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始終走在女性解放事業的前列。3月8日(國際婦女節)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有著特殊意義的重要日子，因為它像征著工人階級婦女在全世界範圍內反抗資本主義、壓迫和歧視的鬥爭。本文概述了馬克思主義為爭取婦女權利而邁出的第一步，第一次成功的革命對女性解放的意義，先進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婦女的狀況，並提出了如何消除男女不平等問題。（按：本文最初發表於2000年3月8日。譯者：k2e4z7x9）
「只有改變社會、家庭和家庭的一切生存條件，才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女性的地位。」(托洛茨基，婦女與家庭，第45頁)
資本主義走進了死胡同，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危機尤其嚴重地落在婦女和青年的肩上。早在19世紀，馬克思就指出了資本主義從剝削婦女和兒童中賺取超額利潤的趨勢。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這樣寫道：
「因此，資本主義使用機器的第一個口號是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這樣一來，這種代替勞動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變成了這樣一種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體成員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資本的直接統治，從而使雇佣工人人數增加。為資本家進行的強制勞動，不僅奪去了兒童游戲的時間，而且奪去了家庭本身通常需要的、在家庭範圍內從事的自由勞動的時間。」（《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
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斷變化的生產方式以及資本家不斷提高利潤率的企圖導致婦女和年輕人的就業人數不斷增加，她們遭受最嚴重和惡劣的剝削，在惡劣的條件下從事低工資的工作，幾乎沒有人權。僅在美國，在過去的50年裡就有大約4000萬婦女加入了勞動大軍。在歐洲，這個數字是3000萬。在1950年，只有約三分之一的美國適齡勞動婦女有帶薪工作。1999年這一比例接近四分之三。統計學家說，99%的美國女性將在她們一生中的某個時刻從事有償工作。婦女就業本身就是一個漸進的發展，它是把婦女從狹隘的家庭和資產階級家庭中解放出來，作為人類和社會成員得到充分和自由發展的先決條件。
但是，資本主義制度只是把婦女當作廉價勞動力的便利來源，當某些生產領域出現勞動力短缺時，婦女就是「勞動力後備大軍」的一部分，而當它需要消失時，婦女又被拋棄了。我們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看到了這種情況，婦女被征召進工廠，代替應征入伍的男子，戰爭結束後又被送回家中。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婦女再次被鼓勵進入工作場所，當時她們的作用類似於移民工人的作用，即作為廉價勞動力的儲備。到了近代，女工數量增加，填補了生產過程中的空白。但是，盡管人們都在談論「女人的世界」和「女力」，盡管有各種所謂保障平等的法律，女工仍然是無產階級中最受剝削和壓迫的部分。
在過去，受階級社會的影響使得女性在政治上漠不關心，沒有組織，最重要的是她們是被動的，而這為反動提供了社會基礎。資產階級利用教會和報刊(「婦女」雜志等)的服務，以這一層為基礎來保持自己的權力。但是這種情況隨著婦女在社會中作用的變化而發生了變化。至少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婦女不再滿足於被蒙在鼓裡，被動地服從於「教會、廚房和孩子」（Kirche, Kucher and Kinder）的傳統角色。這是一個非常進步的現像，孕育著對未來的影響。就像資產階級在美國、日本和西歐的農民中已經基本失去了以前的大規模社會反動儲備一樣，婦女也不再像過去那樣構成落後和反動的儲備。資本主義的危機伴隨著對婦女和家庭的不斷攻擊，將進一步激化越來越廣泛的婦女層次，並把她們推向革命的方向。馬克思主義者必須了解和認識到女性的巨大革命潛力，並采取必要的措施來挖掘這種潛力。
女性可能比男性更具革命性，是因為她們那年輕的新鮮的，沒有受到多年保守習慣的影響，而這種習慣往往是「正常」工會存在的特征。任何看過女工罷工的人都可以見證到她們巨大的決心、勇氣和活力。馬克思主義者有義務支持並采取一切措施，鼓勵女性以平等權利和平等責任參加工會。
第一國際
婦女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中始終占據著中心地位。 第一國際非常重視改革鬥爭， 以下是馬克思在1866年8月底寫的關於工作條件的調查問卷，由總理事會發給各部門：
「 1.生產部門的名稱。
2.該生產部門從業工人的年齡和性別。
3.該生產部門從業工人的人數。
4.工資：（a）學徒工資；（b）計日工資或計件工資；中間人所付的工資額。平均周工資、平均年工資。
5.（a）工廠中工作日的長短。（b）如有小企業和家庭生產，則調查其中的工作日長短。（c）夜工和日工。
6.吃飯的時間和對工人的態度。
7.對工場和勞動條件的評定：房屋擁擠，通風不良，光線不足，采用瓦斯照明，清潔條件等等。
8.工種。
9.勞動對身體的影響。
10.道德狀況。教育。
11.生產情況。是季節性的生產還是全年內開工比較均衡，是否經常發生很大的波動，是否遭到國外的競爭，它主要是為國內市場服務還是為國外市場服務，等等。」（「臨時中央委員會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
馬克思在同文第三章《工作日的限制》中這樣寫道:
「限制工作日是一個先決條件，沒有這個條件，一切進一步謀求改善工人狀況和工人解放的嘗試，都將遭到失敗。
它不僅對於恢復構成每個民族骨干的工人階級的健康和體力是必需的，而且對於保證工人有機會來發展智力，進行社交活動以及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也是必需的。」 （「臨時中央委員會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
他們提議把8小時作為工作日的法定工作時間上限。只有在法律規定的行業或分支機構的特殊情況下，才允許從事夜間工作。總的趨勢必然是抑制通宵工作。不過，該文件繼續說：「這一節只涉及成年男女的情況；必須絕對禁止婦女從事任何夜工，也禁止她們從事對婦女較弱的身體有害的，以及可能使她們受到有毒物質及其他有害物質影響的各種勞動。所謂成年是指年滿18歲的人。」
馬克思的女兒埃莉諾（Eleanor ）在倫敦東區 "血汗工廠"工作的女工中發揮了積極作用，這一點並不為人所知 。她在報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在打字辦公室汗流浹背（Sweating in Type-Writing Offices ）》的文章，她在文章中建議在家裡打字的人和在商業公司裡打字的人都應該成立工會，正如她所寫的那樣，「如果你想靠自己的勞動生活下去，你就必須在高壓下工作，而且每天工作時間遠超8小時」。(伊馮-卡普（Yvonne Kapp ），埃莉諾-馬克思（Eleanor Marx ），《擁擠的歲月》（The Crowded Years ），1884-98年，英文版，第364頁。)這些話在一百年後聽起來是多麼貼切啊!
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1888年倫敦火柴女郎的罷工，當時這個受剝削和壓迫最嚴重的工人群體對壓迫者進行了反抗。在位於貧窮的東倫敦堡區內的一件工廠，工人完全由婦女組成，從13歲的女孩到多子女的母親。那裡的野蠻條件與現在第三世界的工人們所經歷的條件相似，用白磷做火柴導致了一種可怕的疾病，這種疾病腐蝕了頜骨，而這是由於不得不在車間污染的空氣中進食而造成的。不公正的罰款制度使得本就糟糕的工資變得更低，特別是由疲勞而導致的最微不足道的錯誤所強加的罰款。結果是，股東們獲得了高達22%的高額股息。
1888年7月，672名女工克服恐懼舉行了罷工。在兩周內，由於工會的支持和和一場籌集了400英鎊巨款的公共運動 ，婦女們贏得了重大的讓步。結果是這些技能不熟練的女性組織了媒人工會——英國最大的婦女和女孩組成的工會。這是英國「新工會主義」爆炸式的巨大進步，當時技能不熟練的無產階級第一次組織成了工會。 這對於目前的時期有著重要的經驗教訓，與100年前一樣，大量技能全無和半熟練工人還沒有組織起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女性。
布爾什維克和婦女
布爾什維克歷來十分重視女工的革命工作問題。列寧對這個問題極為重視，特別是在1912-14年革命起義時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正是在這個時候，國際婦女節（3月8日）開始舉行大規模的工人示威慶祝活動。2月(按新歷法，3月)革命產生於婦女節前後的騷亂，這並非偶然 ，當時婦女舉行示威游行以反對戰爭和高昂的生活費用。
在1912年至1914年的抗爭漲潮期間，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已經在女工中開展了持續的工作。 1913年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組織了第一次國際婦女節會議。同年，《真理報》開始定期刊登一個版面專門討論婦女面臨的問題。布爾什維克於1914年創辦了一份婦女報紙《女工報》（Rabotnitsa），第一期發行在國際婦女節，當時黨再次組織了示威游行。7月，該報與其他工人報刊一起被查禁。布爾什維克的報紙得到了工廠女工的財政支持，並由她們在工作場所分發。報紙報道了俄國和海外女工的狀況和鬥爭， 並鼓勵女工與男工同事一起鬥爭 。它敦促他們拒絕1905年革命後由資產階級婦女發起的婦女運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俄國的革命社會民主工作面臨著巨大的困難。黨和工會是非法的。但到了1915年，該運動已從戰爭頭幾個月的打擊中恢復過來。它開始取得重要進展的一個領域是在婦女中，她們被大量地吸引到工業勞動大軍中。到戰爭爆發時，婦女約占工業工人的三分之一，在紡織業的工人中占的比例更大。在戰爭期間，由於男子被動員去服兵役，這一比例進一步增加。在戰爭期間，婦女的處境更加惡化，因為許多婦女成為家庭的唯一支柱，生活必需品變得更加稀缺和昂貴。女工們參加了許多抗議由俄國參戰造成的經濟困難的罷工和示威游行。
雖然布爾什維克黨的構成仍以男性為主（在1917年8月的布爾什維克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婦女代表約占代表總人數的6%），但大量女工的招募始於1912-14年的高潮 。以下摘錄自1915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布爾什維克在烏克蘭基輔散發的題為《致基輔勞動婦女》的傳單。這張傳單讓我們了解到布爾什維克是如何在他們的公開煽動中提出這個問題的，他們呼吁將婦女的壓迫與男工的痛苦聯系起來，並與解放所有勞動人民的方案聯系在一起。
「雖然工人的命運很可憐，但婦女的地位要差得多。在工廠和車間裡，她為資本家老板工作，在家裡，她為家庭工作。
成千上萬的婦女向資本出賣勞動力，成千上萬的婦女在雇佣勞動中苦苦掙扎，成千上萬的婦女在家庭和社會壓迫的枷鎖下受苦。而對於絕大多數的勞動婦女來說，似乎這就是宿命一般。但是，勞動婦女真的不能指望有一個更好的未來，難道命運把她的一生都交給了工作，而且只能工作，日夜不輟嗎？
同志們，勞動婦女們! 男同志們和我們一起辛勤勞動，他們的命運和我們的命運是一體的。但他們早已找到了通向美好生活的唯一道路——有組織的勞工與資本鬥爭的道路，與一切壓迫、邪惡和暴力鬥爭的道路。女工們，我們沒有別的路可走。勞動男女的利益是平等的，是一體的。只有在與男工人一起的聯合鬥爭中，在聯合的工人組織中——在社會民主黨、工會、工人俱樂部和合作社中——我們才能爭取到我們的權利，贏得更好的生活。」 (列寧《列寧爭取革命國際的鬥爭》，英文版，第268頁。)
十月革命後的女性
在沙皇俄國，婦女在法律上是丈夫的奴隸。根據沙皇的法律規定：「丈夫作為一家之主，妻子必須服從丈夫，並且以愛、尊重、無限服從的方式與丈夫在一起，以家庭主婦的身份對他百般呵護，百般疼愛。" 黨在1919年的黨綱指出 "黨在當前的任務主要是在思想和教育領域的工作， 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落後階層中，以便徹底摧毀以前的不平等或偏見的一切痕跡。 黨並不局限於婦女形式上的平等，而是努力把她們從過時的家務勞動的物質負擔中解放出來，代之以公共房屋、公共食堂、中央洗衣房、托兒所等」。
然而，正如托洛茨基在1923年7月13日《真理報》上發表的《從舊式家庭邁向新式家庭》一文中所解釋的那樣，能否實施這一方案取決於社會的總體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
「同樣，為新生活和新家庭的條件而作的物質准備，基本上不能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一般工作分離開來。工人國家必須變得更富裕，俾令〔注：即「使得」。——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兒童的公共教育、將家庭從廚務和洗濯工作的重擔下解放出來，予以嚴肅解決。我們的經濟若沒有顯著的改善，就無從想像把家務工作和兒童教育社會化。我們需要更多的社會主義經濟方式。只有在這些條件下，才能把家庭從家務勞動的重擔中解放出來；這些重擔現在正壓迫著家庭，令其解體。洗衣工作應交給公共洗衣房，膳食應交由公共食堂，縫紉交由公共工場。兒童必須交由敬業樂業的良好公共教師來教育。這樣一來，丈夫和妻子間的盟約才得以從任何外來的或偶然的約束中解放出來，一方不再依賴另一方而生活。真正的平等終於確立，雙方的盟約將系於相互愛慕。當然這盟約會因人而異，但對誰都是沒有強制性的。」（《從舊式家庭邁向新式家庭》）
布爾什維克革命為婦女的社會解放奠定了基礎，雖然斯大林主義的政治反革命是局部的挫折，但不可否認的是，蘇聯婦女在爭取平等的鬥爭中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婦女們不再被迫與她們的丈夫同居，或是因為丈夫的職業更動而跟隨者丈夫搬家。她們被賦予了當戶主的平等權利和同工同酬，重視婦女的生育作用，頒布了特別的生育法，禁止長時間和夜間工作，並規定了帶薪產假、家庭補貼和托兒所。1920年，墮胎合法化，簡化了離婚手續，並實行了民事婚姻登記。私生子的概念也被廢除了。用列寧的話說：「從字面意義上講，我們沒有留下一塊磚來支撐那些使婦女比男子低下的卑鄙法律」。
在促進婦女充分參與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各個領域方面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 —— 提供免費的學校膳食、兒童牛奶、為有需要的兒童提供特殊的食品和布匹補貼、妊娠咨詢中心、產房、托兒所和其他設施。
在《被背叛的革命》一書中，托洛茨基寫道:
「十月革命忠實地盡了它對婦女的義務。年青的政府不只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給她們同男子完全一樣的各種權利，而更重要的是，它盡了一切力量，比任何其它政府都盡了更多的力量，來保障婦女能從事一切形式的經濟和文化的工作。可是，最勇敢的革命，像「全能」的英國議會一樣，也不能夠把女人變成男人——或者不如說，不能使男女平均分擔懷孕、生產、哺乳和養育兒女的責任。革命作了一次英勇的努力來摧毀所謂「溫暖的家庭」——就是勞苦階級的婦女從童年到死亡在其中干著奴隸般的苦工的那種陳腐、沉悶而停滯不前的制度。按照計劃，家庭這種封閉的小單位，要由社會一整套的服務和供應的設備來代替，如產科醫院、托兒所、幼兒園、學校、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急救站、醫院、療養院、體育館、電影院等。家庭的家務職能，若完全由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機構來執行，同時讓上下輩代的人都親密團結並且互相幫助，就會使婦女，因而也使相愛的夫妻，都擺脫千年的桎梏。」（《被背叛的革命》，第七章）
共產國際
遵循布爾什維克黨傳統的共產國際十分重視在婦女中開展工作，並指示各共產黨「通過在黨內組織專門的機構，建立接近婦女的特殊方法，把自己的影響擴大到最廣大的婦女群眾中去，以便把她們從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影響或妥協黨的影響中解放出來，教育她們成為共產主義的堅定戰士，從而使婦女得到全面發展」。
通過為婦女工作的目的設立「特別機構」 ，共產國際絕不是想建立單獨的婦女組織。這種想法和為被壓迫民族、猶太人、黑人等建立單獨的革命組織的想法一樣，都是令人憎惡的—列寧和托洛茨基一直反對這種想法。事實上，文件明確指出：「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堅決反對在共產黨、工會或專門婦女組織中，再成立任何單獨的婦女團體。」（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1921年6-7月），共產黨對婦女進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提綱））
他們所想到的是需要有專門從事這類工作的同志組成的特別小組，負責發放宣傳品、傳單等技術性任務，並普遍組織這項工作。會議還明確指出，這種小組不應單獨工作，而應在黨的正常選舉機構的控制之下。這一工作的主要目的被具體規定為：
「（1）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廣大婦女群眾，吸引她們參加黨的隊伍I
（2）與無產階級男子群眾中對待婦女的各種偏見作鬥爭，使男女工人確信無產階級兩性的利益是一致的；
（3）吸引女工參加各種形式的國內戰爭，以鍛煉她們的意志；吸引女工參加反對資產階級國家中資本主義剝削的鬥爭、如反對物價上漲、住房短缺、失業現像嚴重等等群眾性活動），以及國內戰爭的其他革命行動，以喚起女工的積極性；吸引女工參加蘇維埃共和國的共產主義建設和日常生活建設；
（4）那些與女性解放直接有關的立法問題，應列入黨的工作日程；確認婦女的平等權利，保護她們作為母親的利益；
（5）與傳統勢力、資產階級習慣、宗教說教進行有計劃的鬥爭，使男女之間建立健康、和諧的關系，從而保證勞動人民身心的健康發展。」
在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下的共產國際絕不會接受對這一重要工作領域的疏忽或輕視態度。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指出："沒有廣大女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婦女的積極參與，無產階級既不能奪取政權，也不能實現共產主義。
「另一方面，大會再次提請全體婦女注意：對於促進女性解放的各項任務和創議，如果沒有共產黨的支持，婦女平等的人權和她們的真正解放，實際上也是不能實現的。」（同上）
因此，從一開始，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下的共產國際就解釋了婦女問題的核心作用，但，a)完全從革命和階級的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b)解釋了只有在社會主義下才能實現婦女的真正解放。共產國際強調必須將婦女工作納入黨的總體工作中，而不是將其作為單獨的東西隔離開來。
「為了鞏固男女工人之間的同志關系，最好不要單獨為女共產黨員設立訓練班和學校，而應在所有一般黨校中開設有關婦女工作方法的課程。婦女工作部有權派遣一定數量的代表參加黨的一般訓練班。」（同上）
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也就是共產國際最後一次的真正的列寧主義代表大會上——人們畫了一張簡短的成果表，它指出了這項工作對革命國際的重大意義（並特別提到了東方落後國家、殖民地國家的婦女問題），但也清楚地表明，有些部門沒有以足夠的精力開展這項工作。
「在婦女中開展共產主義工作的專門機構的價值和必要性，通過婦女工作書記處在東方國家的工作得到了證實，它在特殊的新領域進行了富有價值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不得不遺憾地指出，有幾個支部沒有履行或沒有全部履行它們的責任，沒有有計劃地促進開展共產主義的婦女工作。至今，它們既沒有實行把黨內女黨員組織起來的措施，也沒有成立對於在婦女群眾中開展工作和同她們保持聯系來說必不可少的黨的機構。第四次代表大會堅決要求有關支部盡快地彌補這種疏忽，並同時提醒共產國際的所有支部，要全力推動在婦女中開展具有偉大意義的共產主義工作。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只有在婦女的充分理解、努力合作和參與之下才能夠實現。如果共產黨與勞動婦女之間建立了正確的牢固關系，那麼在一定的條件下，她們就能成為無產階級統一戰線和革命群眾運動的開路先鋒。」（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文件（1922年11-12月）——表決通過關於在婦女中開展共產主義工作的決議，PDF，P966）
斯大林主義的作用
偉大的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曾明智地指出，婦女的地位是一個社會制度真正性質的最明確體現。布爾什維克革命解放了婦女，而斯大林主義反革命導致了婦女和家庭政策的急劇逆轉。革命所取得的許多成果被廢除，墮胎被定為非法，離婚越來越難，直到成為昂貴的法庭程序。妓女被逮捕，而布爾什維克早期的政策是只逮捕妓院老板，揭露嫖娼的人，並為妓女提供自願的職業培訓。日托中心的工作時間被縮短了，以便與工作日的工作時間一致。 女孩子在學校接受特殊科目的教育以為她們扮演母親和家庭主婦的角色做好准備。
1938年，托洛茨基用以下幾句話描述了當時的情況：
「婦女的地位是評價一個社會制度和國家政策的最直觀、最能說明問題的指標。十月革命在其旗幟上刻下了解放婦女的口號，創造了歷史上關於婚姻和家庭的最進步的立法。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蘇聯婦女馬上就能過上 "幸福生活"。沒有經濟和文化的普遍興起，沒有小資產階級經濟家庭單位的破壞，沒有實行社會化的食品制備、教育，婦女的真正解放是不可想像的。同時，在保守本能的指導下，官僚機構對家庭的 "解體 "發出了警報。它開始為家庭晚餐和家庭洗衣唱贊歌，也就是為女人的家庭奴役唱贊歌。最重要的是，官僚機構恢復了對墮胎的刑事處罰，正式將女人送回到馱獸的地位。這與共產主義的ABC思想完全矛盾，官僚統治階級就這樣恢復了階級制度中最反動和最愚昧的核心，即小資產階級家庭。」 (托洛茨基《1937-38文集》，英文版，第170頁。)
雖然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蘇聯恢復了一些改革，如合法墮胎，但蘇聯婦女的地位再也沒有恢復到列寧和托洛茨基時期的水平。然而，與西方婦女相比，她們仍然享有許多優勢。國有化的計劃經濟使得戰後到經濟增長得以穩定地普遍改善，從而使總體情況得到穩步改善：55歲退休，在工資和就業條件上沒有歧視，孕婦有權在生育前56天和生育後56天內轉向帶全薪產假的較輕工作。1970年的新立法廢除了婦女的夜間工作和地下工作。高等教育中婦女人數占總人數的比例從1927年的28%，到1960年的43%，再到1970年的49%。世界上婦女占高等教育總人數40%以上的其他國家只有芬蘭、法國和美國。
學齡前兒童教育有所改善：1960年有50萬個名額，但到1971年已增加到500多萬個。計劃經濟的巨大進步以及隨之而來的衛生醫療保健的改善，反映在婦女的預期壽命增加了一倍，達到74歲，兒童死亡率降低了90%。1975年，從事教育工作的婦女比例上升到73%。1959年，三分之一的婦女從事的職業中婦女占70%，但到1970年，這一數字已上升到55%。這時，98%的護士是婦女，75%的教師、95%的圖書管理員和75%的醫生是婦女。1950年，有600名女科學博士，但到1984年，這一數字已上升到5600人！
資本主義反革命
邁向資本主義的運動迅速扭轉了過去的成果，將婦女以家庭的虛偽名義推回了卑微的奴隸地位。危機的最大負擔被壓在了女性的肩上，婦女首先被解雇以避免支付社會福利，如兒童和生育福利。鑒於幾年前婦女占俄羅斯勞動力的51%，90%的婦女有工作，失業率的增長意味著現在俄羅斯失業工人中70%以上是婦女。而在一些地區，這一數字達到了90%。
社會服務的崩潰和失業率的上升意味著計劃經濟為婦女提供的所有福利都被系統地抹去了。失業率的增長將使得俄羅斯有比西方國家更多的人陷入貧困，因為許多福利是由工作場所直接提供的。據《經濟學人》報道：「在俄羅斯，失業仍然是一種深深的恥辱。直到1991年，它才不再是一種犯罪。對於那些沒有工作的人來說，絕對的貧困是有威脅的。失業救濟金與每月14620盧布的最低工資掛鉤，這是官方最低維持生活水平標准的三分之一，約為平均工資的七分之一。失業者的處境往往比這些數字所暗示的還要糟糕，因為大多數基本社會服務——如醫療、學校和交通，都是由公司而不是地方政府提供的，只有在職人員才能享受到這些服務。」 （《經濟學人》，1993年12月11日），
在前政權統治下，婦女的工資只是男子工資的70%，而現在這個數字是40%。在前蘇聯，靠一份工資養家糊口已經很困難。現在，隨著貧困人口的急劇增加，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婦女是這個現有反動政權的主要受害者。賣淫活動大量增加，婦女為了生存，把自己的身體賣給那些有錢的人——主要是那些卑鄙的「新富」和外國人（譯者注：在中國的東北也出現了類似的現像，東北大下崗，更為殘酷）。即使在這裡，她們也被淪為黑手黨的獵物，黑手黨至少要占比所有生意20%的錢。在西方雜志上，俄羅斯婦女和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婦女一起被宣傳為外國人未來的妻子。婦女屈辱地淪為只有商品地位的奴隸，而這體現了一個國家被迫以最赤裸裸、最無恥的姿態屈服於剝削的枷鎖之下的屈辱。
1993年2月10日，當時的勞工部長梅利基安 （J.Melikyan）宣布了政府解決失業問題的方案。他用一套任何西方右翼資產階級的說辭聲稱，沒有什麼必要制定什麼特別方案來幫助婦女重返工作崗位。「為什麼我們要在大量男性被閑置和領取失業救濟金的情況下為女性找工作呢？」 他問道，「讓男人們工作，讓婦女們照顧家庭和孩子。」這樣的話語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但在現在顯然被認為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事情。在這裡，我們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清楚地看到了資本主義反革命的真實面目——粗魯、野蠻和無知——這是一種可怕的倒退，甚至回到了沙皇時代的奴隸制，在那個時代，每個奴隸都被允許主宰他的妻子和孩子以補償自己不堪的處境。
這種情況不僅適用於俄羅斯。在前東德，十分之九的女性有全職工作。婦女的工作是一項權利，為了使工作和家庭能夠結合起來成為可能，國家提供了全面的托兒服務，每個嬰兒都有一年的使用時間。而現在，所有的這些國有化計劃經濟的成果都被摧毀了，以前優厚的托兒服務條款被取消了。德國統一後，三分之一的女性工作崗位因公共部門、紡織業和農業部門的大規模消失而失業。《經濟學人》報道："在過去的幾年中，東德婦女的失業率始終徘徊在20%左右，比男子的失業率高出約5個百分點，是西德男女失業率的兩倍。被剝奪了收入能力（以及育兒支持系統）的東德婦女立即開始在嬰兒上節約。東德的出生率從1989年來每名婦女1.56個孩子的低水平直接下降一半，而且仍然低於每名婦女一個孩子的水平。但東德婦女並沒有放棄找工作，他們持續領取失業救濟金，但也繼續應征工作。」（《經濟學人》，(1998年7月18日)
第三世界
在過去半個世紀裡，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婦女的地位有了明顯的提高。至少在形式上她們擁有與男子同等的法律權利。她們有同樣的受教育機會，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改善了他們獲得工作的機會。然而，在擁有三分之二人口的前殖民世界，情況卻並非如此。今天，對婦女的奴役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嚴重。每年有50萬婦女死於妊娠並發症，也許還有20萬婦女死於墮胎。前殖民國家用於衛生的費用只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人均41美元，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一比例為1900美元。據估計，約有1億名6至11歲的兒童沒有學上，這其中三分之二是女孩。第三世界極度貧困的主要原因是（帝國主義）通過貿易條件對資源的雙重掠奪，以及第三世界欠西方大銀行的兩萬億美元債務。
帝國主義和大型跨國公司的絕對統治確保了男人、婦女和兒童的最後一滴剩余價值被不加區別地無情地榨取。實際上，即使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童工的現像也依然存在，但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童工的使用則是常態。生活在飢餓邊緣的父母別無選擇，只能把孩子賣給別人當奴隸，這包括那種最卑鄙的奴隸制——賣淫。被人道的、基督教的、西方文明代表所榨取的剩余價值中包含著千百萬被剝削的婦女和兒童的血汗和淚水，就像馬克思時代一樣。資產階級假裝對這種苦難感到恐懼，但他們還是把錢裝進了自己的口袋。
像迪師尼（Disney）和Nike這樣的大型壟斷企業從像海地這樣的國家的奴隸中的勞動中獲得利潤。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解釋的那樣，大資本的滲透無情地撕裂了過去存在的舊的父權關系。這使得第三世界的資本主義的剝削具有特別凶殘的特點。過去，大家庭和部落-氏族社會的規則給予婦女和兒童的保護也已經被摧毀，沒有任何東西能在那裡發揮替代作用。因此，在印度次大陸，婦女仍然遭受著舊的折磨，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野蠻經濟剝削疊加在一起。印度資產階級在所謂的獨立半個世紀之後，甚至沒有成功地廢除種姓制度。野蠻的「suttee」習俗仍然存在，即印度寡婦在亡夫火化喪禮時必須一同自焚的習俗，這樣的案件每年都有數百起。而那些逃脫這種命運的寡婦則會被當作社會的棄兒和賤民，沒有生存的權利，她們遭到親屬的毆打、飢餓和羞辱，直至被迫自殺。
在整個亞洲，女孩的出生被認為是農業社會中的不幸。殺害女嬰的現像十分普遍。在中國，國家孤兒院裡到處都是挨餓和被忽視的的女嬰。原因是亞洲的貧困農民在沒有養老金和社會保障的社會情況下，需要龐大的家庭來維持他們的老年生活。男性比較強壯，可以做更多的工作，而女孩則需要嫁妝才能結婚。在印度，如果嫁妝被認為不夠，新娘可能會被新郎的家人殺死。這就是21世紀初印度的現狀，巴基斯坦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那裡的伊斯蘭教法是法律。女性實際上沒有任何權利，可以按照父母和丈夫認為合適的方式處置。但與塔利班統治下的阿富汗相比，巴基斯坦是一個自由的天堂。1979年革命前，阿富汗的主要經濟活動是買賣婦女做新娘。阿富汗的斯大林主義者通過了賦予婦女權利的法律。而現在，這一切都被摧毀了，婦女被剝奪了一切權利，只能呆在家裡。因為他們不被允許工作，所以他們必須挨餓。盡管由於大量男子在戰爭中喪生，勞動力嚴重短缺，但這一野蠻的法律仍被嚴格執行。這些婦女中的許多人有教師和護士等被社會需要的技能，但這並不重要，她們一定不能工作，這就是野蠻的伊斯蘭真正面目。但要為此真正要負責任的是華盛頓的帝國主義者及其在巴基斯坦的走狗，他們武裝並資助這些怪物與「共產主義」作鬥爭。
在阿富汗，爭取婦女權利的鬥爭與爭取社會主義改造和推翻這一可怕的宗教反動政權的革命鬥爭密不可分。阿富汗婦女是革命的強大後備軍，伊朗的經驗證明了這一事實。在經歷了20年的伊斯蘭反動後，民眾已經厭倦了毛拉（Mullahs）的統治。原教旨主義的負擔對婦女來說尤其沉重，她們開始表現出反抗的態度，正如我們看到的，伊朗在一場足球比賽中擊敗美國的時候，女性在沒有被隱藏在「chadoor（面紗）」後面的情況下挑釁地走上街頭與男人們一起唱歌跳舞，而毛拉們卻無力阻止。在這裡，婦女也將在伊朗即將到來的革命中發揮關鍵作用。
列寧曾經說過，「資本主義是永無止盡的恐怖」。這種恐怖將首先影響到婦女，第三世界的這種影響最為殘酷。「社會主義」的民族解放陣線未能在阿爾及利亞進行革命，也導致了目前的血腥僵局。在西方無聲的共謀下，發生了生靈塗炭的可怕屠殺，整個村莊被刀斧砍成碎片。顯然，這些暴行不是伊斯蘭恐怖分子的專利，而且也很可能並且主要是軍事政權及其敢死隊的傑作。在所有的其他恐怖事件中，婦女被故意挑出來作為綁架和強奸的目標，這些婦女中的許多人後來都自殺了。利用強奸作為反動武器的情況再次出現在印度尼西亞，蘇哈托政權組織了針對華人的大屠殺，就像沙皇政權針對猶太人所做的一樣。這些恐怖事件向我們展示了統治階級的能力，如果工人不在下一個時期奪取政權，發達國家將來也會面臨類似的情況。
壓迫的主要負擔總是落在社會最貧窮階層的婦女身上。然而，特別是在第三世界，有許多針對其他階層婦女的野蠻和不人道待遇的案件。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與社會上的一切不公正現像作鬥爭，同時立足於工人階級，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帶領社會走出這條死胡同，對婦女的每一種不公正現像都應予以譴責。
在不傷害宗教敏感性的情況下，我們必須用巧妙的語言揭露宗教的作用。亞洲和中東的革命鬥爭要求與各種宗教蒙昧主義和原教旨主義進行無情的殘酷的鬥爭，因為這些宗教和原教旨主義不論其「反帝國主義」的煽動手段如何，總是在社會中起著最反動的作用。除非它與反對所有宗教的鬥爭同時進行，否則女性解放將永遠是一個烏托邦，因為宗教不可避免地維護和延續了其對婦女的奴役。
婦女與失業
資本主義危機的表現在即使是在經濟繁榮時期也存在著高失業率。這對婦女和青年的影響比社會其他部分更為嚴重，婦女的失業率遠高於平均水平。這些數字低估了實際情況，因為它們不包括大量已經放棄了找工作的希望，不再費心在人才市場簽約的婦女。勞動力臨時化的普遍趨勢（在市場靈活化的幌子下）對婦女的損害最大，大多數婦女，即使沒有這一點，也已經被判處享受最糟糕的工資和條件。現在他們的情況每況愈下，正如《經濟學人》所承認的那樣，據稱更適合婦女的兼職和臨時工的不受控制的蔓延，是將這種條件強加給社會中最手無寸鐵的階層的理想借口：
「在經濟蓬勃發展、勞動力市場緊張的美國，女性對許多雇主來說是天賜之物。她們的雇佣成本通常比男性要低，且更願意靈活變通，如果工作條件不好，她們也不太願意大吵大鬧。她們之中加入工會的人比男性要少得多，但唯一令人驚訝的是，美國女性的失業率並不比男性的低」（《經濟學人》，1998年7月18日）。
它還補充道：
「許多是勞動力市場經濟學家所說的『非典型就業』，這種就業往往更適合於服務行業：兼職、臨時工、涉及不定期或不尋常的工作時間，或者是合同制工作。他們中的一些人是沒有保障的，而且很多人的工資很低。婦女急於找到一種將工作與家庭結合起來的方法，事實證明她們比男子更靈活，更能適應這種新的工作方式。」（同上）。
各地的兼職工作都在增加。對許多女性來說，這是她們唯一可以考慮的工作，因為可以兼顧工作和家庭。這對雇主來說非常有利，因為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對待自己的雇員，為提高效績而施加壓力，並付給他們微薄的報酬。這個主題的新變種不斷出現，最新的是「臨時工」：從本質上講，這是指那些預計工作時間不會長久的人。這些人在各行各業工作，做臨時工、合同工或隨叫隨到。在美國，據勞工部部最近的估計，他們的人數大概有550萬，其中一半以上是女性，近一半是兼職人員。他們的工資低於非臨時員工，而且通常不會從雇主那裡獲得醫療保險或其他附帶福利。
德國版本的被稱為「小就業」，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它正在突飛猛進地增長。它依靠的是一種法律優惠，免除月薪低於620德國馬克(340美元)的人繳納德國全面(且昂貴)社會保障體系的費用，但也將他們排除在養老金權利和失業救濟之外。據估計，僅從事這類「次要」工作的總人數就超過400萬，其中約一半是女性：
「由於家庭責任，女性平均在有償工作上投入的時間遠遠少於男性。因此，她們的周薪或年薪遠落後於男性。在整個歐盟，大約三分之一的職業女性每周工作時間低於標准的35-40小時(盡管這一平均值掩蓋了巨大的差異)，在男性中，兼職者的比例只有5%左右，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要麼是學生，要麼是即將退休的年長員工。 在美國，女性從事兼職工作的比例低於歐洲，但男性的比例較高。日本的數據看起來與歐洲的相似，但那裡的許多女性「兼職」幾乎都是全職工作，只是她們的工資比正式的全職工作者少。在任何地方，『兼職』仍常常被翻譯為『二等階級』。」(《經濟學人》，1998年7月18日)
超負荷工作和家庭
《經濟學人》最近發表的一份關於職場女性的調查報告描繪了一幅可怕的畫面，過勞折磨著現代美國人——不僅是藍領工人，還有白領工人——這必然會對家庭生活和個人關系產生最具破壞性的影響:
「在父母雙方都工作的地方(除了公司最高層管理人員外，這是一種常態)，通常情況下，每天天還沒亮就開始為孩子做好准備，把他們送到公司的（補貼豐厚的）日托中心。然後，父母會花上一整天的時間工作，然後把孩子們從待了十個小時的托兒所接回來，在回家的路上買點東西，給大家喂飯，把衣服放進洗衣機裡，收拾殘局，給孩子們講睡前故事，然後自己疲憊不堪的上床睡覺。而這些都是沒有發生任何問題的前提下的日子。
霍奇希爾德（Hochschild）女士發現這些雇員很少休育兒假，工作時間靈活，或利用其他任何有利於家庭的政策。相反，他們花在工作上的時間越來越長，經常在標准時間之外大量的加班。有時候，他們真的需要加班的收入，但更多的時候，面對工作壓力和家庭壓力之間的選擇，男性和女性都選擇了工作，因為在工作中，他們至少可以享受到與同事的接觸，被認真對待，並為他們的辛苦得到報酬，而在家裡，他們感到被孤立，這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並被無休止的要求壓得喘不過氣來。工作變成了家，家變成了艱苦的工作。」
「當然，現在大多數有學齡兒童的美國家庭都在過著報告中所描述的那種生活，」《經濟學人》（18/7/98）補充道。
然而，這些工人對自己的命運並不滿意，一半以上的人認為「缺乏時間」是他們最大的問題。這是現代資本主義最突出的矛盾之一。當科學技術的進步為徹底改變人們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基礎，提供了更好的工作環境和更短的每周工作時間時，數百萬人被迫過著領取救濟金卻無所事事的痛苦生活，而數百萬其他「幸運的」有工作的人則被迫過著苦差事、長時間工作和無休止的工作壓力的生活。他們不得不犧牲自己的健康和身體健康，以及家庭生活和與子女的接觸。
技術的進步正被用來增加老板對工人的奴役，甚至讓兼職在家工作的人也成為不限制工作日的辦公室奴隸。諸如便攜式電話、傳呼機、傳呼機和筆記本電腦等的發明，使得對工人的控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即使在沒有直接監督的情況下也是如此。工作場所和家庭之間、工作時間和業余時間之間的區別不再有任何意義。資本的暴政，使得它對工人及其家庭的絕對控制，成為絕對的。因此，在21世紀初，我們應該問自己的問題不是「來生存不存在？」而是「在死前我們，有真的在『活著』嗎？」
「第二班」
為了外出工作，有孩子的婦女必須想方設法讓孩子得到照顧。在一個健全的社會裡，除了頭幾年最優厚的帶薪育兒假外，免費普及教育的原則也應該在兒童最小的年齡就推廣到兒童身，而不是現在這樣。工薪階層的母親被迫把她們的孩子交給缺乏經驗和不合格的人照看，讓他們在不令人滿意的「托兒」中生活。在這種情況下，悲劇就發生了，聳人聽聞的媒體充分利用這些機會煽動對不幸婦女的仇恨。但他們小心翼翼地避免將指責的矛頭指向為此類怪物創造條件的社會。
根據美國國家兒童健康和人類發展研究所最近的一項研究，大約80%的美國嬰兒在出生後的頭12個月裡經常由母親以外的人照顧，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4個月大之前就開始照顧孩子，而他們通常每周被照顧約30小時左右。但它補充說：
「這些設置中的大多數都沒有達到我們任何一個人認為的是最好的標准。勉強夠用已成為描述這個國家典型的托兒安排的藝術術語，事實上，大約15%-20%的兒童托兒安排是糟糕的，甚至是危險的。」(《經濟學人》，1998年7月18日，我們的重點）。
即使是這樣的原始條件對許多被迫放棄找工作婦女來說也太昂貴了。盡管人們都在談論解放婦女、職業婦女等等，但許多人仍然被困在家中四壁之間。根據歐洲共同體家庭事務委員會(European Community Household Panel)的數據，在整個歐洲，約有三分之一的勞動年齡段的人自稱是「家庭主婦」，盡管這其中可能包括一些有兼職工作的人。她們的孩子越多，就越有可能成為家庭主婦。而這不一定是幸福的秘訣，《經濟學人》說，「幾乎在每個歐盟國家，外出工作的女性似乎比不工作的女性更健康，對生活更滿意。至少她們可以免除『第二班』：在為雇主工作一天後，在家工作一天。」（《經濟學人》，1998年7月18日）。
一百年前，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愛爾福特綱領》中，我們看到：
「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婦女參加工業生產，卻意味著工人家庭生活的完全破壞，而不會有任何較高形式的家庭關系來代替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完全消滅工人的家庭，而是把工人家庭的一切光明面消除干淨，只留下它的黑暗面，特別是耗盡婦女的力量，使她們脫離社會生活。今天，婦女從事工業生產，並不表明她們擺脫家務，而是說明在原來的負擔上又加上了新的負擔。但是一個人不能同時奉侍兩個主人當婦女必須幫助男人去賺錢的時候，工人的家務就要無人照管而荒廢下去，而現代社會用以代替私人家庭所提供的東西，比如公共食堂和貧民學校只是可憐的代用品，它們不過是富人拋給下層階級的物質和精神糧食的殘渣。」（愛爾福特綱領解說(英文名：階級鬥爭)，第二章，「無產階級第三節無產者的家庭離散」，PDF，P34）
今天的情況依然如此。婦女受到雙重奴役：除了在工作場所的奴役之外，還加上了家庭的「第二班」。例如，日本的職業婦女除了帶薪工作外，每天還需花約三個半小時做家務。而在其他所謂的文明西方社會中也存在類似的情況。
婦女與工會
如果沒有與資本主義日復一日的進步鬥爭，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不可想像的。因此，我們對爭取改革的鬥爭並非完全無動於衷。然而，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在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人在鬥爭中學習。我們的主要任務是「耐心地解釋」，從工會和工黨中最自覺、最積極的婦女開始，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際上解釋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性。我們必須努力提高她們的水平，使她們對更廣泛的問題、理論和思想感興趣，為馬克思主義贏得他們的支持。我們應該注意不要落入許多改良派、各教派，當然還有許多資產階級女性主義者的陷阱，以為女性只對所謂女性問題感興趣。盡管這些問題中有許多是重要的，但如果低估了婦女對更廣泛的問題和根本問題的興趣，那就大錯特錯了。而相反的是，最優秀的女階級戰士會被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和綱領所吸引和鼓舞。
爭取婦女利益的鬥爭必須從工作場所開始。組織女工到工會中，爭取體面的工資和工作條件，以及與男工完全平等的鬥爭，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首要職責。女工為勞工運動提供了巨大的革命潛力，而躲躲閃閃的保守的工會官僚機構是沒有能力發展這種潛力的。新的生產條件和所謂服務業的巨大擴張意味著在惡劣條件下工作的婦女人數大增，而她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並沒有加入工會組織。工會中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盡可能地主動提出要求開展一場運動，把沒有組織起來的層級特別是這些「行業」中的婦女和青年組織起來。
核心問題是工作場所中對婦女的公然歧視。全世界各地從事類似工作的婦女的平均工資都比男子低 —— 通常低20-30%。而較低的工資通常意味著較低的福利或沒有福利，退休後的養老金也較少。這不僅對女性有害，而且對男工也有害。接受任何一個工人群體的低工資都會對一般的工資和條件產生壓抑作用。接受女性和年輕人將獲得比其他勞動力更低的薪酬是反動的、分裂的和適得其反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許多女性對工會漠不關心，因為工會對她們毫無幫助。 把沒有組織起來的人組織起來是工會的基本職責，特別是在當今時代。特別重要的是爭取「同工同酬」的鬥爭。「同工同酬」的原則很容易被資本家歪曲和回避，因為要比較不同生產部門中男女所做的不同類型的工作往往是困難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正如《經濟學人》的一項調查所言：
「這一次，他們很方便地發現工作正在等著他們。隨著發達經濟體的結構調整，大量新的服務行業工作崗位被創造出來，這與主要由男性填補的傳統的、有保障的、全職的、全年的制造業工作崗位截然不同。這些新工作中有許多是兼職或是零工，提供並要求一定程度的靈活性，而這往往更適合女性。許多工作也屬於低地位，低薪行業，例如銷售 ，餐飲和清潔服務，而這對養家糊口的男性沒有什麼吸引力。」（《經濟學人》，1998年7月18日）。
在女性多而男性少的職業中，工資水平往往較低。這在銷售、清潔和餐飲業尤其如此，而在護理和教學等主要雇主是公共部門的工作崗位上，情況略有不同。 由於如此多的婦女集中在低薪工作中，盡管有很多同工同酬的立法，但所有國家的男性和女性收入之間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差距，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由於來自女工和工會的壓力，這種差距正在縮小：以美國為例，在過去的20年裡，女性的時薪已經從男性的64%攀升至80%以上。但差距依然存在，而且工資水平越低，差距越大。在美國，年輕的無子女的全職男女專業工人往往得到類似的工資，而在血汗產業中的低薪女工得到的工資只是在該工業中工作的男子平均工資的一小部分。
婦女還因其天生的生育功能而受到歧視。在當今社會，生孩子本應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但卻常常是一場災難。特別是對母親來說，這往往意味著完全失去工作，淪落到赤貧並屈辱地依靠可憐的國家經濟福利為生。特別是在英國和美國的資產階級媒體，玩世不恭地將單親母親貼上「靠國家生活」的寄生蟲的標簽，但他們卻沒有解釋這些女性是如何被剝奪了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機會，並以最殘酷和不人道的方式被社會邊緣化的。即使成功地保住了一份工作，也意味著收入的下降。「但是一旦婦女開始有了孩子，她們的相對工資就會下降，孩子越多，她們的工資就越落後。」(《經濟學人》，1998年7月18日，我們的重點。)
馬克思主義還是女性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積極投身於女性解放事業，對抗不平等和一切形式的壓迫、歧視和不公。但我們必須始終從階級的角度出發。在始終如一地為代表婦女真正進步的每一項改革而奮鬥的同時，我們必須說明，真正實現婦女——以及社會其他所有受壓迫階層——全面解放的唯一途徑就是廢除資本主義體制。這就需要男女工人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最大限度地團結起來。任何以「女性解放」或任何其他名義將婦女與男子對立起來，或將婦女與勞工運動的其他部分分割開來的傾向都是徹底的反動，必須給予強有力的打擊。
我們不分性別、種族、膚色、宗教和國籍為無產階級的神聖統一團結而鬥爭。因此我們為婦女事業而鬥爭，就必然要同各種資產階級和小資女性主義義作不容妥協的鬥爭。這種傾向，凡是在勞工運動中獲得影響的，總是會落入最反動的分子手中並起著分裂的作用，給那些向社會主義方向移動的女性意識內播下混亂的種子。在這個問題上，就如同在其他一切問題上一樣，我們必須采取堅定的階級立場。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布爾什維克黨和共產國際在他們的決議中總是談到「勞動婦女」，而不是一般的婦女。不言而喻，爭取女權的鬥爭包括所有女無產者，包括家庭主婦、女失業者、在校學生等。但關鍵因素是勞動婦女，她們在今天代表著工人階級中一個日益壯大的部分。
僅僅實現形式上的「平權」而不改變社會關系是極其有限的，沒有觸及資本主義社會壓迫婦女的根本根源。在過去一個時期，許多與「正面歧視」（譯者注：在英國實施的為特別弱勢群體加分的政策）有關的所謂「改良」，實際上都成為一層層小資事業家升遷的工具。在過去的十幾年裡，以前在要求「平等」（有成為女牧師、女經理的權利等等）方面如此強烈的激進的小資女性主義的聲音越來越小了。為什麼呢？因為，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基本上得到了他們想要的東西。
資產階級為女總經理、法官、銀行家、官僚和牧師騰出了一點額外的空間。在美國，過去20年中，女性在中層管理人員中的晉升比例也許從4%上升到40%。現在財富500強企業中，有419家公司的董事會中至少有一名女性，其中三分之一的公司有兩名或兩名以上的女性。500強最前的公司在提拔女性方面比財富500強中最底層的公司要好得多。所以有些女性做得非常好，這些資產階級和小資的野心家總是贊成「從自己做起，一個一個地解放婦女」。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始終堅決的反對資產階級和小資女性主義，它與只有推翻資本主義才能實現的爭取女性解放的真正鬥爭毫無共同之處。一旦這些職業婦女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解決了個人的「問題」，她們就很樂意忘記那些遭受最可怕的壓迫和剝削的99%的婦女，而昔日的「女性主義者」則加入了剝削者的行列。類似的現像也發生在近年來從「種族關系產業」中大發橫財的中產階級黑人身上。統治階級總能對一個絲毫不威脅其統治的運動做出這種"讓步"。
我們不贊成「正面歧視」，無論是對婦女、黑人還是其他任何階層。這是一種小資的要求，是對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視而不見的一種視線轉移。就其本質而言，為婦女、黑人等設立任意的配額，是少數野心家提高地位的工具，給人以一種「正在做事」的感覺，而沒有觸及根本問題。這種方法並沒有為歧視問題提供真正的答案，而是提供了一種轉移注意力和像征性的做法。此外，這通常是官僚機構用來阻擋和工作人員用女性或黑人事業家和傀儡領導委員會、理事會和議會的一種方法。最明顯的案例是美國，資產階級巧妙地利用這種方法化解了種族問題，制造了相當大一層的黑人野心家。中產階級的黑人利用反對種族主義的鬥爭，給自己安排了一份高薪厚祿的工作，然後決定對他們（無產黑人）說，讓自己變得更「溫和」、更「理智」一些可能會更好。
誠然，有時誠實的職業婦女和年輕女孩可能會在沒有清楚理解這意味著什麼的情況下稱自己為女性主義者。我們應該對她們采取靈活和積極的態度，就像我們對受壓迫民族的成員一樣。但正如我們反對民族主義一樣，我們也反對女性主義，反對歧視的鬥爭絲毫不影響這一立場。我們總是從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的立場出發，而不是從其他立場出發，來處理不平等問題。對於工人階級女性來說，表達她們對自己因性別所面臨的問題(不平等的工資、家務負擔、撫養孩子的問題、性騷擾和對女性的暴力)的關注，並且想要與這些問題作鬥爭是一回事，而當資產階級和小資的傾向企圖利用女性問題在兩性之間制造對立時，則完全又是另一回事。工薪階層女性的自然擔憂是一種聲明，表明她們看到了不平等的存在，並對此表示反對。 這可以成為參與按照社會主義路線改變社會的鬥爭的出發點，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女性主義則孤立地對待婦女問題，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範圍內尋求解決辦法。這就不可避免地得出了反動的結論。
壓迫女性對文明生活的威脅
婦女有一些特殊的問題必須加以解決。不僅僅是工作場所的歧視、基於性別的低工資、缺乏權利，還有與孕產、懷孕等有關的問題。婦女作為生理上的生育者的作用使保護孕婦和母親的特殊權利的成為必要。實行形式上的平等，無疑是一種進步，但這並不能解決婦女的根本問題。
「男女平權運動者堅決要求在資產階級議會制度下使婦女同樣享有選舉權，但這並不能解決婦女、特別是無產者階級婦女的實際平權問題。這一點，從近幾年來資產階級實行了男女形式上平等的那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女工情況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選舉權並不能消除婦女在家庭和社會中遭受奴役的根源。在資產階級國家，當無產者婦女在經濟上還依附於資本家和業主，還依靠丈夫為生時，當母親和嬰兒不能受到各方面的保護，不能普遍接受社會教育時，以非宗教儀式的婚姻代替終身不得離異的婚姻，並不能能使婦女在婚姻方面得到平等的地位，因而不能真正解決男女平等關系的問題。」（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1921年6-7月），共產黨對婦女進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提綱））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影響婦女的整個社會改革史表明，這是完全正確的。
婦女的問題不僅僅停留在工廠或辦公室門口，而是延伸到家庭和社會。我們必須爭取廢除一切歧視性立法，爭取在法律面前男女完全平等，爭取最充分的離婚和墮胎權，爭取免費避孕和健康檢查，爭取在所有年齡段普及免費和高質量的托兒所和托兒服務。我們必須制定一個過渡性訴求的方案，從各個層面的婦女最直接、最迫切的需求出發，不僅在工作場所，而且在家庭、育兒、教育、住房、公共交通、養老、休閑、法律權利等方面。在爭取每一個傾向於改善婦女命運的進步要求的同時，我們必須將這些需求與階級內容結合起來。例如，我們應該要求建立由國家付費的優質日間托兒所。然而，為女工權利而進行的日常鬥爭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一種使婦女認識到她們作為受剝削階級成員的地位的手段，認識到必須為建立一個女性權利得到維護的不同的社會而鬥爭。
現行制度的衰敗威脅著整個文明生活的基礎。除了貧窮、低工資和失業造成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外，無產階級還日益面臨著毒品、犯罪和各種虐待問題，而這些問題最先威脅到婦女、兒童和青年。反動派和牧師們抱怨著道德淪喪，世風日下，卻無法將其與我們所處的制度危機聯系起來。工人運動的責任是為捍衛現有的、受到資本主義衰敗威脅的文化和文明的因素而鬥爭。舊的家庭已經趨於破裂，但沒有任何東西取而代之。因此，數以百萬計的婦女，其中許多是年輕而脆弱的婦女，作為依賴國家官僚機構的溫柔仁慈的單身媽媽，面臨著令人窒息的痛苦生活。資產階級的偽君子似乎覺得她們受到的痛苦還不夠，因此發動了一場無情的運動對她們進行侮辱、羞辱和定罪，把她們描繪成"犧牲社會利益"的社會棄兒（而這正是資產階級的所作所為）。
在英國，布萊爾工黨政府的首批行動之一就是攻擊給予單身母親的福利。幾年前，澳大利亞的一位女政治家，可笑的「統一民族黨」的領導人，寶琳-漢森（Pauline Hanson ）女士呼吁，如果單親母親生了第二個孩子，那就應該削減她們的福利金。她表示，「我要對那些不斷與不同的父親生下一個又一個孩子的單親婦女下手，因為他們的支出是由納稅人承擔的。」。在澳大利亞，有36萬名單親父母每年從420億美元的社會保障總預算中獲得29億美元 。這些婦女的平均年齡為33歲，她們平均每周可獲得170澳元（107美元）的巨額收入用於家庭的衣食住行，而這為國家節省了一筆遠遠大於用孤兒院撫養這些孩子所需的花費。以打擊所謂的依賴文化為借口，借以攻擊社會中最脆弱的群體，類似的例子在所有國家都會重演。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基督教的道德化」偽善美德是為無情的削減成本的資本家所服務的。這也說明了資產階級社會對婦女和兒童的態度。
離婚婦女的地位也是一個階級問題。離婚和"單親"的影響非常不同，這取決於婦女屬於哪個社會階層。一位美國法官判決百萬富翁、國會金融公司總裁羅伯特·I·戈德曼（Robert I.Goldman）的離婚妻子獲得其1億美元財產的一半。《商業周刊》於1998年8月5日對此發表了一篇題為「歡迎來到新的高管離婚」的文章，其中指出：「強大的文化、法律和經濟力量正結合在一起，使得美國離婚的代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尤其是對那些高官、高薪的商人來說。而這反過來又使得整個離婚過程變得更加醜陋，從一開始就令人不愉快。丈夫們把錢藏在加勒比海的秘密信托基金裡，妻子們指責前夫虐待她們，而律師們則帶著七位數的律師費離開。」
資產階級社會學家將「現代」單親家庭作為社會進步和解放的完美典範。在過去的20年裡，美國人口普查局報告顯示，獨居女性人數翻了一番，達到1500萬。最近一本名為《單身生活中的即興女性：重塑女性 》（The Improvised Women，Reinvolution Women in A Single Life ）的書描繪了這些無憂無慮的女性一幅理想的圖景：「未婚女性買車、生孩子或領養孩子，並上升到有影響力的位置。」但是總體的統計數據掩蓋了絕大多數單身母親（其中許多是黑人）之間的鴻溝，她們生活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城市的城市貧民區，生活在有如第三世界的環境下，遭受著貧窮、毒品、犯罪和暴力的噩夢。
資本主義的危機表現在普遍試圖削減國家開支的努力上。對就業、生活水平、健康和教育的攻擊影響到整個工人階級，但對婦女的影響最為惡劣，她們發現自己處於剝削鏈的末端，從事著最差的工作，得到的保護和保障最少。此外，婦女還受到雙重壓迫。她們作為工人階級的一員，同時也作為婦女而受到壓迫。解決婦女問題的唯一辦法是為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以社會主義取而代之，這是一種能夠保證男女真正自由的制度——個人和智力上的發展的自由。
我們意識到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最終消除給男人和女人留下傷痕的奴隸制印記，同時，我們還必須盡可能地同那些特別是在勞工運動中損害了勞動者的團結，阻礙了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的落後的和反動的態度作鬥爭，我們必須為真正的無產階級道德而鬥爭，讓所有工人，無論男女，無論黑人還是白人，都要被視為平等的兄弟姐妹，團結在反資本鬥爭的事業中。
鬥爭中的女性
必須深入到工人階級婦女所處之地，不僅是那些許多婦女被強行排除在外的工作場所。許多女性可能會因為其他問題而加入到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 糟糕的住房、高昂的生活成本、高昂的租金等等，英國的人頭稅運動就證明了這一點。最重要的是，在以男性為主導的勞動力發生罷工的地方，罷工者的妻子的積極參與是至關重要的。她們可以提供巨大的力量儲備，但這一點往往被男工所忽視。因此，在1984-85年英國礦工罷工期間，罷工者的妻子組織成「支援委員會」與工會和罷工委員會聯系在一起，在罷工中發揮了寶貴的作用，她們在這個過程中快速學習成長。婦女一旦積極參加鬥爭，她們的整個面貌就會迅速轉變。即使以前是政治上落後、保守或信奉宗教的婦女，也能很快地形成革命意識，特別是在有馬克思主義傾向幫助並向她們解釋的情況下。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隨時的主動的幫助婦女參與行動。顯然，這應該在與工會和罷工委員會密切聯系的情況下進行，而不是像宗派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總是試圖做的那樣，與官方運動背道而馳。這種臨時委員會不可能具有任何獨立的意義，當這場運動結束時，它們將會趨於消亡。企圖人為地保持它們的存在則意味著它們將趨向於官僚化並被不具代表性的份子、小資產階級、宗派主義者等所壟斷，所以當運動重新開始時，它們就會成為障礙。參加這類委員會的目的並不是要讓他們反對工會，而是要保證婦女開始積極地活躍在勞工組織中並改造他們。隨著生產性質的轉變和舊的重工業讓位於信息技術為基礎的現代生產方式，婦女正日益成為勞動力中的決定性大組成部分。
然而，婦女的解放最終只能通過全體工人階級的解放才能實現：
「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向西方和東方各國共產黨提出的直接任務，就是要加強黨對無產階級婦女的工作。同時，大會向全世界的女工指出：只有共產主義取得勝利，她們才能從千百年的無權地位、備受奴役和不平等狀態下獲得解放。共產主義給婦女的一切，是資產階級婦女運動所絕對做不到的。在資本主義國家實行資本統治和私有制的情況下，婦女要擺脫對丈夫的依賴，至多也不過是爭得支配自己的財產和支配自己的工資的權利，以及和丈夫有同等權利來決定子女的命運。」（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1921年6-7月），共產黨對婦女進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提綱））
共產主義和家庭
從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初，女性解放問題就占據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中心位置。在《共產黨宣言》面世之前所寫的《共產主義原理》一書中我們看到：
「第二十一個問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對家庭將產生什麼影響？答：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將使兩性關系成為僅僅和當事人有關而社會無須干預的純粹私人關系。共產主義社會制度之所以能實現這一點，是由於這種社會制度將廢除私有制並將由社會教育兒童，從而將消滅現代婚姻的兩種基礎，即私有制所產生的妻子依賴丈夫、孩子依賴父母。這也是對道貌岸然的市儈關於共產主義公妻制的號叫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現像，現在的賣淫就是公妻制的充分表現。賣淫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它將隨著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產主義組織並不實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滅公妻制。」（《共產主義原理》）
正如恩格斯後來所解釋的那樣，奴役婦女的根源在於私有財產，只有從根本上廢除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勞動分工才能最終克服這種現像。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恩格斯這樣寫道：
「上面我們已經看到，在相當早的生產發展階段上，人的勞動力就能夠提供大大超過維持生產者生存所需要的產品了，這個發展階段，基本上就是產生分工和個人之間的交換的那個階段。這時，用不了多久就又發現一個偉大的「真理」：人也可以成為商品；如果把人變為奴隸，人力也是可以交換和消費的。人們剛剛開始交換，他們本身也就被交換起來了。主動態變成了被動態，不管人們願意不願意。」（《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男女關系是扭曲的、不人道的，因為普遍的商品生產制度把人降到了物的層面。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金錢紐帶」下，不僅是兩性之間的關系，而且所有的社會關系總體上都會變得非人化和異化。這是一個非自然的社會，被非自然的關系所支配。人們不再像人類一樣行事和思考，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像怪物一樣行事，這有什麼奇怪的嗎？父母開始把孩子視為自己的私有財產，丈夫也以同樣的方式對待妻子。在金錢就是上帝的「市場經濟」中，在無情的生活壓力下，關系被扭曲和扭曲得面目全非。 正如恩格斯解釋的那樣：
「直到今天，產品仍然支配著生產者；直到今天，社會的全部生產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計劃，而是由盲目的規律來調節，這些盲目的規律，以自發的威力，最後在周期性商業危機的風暴中顯示著自己的作用。」（同上）
如果我們要認真處理奴役婦女的問題，僅僅處理這方面最明顯的表現是不夠的。當然，正如我們所說，有必要與各種歧視和不平等作鬥爭。但是，除非消除壓迫婦女的根源，否則問題的實質是不會得到解決的。只有當全人類被解放時，女人才會獲得真正的解放。也即，當人類開始過上真正的人的生活的時候。恩格斯解釋說：
「但是，專偶制完全肯定地將要失掉的東西就是，它因起源於財產關系而被烙上的全部特征，這些特征就是：第一，男子的統治，第二，婚姻的不可解除性。男子在婚姻上的統治是他的經濟統治的簡單的後果，它將自然地隨著後者的消失而消失。婚姻的不可解除性，部分地是專偶制所賴以產生的經濟狀況的結果，部分地是這種經濟狀況和專偶制之間的聯系還沒有被正確地理解並且被宗教加以誇大的那個時代留下的傳統。這種不可解除性現在就已經遭到千萬次的破壞了。如果說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麼也只有繼續保持愛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過，個人性愛的持久性在各個不同的個人中間，尤其在男子中間，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確實已經消失或者已經被新的熱烈的愛情所排擠，那就會使離婚無論對於雙方或對於社會都成為幸事。」（《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
共產國際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案設想：
「如公共食堂、洗衣房、修理間、社會福利機構、公社之家等等，因為這些設施可按新的共產主義原則來改造日常生活，減輕過渡時期婦女的重擔，加速她們日常生活的解放，從而使家庭的奴隸變成偉大社會建設的自由參加者，變成新生活方式的創造者。」（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1921年6-7月），共產黨對婦女進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提綱））
但在1917年後俄國普遍落後貧窮的情況下，這些思想無法得到充分地付諸實踐。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釋的那樣：
你不能『廢除』家庭，你必須取代它。婦女的實際解放在'普遍的需要'的基礎上是不可能實現的。"（托洛茨基《婦女與家庭》，第62頁。）
家庭不能像國家一樣一夜之間被廢止。這兩者的逐漸消失取決於群眾在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過程中的物質生存條件的轉變，因此，隨時間推移的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相互關系的轉變。最終，隨著超級富足的實現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舊的習慣和奴隸心理將被改變，男女關系也將隨之改變。但這一切的先決條件是生活條件本身的轉變。將工作日減少到最低限度的表現形式是社會解放的必要條件。但除此之外，技術的進步應使家務勞動的實際廢除成為可能：這是婦女受家庭奴役的基礎。
所有壓迫的根源，無論是對婦女、黑人還是其他受壓迫群體的壓迫，歸根結底是植根於商品生產的奴役和異化。只有當這一點被廢除，整個社會的生活條件得到改變時，家庭和國家——這對野蠻的孿生兄弟——才會最終不復存在。當源於苦難的舊的原始的、非人的心理最終退到過去的時候，新的社會秩序的物質條件就會建立起來，在這種新的社會秩序中，外部強迫和強制的最後殘余將消失，男人和女人將最終能夠作為自由的人相互聯系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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