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Reverend Thomas Malthus）在19世纪声名鹊起，他是贫穷和不平等的热心捍卫者。他断言，穷人之所以贫穷，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或不公，而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多，争夺有限的资源。如今，马尔萨斯的观点仍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流传，甚至对部分左派也产生了影响。在这篇文章中，亚当·布斯借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批判，揭示了这些思想在今天的错误和反动影响。（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3年11月10日。译者：Eric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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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正在崩溃，因为蜂拥而来的移民霸占了我们的家园，抢走了我们的工作。一群挥舞着轮椅的八旬老人组成的僵尸大军以其对社会服务永无止境的需求淹没了政府为数不多的预算。我们拥挤的世界正在燃烧——因为我们的生活标准远远超过了我们所能生产的一切。”
诸如此类的反动断言在资产阶级媒体的头版头条一遍又一遍的被宣扬着。
这些断言，在某种形式上，都是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的反动思想的现代反映，他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牧师和经济学家，他的名字几乎就是当代人口学的同义词；尤其是认为人口过剩是社会所有弊病根源的那些理论。
归根结底，马尔萨斯的意识形态支撑着右翼对移民和难民的排外主义攻击。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机构也在恶意传播类似的论点，将公共卫生和养老金系统所面临的危机归咎于老年人。我们还被告知，显然是“潮婴儿潮一代”阻碍了千禧一代和Z世代购买房屋或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而不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混乱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
然而，今天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不仅在统治阶级口中被不厌其烦地重复，还有许多所谓的 “左派”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了这些思想，表现为理论的“退化”和其他类似的、在环境保护运动中盛行的信念。
这种主张在政治光谱中广泛传播，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用对马尔萨斯主义的正确理解来武装自己，并对这种哗众取宠的说法做出明确的社会主义回应。
反动思想的宣扬家
马尔萨斯因其关于人口和生产规律的理论而最为闻名——或者说臭名昭著。最初，他在一篇题为《人口原理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的文章中概述了这一理论。这篇论文的第一版发表于1798年，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不久。
马尔萨斯因其关于人口和生产规律的理论而最为闻名——或者说臭名昭著。//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这个时间点并非巧合。法国的革命激励了整个欧洲的浪漫主义作家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更不用说受革命鼓舞的新生劳工运动。在英国，欧陆革命对国内和殖民地产生的激进影响使统治阶级感到恐惧。例如，在马尔萨斯的文章发表的同一年，爱尔兰爆发了反对英国统治的叛乱——由爱尔兰人联合协会领导，这是一个受法国兄弟姐妹的革命理想影响的共和派团体。
在这些事件的刺激下，英国的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odwin）等思想家开始构想一个基于科学和理性的未来社会的无限潜力，认为人类的进步是没有界限的。
这种宣传被统治阶级认为是极其危险的。而在马尔萨斯身上，他们找到了一个更愿意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宣扬家；一个在理论上反驳乌托邦派的人，他的理论为资本主义破产的现状提供了辩护。
在这方面，马尔萨斯的文章第一版明确是作为对戈德温和其他人的答复而写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等其他保守主义和反动势力的火炬手一样，他的目的是提供一个 “结论性的反对人类大众可能被完善的论据”[1]。
总而言之，马尔萨斯说，如果没有任何物质障碍或限制并任由人类自由发展，人类将以几何级数的速度繁殖——1、2、4、8、16，以此类推。然而，他认为，我们生产食物的能力-——种植作物和饲养动物——只能以算术速度增长。1、2、3、4、5，等等。
根据我们这位声名狼藉的牧师的推论，人类的数量将不断受到 “积极的制约”，例如战争和饥饿，它们限制了人口增长。换句话说，对马尔萨斯而言，死亡、破坏和疾病皆是人类不可持续的生育欲望造成的后果：
“这块土地上的存在的胚胎，如果有充足的食物和充足的空间来扩展，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会填满数百万个世界。可惜自然界中无孔不入的法则，将它们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植物和动物的种族在这一伟大的限制性法则下萎缩。而人类则无法通过任何理性的努力来摆脱它。在植物和动物中，其影响是浪费种子、疾病和过早死亡。而在人类中，其影响则是以苦难和罪恶来表现。”[2]
怪罪穷人
马尔萨斯不仅暗示人口增长不可能是无限的，他的申论走得更远。毕竟，对人类的总体规模有物质限制的论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显然，如果没有足够的营养物质、水等的供应，任何物种都无法继续增殖。
马尔萨斯最初的论文主要是针对浪漫主义者和乌托邦主义者的论战。然而，在后来的著作中，他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当时紧迫的政治问题。在每一个场合，他都得出了恶毒的反动结论——穷人才是最明显的问题。
伴随着英国的工业革命，大量“自由劳动者”从农村涌入城市，资本主义将工人嚼碎后吐到大街上，造成了广泛的贫困。
在马尔萨斯写这篇文章时的英国，存在一个以教区为基础的 “济贫法”系统。它为乞丐和流浪者提供了救济。但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经济萧条和大规模失业困扰着英国，旧的济贫法愈发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
到1832年，英国王室成立了皇家委员会，并提出了一个新的《济贫法》。马尔萨斯的论点——由马尔萨斯本人公开和热心地提出——被用来证明当地地区一级的援助将被集中的救济院系统所取代：地狱般的国家机构提供简陋的住宿和稀粥以换取人民艰苦的劳动。
马尔萨斯和他的追随者认为，以前的《济贫法》只是让糟糕的请况火上加油。他们说，真正的问题是食物和其他生存手段的供应。通过慈善重新分配财富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相反，它只会鼓励下层阶级的繁殖，使问题更加严重。
换句话说，穷人要为自己的贫穷负责。就像其他正义的灵魂一样，他们必须委曲求全地接受他们的生活命运——否则，混乱和痛苦将普遍存在：
“一个人出生在一个已有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从他的父母那里获得生存必须凭，那他对父母就有正当的要求，而如果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他就没有权利要求获得最小分量的食物。事实上，他甚至没有理由呆在这里。在大自然的盛世中没有他的容身之处。她让他离开，并将迅速执行她自己的命令，如果他不在她的一些客人的同情心上下功夫的话。可如果这些客人起身为他腾出空间，其他闯入者就会立即出现，要求得到同样的帮助......
宴会的秩序和和谐被打乱了，以前的丰富变成了匮乏；客人们的快乐被大厅里每个地方的苦难和依赖的景象所破坏。”[3]
马尔萨斯和他的崇拜者们不但反对向贫民提供援助，更呼吁对后者进行惩罚和有效监禁，以防止他们像啮齿动物一样繁殖。
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研究》中指出：“[马尔萨斯学说认为]问题决不在于去养活“过剩人口”，而在于采用某种办法尽可能地缩减过剩人口的数目。”[4]
年轻的卡尔·马克思也说道：“英国议会把赤贫是工人自己造成的贫穷那种看法和这个博爱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因此，它并不认为这种贫穷是一种不幸，应该加以防止；反而认为这是犯罪，应该加以镇压和惩罚。”[5]
人vs动物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马尔萨斯和1834年《新济贫法》出台后，将这些反动论点撕成了碎片。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对马尔萨斯的假设所依据的基本公理提出了质疑。恩格斯质问：
“马尔萨斯的整个学说是建立在下面这种计算上的：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而土地的生产力则是按算数级数增加…差额是触目惊心的，但是这是否对呢？”[6]
马尔萨斯声称已经用经验证据证明了这些关系。特别是他通过研究新社会在北美和其他英国殖民地的扩张，确定了他的人口几何增长速度。
马尔萨斯所称的确切数字比率存在偏离是他理论中的主要缺陷。最重要的是，牧师关于生产极限的论断必须受到质疑。
“在什么地方证明了土地的生产力是按算术级数增加的呢？” 恩格斯在《批判》中继续说。“我们可以假定耕地的面积是有限。但是，在这个面积上使用的劳动力却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即使假定收获量并不是永远和花费的劳动量同比例增加；但是我们还有第三个要素，一个对经济学家来说当然是毫无疑义的要素——科学。它的进步和人口增长一样，是永无止境的。”[7]
换句话说，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并不比动物好。在他看来，人类就像培养皿中的细菌：注定要以指数方式繁殖，直到耗尽其栖息地的所有可用资源。
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解释说，与动物王国的其他部分不同，我们人类有能力进行有意识的积极思考；通过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并利用这些知识来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发展科学和技术，以掌握自然的力量。
通过他的人口（或人口过剩）理论，马尔萨斯相信他已经发现了一个永恒的自然规律。但这只是一种粗暴的观点；一种还原论的形式，它实际上是想把人类社会的动态变化表现为达尔文式的“生存斗争”而已（比达尔文本人早了几十年）。
可惜人类通过劳动能够发展其掌握的生产力，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的条件，并击穿任何阻碍我们物种扩展的障碍。这就是人类与所有其他生物的区别所在。
恩格斯在其未完成的代表作《自然辩证法》中强调：“人则从事生产，他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因此，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8]
换句话说，社会和人类群体的发展规律与生物学和进化的规律有着本质的不同。人类社会有它自己的规律，超越那些适用于其他物种的规律。人口学的科学不能沦为一种社会 “达尔文主义”。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马尔萨斯以其抽象的人口规律，成为他所反对的乌托邦主义者的镜像。后者梦想着描绘一个脱离物质条件的完美社会的蓝图，而前者试图通过求助于所谓的永恒的社会法则来捍卫现有的事态；人口法则被认为在历史上普遍适用，就像牛顿的运动法则在物理学上一样。
与这两个理想主义阵营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们解释说，适用于所有形式的文明的永恒的社会规律是不存在的。相反，人类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带来了自己的动力、矛盾和社会关系。每种生产方式又有其独特的人口规律，必须对其进行具体的研究。
“[按照马尔萨斯派的说法，] 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马克思在他的通信中这样表示，以告诫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历史唯心主义：
“这个自然规律就是《struggle for life》，即‘生存斗争’这一句话（达尔文的说法这样应用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而这句话的内容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律，或者更确切些说，人口过剩律。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斗争’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历史地表现出来，而只要把每一个具体的斗争都变成‘生存斗争’这句话，并且把这句话变成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狂想’就行了。”[9]
“这样一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进一步解释，“[马尔萨斯]把历史上不同的[人口]关系转变成一种抽象的数字关系，他纯粹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既不依靠自然规律，也不依靠历史规律。”[10]
人类人口的规律和限度不是由自然界决定和制约的，而是由生产决定的。不同的生产方式，又有不同的人口规律。
人类人口的规律和限度不是由自然界决定和制约的，而是由生产决定的。//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11]
相对剩余人口
在驳斥了马尔萨斯的抽象的、不可改变的人口规律之后，马克思开始着手分析和制定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这一积极任务。
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关注自己试图研究影响特定社会规模的人口动态。一系列的因素——包括不断变化的道德和宗教态度——可能决定一个特定类型的人口是增长还是萎缩；父母是否选择拥有更大或更小的家庭；出生率和死亡率是低还是高。
在这方面，马克思明白，人类的总人数并不完全基于经济决定因素；人口和生产之间没有机械关系。
相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概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是如何导致相对过剩人口的趋势的。
马尔萨斯将贫困归因于人口的绝对数量；太多的人追逐太少的商品，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相比之下，马克思表明，贫穷是资本主义矛盾的结果。
在对越来越大的利润的无止境的渴求的驱动下，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迫使他们不断地将剩余价值——由工人阶级创造的——重新投入到新的生产资料中，导致扩张和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对劳动能力的总需求增加。然而，与此同时，资本家投资于机械和自动化，以提高工人的生产力，降低他们的商品价格，并在竞争中胜过其他生产商。因此，出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势。一方面，工人被技术所淘汰，并被扔到废品堆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失业的工人又被重新吸收到生产中。
一些行业被改造，使工人成为多余的人；另一些行业则扩张，创造了对额外工人的需求。不同经济部门之间和内部的这些变化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和萧条的永恒周期。其结果是被认为超过资本要求的人口的起伏；即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的混乱波动。
马克思在他的巨著中解释说，“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12]
此外，马克思强调，后备劳动大军不仅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而且是资本主义积累并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
为了不断扩大他们的业务，资本家必须在任何时候都保证现成的闲置劳动力供应。同时，这种工人储备的存在有助于保持工资的下降压力，从而提高老板的利润。
“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13]
那么，不如马尔萨斯所言，是人口的绝对数量压低了工资，造成了贫困，而是资本的活力造就了劳动力的后备军；不是人口过多和生产有限的情况，而是相对于利润制度的需要来说人口过剩；如同恩格斯所强调的那样，不是"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而是对就业资料的压力”[14]。
“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15]
人口过剩 vs 生产过剩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实际矛盾，这些矛盾使社会无法养活越来越多的人。这可以取代了马尔萨斯关于粮食供应方面的算术进展的论断。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实际矛盾，这些矛盾使社会无法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最重要的是，他们解释说，人口过剩的情况遥遥无期，而生产过剩的情况总是近在眼前。人类面临的不是永久的匮乏，而是富足中的贫穷。正如恩格斯所写的那样
“生产得太少，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但是，为什么生产得太少呢？并不是因为生产已经达到极限（即使是在今天，在使用现代化的手段的情况下）。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由于生产的极限并不决定于挨饿的肚子的数目，而决定于有购买力的有支付能力的钱袋的数目。资产阶级社会不希望，也不能希望生产得更多。没有钱的肚子，即不能用来生产利润、因而也没有购买力的劳动，使死亡率不断提高。”[16]
简而言之，资本主义下的饥饿不是因为社会在技术上无法养活自己，而是因为利润体系的疯狂。
恩格斯在《批判》中说：“要是马尔萨斯不这样片面地看问题，他就会看到，人口的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总是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17]
马尔萨斯的理论自他去世后，已经在实践中多次被推翻。马尔萨斯的末日预言一直被各种事件所破坏；农业、工业和科学的发展使社会能够提高土地的肥力。人类通过技术和工艺的应用提高生产力，并以更少的资源生产更多的东西。
即使在今天，根据人道主义运动者“反饥饿行动”的说法，人类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整个世界，但估计全球有10%的人口正在忍受营养不良和饥饿。
问题不在于马尔萨斯式的人口过剩，而在于私有制和民族国家：这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两个基本障碍；也是阻碍我们今天合理利用社会巨大资源的原因，这些资源被资本家掠夺以获取利润。
寄生主义的辩护者
通过将饥饿和匮乏归咎于普通人，马尔萨斯积极转移了人们对真正罪魁祸首的注意力：资本主义制度。在这方面，马克思把马尔萨斯描述为 “统治阶级的无耻的献媚者”[18]，他的理论为 “劳动剥削者进行新的辩护。”[19] 。
最重要的是，马尔萨斯捍卫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例如，在关于《谷物法》（对进口到英国的谷物征收关税）的辩论中，马尔萨斯坚定地站在保护主义和地主一边，反对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
此外，这位神职人员还忠于自己的信条，用他的经济理论为自己的寄生阶层的存在辩护——为教会、贵族和其他各种“闲人”的非生产性消费辩护。
这位神职人员还忠于自己的信条，用他的经济理论为自己的寄生阶层的存在辩护。//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他保证，这种对社会资源的挥霍并不是浪费，而是事实上对于防止危机和确保资本主义的持续生存是必要的。
马克思在总结马尔萨斯的经济观点时解释：
“因此，必须有不是卖者的买者，资本家才能实现他的利润，才能“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所以就必须有地主、年金领取者、领干薪者、牧师等等以及他们的家仆和侍从。”[20]
同时，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我们既有人口过剩，又有消费不足；有太多的嘴需要喂养，同时又有太多的商品无法出售；生产的东西太少，无法维持无钱的大众，同时又有只能通过富裕的游手好闲者和懒汉的贪婪来吞噬的剩余商品。
马克思总结说：
“人口论小册子的作者就鼓吹，经常的消费过度和寄生者占有尽可能多的年产品是生产的条件。”[21]
马尔萨斯思想中的这个明显的矛盾，实际上表达了资本主义核心的一个真正的矛盾：生产过剩。
在回答亚当·斯密和让·巴蒂斯特·萨伊等相信自由市场的合理性和效率的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家时，马克思表明，资本主义天生就容易发生危机——由利润体系本身的性质导致的危机。
马克思解释说，资本家的利润来自工人阶级的无偿劳动。工人获得的价值（以工资的形式）少于他们生产的（以商品的形式）。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将永远超过市场吸收所有产品的能力。
结果，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解释的那样：
“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22]
马克思承认，虽然他认为这位牧师是个连环抄袭者，但马尔萨斯的经济思想也有一些优点，因为“相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可怜的和谐学说”，这位牧师提供了“对不和谐现象的尖锐强调。”
马尔萨斯乐于宣扬资本主义的矛盾，因为这为贵族和其他各种社会寄生虫提供了接口，而他正是为这些人的利益服务的。
马克思指出：
“马尔萨斯并不打算掩盖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相反，他是想要突出这些矛盾，以便一方面证明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必要的（对这种生产方式说来，他们的贫困确实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向资本家证明，为了给他们出卖的商品创造足够的需求，养得脑满肠肥的僧侣和官吏是必不可少的。” [23]
人口老龄化还是制度老化？
马尔萨斯责备了穷人的贫穷。但他显然对富人的富裕没有异议。
今天，马尔萨斯的当代追随者也是如此。自由派社评指责最脆弱的人是社会的负担。但这些伪君子却忽视——或者更糟糕的是，积极维护——挂在我们脖子上的真正的磨刀石：亿万富翁和银行家，他们只是一种累赘，他们的制度使数百万人终生痛苦和辛劳。
自由派社评指责最脆弱的人是社会的负担。//图片来源：Salar Arkan
在这方面，各种类型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扮演着一个危险的角色，当涉及到资本主义的罪行和灾难时，他们把手指指向各种形式的替罪羊。例如，移民和难民预计会淹死在地中海或英吉利海峡。我们被告知，这个国家已经“满了”。如果允许“一窝蜂”的外国人进入我们的海岸，那么已经不堪重负的社会服务将会崩溃。与此同时，资本家们正淹没在利润中。
或者以老年人的情况为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担心过“人口炸弹”，现在许多受马尔萨斯启发的作者担心的是相反的情况：人们没有足够的婴儿，导致社会的劳动人数不断减少，平均年龄不断增大。
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全世界的妇女——由于各种因素——生孩子的数量越来越少。因此，地球上的总人口预计将从今天的80多亿上升到2083年的约104亿的高峰。随着出生率的降低，这一高峰将在2050年降至90亿。
同时，由于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改善，预期寿命正在增加。总的结果是，社会正在迅速老龄化。
这对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特别是“老年抚养比”，衡量老年人相对于工作年龄人口（15-64岁）的数量，正在逐步上升。换句话说，一个减少的劳动力必须维持更多的退休人员。
这意味着推动经济增长的工人相对减少；供资本家利用的劳动力比例减少；与总人口相比，纳税人减少，同时政府在国家养老金和公共医疗方面的支出需求增加。
瑞银投资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乔治-马格努斯在他的《老龄化时代》一书中警告说：
“人口和劳动力的规模和特征即将发生的重大和长期的变化可能会破坏经济增长。老龄化社会将不得不想办法从福利国家获得更多与年龄有关的支出，以及如何支付这些支出。”[24]
对马尔萨斯来说，问题在于太多的穷人吞噬了社会的资源。而现在我们被告知，问题是老人太多了。
同样，在最近的一份特别报告中，自由派杂志《经济学人》预测西方将出现 “日本化”——即一个老龄化的过程，人口的减少将导致经济停滞和国家债务的膨胀。
该杂志的作者甚至认为，老年人可能对世界经济陷入泥潭负有责任：不仅因为老年人数量的增加意味着抚养率的提高和公共开支（福利和医疗）的增加，而且还因为退休人员显然有助于 “全球储蓄过剩”。
不足为奇的是，这些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想到要研究全球经济放缓背后的真正原因：不是老年人手中而是亿万富翁的银行账户中的 “储蓄过剩”。
正是资本主义——一个被生产过剩和无政府状态所困扰的系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比如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eman)），分别在新冠毅清之前所讨论的“长期停滞”和“永久低迷”的始作俑者；也对现在困扰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不稳定和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如果经济在向前发展，生产力在提高，那么相对较少的工人在晚年要养活更多的人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提供更高水平的医疗保健等的财富将是存在的。事实上，这些价值早已被创造出来，但却闲置在超级富豪们的金库里。
与其指责婴儿潮一代使政府预算负担过重，不如指责老板们和他们的系统使社会停滞不前。问题不在于所谓的代沟，而在于阶级分化。
在这方面，真正要问的问题不是“该怎么处理这些老人？”，而是“为什么生产力停滞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更少的钱生产更多的东西——不仅在工业和农业，而且在基本服务方面？为什么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等技术没有导致工作时间和退休年龄的大规模减少？为什么尽管有最新的科学进步，一股相对较小的劳动力却不能为越来越多的受抚养人提供服务，同时增加养老金、社会护理、儿童保育、教育等方面的供给？
正如科学和技术进步使更多的人活得更长，并使家庭对他们有多少孩子有更多的潜在控制权一样，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应该使社会能够维持更年长、更多的人口，使所有人的生活水平更高。
所有这些——以及更多——都是完全可能的。但不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因为资本主义正处于僵局之中。
事实上，即使是主流学者也在警告“科学停滞”；报告说，近几十年来，研究的“破坏性 ”已经减少，创新已经停滞不前。
当然，这些经验主义的悲观主义者——就像他们之前的马尔萨斯——没有看到的是，这种停滞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到达死胡同的不是科学和技术，而是当前的生产模式。
简而言之，社会危机的罪魁祸首不是人口老龄化，而是一个衰老的体系——腐朽的资本主义体系，它早已超越了它的历史作用，今后必须被埋葬；由它的掘墓人——工人阶级埋葬。
崩溃和灾难
上述关于人口增长的数字和预测进一步反驳了马尔萨斯及其门徒的论点。这位反动的牧师不仅在人类转变生产方式、从而养活更多的人的能力方面是错误的；他在人类对生育的偏爱方面也是错误的。
归根结底，马尔萨斯的意识形态支撑着右翼对移民和难民的排外主义攻击。//图片来源：Mstyslav Chernov, Unframe
马尔萨斯在他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中坚持认为，没有什么能阻止普通人像小兔子一样不受控制地繁殖后代。然而，我们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上的变化反作用于家庭并导致了生育率下降的普遍趋势。
这个过程背后的因素有很多：从农业到工业，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大量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福利国家的建立，包括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更容易获得避孕和计划生育的知识；社会态度的变化，最明显的是宗教作用的下降；以及今天越来越多的潜在父母无力抚养更多的孩子（如果有的话），因为工资低，育儿成本高，租金等。
不管确切的原因是什么，现代资本主义下的总体结果是明确的：生产力的发展为家庭减少子女提供了物质动力和基础，但同时也使社会能够支持更大的总人口。然而，马尔萨斯主义者以纯粹片面的方式看待一切，对这个现实视而不见。
著名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也是如此，比如“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一个由资产阶级学者、知识分子和组织组成的团体，他们在1972年发表了令人震惊的增长极限报告。
罗马俱乐部的科学家们为计算机时代更新了马尔萨斯的观点，对地球资源和人口的变化进行了模拟，提出了100-120年内生态、经济和社会全面崩溃的世界末日预言。
但正如苏塞克斯大学的批评家克里斯托弗·弗里曼（Christofer Freeman）——《末日模型》（Models of Doom）的作者——在回应中所说：“换句话说，任何模型的可靠性都取决于其输入和假设。”[25]而《增长的极限》的作者完全被马尔萨斯的偏见所感染，这些偏见很明显的影响了他们对人口和环境的预测。
据预测，人口和消费将继续呈指数级增长，而生产——尤其是粮食——将难以跟上。有限的资源将以更快的速度被耗尽。如果饥饿没有杀死我们所有人，那么污染肯定会。
最重要的是，像马尔萨斯一样，罗马俱乐部的研究人员没有进步的观点。他们的方程式中没有为技术的质的飞跃；为社会和经济的变革；为阶级斗争留出空间。
他们所能建议的是旨在实现 "零增长 "的政策。这是马尔萨斯的亲传理论，当代的“去增长 ”（De-growth）思想就是从这个血统中产生的。在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这相当于一个永久性的紧缩制度。
然而，罗马俱乐部确实有一个观点。如果继续按部就班，人类正朝着一个可怕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未来飞奔，这甚至可能威胁到文明本身的延续。
可惜解决方案并不在于马尔萨斯式的“积极控制”，人口控制或限制消费的补救措施，而是在于工人阶级为了人类和地球的利益掌握权力并合理规划生产。
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人口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人们是否应该或不应该想要孩子这些问题并不持抽象的道德观点。
我们反对的是马尔萨斯主义者——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断言普通人必须因为社会显然没有资源或生产潜力来为全世界的人口以及数十亿人提供体面的生活这种虚伪的理由而忍受死亡，贫穷和指责。
各种各样的障碍使绝大多数人无法真正控制自己的生活。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以及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反动政府——剥夺了数百万妇女选择不生孩子的权利。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负担得起的托儿所或住房，资本主义剥夺了数百万妇女和男子选择生孩子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者希望消除所有这些障碍：为妇女提供生殖权利和其他基本的民主自由；民主地规划经济，以便为所有人提供体面的住房、资金充足的公共服务和养老金，以及免费的、社会化的儿童保育和老人护理设施。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一场革命：用基于合理的社会主义规划、共同所有权和工人控制的新经济法则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和私有财产的无政府法则。正如恩格斯所解释的那样：
“所谓生存斗争就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生产力，使它们不受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毁灭性的破坏作用的影响，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资本家统治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26]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我们的唯一选择是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
注释
[1] T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Penguin Books, 1985, pg 72
[2] 同上
[3] T Malthus, pg 249
[4]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马恩全集，中文版第二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02/024.htm
[5] 马克思，“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马恩全集，中文版第一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marx-engels/me01.pdf
[6]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恩全集，中文版第一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marx-engels/me01.pdf
[7] 同上
[8]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恩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8.htm
[9] 马克思，路德维希·库格曼，1870年6月27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2/372.htm
[10] K Marx, Grundrisse, Penguin Books, 1973, pg 606，译者自译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文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capital/23.htm
[12] 同上
[13] 同上
[14] R L Meek (ed.), Marx and Engels on Malthus, Laurence and Wishart, 1953, pg 81，译者自译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
[16]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1865年3月29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1/242.htm
[17]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恩全集，中文版第一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marx-engels/me01.pdf
[18]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第二卷，第九章，马恩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6-2/002.htm
[19] 同上
[20]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第三卷，第十九章，马恩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6-3/002.htm
[21] 同上
[2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恩全集，中文版第四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04/044.htm
[23]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第三卷，第十九章，马恩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6-3/012.htm
[24] G Magnus, The Age of Aging, John Wiley and Sons, 2009, pg xix-xx
[25] P Neurath, From Malthus to the Club of Rome and Back, M.E. Sharpe, 1994, pg 96
[26]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恩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