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0年5月28日。作者乔什·霍尔罗伊德在此文中研究了所谓的朝贡生产方式。朝贡生产方式曾牵动过学术圈的关注，一度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史观一次所谓的“现代化”。然而，若是仔细审视这一理论，其方法论和来源都表明，这一理论若是要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不如说是面对学术界反动派敌人的攻击下，马克思主义的退步。译者：无烟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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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的理念代表了一个人类思想史的根本转折点。马克思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到了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中，抛弃了前人长久以来所强加的、灌输的各种奇异的概念，并将我们对社会的理解首次置于真实，科学的基础上：“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1]
而这一划时代的发现并不能使我们停止对历史的各种多样性与矛盾性的学习。其实，通过首次实现对历史的科学理解，这标志着这一奋斗的开端而非其终结。考虑到这一点，若是没了这一理解，社会自发的社会主义改造绝非可能。因此，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将学习历史视为己任。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献身于艰苦的历史学习与对世界上其他社会的关注，但既然他们的重心集中在资本主义体系和其在封建欧洲之外的发展上，关于非欧洲社会中性质上和发展上的问题仍在引起人们的质疑和讨论。建立于他对印度文明的研究上，马克思所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区别于古代奴隶制与封建主义的，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早期阶段。
但是，在二十世纪，马克思的概念则遭到了相当大的攻击，既来自敌人，也来自于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之友的人。最具破坏力的第一击并不出自资产阶级反对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而是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他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本质上废除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从而为其罪恶的与灾难性的“两个阶段理论”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掩护。
苏联的历史学家于是尝试将欧洲的发展模式（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转换成世界其他地区，而每个地方的成效非常不同。恰好，这给世世代代的西方学者提供了证据，他们表面上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严苛教条，将折衷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当作“复兴”现代马克思的方法。简而言之，斯大林主义者的修正主义是由学术界“残羹剩汁”般的（pauper’s broth）修正主义而代替的。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首次发现了“朝贡生产方式”。朝贡生产方式，作为建立于马克思死后的新发现与学术研究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现代化应用，已经在学术圈牵动了的相当大的关注，有些人甚至认为它对一些历史难题提供了一个吸引人的解决方案。然而，若是仔细审视这一理论，其方法论和来源都表明，与其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不如说它是使其与学术界的最新趋势，特别是在后殖民理论领域的最新趋势相协调的尝试。不过，这朝贡方式也引发许多重要的问题，值得批判性地探讨探讨，来更好地理解历史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朝贡生产方式
(萨米尔·)阿明：“朝贡生产方式是最常见、也最广泛的前资本主义阶级构造。”而这一广泛的概念又会为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带来什么?/图片：公共领域
朝贡或是“上贡”的生产方式之概念最先出现于一篇1974年的论文，题目为《生产方式与社会构造》（Modes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s），来自于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此论文中，阿明将朝贡生产方式定义为“与乡村社会的存在，以及以强征贡品的形式来剥削【乡村社会】的社会和政治机构相并列的【生产方式】”。[2]
表面上来看，似乎是可以将其当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再包装。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具有拥有村社这一特点，而这些村社通常来说以上交剩余产品的方式作为税收来支持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但是阿明走得更远：“这样的上贡的生产方式是最常见、也最广泛的前资本主义阶级构造；我们建议将各种早期形式和各种先进形式区分出来，比如说封建生产方式，其中，村社以放弃土地征用权的方式来为地主牟利，而村社则保持为一个家庭的集合体。”[3]
照阿明这么说，在公有财产制关系被土地私有制所消解的地方，所发生的并非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到来，而是一种朝贡方式中更先进的形式：在欧洲即是封建主义。迷惑的是，阿明继续将封建和朝贡“方式”称作更广泛的生产方式，同时却将封建主义视为后者的一种更先进的表达方式。
阿明同样假设“外围”方式（例如奴隶生产方式和小商品生产方式，这两种都被马克思所提及过）的存在，但他强调，在主要情况下，朝贡方式占主导地位，其他模式在其中作为次要形式出现。
对于阿明，朝贡方式，包括封建生产方式，有以下的关键要素：
1. 生产力的重大发展——例如久坐型农业，不仅可以保证生存，还可以创造出充足而可靠的剩余，同时利用知识和各式的工具（机器除外）开展非农业（手工业）活动；
2. 发展了对应其剩余量而对应的非生产性活动；
3. 建立与这一经济基础上，社会阶级的分裂；
4. 以及一个能够超越乡村的存在之限制的发达国家。[4]
这些标准在几乎可以每个阶级社会的历史上都找到，然而正如阿明所补充的“除了机器”，资本主义社会则除外。简而言之，若是有国家而没有机器，那就是个朝贡社会。
后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阿明又推翻了自己的想法，认为其实欧洲封建主义并不是“朝贡生产方式”的先进形式，而是其“不完整的”、“原始的”、欠发展的形式，“以封建分裂和权力分散”和一种“未完成程度的”[5]国教意识形态表现为标志。阿明解释道，“原始的封建形式逐渐演变为先进的朝贡形式”。所以对阿明而言，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分类只是在与一个或多或少“发达的”朝贡形式作对比[6]，其发展水平由集“权”（意识形态上由国教形式表现）的程度而决定。
沃尔夫
同样的概念之后也被以为美国人类学家艾瑞克·沃尔夫(Eric Wolf)在其1982年的著作《欧洲与无历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所使用。沃尔夫列出了三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方式，朝贡方式，以及亲缘关系方式（亲缘关系相对阶级关系占主要地位的地方，比如“原始共产”或“氏族”社会）。
沃尔夫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之概念进行如此剧烈的再组织，其理由很简单：“既然我们想应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播和其对社会劳动分配不同的世界各地的影响，那我们就应该以最节俭的形式，只构建那些能允许我们来展示这样的遭遇的方式。为这一目的我们应该只定义三个：资本主义方式，朝贡方式，亲缘关系方式。这里并不是在论证这以说三位一体的说法会概括所有可能性。至于其他问题，可能构建其他的模型来划清区别，亦或是以不同的方式将此处划分的区别归为一组更有用处。”[7]
沃尔夫将他的朝贡方式这样定义：“这些国家代表了一种生产方式，其中主要的劳动者，不论是农民或是牧民，都能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而贡品则会以政治或物理方式被勒索。”[8]考虑到各个社会中，劳动者都必须能“使用”生产资料，无论生产资料是否属于他们，那么所以能将朝贡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分出的，便是在前者的统治下剩余是被强征的，而不是交换。
沃尔夫便继续为朝贡方式假设了两种不同的“极端化情景”：“一种是其权力高度集中在权力体系最顶层的统治精英手中；而另一种则是权力大部分被当地封建领主所掌控，而顶层的统治相对脆弱。这两种情景定义了权力分配的连续。”[9]“权力体系”没有定义，但其使用方式表示沃尔夫在这里是指国家、政治权力。
沃尔夫接着说：
“广义上，我们所刻画的这两种情景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封建生产方式’之概念是相对应的。这些通常被视为持久不变的对立面。其中一个词被用来描述欧洲，另一个用于亚洲。但是，前面的论述应该清楚地表明，我们正在处理的是非劳动者阶级之间的最高权力竞争的可变结果。某种程度上，这些可变的结果都锚定在施加“经济压力以外”的机制中，它们对互相而言展现出一种家族的相似性。”[10]
阿明对于封建性质与朝贡性质的方式的联系也就因此得以保留，而两者之间的明显差异则能被“权利关系的延续”所解释，似乎在国家层面，从同一统治阶级的一翼中的成功出现，甚至国家的一翼在另一翼之上，取决于对“顶端非劳动者之间竞争”的解释。
这些社会之根本并无区别，在村庄与封地的层面上来说，不论它们是财产所有权或是剥削关系，都属于沃尔夫的解释；对生产资料那简单的“使用权”就已经足够了。所需要的就是用武力取得“贡品”，不顾这种贡品是如何产生和由谁生产的。所以任何拥国家的农业社会一定就有朝贡性，既然它所需要的只是直接劳动者和武装的“勒索者”。
霍尔顿
英国拜占庭历史学家约翰·霍尔顿在他1993年的著作《国家与朝贡模式》中，采用了一种类似的方式。就如同标题所暗示的那样，这本书的重点就在于，将朝贡模式这个概念运用于许多前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并且去讨论国家在这些社会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对霍尔顿而言，朝贡制和封建制没有什么区别，这两者是一样的，“朝贡”是一种更加普遍表达封建社会基础的方式，但它缺乏欧洲封建制内涵。就如霍尔顿所解释的那样，“‘封建主义’（我将暂时使用这个传统的术语）能被理解为在阶级社会当中，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模式。 当然，封建主义与其他的模式一起共存，但是，从历史上看，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是占主导地位的。”[11]
上述所说的“经济关系”，如下文所列：
“任何组织和机构（无论是税收还是贡税）在封建制度下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取租金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种常见的，作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对经济独立的农民的剥削的形式下的封建收租，并不依赖于法学意义上的房东对房客的收租，但统治阶级或其通过这种非经济性的强迫，占有了农民的剩余价值；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关系是剥削性和矛盾性的。”[12]
霍尔顿认为，在所有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的剩余价值都由农民生产并且被地主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占有；除了基于奴隶制的古希腊和罗马/图片：公共领域
霍尔顿接着指出，在所有前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的剩余价值是由农民提供并且被其他人所占有（地主，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因此，这些社会都是由同样的“一组经济关系”所主导。不同社会的差距和随时间的变化，于霍尔顿而言，都是可以通过国家“统治阶级”与其代理人之间占有剩余价值的斗争来解释。
然而，这里有两个明显的例外：“奴隶制可能在罗马共和国后期以及罗马帝国早期（主要定居在意大利）和公元前5到4世纪的希腊（在某些城市）主导了生产关系”。在这些社会，这种生产方式的剥削是建立在对奴隶的剥削上的，但是奴隶本身属于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而不是和农民一样，占有生产资料。
从前面的理论表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个模式：一个社会要变成朝贡社会，就需要有农民生产者和武装剥削者的存在，这实质上要求在所有前资本主义社会里，大部分的人口都在所属的地域里工作。因此，尽管霍尔顿有提到奴隶制的例外，但马克思关于亚洲，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的分类却被划分到前资本主义这个模式里。
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如此宽泛的概论，让我们必须质疑此概论是否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理解世界历史的有用工具。在对这个概论内涵做出评论之前，有必要去考虑它和马克思观点之间的关系。
生产方式
为了考察朝贡模式是否确实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一种生产方式，当然就有必要首先厘清“生产方式”的含义。生产方式不仅仅是一个总括性的术语，在这个术语下，我们根据一份列有或多或少武断的标准的清单，将相似的社会组合在一起。我们分析的出发点应该始终是，现实的、可实践验证的、人类生产其生存资料的组织：“这些个体的一种确定的活动形式，他们生活的一种确定的表达形式，对他们而言一种确定的生活模式。”[13]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限制在仅仅收集和描述经验数据，我们将不会对我们所正在描述的事物有进一步的洞见。通过提取，我们可以不去考虑形式更偶然的方面，以便更全面地把握实际、基本的内容，这样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现实的、历史地发展着的社会运动，以及它们相互的内在联系和随着时间的发展，这比单单实证研究获得的认识要充分得多。
因此，生产方式的概念是为了抓住本质，各种具体的生产方式、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的本质，而它们构成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所有人类社会的基础。那么，关键的问题是，是什么构成了这种“本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例：
“资本主义生产不仅仅是商品的生产，它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生产，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资本。因此，他仅仅生产已经是不够的了。他必须创造剩余价值。”[14]
尽管产品的种类和生产它们的方式几乎无穷无尽，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使一种生产方式成为“资本主义”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其前提，即“两种截然不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直面和相互接触”：[15]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者和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这种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剥削关系，马克思称之为“资本关系”，它决定资本主义的生产，而不考虑讨论中的具体劳动过程（如烘焙、编织等）。确实，资本主义关系占据一个产业部门的程度越高，其对劳动过程本身的改变就越大。
同样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特殊的生产居于支配地位，从而这种生产关系分配其他生产关系的等级和影响。这种生产关系是一个总光源，浸渍了其他所有的颜色并模糊了它们的特殊性；它是一个特殊的以太，决定了每一个已经在其中物质化的存在的比重。”[16]
因此，马克思所说的“奴隶社会”并非用于表示社会的整个人口——甚至不一定是多数——分为主人和奴隶（这样将人口两极分化为“两大阵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征,而且即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不绝对如此），而是指一个由奴隶的社会生产主导的社会，并且奴隶的生产给被考察的社会构造中的其他形式“决定比重”。
由此可见，虽然可以根据不同的生产方式、在一种或多种标准下（例如王权或国教的存在与否）对社会进行分组，但每种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不同的，具有不同于其他生产方式的运动。例如，以狩猎-采集方式组织起来的生产，其本质特征与任何阶级社会（更不用说资本主义社会了）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并且演变也会截然不同。
在阶级社会中，剩余产品的生产是中心问题。马克思写道，“无论任何时候，社会的一部分人垄断了生产资料，那么劳动者不管是自由还是不自由，都必须在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之外，额外增加工作时间，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17]
因此，在阶级社会中，一种生产方式与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区别就在于，榨取剩余劳动力的方式的本质特征。马克思在下面这段话里，对自己的思想作了明确的解释:
“这种从直接生产者中榨取无偿剩余劳动力的特定经济形式，决定了支配关系和奴役关系，因为这种关系直接由生产本身产生，反过来又作为一个决定因素反作用于生产。在此基础上，由实际的生产关系决定，建立起了经济共同体的整个结构，进而也产生了具体的政治形式。生产条件的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在每一种情况下，其特殊形式总是自然地与劳动类型和劳动方式的特定发展水平相一致，因此也与社会生产力相一致。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发现了最深处的秘密、整个社会建筑的隐藏基础、继而主权和独立关系的政治形式，简言之，每一种情况下的国家的具体形式。这并不阻止相同的经济基础——在其主要条件上相同——外观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化和层次，这些变化产生于无数不同的实践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产生外部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并且只能通过分析这些实践给定的条件来理解。”【我的强调】[18]
这一概念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直接的剥削关系，在其中我们发现“整个社会建筑的隐藏基础”并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历史地演变，并最终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让我们能够对社会形态进行分类，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理解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在整个人类社会进化中的位置。
马克思运用这种方法，确定了阶级社会历史上的几种基本生产方式:
1、“亚细亚”模式，以从大量的村社中作为税收强制征收的剩余产品为基础；
2、“古典”模式，以奴隶生产为基础；
3、“封建”模式，以农奴制为基础；
4、“小商品”模式，由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小私有者组成；
5、最后，资本主义模式，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
尽管马克思对于在历史及生活中可以找到的“无穷无尽的变化和层次”提出重要警告，（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定的规律：）所有这些模式都被发现可以与其中的其他模式共存（如20世纪早期的沙皇俄国），但是一种特定的模式往往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决定了该社会潜在的运动与轨迹。
朝贡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没有任何给予朝贡生产方式明确支持的内容，更不用说贯穿整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容了。出于这一点，对朝贡生产方式的拥护很大程度上被迫归于沉默。然而，沃尔夫和霍尔顿两个人都依赖以下援引自《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
"并且很清楚，在直接劳动者仍然是他自己生活资料生产上必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内，财产关系必然同时表现为直接的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因而直接生产者是作为不自由的人出现的；这种不自由，可以从实行徭役劳动的农奴制减轻到单纯的代役租。在这里，按照假定，直接生产者还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即他实现自己的劳动和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物质的劳动条件；他独立地经营他的农业和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农村家庭工业。这种独立性，不会因为这些小农（例如在印度）组成一种或多或少带有自发性质的生产公社而消失，因为这里所说的独立性，只是对名义上的地主而言的。在这些条件下，要能够为名义上的地主从小农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就只有通过超经济的强制，而不管这种强制是采取什么形式。【作者的强调】[19]
霍尔顿也引用了如下内容（从同一个段落）：
"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象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末，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20]"
从这里我们被引导而得出结论，因为在这些社会中租金，赋税和“朝贡”是前资本主义地租的不同形式，在所有这些社会基础上的生产方式都是一样的：都是“贡品”的征收。
马克思谈论有关东印度公司从印度盘剥“朝贡”，但是他不是谈论一个特定的社会联系，不如说是谈论一种生产关系/图片：公共领域
但是，很明显马克思没有打算将这种解释视为任何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其本身而言，这不是马克思提到“朝贡”的唯一的句子。他也使用这个概念论及从19世纪英格兰资本主义农民扩展出来的租金，提到“对一块土地的垄断使所谓的土地所有者能够向其索取贡赋，并为其定价”[21]。当一种观点认为他也将下议院定性为“土地所有者”时，这种“朝贡”对英国统治阶级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马克思甚至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土地投入的资本越多……社会因此以剩余利润的形式向主要的土地所有者支付的贡赋就越多。”[22]
进一步，他将东印度公司的汇票（数量超过300万英镑）描述为“从印度榨取的贡赋”：一个“进贡给好政府的出口贡品”。[23]他也将国债利息表述为“一份从这个国家而来的5镑每月的贡赋”。[24]甚至资本关系本身也不能摆脱这种称呼，马克思这样写资本关系：“资本家阶级每年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的贡品。”[25]
因此，通过寻找马克思理论中朝贡的联系，我们可以发现大量这样的例子。 但是，我们如何应对这种大量提及“朝贡”的尴尬呢？如果我们仅使用“朝贡”一词来表示一种生产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劳资关系”不仅为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阶级社会提供了基础，而且为新石器时代后期的社会提供了基础。当时原始社区将其剩余产品作为产品提供给新兴的庙宇建筑群。
从马克思对这个词的使用可以看出，“朝贡”没有象征任何特定的联系，而只是一种放弃了没有等同关系的东西，因此可以用来描述取自“直接生产者”的任何形式的剩余。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任何以剩余产品的使用为前提的阶级社会，都是以剩余价值的榨取为根基的，不会超过我们开始的地方。我们的朝贡模式的理论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通过使用一些独创性的限制条件。
武力的角色
第一个条件，即这一剩余（或者贡品），用霍尔顿的话来说，必须被“非经济性的压迫”所提取，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经济之外的压力”。所以，统治阶级所不如资本主义一般依赖于市场条件，而依赖于宗教迷信或是铁血钢拳的地方，即构成这样的生产方式。
但是这一所谓的“生产方式”的问题在于，它并根本没法告诉我们其生产的情况。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评论道，“若是数世纪以来，人们依靠掠夺【或是贡品？——作者】而生存，那么就一定得有人被掠夺。”[26] 每一次的武力掠夺都假定了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和与其相联系的生产力的分裂与组织，来确保有剩余供掠夺。从中，社会中拥有不同权重，不同利益，不同斗争形势的不同阶级才得以发展。所要考虑的并非单单是武力的存在（其中，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剥削中也可以找到大量例子）而是剩余是如何从直接的劳动者——工人——所“提取出的”。
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劳动者的剥削是以“自由平等”的交换之形式实现的，虽然这一交换带有天然的强迫性质，且还带有奴役性质，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现实。劳动者向资本家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工资，然后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接受资本家领导，为资本家工作一定量的时间。这样特殊交换对资本剥削的重要性反映了资本主义是通过商品交换而发展与实现的这一事实。人的劳动力本身即是一件商品。而这并不属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其生产保持在实用的基础上，剩余的上交和收取是建立亲情或奴役关系的基础上。而如果剩余无法在交换中被提取，那就会通过“经济之外的压力”灵丹妙药来解决，因此马克思才对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地租作了区分。
经济之外的压力的用处可以在奴隶制，在农奴制，甚至在大探索时期欧洲商人冒险家们所褒扬的抢劫——他们所谓的“贸易”——中找到。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被完全发展之后，这一压力才愈来愈成为一种意外性质的行为，而非是剥削所需要的。毫无疑问，所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与资本主义有着共同的根本区别，但以这种方式定义生产方式，就是将这一事实冒失地提升到它们的最核心特征了。使用这一方法会使我们事倍功半，而马克思在一篇文章里也直白地反对过它：“这样，不同分配方式的同一性就归结到一点：如果我们把它们的区别性和特殊形式抽掉，只注意它们的同区别性相对立的一致性，它们就是同一的。”[27]我们并不能把所有商品生产都当做是资本主义的，更不应该把所有生产都当做封建主义的。
霍尔顿为了辩护他自己的武力理论，诡异地援引马克思，声称马克思“把前资本主义地租定义为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普遍形式，而通过这种形式，剩余劳动得以‘从劳动者手中被夺走’”。[28]这样一板一眼的理解当然是无法在马克思身上找到的。马克思识别出了前资本主义地租的普遍特征，他的结论是：“支配与奴役的关系”是由“无偿剩余劳动从直接生产者中被夺走的特定的经济形式”而决定的。如果我们唯一能将朝贡生产方式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就是把两段毫无关联的话砸在一起的话，那又何必花这个力气呢？
所有制与生产
此处，另一个条件则可以为“朝贡生产方式”论挽救局势：生产必须是以农业为主，由农民来贯彻，不论其法律地位如何（农奴，佃农，村社等等）。所以，当某地生产为农业，其剩余也受武力强征而不是受市场那看不见的手所和平摆布时，此生产方式便是根本上一致的。
不同农业社会中，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包括土地所有制和劳动所有制，在此处并不重要，而显然只不过是法学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罢了。霍尔顿甚至批判阿明对土地私有制与封建主义治下农奴制所做的区别，和对乡村公社收税之间所做的区别是“一种比较人为的区别”，既然这一区别是建立在“于农民与地主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上一种法学上的区分”[29]的基础上。
朝贡生产方式的基础并不能在马克思或是恩格斯著作中找到 /图片：公共领域
这一概念并不能在马克思亦或是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相反，马克思于他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做的前言里总结了他在这一问题上所提及的立场，其中他表明所有制关系“只在法学上表述了”现存的生产关系。所有制与对生产资料的掌控本身才是生产关系，形成了社会经济基础的重要部分。以国家的语言，将所有制与对生产资料的掌控的法学上表述为所有“权”，并不使其变得缺少经济性。
其实正是马克思的对手，为了要否定唯物史观才提出了所有权作为法律的、“上层建筑的”物质这一概念。早至1890年，唯心主义社会学家保罗·巴特就辩称：“同样的生产关系可以以非常不同的法学形式来看待，马克思他本人就提及，无奴隶制的共产主义农业和有私有制与奴隶制的农业正是对同一种生产阶段的两种不同法学解释。”[30]
正如弗兰茨·梅林（译注：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在他的回应中评论道：“对于巴特先生来说，一切都毫无区别：罗马名门贵族的大庄园主、德国马克、封建地主、农民、容克地主、奴隶都是农业生产部门的一部分，因此共处于同一生产关系中，共处于同一生产阶段中。他们只是偶然地根据那独立存在的规则而过着不同的生活，那规则就像雪一样不知道从哪飘来的。”[31]而这难道不就是所谓的朝贡生产方式的方法论吗？
很明显，虽然马克思对所有前资本主义社会共有的一些常见特征（从它们对乡村、农民生产共有的依赖来看）有所关注，这并不代表他们是建立在同一生产方式之上的。进一步说，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之外的压力”的角色有着完全的认知，但他从未将其当做一种生产方式的独立基础。
正是在沃尔夫为《资本论》第三部所回复的同一章节，马克思指出，在亚洲“并不存在私有的土地所有制，虽然存在私有的和公有的土地所有权和拥有权”。[32]这表明马克思认同了这一重要的区别，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三部《资本论》皆包含了对根本上完全不同的农业生产的无数引用，更不要说其它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了。这里举马克思思想中一个非常明晰的例子。
“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土地所有者可以是代表公社的个人，如在亚洲、埃及等地那样；这种土地所有权也可以只是某些人对直接生产者人格的所有权的附属品，如在奴隶制度或农奴制度下那样...
“不同地租形式的这种共同性——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即不同的人借以独占一定部分土地的法律虚构在经济上的实现——使人们忽略了其中的区别。[马克思的强调][33]”
马克思将这样的忽略称作三大“使对地租问题分析晦涩难懂的主要错误之一，处理时应该避免”。[34]而这错误正能将朝贡生产方式的支持者所定义。霍尔顿认为，国家以税收形势对由农民集体生产剩余的提取（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和对由私人地主所拥有的非自由农民或农奴的剥削（霍尔顿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都只是“剩余被分配那体制性的不同形式”罢了。这些不同形式的剥削随后就被打发走，被认作是“上层建筑的亦或是衔接阶段的【读作：意外性的——作者】要素”，“并不反映出剩余被私自挪用的方式上的基本变化亦或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上的基本变化。”[35]对于霍尔顿来说，剩余的私自挪用之所以保持着不变，是因为自由民或非自由民“在非经济胁迫的基础不断上交剩余”，且“农民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土地——仍然保持着不变。”[36]
这样，“广义上的生产关系”，[37]便被简化为了“农民在土地上生产”（他们还能在哪生产？）这样的陈词滥调，而真正的生产关系“只是一种形式的剩余分配...很大程度取决于上层建筑。”[38]实际上，这简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彻底混乱的版本。它将剥削劳动仅仅放在分配的层次上，然后将其完全从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删除。
阿明甚至认为，他的朝贡方式甚至可能根本不构成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方式，而所以没有“沉迷于这种马克思学”，接着，“如果太麻烦，那我已经准备好把‘朝贡生产方式’修改为更广义的措辞，‘朝贡社会’。”[39]他声称，凭此，他便已超越马克思，但这并不是阿明等人“超越”马克思的唯一途径。
阶段和发展
如果我们接受历史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那么仍然有必要解释这种发展是如何发生的，无论是通过逐渐的增量变化，通过连续的阶段，随机的事件序列还是任何其他形式。马克思一生都将社会的发展视为阶段性的演进，最终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组织的不同基本形式。在谈到相对较新的地质学时，他说：
“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上升的系列]。[马克思的括弧]”[40]
这些“时代”形成的关键要素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力本身是分阶段发展的，而不是逐步的，线性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
“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41]
原始的集体所有制终止的自然和历史条件对由此产生的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与在诸如希腊铁器时代这样的先前国家的影响下进入后来的发展阶段的文明相比，基于青铜时代的技术形成的文明往往在生产关系上表现出重要的差异。如马克思所写道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2]斯大林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的僵化模式，将历史的发展作为每个社会通过完全相同的普遍阶段（除去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的发展来呈现，但是马克思的阶段理论仍然是他辩证性历史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我们朝贡模式理论家的立场是什么？ “我们的主张很清楚，即生产方式不是历史概念，没有年代的属性。这意味着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奴隶制，再到从奴隶制到封建主义，没有必然的历史顺序。 “[43]阿明这样解释。沃尔夫的观点也没有更好：“我概述的三种生产方式既没有构成人类社会可以归类的类型，也没有构成文明进化的阶段。”[44]霍尔顿也拒绝接受“历史发展的‘阶段理论’”，因为它暗示着“某种无活力的动态”，破坏了“系统的内部平衡”[45]，并使之陷入危机并过渡到其他状态。
如果我们的范畴没有年代并且不能以任何顺序排列，那么我们只能得出结论，它们不仅独立于历史，而且独立于人类本身，而人类是最空董的抽象事物，例如康德式的“事物本身”。按照这种说法，历史成为随机排列的事件，历史学家只能通过将他/她选择的标签放在满足所需（宽松的）条件的时间段上才能理解。在此，生产方式不再是真实关系的理想表达，而仅仅是历史学家为自己的需要而采用的先验构造。沃尔夫最诚实地接受了这种方法，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沃尔夫采用他的亲属的，朝贡的，资本主义的图式是为了方便，而不是作为科学研究的结论。按照这种逻辑，狩猎采集社会可能在公元前10,000年直接跃升为资本主义，或者整个世界经济可能回到青铜时代，这既不是前进也不是退步。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反对者所言，这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上根本没有进步。
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法相去甚远。对历史和自然的辩证法在每个范畴中都有一个阶段，反之亦然，这直接是由于它认识到万事万物都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正如托洛茨基所说：“辩证法是运动，发展，演变的逻辑。”[46]重要的是，不要将历史阶段视为固定的，不变的范畴，也不要认为每个单独的社会都必须经历每一个阶段。正如斯大林主义的“两阶段理论”所主张的那样，但这并不是否定那些阶段的存在及其所有局限性和过渡形式。的确，没有历史发展阶段的概念，联合和不均衡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这也不意味着退化和退步是不可能的-退后是进步的辩证法的固有部分。在每一次衰退或“黑暗时代”中都有孕育着更高层次的未来发展的因素。同样，历史上的每一个进步都伴随着一部分群体的后退，例如阶级社会的到来或资本主义的诞生。但是，总的来说，不仅是在人类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内，都可以发现由危机中断的从低级到高级的进步和革命性的飞跃。
通过将观察到的现象按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的过程来排序，我们才能理解它们。这是所有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将科学的任务描述为发现现象之间真正的相互联系。[47]旧的机械唯物论满足于孤立地看待事物，然后推论出一套可以处理整个自然的标准。这种方法被19世纪的科学革命彻底摧毁，特别是在生物学和分类学方面-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对此进行了颂扬。但是，新方法并没有抛弃分类，没有它，就不可能有思想，更不用说科学思想了。相反，它不仅根据物种的可观察特征，还根据其进化过程（共同祖先等），来对物种进行分类。
马克思在德文第二版《资本论》第一卷的后记中引用一个俄文版评论中的以下内容：
“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
马克思对此简单地补充说：“这位作者先生把他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做的这番描述……难道不正是辩证法吗？”[48]
此外，如下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概念，也是其最有力的观点之一：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种生产方式可以在其自身内在动力的推动下，超越其极限，陷入危机，并最终为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奠定基础。但不幸的是，它没有得到马克思现代改良家们的认可。 “生产方式没有发展”，[49]霍尔顿宣称。这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适用于其他所有情况：“对比封建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规律本身，相比于封建生产关系，不再有动力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化为其他的东西，充满客观的阶级敌对和矛盾的东西，尽管其生产关系明显是可以做到的。” [50]
我们不必回顾太久远的历史就可以看清这个完全错误的想法。今天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脱离16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的世界。它不是在外部动力（世界系统的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发展。在自己的“内在规律”[51]的驱动下，使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资本主义本身已经经历了阶段性发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渐进的甚至是不可察觉的发展已转变为质的飞跃。
我们现在的帝国主义时代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列宁将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定义为“垄断资本主义”，[52]这起源于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竞争，这是由于较大的资本家吞噬了较小的资本家，将最大的企业融合为卡特尔，信托等，以及越来越重要的银行与行业的融合。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提到了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过渡过程。除非我们得出结论，持续到今天的越来越显著的资本集中是纯粹的偶然事件，可以随时逆转，或者是外星干预的产物，否则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促使它朝着越来越集中和计划生产的方向发展，尽管这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受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民族国家的限制。在此基础上，列宁得出结论，帝国主义构成了“从资本主义制度向更高的社会经济秩序（即社会主义）的过渡”[53]。
同样，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阶段，其基本要素是在封建社会的矛盾和发展中发展起来的。阶级社会本身也是一个阶段，不可能从前阶级社会之外其他东西中发展出来。除非您想完全否认历史发展，否则否认历史阶段是站不住脚的，这一事实甚至被我们的朝贡模式学者默认，他们最终偷偷重新引入了阶段论，尽管表面上排除了阶段论。例如，阿明（Amin）将欧洲发展道路“强加于整个星球，迫使所有人穿上同样的铁衣”的做法表示遗憾，他把这种做法归因于斯大林[54]然而通过否认欧洲和非欧洲社会发展的任何差异，他实际上取得了完全相同的结果，尽管他偏爱亚洲铁衣而不是欧洲铁衣。
“这些先生们都缺乏辩证法”，[55]借用恩格斯的一句话。这不是偶然的。霍尔顿本人认为，“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是唯物史观发展的创始力量，但今天它已不再受黑格尔影响，而黑格尔的影响却是马克思的思想的根源。 [56]马克思的思想中很难想象有比辩证法更大的“黑格尔影响”，而且没有几个胆大妄为的人试图消除它。他们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设法炒经验主义的冷饭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此剥夺了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从而使其显得荒谬。在霍尔登的情形，我们得到的是一种更为康德式的历史方法，这种方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驱逐了黑格尔的精神，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更古老，更苍白的幽灵。
因此，不管朝贡“模式”的真正优点是什么，它与马克思思想的联系都是虚假的。特别是与霍尔顿的主张相反，他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从马克思更“粗俗”的拥护者手中抢救马克思的观点，而朝贡模式概念与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霍尔顿所采用的模式更接近韦伯，而不是马克思。这是一个修正，但出于完整性考虑，值得一提，这是否有用？采取朝贡方式是否可以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种有用的修正？
霍尔顿本人面对他的朝贡生产方式是否有用的问题，对其他学者对他所持宽松标准的批评，他回应道：“以这种普遍化的方式使用这一概念，其要点在于它构成了定位某些关键要素的启发式手段，它是研究计划的指南。”[57]这相当于声明：因为朝贡方式是有用的，所以它是有用的。霍尔顿在他的书中丝毫没有为这种宽松的概念的实用性提供证据。马克思本人已经指出，“超经济的强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为什么霍尔顿走得更远，声称它是一种生产方式？他的回答是：“因为这是一种启发式概念”。
最大的讽刺在于，霍尔顿的“启发式概念”没有给出任何关于实际生产关系的见解，甚至不能指导人们如何去理解它。生产方式的概念本身将因此变得毫无用处。恩格斯批评杜林之流的先验主义方法，即“某一对象的特性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来”。[58]我们可以在朝贡生产方式的所有定义中发现这种推论。
霍尔顿关于朝贡生产方式的“启发式概念”将许多截然不同的社会形式混为一谈，只因为它们都是封建的/图片：Pexles
霍尔顿关于其朝贡模式的三个经济要素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第一个要素是封建地租，在霍尔顿的定义中这包括了“租金、税收或贡品”。他的第二个要素是“非经济强制是占用生产剩余的基础”，而第三个要素则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剥削关系，这两者都是完全根据他的封建地租概念而假定的。这个定义是一种同义反复。在总结了所有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共同点（榨取农业生产剩余）的基础上，霍尔顿仅仅致力于寻找贡品，而他也确实在每一个地方都找到了——这一点也不出乎意外。问题在于，与所有其它形式主义一样，他的方法对我们所要研究的东西——也就是社会到底是如何发展的——有任何益处。
这种方法，实质上是剥离了几乎所有内容的前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外形，而将它们归结到一个一般的因而也是抽象的“贡品”类别当中，然后从这个类别导出一套循环标准并以此来分析这些社会形式。由此我们将获得一种不需要实际历史知识的历史学说。当这种方法的提倡者们将其应用于他们所非常熟悉的领域时，情况就变得愈发糟糕。
霍尔顿的解释是：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以下我将要研究的国家都是纳贡或‘封建’国家，因为它们都是这样建立的——以占有生产剩余的相同模式为基础，并采取相同的基本模式将生产人口和土地生产资料结合起来。”[59]
霍尔顿证明这一点的方式，是断言任何从任何形式的农民生产者中夺取生产剩余的人都是地主。在纯粹于思想领域做出这一发现之后，他考察了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莫卧儿帝国，无一例外他都在这些国家中发现了地主和农民。而这些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以及它们的历史与发展，一直处于被完全遮盖的状态。因此，读者们从他的论述中最终学不到任何东西。实际上，一些真实的生产关系偶尔会脱离霍尔顿的文本，但它们很快就被解释为只是“封建主义”，这阻碍着读者去了解其实质。
马克思确定了不同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霍尔顿却将它们归入一个单一的大类当中。这样做使我们重新面对完全相同的问题：解释这些差异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出现的。他这种论断的作用，正如宣布所有灵长类动物都是灵长类动物，我们和黑猩猩之间没有根本区别一样。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一论断，我们依然有责任去解释这种差异的存在及其产生，而且这种责任并不会因此而减小。
以古罗马为例，霍尔顿认为，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在，奴隶制生产方式在古希腊和罗马占主导地位。而在其它地方，在资本主义之前，获取劳动生产剩余某些部分的主导方式则是租金、税收或贡品。如上所述，甚至在霍尔顿本人的学术阵营中，他关于奴隶制的观点也并未被普遍地接受。而其他人，例如沃尔夫，则认为所有前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封建社会（“朝贡制”）。但是归根结底，这两种方法都绕过了关于生产的关键问题，从而无法引导我们去掌握自公元三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劳动剥削的重要变化。
依照罗马帝国法律条文（例如基督教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制定的法律）的精细界定，霍尔顿对罗马帝国佃农降格为农奴的过程做了无名但有实的有用总结：
“农奴一词最初是指一个自由的农民，然后是一个自由的佃农，最终（从大约三世纪中叶开始）指一个有人身依附地位的佃农。到五世纪中叶，已经规定了农奴的世袭地位，这反映了人口下降和劳动力短缺的现实，以及关于国家与地主阶级之间关系的政治考虑。到了六世纪，就其流动性而言，可以认为大多数农奴失去了自由，从而被归类为‘土地的奴隶’。”[60]
如果像霍尔顿所提出的那样，那时候国家存在的基础是以“贡品”的形式从农民中榨取生产剩余，那么国家为什么要竭尽全力迫使佃农以农奴的方式从事生产呢？看起来，农奴的劳动、租金和税收，所有这些都可以（作为生产剩余——译注）被另一个阶层获取，它们实质上并没有区别，那为什么要发展出一种特殊的被剥削阶级呢？
让我们重申马克思的观点：“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也就是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61]因此，我们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和此后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经济基础之间区别是什么？在这两者之间，什么发生了变化？有还是没有——这完全取决于你的抽象思维水平。
我们举以下这个例子以获得一个鲜明对比（当然还有许多其它历史案例，而我们的目的并非要声称所有社会的发展都是一样的）：到公元前一世纪末，保守估计意大利的奴隶人口达到了大约一百万，[62]为总人口的五分之一，[63]他们在大农场、矿山和城市从事劳动。
有一些估计数字比这高得多，认为当时意大利奴隶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另一方面，在《末日审判书》出版时（十一世纪末——译注）的英格兰，总人口数目要小得多，而奴隶的比例据估计仅占其中的百分之九，绝大多数集中在落后的西南地区尤其是康沃尔锡矿区。[64]但是，佃农和隶农（当时的律师一般称呼他们为农奴；原文 bordars and cotters，源自《末日审判书》上使用的词汇 bordarii 和 cottarii，分别为法语和盎格鲁-萨克森语，指庄园隶农——译注）占有记录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即使考虑到没有记录下地主、牧师、失地工匠和城市人口这一事实，也显然可以看出，农奴不仅构成了人口的大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构成了中世纪经济（几乎全部是乡村经济）的基石。
回到上面的问题，在这两者之间，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当然那时候还发生了许多其它的改变）是：随着奴隶经济和奴隶人口优势地位的衰退，一种新的强迫劳动形式成长起来了——它仍然是一种强迫劳动，尽管劳动者获得了较大的相对自由和保护。在中世纪早期的暴风雨中，土地所有者将它确立为剥削劳动阶级的主要形式。换句话说，另一种剥削形式，即农奴制，取代了奴隶制成为了是封建生产方式的核心，而不仅仅是回归到朝贡模式，人们甚至可以在前阶级社会例如吠陀印度部落看到它的原始形式。
朝贡生产方式的理论家们常常低估乃至忽视农奴制对封建制度的重要性——他们倾向于分析各“精英”阶层和派别之间的分配模式和政治联系。事实上，在农奴制衰落的时候，农奴有可能以“免疫租”的形式购买人身自由，这进一步证明了农奴制本身的重要性。免疫租将农奴转变为他们主人的佃户，而其金额并不是根据土地大小和产品价值来计算的，而是根据到此时为止，将要成为佃户的农奴之前所有服务的价值。
事实上，欧洲的贵族和国家最依赖自由民的租金和税收，并且与亚洲国家最相似的时期，正好是封建生产衰落之后，而欧洲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胜利之前的时期，即君主专制时期。这种过渡式政体通过君主制超越了阶级对立，平衡了旧的封建贵族和崛起的资产阶级。看起来这种政体与东方古代君主制类似，但是如果认为它们的社会基础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前者之下，农村和城镇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了封建生产；而后者继续依靠大量农村税收来维持。
这两个体系的发展轨迹几乎是相互对立的，但是萨米尔·阿明认为，君主专制与亚洲古君主制下的生产方式本质上是相同的，欧洲比亚洲更晚确立这种方式，是由于其历史性的落后状态。正好在所谓朝贡关系被市场关系和社会各阶层的货币经济侵蚀乃至取代的时间点上，他却认为欧洲进入了一个发达的朝贡式社会，这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他这种理解并诠释历史发展的方法是如何肤浅和无用。
如果相同的发展历程没有在世界上所有地方发生（并且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由认为其必然发生），我们就必须研究并解释其物质动因。它很可能蕴含于生产方式之中，而这是我们所研究的经济的核心。相反，如果简单地将所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堆在一起，并宣称它们之间的所有差异是次要的，则是没有用的。这是对问题的回避而不是解答。
霍尔顿坚持认为，譬如欧洲地主和柴明达尔们（莫卧儿印度拥有征税权的军事世袭贵族），尽管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之间显然存在着纯粹“法律上的”差别，但他们对社会起着根本意义上相同的作用，其原因在于他们最终夺取了农民劳动的剩余，无论是通过租金还是税收。用科学的话来说，就是奴隶制和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因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不仅是工人劳动产品的所有者，还是其劳动力的所有者，尽管在拥有作为动产的奴隶和按日、星期等方式雇佣工人之间有“法律上的”差别。
继续以印度为例，恩格斯指出了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村公社和国家，及其对英国人带来的困扰：“他们曾在印度徒劳地苦思过‘谁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个问题，正象已去世的邦君罗伊斯·格莱茨·施莱茨·罗宾斯坦·艾伯斯瓦尔德的亨利希七十二世徒劳地苦思过‘谁是守夜者？’[65]这个问题一样。”英国资本家们最终通过议会法案（1793年的《固定赋额法》）将原来的柴明达尔包税人承认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这样做的结果，是生产的完全错位和一系列灾难性的饥荒。这一尤其突出的例子是不能用朝贡生产方式来解释的。柴明达尔们并未被转变为资本家，他们的佃户不是雇佣工人——实际上，他们变成了朝贡领主的另一种“法律上的”形式。而我们在这个时期的历史中所能清楚地看到的，是从无到有强行赋予私有财产完全破坏了之前的生产关系。
世界市场
“朝贡”社会有个特点，即农业经济比重超过工业生产，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根据阿明设定的标准，如果经济基础是农业为主导，就一定是朝贡模式的社会。那这又怎么解释17世纪之后的欧洲社会呢？当时，工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农业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进步到发生了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其中一部分土地贵族已经相当于农村资本家和投机者，在推翻封建制度中起到了革命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又怎么看待1917年的俄国呢？朝贡模式的拥护者会辩解说，虽然俄国此时很大程度上仍然倚仗“朝贡”经济（也就是小农经济），但由于已经发展出了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的本质和波斯或神圣罗马帝国是不一样的。所以“资本主义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他是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封建制度还是奴隶制度）都是一样的，因为都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毋庸置疑，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从前资本主义或朝贡模式的生产关系发展过来的，而不是凭空产生的。然而，朝贡模式也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朝贡模式的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不同，这种生产关系建立之后，主要问题集中在中央集权还是分权——而经济基础是不变的，仍然是通过“朝贡”的方式获得剩余价值。那该怎么解释看似“凭空而降”的资本主义是如何推翻这种生产关系的呢？由于没有看到社会内部阶级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对旧的生产关系的扬弃，朝贡模式的拥护者们只好找了别的说辞。包括阿明（Amin），沃尔夫（Wolf）以及其他人都认为，从大约1400年（尤其是1492年）开始的“世界市场”的介入，为这一革命性变革提供了动力。
要是没有强大的贸易网络把商品生产推向一个又一个巅峰，没有市场经济对自然经济的瓦解，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崛起是不可能的，但是光说“世界市场”这个天外救星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免还是有些含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提到了这点。但是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是怎么形成的，也没有提及在不同地区其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对此，沃尔夫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像奥斯曼帝国、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亚洲文明，尽管和封建欧洲有着一样的经济基础，但是因为很偶然的原因，地位渐渐落后于欧洲。主要是由于其地理位置，及其在兴起的世界市场中有着不同的需求导致的，欧洲商人、欧洲国家想要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以此获得更多利润，所以牺牲了其他朝贡国家的利益。沃尔夫说：“欧洲国家靠海，所以可以较早的发展河运和海运。”[66]但是这种解释却忽略了埃及、土耳其和西非（这里仅仅举了三个例子）也靠近地中海或大西洋，有开辟海上运输的条件。实际上，这个观点想说明的就是欧洲之所以能超过其他国家，是因为被世界市场这只无形之手选中了，不过这样的解释相当于什么都没说。
阿明解释说，在欧洲开始掠夺殖民地之前，所有地区都会有商人和贸易，经历同样的原始积累过程。但是，如果说资本主义发展就是搞贸易的话，那岂不是自从出现阶级社会以来，甚至在阶级出现以前，资本主义就在发展吗？即便如此，资本主义也没有像阿明说的那样，在每个地区都出现。由于阿明忽略了这一进程中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及其无产化，还有作为国民经济根基的商品生产的建立，他就无法解释朝贡社会是怎么发展到资本主义的。这一进程在欧洲发生了（江户时代结束前的封建日本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英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所以这才目睹了资本主义的诞生。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文明也有自己的世界市场（这里的“世界”不包括当时没有被发现的新大陆），在这里，商品生产和交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雅典的黄金时代，大量的商品在世界市场上进行贸易，巨大的贸易网络是成就辉煌的古希腊文明的重要因素。当时，罗马的奴隶主们坐拥数不清的财富，都不知道怎么花才好。但是，虽然出现了市场、商品交换、旧生产关系的解体和巨大财富的积累（注意财富不等于“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仍然没有产生。
原因在于这种以奴隶为基础的古典经济，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到的，并没有让城镇发展成为工业中心，也没有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尽管有大量的“无产者”涌现，生产始终和农村紧密联系在一起，罗马公民更多仍从奴隶制度中获益，支持奴隶制度的延续，而不是工业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庞大而富裕的东方帝国和欧洲国家一样，都是新兴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巨大的资金和商品堆积的压力推动各国的经济发展。然而，尽管商人的涌现、部分行业行会的建立和大量的资金提供了资本积累的条件，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并没有带来土地兼并和制造业的增长。就像罗马一样，所有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素都准备好了，但是这个进程并没有发生。这是否可以说明，欧洲的封建制度同印度或中国的所谓封建制度有着十分重大的区别呢？
表面上，这段时期欧洲国家及其贵族们好像还在以原先的方式统治着国家，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激烈的变革已经发生了。在地主和农奴之间的阶级斗争中，既诞生了一批拥有土地的“自由”的农民，又出现了居住在城镇的资产阶级，使得颠覆欧洲旧的社会关系成为了可能，同时也推动了之后发现美洲新大陆，掠夺殖民地。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走向了全世界，货币经济也越来越深入欧洲的农村地区，改变了狭隘的地方观念。
由此，地主们开始收货币地租，为了筹得货币，农民们必须到城镇去出卖自己的农产品，并用货币购买所需的生产工具和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料。就这样，曾经能自给自足的农民便趋于消亡，被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农民之间互相依赖的辩证关系取代了，要么变卖土地，成为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要么成为成熟的资本主义下的农业工人。但是总体而言，这种进程并没有在印度、中国、波斯等地发生。马克思评论道：
“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此外，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村社的形式，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作为统治者和地租所得者，同时使用他们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便摧毁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67]
由于不同的社会在经济基础上有差异，因此出现了不同的阶级结构和力量对比。比如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和收地租的剥削者之间的斗争，同农奴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是有根本区别的，因而在15世纪世界市场开始发展的时候便导向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霍尔顿他自己就描述了这些不同的结果。例如，以奥斯曼帝国为例，世界市场的发展和“廉价西班牙白银流入造成的通货膨胀”与资本主义发展并无关联，而是伴随着“农村秩序的崩溃” [68]，军队上层被授予世袭地产以及安纳托利亚农民成为农奴。简而言之，就是伴随着社会的封建化过程。相比之下，“西欧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技术变革的速度，使得进贡的奥斯曼帝国被排除在了发达国家之列。英国的土地革命与随后工业革命的兴起，以及欧洲强国的崛起，首先在政治上使奥斯曼帝国边缘化，进而在经济上对其进行殖民，以获得欧洲市场和出口。”[69]
与西欧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同，同样在印度，“很明显，尽管长途贸易的‘窗口’确实曾经打开过，但它并没有为莫卧儿帝国和维贾亚纳加尔帝国（同样也不包括奥斯曼帝国）的财富积累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主导地位的话）。”因为“植根于印度社会的错综复杂的朝贡关系的制度形式，特别是农村生产关系的自给自足和半自治性质，以及通过宗族身份和需求将商人和贸易群体整合到一个平衡的社会关系中，正是这幅图景的中心元素。”[70]
怎么解释呢？在其它地方，霍尔顿断言，社会形态的“功能进化”的“发展限度和可能性”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71]根据霍尔顿自己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描述，从16世纪到18世纪期间，英国和印度社会的发展轨迹显然不同。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得出以下结论：这些社会不仅具有不同的“制度形式”，而且有着本质上不同的生产关系。否则，他们怎么会有如此不同的“发展限度和可能性”？
霍尔顿尽力避免得出符合自己论点逻辑的（主观）结论，于是给出了以下解释：
“长期以来，西欧国家的城市中心在促使封建生产关系解体的过程中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在西欧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欧洲封建和国家结构的特定背景和演变形式。其中，在经济发展和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存在于贵族、城市中心、市场以及王权之间特殊而细微的关系，经过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践，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化。
“换言之，朝贡生产关系的破裂取决于西欧社会、经济和文化历史上的一个特殊转折点，即当时传统的财富积累模式下的财富盈余已无法满足旧的统治阶级与新兴资产阶级间的竞争。”
为什么基本相似的系统竟具有根本不同的发展轨迹？面对这一不可能的解释任务，霍尔顿放弃了，而是仅仅描述了那些不同的发展轨迹，甚至连这一“特殊的危机”（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何时何地出现这个最为重要的问题都没有触及到，留给读者的结论则是资本主义的诞生实质上是一场偶然的意外。哈，那还还蛮意外的呢！这样看来，朝贡模式可真是太能解释现实了。
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解释为是偶然事件的产物，其实是忽略了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偏偏是在欧洲，诸如黑死病以及在新大陆被发现的很长时间以前实施的国家政策等偶然因素，似乎只会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而在其它各种伟大的文明中，国家政策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下，更倾向于阻碍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发展？
在霍尔顿看来，农奴和应税农民之间的区别可能是表面的，但这两种不同制度下的阶级关系却有着深远的影响。印度乡村公社的相对稳定和持久性提供了惊人的国家税收和军役财富，远超中世纪欧洲的一切，但同样也严重地阻碍了本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的发展，当然前提是这种发展被允许的话。亚洲社会和封建社会阶级力量的此消彼长是不同的，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们基于不同的生产方式。
但是，如果我们否认这些“朝贡制”社会在物质基础上的任何根本差异，那么我们必须在其他地方找到对它们明显差异的解释——或则是在它们的“特殊细微差别”、“特殊联系”和其它类似偶然的方面，或者是更通常的方面——国家。
国家
那么，阿明是如何解释亚洲社会和欧洲社会之间不可否认的差异的？
“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机构来集中剩余产品，使地方封建领主对农民有了更直接的权力。在这里，土地的征用权属于地方领主。而在强大文明中存在的朝贡体系下，国家保护乡村农民的土地免于被地方领主侵占。”[72]
沃尔夫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换句话说，在这些条件下，通过权力的行使，社会劳动力被动员起来并致力于改造自然——通过一个政治过程。因此，在这种模式下，社会劳动力的配置是政治权力中心的功能;它会随着这个中心位置的改变而改变。[我的强调]”[73]
此外，“可以设想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权力强烈集中在处于权力体系顶端的统治精英手中；另一种是权力主要由地方领主掌握，高级统治者脆弱无力。这两种情况构成了一种权利分布的连续体。”[74]
在“统治精英”强大、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地方，商业财富受到“朝贡霸主”权力的制约。然而，在（国家）权力分散的地方，商业财富和原始积累就悄悄地潜入：
“如果给予太大的自由度，它会使所有的朝贡霸主阶级依赖贸易，并重新调整社会优先次序，使商人优先于政治或军事首领。因此，以朝贡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不仅推动了商业发展，而且在商业发展过于强大时，也不断地加以限制。”[75]
这里可以看到的，除了把商业财富与资本原始积累（马克思本人一再否定的东西）简单错误地混为一谈外，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完全颠倒。阿明甚至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论点，声称在朝贡社会（跨越2000多年的历史）“意识形态是主导因素”，而在资本主义下，经济占主导地位。[76] 这种不一致的唯物史观和那些说我们可以科学地理解自然世界而不是历史的“唯物主义者”一样糟糕，因为人类的意识使之过于复杂。
然而，早在阿明之前，马克思就在《资本论》第1卷中面对这种唯心主义的观念，他写道：
“然而，很明显，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也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正是他们谋生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在这里政治和天主教起主要作用。对于其他人来说，它只需要稍微了解一下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例如，要知道它的秘密历史就是它的土地财产的历史。另一方面，堂吉诃德很久以前就因为错误地认为骑士精神与所有经济形式的社会相兼容而付出了代价。”[77]
朝贡模式理论放弃了对人类发展的科学解释，转而使用唯心主义和同义反复 /图片：公共领域
国家和意识形态不是自上而下的，也不是完全从人的脑袋里出来形成的，就像雅典娜不是从宙斯的脑袋里出来的；它们是从生产和再生产及其需要中演化出来的，并最终由它决定。国家的存在本身是由社会中相对立阶级的存在所决定的，他们对剩余产品的争夺有可能“在毫无结果的斗争中消耗自己和社会”。[78]结果是，任何国家的性质和发展都与它意图要统治的阶级有关，具有不同阶级组成的社会在国家的层面上会表现出不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正是古代农民公社的持久和稳定，奠定了亚洲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国的基础，正如我们在《反杜林论》中所看到的那样：“在古代社会继续存在的地方，数千年来形成了从印度到俄罗斯最残酷的国家形式——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础。”对霍尔顿和沃尔夫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君主政体成功地对抗了“地方剩余榨取者”，集中了它的权力，从而扼杀了所有其他的生产方式。所以亚细亚独裁制的基础就是……其专制本身！
通过把我们从社会的经济发展中抽离出来，并把所有前资产阶级的斗争减少到生产者和占用者之间，朝贡体系迫使我们转向最常见的历史唯心主义:历史国定论（译注:指认为国家和意识形态决定生产方式的理论）。这不仅仅是阿明等人在应用这一概念时的错误，这是一个必要的结论。但这并不是我们被邀请作出的唯一唯心主义结论。
唯心主义
霍尔顿质疑历史上任何的“原动力论”，并且拒绝承认生产力是人类历史的最终决定因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相反，他的方法是“既不是经济还原论，也不是经济决定论，而是接受并支持我（霍尔顿）认为是社会实践的基础和决定性框架的社会生产关系（译者注：霍尔顿的社会生产关系概念不同于马克思，实际上指的是国家和意识形态等社会中的非经济因素）的任何具有启发性和解释性分析的价值。”[79]
在所有这些混淆的背后，是这样一个主张，即我们的方法不应是经济决定论。如果这就是霍尔顿想说的，那么我们完全同意。更重要的问题是他认为什么是经济决定论，以及他提出了什么作为替代。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归根结底，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生产的发展和人类的“社会生产力”[80]所决定的。这决不意味着历史上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个穿过男人和女人头脑的想法，都是直接和自动地由经济力量造成的。在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产生的“上层建筑”，如文化、宗教、政治等，会对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其他部分产生反作用，并在塑造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最终，社会的经济基础仍是首要的。正如恩格斯所解释的：
“人是在特定的、有条件的环境中，在已经存在的实际关系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历史，其中的经济关系，无论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多大，最终都是决定性的，它构成一条贯穿所有其他关系的红线，并使我们理解它们成为可能。”[81]
对霍尔顿来说，这就是经济决定论。但他提出的所谓替代性方案只是带我们兜圈子。如果我们不是从人类劳动（“永恒的自然需要，它调解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82] ）的发展过程开始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而是从“社会生产关系”着手，那么当我们必须解释这些关系是从何处产生的，以及这些关系是由什么决定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又兜回来了，除非我们得出结论，它们本身独立于生产出现，这是荒谬的。
社会底层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生产力包括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历史的最终决定因素可以确定为生产力的发展。这不仅使产生一定的生产关系成为可能。简单地说某事是可能的并不能告诉我们很多。在发展过程中，抽象的可能性辩证地转化为具体的必然性。如何解释这个过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
在灌溉发展之前，苏美尔文明赖以存在的大量剩余产品是无法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灌溉农业的出现为阶级社会的出现开辟了可能。但是阶级社会并没有在第一条灌溉沟一挖好就立刻从土壤里冒出来。随着工具和技术的改进，灌溉在以前不适合居住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沼泽地被用来排水。为充分利用这种新获得的生产力达到自己的目的，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组织起来了。
考古学家已经确认，用灌溉方式排干沼泽地需要计划和协调，以防止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并确保最有效的供水。因此，单一的寺庙建筑群（与国内的神殿不同）在这些欧贝德定居点被发现，而不是在早期的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点，如加泰土丘或杰里科，并不是凑巧。这表明有一部分人致力于脑力劳动，而不是在田野里的体力劳动。
在满足生活在那个地方和时代的人们的需要和向往的新方法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分工——脑体分工。在发展过程中，这种分工决不是简单的、渐进的、线性的，而是在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的支持下，固定为阶级关系。这并不意味着，从发明灌溉开始，其他一切都会被动地机械地跟随。如果社会关系只能被动地与生产力相适应，那么革命就不可能也不必要了。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的革命。“产生于生产本身”的生产关系的演化反过来又作为决定因素反作用于生产，正如国家的演化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强有力的作用一样。它们可以采取行动刺激和加速发展，同样，它们也可以阻碍进一步的发展（看看今天的资本主义！）。但最终内容胜于形式，旧社会关系“决裂”，[83] 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
同样，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也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创造了最起码的技术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只是创造了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可能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工人阶级在绝对和相对方面都在扩大；工人被组织进更大、更先进的工厂，等等；资本主义市场和民族国家过于狭隘，无法容纳已经产生的生产力，周期性的危机频繁发生；由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使生产进一步社会化，并试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有计划的生产；甚至国家也被引入，以帝国主义的基础来帮助管理生产。总之，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近百年来的发展，都是朝着社会主义计划的方向发展的。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将和平地逐步演变为社会主义，它必须被推翻。这最终能否实现，如何实现，归根结底由现实的阶级斗争决定，不仅取决于生产力，不仅取决于工人阶级的领导，但是否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所起的作用，就是剥夺社会主义的客观基础，最终只能导致唯意志论、唯心主义的革命观念。
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等的放在一起，作为共同决定因素，也是不够的。指出两者的相互作用，而没有上下文中建立这种相互作用的基础就是诡辩，而不是辩证法。人类有意识的主观活动能对客观物质世界作出反应，但客观物质世界显然是主要的，两者都是不断演化的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同样，生产关系必然产生于生产过程本身（它们还能从哪里来？）与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相适应。但是人类是社会性的生物，生产既是自然性的，也是社会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生产关系就没有生产。再者，生产力也不是什么圣灵，在人的头顶盘旋，指挥着人。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无非是男男女女追求各自的目的。
从根本上说，拒绝承认生产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就是停留在对历史真正的、科学的认识的门槛上，满足于“多种因素”的陈词滥调，这是许多唯心主义历史学家的避难所。不了解阶级斗争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阶级斗争。如果不了解这个决定阶级力量平衡和阶级利益斗争的客观因素的背景，阶级斗争和历史基本上就变成是不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简单地按时间顺序积累事实和描述事件。事实上，霍尔顿认为，“对历史的可能性和轨迹进行更不可知论的解读比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更可取的”，[84]这是他“既不是经济还原论，也不是经济决定论”的最终结果。
然而，阿明的方法可以说是更糟糕的：折衷主义的即兴创作。一方面，他吹嘘自己正在马克思开创的体系之外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并攻击了他所谓的“文化主义”；但随后又呼吁“能够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能够克服资本主义从未克服和解决的矛盾的另一种文化”。[85]他为普世主义辩护，声称自己提出了“社会进化的一般理论”，[86]但随后警告说，“对制定支配整个自然和社会的一般规律的渴望，可能会导致一个人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滑向宇宙论的斜坡:看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就知道了。”[87]在形式上，阿明声称自己是马克思的继承者，发展了他的理论，但在内容上，他更接近于杜林，他的许多作品直接在历史等方面攻击了唯物主义。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倒退。为了逃避对前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行深思熟虑的调查所提出的棘手问题（不出所料，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朝贡模式只是耸耸肩，说“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是阿明、沃尔夫和霍尔顿对他们所谓的马克思的“东方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小资产阶级狂想，是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一种倒退。
这种方法不能使我们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社会的认识向前发展。相反，这是在历史上倒退到波格丹诺夫（Bogdanov）在《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纲领》中提出的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中抨击了这种不可知论。事实上，用霍尔顿自己的话说，“波格丹诺夫在他简短的经济科学课程中，已经开始发展一种实际上更加复杂和微妙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决定性质的模型”。[88]
来源与含义
即使是最抽象的理论原则，最终也会在实践中体现出来。在考虑了朝贡模式的主要特征和理论含义之后，还必须研究这一理论的来源，以了解其可能的政治含义。就朝贡模式而言，如果不考虑其产生中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就不可能回答完全这个问题。
战后时期的特点是，被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革命。在许多情况下，那些试图克服帝国主义的国家比他们最初的意图更进一步，强征了国内和外国的资本。泰德·格兰特认为，这种"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是所谓的第三世界不可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一种表现，且由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推迟，成为一种试图通过有时最不可能的选择来解决必须完成的历史性任务。
尽管如此，这代表了一种进步的发展，尽管这些国家存在着种种扭曲和严重的局限性，但它们最终还是站在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阵营中，这也是帝国主义不能容忍它们存在的原因。但并不是所有的前殖民国家都走这条路。这批国家卡在西方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波拿巴政权，特别是苏联和中国之间，构成了世界关系中的小变局，同时受西方帝国主义和中苏的“影响”。
这些理论家倾向小资产阶级，对马克思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学院化的批判 / 图像: Skill Lab, Flickr
这种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争取经济和政治独立的努力,其特点是针对西方的保护主义贸易壁垒，加上旨在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主义支出和国家管理，加纳的夸梅-恩克鲁玛等领导人的方案就是一个典型。这种"中间道路"不可避免地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找到它的理论表达和理由，我们在爱德华-赛义德等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作品中发现，其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对西方帝国主义式的和马克思主义式的"东方主义"的关注，而这两者实际效果上可以认为是同一件事。
从这些理论家身上，我们还看到了对作为演化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否定，甚至完全拒绝进步,因为它宣称把殖民社会置于的低一等的发展水平上,因此是种族主义的。朝贡模式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它是面对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攻击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更新"或有效辩护的一种手段。
阿明曾是法共党员，后来离开成为毛主义者，但到1974年发表文章时，他已坚定地相信揭示苏联阶级本性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他指的是"国家资产阶级"通过官僚机构榨取剩余）。他以"欧洲中心论"著称，并在达喀尔的"第三世界论坛"担任主任多年，实际上成为后殖民主义左派的主要理论家。
在阿明那里，朝贡模式概念与他的第三世界主义相辅相成，并在某些方面为后者提供了理论基础。直到2018年去世前，阿明一直主张通过"脱钩"世界经济，将帝国主义西方与其前殖民地分离开来。实际上，他是要求弱小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实行民族主义的保护主义政策的同时，实行某种世界性的"文化革命"，以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关于社会主义，我们一个字也没有看到。
这不是偶然的。这些思想为那些没有剥夺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后殖民政权的方案提供了理论上的掩护。如果在欧洲人进入之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已经在殖民地世界发生，那么就没有必要推翻资本王义，只要保护目己的本土的资本不受帝国主义的干涉，再另自己的文化"去殖民化"就可以了。但这忽视了把所谓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家们与主宰世界经济的银行和跨国公司联系在一起的万缕千丝。本质上，它导致了对不断革命理论的否定，而且从所有意图和目的来看，不过对两阶段理论的改头换面。后殖民主义对马克思的种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攻击，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自己软弱乏力的资本主义阶级的辩护。
随着2o世纪7o年代的危机和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转向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后殖民地凯恩斯式的所有经济堡垒都被摧毁了。但这不是在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攻击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吞噬之前。所以我们看到，在沃尔夫、哈尔登等人的著作中，利用朝贡概念来抹杀欧洲和亚洲之间任何潜在的重大差异的做法仍在继续。
沃尔夫即使在1982年出书时，基本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尽管他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尽管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他区分了两种马克思主义：一种是“系统马克思主义”，即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科学分析；另一种是"普罗米修斯马克思主义"，即主张工人阶级本身成为阶级、革命、人类解放等（换句话说就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沃尔夫鲜明的反对后者，甚至在序言中这样声称：
"当然，[马克思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努力理解一种特定模式——资本主义——的历史和运作方式上，这不是为了捍卫它，而是为了对实现它革命的转化。而由于我们现在这个专业化的的学科体系是作为革命和混乱的解药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学术殿堂里不欢迎这个幽灵般的质问者是可以应当的。””[89]
沃尔夫将“科学”分析与政治斗争区分开来，不仅仅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反对，它完全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基本的内容。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0]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他所要表达的规点是，只有通过有目的性的活动，我们才能理解世界，并赋予我们的观念以客观价值。内此，试图书写历史，打倒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可能选择的政治命令，而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精髓，也是真正科学地对待历史的方法。沃尔夫将其视为"普罗米修斯"，只能说明他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有多远。
可想而知，在分析我们生活的世界时，沃尔夫的伪科学历史观必然没能有什么好结果。沃尔夫拒斥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毋宁说是他自己对列宁的理解）为其过于简单化，他选择曼德尔的长波理论作为资本主义更高级的解释。他声称：“每一个加速阶段后必然有一个减速的阶段，这一减速阶段包含着实现的危机”【生产过剩－－JH】[91]。这种方法对于理解过去和预测未来都一样有用。"沃尔夫在1997年再版其书时的导言中给了我们一个惊人的预言，“新的基于计算机的控制论和信息论，再加上新的运输模式，似乎也能支撑起一个更加去中心化的资本体系"[92]。今天，我们生活在历史上最严重的资本集中化之下，而马克思甚至在150多年前就已经预见了这一进程，我们不得不问，如果我们有了"普罗米修斯"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会更好呢?
霍尔顿不时把他的启发式方法运用于现代社会，他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国家.......归根结底不是因为它们用强力征税，而是通过延续那些促进攫取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来维持的。"[93] 有人应该善意地告知资本家，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强迫工人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显然是误以为他们的利润也来自绝对剩余价值。如果这就是我们今天从哈尔登的"更广泛意义上"的生产关系中得到的东西，那么我们还能从他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中得到什么?
可悲的是，对于那些为了给自己的折中理论树立某种威信，热衷于冠以马克思之名的学者，似乎没有什么限制。大学（和教派）里充满了这样的趋势。在许多方面，使用"实践"和"政治机构"等术语，是为了掩盖一种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和阶级斗争方法。
这应该是一个严厉的警告。所有修正主义的共同点是，它从从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敌人那里借来的结论(或偏见)开始，然后倒行逆施，改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要素，直到达到预期的结果。就朝贡模式而言，为了适应后殖民理论和唯心主义学者对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或"欧洲中心论"旳错误批评，我们被要求放弃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最基本原则。我们得到的是一种既远离马克思主义，又完全无用的理解社会的方法。"进入这里的人，放弃一切希望吧!"
如何开始?
托洛茨基说过：“辩证法并不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魔术师的万能钥匙。它不能代替具体的科学的分析。但它却能引导这一分析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保障它不致毫无结果地流浪于主观主义与烦琐哲学的荒漠中。”[94]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并没有把这个世界和每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流传给我们。的确，世界历史还需要更多的发现和理解。但用错误的方法分析必然是在做无用功。
马克思和恩格斯死后的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发现开启了阿拉丁的信息之洞，也开启了对先人们过去只能远远一瞥的地区和时期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可能性。但这并非使我们要“超越”马克思的方法，而应该使我们拥有更大的决心来捍卫它。很多人拒绝了马克思“过时的”想法，转而接受新颖、现代而受潮流接受的东西，然而他们都在黑暗中摸索。要是追随他们，那就是追随灾难。
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才能使我们将世界理解为一个过程，它的运动、发展、飞跃和矛盾。对历史的理解添上血肉，以不带教条和欺骗的方式，应用和丰富这一方法是我辈己任，正如各代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所作为。让我们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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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Marx &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 part 1A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第一部A)
[2] Amin,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s, Ufahamu: A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4(3), 1974,年 pg 57-58 (阿明，《生产方式与社会构造》，乌法哈姆非洲研究刊物，1974,57-58页)
[3] ibid., pg 58 (同上，58页)
[4] Amin, Eurocentrism, Pambazuka Press, 2010, pg 222，《欧洲中心主义》，潘巴祖卡报，2010年，222页）
[5] ibid., pg 101(同上，101页)
[6] ibid., pg 234(同上，234页)
[7]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pg 76（沃尔夫，《欧洲和无历史的人民》，加利福尼亚大学报，2010年,76页）
[8] ibid. （同上）
[9] ibid., pg 80(同上，80页)
[10] ibid., pg 81(同上，81页)
[11] Haldon,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Verso, 1993, pg 64（霍尔顿，《国家和朝贡生产方式》，维索图书，1993年，64页）
[12] ibid. pg 65(同上，65页)
[13] Marx &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part 1A(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第一部A)
[14] Marx, Capital vol. 1, Penguin Classics, 1990, pg 64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企鹅出版集团经典图书，1990年，644页）
[15] ibid. pg 873(同上，873页)
[16] Marx, Grundrisse, Introduction, part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言，第三部分）
[17] Capital vol. 1, Penguin Classics, 1990, pg 344（《资本论：第一卷》，企鹅出版集团经典图书，1990年，344页）
[18] Capital vol. 3, Penguin Classics, 1991, pg 927 （《资本论：第三卷》，企鹅出版集团经典图书，1991年，927页）
[19] As quoted in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pg 80（引用沃尔夫，《欧洲和无历史的人民》，80页）
[20] As quoted in Haldon,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79（引用霍尔顿，《国家和朝贡生产方式》，79页）
[21] Capital vol. 3, Penguin Classics, 1991, pg 762（《资本论：第三卷》，企鹅出版集团经典图书，1991年，762页）
[22] ibid., pg 859(同上，859页)
[23] ibid., pgs 716-717 (同上，716-717页)
[24] ibid. pg 595(同上，595页)
[25] Capital vol. 1, Penguin Classics, 1990, pg 728（《资本论：第一卷》，企鹅出版集团经典图书，1990年，728页）
[26] ibid. pg 175, footnote 35(同上，175页，脚注35)
[27] Capital vol. 3, Penguin Classics, 1991, pg 1017（《资本论：第三卷》，企鹅出版集团经典图书，1991年，1017页）
[28]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80 （《国家和朝贡生产方式》，80页）
[29]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66（《国家和朝贡生产方式》，66页）
[30] As quoted in Mehring,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893, part 3 （引用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1893年，第三部）
[31] ibid. （同上）
[32] Capital vol. 3, pg 927（《资本论：第三卷》，企鹅出版集团经典图书，1991年，927页）
[33] ibid. pg 772（同上，772页）
[34] ibid. （同上）
[35]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135 （《国家和朝贡生产方式》，135页）
[36] ibid., pg 131(同上，131页)
[37] ibid., pg 256(同上，256页)
[38] ibid., pg 132(同上，132页)
[39] Amin, Global History: A View from the South, Pambazuka Press, 2011, pg 14（阿明，《全球史：从南方的视野》，潘巴祖卡报，2011年，14页）
[40] Second draft of Marx’s letter to Vera Zasulich, 1881（马克思给维拉·扎苏里奇的信第二稿，1881年）
[41] Capital vol. 1, Penguin Classics, 1990, pg 286（《资本论：第一卷》，企鹅出版集团经典图书，1990年，286页）
[42]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43] Amin,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s, Ufahamu: A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4(3), 1974, pg 60(阿明，《生产方式与社会构造》，乌法哈姆非洲研究刊物，1974,60页)
[44]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pg 100（《欧洲和无历史的人民》，100页）
[45]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69（《国家和朝贡生产方式》，69页）
[46] Trotsky, Trotsky’s Notebooks, 1933-193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g 86（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的笔记本：1933-1935年》，哥伦比亚大学报，1986年，86页）
[47]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1886, part 4（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德国哲学的终结》，1886年，第4部分）
[48] Afterword to second German edition of Capital vol. 1, 1873（《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后言，1873年）
[49] Haldon,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97（《国家和朝贡生产方式》，97页）
[50] ibid., pg 101(同上，101页)
[51] Marx, Capital vol. 1, Penguin Classics, 1990, pg 929（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企鹅出版集团经典图书，1990年，929页）
[52]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Progress Publishers, 1970, pg 117（列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进步出版社，1970年，第117页）
[53] ibid. (同上)
[54] Eurocentrism, pg 191（《欧洲中心主义》，191页）
[55] Engels’ letter to Condrad Schmidt, 27 October 1890（恩格斯致康德拉德·施密特书信，1890年10月27日）
[56]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21（《国家和朝贡生产方式》，21页）
[57] ibid., pg 99(同上，99页)
[58] Engels, Anti-Duhring, 1877, part 1, chapter 10（恩格斯，《反杜林论》，1877年，第1部，第10章）
[59]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9-10（《国家和朝贡生产方式》，9-10页）
[60] ibid, pg 120(同上，120页)
[61] Capital vol. 1, Penguin Classics, 1990, pg 325（《资本论：第一卷》，企鹅出版集团经典图书，1990年，325页）
[62] Scheidel, The Slave Population of Roman Italy. Speculation and Constraints, Topoi. Orient-Occident, 1999（沃尔特·谢德尔，罗马意大利的奴隶人口。 投机与约束，Topoi。 西方东方，1999年）
[63] Thompson, Ancient Rome’s Real Population Revealed, Live Science, 2009（汤普森，《揭示古罗马的真实人口》，《生命科学》，2009年）
[64] Morton, 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 Lawrence & Wishart, 1989, pg 48（莫顿，《英格兰人民历史》，劳伦斯和怀沙特，1989年，第48页）
[65] Anti-Duhring, part 2, chapter 4（《反杜林论》，第2部，第4章）
[66]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pg 85（《欧洲和无历史的人民》，85页）
[67] Capital vol. 3, Penguin Classics, 1991, pg 451（《资本论：第三卷》，企鹅出版集团经典图书，1991年，451页）
[68]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173（《国家和朝贡生产方式》，173页）
[69] ibid., pg 181(同上，181页)
[70] ibid., pg 259(同上，259页)
[71] ibid., pg 269(同上，269页)
[72] Amin,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s, Ufahamu: A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4(3), 1974, pg 64(阿明，《生产方式与社会构造》，乌法哈姆非洲研究刊物，1974,64页)
[73]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pg 80（《欧洲和无历史的人民》，80页）
[74] ibid. (同上，)
[75] ibid. pg 84(同上，84页)
[76] Eurocentrism, pg 236（《欧洲中心主义》，236页）
[77] Capital vol. 1, Penguin Classics, 1990, pg 175, footnote 35（《资本论：第一卷》，企鹅出版集团经典图书，1990年，175页,脚注35）
[78] Engels,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1884, chapter 9
[79]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273（《国家和朝贡生产方式》，273页）
[80] Capital vol. 3, Penguin Classics, 1991, pg 927（《资本论：第三卷》，企鹅出版集团经典图书，1991年，927页）
[81] Engels’ letter to Borgius, 25 January 1894
[82] Capital vol. 1, Penguin Classics, 1990, pg 133（《资本论：第一卷》，企鹅出版集团经典图书，1990年，644页）
[83] Marx &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 chapter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第一章）
[84]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23 （《国家和朝贡生产方式》，23页）
[85] Eurocentrism pg 190（《欧洲中心主义》，190页）
[86] ibid. pg 189 (同上，189页)
[87] ibid. pg 117(同上，117页)
[88]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282, footnote 47（《国家和朝贡生产方式》，282页，脚注47）
[89]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pg 21（《欧洲和无历史的人民》，85页）
[90] Theses on Feuerbach, 1845（《关于费尔巴哈的论文》，1845年）
[91] ibid. Pg 304(同上，595页)
[9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pg xxiii （《欧洲和无历史的人民》，前言第二十三页）
[93]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156（《国家和朝贡生产方式》，156页）
[94] The ABC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1939（《唯物辩证法ABC》，193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