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近来对新发现的苏联文件所做的研究，现在有更多关於俄国革命後早期历史的文献被公诸於世。而这些新文献对於围绕在喀琅施塔得（Kronstadt）“叛乱”丶农民起义丶当时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等种种迷思也作出澄清。现有的新材料证实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对这些事件的解释。尽管有人企图诬蔑布尔什维克，但如黑格尔所言：事实总是具体的。（按：本文原文发表於2005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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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时，俄国是一个不发达的农业国家，农民占人口的86%。在同年二月革命期间，这批农民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积极参与政治，特别是在苏维埃（即工人和农民所组成的议会）中担任士兵代表。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17世纪和18世纪的各大农民起义，也不能忽视1905年的农民反叛行动。然而，直到1917年革命期间，俄国农民才最终成功地在政治上获得了稳定的丶独立的代表席位。
然而，二月革命被资产阶级透过右派社会主义者收割，并没有解决农民所面对的问题。当时的临时政府在这一领域最明显的失败是它完全不能解决对俄国农民最重要的土地问题。对政府的拖延和背叛农民开始自发地征用土地。只有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才承认农民有权成为他们耕耘了几百年的土地的主人。
列宁和他的同志们都明白，组织工人阶级和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都是布尔什维克党最优先的考虑。但布尔什维克绝不会对农民的需要视而不见。与孟什维克不同，布尔什维克完全明白农民抗争在1905年革命期间所发挥的重要性，并认识到这种战斗能量在下一次革命中会是一股巨大的势力。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志在联合城市里的工人和农村里最革命的分子，即农村无产阶级和最贫穷的农民。在十月革命後的最初几天内，布尔什维克制定了《土地法令》，把地主拥有的广大领土交给农民所有，作为联合工农的一大步。(已从阶级合作主义的社会革命党分裂出来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代表农民群众，并应布尔什维克党的邀请入阁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
1918年年中爆发的残酷内战，以及其对苏维埃社会的打击，使城乡之间产生了矛盾。农民向着保守主义的方向发展。他们从革命中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并准备捍卫他们的新财产於左派和右派势力之外。俄国不发达的村庄，都以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运作，没有城市也能生存。农民之间的普遍情绪是：城市的唯一价值只不过是提供某些廉价的工业产品，除此之外，它只是一个麻烦的来源。官僚霸道丶军队征兵丶税收和粮食征收等等对农民来说都是来自城市内的。这种极不平衡的观点，类似於後来“第三世界”的农民运动，如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运动所把持的观点。
不过，过去几十年的农民运动都是通过毛泽东思想或格瓦拉主义言词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俄国内战时期的俄国农民则拾起了无政府主义的口号。但这个过程是渐进的。它始於农民对社会革命党的支持，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民粹主义者的政党。此党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最初是通过鼓吹一种独特的“俄国社会主义”，强调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核心作用来吸引农民社群的。
1918年，社会革命党在先前分裂成左翼和右翼的过程中损失了大量的群众支持。社会革命党作为农民领袖的角色，慢慢被无政府主义团体所取代。这些团体中的一些团体极端宗派化和反布尔什维克，臭名昭着的“纳巴特”（Nabat）团体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在1919年组织了针对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血腥恐怖攻击。後来，他们的意识形态将通过马赫诺运动来表达。
虽然俄国的农村不需要依赖城市，但俄 国的工业中心则需要农村的农产品来维持生存。自1915年开始的基础设施崩溃，在1918年达到高潮。无数的危机，包括老板关厂丶工业破坏丶内战丶交通的崩溃和城市内的大规模饥荒等，迫使布尔什维克实施“战争共产主义”政策。这项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征用乡村的粮食盈余以供应城市里的工人。这种做法被称为“馀粮收集制”（Prodrazverstka）。
农民并不欢迎这种做法。当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到农村收粮时，他们被视为偷窃农民财产的强盗。常常有这些代表（称为“prodotriadi”）被残忍地杀害的情况。此外，亦有很多馀粮收集制促使农民反抗布尔什维克的案例。
在内战期间，小资产阶级（农民）受到工人阶级和反动势力两方面的压力。因此，在某些地区，小资产阶级农民试图在布尔什维克和其反革命的敌人之间进行游说，以发挥独立的作用。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这些行动的倾向尤其强烈——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和工业发展较为缓慢，因此有一个强大而富有的农民阶级。这些势力一度与布尔什维克结盟，因为白军主张恢复旧地主制度，这是广大农民绝对不能接受的。
在所有试图玩弄中间路线的农民运动中，最着名的是1918年至1921年在乌克兰由马赫诺（Nestor Ivanovich Makhno）领导的运动。这支军事力量是一支典型的农民军，承袭着中世纪时期的旧军事结构——既具有这种形式的优点，又具有这种形式的缺点。马赫诺的民兵始於1918年德国占领乌克兰时组建的一支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在自己的行动范围内表现出色，但无法在与正规军的长期冲突中站稳脚跟。当这些游击队在自己的家乡地区活动时，他们可以期望得到乡亲父老的帮助。但是，在远离家乡的地区内作战时，他们却需要以打劫为生，结果失去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马赫诺领导的是一起农民运动， 所以在任何一个城市内都没有强大的支持基础。住在马赫诺控制下的乌克兰地区的大多数工人，不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就是站在孟什维克一边。以下例子说明马赫诺对劳工阶级的态度。当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西内尔尼科夫（Ekaterinoslav-Sinelnikovo）铁道的铁路工人和电报工人在白军将领邓尼金（Anton Denikin）的占领下经历了长期的饥饿，并仍在受苦受难时，他们要求马赫诺付给他们工钱。他的回答是：‘我们不像布尔什维克那样养活你们，我们不需要铁路，如果你们需要钱，就从那些需要你们的铁路和电报的人那里拿面包吧。’在另一次事件中，他对布赖恩斯克（Briansk）的工人说：‘由於工人们不愿支持马赫诺运动，并要求我支付装甲车的修理费，我这就把这辆装甲车拿走，不付任何费用。’”[1]
在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冲突，以及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冲突之间，马赫诺被迫制定了远非“自由意志主义 ”的政策。乌克兰农民在1919和1921年间的实际生活状况是残酷和压抑的。马赫诺领土内的城市并非由苏维埃统治，反而是由马赫诺的军队中挑选出来的市长统治。马赫诺的运动是极度的中央集权，他所控制的革命委员会（RevCom）的领导们决定一切事务。马赫诺甚至建立了一个警察保安组织（！），由以残暴手段着名的前工人无政府主义者利奥·扎多夫（Lev Zadov，後名Zinkovsky）领导。顺带一提，在1920年代初，扎多夫回到了苏联，并加入了格别乌（斯大林治下的秘密警察机构）！苏联当局将他於1937年处死以回报他的服务。在乌克兰，我们清楚地看到，无政府主义者正在犯下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的同样罪行。
1920年9月，伊万诺夫·V.（南方阵线革命苏维埃的代表）造访了马赫诺。他後来写下了这样一段对马赫诺营地的描述：
“营内的政权是残酷的，实施着钢铁般的坚硬纪律，（马赫诺的）叛军士兵只要有一点违纪就会被搧耳光，总指挥部没有选举，所有的指挥官直到连长都是由马赫诺和无政府主义革命战争委员会任命的，（马赫诺的）革命军事苏维埃（Revvoensovet）成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丶不可控制的丶非选举产生的机构。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有‘特务科’，它秘密地丶毫不留情地处理不服从命令的行为。”[2]
为了获得物资和装备，马赫诺有时会与红军结盟。但是，他总是拒绝接受红军的纪律和命令。为了获得粮食，马赫诺的部队不仅抢劫自己控制的村庄，还抢劫红军的车队。这引起了许多冲突。最後，在1921年，这类行动部分促成了马赫诺与苏维埃政府的决裂。此时，布尔什维克的新经济政策，以面包税代替了馀粮收集制，马赫诺和他的无政府主义顾问们也失去了农民的支持。经过短暂的战斗，马赫诺的民兵被击溃。马赫诺本人逃往罗马尼亚，而他的大部分战士则投降并获得赦免。
1921年3月的喀琅施塔得“叛乱”也是苏维埃政府与农民之间冲突的一种表现。这次叛乱是这一时期许多类似的反对苏维埃当局的叛乱之一。但喀琅施塔得由於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事件发生後围绕它所创造的神话，特别受到瞩目。
20世纪30年代末，一批前托洛茨基主义者（塞尔日（Victor Serge）丶伊斯特曼（Max Eastman）丶苏维林（Suverin）等）批评托洛茨基在喀琅施塔得叛乱中作为红军领袖的行动。这些前托洛茨基主义者拥护喀琅施塔得事件为工人和水手对“布尔什维克独裁”的反抗，并指控（托洛茨基）镇压叛乱是“向斯大林主义迈出的第一步”。反共的思想家和宣传家们而後将挪用这类批评来伸张他们的观点。
对这些指控，托洛茨基在1938年以一篇题为《关於喀琅施塔得的大呼小叫》（Hue and Cry Over Kronstadt）的出色文章作为回应，分析了这场叛变的小资产阶级性质。我们没有必要重复托洛茨基为自己关於喀琅施塔得兵变的行动辩护的论点，因为任何想了解真相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这篇文章。相反，为了本文的目的，从最近几年发表的文献中提出一些新的资料会更合适。这些来自苏联档案馆的新证据，为我们明确证明了托洛茨基的批评者的立场是建立在错误的假设和不正确的信息基础上的。
关於喀琅施塔得的第一个神话是：发动叛乱的士兵正是当地参与十月革命的英雄。虽然在1917年，喀琅施塔得的许多水兵确实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还是忠心耿耿地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在内战期间，喀琅施塔得训练营为维护苏维埃政权的战斗提供了精锐而彻底支持革命的部队。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革命水兵不得不被派往前线，青涩的义务兵开始涌入当地，取代了革命家们。到1920年，喀琅施塔得守军已经被1万多名新兵淹没。这使得喀琅施塔得的士兵和水兵总数达到18,707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南俄和乌克兰，这些地区受马赫诺的影响很大。[3] 但在这些人之中，只有5,000人参加了後来的起义。
这些数字证明，到1921年，水兵之间的老革命明显是少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水兵们仍然把持着大胆的立场。3月8日，他们之中某些人发表了一本题为《立即停止市内的反革命政变》的小册子[4]。3月15日，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下令逮捕所有老水手，因为他们“抗命”[5]。然而，这项命令并没有得到完全执行。3月24日，一群老水兵阻止了叛军炸毁“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Petropavlovsk）号战列舰，逮捕了凿事军官，并向逼近的苏军投降[6]。
关於喀琅施塔得的另一个传说是，政变的领导人有革命动机。有的作者甚至写道，兵变者死时还高喊喊着“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但这是一派谎言。诚实的史料打破了这个神话。以萨维尼科夫（Boris Savinikov）为首的反革命组织成员埃尔文根（Elvengern）将军，於1921年2月和3月写的关於彼得堡-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报告中，揭示了他在领导叛乱中的作用。
这份报告是他在巴黎时写的：“......从战术的角度看，他们（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宣称自己是苏维埃政权的狂热支持者，并说他们只反对共产党的专政，希望有了这样的纲领，共产党人就很难动员苏维埃卫兵丶苏维埃部队来粉碎他们。[7]” 立宪派的泽德勒（G. Zeidler）在其私人信件中也重复着同样的解释[8]。当时俄国最优秀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和立宪民主党（即立宪派）领袖米留科夫（Pavel Milyukov）），在巴黎一份报纸上用“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政权将是暂时的”这句话来概括这些报告。
但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基层参与者呢？这些水兵真的有准备为“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而牺牲吗？3月5日，水兵乌林（Dmitry Urin）在给人在乌克兰赫尔松省父亲的信中写道：“我们解散了公社，我们没有公社了，现在我们只有苏维埃政权。我们在喀琅施塔得做了一个决议，把所有的犹太人都送到巴勒斯坦去，让俄国不再有这些污秽。所有的水兵都高喊：‘犹太人滚出去’...”[9]。如果有人对这封信的“真正的革命”内涵有任何怀疑的话，这句话足以消除这种怀疑。这明显到不需要进一步评论。
从叛乱一开始，共产党人就遭受了镇压。3月3日，喀琅施塔得有170名共产党员被捕[10]。接着在3月15日，许多老革命水兵被逮捕[11]。但是，被镇压的不仅仅是共产党员。一名17岁的男孩被送进监狱，因为他质问为什麽革委会成员比普通工人得到更好的食物和更大的份量[12]。
正如托洛茨基所说，所谓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并不是内战期间的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它与其他运动的口号类似，如“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在乌拉尔地区的一些工厂以及哥萨克军队中也有这种运动。从这整个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阶级战争——一边是革命，一边是反革命——的环境下，这些口号不可避免地丶无一例外地情势带往野蛮反动的阵营。没有革命党，任何革命都不可能成功。80多年前的普通俄国工人和士兵比现在许多“左派”人士更明白这一点。
无政府主义丶孟什维克丶社会革命党和其他这类政党的许多基层成员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了苏维埃——而不是被拒在门外。这些政党的普通党员和他们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他们的领导人拒绝作出任何妥协，仍然完全反对布尔什维克。1920年初，乌克兰一些犹太地区的政府是从“崩得”(Bund，旧社会民主党的犹太派系)的成员中招募来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革命以及内战，与布尔什维克并肩作战，与苏维埃政权合作，直到斯大林主义崛起为止。那些有远见的革命者被今天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称为叛徒。但在未来几年里，更多来自苏联档案库的资料和详述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文献将持续证伪更多的旧诽谤。十月革命的真正遗产将在大众面前得到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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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Jakovlev J. Machnovshina, “Anarchizm”，译者自译
[2] Jakovlev J. op. Cit.，译者自译
[3] Shetinov U. A., Krondshtadsky miatez i melkoburzuaznie partii. Kandidatskaia disertazia MGU, Moskva, 1974, p. 91-98. ，译者自译
[4] Krondshtadskaia tragedia 1921 goda. Dokumenti v dvuch knigach.，Moskva，ROSPEN，1999，p. 320-321，译者自译
[5] 同上，doc. 423, p. 445.
[6] 同上，doc. 480，p. 494-496.
[7] 同上，Vol.2，doc. 535, p. 61.
[8] 同上，第322-323页。
[9] 同上，vol. 1, doc. 58, p. 119.
[10] 同上，vol. 1, p. 15.
[11] 同上，vol 2, doc. 423, p. 445
[12] 同上，vol 2, p. 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