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始终走在女性解放事业的前列。3月8日(国际妇女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重要日子，因为它象征着工人阶级妇女在全世界范围内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和歧视的斗争。本文概述了马克思主义为争取妇女权利而迈出的第一步，第一次成功的革命对女性解放的意义，先进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妇女的状况，并提出了如何消除男女不平等问题。（按：本文最初发表于2000年3月8日。译者：k2e4z7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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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改变社会、家庭和家庭的一切生存条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地位。”(托洛茨基著，妇女与家庭，第45页)
资本主义走进了死胡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危机尤其严重地落在妇女和青年的肩上。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指出了资本主义从剥削妇女和儿童中赚取超额利润的趋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这样写道：
“因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这样一来，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变成了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从而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通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变化的生产方式以及资本家不断提高利润率的企图导致妇女和年轻人的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她们遭受最严重和恶劣的剥削，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低工资的工作，几乎没有人权。仅在美国，在过去的50年里就有大约4000万妇女加入了劳动大军。在欧洲，这个数字是3000万。在1950年，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适龄劳动妇女有带薪工作。1999年这一比例接近四分之三。统计学家说，99%的美国女性将在她们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从事有偿工作。妇女就业本身就是一个渐进的发展，它是把妇女从狭隘的家庭和资产阶级家庭中解放出来，作为人类和社会成员得到充分和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只是把妇女当作廉价劳动力的便利来源，当某些生产领域出现劳动力短缺时，妇女就是“劳动力后备大军”的一部分，而当它需要消失时，妇女又被抛弃了。我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看到了这种情况，妇女被征召进工厂，代替应征入伍的男子，战争结束后又被送回家中。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妇女再次被鼓励进入工作场所，当时她们的作用类似于移民工人的作用，即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储备。到了近代，女工数量增加，填补了生产过程中的空白。但是，尽管人们都在谈论「女人的世界」和「女力」，尽管有各种所谓保障平等的法律，女工仍然是无产阶级中最受剥削和压迫的部分。
在过去，受阶级社会的影响使得女性在政治上漠不关心，没有组织，最重要的是她们是被动的，而这为反动提供了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利用教会和报刊(“妇女”杂志等)的服务，以这一层为基础来保持自己的权力。但是这种情况随着妇女在社会中作用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至少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妇女不再满足于被蒙在鼓里，被动地服从于“教会、厨房和孩子”（Kirche, Kücher and Kinder）的传统角色。这是一个非常进步的现象，孕育着对未来的影响。就像资产阶级在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农民中已经基本失去了以前的大规模社会反动储备一样，妇女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构成落后和反动的储备。资本主义的危机伴随着对妇女和家庭的不断攻击，将进一步激化越来越广泛的妇女层次，并把她们推向革命的方向。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了解和认识到女性的巨大革命潜力，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挖掘这种潜力。
女性可能比男性更具革命性，是因为她们那年轻的新鲜的，没有受到多年保守习惯的影响，而这种习惯往往是“正常”工会存在的特征。任何看过女工罢工的人都可以见证到她们巨大的决心、勇气和活力。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支持并采取一切措施，鼓励女性以平等权利和平等责任参加工会。
第一国际
妇女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始终占据着中心地位。 第一国际非常重视改革斗争， 以下是马克思在1866年8月底写的关于工作条件的调查问卷，由总理事会发给各部门：
“ 1.生产部门的名称。
2.该生产部门从业工人的年龄和性别。
3.该生产部门从业工人的人数。
4.工资：（a）学徒工资；（b）计日工资或计件工资；中间人所付的工资额。平均周工资、平均年工资。
5.（a）工厂中工作日的长短。（b）如有小企业和家庭生产，则调查其中的工作日长短。（c）夜工和日工。
6.吃饭的时间和对工人的态度。
7.对工场和劳动条件的评定：房屋拥挤，通风不良，光线不足，采用瓦斯照明，清洁条件等等。
8.工种。
9.劳动对身体的影响。
10.道德状况。教育。
11.生产情况。是季节性的生产还是全年内开工比较均衡，是否经常发生很大的波动，是否遭到国外的竞争，它主要是为国内市场服务还是为国外市场服务，等等。”（“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
马克思在同文第三章《工作日的限制》中这样写道:
“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
它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有机会来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 （“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
他们提议把8小时作为工作日的法定工作时间上限。只有在法律规定的行业或分支机构的特殊情况下，才允许从事夜间工作。总的趋势必然是抑制通宵工作。不过，该文件继续说：“这一节只涉及成年男女的情况；必须绝对禁止妇女从事任何夜工，也禁止她们从事对妇女较弱的身体有害的，以及可能使她们受到有毒物质及其他有害物质影响的各种劳动。所谓成年是指年满18岁的人。”
马克思的女儿埃莉诺（Eleanor ）在伦敦东区 "血汗工厂"工作的女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点并不为人所知 。她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在打字办公室汗流浃背（Sweating in Type-Writing Offices ）》的文章，她在文章中建议在家里打字的人和在商业公司里打字的人都应该成立工会，正如她所写的那样，“如果你想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下去，你就必须在高压下工作，而且每天工作时间远超8小时”。(伊冯-卡普（Yvonne Kapp ），埃莉诺-马克思（Eleanor Marx ），《拥挤的岁月》（The Crowded Years ），1884-98年，英文版，第364页。)这些话在一百年后听起来是多么贴切啊!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1888年伦敦火柴女郎的罢工，当时这个受剥削和压迫最严重的工人群体对压迫者进行了反抗。在位于贫穷的东伦敦堡区内的一件工厂，工人完全由妇女组成，从13岁的女孩到多子女的母亲。那里的野蛮条件与现在第三世界的工人们所经历的条件相似，用白磷做火柴导致了一种可怕的疾病，这种疾病腐蚀了颌骨，而这是由于不得不在车间污染的空气中进食而造成的。不公正的罚款制度使得本就糟糕的工资变得更低，特别是由疲劳而导致的最微不足道的错误所强加的罚款。结果是，股东们获得了高达22%的高额股息。
1888年7月，672名女工克服恐惧举行了罢工。在两周内，由于工会的支持和和一场筹集了400英镑巨款的公共运动 ，妇女们赢得了重大的让步。结果是这些技能不熟练的女性组织了媒人工会——英国最大的妇女和女孩组成的工会。这是英国“新工会主义”爆炸式的巨大进步，当时技能不熟练的无产阶级第一次组织成了工会。 这对于目前的时期有着重要的经验教训，与100年前一样，大量技能全无和半熟练工人还没有组织起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女性。
布尔什维克和妇女
布尔什维克历来十分重视女工的革命工作问题。列宁对这个问题极为重视，特别是在1912-14年革命起义时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是在这个时候，国际妇女节（3月8日）开始举行大规模的工人示威庆祝活动。2月(按新历法，3月)革命产生于妇女节前后的骚乱，这并非偶然 ，当时妇女举行示威游行以反对战争和高昂的生活费用。
在1912年至1914年的抗争涨潮期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在女工中开展了持续的工作。 1913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组织了第一次国际妇女节会议。同年，《真理报》开始定期刊登一个版面专门讨论妇女面临的问题。布尔什维克于1914年创办了一份妇女报纸《女工报》（Rabotnitsa），第一期发行在国际妇女节，当时党再次组织了示威游行。7月，该报与其他工人报刊一起被查禁。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得到了工厂女工的财政支持，并由她们在工作场所分发。报纸报道了俄国和海外女工的状况和斗争， 并鼓励女工与男工同事一起斗争 。它敦促他们拒绝1905年革命后由资产阶级妇女发起的妇女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革命社会民主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党和工会是非法的。但到了1915年，该运动已从战争头几个月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它开始取得重要进展的一个领域是在妇女中，她们被大量地吸引到工业劳动大军中。到战争爆发时，妇女约占工业工人的三分之一，在纺织业的工人中占的比例更大。在战争期间，由于男子被动员去服兵役，这一比例进一步增加。在战争期间，妇女的处境更加恶化，因为许多妇女成为家庭的唯一支柱，生活必需品变得更加稀缺和昂贵。女工们参加了许多抗议由俄国参战造成的经济困难的罢工和示威游行。
虽然布尔什维克党的构成仍以男性为主（在1917年8月的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妇女代表约占代表总人数的6%），但大量女工的招募始于1912-14年的高潮 。以下摘录自1915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基辅散发的题为《致基辅劳动妇女》的传单。这张传单让我们了解到布尔什维克是如何在他们的公开煽动中提出这个问题的，他们呼吁将妇女的压迫与男工的痛苦联系起来，并与解放所有劳动人民的方案联系在一起。
“虽然工人的命运很可怜，但妇女的地位要差得多。在工厂和车间里，她为资本家老板工作，在家里，她为家庭工作。
成千上万的妇女向资本出卖劳动力，成千上万的妇女在雇佣劳动中苦苦挣扎，成千上万的妇女在家庭和社会压迫的枷锁下受苦。而对于绝大多数的劳动妇女来说，似乎这就是宿命一般。但是，劳动妇女真的不能指望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难道命运把她的一生都交给了工作，而且只能工作，日夜不辍吗？
同志们，劳动妇女们! 男同志们和我们一起辛勤劳动，他们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是一体的。但他们早已找到了通向美好生活的唯一道路——有组织的劳工与资本斗争的道路，与一切压迫、邪恶和暴力斗争的道路。女工们，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劳动男女的利益是平等的，是一体的。只有在与男工人一起的联合斗争中，在联合的工人组织中——在社会民主党、工会、工人俱乐部和合作社中——我们才能争取到我们的权利，赢得更好的生活。” (列宁《列宁争取革命国际的斗争》，英文版，第268页。)
十月革命后的女性
在沙皇俄国，妇女在法律上是丈夫的奴隶。根据沙皇的法律规定：“丈夫作为一家之主，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并且以爱、尊重、无限服从的方式与丈夫在一起，以家庭主妇的身份对他百般呵护，百般疼爱。" 党在1919年的党纲指出 "党在当前的任务主要是在思想和教育领域的工作， 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落后阶层中，以便彻底摧毁以前的不平等或偏见的一切痕迹。 党并不局限于妇女形式上的平等，而是努力把她们从过时的家务劳动的物质负担中解放出来，代之以公共房屋、公共食堂、中央洗衣房、托儿所等”。
然而，正如托洛茨基在1923年7月13日《真理报》上发表的《从旧式家庭迈向新式家庭》一文中所解释的那样，能否实施这一方案取决于社会的总体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
“同样，为新生活和新家庭的条件而作的物质准备，基本上不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工作分离开来。工人国家必须变得更富裕，俾令〔注：即“使得”。——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儿童的公共教育、将家庭从厨务和洗濯工作的重担下解放出来，予以严肃解决。我们的经济若没有显著的改善，就无从想像把家务工作和儿童教育社会化。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主义经济方式。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能把家庭从家务劳动的重担中解放出来；这些重担现在正压迫着家庭，令其解体。洗衣工作应交给公共洗衣房，膳食应交由公共食堂，缝纫交由公共工场。儿童必须交由敬业乐业的良好公共教师来教育。这样一来，丈夫和妻子间的盟约才得以从任何外来的或偶然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一方不再依赖另一方而生活。真正的平等终于确立，双方的盟约将系于相互爱慕。当然这盟约会因人而异，但对谁都是没有强制性的。”（《从旧式家庭迈向新式家庭》）
布尔什维克革命为妇女的社会解放奠定了基础，虽然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反革命是局部的挫折，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妇女在争取平等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妇女们不再被迫与她们的丈夫同居，或是因为丈夫的职业更动而跟随者丈夫搬家。她们被赋予了当户主的平等权利和同工同酬，重视妇女的生育作用，颁布了特别的生育法，禁止长时间和夜间工作，并规定了带薪产假、家庭补贴和托儿所。1920年，堕胎合法化，简化了离婚手续，并实行了民事婚姻登记。私生子的概念也被废除了。用列宁的话说：“从字面意义上讲，我们没有留下一块砖来支撑那些使妇女比男子低下的卑鄙法律”。
在促进妇女充分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 提供免费的学校膳食、儿童牛奶、为有需要的儿童提供特殊的食品和布匹补贴、妊娠咨询中心、产房、托儿所和其他设施。
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写道:
“十月革命忠实地尽了它对妇女的义务。年青的政府不只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给她们同男子完全一样的各种权利，而更重要的是，它尽了一切力量，比任何其它政府都尽了更多的力量，来保障妇女能从事一切形式的经济和文化的工作。可是，最勇敢的革命，像“全能”的英国议会一样，也不能够把女人变成男人——或者不如说，不能使男女平均分担怀孕、生产、哺乳和养育儿女的责任。革命作了一次英勇的努力来摧毁所谓“温暖的家庭”——就是劳苦阶级的妇女从童年到死亡在其中干着奴隶般的苦工的那种陈腐、沉闷而停滞不前的制度。按照计划，家庭这种封闭的小单位，要由社会一整套的服务和供应的设备来代替，如产科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急救站、医院、疗养院、体育馆、电影院等。家庭的家务职能，若完全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机构来执行，同时让上下辈代的人都亲密团结并且互相帮助，就会使妇女，因而也使相爱的夫妻，都摆脱千年的桎梏。”（《被背叛的革命》，第七章）
共产国际
遵循布尔什维克党传统的共产国际十分重视在妇女中开展工作，并指示各共产党“通过在党内组织专门的机构，建立接近妇女的特殊方法，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最广大的妇女群众中去，以便把她们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或妥协党的影响中解放出来，教育她们成为共产主义的坚定战士，从而使妇女得到全面发展”。
通过为妇女工作的目的设立“特别机构” ，共产国际绝不是想建立单独的妇女组织。这种想法和为被压迫民族、犹太人、黑人等建立单独的革命组织的想法一样，都是令人憎恶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一直反对这种想法。事实上，文件明确指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坚决反对在共产党、工会或专门妇女组织中，再成立任何单独的妇女团体。”（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提纲））
他们所想到的是需要有专门从事这类工作的同志组成的特别小组，负责发放宣传品、传单等技术性任务，并普遍组织这项工作。会议还明确指出，这种小组不应单独工作，而应在党的正常选举机构的控制之下。这一工作的主要目的被具体规定为：
“（1）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妇女群众，吸引她们参加党的队伍I
（2）与无产阶级男子群众中对待妇女的各种偏见作斗争，使男女工人确信无产阶级两性的利益是一致的；
（3）吸引女工参加各种形式的国内战争，以锻炼她们的意志；吸引女工参加反对资产阶级国家中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如反对物价上涨、住房短缺、失业现象严重等等群众性活动），以及国内战争的其他革命行动，以唤起女工的积极性；吸引女工参加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主义建设和日常生活建设；
（4）那些与女性解放直接有关的立法问题，应列入党的工作日程；确认妇女的平等权利，保护她们作为母亲的利益；
（5）与传统势力、资产阶级习惯、宗教说教进行有计划的斗争，使男女之间建立健康、和谐的关系，从而保证劳动人民身心的健康发展。”
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绝不会接受对这一重要工作领域的疏忽或轻视态度。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指出："没有广大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妇女的积极参与，无产阶级既不能夺取政权，也不能实现共产主义。
“另一方面，大会再次提请全体妇女注意：对于促进女性解放的各项任务和创议，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支持，妇女平等的人权和她们的真正解放，实际上也是不能实现的。”（同上）
因此，从一开始，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就解释了妇女问题的核心作用，但，a)完全从革命和阶级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b)解释了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才能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共产国际强调必须将妇女工作纳入党的总体工作中，而不是将其作为单独的东西隔离开来。
“为了巩固男女工人之间的同志关系，最好不要单独为女共产党员设立训练班和学校，而应在所有一般党校中开设有关妇女工作方法的课程。妇女工作部有权派遣一定数量的代表参加党的一般训练班。”（同上）
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也就是共产国际最后一次的真正的列宁主义代表大会上——人们画了一张简短的成果表，它指出了这项工作对革命国际的重大意义（并特别提到了东方落后国家、殖民地国家的妇女问题），但也清楚地表明，有些部门没有以足够的精力开展这项工作。
“在妇女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专门机构的价值和必要性，通过妇女工作书记处在东方国家的工作得到了证实，它在特殊的新领域进行了富有价值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有几个支部没有履行或没有全部履行它们的责任，没有有计划地促进开展共产主义的妇女工作。至今，它们既没有实行把党内女党员组织起来的措施，也没有成立对于在妇女群众中开展工作和同她们保持联系来说必不可少的党的机构。第四次代表大会坚决要求有关支部尽快地弥补这种疏忽，并同时提醒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要全力推动在妇女中开展具有伟大意义的共产主义工作。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只有在妇女的充分理解、努力合作和参与之下才能够实现。如果共产党与劳动妇女之间建立了正确的牢固关系，那么在一定的条件下，她们就能成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革命群众运动的开路先锋。”（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11-12月）——表决通过关于在妇女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决议，PDF，P966）
斯大林主义的作用
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曾明智地指出，妇女的地位是一个社会制度真正性质的最明确体现。布尔什维克革命解放了妇女，而斯大林主义反革命导致了妇女和家庭政策的急剧逆转。革命所取得的许多成果被废除，堕胎被定为非法，离婚越来越难，直到成为昂贵的法庭程序。妓女被逮捕，而布尔什维克早期的政策是只逮捕妓院老板，揭露嫖娼的人，并为妓女提供自愿的职业培训。日托中心的工作时间被缩短了，以便与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一致。 女孩子在学校接受特殊科目的教育以为她们扮演母亲和家庭主妇的角色做好准备。
1938年，托洛茨基用以下几句话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妇女的地位是评价一个社会制度和国家政策的最直观、最能说明问题的指标。十月革命在其旗帜上刻下了解放妇女的口号，创造了历史上关于婚姻和家庭的最进步的立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妇女马上就能过上 "幸福生活"。没有经济和文化的普遍兴起，没有小资产阶级经济家庭单位的破坏，没有实行社会化的食品制备、教育，妇女的真正解放是不可想象的。同时，在保守本能的指导下，官僚机构对家庭的 "解体 "发出了警报。它开始为家庭晚餐和家庭洗衣唱赞歌，也就是为女人的家庭奴役唱赞歌。最重要的是，官僚机构恢复了对堕胎的刑事处罚，正式将女人送回到驮兽的地位。这与共产主义的ABC思想完全矛盾，官僚统治阶级就这样恢复了阶级制度中最反动和最愚昧的核心，即小资产阶级家庭。” (托洛茨基《1937-38文集》，英文版，第170页。)
虽然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恢复了一些改革，如合法堕胎，但苏联妇女的地位再也没有恢复到列宁和托洛茨基时期的水平。然而，与西方妇女相比，她们仍然享有许多优势。国有化的计划经济使得战后到经济增长得以稳定地普遍改善，从而使总体情况得到稳步改善：55岁退休，在工资和就业条件上没有歧视，孕妇有权在生育前56天和生育后56天内转向带全薪产假的较轻工作。1970年的新立法废除了妇女的夜间工作和地下工作。高等教育中妇女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从1927年的28%，到1960年的43%，再到1970年的49%。世界上妇女占高等教育总人数40%以上的其他国家只有芬兰、法国和美国。
学龄前儿童教育有所改善：1960年有50万个名额，但到1971年已增加到500多万个。计划经济的巨大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卫生医疗保健的改善，反映在妇女的预期寿命增加了一倍，达到74岁，儿童死亡率降低了90%。1975年，从事教育工作的妇女比例上升到73%。1959年，三分之一的妇女从事的职业中妇女占70%，但到1970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55%。这时，98%的护士是妇女，75%的教师、95%的图书管理员和75%的医生是妇女。1950年，有600名女科学博士，但到1984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5600人！
资本主义反革命
迈向资本主义的运动迅速扭转了过去的成果，将妇女以家庭的虚伪名义推回了卑微的奴隶地位。危机的最大负担被压在了女性的肩上，妇女首先被解雇以避免支付社会福利，如儿童和生育福利。鉴于几年前妇女占俄罗斯劳动力的51%，90%的妇女有工作，失业率的增长意味着现在俄罗斯失业工人中70%以上是妇女。而在一些地区，这一数字达到了90%。
社会服务的崩溃和失业率的上升意味着计划经济为妇女提供的所有福利都被系统地抹去了。失业率的增长将使得俄罗斯有比西方国家更多的人陷入贫困，因为许多福利是由工作场所直接提供的。据《经济学人》报道：“在俄罗斯，失业仍然是一种深深的耻辱。直到1991年，它才不再是一种犯罪。对于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来说，绝对的贫困是有威胁的。失业救济金与每月14620卢布的最低工资挂钩，这是官方最低维持生活水平标准的三分之一，约为平均工资的七分之一。失业者的处境往往比这些数字所暗示的还要糟糕，因为大多数基本社会服务——如医疗、学校和交通，都是由公司而不是地方政府提供的，只有在职人员才能享受到这些服务。” （《经济学人》，1993年12月11日），
在前政权统治下，妇女的工资只是男子工资的70%，而现在这个数字是40%。在前苏联，靠一份工资养家糊口已经很困难。现在，随着贫困人口的急剧增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妇女是这个现有反动政权的主要受害者。卖淫活动大量增加，妇女为了生存，把自己的身体卖给那些有钱的人——主要是那些卑鄙的“新富”和外国人（译者注：在中国的东北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东北大下岗，更为残酷）。即使在这里，她们也被沦为黑手党的猎物，黑手党至少要占比所有生意20%的钱。在西方杂志上，俄罗斯妇女和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一起被宣传为外国人未来的妻子。妇女屈辱地沦为只有商品地位的奴隶，而这体现了一个国家被迫以最赤裸裸、最无耻的姿态屈服于剥削的枷锁之下的屈辱。
1993年2月10日，当时的劳工部长梅利基安 （J.Melikyan）宣布了政府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案。他用一套任何西方右翼资产阶级的说辞声称，没有什么必要制定什么特别方案来帮助妇女重返工作岗位。“为什么我们要在大量男性被闲置和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情况下为女性找工作呢？” 他问道，“让男人们工作，让妇女们照顾家庭和孩子。”这样的话语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但在现在显然被认为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事情。在这里，我们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反革命的真实面目——粗鲁、野蛮和无知——这是一种可怕的倒退，甚至回到了沙皇时代的奴隶制，在那个时代，每个奴隶都被允许主宰他的妻子和孩子以补偿自己不堪的处境。
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俄罗斯。在前东德，十分之九的女性有全职工作。妇女的工作是一项权利，为了使工作和家庭能够结合起来成为可能，国家提供了全面的托儿服务，每个婴儿都有一年的使用时间。而现在，所有的这些国有化计划经济的成果都被摧毁了，以前优厚的托儿服务条款被取消了。德国统一后，三分之一的女性工作岗位因公共部门、纺织业和农业部门的大规模消失而失业。《经济学人》报道："在过去的几年中，东德妇女的失业率始终徘徊在20%左右，比男子的失业率高出约5个百分点，是西德男女失业率的两倍。被剥夺了收入能力（以及育儿支持系统）的东德妇女立即开始在婴儿上节约。东德的出生率从1989年来每名妇女1.56个孩子的低水平直接下降一半，而且仍然低于每名妇女一个孩子的水平。但东德妇女并没有放弃找工作，他们持续领取失业救济金，但也继续应征工作。”（《经济学人》，(1998年7月18日)
第三世界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妇女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至少在形式上她们拥有与男子同等的法律权利。她们有同样的受教育机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他们获得工作的机会。然而，在拥有三分之二人口的前殖民世界，情况却并非如此。今天，对妇女的奴役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重。每年有50万妇女死于妊娠并发症，也许还有20万妇女死于堕胎。前殖民国家用于卫生的费用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人均41美元，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比例为1900美元。据估计，约有1亿名6至11岁的儿童没有学上，这其中三分之二是女孩。第三世界极度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通过贸易条件对资源的双重掠夺，以及第三世界欠西方大银行的两万亿美元债务。
帝国主义和大型跨国公司的绝对统治确保了男人、妇女和儿童的最后一滴剩余价值被不加区别地无情地榨取。实际上，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童工的现象也依然存在，但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童工的使用则是常态。生活在饥饿边缘的父母别无选择，只能把孩子卖给别人当奴隶，这包括那种最卑鄙的奴隶制——卖淫。被人道的、基督教的、西方文明代表所榨取的剩余价值中包含着千百万被剥削的妇女和儿童的血汗和泪水，就像马克思时代一样。资产阶级假装对这种苦难感到恐惧，但他们还是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像迪斯尼（Disney）和耐克（Nike）这样的大型垄断企业从像海地这样的国家的奴隶中的劳动中获得利润。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解释的那样，大资本的渗透无情地撕裂了过去存在的旧的父权关系。这使得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具有特别凶残的特点。过去，大家庭和部落-氏族社会的规则给予妇女和儿童的保护也已经被摧毁，没有任何东西能在那里发挥替代作用。因此，在印度次大陆，妇女仍然遭受着旧的折磨，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野蛮经济剥削叠加在一起。印度资产阶级在所谓的独立半个世纪之后，甚至没有成功地废除种姓制度。野蛮的“suttee”习俗仍然存在，即印度寡妇在亡夫火化丧礼时必须一同自焚的习俗，这样的案件每年都有数百起。而那些逃脱这种命运的寡妇则会被当作社会的弃儿和贱民，没有生存的权利，她们遭到亲属的殴打、饥饿和羞辱，直至被迫自杀。
在整个亚洲，女孩的出生被认为是农业社会中的不幸。杀害女婴的现象十分普遍。在中国，国家孤儿院里到处都是挨饿和被忽视的的女婴。原因是亚洲的贫困农民在没有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的社会情况下，需要庞大的家庭来维持他们的老年生活。男性比较强壮，可以做更多的工作，而女孩则需要嫁妆才能结婚。在印度，如果嫁妆被认为不够，新娘可能会被新郎的家人杀死。这就是21世纪初印度的现状，巴基斯坦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那里的伊斯兰教法是法律。女性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利，可以按照父母和丈夫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但与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相比，巴基斯坦是一个自由的天堂。1979年革命前，阿富汗的主要经济活动是买卖妇女做新娘。阿富汗的斯大林主义者通过了赋予妇女权利的法律。而现在，这一切都被摧毁了，妇女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只能呆在家里。因为他们不被允许工作，所以他们必须挨饿。尽管由于大量男子在战争中丧生，劳动力严重短缺，但这一野蛮的法律仍被严格执行。这些妇女中的许多人有教师和护士等被社会需要的技能，但这并不重要，她们一定不能工作，这就是野蛮的伊斯兰真正面目。但要为此真正要负责任的是华盛顿的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巴基斯坦的走狗，他们武装并资助这些怪物与“共产主义”作斗争。
在阿富汗，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改造和推翻这一可怕的宗教反动政权的革命斗争密不可分。阿富汗妇女是革命的强大后备军，伊朗的经验证明了这一事实。在经历了20年的伊斯兰反动后，民众已经厌倦了毛拉（Mullahs）的统治。原教旨主义的负担对妇女来说尤其沉重，她们开始表现出反抗的态度，正如我们看到的，伊朗在一场足球比赛中击败美国的时候，女性在没有被隐藏在“chadoor（面纱）”后面的情况下挑衅地走上街头与男人们一起唱歌跳舞，而毛拉们却无力阻止。在这里，妇女也将在伊朗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发挥关键作用。
列宁曾经说过，“资本主义是永无止尽的恐怖”。这种恐怖将首先影响到妇女，第三世界的这种影响最为残酷。“社会主义”的民族解放阵线未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革命，也导致了目前的血腥僵局。在西方无声的共谋下，发生了生灵涂炭的可怕屠杀，整个村庄被刀斧砍成碎片。显然，这些暴行不是伊斯兰恐怖分子的专利，而且也很可能并且主要是军事政权及其敢死队的杰作。在所有的其他恐怖事件中，妇女被故意挑出来作为绑架和强奸的目标，这些妇女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自杀了。利用强奸作为反动武器的情况再次出现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组织了针对华人的大屠杀，就像沙皇政权针对犹太人所做的一样。这些恐怖事件向我们展示了统治阶级的能力，如果工人不在下一个时期夺取政权，发达国家将来也会面临类似的情况。
压迫的主要负担总是落在社会最贫穷阶层的妇女身上。然而，特别是在第三世界，有许多针对其他阶层妇女的野蛮和不人道待遇的案件。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与社会上的一切不公正现象作斗争，同时立足于工人阶级，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带领社会走出这条死胡同，对妇女的每一种不公正现象都应予以谴责。
在不伤害宗教敏感性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用巧妙的语言揭露宗教的作用。亚洲和中东的革命斗争要求与各种宗教蒙昧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进行无情的残酷的斗争，因为这些宗教和原教旨主义不论其“反帝国主义”的煽动手段如何，总是在社会中起着最反动的作用。除非它与反对所有宗教的斗争同时进行，否则女性解放将永远是一个乌托邦，因为宗教不可避免地维护和延续了其对妇女的奴役。
妇女与失业
资本主义危机的表现在即使是在经济繁荣时期也存在着高失业率。这对妇女和青年的影响比社会其他部分更为严重，妇女的失业率远高于平均水平。这些数字低估了实际情况，因为它们不包括大量已经放弃了找工作的希望，不再费心在人才市场签约的妇女。劳动力临时化的普遍趋势（在市场灵活化的幌子下）对妇女的损害最大，大多数妇女，即使没有这一点，也已经被判处享受最糟糕的工资和条件。现在他们的情况每况愈下，正如《经济学人》所承认的那样，据称更适合妇女的兼职和临时工的不受控制的蔓延，是将这种条件强加给社会中最手无寸铁的阶层的理想借口：
“在经济蓬勃发展、劳动力市场紧张的美国，女性对许多雇主来说是天赐之物。她们的雇佣成本通常比男性要低，且更愿意灵活变通，如果工作条件不好，她们也不太愿意大吵大闹。她们之中加入工会的人比男性要少得多，但唯一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女性的失业率并不比男性的低”（《经济学人》，1998年7月18日）。
它还补充道：
“许多是劳动力市场经济学家所说的‘非典型就业’，这种就业往往更适合于服务行业：兼职、临时工、涉及不定期或不寻常的工作时间，或者是合同制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没有保障的，而且很多人的工资很低。妇女急于找到一种将工作与家庭结合起来的方法，事实证明她们比男子更灵活，更能适应这种新的工作方式。”（同上）。
各地的兼职工作都在增加。对许多女性来说，这是她们唯一可以考虑的工作，因为可以兼顾工作和家庭。这对雇主来说非常有利，因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自己的雇员，为提高效绩而施加压力，并付给他们微薄的报酬。这个主题的新变种不断出现，最新的是“临时工”：从本质上讲，这是指那些预计工作时间不会长久的人。这些人在各行各业工作，做临时工、合同工或随叫随到。在美国，据劳工部部最近的估计，他们的人数大概有550万，其中一半以上是女性，近一半是兼职人员。他们的工资低于非临时员工，而且通常不会从雇主那里获得医疗保险或其他附带福利。
德国版本的被称为“小就业”，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它正在突飞猛进地增长。它依靠的是一种法律优惠，免除月薪低于620德国马克(340美元)的人缴纳德国全面(且昂贵)社会保障体系的费用，但也将他们排除在养老金权利和失业救济之外。据估计，仅从事这类“次要”工作的总人数就超过400万，其中约一半是女性：
“由于家庭责任，女性平均在有偿工作上投入的时间远远少于男性。因此，她们的周薪或年薪远落后于男性。在整个欧盟，大约三分之一的职业女性每周工作时间低于标准的35-40小时(尽管这一平均值掩盖了巨大的差异)，在男性中，兼职者的比例只有5%左右，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要么是学生，要么是即将退休的年长员工。 在美国，女性从事兼职工作的比例低于欧洲，但男性的比例较高。日本的数据看起来与欧洲的相似，但那里的许多女性“兼职”几乎都是全职工作，只是她们的工资比正式的全职工作者少。在任何地方，‘兼职’仍常常被翻译为‘二等阶级’。”(《经济学人》，1998年7月18日)
超负荷工作和家庭
《经济学人》最近发表的一份关于职场女性的调查报告描绘了一幅可怕的画面，过劳折磨着现代美国人——不仅是蓝领工人，还有白领工人——这必然会对家庭生活和个人关系产生最具破坏性的影响:
“在父母双方都工作的地方(除了公司最高层管理人员外，这是一种常态)，通常情况下，每天天还没亮就开始为孩子做好准备，把他们送到公司的（补贴丰厚的）日托中心。然后，父母会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工作，然后把孩子们从待了十个小时的托儿所接回来，在回家的路上买点东西，给大家喂饭，把衣服放进洗衣机里，收拾残局，给孩子们讲睡前故事，然后自己疲惫不堪的上床睡觉。而这些都是没有发生任何问题的前提下的日子。
霍奇希尔德（Hochschild）女士发现这些雇员很少休育儿假，工作时间灵活，或利用其他任何有利于家庭的政策。相反，他们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越来越长，经常在标准时间之外大量的加班。有時候，他們真的需要加班的收入，但更多的时候，面对工作压力和家庭压力之间的选择，男性和女性都选择了工作，因为在工作中，他们至少可以享受到与同事的接触，被认真对待，并为他们的辛苦得到报酬，而在家里，他们感到被孤立，这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并被无休止的要求压得喘不过气来。工作变成了家，家变成了艰苦的工作。”
“当然，现在大多数有学龄儿童的美国家庭都在过着报告中所描述的那种生活，”《经济学人》（18/7/98）补充道。
然而，这些工人对自己的命运并不满意，一半以上的人认为“缺乏时间”是他们最大的问题。这是现代资本主义最突出的矛盾之一。当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提供了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短的每周工作时间时，数百万人被迫过着领取救济金却无所事事的痛苦生活，而数百万其他“幸运的”有工作的人则被迫过着苦差事、长时间工作和无休止的工作压力的生活。他们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健康和身体健康，以及家庭生活和与子女的接触。
技术的进步正被用来增加老板对工人的奴役，甚至让兼职在家工作的人也成为不限制工作日的办公室奴隶。诸如便携式电话、传呼机、传呼机和笔记本电脑等的发明，使得对工人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即使在没有直接监督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工作场所和家庭之间、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之间的区别不再有任何意义。资本的暴政，使得它对工人及其家庭的绝对控制，成为绝对的。因此，在21世纪初，我们应该问自己的问题不是“来生存不存在？”而是“在死前我们，有真的在‘活着’吗？”
“第二班”
为了外出工作，有孩子的妇女必须想方设法让孩子得到照顾。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除了头几年最优厚的带薪育儿假外，免费普及教育的原则也应该在儿童最小的年龄就推广到儿童身，而不是现在这样。工薪阶层的母亲被迫把她们的孩子交给缺乏经验和不合格的人照看，让他们在不令人满意的“托儿”中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悲剧就发生了，耸人听闻的媒体充分利用这些机会煽动对不幸妇女的仇恨。但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将指责的矛头指向为此类怪物创造条件的社会。
根据美国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最近的一项研究，大约80%的美国婴儿在出生后的头12个月里经常由母亲以外的人照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4个月大之前就开始照顾孩子，而他们通常每周被照顾约30小时左右。但它补充说：
“这些设置中的大多数都没有达到我们任何一个人认为的是最好的标准。勉强够用已成为描述这个国家典型的托儿安排的艺术术语，事实上，大约15%-20%的儿童托儿安排是糟糕的，甚至是危险的。”(《经济学人》，1998年7月18日，我们的重点)。
即使是这样的原始条件对许多被迫放弃找工作妇女来说也太昂贵了。尽管人们都在谈论解放妇女、职业妇女等等，但许多人仍然被困在家中四壁之间。根据欧洲共同体家庭事务委员会(European Community Household Panel)的数据，在整个欧洲，约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年龄段的人自称是“家庭主妇”，尽管这其中可能包括一些有兼职工作的人。她们的孩子越多，就越有可能成为家庭主妇。而这不一定是幸福的秘诀，《经济学人》说，“几乎在每个欧盟国家，外出工作的女性似乎比不工作的女性更健康，对生活更满意。至少她们可以免除‘第二班’：在为雇主工作一天后，在家工作一天。”（《经济学人》，1998年7月18日）。
一百年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中，我们看到：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参加工业生产，却意味着工人家庭生活的完全破坏，而不会有任何较高形式的家庭关系来代替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完全消灭工人的家庭，而是把工人家庭的一切光明面消除干净，只留下它的黑暗面，特别是耗尽妇女的力量，使她们脱离社会生活。今天，妇女从事工业生产，并不表明她们摆脱家务，而是说明在原来的负担上又加上了新的负担。但是一个人不能同时奉侍两个主人当妇女必须帮助男人去赚钱的时候，工人的家务就要无人照管而荒废下去，而现代社会用以代替私人家庭所提供的东西，比如公共食堂和贫民学校只是可怜的代用品，它们不过是富人抛给下层阶级的物质和精神粮食的残渣。”（爱尔福特纲领解说(英文名：阶级斗争)，第二章，“无产阶级第三节无产者的家庭离散”，PDF，P34）
今天的情况依然如此。妇女受到双重奴役：除了在工作场所的奴役之外，还加上了家庭的“第二班”。例如，日本的职业妇女除了带薪工作外，每天还需花约三个半小时做家务。而在其他所谓的文明西方社会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妇女与工会
如果没有与资本主义日复一日的进步斗争，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对争取改革的斗争并非完全无动于衷。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人在斗争中学习。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耐心地解释”，从工会和工党中最自觉、最积极的妇女开始，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解释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我们必须努力提高她们的水平，使她们对更广泛的问题、理论和思想感兴趣，为马克思主义赢得他们的支持。我们应该注意不要落入许多改良派、各教派，当然还有许多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的陷阱，以为女性只对所谓女性问题感兴趣。尽管这些问题中有许多是重要的，但如果低估了妇女对更广泛的问题和根本问题的兴趣，那就大错特错了。而相反的是，最优秀的女阶级战士会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纲领所吸引和鼓舞。
争取妇女利益的斗争必须从工作场所开始。组织女工到工会中，争取体面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以及与男工完全平等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职责。女工为劳工运动提供了巨大的革命潜力，而躲躲闪闪的保守的工会官僚机构是没有能力发展这种潜力的。新的生产条件和所谓服务业的巨大扩张意味着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妇女人数大增，而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加入工会组织。工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尽可能地主动提出要求开展一场运动，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层级特别是这些“行业”中的妇女和青年组织起来。
核心问题是工作场所中对妇女的公然歧视。全世界各地从事类似工作的妇女的平均工资都比男子低 —— 通常低20-30%。而较低的工资通常意味着较低的福利或没有福利，退休后的养老金也较少。这不仅对女性有害，而且对男工也有害。接受任何一个工人群体的低工资都会对一般的工资和条件产生压抑作用。接受女性和年轻人将获得比其他劳动力更低的薪酬是反动的、分裂的和适得其反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女性对工会漠不关心，因为工会对她们毫无帮助。 把没有组织起来的人组织起来是工会的基本职责，特别是在当今时代。特别重要的是争取“同工同酬”的斗争。“同工同酬”的原则很容易被资本家歪曲和回避，因为要比较不同生产部门中男女所做的不同类型的工作往往是困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正如《经济学人》的一项调查所言：
“这一次，他们很方便地发现工作正在等着他们。随着发达经济体的结构调整，大量新的服务行业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这与主要由男性填补的传统的、有保障的、全职的、全年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截然不同。这些新工作中有许多是兼职或是零工，提供并要求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而这往往更适合女性。许多工作也属于低地位，低薪行业，例如销售 ，餐饮和清洁服务，而这对养家糊口的男性没有什么吸引力。”（《经济学人》，1998年7月18日）。
在女性多而男性少的职业中，工资水平往往较低。这在销售、清洁和餐饮业尤其如此，而在护理和教学等主要雇主是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上，情况略有不同。 由于如此多的妇女集中在低薪工作中，尽管有很多同工同酬的立法，但所有国家的男性和女性收入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来自女工和工会的压力，这种差距正在缩小：以美国为例，在过去的20年里，女性的时薪已经从男性的64%攀升至80%以上。但差距依然存在，而且工资水平越低，差距越大。在美国，年轻的无子女的全职男女专业工人往往得到类似的工资，而在血汗产业中的低薪女工得到的工资只是在该工业中工作的男子平均工资的一小部分。
妇女还因其天生的生育功能而受到歧视。在当今社会，生孩子本应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却常常是一场灾难。特别是对母亲来说，这往往意味着完全失去工作，沦落到赤贫并屈辱地依靠可怜的国家经济福利为生。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媒体，玩世不恭地将单亲母亲贴上“靠国家生活”的寄生虫的标签，但他们却没有解释这些女性是如何被剥夺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并以最残酷和不人道的方式被社会边缘化的。即使成功地保住了一份工作，也意味着收入的下降。“但是一旦妇女开始有了孩子，她们的相对工资就会下降，孩子越多，她们的工资就越落后。”(《经济学人》，1998年7月18日，我们的重点。)
马克思主义还是女性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积极投身于女性解放事业，对抗不平等和一切形式的压迫、歧视和不公。但我们必须始终从阶级的角度出发。在始终如一地为代表妇女真正进步的每一项改革而奋斗的同时，我们必须说明，真正实现妇女——以及社会其他所有受压迫阶层——全面解放的唯一途径就是废除资本主义体制。这就需要男女工人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任何以“女性解放”或任何其他名义将妇女与男子对立起来，或将妇女与劳工运动的其他部分分割开来的倾向都是彻底的反动，必须给予强有力的打击。
我们不分性别、种族、肤色、宗教和国籍为无产阶级的神圣统一团结而斗争。因此我们为妇女事业而斗争，就必然要同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女性主义义作不容妥协的斗争。这种倾向，凡是在劳工运动中获得影响的，总是会落入最反动的分子手中并起着分裂的作用，给那些向社会主义方向移动的女性意识内播下混乱的种子。在这个问题上，就如同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我们必须采取坚定的阶级立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在他们的决议中总是谈到“劳动妇女”，而不是一般的妇女。不言而喻，争取女权的斗争包括所有女无产者，包括家庭主妇、女失业者、在校学生等。但关键因素是劳动妇女，她们在今天代表着工人阶级中一个日益壮大的部分。
仅仅实现形式上的“平权”而不改变社会关系是极其有限的，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社会压迫妇女的根本根源。在过去一个时期，许多与“正面歧视”（译者注：在英国实施的为特别弱势群体加分的政策）有关的所谓“改良”，实际上都成为一层层小资事业家升迁的工具。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以前在要求“平等”（有成为女牧师、女经理的权利等等）方面如此强烈的激进的小资女性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小了。为什么呢？因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基本上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资产阶级为女总经理、法官、银行家、官僚和牧师腾出了一点额外的空间。在美国，过去20年中，女性在中层管理人员中的晋升比例也许从4%上升到40%。现在财富500强企业中，有419家公司的董事会中至少有一名女性，其中三分之一的公司有两名或两名以上的女性。500强最前的公司在提拔女性方面比财富500强中最底层的公司要好得多。所以有些女性做得非常好，这些资产阶级和小资的野心家总是赞成“从自己做起，一个一个地解放妇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始终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女性主义，它与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的争取女性解放的真正斗争毫无共同之处。一旦这些职业妇女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解决了个人的“问题”，她们就很乐意忘记那些遭受最可怕的压迫和剥削的99%的妇女，而昔日的“女性主义者”则加入了剥削者的行列。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近年来从“种族关系产业”中大发横财的中产阶级黑人身上。统治阶级总能对一个丝毫不威胁其统治的运动做出这种"让步"。
我们不赞成“正面歧视”，无论是对妇女、黑人还是其他任何阶层。这是一种小资的要求，是对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视而不见的一种视线转移。就其本质而言，为妇女、黑人等设立任意的配额，是少数野心家提高地位的工具，给人以一种“正在做事”的感觉，而没有触及根本问题。这种方法并没有为歧视问题提供真正的答案，而是提供了一种转移注意力和象征性的做法。此外，这通常是官僚机构用来阻挡和工作人员用女性或黑人事业家和傀儡领导委员会、理事会和议会的一种方法。最明显的案例是美国，资产阶级巧妙地利用这种方法化解了种族问题，制造了相当大一层的黑人野心家。中产阶级的黑人利用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给自己安排了一份高薪厚禄的工作，然后决定对他们（无产黑人）说，让自己变得更“温和”、更“理智”一些可能会更好。
诚然，有时诚实的职业妇女和年轻女孩可能会在没有清楚理解这意味着什么的情况下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我们应该对她们采取灵活和积极的态度，就像我们对受压迫民族的成员一样。但正如我们反对民族主义一样，我们也反对女性主义，反对歧视的斗争丝毫不影响这一立场。我们总是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其他立场出发，来处理不平等问题。对于工人阶级女性来说，表达她们对自己因性别所面临的问题(不平等的工资、家务负担、抚养孩子的问题、性骚扰和对女性的暴力)的关注，并且想要与这些问题作斗争是一回事，而当资产阶级和小资的倾向企图利用女性问题在两性之间制造对立时，则完全又是另一回事。工薪阶层女性的自然担忧是一种声明，表明她们看到了不平等的存在，并对此表示反对。 这可以成为参与按照社会主义路线改变社会的斗争的出发点，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主义则孤立地对待妇女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寻求解决办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得出了反动的结论。
压迫女性对文明生活的威胁
妇女有一些特殊的问题必须加以解决。不仅仅是工作场所的歧视、基于性别的低工资、缺乏权利，还有与孕产、怀孕等有关的问题。妇女作为生理上的生育者的作用使保护孕妇和母亲的特殊权利的成为必要。实行形式上的平等，无疑是一种进步，但这并不能解决妇女的根本问题。
“男女平权运动者坚决要求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下使妇女同样享有选举权，但这并不能解决妇女、特别是无产者阶级妇女的实际平权问题。这一点，从近几年来资产阶级实行了男女形式上平等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女工情况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选举权并不能消除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遭受奴役的根源。在资产阶级国家，当无产者妇女在经济上还依附于资本家和业主，还依靠丈夫为生时，当母亲和婴儿不能受到各方面的保护，不能普遍接受社会教育时，以非宗教仪式的婚姻代替终身不得离异的婚姻，并不能能使妇女在婚姻方面得到平等的地位，因而不能真正解决男女平等关系的问题。”（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提纲））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影响妇女的整个社会改革史表明，这是完全正确的。
妇女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工厂或办公室门口，而是延伸到家庭和社会。我们必须争取废除一切歧视性立法，争取在法律面前男女完全平等，争取最充分的离婚和堕胎权，争取免费避孕和健康检查，争取在所有年龄段普及免费和高质量的托儿所和托儿服务。我们必须制定一个过渡性诉求的方案，从各个层面的妇女最直接、最迫切的需求出发，不仅在工作场所，而且在家庭、育儿、教育、住房、公共交通、养老、休闲、法律权利等方面。在争取每一个倾向于改善妇女命运的进步要求的同时，我们必须将这些需求与阶级内容结合起来。例如，我们应该要求建立由国家付费的优质日间托儿所。然而，为女工权利而进行的日常斗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使妇女认识到她们作为受剥削阶级成员的地位的手段，认识到必须为建立一个女性权利得到维护的不同的社会而斗争。
现行制度的衰败威胁着整个文明生活的基础。除了贫穷、低工资和失业造成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外，无产阶级还日益面临着毒品、犯罪和各种虐待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先威胁到妇女、儿童和青年。反动派和牧师们抱怨着道德沦丧，世风日下，却无法将其与我们所处的制度危机联系起来。工人运动的责任是为捍卫现有的、受到资本主义衰败威胁的文化和文明的因素而斗争。旧的家庭已经趋于破裂，但没有任何东西取而代之。因此，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其中许多是年轻而脆弱的妇女，作为依赖国家官僚机构的温柔仁慈的单身妈妈，面临着令人窒息的痛苦生活。资产阶级的伪君子似乎觉得她们受到的痛苦还不够，因此发动了一场无情的运动对她们进行侮辱、羞辱和定罪，把她们描绘成"牺牲社会利益"的社会弃儿（而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
在英国，布莱尔工党政府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攻击给予单身母亲的福利。几年前，澳大利亚的一位女政治家，可笑的“统一民族党”的领导人，宝琳-汉森（Pauline Hanson ）女士呼吁，如果单亲母亲生了第二个孩子，那就应该削减她们的福利金。她表示，“我要对那些不断与不同的父亲生下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单亲妇女下手，因为他们的支出是由纳税人承担的。”。在澳大利亚，有36万名单亲父母每年从420亿美元的社会保障总预算中获得29亿美元 。这些妇女的平均年龄为33岁，她们平均每周可获得170澳元（107美元）的巨额收入用于家庭的衣食住行，而这为国家节省了一笔远远大于用孤儿院抚养这些孩子所需的花费。以打击所谓的依赖文化为借口，借以攻击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类似的例子在所有国家都会重演。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基督教的道德化”伪善美德是为无情的削减成本的资本家所服务的。这也说明了资产阶级社会对妇女和儿童的态度。
离婚妇女的地位也是一个阶级问题。离婚和"单亲"的影响非常不同，这取决于妇女属于哪个社会阶层。一位美国法官判决百万富翁、国会金融公司总裁罗伯特·I·戈德曼（Robert I.Goldman）的离婚妻子获得其1亿美元财产的一半。《商业周刊》于1998年8月5日对此发表了一篇题为“欢迎来到新的高管离婚”的文章，其中指出：“强大的文化、法律和经济力量正结合在一起，使得美国离婚的代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尤其是对那些高官、高薪的商人来说。而这反过来又使得整个离婚过程变得更加丑陋，从一开始就令人不愉快。丈夫们把钱藏在加勒比海的秘密信托基金里，妻子们指责前夫虐待她们，而律师们则带着七位数的律师费离开。”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将“现代”单亲家庭作为社会进步和解放的完美典范。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显示，独居女性人数翻了一番，达到1500万。最近一本名为《单身生活中的即兴女性：重塑女性 》（The Improvised Women，Reinvolution Women in A Single Life ）的书描绘了这些无忧无虑的女性一幅理想的图景：“未婚女性买车、生孩子或领养孩子，并上升到有影响力的位置。”但是总体的统计数据掩盖了绝大多数单身母亲（其中许多是黑人）之间的鸿沟，她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城市的城市贫民区，生活在有如第三世界的环境下，遭受着贫穷、毒品、犯罪和暴力的噩梦。
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在普遍试图削减国家开支的努力上。对就业、生活水平、健康和教育的攻击影响到整个工人阶级，但对妇女的影响最为恶劣，她们发现自己处于剥削链的末端，从事着最差的工作，得到的保护和保障最少。此外，妇女还受到双重压迫。她们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同时也作为妇女而受到压迫。解决妇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这是一种能够保证男女真正自由的制度——个人和智力上的发展的自由。
我们意识到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最终消除给男人和女人留下伤痕的奴隶制印记，同时，我们还必须尽可能地同那些特别是在劳工运动中损害了劳动者的团结，阻碍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的落后的和反动的态度作斗争，我们必须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道德而斗争，让所有工人，无论男女，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要被视为平等的兄弟姐妹，团结在反资本斗争的事业中。
斗争中的女性
必须深入到工人阶级妇女所处之地，不仅是那些许多妇女被强行排除在外的工作场所。许多女性可能会因为其他问题而加入到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 糟糕的住房、高昂的生活成本、高昂的租金等等，英国的人头税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劳动力发生罢工的地方，罢工者的妻子的积极参与是至关重要的。她们可以提供巨大的力量储备，但这一点往往被男工所忽视。因此，在1984-85年英国矿工罢工期间，罢工者的妻子组织成“支援委员会”与工会和罢工委员会联系在一起，在罢工中发挥了宝贵的作用，她们在这个过程中快速学习成长。妇女一旦积极参加斗争，她们的整个面貌就会迅速转变。即使以前是政治上落后、保守或信奉宗教的妇女，也能很快地形成革命意识，特别是在有马克思主义倾向帮助并向她们解释的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随时的主动的帮助妇女参与行动。显然，这应该在与工会和罢工委员会密切联系的情况下进行，而不是像宗派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总是试图做的那样，与官方运动背道而驰。这种临时委员会不可能具有任何独立的意义，当这场运动结束时，它们将会趋于消亡。企图人为地保持它们的存在则意味着它们将趋向于官僚化并被不具代表性的份子、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者等所垄断，所以当运动重新开始时，它们就会成为障碍。参加这类委员会的目的并不是要让他们反对工会，而是要保证妇女开始积极地活跃在劳工组织中并改造他们。随着生产性质的转变和旧的重工业让位于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生产方式，妇女正日益成为劳动力中的决定性大组成部分。
然而，妇女的解放最终只能通过全体工人阶级的解放才能实现：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向西方和东方各国共产党提出的直接任务，就是要加强党对无产阶级妇女的工作。同时，大会向全世界的女工指出：只有共产主义取得胜利，她们才能从千百年的无权地位、备受奴役和不平等状态下获得解放。共产主义给妇女的一切，是资产阶级妇女运动所绝对做不到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资本统治和私有制的情况下，妇女要摆脱对丈夫的依赖，至多也不过是争得支配自己的财产和支配自己的工资的权利，以及和丈夫有同等权利来决定子女的命运。”（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提纲））
共产主义和家庭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初，女性解放问题就占据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心位置。在《共产党宣言》面世之前所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中我们看到：
“第二十一个问题：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答：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将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是由于这种社会制度将废除私有制并将由社会教育儿童，从而将消灭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私有制所产生的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这也是对道貌岸然的市侩关于共产主义公妻制的号叫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著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共产主义原理》）
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解释的那样，奴役妇女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只有从根本上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劳动分工才能最终克服这种现象。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这样写道：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在相当早的生产发展阶段上，人的劳动力就能够提供大大超过维持生产者生存所需要的产品了，这个发展阶段，基本上就是产生分工和个人之间的交换的那个阶段。这时，用不了多久就又发现一个伟大的“真理”：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人变为奴隶，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男女关系是扭曲的、不人道的，因为普遍的商品生产制度把人降到了物的层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金钱纽带”下，不仅是两性之间的关系，而且所有的社会关系总体上都会变得非人化和异化。这是一个非自然的社会，被非自然的关系所支配。人们不再像人类一样行事和思考，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像怪物一样行事，这有什么奇怪的吗？父母开始把孩子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丈夫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妻子。在金钱就是上帝的“市场经济”中，在无情的生活压力下，关系被扭曲和扭曲得面目全非。 正如恩格斯解释的那样：
“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威力，最后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显示着自己的作用。”（同上）
如果我们要认真处理奴役妇女的问题，仅仅处理这方面最明显的表现是不够的。当然，正如我们所说，有必要与各种歧视和不平等作斗争。但是，除非消除压迫妇女的根源，否则问题的实质是不会得到解决的。只有当全人类被解放时，女人才会获得真正的解放。也即，当人类开始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的时候。恩格斯解释说：
“但是，专偶制完全肯定地将要失掉的东西就是，它因起源于财产关系而被烙上的全部特征，这些特征就是：第一，男子的统治，第二，婚姻的不可解除性。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婚姻的不可解除性，部分地是专偶制所赖以产生的经济状况的结果，部分地是这种经济状况和专偶制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正确地理解并且被宗教加以夸大的那个时代留下的传统。这种不可解除性现在就已经遭到千万次的破坏了。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子中间，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
共产国际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案设想：
“如公共食堂、洗衣房、修理间、社会福利机构、公社之家等等，因为这些设施可按新的共产主义原则来改造日常生活，减轻过渡时期妇女的重担，加速她们日常生活的解放，从而使家庭的奴隶变成伟大社会建设的自由参加者，变成新生活方式的创造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提纲））
但在1917年后俄国普遍落后贫穷的情况下，这些思想无法得到充分地付诸实践。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
你不能‘废除’家庭，你必须取代它。妇女的实际解放在'普遍的需要'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托洛茨基《妇女与家庭》，第62页。）
家庭不能像国家一样一夜之间被废止。这两者的逐渐消失取决于群众在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的物质生存条件的转变，因此，随时间推移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相互关系的转变。最终，随着超级富足的实现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旧的习惯和奴隶心理将被改变，男女关系也将随之改变。但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生活条件本身的转变。将工作日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表现形式是社会解放的必要条件。但除此之外，技术的进步应使家务劳动的实际废除成为可能：这是妇女受家庭奴役的基础。
所有压迫的根源，无论是对妇女、黑人还是其他受压迫群体的压迫，归根结底是植根于商品生产的奴役和异化。只有当这一点被废除，整个社会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变时，家庭和国家——这对野蛮的孪生兄弟——才会最终不复存在。当源于苦难的旧的原始的、非人的心理最终退到过去的时候，新的社会秩序的物质条件就会建立起来，在这种新的社会秩序中，外部强迫和强制的最后残余将消失，男人和女人将最终能够作为自由的人相互联系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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