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以下是弗雷德·泽勒（Fred Zeller, 1912-2003）的著作《三点即全部》（Trois points c’est tout）中的翻译节选。泽勒当时是塞纳（巴黎）青年社会党人的书记，也是3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运动的同情者，于1935年10月底去挪威拜访过托洛茨基。那时，社会党领导人正在驱逐青年社会党人中的左派，并企图瓦解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趋势，这一趋势的成员在1934年底加入了SFIO（第二国际法国支部，即法国社会党）。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趋势是当时在法国支持托洛茨基的团体。译者：洪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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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托洛茨基进行了这些讨论之后，泽勒被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赢取了过来，脱离了以马修·皮韦尔（Marceau Pivert）为领导的中派（即站在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之间摇摆的派系）。他最初发挥了领导作用，但后来又离开了运动。文中对托洛茨基在一些问题上的态度和想法，包括托洛茨基派面临的组织问题，作了重要的阐述。）
大约是在1935年10月，戴维·卢塞（David Rousset）向我发出邀请，邀请我去挪威访问托洛茨基同志。
当时我还没有加入第四国际的行列。在这一时期，那个“老人”的名字每天都被人在泥潭中践踏着。他们责备他像个“帕夏（大爷）”一样生活在“城堡”里，周围簇拥着“仆人”和一群秘书。我并不介意他邀请我去看看真相如何。说实话，在见识过了法国社会党和社会主义（第二）国际领导人以后，我对终于能见到一位真正的伟大革命领袖而感到万分高兴……
范（实名 Jean van Heijenoort）同志把我的行程安排得非常完美，10月底我便离开了巴黎。我在德国的科隆和汉堡驻留了一会儿，那里是希特勒刚刚掌权的地方。在换乘火车的空隙之间，我目睹了南军、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军的游行，他们用靴子的后跟敲打着人行道，并不断粗着喉咙吼着什么，周围的民众似乎都呆住了，而且绝对都被它们吓坏了。我仔细端详着这些盯着头盔、下巴上系着带子的法西斯面孔。他们的气息中既没有智慧也没有善良，似乎毫不怀疑自己，也毫不怀疑他们的领袖。
我在瑞典的特雷勒堡下了船。在火车上和车站里呆了四天三夜后，一位挪威的同志在奥斯陆与我会合，为我接下来的旅程担任向导。第二天早晨，一列缓慢的火车载着我穿过雪坡，穿过在寒霜中瑟瑟发抖的杉树和闪闪发光的峡湾，直到我抵达霍内福斯，一个有着几千居民的小镇。其他挪威同志正在车站等我。一辆破旧的汽车把我们带到了山上，到了韦克萨尔，一个由散落在雪地里的木屋组成的小村庄。
那个“老人”和“老妇”（托洛茨基的伴侣娜塔莉娅·塞多娃）就住在那里。挪威社会主义议员康拉德·克努森（Konrad Knudsen）将两个房间分租给了他们：一间卧室和一间带沙发的书房。餐厅是公用的。克努森夫妇在那里吃饭的时间比托洛茨基和娜塔莉娅早一个小时，后者二人在一楼有一间卧室和一间带浴缸的小浴室。
小木屋的开阔窗台提供了极好的湖景，身处于大自然绝对的舒缓和宁静之中。我是在1935年10月的最后几天到达那里的。几天后的11月7日，恰逢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社会动荡的18周年，我访问了俄国革命的军事组织者。四十年后，我回忆起这段时光，不无感慨……只要我还活着，这段时光就会令我难以忘怀。
曾任托洛茨基秘书的沃尔特·海尔德（Walter Held）打开了分隔餐厅和书房的折叠门。我听到他用德语说：“弗雷德·泽勒同志来了。”
正在工作的“老人”站了起来，用俄国人的热情拥抱了我。他比我想象的要高大，身强力壮，肩膀宽阔，非常活泼、灵活，微笑着，看起来非常高兴，就像是我的兄弟一样。他穿着厚重的羊毛衬衫，领口用领巾封住，套着毛衣和蓝色的亚麻外套，裤子是灰色的。
他让我坐在沙发上，坐到他身边，又询问起我的行程。他立刻就想知道法国同志们的消息。
“他们怎么样了？有什么事吗？……对了，先不要回答我。我想让我的娜塔莉娅也在这儿听你讲。”
他站起身，到了楼梯上，用俄语告诉娜塔莉娅说我刚刚到了。
托洛茨基在挪威，1936年
我看着那个老人。在我看来，他还非常年轻（那时他五十五岁），也非常快活。我仔细观察了他的脸，银灰色的头发覆盖着宽阔的眉毛，令人钦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双坚毅的灰色眼睛，威严十足，灵光多变，顷刻间就能反射出顽强的意志、自信、审视、惊讶、欺骗和希望。他的嘴巴极其灵动，被他那传说中的八字胡和山羊胡须框在中间，衔接得非常完美。几乎所有不得不与其他人斗争并为之受苦的人，从某个年龄段开始，唇角就会出现一道垂直的苦涩皱纹，而我在他身上却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的一切都散发着宁静的气息。在我看来，他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也许还可以补充一点，就像安德烈·布列东（Andre Breton）指出的那样，在他的本性深处还埋藏着一丝童年的气息，尽管他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依旧被保存了下来。
娜塔莉娅是踮着脚尖走进来的。她的身材娇小而虚弱，灰金色的头发框着一张精致的脸，神情柔和而忧伤。
“现在，”老人说，“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朋友们的消息和健康状况吧。然后，您喝杯茶，我们让您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直到吃午饭。今天下午，我们再更认真地讨论些事情。”
然后，他自娱自乐地问起了一堆问题，从让（Jean Rous）的体重，到莫里尼埃（Molinier）的“活力”，从纳维耶（Naville）同志的反复无常，到伊万·克雷波（Yvan Craipeau）的信仰危机，还担心他非常喜爱的范同志的物质状况，以及他儿子列夫·塞多夫（Leon Sedov）的健康。
他的双眼凝视着，缩放着，打量着，然后目光变得遥远了。他殷勤而友好，试图把你放在时间线里，把你更具体地放在当时参与大规模冲突的人中间。“他能坚持住吗？他会放手吗？他会成长吗？他的真正角色会是什么？”我对他有这么多沉默的问题，但我感觉还是很好。
在最初的几天里，我们的谈话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了法国的形势；各党派、他们的政治、群众的反映……老人要求我详细报告危机的发展情况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的分裂情况。他始终专注地听着，并提出问题，要求了解活跃分子和特殊趋势的细节。他非常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主义青年的潮流正在跳过斯大林主义，走向第四国际。
“法国的你们已经进入了革命的准备阶段，他说。（决定权的）斧子传到了你们手上。你们必须密切关注局势。很快你们就会经历宏大的事件。你们如果能花点时间，坚定自己的立场，就将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斗争的进展，工人们会逐渐发现，他们今天所信任的人已经背叛了他们。而明天，他们就会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他认为，我们在与法国社会党官僚的闲谈中浪费了太多时间，而拖延“重新入党”的谈判是符合他们利益的。这种幻想最能分裂斗争派，使他们能够依靠投降派，而投降派在面对一点儿荣誉和有利可图的职位时，总是愿意卑躬屈膝。
“同样”，老人认为，“你们花这么长时间跟随着皮韦尔中派，尤其是帮助他们组建（他们的）‘革命左派’（组织），是错误的。这些同志会转过身来反对你们。他们会把你们自己的一些积极分子引导走，因为那些人嘴里一旦喊起你们的口号，就会认为留在社会党的圈子里比独立追随你们更明智，当然风险也会更小。”
据他所言，那些“被驱逐出里尔”的人期待自己能被重新入党，这只是一种幻想。
“对你们的驱逐是政治性的。社会党的领导层正与激进派领导人在幕后筹备人民阵线政府。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党内存在诚实、独立的革命者。他们还受到卡钦（Cachin）和托雷兹（Thorez）的鼓励，而这两个人是像僵尸一样服从斯大林的。
“你们成功的唯一机会，也是避免你们最优秀的积极分子被蚕食而失去士气的唯一方法，就是启动向独立组织的过渡。你们必须为马克思主义纲领说话。务必要在政治上武装你们的同志。否则，在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骇人听闻的压力下，他们会迅速被分解掉的。
“我认为，你们应该在你们的运动中，通过报刊、内部公报、新闻会议，以及组织一次特别代表大会，发起一场关于加入第四国际的纲领和旗帜的讨论。然后，我们便可以考虑在你们的同志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之间进行合并。”
他又笑着说：“等到有一天，我可以在《革命报》（社会主义青年左派的报纸）上读到你们公开宣布支持第四国际的消息，那将会是决定性的一步。我就在小木屋的屋顶上升起一面红旗！”
一天午饭时，他问我：“是什么决定性的因素说服了你，要靠近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组织？”
我给他讲了皮埃尔·德雷福斯（Pierre Dreyfus）如何邀请我去著名的咖啡馆Augé rue des Archives，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的上一次会议。在那里，所有的政治讨论都是在出色的详细报告后进行的，特别是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让·鲁斯、戴维·卢塞和巴丹（Bardin）的报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社会党的全国会议上，每个人都以支持他们自己的选举为主，那种闲散混乱的场面与这里截然不同。
在投票和核查授权期间，我还惊讶地得知，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四百人。从他们发声的强度和他们每天受到的攻击来看，我还以为他们有几千人呢……托洛茨基觉得这非常好笑。
这个年轻革命政治组织只有如此少的成员，却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并能使其对手感到如此恐惧，我想它会是未来的力量之一。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不惜一切代价支持这个组织。
托洛茨基经常坚持讨论组织问题，也正确地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如果你们不在运动的每一个层次上都培养优秀的、严肃的行政人员，那么你们即使再怎么正确，也不会胜利。尤其在法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始终缺乏的，就是组织者、优秀的财务人员、准确的账目，以及可读性强、编辑得好的出版物……”
我与托洛茨基最严重的分歧，如果我敢这么说的话，是与民主集中制相关的。在我看来，和社会民主党从不允许基层支部成员决定性地影响党的方向相比，这种无情的专制观念同样危险。
列宁的政治局实行了中央集中制，使得夺取政权成为可能。而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它则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和所谓共产党的堕落。
托洛斯基极力强调说，列宁的政治局实行的是“民主的”集中，而斯大林的政治局实行的则是“官僚的”集中。他承认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针对这个问题有过思想斗争，而这使他与列宁分裂了多年。
“不过，”他又说，“列宁又一次是对的。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的党，我们就永远不会夺取政权。中央集中意味着把组织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它的‘目标’上。这是领导千百万人民与占有阶级斗争的唯一手段。
“如果你和列宁一样，承认我们处于帝国主义阶段，即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足够灵活的革命组织，以应对秘密斗争以及夺取政权的要求。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中的党，能够引导和领导群众，并支撑他们完成这场巨大的必胜斗争。因此，在走出每一步时，也都需要进行集体的、忠诚的自我批评。”
他补充说，集中制的实施不能像从外部强压在现实之上的蓝图，而是必须从政治形势中发展出来。他举了俄国共产党的例子：1921年，俄国共产党从内战强加的极端集中的军事形势，转变为了以参与经济重建的工作场所为基础细胞的组织。
“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领导党的工作，并保证在各级严格执行由多数人决定的政策。动不动就回到方向问题上是不行的，因为这样就会扭曲党所确定的政策的实施。”
他经常谈回到工人阶级先锋队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宗派主义。它会使人疲惫、枯萎、士气低落且被孤立。
“这也就是威胁法国部分的原因。这是我们敦促我们的同志作为一个‘趋势’加入法国社会党的主要原因之一。实践证明，这一点是正确的，因为这使得他们能够在群众中工作，检验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强化自己的组织。
“列宁一生都在和宗派主义的偏差作斗争，因为这些偏差会把革命者同群众运动和对形势的认识割裂开来，而事实也正是这样。在许多场合，他不得不同‘老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当他不在的时候，这些人几乎不能使‘神圣的文本’与现实相匹配。”
托洛茨基回顾了1905年发生的事情；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对彼得格勒苏维埃采取了宗派主义的立场，所以只起到了微小的作用：
“理论上的例行公事，这种政治和战术创造力的缺失，不能取代对洞察力的需求、对事物一目了然的推测能力、‘感受’局势的天赋，以及与此同时理清主要线索并制定出一个总体战略的能力。正是在革命时期，特别是在起义时期，这些能力才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听了他的话，我想到了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她在1918年夏天，被谋杀前不久，写下了这样的话：
“革命运动必须是一股沸腾的、无边无际的生命洪流，这样才能找到数以百万计的新形势、即兴创作、创造性力量以及健康的批评。它需要纠正并最终超越自己所有的错误。”
加强斗争中的同志之间兄弟情谊的必要性，也是托洛茨基反复谈到的：
“有必要维护这种关系，鼓励它、观察它，”他反复说道。“一个有经验的战斗工人，对于组织来说，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要想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需要多年的时间。因此，必须竭尽全力挽救一个成员。如果他软弱，不要打垮他，而要帮助他克服弱点，走出自己的怀疑时刻。
“不要忽视那些‘跌倒’在路上的人。如果你在革命道德方面没有什么无可救药的事情要责备他们的话，就要帮助他们回到组织中去。”
傍晚时分，我们在山坡上散步时，他会想起讨论同志们的身体健康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身材”问题。他很关心这一点。他想到了要关心那些已经疲惫不堪的人，想到了保存最弱者精力的必要性。
“列宁总是关注他的合作者的健康。他过去常说，‘在斗争的道路是漫长的，我们必须能走的越远越好。’”
组织的内部氛围让他很着急。在逆流而上的小先锋运动中，内部争执有时是最严重、最激烈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集团被排挤出社会党后，分成了几个敌对的派别：
托洛茨基说：“如果同志们把眼光放得更远，把精力集中在对外和实际工作上，‘危机’就会消退。但必须时刻注意，组织内的氛围必须是始终健康的，必须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每个人都必须全心全意地工作，并且要抱有最大的信心。
“革命党的建设需要耐心和艰苦的工作。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优秀的人气馁，而要表现出自己能和任何人一起工作。每一个人都是一支杠杆，要尽可能地利用他来加强党的建设。列宁深谙此道。在最活泼的讨论、最激烈的论战之后，他知道用什么样的言辞和姿态来缓和那些不当的、有冒犯性的言论。”
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未来时期的基本任务就是形成并巩固组织机构。如果没有组织机器，就不可能完成政策的实行：一切都将局限在没有实际意义的喋喋不休上。大型人类构造的难处，就在于明智地选择哪种人格最适合哪种角色。组织者的艺术，就在于使个人习惯于共同合作，使每个人都互相成为对方的补充。一个组织“机器”就像一个管弦乐团，每个乐器都单独地表达自己，但这只是为了融入并淡入共同创造出的和谐当中。
“要避免在同一个工作委员会中安排才华和气质相同的成员。他们会相互抵消，从而得不到预期的结果。
“知道如何选择同志去完成某项任务；耐心地解释清对他们的期望；巧妙地、有技巧地行事，这才是真正的领导之道。
“把最大的主动权留给负责工作的同志。如果他犯了错误，要向他友好地解释这如何损害了党的利益，由此加以纠正。只有在最严重的情况下才能给予处分。总的原则必须是允许每个人的进步、发展和提高。
“不要迷失在次要的细节中，而掩盖了整体的情况。做事一定要量力而行。除非是在决定性的情况下，否则永远不要超越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
老人还说，不能无限期地绷紧同志们的神经。每次努力过后，都要喘口气，打起精神，重新振作起来。在组织层面，一定要做到有条不紊、精确无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哪怕是一个非常小的目标也好，但要努力去实现它。然后详细制定一个短期或长期的计划，并以铁的手腕，毫不妥协地加以运用。这是实现进步和整个组织发展的唯一途径。”
一天上午，邮递员带来了法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传单和内部公报。在阅读它们时，托洛茨基显得很烦躁、很不耐烦。他拿着一支红铅笔，不停地划去字眼、画着下划线，然后粗暴地说道：
“你们的油印出版物非常糟糕。它们读起来让人很不舒服，就和你们的报纸和其他出版物一样。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用现代化的机器还能打印成这样，政治分析上也许不错，但文字让人难以辨认。你们需要向专家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我向你保证，没有一个工人会费劲去阅读一份印得不好的传单。
“我还记得我在我们敖德萨圈子里发表的第一篇宣言。我是用紫色墨水手写出来的，用大写字母写的。然后我们把它涂在一张明胶上，做成了几十份。我们当时用的是原始方法，但我们的传单却非常易读……而且也很受欢迎！”
他对我们报纸的批评是最严厉的：
“一份革命的报纸首先要面向工人。你们制作并编辑《真理报》（当时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报纸）的方式，让它变得与其说是报纸，还不如说是理论性的学术杂志了。知识分子会对它感兴趣，但工人不会。从另一方面来说，你们出版过几期很不错的《革命报》。
“但是，令人不能接受的可耻之处是，发表的报纸竟然有那么多拼写和排印错误，给人留下一种态度极其不端正的印象，这是不能容忍的。
“报纸是党的脸面。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报纸来判断党的。它所面向的人不一定是你的同志或同情者。你不能用过于高深的词汇来疏远任何人。一定不能让那些偶尔拿来读一读的人认为：‘我理解不了这些人’，因为他以后就再也不会买了。
“你们的报纸应该要有很好的表现力，简单明了，口号总能让人听懂。工人没有时间阅读长篇的理论性文章。他需要的是风格简明的快速报告。列宁说过：‘要想有一份好的报纸，就必须要用心去写。’
“不要再以为你们是在为自己或你们的成员写作。那是理论评论和公报要做的。给工人看的报纸一定要生动、诙谐。工人就喜欢你嘲笑并揭露当权者的作为。
“而且，还要请你们组织中的工人同志来为报纸写稿。要以友好的方式帮助他们。你们很快就会发现，一个工人写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剥削实例的简短文章，比那些自认为学术、博学的文章要好得多。例如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它们简单、生动、可读性强，对于普梯洛夫的工人和大学生来说都是如此。”
老人不断提起列宁，那个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那个他万分钦佩的人。
当我向他讲述我们经济上的担忧、定期出版《革命》所产生的问题，以及有关工作场所文件、传单和人事变动的一切时，老人告诉我：
“一件事如果经过了深思熟虑，并且能够表达清楚……那么想找个方式把它说出来就很容易了！如果你对事物有明确的理论设想，那么你也就会有实现它们的政治意愿。如果你真的想成功地去做你已经明确理解了的事情，那么你也就会有能力找到办法来做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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