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历史上的民族问题

“如果姑且不论尼德兰人争取独立的斗争和英格兰的岛国命运，那么西欧资产阶级民族形成的时代就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而且是大体上花了100年的时间，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而完成。”（《俄国革命史》）

虽然大多数人认为民族国家是一种自然的东西，因此植根于遥远的过去，甚至植根于男人和女人的鲜血和灵魂中， 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现代的创造，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只存在于最近200年。唯一的例外是荷兰，16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以反对西班牙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形式进行的，而英格兰则是因为它作为岛国的独特地位，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洲其他国家早（从14世纪晚期开始）。在此之前没有国族，只有部落、城邦和帝国。把后者称为“国族”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因为人们经常这样做。一位威尔士国族主义作家甚至提到“威尔士国族”ーー在罗马入侵不列颠之前！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当时的威尔士是一个部落聚集地，与其他部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些部落居住在现在称为英格兰的地方。民族主义作家试图制造“民族”（尤其是他们特定的民族/国族）一直存在的印象，这是一种有害的特质。事实上，民族国家是一个历史演化的实体。它并不总是存在，也不会永远存在于未来。

事实上，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是资产阶级建立的，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它必须打破地方限制，小地方有地方税、收费公路、独立的货币系统、独立的度量衡。下面的摘录来自罗伯特·海尔布鲁诺，他非常生动地描述了1550年一位德国商人的一次旅行：

“安德烈亚斯·瑞夫（Andreas Ryff），一个留着大胡子、穿着毛皮大衣的商人，要回巴登城的家了；他给妻子写信说，他已经逛了三十个市场，屁股都被马鞍给磨破皮了。他更被当时的各种繁琐所困扰；在旅行中，他大约每隔十英里就会被拦住一次，交纳关税；在巴塞尔和科隆之间，他要交纳三十一次征税。

“還不只這些。他访问的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货币，自己的规章制度，自己的法律和秩序。仅在巴登周边地区，就有112种不同的长度单位、92种不同的谷物单位、123种液体单位、63种酒单位和80种不同的磅重单位。”（《世俗哲学家》（The Worldly Philosophers）），p. 22）

推翻这种地方特色主义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将生产力集中到一个民族国家是资产阶级的一项巨大进步的历史任务。 这场革命的基础是在中世纪后期，即封建制度衰落，资产阶级和逐渐确立其权利的城镇崛起的时期。中世纪的国王们需要钱来进行他们的战争，并且被迫依靠不断增长的商人和银行家阶层，比如富格尔家族和美第奇家族。但是，市场经济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当时存在的只是资本主义的雏形，以小规模生产和地方市场为代表。人们还不能谈论一个真正的国家市场或国家。诚然，一些现代欧洲国家的要素已经有了轮廓，但这些国家还处于未发展的阶段。虽然法国是在与英国的百年战争中逐渐形成的，但这些斗争具有封建王朝性质，而不是真正的国族性质。在战争中作战的士兵更多地效忠于他们的地方领主而不是法国国王，尽管存在一个共同的领土和语言，但他们认为自己是布列塔尼人，勃艮第人和加斯科尼人，而不是法国人。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一个真正的国族意识才逐渐地、痛苦地出现。这一过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货币经济以及以中世纪晚期英国羊毛贸易为代表的国家市场的逐渐兴起是平行的。封建主义的衰落和专制君主制的兴起，出于自身的目的，鼓励资产阶级和贸易，加速了这一进程。正如罗伯特·海尔布鲁诺（Robert Heilbroner）所言：

“首先，欧洲逐渐出现了国家政治单位。在农民战争和君主征服欲的打击下，封建主义早期的孤立存在让位于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君主制带来了国族精神的发展； 反过来，这意味着皇室对有利产业赞助，比如伟大的法国挂毯工厂，以及军队和军队及其所有必要的附属产业的发展。困扰上述的安德烈亚斯·瑞夫和他的十六世纪旅行商人同伴们的无穷无尽的规则和规章制度，让位于国家法律、共同的衡量标准和或多或少的标准货币。“（同上，p. 34）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问题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有关的。严格地说，民族问题并不构成社会主义纲领的一部分，因为它本应由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解决。首先是资产阶级建立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建立，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革命和进步的发展。这不是和平和不经过斗争就能实现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国家——荷兰——形成于16世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这场革命的形式是反对帝国西班牙的民族解放战争。在美国，它是在18世纪的民族解放革命战争的基础上发生的，并在1860年代通过一场血腥的内战得到巩固。在意大利，这也是通过民族独立战争实现的。德国的容克贵族俾斯麦以反动手段，在战争和“铁血”政策的基础上，完成了统一德意志这一当时的进步的任务。

法国革命

现代欧洲民族国家（除了荷兰和英国以外）的建立始于法国大革命。在这一点上，民族国家的概念与王权的概念是相同的。民族是统治君主的财产。这种直接从封建主义继承下来的陈旧的法律制度，同资产阶级兴起的新情况发生了直接冲突。为了征服权力，资产阶级不得不提出自己是人民的代表，即民族的代表。正如 罗伯斯庇尔所说： “在贵族国家里，除了贵族家庭夺取了主权之外，‘民族’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民主制度下，国家才是组成国家的所有个人的真正祖国。”（引自 卡尔（E. H. Carr），《布尔什维克革命》（The Bolshevik Revolution），第一卷，p. 414.）

法国革命的首要原则是最坚定不移的中央集权。这是它在与得到整个欧洲支持的旧政权的生死斗争中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在“共和国，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旗帜下，法国大革命首次将法国统一为一个国家，抛开了所有的地方特色主义和布列塔尼人、诺曼人和普罗旺斯人的分裂主义。另一种选择是革命本身的瓦解和消亡。旺代河的血腥斗争，既是反对分裂主义的斗争，也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波旁王朝的倒台给了整个欧洲的民族精神以强大的推动力。在第一个时期，革命人民成功地推翻了旧的封建君主专制的例子，对各地的革命和进步力量起到了鼓舞和促进作用。后来，法兰西共和国的革命军队被迫向欧洲列强发起进攻，这些列强在英国和俄国沙皇的领导下联合起来粉碎了革命。革命军以惊人的武力壮举，成功地击退了各条战线上的反动势力，从而向世界展示了革命人民和武装民族的令人震惊的力量。

革命军队到处都带着反抗的精神，必然要把革命的信息带到它所占领的领土上去。在革命的上升阶段，法国公约的军队以解放者的身份出现在欧洲人民面前。为了在这场与旧秩序的巨大斗争中取得胜利，他们不得不号召群众进行同法国一样的革命变革。这是一场革命战争，前所未有的革命战争。法国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人权宣言》的革命信息无处不在，是宣告封建和君主制压迫结束的战斗口号。正如大卫·汤普森（David Thompson）所指出的：

“他们（法国人）确实得到了当地土著支持者的帮助，他们工作中具有破坏性的一面常常受到欢迎。只有当人们发现法国统治者的苛刻程度丝毫不亚于他们过去的政权时，他们自治的理念才开始被激发。人民的主权应该导致民族独立的想法是法国占领的间接结果； 它最初的意思是废除特权和普及权利，只是由于征服的结果，才融合到这个新的含义中。法国革命者有意传播自由主义，但无意中却创造了国族主义。“（David Thompson，《拿破仑之后的欧洲》（Europe After Napoleon），p. 50）。

法国大革命的疲惫和衰败产生了拿破仑·波拿巴的专政，正如孤立的俄国工人国家的堕落后来导致了斯大林的无产阶级波拿巴专政一样。较早的革命民主信息被扭曲并变形为波拿巴的朝代和帝国野心，这对法国是致命的。然而，即使在波拿巴统治下，尽管形式扭曲，但法国革命的某些成果仍得以保留并传播到整个法国的欧洲领土，还取得了革命性的成果，尤其是在德国和意大利：

“它最具破坏性的成就是最持久的。波拿巴通过摧毁低地国家、德国大部分地区和意大利的封建制度，延长和延续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封建主义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包括对农民的贵族管辖权被终止了；封建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农民向贵族支付封建会费也被终止了，尽管通常是以补偿和赔偿作为回报。教会的要求绝不被允许，以阻碍这次重组。中产阶级和农民像贵族一样，成为国家的臣民，都同样有纳税义务。税收征收制度更加公平、高效。废除了旧的行会和城镇寡头政治；取消了内部关税壁垒。在向人才开放的职业意义上，世界各地都实现了更大的平等。拿破仑征服后，现代化的风潮席卷了整个欧洲。他试图将西欧打造成一个由被兼并或附属领土的屈从集团的暴力企图，至少成功地摆脱了陈旧的管辖权和特权，摆脱了过时的领土划分。他扫走的大部分东西都无法恢复。”（同上，p. 67.）

但拿破仑的统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了避免在国内征收重税，波拿巴在被征服的领土上征收重税。尽管社会进步了，法国的统治仍然是外国的统治。正如罗伯斯庇尔明智地指出的那样，没有人喜欢拿着刺刀的传教士。法國的入侵無可避免地引發了與之相反的民族解放戰爭，這些戰爭最終破壞了早期赢得的成就。拿破仑在俄国冰封的荒原上的失败和法军的覆灭是民族起义浪潮的信号，反对法国人。在普鲁士，全国人民奋起反抗，迫使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与拿破仑开战。在拿破仑战争的血腥混乱和随后的胜利者的瓜分中，产生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大部分现代欧洲国家。

1848年以后的民族问题

1848年是欧洲民族问题的一个转折点。在革命的火焰中，德国人、捷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马扎尔人被压抑的民族愿望被猛烈地推到了前台。如果革命成功了，那么通过最民主的方式解决德国和其他地方的民族问题的道路就会畅通无阻。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的那样，1848年的革命被反革命资产阶级出卖了。革命的失败意味着民族问题必须用其他方法来解决。顺带一提，失败的原因之一恰恰是为了反动目的而操纵民族问题（例如捷克人的问题）。

在德国，民族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统一。1848年革命战败后，这个国家仍然分裂为一系列小国和君主国。這對於資本主義在德意志的自由發展和工人階級的發展﹐是一個無法克服的障礙。因此，统一是一种进步的要求。但是，谁将统一德国以及以何种方式统一德国的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希望统一的任务能够由工人阶级用革命的手段从社会基层完成。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无产阶级在1848年未能用革命手段解决这个问题，保守的普魯士容克贵族俾斯麥便以反動手段解決了這個問題。

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方法是通过战争。1864年，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联合起来打败了丹麦人。丹麦输掉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省。而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随后的一场争辩之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省于1865年与德国合并。为了不让法国卷入冲突，俾斯麦随后与意大利结成联盟，共同对抗奥地利。1866年7月，奥地利在克尼格雷茨战役被击败，普鲁士对德国的统治得到了保证。此举通过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代理，以反动的手段实现了德国的统一。这加强了普鲁士军国主义和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地位，并在欧洲播下了新战争的种子。因此，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以何种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由哪个阶级解决，符合谁的利益，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为什么要求我们仅仅充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拉拉队，纵使他们执行的是客观上具有进步性的任务，也是不可接受的。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阶级立场。

客观上，德国的统一当然是一种进步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表示支持。但这绝不意味着德国社会主义者应该支持俾斯麦。这种想法在根本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反对反动的俾斯麦，但是当后者成功地统一了德国时，马恩两人不得不勉强支持它，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因为它将促进德国无产阶级的统一。因此，恩格斯在1866年7月25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

“这件事情有这样一个好处，那就是它使局势简单化了，同时由于它消除了各小邦首都之间的争吵，而且无论如何是加速了发展，所以革命就容易发生了。归根到底，德国议会的确是和普鲁士议院完全不同的。所有的小邦都将被卷入运动，地方割据的最恶劣的影响将会消失，各个党派将最终成为真正全国性的，而不再只是地方性的。主要的坏处是普鲁士主义在德国将不可避免地泛滥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坏处。其次是德意志的奥地利暂时分离，这种分离的后果将是波希米亚［译文编者注：即捷克］、莫拉维亚、克伦地亚的斯拉夫化的立即加强。可惜这两件事都是无法阻止的。

因此，据我看来，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只是不加赞许地承认这一事实，并尽可能利用现在已经出现的较大的可能性，把德国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和团结起来。”（引自“恩格斯致马克思”）

意大利统一

意大利也有类似的情况。1850年代末，尽管意大利多次试图实现统一，但意大利仍然无可救药地处于分裂状态，被吞并其北方领土的奥地利征服。此外﹐幾個較小的邦國﹐包括兩西西 里（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波旁王國﹐都受到奧地利軍隊的保護﹐不會發生革命。意大利中部的教皇国受到法国的“保护”。只有以萨伏伊-皮埃蒙特为基地的小萨丁尼亚王国才没有受到奥地利人的统治。在能干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卡沃尔伯爵的领导下，保守的统治王朝逐渐扩大了势力范围和领土，把奥地利人一个接一个地赶走。

在皮德蒙人反对奥地利的王朝保守派的同时，还出现了激进的、革命的国族主义运动，其中混杂着共和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這些力量在意大利的每一个州和流亡者中都有存在。这一趋势最明显的代表是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他的困惑和摇摆不定的思想与他所代表的运动的本质相对应。相比之下，独立的北意大利国家皮埃蒙特的领导人奔所（Camillo Benso Conte di Cavour）则是一个诡计多端、缺乏原则性的操纵者。在一个典型的外交阴谋中，他首先得到英国和法国的许可，让他们在1855年加入到对俄国的克里米亚远征中。然后，奔所向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秘密地承諾了尼斯和薩伏依爾的領土租讓﹐得 到 了一份條約﹐保證法國在與奧地利發生糾紛時援助皮埃蒙特。爆发于1859年的战争，是意大利统一的起点。在意大利所有公国和教皇国内都发生了起义。皮埃蒙特军队和法国军队一起在索尔费里诺战胜了奥地利。意大利的统一似乎迫在眉睫。但这并不符合路易 · 波拿巴的利益，他立即与撤退的奥地利军队签署了停战协定，从而放弃了皮埃蒙特和革命者的命运。

最后，意大利的解放战争被西西里岛的起义所拯救，这场起义迎接了加里波第远征军1000名红衫军的登陆。在赢得西西里战役后，共和派将军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的叛军入侵意大利南部，凯旋进入那不勒斯。因此，意大利的統一就這樣由下而上地透過革命手段實現了，但成果却是在其他地方收获的。奔所这位永远的阴谋家说服了伦敦和巴黎，让他们相信，与其坐等整个意大利落入革命者和共和主义者的手中，不如接受保守的皮埃蒙特统治，而不是统一的意大利。皮埃蒙特王朝的军队毫无抵抗地向那不勒斯挺进。10月26日，加里波第没有与他们战斗，而是打开了大门，向皮埃蒙特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致意，称赞他为“意大利国王”。因此，意大利人民只赢得了一半的胜利，而不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对旧秩序的彻底胜利。

意大利没有建立共和国，而是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它没有实行民主，而是获得了有限的选举权，使得98% 的人无法投票。教皇被允许继续他在教皇国的统治（对路易 · 波拿巴的让步）。然而尽管如此，意大利的统一还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整个意大利是统一的，除了威尼斯，它仍然在奥地利的控制下，和教皇的国家。1866年，意大利加入了普鲁士对奥地利的战争，并获得了威尼斯的奖赏。最后，法国在普法战争战败后（1871年） ，法国军队从罗马撤出。意大利军队进入这座城市标志着意大利统一的最后胜利。

到19世纪下半叶，西欧的民族问题已基本解决。1871年以后，随着德意志统一和意大利的跟进，欧洲的国家问题似乎局限于东欧，尤其是具有爆炸性意义的巴尔干地区，它与俄罗斯、土耳其、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领土野心和竞争纠缠不清，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一个时期，即大约从1789年到1871年，民族问题在西欧仍然扮演着相对进步的角色。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即使是在反动容克贵族俾斯麦领导下的德意志统一也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为进步的发展。但到了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开始超越民族国家的狭隘局限。这已经表现在帝国主义的发展和大国之间不可抗拒的战争倾向上。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标志着东南欧民族国家的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波兰凡尔赛条约（顺便提一句，在“民族享有自决的权利”的口号下举行）完成了任务，瓦解了奥匈帝国，使波兰获得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