不是多馀的。有些无政府主义者申论，我们不由人领导，而是由思想领导。其实，这就说明了政治领导的客观必然性是如何一直强行进入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只不过他们给它换了一个名字而已。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们自己通过发展理论来影响社会而充当领导，他们曾不同程度地使用过诸如劳工阶级的“帮手”丶劳工阶级的“代言人”丶革命的“探路者”丶“工会中自觉的少数人”的必要性等概念，或者巴枯宁关於革命的有纪律的布兰基主义“指挥部（Directorate)”的概念。他们使用这些术语，但没有解释为什麽它们是必要的，以及它们与政治领导的真正区别。为什麽劳工阶级需要帮手丶探路者丶指挥部丶发言人或有意识的少数人？这些人又会扮演什麽角色呢？而如果我们仅有一个“思想的领导”，那麽发展这些思想的人（因为这些思想并不是由整个劳工阶级集体统一发展起来的），这些大概最能够解释这些思想，把这些思想在工会谈判中提出来（毕竟工会谈判毕竟不可能一下子让整个劳工阶级参与进来），这样的人又是什麽呢？改变某种东西的名称，并不意味着改变其本质。
每当无政府主义者发现自己在真正的革命运动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时，他们总是不得不以某种形式重新引入领导权或国家政府。马赫诺的运动为了抵御白军反革命，“投票赞成‘自愿动员’，实际上意味着直接徵兵，因为所有身体健全的人在被徵召时都必须服役”。有了这样的军事权力，他们“把从邻近贵族庄园没收的牲畜和农具分配给每个公社”。换句话说，在马赫诺的领导下，他们组织了一个镇压反革命和贵族的国家政府，只是这个国家是地方化的。是的，他们是从布尔什维克政府中自治的，但在他们的领土内没有人能够自治。此外，马赫诺运动具有极大的政治性：
“新的委员会刺激（即领导）城镇和乡村的‘自由’苏维埃的选举，即政党成员被排除在苏维埃之外（换句话说，这是马赫诺党的实际独裁！）...权力的统治权牢牢地掌握在马赫诺和他的指挥官手中...马赫诺任命了主要官员”。(阿夫里奇，《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译者自译)
我们陈述这些，并不是要抹黑马赫诺的政权，而是要指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内战中，客观环境的压迫性需要，迫使马赫诺发挥政治和个人领导的作用。
工团无政府主义者提出，有绝大多数劳工阶级参加的总罢工，足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更具有不需要党的领导就能推翻资本主义的优势。但是，总罢工的历史却告诉我们，情况并非如此——既因为总罢工本身不足以推翻资本主义（历史上有多次发动过的总罢工，但资本主义仍然存在），也因为工会在其中确实有政治领导。不幸的是，这种领导很少有坚定的革命使命，而且往往会出卖总罢工。所以要求总罢工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反对改良派工会领导的思想。但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斗争并不会纯粹自动出现的，当然也不会自动成功。在总罢工中，一些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必须提出：我们必须以罢工为跳板，推翻资本主义，使劳工阶级能够建设社会主义。而这样的组织将因此而发挥领导作用。它的任务必须是赢得斗争的胜利，通过说服劳工阶级的群众相信它的思想是正确的丶必要的，换句话说，它的任务就是领导劳工阶级夺取政权，推翻资本主义。
对理论的排斥
如上所述，无政府主义有一种强烈拒绝把理论作为对社会的科学研究的倾向，因为他们把这与知识精英和清谈混为一谈。为此，他们倾向於把所有关於社会中的“历史规律”和各阶级的客观作用的申论都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江湖骗术，看作是一种理想主义（指把思想或理论放在社会之前或之上）的发明，用它迷惑群众来接受我们的领导。
“‘只有感情丶激情和欲望已经并将促使人们采取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行为；只有在激情生活的领域，感情生活中，英雄和烈士才会汲取力量...我们不承认社会现象的必然性；我们对许多所谓社会学规律的科学价值持怀疑态度。’”（作者不详，摘自俄国无政府主义杂志《Burevestnik》上的文章，引自阿夫里奇，《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必须要问——哪样的激情？谁的激情？这些激情在什麽情况下，可以帮助什麽工作？他们说的是一个俄国贵族与他情妇的激情，是一位沮丧的俄国知识分子激情地把炸弹扔进拥挤的咖啡馆，还是一名罢工的工人的激情？又该如何利用这份激情来帮助革命而不是浪费它呢？只有在社会规律是任意发明的世界内，马克思主义才会是理想主义的。但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义务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理想主义”的申论，而证明它的唯一途径就是在社会上，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历史进行比较。仅仅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他在大英图书馆里想出来的，而不是在激情四射的街头上想出来的，就宣布马克思的理论对运动不利，是不够的。遗憾的是，20世纪的历史以及其内产生的工业化和群众工人政党，以及所有无政府主义趋势的式微，都表明马克思归纳出的法则并非是如此随意丶武断的。
由於驳斥理论，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诉诸於简单地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问题，并提出解药，如简单地颠倒资本主义压迫的名称那样肤浅：
“戈尔丁派（The Gordins，20世纪初俄国一支着名的无政府主义派系）提出了一种被他们称为‘泛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它为现代社会内被五种有害体制的五种被压迫者开出了五种解方。他们解决国家和资本主义的方法，就是无政府和共产主义；然而，对其馀三个压迫者的解救措施则更为新颖：‘宇宙主义’（用以普遍消除民族迫害）丶‘女性人性主义’（用以解放妇女并给予她们人性）和‘儿童主义’（用以把年轻人从‘奴隶教育的恶习’中解放出来）。”（阿夫里奇，《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是把持自己愿景的乌托邦主义者，他们很少注意迅速变化的世界的实际需要；他们一般避免对社会和经济条件进行仔细分析。他们提出简单的行动纲领，而不是复杂的意识形态。” (阿夫里奇，《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不会研究所有这些社会问题的成因，而会把这些问题当作是任意的，要克服这些问题，只需要社会以某种方式集体认识到它是在某种任意的不公正下受苦，然後集体解放自己。政治思想如果说是复杂的（实际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那麽复杂，也不那麽难以了解），之所以复杂，是因为社会本身极其复杂，历史悠久，如果要按照我们的意愿改变它，就需要认真细心关注它。
无政府主义者误称巴枯宁预言了斯大林主义，他认为，如果革命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那麽革命将不可避免地沦为对劳工阶级的专政。但由於巴枯宁缺乏理论和唯物主义丶历史分析，他实际上没有理解他所痛恨的国家的物质基础。他只是点出了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压迫的确存在的事实，并得出了未来也可能再次存在的简单结论，却不明白为什麽。他的理论无法解释斯大林主义。同样的，我可能今天目睹了一场暴风雨，并预测它在未来会再次出现，却丝毫不知道造就暴风雨的成瘾。一个停摆的钟每天有两次是“对”的，但我们不能用它来判断时间。
在笔者执笔之际，利比亚的叛乱军正在与一个反革命国家政府发动战争。但尽管这场运动具有明显的国际影响和渊源，他们却在孤立地进行斗争。在世界上缺乏一个有能力对此参与和提供革命援助的国际革命组织下，帝国主义现在已乘虚而入。但“西方”的干预只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利比亚群众的利益。因此，国际的丶革命的无产阶级有责任提供援助，这将符合利比亚人民的利益。这最终意味着帝国主义必须要在其核心内推翻，使利比亚人永远不会再受到它的压迫。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发动一场协调的丶世界性的斗争，并将斗争进行到底。只有一个国际革命领导层，把全世界的工人召集起来，才能承担这项任务。
巴枯宁申论：“只要政治权力存在，就永远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我们则回应：“只要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丶主人和奴隶存在，就永远有政治权力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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